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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政治史的资深学者托马斯·奥特曾说，1894年至1905年的十年，“是一段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时期”。因为当时的中国太过羸弱，“列强的扩张主义动态”肆无忌惮地升级，以至于这个文明大国成了列强“在欧洲之外所面临的最复杂”也“最紧迫的问题”：一旦中国崩溃，列强为瓜分这一庞大帝国的废墟展开争夺，极有可能“引发世界末日大决战”。从这一意义上讲，“直到1905年，中国问题都使所有其他国际问题黯然失色”。
1899年初夏，流亡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在《清议报》上连载长文《瓜分危言》（5至8月），隔海呼吁国人不可以为中国面临的被瓜分之危是危言耸听。他开篇就近乎声泪俱下地说，“西人之议瓜分中国”已有“数十年”之久，而中国的有识之士“知瓜分而自忧之”也有十年，但仅有“一二之识者，且汗且喘走天下，疾呼长号，以徇于路”。大多数中国智识人因“十余年不睹瓜分之实事”，于是“褒然充耳而无所闻，闻矣而一笑置之，不小介意”。梁启超痛斥这些“蚩蚩鼾睡者”不懂西人“深沉审慎，处心积虑”，瓜分行动“不轻于一发”，不过是因西人尚未完全掌握中国内情，且“各国互相猜忌惮于开战”罢了。
梁启超的这篇《瓜分危言》足以证实，国际政治史家奥特的说法绝非虚言。整整一百年后，中国再次成为列强所面临的“最复杂”也“最紧迫的问题”。昔日的列强仍然是列强，而且已经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不再各自为阵——但如今不同的是，新中国的复兴让列强深感“焦虑”。在十九世纪末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时期”，感到紧张的首先是大英帝国，因为捏在它手里的中国“蛋糕”正逐渐被其他新生列强分食。当时，美国相对于其他列强还处于边缘位置，但正竭力挤进这场对中国的瓜分。而如今，最为深感“焦虑”甚至紧张的是“二战”后取代大英帝国且“更富侵略性的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频频发出警告，“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那么，“即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21 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
让我们应该感到好奇的问题来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天真”过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更值得问：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民族对美国这个“新大陆”的认识“天真”过吗？前一问题的答案恐怕很难不是否定的，而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则应该是肯定的。
倘若如此，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问：我们“依旧那么天真”吗？要澄清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实有必要回顾十九世纪末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时期”的某些历史片段。
十九世纪末的那场危机的开端标志是，日本赢得甲午战争（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夺取了朝鲜半岛，随即与俄国争夺对我国东北的支配权。1904年2月，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袭泊驻我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日本陆军在朝鲜平壤西南部港口镇南浦登陆，随即推进至鸭绿江左岸发起攻击，伺机夺取我国奉天（今沈阳）。5月，另一支日本陆军在我国辽东半岛东南登陆，迅速夺取俄国人控制的大连，从北面包抄旅顺。日俄双方的攻防战持续了大半年之久，1905年3月，日本终于夺取旅顺要塞。两个月后（5 月），日本帝国海军在对马海峡伏击并几乎全歼
远道而来
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这一年，我国学人
刘鸿钧
依据日本学者
野村浩一
的著述编译的《政治地理》出版，开篇即述及
领土性民族国家
要义。
据说，此书是我国
第一部
政治地理学
教科书
。如果可以把它视为我国现代政治地理教育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的确太低。毕竟，作者仅仅粗浅地罗列了当时世界各国的
地理位置
及其政治状况，对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百年大变局的种种苗头毫无
觉察
，对新兴大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智识界的
政治意识状况
更是只字未提。
也在同一年，英国记者 西德尼 · 泰勒 （Sydney Tyler）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日俄战争：现代最激烈的军事冲突》。由于作者具有 世界政治视野 ，直到今天，此书还是英语世界 通俗史学 的畅销读物（2017年Kindle版发行量高达三百万）。在作者看来，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三场战争（ 美国内战 、 普法战争 以及在南非刚结束的 布尔战争 ）相比，日俄战争明显具有更为重要的世界史含义，因为它不仅“对参战双方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欧洲和美国同样重要”。事实上，德意志帝国和美国也对这场在远东的战争“饶有兴趣”，两国紧盯着战争进程，“随时都可能加入交战国中的一方”。“世界发展的整体轨迹必然取决于中国近海海域的控制权”，这场战争意味着这一控制权究竟落在哪个现代帝国手里。在曾任英国首相的 本杰明 · 迪斯雷利 （1804—1881）眼里，历史上影响人类进程的重大事件只有特洛伊战争和法兰西大革命——泰勒认为，如果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那么他就有理由说，可以把日俄战争“看作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三个重大事件”。 [1]
在泰勒眼里，中国对自己的近海海域
没有发言权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已无海防可言。
不过，一位英国的政治记者竟然有如此宏阔的地缘政治大视野，这应该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奇：他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知识视野的呢？
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四年前（1900），美国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社主持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公民文库”推出了一部大著——《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东方处境的影响》，作者是时年31 岁的威斯康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保罗 · 莱茵士 （1869—1923）。他凭靠政治地理学知识敏锐地观察到，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即将展开新一轮全球争夺，德国和美国是最重要的入场新手，而中国则是列强争夺和瓜分利益的 核心地域 。于是人们看到，在这部362页的大著中， 中国地缘 所占篇幅最多（超过三分之一），其次是俄罗斯帝国，然后才是德意志帝国。显然，在莱茵士眼里，德国和俄国将是与美国争夺中国利益的主要对手，与比他仅小三岁的英国政治史学家 拉姆齐 · 缪尔 （1872—1941）相比，两人的视野明显不同。 [2]
保罗·莱茵士的论断依据的是一个政治现实：美国在打赢
美西战争
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取菲律宾后，随即向英、法、俄、德、日、意六国发出外交照会（1898 年12月），要求诸大国不可
