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先庚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是中国心理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周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也因此，我有幸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入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与工作时，得蒙周先生的教诲与提携。

周先生在美国学习心理学期间，接受了实验心理学的严格训练，这为他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刻苦用功的精神使他在心理学实验技术和手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他尝试研究汉字心理学，可这项研究在实验工具上遇到了困难，他就自己钻研、设计适用于研究汉字的实验工具，最终研制成了“四门速示器”，并顺利完成硕士、博士论文课题的研究工作。他在实验工具上的发明创造还有多种形式的迷津，被用于心理学研究。他在实验工具上的创新精神是当今心理学界要学习的。

周先生在他一生的研究中始终有一种“中国意识”，即研究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从他1927年向西方心理学界介绍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情况，到1928年他在推孟“智力测验”课堂上做“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报告，到他以汉字心理学为课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再到他1948年在与亨利·默里（Henry Murray）的通信中提到“中国牌”心理学（Chinese brand of psychology），再到1979年他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术报告会上提到自己是“来自中国”的心理学家，还有他自1930年开始调查，一直到1986年再度发表论文探讨中国人的颜色偏好问题，都体现了他的“中国意识”。

周先生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具有超前意识的洞见。他认为中国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道路。对于理论研究，周先生强调不要“为了实验而实验，为了搜集资料而实验，为了计算资料而实验”，而要“为了求真理而实验”；他还重视和加强应用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心理学服务于社会实践，并且强调心理学应成为人民大众能理解、能接受的科学，他认为，“为大众所接受”是推动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与周先生结缘后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接受的一份工作就是去帮助周先庚教授整理他的手稿、著作，因此非常荣幸地每周有3天的上午去周先生的家里跟他讨论学术问题。老先生很怀念在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时的峥嵘岁月，我能感受到他作为当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调整前最后一任系主任心里所承载的遗憾与挂念。2008年，当我有机会回到清华大学复建心理学系时，周广业老师（周先生的长子）第一时间向我转达了老先生的一个遗愿——恢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我那时惊觉，原来我青春年少时在周先生的膝边不经意地听他说起的清华故事，就这么在命运之轮的推动下成为我肩上的新的责任。2024年4月，拥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终于成立了！我想，周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必会感到无比欣慰，也无遗憾了吧。

彭凯平
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