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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气过盛者，多有勇无谋；阴柔之气过盛者，多懦弱无能。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当刚则刚，当柔则柔，是对成大事者的要求。
【原文】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消息直与命相通，此其皎然易见。
【译文】
已经鉴别出神骨的清浊优劣之后，应当进一步辨别刚柔。刚柔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原名为“先天种子”，其中柔弱不足的，用补；阳刚过度的，用泄。刚柔的此消彼长与人的命运是互相关联的，这就像皎洁明亮的月光，是比较容易看见的。
【解读】
五行是我国古代先哲们创造的一种物质观。在他们看来，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组成的，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人的发展变化，都是随着这五种要素的盛衰而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这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世间万物循环不已。
五行其实是自然关系呈现与持续运作。其中的“行”，郑玄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尚书》中则认为“行”是指一种自然的运行，是遵循本身的作为所呈现固有的一种规则而持续的运动，属于一种自然的作为。所以说，当鲧矱用阻的方式治理洪水时，上天便会震怒，因为鲧矱的这种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律，导致天命之降于禹，而禹因势利导以治水。水性基本上就是流，阻流以治，自然破坏水性，坏了自然之性，就必定会引起天怒，因而也一定引来人们的共怨。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五行代表着物质的运动，代表着万物之宗。如果不遵循五行而行，就会像鲧矱一样，遭到上天的惩罚；相反，如能遇到事情能依循自然规律，因事而治，就一定会比盲目的胡作非为要顺利。
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要素所具有的各自属性：
金的特性：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这好比日落西山。古代人称为“金曰从革”。其中“从革”是指“变革”的含义。引申扩展则是指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这些都属于金。
木的特性：具有生发、条达特性。这就像日出东方。古人称为“木曰曲直”。其中“曲直”是指树木生长的形态，也就是说枝干曲直，向上向外周舒展。引申扩展为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这些都属于木。
水的特性：具有寒冷、向下特性。这就好比北方寒冷。古人称为“水曰润下”是指水有滋润物体和向下的特点。引申扩展为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的事物，这些都属于水。
火的特性：具有炎热、向上特性。这就好比南方的炎热。古人称为“火曰炎上”。其中“炎上”是指火有温热、上升的特性。引申扩展为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这些都属于火。
土的特性：具有长养、化育特性。这好比中原肥沃。古人称为“土爰稼穑”，也就是说土有种植和收获农作物的作用。引申扩展为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这都属于土。在古代有“土载四行”和“土为万物之母”的说法。
文中说，“刚柔，五行生克之数”。其意思是说，五行相生相克，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
五行具有相生和相克的的作用。相生是指事物的相互促进、助长或滋生的关系；相克则是指事物的相互克制、抑制或制约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次序的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相生相克，就如同阴阳一样，是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中的平衡与协调。没有相生就没有相克，没有相克就没有相生。这种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辅相成、互相为用的关系推动和维持事物的正常生长、发展和变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而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
