绪言
有多少代王朝，就有多少部开国史

改朝换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史进程中可以屡屡看到的现象。一代王朝灭亡了，一代王朝兴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兴起的王朝又归于覆亡，被另一个新兴王朝所替代。诗人们于是歌咏：“兴替忽矣新，山川悄然旧。” “兴亡两梦幻，今古一朝昏。” “今古兴亡事，循环宇宙中。”

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演进的历史，人们都会关注这种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都会思索王朝的兴亡呈现交替重复的规律。

《左传·庄公十一年》记录了鲁国大臣臧文仲这样一段政治评论：“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说夏禹和商汤这样的先古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勃然兴盛；而夏桀和殷纣这样的昏暴之君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却总是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杜预解释说：“悖，盛貌。忽，速貌。” 与《左传》这段文字相类同的内容，又见于《说苑·君道》和《韩诗外传》卷三，不过，发言的主体有所不同，前者是“君子”，后者则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说苑·君道》写道：“君子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 《韩诗外传》卷三之十七也说：“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 《左传》说“禹、汤”，《说苑》和《韩诗外传》则写作“成汤、文、武”和“成汤、文王”。“悖”字和“勃”字原本相通，有时又写作“浡”字。

后来人们有时用“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样的说法来总结中国古代王朝频繁兴替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循环往复的“兴”与“亡”，已经形成了一种“周期率”。

《红楼梦》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用漫画笔法描绘了中国古代政治史所见诸多政权交替兴衰的现象。我们看到，每一个王朝起初“登场”的新兴的统治集团大多风风火火地出台，堂堂正正地亮相；而终于“唱罢”的前代执政者，最后总是以丑角形象匆匆忙忙仓皇退场。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一共存在过多少个王朝？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词条设置，“政治史”的部分，从秦到清，列有59个王朝。即：秦，汉，三国（魏，蜀，吴），晋，十六国（前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冉魏，前秦，后秦，后燕，西秦，代，后凉，南凉，北凉，南燕，西燕，西凉，夏，北燕），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辽，宋，西夏，金，元，明，清。

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的《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所列“秦以后主要朝代”有：秦，汉（西汉，新，东汉），三国（魏，蜀，吴），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武周），五代（梁，唐，晋，汉，周），宋（北宋，南宋），契丹·辽（契丹，辽，西辽），金，蒙古·元（蒙古，元），明（南明），后金·清（后金，清）。包括“唐”附列的“武周”，“明”附列的“南明”，共计39个王朝。

方诗铭编著《中国历史纪年表》所列朝代，“汉”分列“西汉”“新”“东汉”，“晋”分列“晋”“东晋”，“宋”分列“北宋”“南宋”，又列有：柔然，高昌，渤海，南诏，吐蕃，于阗，东丹，大理，契丹，北辽，西辽，蒙古，后金。还列入了隋末唐初李密的“魏”，梁师都的“梁”，窦建德的“夏”，萧铣的“梁”，薛举的“秦”，林士弘的“楚”，辅公祏的“宋”，王世充的“郑”，宇文化及的“许”，以及武则天的“周”，安禄山的“燕”，黄巢的“齐”，刘豫的“齐”，元末徐寿辉的“天完”，张士诚的“周”，韩林儿的“宋”，明玉珍的“夏”，明末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清朱由崧的“南明”，吴三桂的“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陈开的“大成”等。共计100个王朝。

柏杨说：“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象样的或不象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

略去一些年代过于短暂以及版图过于狭小的王朝，可以说，从秦代至清代，大致先后存在过62个正式的王朝，统治时间平均60年左右。有26个王朝执政时段超过40年。

实际上大略可以看作统一王朝的只有11个，即秦、西汉、新、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平均统治时间146年。

自西汉王朝之后，东汉王朝、唐王朝、北宋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统治的时代，都是大体能够实现社会稳定、推动经济进步、创造文化辉煌的时代，分别都在200年左右。

准确地说，这些古代王朝统治的历史，西汉214年，东汉195年，唐289年，北宋165年，明276年，清267年。这些年代数据，较历史真实也存在少许的误差 ，但是由此仍可大略了解古代王朝兴衰的基本历史线索。