独占
远东利益，中国的“门户”必须保持“开放”。这一事件的背景是，1898年3月，德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向其出租青岛，因企望使之成为“德国的香港”，租期与英国强行租借的广东
新界
一样为99 年。俄国紧跟着以相同方式迫使清政府向其出租辽东半岛港口，还“强行获得了南满铁路哈尔滨至旅顺支线的筑路权”。法国则提出了租借广州湾99 年的要求，并附带索取在中国南方修筑铁路的专营权。日本赶紧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东南的福建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国不得染指。美国财阀集团迫切地感到，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了威胁，遂鼓动舆论“惊呼美国资本有被关在满洲大门之外的危险”，纷纷“要求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保护美国商人的在华利益。
因此，美国政府以强硬姿态发出“门户开放”照会，
高调介入
俄国与日本争夺东亚的博弈，并紧盯德国进入东亚的种种举动。
1901年7月，义和团危机爆发。
借此时机，美国国务卿
海约翰
（1838—1905）
再度重申
“门户开放”，敦促欧洲大国和日本不要利用义和团事件“将中国瓜分成一块块正式的殖民地”。由于
自由主义文明
诸大国之间“依然相互猜疑”，而非因为美国
两次申索
拥有分享中国利益的
自然权利
，“中国名义上的独立”才免遭倾覆。事实上，当时海约翰手上已有“好几个应急计划”，一旦其他自由主义大国动手，“美国也动手攫取中国的领土”。日俄战争开打后，美国总统
西奥多
·
罗斯福
（1858—1919）随即“鼓励美国的银行家向急需资金的日本政府提供贷款”，在他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阻止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
威廉
·
塔夫脱
（1857—1930）继任总统后（1909），白宫又担心日本全面掌控我国东北经济，遂将政策翻转过来，试图插足东北铁路，未料遭遇俄国和日本
联手排挤
。
西德尼·泰勒仅仅把日俄战争“看作影响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重大事件”，即便在当时看来也带有蒙蔽性，因为他只字不提几年前的美西战争——尤其是这场战争的
东南亚战场
——的世界史含义。1898 年5 月1 日，
杜威
上校（1837—1917）率领美国远东舰队突袭马尼拉湾，凭靠“优越的军舰和熟练的炮术”，一举摧毁装备陈旧的西班牙远东舰队，据说世界海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轻而易举”的胜仗。消息传到美国，人们欣喜若狂，纷纷“细看地图和地理书”，寻找美国打胜仗的马尼拉湾在哪里，国会则投票表决向杜威上校致以谢意，并晋升他为海军少将。
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着眼，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的战争比日俄战争更具世界史含义。尽管日俄两国争夺对朝鲜和我国东北的控制权凭靠的是欧洲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动力，但这毕竟是赤裸裸的
自然野蛮
行径。与此不同，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时，高调打出了
大西洋革命的自由民主
旗帜。在此之前（1897），菲律宾的反殖民志士已经移植“1895 年的古巴宪法”，1899 年元月，菲律宾的反殖民起义军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但美国凭靠自己的军事优势毫不迟疑地“把它给毁了”。2月4日傍晚八点半，美国占领军对菲律宾人民军营地发起突袭，
美菲战争
（1899—1902）开打。起初，菲律宾人民军还有还手能力，2 月22 日夜，在欧洲受过训练的
安东尼奥
·
卢纳
将军曾率领部队一度逼近美军占据的马尼拉。这天碰巧是“华盛顿的生日”，在菲律宾史学家眼里，颇具历史的讽刺意义。
美军随即展开大屠杀。指挥官
威廉
·
沙夫特
将军（William R.Shafter，1835—1906）是
德裔
美国人，他基于大西洋革命理念认为，有必要“杀掉一半菲律宾人，以便剩下的菲律宾人可以摆脱目前半野蛮的生活，从而获得更高级的生活”。
由于沙夫特将军在菲律宾屠人表现突出，夏威夷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港口，加州和得克萨斯州则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
美国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取菲律宾，意在参与当时的世界大国对中国市场的争夺。美西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有国会议员呼吁，为了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必须“注意太阳落下去的那片土地，注意太平洋……”。毕竟，“只有在中国附近拥有一个基地，美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菲律宾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地”，因为马尼拉可以成为“香港的天然对手”。10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
威廉
·
麦金莱
（1843—1901）对即将前往巴黎与西班牙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发出训令，明确提到美国必须获取包括吕宋岛在内的整个菲律宾群岛，并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诉求。换言之，正是凭靠夺取菲律宾，美国才得以提出“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在瓜分中国利益的“盛餐”上，美国“也可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了”。
美菲战争开打是1899年2月的头号世界新闻。时年34岁的英国小说家兼诗人
鲁德亚德
·
吉卜林
（1865—1936）得知消息后，随即为美国人写了一首赞美诗《白人的负担》（
White man's burden
），同时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麦克卢尔杂志》（
McClure's Magazine
）上发表。吉卜林出生于英国的印度殖民者家庭，在英国本土接受教育后回到印度做政治记者（1882），三年后逐渐转身为以随笔、诗歌和短篇小说见长的
政治作家
。在这首浅白的政治诗歌中，吉卜林没有丝毫“委婉地敦促美国人吞并菲律宾”：
肩起白人的负担——
派出最好的人选——
把你们的儿子流放到异乡
去满足俘虏的需求，
在沉重的枷锁中服侍
桀骜不驯的家伙——
你那些新捕获的阴沉的人种
半是魔鬼半是孩童。
吉卜林写下这首诗并非心血来潮。半年前，当美军登陆菲律宾群岛时，他就“开始变得亢奋，畅想着大西洋彼岸的那个国家[美国]最终将[与英国]一起分担重任，教化世界上落后地区的民众”。如今，菲律宾人竟然起兵反抗，当然得用“沉重的枷锁”驯服这些“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
人种
。事实上，在一年多前（1897）的长诗《白马》中，吉卜林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过这种
自由主义帝国意识
：现代欧洲文明有如“疯狂的白马要冲破一切阻拦，向上帝索取它们的美餐”——驾驭这匹白马的“狂野的白马骑士”理应“挥舞马鞭，甩动马刺，给予
畜群
以前所未有的训示”。白马骑士和他“野性的白马”面对着地表上“全部的大海，永世嚼不尽的浩瀚”，召唤
欧洲
人
“投身于海流的翩跃”。在今天我们的某些文学批评家眼里，这样的意象“凝聚了西方文明中所有重要的、积极的内涵”。据说，由于这首诗作“既代表了勇气、荣誉感、牺牲精神等自亚瑟王时代以来的传统价值，也暗含着平等、宽容等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观念”，诗人吉卜林“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如此评价足以表明，说这话的人迄今还不知道一个
历史常识
