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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还是风湿，医生？”我问道。 [1]
“都有点，史密斯先生。”他说。
“敢问您，先生，这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继续问。在右脚还缚着治疗用的热棒时，我本能地想了解一点常识。
“啊，”我的好医生说，弹了弹他的玳瑁鼻烟壶 [2] ，“一个是惩罚，另一个是厄运——一个在老天手中，一个在你自己手中。你没法命令左右你风湿病的天气，但可以控制给你带来痛风的胃口。”
“就是说，”我说，“我脚这么个痛法，是一种混合型的折磨了，它取了两种病的坏处，反而有点变本加厉了。”
“你肯定是得了风湿性痛风。”特纳医生说。
“只能用秋水仙碱治好？” [3]
“还有碱助剂。”医生大声说。
“还有法兰绒毛巾。”
“还有罂粟壳 [4] 。”他继续大声道。
“不能喝酒？”
“还要彻底休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我大叫起来，一半是因为情绪激动，一半老实说也是因为脚部传来的一阵剧痛，“大夫，您认真地想过吗？我要在这沙发上躺一星期。” [5]
“我确信无疑。”他镇定地说。医生们面对人类弱点的那种平静和置身事外真令人吃惊。要等到他们自己成为病人，才会提高嗓门发出比我们更响亮的吼叫。“一星期的休息对你的治疗很有必要。”
“太难了啊，”我嘟囔道，“我可是个好动的人，五年来从没在屋内待过一整天。 [6] 要是我觉得好得可以走了，能出去吗？”
“我亲爱的史密斯先生，”特纳医生说，转着他的听诊器，拿起他亮闪闪的宽檐礼帽，“如果你不怕得胸膜炎、心肌炎、血栓症和转移性脓肿，你就出去吧。如果不想，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看来这就是定论了。我感觉除非是比火灾或地震更为严重的事，否则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离开沙发了。那些疾病的名字让我一阵刺痛。“别再说了，大夫，”我说，“我一次只抱怨一样。我并不是个自私的人，但为什么那么多体弱的人连个背痛都没有，我却要忍受这些？老天，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会烦死的。”
“一派胡言，”他乐呵呵地说，一手放在门把手上，“那句诗是怎么说的？‘心灵是自己的王国，它能创造天堂中的地狱，也能创造地狱中的天堂。’ [7] 你要在身边堆满书籍，用文学来满足自己，以补偿身体方面的不足。甚而至于拿出笔、墨水和纸张，进行自己的创作。据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创作优秀作品的可能，这当然不对，不过真有可能存在着‘默默无闻的弥尔顿’ [8] ，只要让他们置身适当的土壤，就会开出诗歌和小说的花朵。”
“就是说，”我总结道，“一个人的才华总会表现出来，严寒也不会永远让它冻结。” [9]
医生放开门把手，往回走了一步。他是个非常固执的小个子，自然而然地绝不能容忍别人的固执。
“不，你得有对财富的欲望，”他说，“对金钱的追求像阳光一样照耀着贫困的天才，让他的潜力暖和并苏醒过来。我认为拥有某种才华，也是降临在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身上的诅咒。”他越来越受到这个话题的吸引，又向前走了几步，坐进了安乐椅中。“在学生时代，我认识很多前程远大的年轻人，凭他们的才华足以在事业上登峰造极。但是一年一两百块的可怜收入，就让他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只会泡蘑菇磨洋工。同时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只有他们一半的脑子，在强烈的欲望驱使下，很快就挣到了与其能力相当的年收入。如果这适用于医学界，便也更加适用于我所了解的文学界。似乎最成功的作家也会把开始新的写作看成一项痛苦的工作。卡莱尔
说他重新开始写作时‘并不像士兵重返战场，倒像被抽打的奴隶回去工作’。如果这就是成功人士的感想，那么对于没有经历过成功的新手来说，将是一件多么沉重又让人疲惫不堪的苦差事。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外力强迫，人就什么都不会做。除非像麦考利
[10]
那样的怪胎，听说他从幼儿园起最喜欢玩的就是笔，宁可选一个墨水瓶，也不要诺亚方舟。一个有脑子的能人可能会失败，但一个有脑子的穷人一定会成功。”
“日前人们跟南安普顿伯爵 [11] 谈论他的儿子，”我接着说，“你记得伯爵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如果上天觉得他是个聪明人，那我会负责钱的问题。’”