由此可见，如果五行之间的生克制衡关系失常，则事物的协调性便遭到了破坏，从而出现反常的变化现象，在自然界则表现为自然灾害，在人体则表现为疾病。
此外，五行之间还出现反常现象，主要是“亢乘”和“反侮”。亢乘，物盛极为亢太过。凡事物亢极则乘。乘，乘虚侵袭，强而欺弱，相克太过。反侮，五行中并不只存在着顺克，有时也会出现逆克，如旺克衰、强克弱的现象。譬如：土旺木衰，木受土克；木旺金衰，金受木克；水衰火旺，水受火克；土衰水旺，土受水克；金旺火衰，火受金克，这种逆克，叫反克也称反侮。反侮，反过来欺侮。
在古代，人们在预测和判断人命运的时候，看人的面相不仅要充分合乎自然性，而且还要充分合乎社会性，然而这种合乎自然性和合乎社会性落到实处，就是符合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规律——即阴阳互转、五行生克。
对此，老子就有深刻的见解，他说：“兵强就会被消灭，木强就会被折断。柔弱的事物属于生存发展这一类，刚强的事物属于没有发展前途这一类。”老子指出的是柔弱胜刚强。树木过于坚硬就会折断，金属过于坚硬就容易折断，皮革过于坚硬就容易破裂；人过于残忍和武断，就会引来祸端。而灾祸往往都是从最开始的萌芽阶段开始的，倘若不加以警觉和防范，那么后悔就晚了。
金朝皇帝完颜亮就十分残忍，简直就是丧失天良、灭尽人伦的昏庸人。当时，岳飞是宋朝的大将，不幸被害，宋朝失去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大将，从此再也不能常打胜仗了。这时候，作为金国的宰相完颜亮则自认为劳苦功高，对于皇帝的所作所为则是逐渐厌恶，便心生邪念，想杀掉皇上，自立为皇帝。终于得到一次机会，他将熙宗杀掉，谋取了皇位。完颜亮上台后，看到金朝乃番邦异族，不讲究礼仪，就立刻将那些开国元勋们，如完颜斡带、完颜粘罕、完颜兀术等人的后裔，无论老少，不论功劳多少，全部杀光。然后将他们的老婆、女儿，全都带入后宫，供他淫乐。这些人，都是完颜亮的叔母、姑妈、姐妹辈。然而他却完全不顾她们与自己的血缘关系，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人。
此外，完颜亮为了营建自己的新都，大兴土木。当时宋朝有一个叫柳永的书生，写了一首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完颜亮看见后，生出羡慕之情，想象如果自己的土地也能够像词中写的那样繁花似锦，该有多好。于是他就下达命令，发兵江南，征伐宋朝。他的母亲单太后对他的行为有些不满，就对他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结果却惹怒了他，他夺过卫兵手中的狼牙棒，将母亲活活打死。
后来，完颜亮率兵六十万人，一路上滥杀无辜，攻到了安徽和县。随后，又下令手下收集船只，准备南渡长江。结果令完颜亮想不到的是，末将虞允文带着残兵败将，驾着捉泥鳅的小船，蚂蚁似的出江作战，打败了完颜亮的第一次进攻。完颜亮面对自己进攻的失败，勃然大怒，将败退回去的金兵全部推进江中喂鱼，自己带领大军，来到下游的瓜州准备渡江。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根据地大本营的人早已忍无可忍，趁他远在江北，发动政变，已经拥立完颜雍为帝。
当完颜亮得知消息后，觉得大事不妙，唯恐两面夹击，便命令属下强渡长江，结果江没渡成，金兵死伤惨重。而这个时候，完颜亮不但不安抚士兵，反而却残暴地斩杀败兵，致使许多士兵都溃退回国，一些士兵趁夜杀死了完颜亮，提着他的头回国报功去了。
这便是人的残忍导致的下场。忍有许多种，而唯一不可取的就是残忍。如果一个人对于事情都能够做到不残忍，而是一种宽容的忍耐，就可以换来成功和幸福，甚至还可以保身，颐养天年，否则必定遭灾祸和覆灭。
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过刚则必折，过柔则必败。这正如人们所说的“弓硬弦常断、人强祸必随”。这就需要我们随时而刚、随机而柔。也就是说，对人要因人而异，采取刚柔并济。再如，元朝末年，朝廷十分昏庸无道，各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揭竿起义。其中以朱元璋为领袖的起义军，处处以农民利益为本，所作所为都顺应民心，为了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他广召天下英雄豪杰，决心推翻元朝统治。