：在十九世纪末，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块铜板的两面。事实上，1899 至1903 年的美菲战争，已经让当时的某些中国知识人将其与中国的处境“联系起来”，并促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当代世界的一种现代存在模式”，而诸如“人民”、国家、现代化和历史之类“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主题”也因此“变得明确起来”。
相比之下，当今美国的地缘政治作家倒是看得很清楚：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今天，《白人的负担》这首诗“听来肯定是种族主义”的表达。这部“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以“富裕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贫穷与欠发达国家所负有的责任”为由，“鼓励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呼吁美国人肩负起白种人的“教化使命”，这使得它成了“将帝国主义粉饰为人道主义的最好例子”。 [3]
《白人的负担》刊发后，随即引发舆论界热议。西奥多·罗斯福与吉卜林有过一面之交，他对这位英国文人的诗才看不上眼，但这并不妨碍他承认，“从扩张主义的立场来看”，诗中所表达的意象“还是很有道理的”。
保罗·莱茵士的政治地理学大著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中，他虽然认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的新一轮世界霸权之争将影响世界和平，但他同意吉卜林发出的召唤：美国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 白人 的负担”。 [4] 在威斯康辛大学的课堂上，为了激励 美国青年 树立起 自由帝国主义 的扩张精神，莱茵士对学生们说：
我们[美国]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而是一个制造业国家，我们只能靠关注海外市场才能成功和富裕。我们不再能够负担得起孤立的生活。 [5]
十九世纪末的自由帝国主义所凭靠的nation[民族国家]观念，本是欧洲基督教民族政治成长过程的“偶然产物”。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王国的
君主
政体无视罗马教权建立的国际秩序，通过国际战争形塑了自己的疆土和人民，由此产生的
领土性国家意识
催生了特有的 nation[民族国家]观念。欧洲的地缘空间“决定了这些新的主权国家是好战的”，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这“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侵略或所谓“防务”成了政策的重点。
与此不同，美国作为nation的诞生源于英属北美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建国。对于美国人来说，nation这个语词还包含
大西洋革命
的独特意涵，因此其侵略或所谓“防务”无不带有自由民主的
历史道义
修辞。
法国大革命把nation的这一含义移植到欧洲，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革命。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刚刚兴起的生物学-人类学-地理学的影响下，race[种族]含义进入了nation观念。一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
现代现象
”，这一说法大致没错，但未必确切。一旦考虑到盎格鲁-美利坚成为nation的历史含义及其对欧洲大陆的巨大影响，就应该说，种族主义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大国和作为nation的盎格鲁-美利坚催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象”。
由于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今天的公共知识界很少有人知道种族主义与英美知识人的瓜葛，似乎种族主义是德意志人的专利品。其实早在1840年代，美国宾州大学的生物学家 萨缪尔 · 墨顿 （1799—1851）就以人类种族起源的多元论闻名学界，由其学生编辑的代表作《人类的诸类型》自1850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 [6] 在大不列颠帝国，则有爱丁堡的著名解剖学家、生物学家兼作家 罗伯特 · 诺克斯 （1791—1862），其代表作《人的诸种族：从哲学上探究种族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影响》史称“维多利亚种族论”的标志性作品。 [7]
保罗·莱茵士在《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中不时提到race，这在当时美国的政治学界算得上是一种时髦。两年后，莱茵士又出版了一部大著——《殖民政府：殖民制度研究导论》。在说到欧洲大国之间的殖民竞争时，莱茵士用“日耳曼种族”（the German race）来指称德意志帝国。言下之意，即便在欧洲的nation冲突中，也还包含race冲突的要素。 [8]
保罗·莱茵士虽然年轻，却是美国最早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识的专业 政治学 家 之一，并与美国最早一批全球扩张论者一起留名史册。 [9] 他的老师 弗雷德里克 · 特纳 （1861—1932）以“移动边疆”论闻名学界，声誉更为显赫，甚至被视为美利坚民族国家史学的真正开山者。1893年7月，年仅32岁的特纳在美国史学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举成名。他提醒美国人意识到，美国诞生于攫取西部的“自由土地”，美国的形成有赖于西部边疆的不断西移直至最终抵达太平洋。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家称赞特纳“重新发现了美国”，而他的这篇论文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圣经》《[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 [10]
据年鉴学派的史家大师说，现代西方具有
全球视野
的地理学开宗大师是德意志人
亚历山大
·
洪堡
和
卡尔
·
李特尔
，然后就得算上
弗里德里希
·
拉采尔
了。
在今天看来，拉采尔的学术地位的确应该得到更高评价，因为他是第一个
专门
而且
全面论述
美国政治地理的欧洲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移动边疆论”虽然来自盎格鲁-美利坚
自东向西扩张
的政治成长史，却与拉采尔对美国的政治地理学观察不谋而合。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看，德意志与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成长的连带关系问题，再怎么强调恐怕也不会过分。毕竟，正是这两个新生的政治单位自十九世纪以来迅速成长，以及美国两次跨洋介入欧洲老牌大国针对新生德国的战争，形塑了离今天的我们最近的一场世界历史百年大变局。
晚清时期，我国学人已对亚历山大·洪堡有所介绍，“但很简单”，对李特尔也仅是“偶有涉及”，拉采尔则连“偶有涉及”也谈不上。1903 年，《汉声》杂志第5 期所刊《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译自日本史学家
坪井马九三
（1858—1936）所撰《史学研究法》中的一章，其中提到拉采尔（译作“拉且儿”）的《人类地理学》，称他为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
犹太裔史学家
埃米尔
·
赖希
（1854—1910）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1904年，他出版了在伦敦大学开设“现代欧洲的基础”大课（1903）的讲稿。这位才华横溢的世界史学者早年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接受教育，30岁时移民美国。在他眼里，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大陆“一片混乱”，“没有一个君主政体或共和国由连续的领土组成”，因为它们无不“被另一个国家的属地分割中断”。赖希甚至认为，现代欧洲无异于古代希腊的翻版——“小希腊或西西里岛拥有数百个完全不同的自治城邦”，它们互不相容、相互敌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欧洲人在十九世纪“史无前例地移民到美国”，“但美国人民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却表现出最惊人的