特纳医生朗声大笑，简直像他开的最有营养的处方一样让人精力充沛。“他父亲这么智慧，他一定也很聪明。”他说，“不过我必须得快点走了，瞧瞧这个！”他给我看了一长串名单，“我得见完这所有人才能回家，再见！希望明天你会好一些。如果你一定需要刺激，可以喝一点威士忌或者白葡萄酒。”他关上身后的门，走了。
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声，我想，现在有一个人正对这个世界做着数不清的好事。让我来算一算。如果他一天看四十个病人——对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来说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那么一年就是一万四千六百人。 [12] 如果他能工作三十五年——这也只是个平均数，那么经他查看和问诊的人数就有五十一万一千人。据我善意的推测，这半个百万的人中间，大部分都会从他的建议和处方中受益。一个快乐又谦虚的平凡人，在结束职业生涯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坎特伯雷大主教或梵蒂冈的教皇是否做过同样多的善事呢？如果我们透过事物的外在形式能够了解它们内涵的话，饱识之士的博士帽应该跟主教的法冠、教皇的三重冠一样受到同等的尊敬。
预言家的确具有某种功能，为此切尔西的圣托马斯进行了长期而热忱的传教。祝福那受他荫庇的，我说，无论他身在何处！如果一个人认识到那种古老的方式，笔直地行走、无畏地说话、按照自己向他人宣扬的方式生活，那他一定是埃克尔费亨石匠的儿子
。他的尸骨还未冷，就有人开始攻击对这位伟人的美好回忆，在所有糟糕的文学插曲中，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一篇。
[13]
在一头活着的老狮子面前，豺狼们丝毫不敢有所动作，一旦它无力地躺下，再小的豺狼都敢上去撕咬抓挠。
唉，这些文学的绿头苍蝇！它们那么热爱腐肉，当一个伟大的头脑不够健康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上面聚集起来。如果一个人有五十项高尚的美德，即便只有一个小小的过失，而且出现在以普通读者看来完全不能代表作者风格的最不重要的作品中，也会让那些苍蝇一样的评论家顷刻发现，并像苍蝇一样在流血的伤口处产卵。艾迪生
是个心肠柔软、值得尊敬的好人，但苍蝇们说他是“一个醉汉”！彭斯
慷慨又高尚，但苍蝇们嗡嗡道他很“放荡”！柯勒律治的言论宣扬了道德，苍蝇们则哼哼着：“鸦片！鸦片！”卡莱尔是近代社会的先知，“看看他的坏脾气！”无数的苍蝇嚷嚷。
他的坏脾气！“愤怒是心灵的筋骨，愤怒的人才有健康的灵魂。”老富勒 [14] 说。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好事做尽的人，内心就没有正当的愤怒的可能性吗？你能想象一个从拿撒勒来的人在鞭打高利贷者时还甜言蜜语吗？或者当他向法利赛人发泄怒火时，他的眼睛没有闪着愤怒的光芒，他的脸色没有涨得更红吗？那么，让我们原谅卡莱尔的些许鲁莽吧。处于小圈子中的强大灵魂，就像小房间里声音洪亮的乐器一样，有点让人难以忍受。错不在乐器，而在于环境。看了他跟他的“生活小伴侣”那些异常温柔的通信往来——那个时候他们都白发苍苍了——你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差异在四十年中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历久弥新。
“无论如何，所有的光、能量、秩序和真正的强力都来源于我们，并终将去到神的府库，在那里存在并作用于万事万物。我们并未迷失，并非孤立的个体。” [15] 好了，我的苍蝇们，如果你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你也可以有脾气！
整个星期躺在沙发上！当我们从早报上看到，没有适当生存手段的流浪汉被判七天劳役，或者为了获得生存能力强制在面包店工作十四天，都觉得那不过是件小事。但是对流浪汉本人呢？七天的木板床，七天的薄羹 [16] ，七天枯燥的工作——法官的决定其实给了他一个漫长苦难的未来。从这个悲惨的星期一开始，我这离群索居的一星期将延伸到让人难以忍受的长度。当然事后看看只是小事一桩。普鲁塔克说：“对于入世者，生活是无穷尽的；对于出世者，生活是虚空。”从千万年之后往回看，我们的肉体存在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
好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还能熬得下来，那仍是一种令人能够忍受的舒适。我从沙发上撑起身来看了看四周，没发现任何问题。在四处飘荡乱花钱的日子里，我一直心有所愿，愿自己漂浮在某个整洁的小房子中，那个地方可以供奉我那久经风霜的拉瑞斯和帕那忒斯
我还有过一些关于家具和装修的想法，现在终于有机会付诸实施。选择不找人陪的念头紧紧跟在找人陪的后面。在一个人的房间看上一看，我能相当准确地推断出他的智力和能力。