总结历代王朝迭相更替的历史，可以有重要的发现。

宋儒邵雍《书皇极经世后》有这样的历史咏叹：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良。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群凶来北荒。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巨唐。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或混同六合，或 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昆岗。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所谓“四千年兴亡”，先后演出着“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的历史。诗句中涉及秦以后从汉至宋共22个王朝。

欧阳修《古诗一十八首·答原父》也有歌咏历代兴亡的诗句：“严严《春秋》经，大法谁敢觇。三才失纲纪，五代极昏垫。盗窃恣胠箧，英雄争奋剑。兴亡两仓卒，事迹多遗欠。才能纪成败，岂暇诛奸僭。闻见患孤寡，是非谁证验。”

曾经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儿童蒙学课本《三字经》，是这样追述历代王朝更替的历史的：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伐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 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奄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廿一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这应当就是长期以来一般民众所认识的历史，所理解的历史。在这种通俗化历史表述中，历代所谓“治乱”与“兴亡” ，从起初的“兴”“起”“创”“建”，到最终的“篡”“废”“坠”“亡”，看起来大都遵循着同样的轨道。

在以政治史为主体内容，甚至被有的思想家尖锐地称为“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 中国传统史学文献中，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其实大都是一个个王朝“兴亡”历程的记录。一个王朝由“兴”而“亡”，再继之以一个新的王朝的“兴”，随后又是这一由“兴”而“亡”的历史过程的多次的重复。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曾经写道：“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 视往而知来，道往而明来，考察“前世”的“成败”与“兴亡”，总结有关的政治经验，这是董仲舒时代“《春秋》之为学”的文化原则，也表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著史者们、论史者们以及读史者们的共同的文化理想、学术动机和求知倾向。唐代诗人笔下所谓“慨焉感兴亡” ，所谓“著论谈兴亡” ，所谓“引古惜兴亡” ，所谓“下笔证兴亡” ，所谓“史书阅兴亡” 等等，也都反映出文化人对古来“兴亡”的同样的关心。

对“兴亡”的回顾，对“兴亡”的感叹，对“兴亡”的思考，对“兴亡”的总结，是中国传统政论的主体内容之一。世世代代对“兴亡”的复杂思绪，千百年来，错错综综，丝丝缕缕，成了中国知识人胸中永远的心结。

古人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宫娥不识兴亡事，犹唱宣和御制词” ，“游人不管兴亡事，但把笙歌闹彩船” ，“行人谁管兴亡事，但说扬州接汴京” 。诗人的批评，一如唐人杜牧诗“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宋人林升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另外，说到“兴亡事”的诗句，又多见如“渔蓑不涉兴亡事，自醉自醒今白头” ，“野人不管兴亡事，饮恨闲看老杜诗” ，“老农不解兴亡事，唯说今年豆角稀” ，“老僧不管兴亡事，独闭松扉自煮茶” ，“山僧不管兴亡事，清坐闲披贝叶文” 者。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是在欣赏对“兴亡事”“不涉”“不管”“不解”的这种淡然之心。诗人有时还借山水花鸟来比喻这种冷漠和麻木中透露的纯朴的自然和真正的智慧。 这种咏叹有时又隐隐含有某种自嘲的意义。事实上，历代站立在一定文明基点上的有历史常识的文化人，都不能掩饰内心对“兴亡事”的热切关注。“独闭松扉”，“自醉自醒”，看起来是冷寂的“清坐”，“饮恨”一类字样还是透露出了所谓“野人”“老僧”们胸中深处那种对于“兴亡事”念念不忘的心绪。

成败得失，盛衰兴废，战略兵法，政策权术，怎样克敌制胜，怎样富国强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帝王们提供“资治”的参考，这些长久以来始终是中国传统政论、中国传统史论的主题。