同质性
”。因此，在讲述“现代欧洲的基础”时，埃米尔·赖希从盎格鲁-美利坚殖民地的独立讲起，而非从英国与西班牙或英国与法国的全球争霸讲起。随后，赖希用主要篇幅讲述拿破仑“同化欧洲”的失败，但它“显然改变了全球政治的面貌”。毕竟，在法国大革命把盎格鲁-美利坚的“民族[国家]独立精神”引入欧洲后，“欧洲数目众多的大小国家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强调它们之间的
种种差异
”，以至于“每个政治个体都有一个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战”。
《现代欧洲的基础》以盎格鲁-美利坚的“独立战争”起笔，以意大利半岛以及德意志实现统一收尾。联系赖希随后发表的《头脑膨胀的德国》（1907）一书来看，他似乎认为，实现统一后的德意志与法兰西争霸欧洲，可比作斯巴达与雅典争霸地中海，而大英帝国则充当了当年波斯帝国的角色。可见，赖希最终未能对盎格鲁美利坚正在形成世界性帝国的 历史冲动 给予足够关注。虽然在十九世纪后期，“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信心满满地预测，美国将完成对欧洲的经济同化”，赖希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尤其不相信当时的欧洲和盎格鲁-美利坚学界流行的“种族论”会成什么气候：
研究历史的人是时候放弃站不住脚的“种族”观念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历史不是由“种族”创造的，而是由各民族的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创造的，此外还受到地缘政治的不断影响。（《现代欧洲的基础》，页194）
随后的历史证明，赖希的观点过于乐观，他拥有的丰富历史知识也没有让他变得更明智。《现代欧洲的基础》比《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仅晚四年，在今天看来，赖希的政治史学眼力不及拉采尔和莱茵士：拉采尔相信，德国要成为欧洲大国就得 模仿 美国；莱茵士则看到，美国的未来敌人将主要是德国和俄国。尽管如此，赖希以 利奥波德 · 兰克 （1795—1886）的史学为楷模，把国际地缘政治视角引入史学，又明显比莱茵士的国际政治学更具世界史的宏阔视野。
相比之下，无论在世界史还是国际地缘政治方面，我国同时代学人刘鸿钧的《政治地理》教科书的认知何其 局促 ！但我们更应该对比的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国读书人的政治地理学知识有了多大长进。
刘鸿钧在1905年编撰的《政治地理》还算不上是我国的第一部现代政治地理教科书。在此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整个欧洲爆发民主革命那年（1848），时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的
徐继畬
（1795—1873）刊印了他编撰的《瀛环志略》。
从美国传教士
雅裨理
（1804—1846）和其他西方传教士那里，徐继畬获得了对全球地理“大势”最为基本的认知，尤其是他得知了美洲：
以地球大势言之，三土[引按：指欧亚大陆]在东，亚墨利加在西。三土在地球之面，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背也。……亚墨利加一土，与三土不相连。地分南北两土，北土形如飞鱼，南土似人股之著肥挥，中有细腰相连。
“亚墨利加”就是美洲。那时，在北美洲新生的欧洲政治单位正竭力向太平洋东岸殖民扩张。《瀛环志略》基本上“仍然是一部传统的地志，而不是一部新型的近代地理著作”，难能可贵的是，徐继畬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早已波及亚洲，中国实际上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之中”。
八年前，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5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并进攻广州未果，北上登陆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的
定海
（7 月），直接威胁我国江浙沿海一带。
魏源
（1794—1857）虽年近半百，仍毅然弃笔从戎，入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
裕谦
（1793—1841）幕府投入抗英之战，甚至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审讯英军战俘。1841年10月11日，裕谦因兵败自投沉泮池
以身殉国
，不到一年，
林则徐
（1785—1850）也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1841年6月）。魏源愤而辞归，返回书斋，仅用两年时间即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2），次年刊行于扬州。此书以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即《地理百科》（
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为基础，史称我国甚至亚洲首部描述全球政治地理之作。面对英国舰队的现实威胁，魏源特别重视英国，所谓“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
四年后（1846年正月），广州越华书院监院
梁廷枬
（1796—1861）刊行《海国四说》，其中有专述英国的《兰仑偶说》（四卷，“兰仑”系London的音译）和专述美国的《合省国说》（三卷，成于1844年），史称我国首部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国别史”之作。与其对英国的记叙相比，梁廷枬明显更看重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新政体所开辟的“未有之局”，让人既“感而慨之”又“敬而佩之”。
同样，徐继畬更看重“大败不列颠帝国”的美国。《瀛环志略》记叙“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的篇幅，远多过对欧洲任何一国的描述：举凡政治制度、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军事实力、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乃至殖民化过程以及美国独立革命故事，无所不及，相当于美国政治地理简述。对美国当时26州的描述，除介绍基本地形和气候，还略述该州历史，甚至提到州立大学。在今天看来，尤其难得的是，徐继畬注意到美利坚人的西扩运动：
米利坚全土，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合众国皆在东境。华盛顿初建国时，止十馀国。后附近诸国，陆续归附，又有分析者，共成二十六国。西境未辟之地，皆土番，凡辟新土，先以猎夫杀其熊鹿野牛。无业之民，任其开垦荒地。生聚至四万人，则建立城邑，称为一部，附于众国之后。今众国之外，已益三部。总统领所居华盛顿都城，不在诸国诸部数内。（《瀛寰志略校注》，页301）
《海国图志》的初版尚显单薄，魏源随后两次扩写。第一次仅扩充十卷（六十卷，1847），第二次扩充至一百卷（1852），篇幅几近增加一倍，其中采用了不少《瀛环志略》的材料——比如，
《瀛环志略》曰：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归于我，荷兰尤专务此。
徐继畬并没有这样看待美国，反倒是“因发现[美国]这个富有的国家充满魅力、甚至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而激动不已”。虽然《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都“相当于近代西方的政治地理”，但相比之下，魏源对美国的记叙要克制得多。
徐继畬对乔治·华盛顿不吝赞美之辞，就是显著的例子：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己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异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瀛寰志略校注》，页301）