朱元璋发出号召不久，就有各路英雄好汉投奔而来。很快一支强大的队伍就组成了。但此时正好缺一名运筹帷幄的领兵元帅，于是朱元璋就召集群众举荐帅才。他的手下有个名叫胡大海的人，突然想到了自己有个姑表兄徐达，在小的时候曾经受到高手名师指点，不仅对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还熟读兵书，胸有韬略，可称为天下奇才。只因为不满现在朝廷的昏庸才退隐山庄，过着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于是，胡大海便向朱元璋举荐了此人。朱元璋听后十分开心，立即准备了一份厚礼，派胡大海前往他的住所，请他一定要把徐贤士请出山来。胡大海接到命令后，也立即赶往徐达的住处，并传达了他的来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徐达竟然说：“多承贤弟美意，只是愚兄久居深山，一向孤陋寡闻。往日所学已荒废，怎敢担此重任？加之父母年迈，愚兄未进寸孝，怎好撇舍远离，实难从命！”
胡大海听徐达这么一说，知道这是在委婉地拒绝他，他十分了解徐达是个谨慎的人。因为他对朱元璋并不了解，又怎么能够轻易出山呢？尽管胡大海对徐达说尽朱元璋的为人的好话，徐达就是不肯点头。这下让胡大海开始觉得有些棘手。心想如果我不把徐达请出山，那么我回去又如何向主帅交代，索性不如留下来跟徐达“磨”到底。
第二天，胡大海又去徐达家开始劝说他。徐达的家人接见了他，并对他说徐达有重要事情出远门了，而胡大海心中明白这是徐达故意躲避出去了。这让胡大海开始着急起来，在他家里来回直转圈子。当他看着徐达家干净、整洁的四合院，忽然一个主意涌上了心头。
这天深夜，徐达家突然起火，庄上的人也被大火所惊醒，顷刻间徐达家浓烟滚滚，整个房屋都被大火所笼罩，大火一直烧了大半夜。而徐达家所有的房屋，都被这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
当徐达得知消息急忙赶回来，听人说自己的老母也葬身火海之中的时候，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就在这时候，只见胡大海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说道：“表哥，不要哭，赶快追拿放火之人，为姑母报仇雪恨。小弟看得清晰，是一群土匪所为，小弟追了半夜，而这伙人却且战且退，小弟身孤力单没有办法，只好赶回来叫人。”
徐达一听，急切拉着胡大海说道：“老弟，我们这就去追。”嘴里还骂道：“我非擒住这伙毛贼不可，将他们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
大约追到天亮时分，果然发现前面有一伙人马在往南行。徐达见到后，便打马猛追。那伙人见有人追来，也加快了马速。直到徐达的马跑不动了，才放慢了速度。而这时候，前面的人马也慢了下来，好像故意跟胡大海和徐达逗着玩一样。就这样徐达他们追了好长时间，怎么也追不上。气得徐达干着急，却没有任何办法。
胡大海看到徐达气得不轻，就劝说道：“哥哥不要过分上火，相信这伙毛贼也跑不掉。都怪你不听小弟的话，才闹出了今天这烧身大祸……”这话提醒了徐达，他心里一动：难道这是胡大海请不动我才设下的诡计？想到这里，他一把揪住胡大海要他说出事情的真相。
这时候，胡大海才赔礼告罪，把事情真相说了出来。原来胡大海见无法请动徐达，便想出这个笨办法：他首先吩咐手下人连夜备好车辆，假装一伙土匪闯进徐宅，将他的姑母及嫂子、侄儿一起接走，接着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装上了车，然后放了一把火，把徐宅烧个片瓦无存，以此来切断徐达留恋故土的心。胡大海最后笑着说：“老哥如果想要见到我姑母，只有随小弟去军营走一趟了。”
徐达听完后，哭笑不得。见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今自己也无家可归，长叹一声，最后随胡大海到朱元璋大营去了。
朱元璋见到徐达后，觉得他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就拜徐达为三军大元帅。徐达也见朱元璋果然是个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主帅，更看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业，这才相信胡大海之前所说的话句句是真，也就没有再推辞，衷心帮助朱元璋出谋划策，领兵东征西战。
由此可以得知，胡大海为了请徐达出山，先是以柔对待，结果不但没有请出徐达，而是使徐达躲避了起来。于是胡大海又采取了刚的计谋，制造了一场土匪火烧徐宅的局面，假装一伙土匪闯进徐宅，把徐宅烧个精光，最后使徐达断了留恋故土之心，最后使徐达不得不随胡大海到朱元璋大营去。从这就可以看出，刚柔并济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好手段。
如果人观察出五行中的某一方面“行”的不足处，那么在其他的部位也可以弥补，这也正如《老子》中所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倘若有一处“行”有余，那么其他的部位就可以加以削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比较中和平衡的“刚柔相济”。譬如说，如果人的眼睛没有好的佳相，形或神都不足，而耳朵的神和形却十分有余，那么耳朵的佳相就可以弥补眼睛的不足，反之也是同样道理。