元代文学家张养浩有一组以“怀古”为主题的散曲《山坡羊》。作者在汉唐两都之间踏察历史遗迹，发抒思古幽情，被誉为咏史的经典。其中《骊山怀古》写道：“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土；输，都变做土。”《咸阳怀古》写道：“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想兴衰，若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又如《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用特殊的视角看赢输、疾迟和兴亡，发表了独到的政治史见解。作者“伤心秦汉经行处”，站立在“宫阙万间”的废墟上，进行了有深度的历史思考。最末“百姓苦”一句，有特殊的意味。回顾王朝兴亡史，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确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专制王朝的盛衰和兴亡，政治史舞台上的开场与落幕，常常只能看到帝王将相们的表演，似乎与一般下层民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对此似乎也并不会有特殊的关心。但是王朝兴替期间所发生的严重动乱，却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经济崩溃，文化沦弃，社会倒退，形成全面的灾难性的后果。从总结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王朝兴亡之间的社会大动乱，往往引起文化成就的毁灭和历史进程的倒退。而新王朝实现的政治安定和经济恢复，又提供了“百姓”们得到安定生活以及对于文明进步作出新的创造的条件。

通过“兴亡事”的总结，来探求行政的规律，是中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主题。司马迁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列往世兴衰。” 所谓“往世兴衰”之“兴衰”，又作“兴坏”。 相近的说法，又可见所谓“兴毁” “兴废” “兴替” 。自秦代至清代，一代代王朝“兴亡”“兴衰”的演变，是历史学研究的素材，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素材。位居执政集团中枢的帝王将相，往往更集中非常的精力特别瞩目于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历史演变。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等人讨论政治史的进程时，就曾经指出他所注意到的“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的规律。 金代学者李俊民《勉和筹堂来韵》诗写道：“往古来今秋复春，嬴颠刘蹶总成尘。蜗牛角上争闲气，笑倒南华梦蝶人。” 元代诗人侯克中《浊渭》诗写道：“浊渭清泾未易论，从他燕蝠自朝昏。商君必欲更秦法，宋玉徒劳吊楚魂。万斛精粱群鼠厌，一钩香饵六鳌吞。老来不解兴亡事，睡足斜阳柳外村。” 政治争斗，你死我活，“往古来今”，“嬴颠刘蹶”，“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是“兴亡事”。这一视角的透彻观察，指出了权力争夺的实质，也超越了传统“浊渭清泾”的政治道德评价的层面。秦兴了，楚亡了，但是对于“斜阳柳外村”人，“商君”“更秦法”怎么样？“宋玉”“吊楚魂”又怎么样？

那么，政治史的探索和政治史的总结难道真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劳作，不如“睡足斜阳柳外村”？千百年的“兴亡事”难道真的是一片虚无，犹如“庄生梦蝶一场空”？

其实，如果跳出简单地总结成与败的经验教训的政治史学的常规思路来讨论“兴亡事”，如果心怀社会史和文化史深层发掘的动机来研究“兴亡事”，也许我们会有有意义的新的发现。

对于“兴亡”“兴衰”“兴坏”“兴毁”“兴废”“兴替”循环中的“兴”，即古代王朝的建国史、开国史，也就是《三字经》中“起义师”“创国基”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和总结，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对于古代政权这种“兴”的过程，在传统政治意识中，通常以为是“天数”所定，也就是说“天命”实际上已经事先规范了一个王朝开国的方向和路径，前朝在历史时段上的限数以及新政权成功的机会。以“天数”为“天”所规定的历史走向的说法，较早见于汉末。《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韩约语：“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 《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历代服务于帝王将相的文士中，有专门以占星、相人、卜事、望气等技术期望探求窥知这种“天数”的。当然，开明之士也有“数虽天定，业乃人为”的比较清醒而积极的认识 ，着重强调“人为”因素对于历史方向和历史进程的意义，然而持这种见解的人，实质上依然没有能够否定“天数”的作用。而更普及的历史观，则以为“人力”是无法影响“天数”的。

对于这种“其兴也勃焉”的开国的过程，新王朝的统治者看作是革故创新，是一种“革命”。

“革命”这一政治词语的最初使用，就是指这种历史现象。《周易·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和商王朝的末代君主殷纣凶暴残虐至极，于是上天震怒，民众叛离，商汤和周武王具有优异的政治资质，奋起义兵，把夏桀流放到鸣条，在牧野击败殷纣，终于取而代之。这种政权转换、王朝更替的现象，都被理解为顺应“天命”和“人心”的“革命”。

然而客观地说，历史上多次发生的这种改朝换代的过程，从宏观的视角考察，究竟是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呢？是体现出了历史的进步，还是仅仅不过是历史的往复的循环、历史的简单的重复呢？