在魏源笔下，华盛顿并没有显得如此神勇。由于法国人“以全军”相助，英军才“不能支，遂与华盛顿和”，尽管法国“亦由是虚耗”，“国大乱”。魏源似乎更看重“用兵如神”的拿破仑，因为他在“国人既弑王”的历史时刻“乘势鼓众，得大权”，在“国人推戴”下即王位后，又“恃武略，欲混一土宇，继罗马之迹”（魏源，《海国图志》，页1226）。
徐继畬对美国迅速崛起的历史故事更感兴趣，据说因为它是成功“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故事：
以美国反抗英国为发端，己有许多南美洲国家起而仿效，对抗西班牙。徐继畬这位坚决反对欧洲人向东亚侵略、渗透的儒家斗士，认准了美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潜在强国。
的确，后来不少中国知识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把美国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却没有认识到它本身就是一股新生的帝国主义
力量
。但是，要说徐继畬“认准了美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则明显是夸大其词。直到今天，我国知识人对十九世纪初的
南美独立运动
仍不甚了解，遑论徐继畬。事实上，“综观《瀛环志略》，对西方国家的赞美之词，可以说比比皆是”。
王韬
（1828—1897）对徐继畬的评价更为贴近传统儒家智识人的视角，在他看来，与《海国图志》相比，《瀛环志略》更为简明扼要：
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
一个人的视野不同，对文本的评价自然会不同。在当今的西方学人眼里，《海国图志》的“意义特殊”，因为“在西方地理霸权思想日益增长的时代，它成了帝制地理学的最后文本”。虽然魏源的编撰材料来自新教传教士，但他“没有按照欧洲文本的大陆中心框架来组织文字，而是诉诸某种想象的朝贡范畴”。在魏源眼里：
南洋不是由边界概念而是由掌握政权的帝国权力中心主导。随着《海国图志》开始考虑南洋以外的政治实体，地缘政治的观点更接近源自欧洲的观念。魏源认为，南洋的理想状态是互惠互利、不受管制的贸易，但这种安排受到了西方海军强权的干涉。他主张加强沿海防御，这需要更加重视海军的发展，他认识到欧洲人在南洋的行动代表了现状的根本性转变。尽管如此，魏源的概念设想仍然无法适应主宰世界海洋的政治现实，这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海军政策公认的目标，这一目标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完全一致。
就算是这样，《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初刻时均遭遇冷落，甚至受到老派儒士攻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
同治五年
（1866），总理衙门才开始重视《瀛环志略》，“并被同文馆选定为教科书”。自此以后，徐继畬对美国政体的倾慕便开始影响新生的中国志士。
曾国藩
（1811—1872）读过《瀛环志略》后，就成了“美国的崇拜者”。
《海国图志》对新生的美国虽不像《瀛环志略》那样推崇备至，但也不乏想当然：
国内规模律例已备，乃立与邻国相通之制，以绝后世边衅，令民视四海如一家，视异国同一体，遇列国纷争，劝和为尚。（《海国图志》，页1626）
今天的我们没有理由责备《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对新生美国的描绘似是而非。《海国图志》第二版问世之前20年（1827），因参加盎格鲁-美利坚人的分离主义叛乱而闻名的法国大革命名人
拉法耶特
侯爵（1757—1834）重访美国，在法国掀起一股
崇美热
，报刊上涌现出大量介绍美国生活和环境的文章。表面看来这些文章与政治无关，但对任何有洞察力的人而言，其政治倾向显而易见。当时欧洲的激进共和派人士“需要一个具体和令人信服的模式，而美国刚好提供了这一模式”。他们所推崇的“美国”显然并不真实，它更多是一个“思想和字面上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典范”。
《海国图志》一百卷本问世仅仅半个世纪后，刘鸿钧的《政治地理》教科书就让人们看到：美国的扩张已经能够“左右”太平洋和大西洋，“东控”欧洲和非洲，“西接”亚洲和“南洋诸岛”。
不过，与《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相比，刘鸿钧的《政治地理》虽在实证知识方面大有推进，却明显缺少文明危机意识，对“古今之沿革”和“形势之变迁”这类涉及世界变局的大问题毫无感觉。
刘鸿钧埋头编译《政治地理》时（1904），不到 30 岁的美国青年
荷马李
（1876—1912）已经在洛杉矶创办了“干城学校”，以教育改革作掩护，帮助
康有为
（1858—1927）的保皇会秘密训练军事骨干，为组建“中华帝国维新军”（Chinese Imperial Reform Army）做准备。
五年后，他又协助
孙中山
（1866—1925）策动广州的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荷马李都曾积极给予支持——只要能
复兴中华
，似乎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立国之日，孙中山作为临时总统授予荷马李少将军衔。不幸的是，这位青年英才不久就因病离世，年仅36岁。
荷马李与中国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据说，他家厨子是个梳辫子的中国移民，荷马李自小从他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中国历史激动人心的动荡故事，夜里还梦见自己成了一位转世“武僧”，在冲锋号的嘶鸣声中指挥一支军队保卫中国。
1905年夏，康有为挪用海外华人支援保皇会的捐款在墨西哥和南美投资，荷马李对此很是不齿。同年11月底，身在墨西哥的康有为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免除了荷马李负责培训维新军的职务。1906年仲夏，荷马李离开洛杉矶来到人迹稀少的长堤，打算撰写一部名为《中国再次觉醒》（The Reawakening of China）的大书（按写作提纲有30章），在他看来：
过去5000年里，从伏羲以至于今日，中国出现过六次沉沦与六次重生之轮回。在明日清晨的红色曦光中，她或将进入第七次复兴时期，或以比过去更加悲剧的方式沿着昔日王朝的墓道走向国家之消亡。
荷马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主要得自两位美国传教士的著作：
卫三畏
（1812—1884）的《中国总论》（长达一千余页）和
丁韪良
（1850—1916）的《汉学菁华》及《中国觉醒》（两书加起来有六百多页）。
就中国文史知识而言，荷马李不可能赶得上任何一位普通的中国
士人
，遑论魏源和徐继畬这样的儒生。然而，荷马李却能敏锐地看到，中国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成长过程中已经历过“六次沉沦与六次重生之轮回”，眼下正面临“第七次复兴”，而且成败未卜。
荷马李写作《中国再次觉醒》与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义和团战争”（1900年6月至9月）有关。这场短促的战事不仅显得“非常奇特”，其起因也不可思议，因为它并非如诸多史书所说，是
慈禧太后
（1835—1908）率性而为所致。事实上，慈禧太后“自始至终慎重行事，没有把军国大事视作儿戏”。毋宁说，她有理由担心，外国势力的行动意在让
光绪复位
。其实，当时各大国更关心各自的在华利益，而非中国的内政更迭，但八国联军在6月16日夺取天津大沽炮台的行动，无异于
不宣而战
，慈禧太后认为这是在逼她归政于光绪，因此而“别无选择，被迫宣战”。何况，6 月20日下诏的战书虽“措辞极为强硬”，但其本意更多是“恫吓与威慑”，而“不在开战”——用今天的话说，它仅仅相当于“外交照会”。
不过，试图用武力帮助光绪复位的外国人的确不乏其人，荷马李就是其中之一。义和团战争爆发之时（1900 年6 月），荷马李在保皇会的资助下，从旧金山乘“中国”号客轮经夏威夷、菲律宾再转道横滨，于7 月中旬抵达香港，一时成为旧金山的新闻事件。荷马李此行的目的是在两广招募一支武装，北上“勤王”，康有为还为此授予了他中将军衔。荷马李的这次
义举
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1901年1月）即返回旧金山。
义和团战争结束仅仅一年（1901），亲历该事件的美国传教士 明恩溥 （1845—1932）就出版了一部书，记叙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书的开头，明恩溥用了两章篇幅谈论他眼中的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 特质 。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一部专著《中国人的特性》（1894，中译本不下十种），义和团战争之后他更有理由说：