“不足用补，有余用泄”在阴阳五行中是辩证的重要体现。阴阳的概念，在古代人们称它为世界上最基本的矛盾现象或属性。凡是动的、热的、强壮的、明亮的、公开的、充实的、亢进的、有力的、向外的为“阳”；凡是静的、冷的、柔弱的、昏暗的、隐蔽的、减退的、无力的、内向的则为“阴”。“阳”则包含了“刚”的含义，即刚健、正直、坚强、进取和有为等；而“阴”则包含了“柔”的含义，即委婉、隐忍、曲折、退守和虚无等。两者是互相联系的。比如金旺，就是说物极必反，刚极易折，则用水来泄金之旺；如水太弱，不足以济事，就用金来生水，助其弱势。这种总体的观念，可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在运用“不足用补，有余用泄”的时候，则应遵循事物圆虚消长的道理——阴阳均衡，刚柔相济，五行和谐统一的规律。
就性质而言，刚柔即阴阳，刚为阳，柔为阴，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阳刚显露在外，阴柔蕴含在内，二者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彼此保持均衡是常态，一旦失去均衡，事物就会发生变化。用太极图来表现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彼此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依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太极图包含了宇宙中的道理，同时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人一旦过柔，就会驯顺无骨，无法立足。曾国藩一生功名，最终毁于津门，这就是过柔。过刚就是挺然独立，事则不远。海瑞就是因为过刚，而一生历经坎坷，也不被重用。他一生治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人们都称他为“刚峰先生”。
海瑞，字汝贤，琼州府琼山县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试中举人。第二年进入京城，就立刻向朝廷上《平黎策》，希望开道立县、以安定乡土。这个策子当时传诵一时，有见识的人读后都对此大加称赞。
海瑞在做闽南平县教谕的时候，一天御史来到学校视察，主管学校的官吏全部跪在地上谒见，只有海瑞挺立而行长揖礼，他说：“参谒台臣应当注意礼节。这里是学宫明伦堂，是老师教授学生的地方，本不该屈身下跪。”后来，海瑞升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但他依然穿着布袍，吃着糙米，还命令家中的老仆种菜自给自足。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时，因为驿站所供应的东西不完备而大发雷霆，并把驿吏抓起来，倒悬在房梁上。海瑞知道后说：“过去胡公巡查部属的时候，他命令凡是经过的地方都不要摆设酒食和帐幕等物品。如今这个人行装富足，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于是，就命令手下把胡公子衣袋里面的黄金数千两全部纳入公库里，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胡宗宪。胡宗宪心中明白事情的真相，无奈理亏又无法开口，只好任由海瑞处置。
还有一次，鄢懋卿以都御史总理盐政，巡视部属经过淳安县的时候，供应菲薄，海瑞便高声告诉他：“淳安小县，不能容纳车马。”鄢懋卿听后十分愤怒，但是一向听说海瑞很有名声，只好收敛威风悻悻离去。
当时正是明世宗执政时期，但他却常常不临朝听政，而是深居西苑，专心设道场祈祷神佛。朝廷大臣白杨最、杨爵看到明世宗的行为，便直言劝谏他，却不幸获罪。后来朝中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朝中的政事。面对这样的局面，海瑞则挺身而出，直言上疏说：“天下都一致认为陛下不称职。”
世宗收到海瑞的奏章后，龙颜大怒，将奏折摔到地上，命令手下立即捉拿海瑞。宦官黄锦在旁边则说：“海瑞这个人一向有无知狂妄的名声。当他上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冒犯皇上，而一定会判死罪，于是就自己预备了一口棺材，与妻子诀别，在朝廷外等待问罪，而且家中的奴仆都已经遣散，没有留下一个人，看来他是不准备逃走的。”
皇帝听后，就将奏章留下，数月不作批示。没过多久，世宗患了疾病，总是闷闷不乐，召下阁臣徐阶商议内禅帝位一事，对他说：“海瑞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可以与纣王时期的比干相比，只不过朕不是殷纣王而已。如今朕已经生病这么久，无法临朝听政。”又说：“只怪朕自己没有谨慎珍惜，才落得如此窘困的境地。可如果朕从西苑出去，返回大内，不就等于接受这个人的辱骂了吗？”于是他手批海瑞奏章，以“谩主毁君”为罪状将海瑞逮捕入狱，并追究主使者。没过多久，就移交到刑部，拟定死罪。但是刑部议罪奏章依然在世宗的手里，没作批示，户部司务何以尚猜想世宗并没有要治海瑞的意思，便上书请求释放海瑞。世宗看到他的上书后，便诏令锦衣卫把他杖打一百下，带上枷锁关进狱中，昼夜拷打审讯。两个月后，世宗死去，穆宗即位，何以尚和海瑞都被释放。