[17]
眼睛在哪里停留，心就会在哪里休憩。想要优雅地思考，在客厅肯定比在阁楼更容易。
我的起居室有十六平方英尺——小到让人舒服，大到让人呼吸自由。地毯是黄棕色和黑色的，绝对不是那种淡而无味的黄色，而是一种较深的发光的琥珀色，上面搭配着两张虎皮，构成了一片阴影和两块色调较浅的亮色。宽阔的弧形窗户上是同色系的窗帘，没有挂在让人厌恶的黄铜窗帘架上，是在一根细细的四方体镀金长杆上，长杆环整个房间一周，也用来挂画。墙上没贴壁纸，刷了墙漆，用那种最淡的海水的绿色。画镶嵌在朴素的宽边画框中，上面有金色线条作衬托，悬挂的角度也很正常——人们总错误地认为奇怪的角度更加引人注目。与地毯和白色大理石壁炉相呼应的是壁炉架，边缘装饰着瓷砖，它们本身并没有颜色，但在冬日却可以反射出壁炉中火焰温暖的红色。我的圣殿已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因此在家具方面，我仍忠于黄棕和黑色。
三把配着舒适垫子的乌木框架直背椅，加上两把一模一样的深扶手椅，足够了。如果我们要在扶手椅上坐得最舒服，就不能只坐在上面，而要把身子深深陷进去。还有一个很宽的沙发，我正被软禁在上面。一张六边形桌子摆在房间中央。两个琥珀色长绒棉台面的小圆桌，便于移动，可以用来堆放书本和纸张——或者秋水仙碱和药膏。桌椅都没有套子！一个其貌不扬的软垫藤椅，带来一种轻松的气氛，同时也对其他家具起着烘托作用，就像一小块雀斑会衬显女性的皮肤。
至于陶瓷，美丽的花瓶已经如此便宜又如此精致，实在没有理由不大买特买。对此有一个原则！不要选择德累斯顿的牧羊女或其他人物画的陶瓷制品。那些作品都太俗，绝对的对称和几何设计比表现自然事物的设计更养眼。各种形状的瓶身、弯曲的手柄和逐渐变细的瓶颈都可以接受，无论其属于严格的古典派还是接近怪诞的边缘。我从不担心颜色太过缤纷，自然之母把各种颜色混合在调色板上，就像傍晚的天空，或者夏季的草原，没有人会责备这位老好妇人缺乏品位。
说到画，一面墙挂一幅就够了，但得是佳作。一流作品即使刻印得再不好，也比二流作品的最佳刻印好得多。画作应当能够激发人们思考。威尔基
的《捉迷藏》和《乡村节日》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活力，但是没完没了地盯着看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挂了两幅多雷
的蚀刻版画，一幅诺埃尔·佩顿有着梦幻寓意的画作复制品，一张威廉·布莱克
的习作，一小幅德·纽维尔
[18]
表现战争的喧嚣和生命的雕版画。无论在所属类别中，还是同类主题里，它们都是很不错的作品。因此，我在壁炉架上还放了一面镜子，如果房间很漂亮，就不必担心它在镜中复制。
还有小摆设。正是它们给一个房间带来了个性，这些小零碎一旦被人们拿起来，很快就会走进他们的心里。如果记载着过去时光的纪念品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即使它们庸俗不雅，又有什么关系！优雅和舒适产生冲突，一定是优雅碰壁。博芬先生 [19] 的哲学比他夫人的略胜一筹。优雅是舒适的最高阶段，它在妨碍舒适的一瞬，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所有这些到处乱扔或者堆在墙角的东西对我都有意义。
[20]
当一艘漏水的老船在长期旅行之后歪歪斜斜驶入港湾，一定带回了吸附在底部的无数藤壶。这些小东西像藤壶一样也是我飘荡生涯的证明。这是来自贝伊湾的罗马双耳陶罐。在一些快乐的游艇聚会中它被扔到了海里，当时一些好搬弄是非
[21]
的罗马人正谈论着恺撒大帝的后代，而且人们刚刚开始把朗蒂尼亚姆
这个村落加到世界地图中去。这把带血的尖刀，我曾经用它剥下无数的海豹皮，是自然之母为她身处北极的孩子准备的。这是我猎杀的熊头，这是我帮助捕捉的鲸鱼的耳骨，这串玛瑙贝项链，是我从不祥的贝宁湾一位年轻女性那里买来的。这是来自塞拉利昂的葫芦。这是我的拳击手套，上面有突出的马鬃。看着它，三十年前的情景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在灰尘弥漫的昏暗房间里，一个矮小壮实的人面对着一个瘦高个儿，就像一个荷兰瓶
[22]
面对一个霍克瓶一样。两个人都戴着手套，小个子是苏格兰轻量级的拳击冠军，那个瘦高个儿是个吊儿郎当、想向眼前名师请教的学生
[23]
。瘦高个儿对自己说：“我比他高也比他重，如果扑上去左右开弓，击倒他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是个很大胆的想法，也是个没保持多长时间的想法，很快他的印象就改变了，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艘海轮上被抛来抛去，接着好像有一千马力的活塞在他的双眼之间猛击，谁说白天看不到星星？真是个低级错误。“我们管这个叫邮递员来敲门，先生，”小个子冠军和蔼地说，“你可别忘了。”
[24]
我当然不会忘，而且我发现要记住这件事一点都不难。