中国人作为一个文明、有教化、物产丰富、寻求进取的种族能够作为生物存在于地球上，但却不渴望更改现有条件，以达到更接近理想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中国人天生厌恶战争，世代相传。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战斗，也确实战斗了，而且多少年来都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但是，战斗并不是他们正常的活动状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黏合剂，将那些处在分散状态的制度和种族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假如中国人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被迫选择成了尚武民族的话，他们可能已经统治了整个地球。
在某些政治史学家看来，来华传教士的工作往往与欧洲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其对中国的描述不过是一种“伪装巧妙的种族论”（thinly disguised racism），而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就是典型例子。 [11] 荷马李在为写作《中国再次觉醒》做准备时，很可能读到了明恩溥的这番言论。他在1907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仅标题就显得是对明恩溥的质疑：“中国还能战斗吗？”
西方人已经习惯带着极端的轻蔑和傲慢看待中国的士兵。他们的推断不是基于中国人民的军事能力，而是基于各国与中国的战争结果。
《中国再次觉醒》没有成书，但其基本观点不仅见于《新中国的红色黎明》一文，而且见于《无知之勇》第一卷第二章“国家的兴衰”。明恩溥明显用盎格鲁-美利坚人的
新教世界史观
看待中国，而荷马李在写作计划中则特别提到，传教士这类人“带着令人厌恶的历史来到中国”，怀着宣教目的，注定不能真正理解中国。
荷马李从当时在美国颇为流行的
生物机体政治论
出发，对世界历史有更为自然性的看法：
生存战争
支配了“地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王国、帝国和邦国”，政体要么通过战争而存活，要么在战争中解体，“6000年来，支配国家实体和灭亡的这一冷酷法则从未停止或改变”。
对人类历史的分析表明，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直到今天，在3400 年的跨度中，和平延续的时间从未超过234年。国家先后更迭，以类似的方式崛起、衰落和灭亡。
在人类因生存斗争而触发的战争中，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周边的庞大帝国一个个相续倒下：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或“任何类似方位的帝国”。荷马李相信，中华帝国若像“古今的欧洲和中亚帝国那样，周围是其他强大的民族”，它也难免会“像这些帝国一样，在某个时期衰落，成为古老部族传说中的一段回忆”。中华民族得以“持续数千年，只能归功于其自然环境”，而不是其国家的“法律或习俗，以及更有意志性的因素（人）”：
无法逾越的高山是壁垒；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辽阔得船都无法航行的海洋是城池；北部和西北部是戈壁和沙漠；西部是无法穿越的西伯利亚森林和幽深的大草原；西南是世界屋脊和喜马拉雅幽深的大峡谷；南部是丛林和印度洋；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直到数年前，人类的船只才能穿行这片紫色的海面。（《无知之勇》，页10；比较《红色黎明》，页287）
这样的历史观显得有 地理环境决定论 之嫌，但荷马李同时又承认，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并没有让中华帝国的成长避免战争：北方游牧部族迁徙导致的战争和政体自身的腐败引发的内战，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在这样的历史中，中国人锻造出自身的“尚武”美德，凭靠它中国才成功度过六次生死轮回——其间有25场王朝更迭：
简要回顾中国人的军事品质，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悠久的军事史，如此多的大战和如此漫长的行军。中国的编年史比任何民族的史书记载了更多（伟大将军的）军事行动和英雄事迹。
然而，眼下中国面临的 第七次危机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首先，中国人现在面对的是他们从未认识过的欧洲人；第二，欧洲人凭靠手中的现代科技让中国的自然地理屏障形同虚设，肆无忌惮地意图“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肢解中国”；第三，西方的政治制度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极大挑战。因此，中国是否能有“第七次复兴”殊难预料。荷马李甚至设想，中国有可能再次陷入长期内战，而诸自由主义大国则会趁机肢解中国，并在各自分得的地盘上为驯服中国人而大开杀戒：
当中国被内战和王朝斗争撕裂，尸体和残垣断壁从云南的雨林一直散布到北方秃鹰盘旋的鄂嫩河谷时，列强的态度又会如何？带着和过去强盗行径一样的伪善，他们会以传播文明和宗教的名义在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干预，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将地盘并入自己的版图，开展一次又一次屠杀。（《红色黎明》，页289；比较《无知之勇》，页11）
这些言辞显然是针对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处境，而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与义和团战争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义和团战争爆发时，俄国“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能调动大军”迅速前往京津地区，因为它“在旅顺口驻有重兵”。可是，“俄国却避免谋求联军最高指挥权”，而且在占领北京之后又很快撤兵。这并非因为俄国更节制，而是另有图谋：以帮助清廷平乱为借口，实际控制——即便没有妄想兼并——整个中国东北。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900年7月14 日）的第二天，俄军从北面对 瑷珲镇 （今黑龙江黑河市瑷珲区南）、 拉哈苏苏镇 （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南岸，今黑龙江同江市）和 宁古塔镇 （今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突然发起三路进攻，在西面的 呼伦贝尔 和东面的 珲春 （今吉林延边珲春市）方向亦出兵策应，试图分进合击，速战速决，对整个东北实施军事占领。
在京津地区与八国联军激战的主要是民勇，与此不同，驻守东北的清廷正规军除少数怯战外，大部顽强抵抗，鏖战两月有余，终不能敌——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重镇相续失守。10月1日，俄军进占奉天（今沈阳），从旅顺港北上的四艘战舰运载的俄军亦于当日登陆山海关，三天后夺取锦州，切断了关外清军与关内的联系。10月6日，各路俄军会师 铁岭 ，完成了掌控我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此后，东北各地兴起了“御俄寇，复国土”的
民间义勇
抵抗。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入侵满洲引发了世界“大战在即”的危机——列强因争夺在华利益可能走向战争。