其实，世宗刚死的时候，朝廷外百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刑部主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都断定海瑞将来会被释放，就摆设酒食款待海瑞。而海瑞以为是自己将要被砍头，这是临行的款待，便肆意地吃喝起来，毫无顾忌。当刑部主事贴近他耳旁说：“嘉靖皇帝刚刚去世，先生如今就要被释放出去了。”海瑞听后，放声大哭，就把刚吃进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昏厥在地上。醒后的海瑞依旧是哭声不绝。后来海瑞被释放，并恢复了原职。没过多久又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翌年（1567年）初，擢尚宝司司丞，调任大理寺右丞。
海瑞上任后，历任两京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又于隆庆三年（1569年）夏，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治所在苏州。他所管属的官吏都十分畏惧他的威望，那些昔日曾贪黩不廉洁的人多数都自己弃官而去。而有权势的人家大门原本是漆成赤红色，如今听说海瑞来到，就改漆成黑色。监督织造的宦官，也都减少了抬轿和侍从的数量。
只要海瑞一声命令，所有的官吏都怀着恐惧的心情遵照执行，有些有能力的豪强都逃避起来。而奸诈的人多数都趁机揭发仇家的阴谋，世家大族的人常常有被诬告蒙受冤屈的。海瑞又减省驿站传递公文、转运货物或官员过往休息等项的冗费。到这里出差职的人，都得不到很好的安排，由此对海瑞怨恨的人也逐渐多起来。
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上书弹劾海瑞。其中给事中舒化，上书斥责海瑞迟滞而不明白政体，应该以南京清闲的官职安置他。没过多久，给事中戴凤翔也上书弹劾海瑞庇护那些奸诈的人，以及欺凌有权势的官僚地主，不断地猎取名誉而败坏政治等。结果，海瑞被改任督南京粮储，不到半年就被免职。随后海瑞到云南赴任，但适逢高拱被召用主掌吏部，而高拱平日里怨恨海瑞，因此，趁机将海瑞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而海瑞就在此时称病辞官，归返家乡。
万历元年（1573年），国事由张居正执掌，他对海瑞也是十分不欣赏，上任后，他就命令巡抚御史去查访海瑞。御史来到琼山县深山里巡视海瑞，海瑞则杀鸡为黍，与御史相对而食，御史看见海瑞居室内冷落凄切，非常贫寒，便叹息离去。回去后御史便告知张居正所探得的情况，而张居正心中依旧畏惧海瑞严峻刚直，虽然朝廷内外诸臣都上书举荐海瑞，但是却始终不予召用。
神宗时期，多次想要召用海瑞到北京任职，但是执国事大臣暗中阻止，后来海瑞被升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而南京都察院诸官平日里苟且怠惰，海瑞却以身作则，清廉无私，因此得罪了诸位官员，致使他们纷纷上书毁谤海瑞。海瑞到此，知道自己已经深陷水火之中，便屡次上书请求退休，但神宗总是安慰他并留他，不允许他离职。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死于南京职守。
由此可见，以柔克刚，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为人处世的最佳方式。从古至今，具有刚的人还是多数，而柔的人则为少数。如果一个人以柔为主，将刚蕴含于柔中，则表现的是一种“柔道”。而“柔道”不仅是治国治民的最佳手段，还是人们取得事业成功的有效捷径。譬如，刘备一生以“哭”来打动别人，这种哭就是一种柔，因此，打动了关羽、张飞，使他们忠诚地跟随他出生入死。
所以说，作为今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以柔克刚的道理，使柔刚二者均衡，并且事实也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事半功倍、为利久远，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刘备识得孔明得三分天下，孔明识得姜维终后继有人。伯乐相马，贵在识马。俗话说：世间百态，人各有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识人之道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根据人的脾气秉性、性格特点来分，也可以根据人的相貌、举止来分。
在古代，人们常以阴阳刚柔以及五行学说来品鉴人物。他们依据人的长相、形体，将人归类为五种：