传统政治史论者误以为“天数”所定的古代王朝大略经过一个历史时期就实现更替的现象，很早就已经有人注意到，并且试图探求其中的规律。

战国时期得以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以讲阴阳的《周易》和讲五行的《洪范》作为最集中的理论成就。种种方术之学都以阴阳五行为原则而推演。齐人邹衍把五行学说附会于社会历史的变易，提出了“五德终始”说。 这种理论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政权的兴替。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又将“五德终始”说复杂化，创“三统”说。所谓“三统”说，“把朝代的递嬗归之于三个统的循环。这三个统的名字是黑统、白统、赤统。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的，那时的礼乐制度就照着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区别在于，“五德终始”说以五数循环，而“三统”说则以三与四为小循环，十二为大循环。因而“五德终始”相对简单一些，而“三统”说则相对复杂一些。

“五德终始”说或者“三统”说，都是以循环为规律，因而对历史的总结是非科学的。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政治迷信。事实上，历史上确实多有政治野心家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争夺政治权力的理论根据。

尽管循环学说并不能说明历史规律，也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然而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情形确实从表面看来有类似循环的迹象。有人于是在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使用了“周期率”这一说法。

对于中国政治史上王朝兴亡的“周期率”的认识，历来议论很多。

在关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讨论中，实际上许多意见也涉及王朝兴亡的“周期率”这一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史的说明，自成其体系。其中对于我们讨论的历史现象，称之为“周期性振荡”。

研究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对于其中所谓“周期性振荡”以及“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等观点，有必要进行科学的分析。

毛泽东和黄炎培六十多年前一次关于中国政治史的“周期率”的著名讨论，也值得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思。

1945年7月间，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和以参政员身份来访延安的黄炎培曾经有一次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于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的问题，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起先看来似乎是说他所亲身经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见闻。然而，他又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则显然所说的“周期率”，又是对整个历史的概括。所谓“政怠宦成” ，“人亡政息” ，“求荣取辱” 等等，都是古语。“政怠宦成”，是说地位显贵之后，则政事怠懈。“人亡政息”，是说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能推行善政，反之则理想的政治设计终将破灭。“求荣取辱”，是说欲求其荣，反得其辱。看来，尽管黄炎培起初有“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话，我们把他提出的问题和毛泽东的回答，看作对整个中国政治史的总结，看作对“跳出这周期率”的方法的讨论，可能是正确的。毛泽东当年关于通过民主来“跳出这周期率”的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实现中国政治形式的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然而现在看来，要切实地真正实践这一意志，显然还需要艰苦的努力。

在每个新王朝建立之初，代表着新兴政治势力的执政者们总是宣称“其兴也浡焉”的政治成功是“天命”的体现，是“天意”的实践。这当然首先是一种利用神秘主义文化的社会影响来美化自我、抬高自我、扩张自我的政治宣传，然而在当时也未尝不是相当一部分人内心的真实的政治情感的反映。也就是说，新的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确实往往是新生的富有朝气的政治势力战胜腐恶的代表保守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势力的成功。例如汉王朝取代秦王朝，唐王朝取代隋王朝就是如此。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新旧更替，与其说是“天意”的作用，毋宁说是“民意”的作用。前面引述的孔颖达赞美“殷汤、周武”的话，“上顺天命，下应人心”，后半句看来是对的。新的王朝的开创者怎样顺应民意，整顿天下，安定社会，即使以“循环”史观看历代政治演化，大概也会注意到各朝的差别，发现不同开国政治集团的个性。

总的来说，一个王朝在兴起之时，其创始者往往代表着新生的社会力量，体现着先进的社会要求。新王朝的政治风格具有积极进取的特征，执政者往往能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同时也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于是政风清新，政府有较高的效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创获十分富集。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开国史的总结，也是有意义的。

可以说，有多少代王朝，就有多少部开国史。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这些开国史中有共同点的历史现象。我们在这里所要总结的，是通过对历代开国史的考察所形成的具有某种规律性意义的认识。 PBotirzcoPs28sA1GsamxEtZIjKJKhCBPOdOfEjrzRCNgVYebJgGR+2hLlBMo1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