直到一年半后（1902年4月），迫于诸大国的联手施压，尤其是英国与德国达成和解，共同对付俄国，沙俄政府才被迫从东北撤军，同清廷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对俄施压的列强中，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也相当积极。美国相信，一旦“满洲的政治控制落在俄国手中，美国的利益就维持不久了”。日本军部则有理由担心，俄军会“跨过鸭绿江”，因而“要求战争的呼声愈来愈高”。反过来看，俄国同样有理由“惧怕日本控制[朝鲜]半岛”，因为它与朝鲜有共同边界。俄国与朝鲜有共同边界，从地缘战略上讲，它同样有理由“惧怕日本对半岛的控制”。对于日俄关系日趋紧张，德意志帝国倒是乐观其成，甚至“竭力推动日俄战争，以便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势力”。1900年10月，德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改与中国的协议条款，以“共同行动对抗俄国”，其实是想让德国势力“挤入长江流域”——英国“在华影响力的萎缩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产生了诉诸武力“率先对抗俄国的最新计划”，此举不仅是为了保住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更是为了遏制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可能图谋。与英国结盟“无疑也使日本更有底气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假使有朝一日当真开战，法国与德国不会加入俄国的阵营”。
义和团战争期间的
中俄战争
就这样最终导致了
日俄战争
。荷马李对地缘政治冲突极为敏感，他不难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未来极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困窘：更多的自由主义帝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因此，打算写作《中国再次觉醒》时，荷马李首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防御”。作为一个无处施展抱负的军事将才，荷马李替中国精心设计了针对列强环伺的军事布局，但他最终强调，
政治家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民众德性中保持国家本能或军事本能完好无损。无论人们多么反对这一看法，战斗力都是创建国家的根基，也是使其经受住大风大浪的法宝。一旦战斗力开始衰败，国家的命运就岌岌可危。
荷马李知道，而今天的我们却很少有人知道，八国联军于1900 年8 月14 日攻入北京后，清朝王室于次日凌晨仓皇逃离，清军和义和团民勇溃散，“中国首都及其周边没有任何职能当局能够维持秩序”，成了“政治真空”。联军的各国指挥官将北京“分成好几大块”划区而治，“表面上是为了治安目的”，其实是“相互掣肘”，无异于
中国遭到肢解
的缩影。联军的将领们还在天津设立了一个国际“临时政府委员会”，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而在大沽的“舰队司令委员会”则充当军事支撑。
正是这样的历史景象，促使荷马李写了《中国的防御》。但他清楚地知道，“中国问题”首先是中国人文明意识的 重新觉醒 。按《中国再次觉醒》的写作计划，荷马李将从世界大变局的角度，剖析中华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日俄战争结束这段时期的历史，即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难”，以重新唤醒中国人的文明意识。荷马李给中国智识人的建议是：不应该在现代欧洲文明原则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特有的德性传统。他还相信，中国人已经在觉醒，但它并非如西方的自由主义传教士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是受“介绍西方文明或对西方上帝的渴望”激发。毋宁说，中国人的觉醒仍然基于“此前已经唤醒中国人25次的红色复仇的黎明”（《红色黎明》，页288）。
有类似见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非只有荷马李。荷马李的这一说法很有可能是针对爱尔兰裔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
。义和团战争爆发后的一年之际（1901年7月），丁韪良出版了赞美中华文明的《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又译“中国的学问”）。此人对中国古代文史乃至哲学思想均有深度了解，曾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又出任过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算得上是北京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
《汉学菁华》的序言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明确提到一年前的义和团事件并称之为“暴行”，但它实际上改写自丁韪良在32年前（1869年1月）发表的演讲稿“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写道：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停滞不前。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这番言辞让我们很难不为之感动。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丁韪良对中国文明的过往有多么深切的同情理解，他最终认同的是 马汉上校 的期待：“欧洲已认识到，由于它与亚洲之间所存在的利益共同体，有必要将亚洲人民接纳到基督教民族大家庭的范围中来。”因此，对这位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来说，“中国的觉醒”应该是“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汉学菁华》，页2；《中国的觉醒》，页12）。
同样是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时著名的英国驻华外交官 罗伯特 · 赫德 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就写道：
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里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产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财富——这样一个种族，在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
赫德的言辞虽带有当时流行的“种族论”色彩，但其见识却明显是基于文明论的观察。尤为难得的是，他承认义和团事件是“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他还写道：
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民族情感是一个恒久性的因素，在涉及到有关民族的实际问题时，必须承认这个因素，而不应该把它排除掉。（同上，页144）
对于赫德爵士在1901年的如此预见，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不可能没有感想。但我们
应该作何
感想呢？不管怎样，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
现代
“民族情感”，它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乃至我国多民族“大一统”
共同体传统
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文人学士迄今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共识。
由此引出的更为重大的政治史学-政治哲学问题是：何谓“中国的觉醒”？盎格鲁-美利坚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觉醒”是一回事，中国智识人如何理解 属己的觉醒 是另一回事。澄清这一问题难免会涉及政治哲学——尤其政治史学的思考，而这需要花费多少代人的时光，谁也不知道。至少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见到能将地缘政治的现实洞察与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的 历史纪事 。
荷马李最终没有写《中国再次觉醒》，而是 转念 写了《无知之勇》，这与日俄战争后的地缘政治新态势有关——从一位日本海军军官向他展示的“秘密地图”那里，荷马李看到了日本图谋独霸整个东亚的战略计划。 [12] 荷马李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崛起的前景将威胁到美国本土，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大变局的走向将是谁掌控太平洋：