顺便说一句，这些关于家具摆设的所有离题话都是无意识的，不过源于未来一星期的监禁不要太过辛苦的愿望。房间很明亮，里面的东西正合我意。我的收入一般，但支配合理，我想我用我的钱获得了最大的舒适，年底可能还有点剩余来帮助那些不如我幸运的人。我得承认一样奢侈的东西——只有一样。你看那四只矮胖的橡木箱子，储藏丰富的隔层上齐齐摆放着精美的棕色真皮，上面还烫了金。这是我毕生的收藏。把你的目光移开吧：彼特拉克、拉斯金
、鲍斯威尔
、歌德、屠格涅夫、里希特
、爱默生、海涅、达尔文、温伍德·里德
、德尔图良
，巴尔扎克——多么堂皇的世界性图书收藏。
[25]
应该成立一个“图书保护协会”。我痛恨看到图书遭到损毁。图书是有灵魂的木乃伊，不过是包裹在摩洛哥山羊皮和打印墨水中，而不是蜡布和油膏里。它是人类浓缩的精华。可怜的霍雷休斯·弗拉库斯 [26] 已经化作一抔尘土，但他的精神还存于角落里那本黄黑封面的图书中，就像琥珀里的一只昆虫。一排书籍可以让人谦和恭敬，人应该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书，否则就该有人强迫他学习。
如果下议院通过《图书保护法案》，那么二〇〇〇年的报纸上就会出现一篇题为“警情报道”的文章：“马里波恩警察法庭 [27] ，针对埃尔塞维尔版《维吉尔》的暴行。詹姆斯·布朗，容貌凶狠，年龄偏大，被控对一本埃尔塞维尔版的《维吉尔》发起卑怯的攻击。一位邻居于星期二晚七点左右向警员康斯特布尔·琼斯投诉，称被告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面前放的书被折角、印上手印，还遭受了其他不当对待。嫌犯对于被捕极为震惊。约翰·罗宾逊，大英博物馆损毁书籍部馆员，证明该书受到了极端虐待。其中折角三十一处，第四十六页出现长达四英寸的割痕，整本书满是铅笔印和手指印。被告辩称书籍为个人财产，可任意妄为。法官称：‘没有这种事，先生！妻子孩子也是你自己的，但是法律不允许你任意妄为！判决你不得靠近《维吉尔》，并处以一个星期的劳动改造。’犯人被带走时仍继续抗辩。该书已获修复，不久将离开博物馆。”
这是多么、多么美妙的事，即使习以为常会弱化我们对书的崇尚！这些亡者潜伏在我的橡木箱里，只要我需要，他们随时准备好了跟我交谈。需要哲学？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培根、康德和笛卡儿，每一位都准备倾吐内心的想法，对于事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需要诗歌？有海涅、雪莱、歌德与济慈，他们有丰富的韵律和想象。需要漫长冬夜的一点娱乐？只需拧亮你的台灯，跟世界上最强的讲故事高手打个招呼，他们就会马上出现跟你闲谈。你的台灯就是召唤天才的阿拉丁神灯。这些逝者是最好的同伴，让人很容易忽略掉活着的人。
［此处，手稿中裁去一段，只剩如下几句］ 晶体和可怕的伴生物对眼睛来说，要柔和和令人愉快得多。我理解一个由家庭行为规范管理的精神病院倾向于用火炬塔，但是普通大众为什么采用它就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28]
我能想象，公元七千年的时候如果有澳大利亚和非洲的科学家在原来标记为伦敦的地方发掘和研究，最让他们迷惑的，一定是天然气管道。到了那个时候，关于这一化合物的所有记忆都已离开这座星球，它的地位已经被后代的后代的电灯取代。下水道和水管将还在博学之士的理解范围内，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这些被腐蚀的无数英里长的窄管子是怎么回事？ [29] 到时候将有一篇专题论文发表在《新几内亚季刊》上，作者是“枯燥”博士。
“在第三届新几内亚考古协会年会上，枯燥博士宣读了一篇论文，其内容是关于在据信伦敦地区的研究，包括对伦敦人使用的中空管道的观察。走廊中展出了一些此类管道，并在与会者间传看。这位博学的演讲者首先声明：由于离伦敦作为繁华都市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因此，在研究当时居民的生活习惯上，要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需要非常谨慎。很明显，伦敦的衰落是在埃及金字塔建立之后。在业已干涸的泰晤士河地区，一些最近出土的大型建筑里存留的记录表明，这个地区的确存在古不列颠时期的立法机构，或者当时称为圣公会的组织。附近有一个被称为水族馆的方形砖楼，就像其名称指示的，应该是酒鬼的聚集地。
[30]
演讲者接下来讲到有充分理由相信当时伦敦坐落在海滨，因为真菌教授已经指出，当时最重要的道路被称为‘海滨大道’。一位叫布鲁内尔的君王在泰晤士河床之下修建了隧道，据信这个人击败了阿尔弗雷德大帝。主要的文娱区在肯辛顿（来自德语‘Kennen’——知道，此处指艺术和烹饪学校）和海德公园，枯燥博士认为这个名字表明地下埋藏着宝藏