金形之人：这种人较消瘦，骨态较露，关节突出。头、肩、腹、手、脚都比较小。从五官上看，脸型偏方，肤色较白。其性情较强悍，心比较急，做事能够当机立断。性情急躁，坚定不妥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成名的可能性。金形的人多数为官将之才。
木形之人：这种人身材多挺直瘦长，头比较小，身背较宽。手足也小，皮肤略青。木型的人多属于劳碌型，一生忙碌操劳，任劳任怨。心胸开阔型，这类人做事能循序渐进，能与人共事合作，明智可靠，认真公正，慷慨，有理解能力。
水形之人：这种人肩小，腰腹大。喜欢动不喜欢静。走路的时候，身体容易摇晃，手足都比较大，腰身长而靠下。这种人皮肤比较黑，心、体都比较弱，极易随波逐流，缺乏自强，需人扶植。人容易劳心，不适合劳力，但这种劳心也不要过度。这类人具有说服力，做事被动依赖性比较强，有上进心，谦虚，不太坚定，灵活敏感。
火形之人：这种人面尖头小，肩背宽，身体强壮，手足也比较小。肤色偏红。脾气暴躁，不重视钱财，变化无常，信用较差，能从全面考虑问题，但缺乏做事的勇气，没有耐心。这类人有进取心和雄心壮志，有自信心，有个性精神，为人果断坚强。但缺乏耐心，做事精力充沛，有领导能力。
土形之人：这种人肩宽背厚，腹肉饱满，四肢匀称。土形人脸圆头大，肤色较黄。心地温和，不喜欢趋炎附势，也不弄权玩势。这类人做事迟钝刻板，缺乏想象力，客观现实主义者，怕担风险，慎重，有事业心，坚贞，有组织能力。
我国一向以伟大的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中的骨气，便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古往今来，许多民族英雄都用生命的代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理：做人要有骨气。譬如，屈原宁愿死也不愿看到国家灭亡的骨气；司马迁，宁愿忍受宫刑也不愿放弃生命、放弃理想的骨气；勾践，忍辱负重十多年只为心中的理想抱负不灭；苏武，被外敌捉走为其牧羊几十年只为心中有一信念，最终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土。还有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很多人，他们都是很有骨气的，但只因各人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
人是不能没有骨气的。动物可以没有骨气，因为它可以不明白事理，看不清世道的善与恶，也没有人格和思维。而人拥有骨气，那便是人的自尊，更是对人世间丑恶的反抗。正义的精神源于骨气，民族的自尊源于骨气，对社会的责任更源于骨气的激发。
“亚圣”孟子生活在诸侯混战、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但他对人的骨气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思是说人富贵显达了不能丧失骨气，在物欲中迷失；人贫穷困苦不能丧失骨气改变心志；人受到武力的威胁就更不能丧失骨气轻易屈服。由此可见，骨气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骨气就像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权利与自由，没有自尊与人格，任人驱使与买卖。
孟子曾说，齐国人因为生活的困苦而沦为乞丐。但是他们却从不以乞讨为生而丧失人格。有位齐国的富人看到有位乞丐十分可怜，就想收他为门徒，将一碗饭扔在地上，对他叫道：“嗟！来食！”而这位乞丐是有骨气的，他知道那富人的卑鄙的用意，他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嗟来之食”。这就是一个人有骨气的真实写照。
由此看来，没有骨气就无法立身，甚至会引来灾祸。同时一个有骨气的人，也一定会以“不贪”作为修身之宝，这样才能超越他人，战胜物欲度过一生，否则就会得不偿失。李莲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莲英一生十恶不赦，干尽了坏事，受到了天下人的指责。他是直隶河间府人。从小失去父母，无人管教，最后沦落成流氓无赖之徒。曾经因为私贩硝磺，被捕入狱，释放后便改行补皮鞋，用“皮硝李”三个字为招牌，勉强维持生计。当时在河间那个地方，许多人都愿意当太监。李莲英有个叫做沈玉兰的同乡也进宫做了太监。两人相处十分融洽。沈玉兰见李莲英生活得很辛苦，便要李莲英另寻出路，李莲英见他做太监过得非常好，认为做太监十分风光，就让沈玉兰引荐一下。
有一天，沈兰玉在公共场合偶尔听到有则消息说西太后（即慈禧太后）听说北京市上流行一种新的发式，就让梳头房太监给她梳这种样式，可是连续换了几个人都不随她心愿。于是，沈玉兰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莲英，说这次可是一个进宫的好机会。李莲英听后，便花了数周时间游遍了京都的妓院，仔细揣摩了窑姐的各种发式，最终学成了这一技艺。