争夺太平洋霸权斗争的结果或多或少关乎所有国家的利益，但对日本和美国来说则生死攸关，其他国家的利益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两个国家。三个事件使日本占据这一时机：一、1894 年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不再是太平洋强国；二、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俄国失去了成为太平洋强国的可能性；三、1905 年的十年攻守同盟排除开英国，使欧洲丧失平衡能力。（《无知之勇》，页93，比较页99-102）
对荷马李来说，当务之急是警告美国人。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如今已陷入 重商主义 和 个人自由主义 不能自拔。着眼于美国文明的未来，这两种政治品性最终将引发国家的灭顶之灾——尽管没谁知道，灾难会在一百年后的什么时刻到来：
国家工业的过度发展就是重商主义，它是个毫无目的的贪吃鬼。国家工业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工业是人民努力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重商主义则利用工业来满足个人的贪婪。重商主义的定义不是能自我生存的普通章鱼，而是某个陆地种属的寄生虫，一种因工业堕落而产生的真菌。重商主义已经掌控美国人民，它不仅试图毁灭人们的愿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事业，还会毁灭这个共和国。（《无知之勇》，页16）
回顾上一次世界历史的百年大变局，为的是今天更好地认识眼下正在发生的又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以来，我国学界志士前赴后继地致力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的 德性品质 ，今天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份政治史学作业还没有完成。百年来，我们更多用功于认识现代欧洲人的 哲学观念 和 文学意象 ，对他们 如何形成世界政治地理观念的经历 仍然不甚了了。而对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及其地缘扩张若缺乏深度了解，我们恐怕很难有把握透彻理解现代欧洲人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意象。同样，若没有深入认识 盎格鲁 - 美利坚的政治生长 对欧洲现代文明的政治成长曾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德意志的政治成长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深切理解新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 世界历史 含义。
西方学人经常将西方现代文明比作一个 生物机体 ，我们对它的认识若是不满足于停留在其 表皮 ，就得从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深入其 内在肌理 。有鉴于此，本稿尝试以拉采尔公案为切入点，继续做这份未完成的政治史学作业。因此，笔者没有采用编年史形式，而是在十九世纪的若干政治事件和思想事件及其历史成因和后果区间盘桓，甚至不惮 反复咀嚼 一些历史事件。若要深入思考世界历史中的某些重大事件，这样的重复不仅有必要，而且有益。不用说，在深入认识西方现代文明底色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审视自己的古今 政治意识 有何 欠缺 。
[1] .西德尼·泰勒，《日俄战争：现代最激烈的军事冲突》，周秀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页1-3；参见David Wolff et al（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 World War Zero ，Leiden：Brill，2006。比较同时期的三种战史文献：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1906/1909年英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Alfred T.Mahan，“Reflections，Historic and Other，Suggested by the Battle of the Japan Sea”，in US Naval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ume XXXVI，No.2（June 1906），pp.447 -471；朱利安·科贝特，《日俄海战1904—1905：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1914），邢天宁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阿尔弗雷德·马汉基于科贝特的研究，不断修改海军战略教案，用了更多篇幅分析日俄战争，参见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战略》，简宁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页253-284。
[2] .Paul S.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tion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0/1904，pp.86 -205，356 -362；比较拉姆齐·缪尔，《帝国之道：欧洲扩张400年》（1917 年初版，1938 年第6 版），许磊、傅悦、万世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页91-128。
[3] .罗伯特·卡普兰，《成败落基山：地理如何塑造美国的世界角色》，贾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页135。比较 Judith Plotz，“ How‘The White Man's Burden’Lost its Scare - Quotes； or Kipling and the New American Empire”，in：Caroline Rooney/Kaori Nagai（eds.）， Kipling and Beyond ： Patriotism ， Globalisation ，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p.37-57。
[4] .参见Brian C.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pp.70-75。
[5] .转引自 Noel Pugach， Paul S . Reinsch ，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New York：KTO Press，1979，p.31。
[6] .Samuel George Morton， Types of Mankind ，Josiah C.Nott&George Gliddon（eds.），Philadelphia：J.B.Lippencott/London：Trübner and Co.，1850；George M.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 The Debate on African - 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 -1914，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2，pp.74 - 78，86，132； John P.Jackson/Nadine M.Weidman（eds.）， Race ， Racism ， and Science ： Social Impact and Interaction ，Santa Barbara：ABC - CLIO，Inc.，2004，pp.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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