。但是，这块开阔的区域一定很不安全，因为在与其临近的摄政公园发现了狮子老虎等大型食肉动物的遗骸。演讲者还简要提到城市中处处可见、被称为‘邮筒’的神秘建筑，认为其设计初衷可能跟宗教有关，或许是圣公会领袖的墓地标记。对于真菌教授认为那些管道是一种复杂普遍的照明系统，他（演讲者）并不赞同。根据多年来的观察，他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些管道最终无一例外地通往一个连接着火炉的金属房间。如果一个人了解古不列颠人是多么依赖于烟草，就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这种植物被大量地堆放在某个中心区域，通过管道将芬芳的毒烟送达每个市民家中，供他们需要时享用。演讲者用一系列图示来说明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把古代伦敦研究得很透彻，从一个城市居民早上起来洗澡或者抽烟
[31]
，到晚上喝完啤酒在上床休息之前把自己涂成蓝色，所有生活细节都已被掌握。”
我敢说上述理论是有事实基础的，就像皮亚齐·史密斯的大金字塔理论 [32] ，也类似我们对巴比伦人生活的理解。在这样的事情上最好不要太过教条，但是我必须放下［叙述在此中断］
我啰里啰唆讲了半天的这个房间在二楼，面对着伦敦一条宁静的大街。时尚的浪潮差不多一百年前从这里经过，留下了相当多值得尊敬的物什。你可以看到栅栏上有火炬手用来熄灭火炬的铁灭火器，这里不像其他那些不太高尚的街区，人们得在人行道上拍打或者踩灭火炬。路肩也比较高，这样提泽尔女士和斯尼威尔夫人走出马车或轿子时，就不会弄脏她们精致的缎子鞋 [33] 。我的天！人类是多么不稳定的化学混合物！这些人物早已化成了氢气、氧气、氮气和碳，以及铁、硅、磷等其他成分，舞台的附属部分还静静地矗立着。好好看一看！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物，装模作样的女士，耀武扬威的男人，诡计多端的臣子——看看他们如何密谋、实施和斗争，只为了达到自己小小的目的！时间跳过七十年——我的天，这都算些什么！油脂、胆固醇、碳酸盐、硫酸盐、尸碱和液体——这令人作呕的一堆是最低标准的人类。
但是，我对人类的身体抱有高度的尊敬。在我看来，身体一直受到神学家的不当轻慢和毁谤。“我们下流的体格”和“可怜的肉体”这类说法，在我的头脑中更多是一种亵渎，而不是虔诚。贬低造物主的创造并不是对他的赞美。无论我们信仰哪种理论或宗教，肉体都是不朽的。它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绝不会遭受毁灭。如果一颗彗星撞击到我们这座肮脏的星球，使它变成无数碎片飞向太空的各个方向，如果火焰烧光了所有活着的生物，就像烛火烧掉一只飞蛾，在数十亿年之后，我们身体最最细微的部分仍将存在。的确，它会组成别的形态或化合物，但一定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组织所拥有的成分。一个细胞核都不需要。我们的个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合成物的原子，这是一个值得大肆讨论的问题。 [34] 胚胎学可以用来说明，组成人类的每一个小小的有机细胞都包含着它将要组成的那个个体的缩影。我们的生命因之而来的那个卵细胞，其直径比一英寸的百分之二还要小，正是这个极其细小的颗粒，却有能力复制人的身体特征，甚至习惯和思想。
有理由相信每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胞——无数这样的细胞构成了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会凭借内在的潜力形成整个个体。你是否听说过皮样囊肿？那是最神秘的病理特征之一。一个人发现他的眉毛、肩膀或身体的其他部位生了个疖子，并且长势凶猛，便提高了警觉。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这个突起的部分是囊肿，切开后发现——牙齿、头发、骨头，有的甚至可能变出胳膊或腿。这种病例在诊所的记录上绝非罕见。很明显，因为切断了血液的供应，才阻止了这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形。我们对此作何理解？这么骇人的现象一定有其深意。我的解释是，人类机体中的任何细胞，都有潜力复制出一个完整的个体，偶尔在特别的环境下——受到不起眼的神经或者血管的刺激——一些微小细胞真的做了尚显笨拙的尝试。
但是，天哪，我们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想努力展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这种合成物的终极原子在时间的尽头仍然保存着个体特征。约翰的微粒可能永远保留着约翰的特点，并最终使它跟汤姆的微粒区分开来。这其中便有一定的道德寓意，既然身体的构成成分在无数年之后还会起这样那样的作用，我们就有责任培养和保持它们的最高功效。要尽所能开发孩子的头脑，但不能忽视他们的身体。我讨厌那些头脑发达四体不勤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做。这根本就不是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就好像百科全书不能代表文学的巅峰。
[35]
如果一个年轻人有着沸腾的血液，跑一英里只用五分半钟，能把板球扔到一百码以外，我将原谅他对希腊字根和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态的忽视。他明亮的眼睛、健康的脸色证明了他的行动能力，比起他那肤色苍白的同伴所积累的知识，这种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如果在一个人身上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有极大的发展，那你就找到了一个超人——一个牛顿、一个斯坦利
和一个雷赛布
。
虽然运动越来越少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趋势，但我认为应该提高对它的重视。对于意志，五十位哲学家有五十种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绅士，却没有为人类的福祉带来任何明确可见的贡献，毕竟那才是检验一个人工作价值的试金石。拿一个开凿过苏伊士运河的工人举例。毫无疑问，他的一生为一项造福人类的工程作出了贡献，也使我们从中受益。但是柯尼斯堡的康德做了什么？如果他和他的理论从未被人们认识，会使我们遭受什么损失？比起来，我觉得那个工人更占优势。
我的房东朗德尔太太上来看我的脚怎么样了。她是一个健壮而羞怯的女人，心很善良，头脑又很机敏，什么都不耽误。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个寡妇，我已经习惯由寡妇担任我的房东，这两者总是同时出现在我脑子里。 [36] 但是最近，在我刚搬进来不久，我发现一个长红胡子的斗鸡眼小个子男人鬼鬼祟祟地上楼梯，我马上把他当作可疑分子抓了起来。让我大为惊讶的是他说他是房东太太的丈夫，而且这个说法得到了太太本人和女佣的证实，看来没有什么毫无例外的法则。
朗德尔太太见过好年景，不过现在经济拮据。家庭旅馆的房东就像土地一样，总是在降价，从来就没有涨价的时候。她丈夫以前“在城里”，一个相当宽泛的说法，既可能是门卫，也可能是银行家。她有三个孩子。可怜的人，要把那三个孩子抚养得符合她的标准，真有一场硬仗要打。早上九点半，我看到他们冲向学校，胖嘟嘟的脸被洗得发亮，下午四点却邋邋遢遢地回来了，甚至走过的空气里都散布着他们的肮脏。如果知识可以用肮脏来衡量，那他们可真是三个小所罗门
。
看得出来，目前朗德尔一家的情况还不错。他们住在地下室里，那里被神秘地划分给了他们自己和两个用人。一楼是个非常合格的租户，约翰·莱曼先生，一位音乐教授，房间里从早到晚都传出钢琴的低吼和小提琴的尖叫。教授先生是一个长期租户，我敢说他象征着一星期三畿尼的租金，因为二楼的我得付两个畿尼。顶楼住着一位年老的拿半薪 [37] 的军官，安静，也不惹人厌。不过我有一两次在季度结账日听到他高兴地用哑嗓子唱着老掉牙的小曲，很不合时宜。加上这位退伍军人一畿尼的房租，可以发现朗德尔太太一个星期有相当可观的六畿尼收入。话说回来，她也常抱怨租金和税收昂贵，用人工资太高，肉要一个先令一磅——那最后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剩下。
居无定所的生活会削弱一个人的灵魂。与妇女儿童扯上关系则会拥有和蔼可亲的美德。如果一个男人用三十年的时间漂泊过一半的已知世界，却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待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他会一脸风霜，不仅品性，体质也会受到考验。我已经做了一辈子滚动的岩石，更加糟糕的是，我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尽管我在大学上过预科，在爱丁堡做过学生，在伦敦当过知识分子，在美国打过仗，在很多地方旅游，在好望角挖过钻石， [38] 还是有一样的挫败感。“但是看看，你获得了那么多成就！”我的朋友喊道。的确，我积累了大量东西来满足欲望，让自己老有所依，但这就算成功吗？唉！如果可以重新开始生命，我做得将会好很多！
文学就像一只美味的牡蛎，吸引着年轻人去撬开，但在撬开前，小心你的刀子会折断。
[39]
才华横溢的人啊，你们航过文字的苍穹，用迸发的灵感火花去战斗，你们怎么会想到，对于那些才能有限的同行，这是多么惨淡的行业？如果可以写出隐秘的文学历史，那些被挫败的希望、让人饱受煎熬的失落、疲惫不堪的等待、徒劳的付出，将组成一部最为悲惨的记录。难道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吗？一个家庭中的天才，男孩或者女孩，倾尽全力创作着浪漫的初恋，企图在社会上一鸣惊人，让父母摆脱债务的重压。他们字斟句酌、眉头紧锁、彻夜不眠，把作品一章一章地写出来。很快作品雏形初具，一家人聚在一起欣赏，奉上的都是开心的笑和伤心的泪，无论是六岁的孩子，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都兴奋地拍着瘦瘦的手。从来没有一部小说写成这样——从来没有！谁听说过正好很坏的坏人，或者正好很好的好人？神采飞扬的未来作家精力充沛地赶着作品，终于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写出了第三卷的结局。他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慈爱的母亲把他用过的笔紧锁在收藏珍宝的抽屉里，因为某一天它会被当作纪念品。那么，现在谁有幸出版这部作品？当然是最好的出版社。布朗、琼斯和罗宾逊声誉良好，正是出版这样一部作品的最佳选择。然后它被送到伦敦，打包、写地址、邮寄，都做得妥妥当当，以防出错。
[40]
愉快的一个月过去了，一家人讨论着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们考虑过弗雷迪的教育问题
[41]
，还有天才自己的职业教育，除非他决心投身文学事业。一遍又一遍的安排。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早上他们匆匆下楼，竖起耳朵听邮差的脚步——伦敦仍然没有消息。“也许我们应该写封信去问问。”父亲小心地建议。“不，”天才说，“对于重要的作品，他们总得花些时间才能做好安排。”又过了两个月，信终于写好了。早餐桌上盖着伦敦邮戳的邮件扮演了什么伟大的角色？“书，父亲，那本书！”兄弟姐妹们叫着。天才用颤抖的手解开绳索，打开棕色信封，里面是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作品手稿。还有一张铅笔写的纸条：“B.，J.和R.
向——先生致意，并为因错误投递造成的稿件拖延致歉。经过仔细阅读慎重考虑，我们遗憾地告知贵稿完全不适合发表。”“没关系，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试试。”天才用喑哑的嗓音说，感觉心脏几乎变成了一个铅块。“当然。”父亲挤出一声干笑来。“那我不能去上学了。”六岁的小孩叫着。“你总会成功的。”母亲说，一边收拾着桌上无用的纸张。唉，这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如此冷漠残酷。这之后从伦敦发出的邮件总是带着这样一包纸，这样一次悲痛。
当我还是一个用笔赚取面包奶酪的年轻人——一点奶酪配一大堆面包——我总是抱着让自己快乐的态度，为自己留了条后路，以防写作之路走不通。这样，我当然比那些一条死路走到头的人幸运。我也经受过相当的挫折和失望。寄出去的稿件迅速又准确地回到我的手中，这不正好说明了邮政系统的高效。即使那些稿件是纸做的飞去来器，也不会比这更精准地返回发送者手中。有一小卷手稿总是在出版商与我之间转来转去，我终于厌倦了它没完没了地出现，于是把它投进了火中。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我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心酸。 [42] 这些用心灵孕育出的孩子——强壮的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对于弱不禁风的，我们总会投入更多的感情。一位作家当然会为他最成功的作品骄傲，但那跟对失败作品的爱和怜悯没什么可比之处。
在我短暂的写作经历中，也有光明的一面。偶尔，一些文章——包括最早的那些——会毫不费力地出现在体面的出版物上。编辑们友善的信件是对多次失败的一个补偿。曾经有一位绅士，他的存在给当时的文坛增色不少，但仍能抽出时间指导和勉励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后学。他看护着整座文学的花园，即使最没有前途也毫无吸引力的植物，仍然期望得到他的修剪和灌溉。当我接到那些字迹难辨的简短纸条，没有一次不对他的善意感到惊奇和感激。 [43]
我想在瓦尔特·司各特关于支柱和拐杖的名言 [44] 以及查尔斯·兰姆更加深刻的观点之后，已经不再有人拿文学当职业了。我希望不会再有格拉布街上的那些穷文人，不写作就得饿死 [45] 。除非一个人已经成功到可以从写作中获得稳定可观的收入，否则最好不要依赖文学为生。我知道一个具有一定文学天赋的人，绝不会仅仅因为公众对文学缺乏应有的标准，而处于这么悲惨的境地。驱使他去写作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这种冲动永远不会被失败浇灭。他一辈子都在那个怪圈中做着苦工——那是多么凄惨的、让人心碎的工作。
现在三个小朗德尔从学校回来了，多亏这扇弧形的窗户，从我躺着的地方就看得到他们。他们分别是迪基、汤米和莫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迪基最脏，汤米最黏，小姑娘莫德尤其糟糕。哦嗬，他们之间爆发了内战！迪基有点什么东西——我想是太妃糖——另外两个想从他手中抢走。迪基奋力还击，但打不过两个联盟者，他们拿走了战利品，现在胜利的汤米又拒绝跟莫德分享。结果她开始大哭大骂。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冲突的缩影啊！也许在万能的上帝眼中它们具有同样的地位。
当朗德尔太太来帮我铺床单的时候，我得知了争吵的原因。交战双方提交的问题还真是棘手，这也说明战争爆发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战争的导火索并非太妃糖，而是一个便士。据说那个便士躺在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三个孩子同时看到了它。身手敏捷的迪基第一个伸出手捡到了。其他两个作为共同发现者，要求分享，但被贪心的迪基拒绝了，于是另外两个结成同盟，发出最后通牒进而发动了战争。情况太过复杂，我无法判断，但显然汤米最后的行为完全没有道理。我的这点想法很快变成了现实。地下室传来一阵欢呼，接着是一声愤怒的叫喊和摔门声，我想汤米大师已经被罚上床睡觉去了。
你知道吗，这个现象的含义就是被某些好人称为“天生的弱点”或“原罪”的东西。为什么四岁的小孩会欺负三岁的？为什么虐待昆虫和小动物永远对孩子具有吸引力？一个让人难过的想法是，年幼者习惯于残暴，就像鸭子习惯于水，直到戒律和惩罚让他们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并逐渐根除各种恶习。我想那是来自我们祖先千万年前的野蛮习性。每一个尖叫着、脑袋光溜溜的小宝贝，都是无数代以前野蛮人的后代，都是他们各种秉性的继承者。记住，文明的时代只是镶嵌在太古时期黑暗历史上的金边。如果让孩子们放任自流，他们一定会趋向自己的本能，那就像四肢的数量和呼吸的机能一样是天生的。但是，当他们知晓理性，基督教义和教化会迫使他们转变，就像给小牛种痘一样。精神的提升和身体的免疫都是人为的过程。如果一个十九世纪的孩子被放到一座孤立的小岛上，那么，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力上，他都不会比那些无数年前生活在青石灰岩洞穴中、用燧石做箭头的祖先强。
让人振奋的是，终有一天人类善的本能会战胜恶的本能？这个时刻还很久远，非常久远，但它的到来是确定无疑的，就像酸持续不断地滴入碱性溶液，最终会沉淀出盐一样。当无垠的光明和进步终止了无垠的黑暗和罪恶，我们的后代终将会本能地倾向更加美好和高贵的事物。到了那个幸福的年代，一个孩子即使没有受到教化，也会从自己的本能和遗传中受益，变得比较仁慈、洁净和清白。他会避开罪恶，就像小猫避开水坑，不是缘于知识的获得，而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固有冲动。如果婴儿不需教化就能行善，看到昆虫就会为它引路，而不是扯掉它的腿脚，那么虽千万年也并不遥远。
这样的教育法是一种美妙的衡量标准，无疑能够促使进步。 [46] 未来的英国人在回顾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律时，会为其完善的条款和让人钦佩的实施状况惊讶不已。事实上，我认为对它带给后代的全面影响，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竞争已经够激烈的了——上天作证——在任何一个艺术和职业领域。如果有人要招聘一个办事员，街上会挤满应聘的人。然后会发生什么？百分之五十的孩子会继承父辈的随便什么职业，但是另外的百分之五十，虽然他们的脑子里涌动着自己并不想要的知识，却又因此免于修剪篱笆或挖下水道。我担心的是，野心让他们涌入早已人满为患的领域，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受过教育的工作者长于理论，却常常在教育开始的地方止步不前。而对于一个国家，不管个人遭受多少磨难，提高他的智力水准，也会提高国家自身的水平。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终将被证实为最强大的国家，个人的福祉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福祉。
我呢，又到了服用秋水仙碱的时候了，我最好放下陈词滥调，关注一下现实吧。“写点东西！”特纳医生说。可是在我的脚踝感到灼烧的时候，怎么能写出值得一读的东西呢？但是，如果明天一切如意，我将拿出书写纸和鹅毛笔试试看。如果我在胡思乱想方面有这么多支离破碎、无休无止的意见，那说明我尚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更让我痛恨的了，大概除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