随后，李莲英由沈兰玉推荐进入宫中，李莲英便对慈禧太后细心地照顾，慈禧太后对他的技艺也十分欣赏，便把他留在了身边。再加上李莲英为人十分机警，又善于揣摩别人的心事，所以格外受到慈禧太后的宠幸。李莲英的房间与后宫距离很近，太后经常到他那里去坐坐，聊聊家常，在他房间里有十把座椅，太后坐过的有七八把。凡是太后坐过的椅子，李莲英都用黄缎蒙起来，以此来讨慈禧的欢心。又由于慈禧晚年好静，不爱说话，李莲英就将她所用的东西，如饮食、汤药、服饰、车马等，件件准备得都十分周到，没有出一点差错。每当李莲英休假的时候，其他太监都免不了挨打，这些太监常常哭泣着求李莲英为自己代班。可以说，慈禧在世的日子里，李莲英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
后来，宫中的东太后去世，李莲英更加肆无忌惮。由原来的梳头房太监晋升为总管，从此他掌握政权，权倾朝野，无恶不作。有许多人巴结他，都得到了显位，例如张荫桓、陈璧等人。李莲英在当时可谓是被慈禧宠爱有加，无人可比，他可以同慈禧平起平坐，有什么好吃的慈禧都会给李莲英留着。在李莲英四十岁的时候，慈禧赐给了他许多珍品和蟒缎，与朝中重臣相同。内到军机大臣，外至各省督抚，都送礼祝贺。慈禧死后，李莲英又为隆裕太后所庇护，直到病死。
李莲英死后，其他太监都偷窥他的财富，寻思谋取，派心腹四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除了他在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仅宫中储存的现银就有三百余万两。总计所受的赃款大约有千万两银子，众太监共谋瓜分，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了争斗。于是受伤的小德张便将这件事情报告给隆裕太后，太后让内务府大臣查办，将所有存款一律充公。
后来，宫中大兴土木，购置各种西式用器，东交民巷各洋行生意兴隆，都是由李莲英这笔赃款“报销”的。
所以说，人无刚骨安身不牢。有了刚骨，更要懂得如何做人修身，这样才能够称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李莲英虽然能够做到为人圆滑，赢得人的喜欢，但是他最终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刚骨之气，遭到后人的唾弃。作为今人，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要做就做个有骨气、充满正气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最后即使富有一世，也会留下贪财或者十恶不赦的罪人的骂名。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意思是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任何可以攻克强的东西都不能胜过它。因为弱能胜过强，弱能胜过刚，世间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往往却无法做到。因此圣人说：“能够承受起全国侮辱，才能配做一国的君主，能够承受住国家的灾难”。
《论语》中也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其意思是说，做人要刚柔结合，把握好一个度。能刚能柔，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庄子曾在《山木》中讲到了一个故事，东海有一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群鸟中苟且偷生。飞行时又不敢飞在鸟的队伍前面，也不敢飞在鸟队的后面，吃食物的时候也不敢抢在第一，只是捡其他鸟剩下的食物。因此，它既不会受到鸟群外的伤害，也不会引起鸟群内的排斥，每天都生活得十分悠哉，远离忧患。从这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生活处世的方法。
从古至今，有很多忠臣都是因为不明白刚柔之道，过于“刚”而遭到不幸。比如，比干刚直不阿，直言进谏，最终遭到商纣王的杀害。在曾国藩看来，柔就是手段，刚就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约请赵惠文王相会在西河外的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互相订立友好盟约。渑池原本属于东周管辖范围，但秦国已经掌控了这一管辖地区，对此赵惠文王十分担心会被秦王作为人质而扣留。于是，他召集诸位群臣一起商讨对策。
赵惠文王说：“秦王曾经以会盟的名义欺骗了楚怀王，将楚怀王囚禁在咸阳，到现在楚人还对此十分伤心难过。如今又约我相会，他会不会像对待楚怀王那样对待我呢？”
而廉颇和蔺相如都一致认为，倘若赵王不去赴约，就表示向秦国示弱，这会让秦国觉得赵国力量薄弱，胆小如鼠，会叫秦国瞧不起的。蔺相如则表示愿意护送惠文王一同去赴会，廉颇也表示愿意辅佐太子坚守国土。
赵惠文王听说蔺相如愿意一同前往，一颗心逐渐平静下来，便高兴地说：“蔺大夫都能够完璧，又何况寡人呢？”
平原君赵胜说：“昔日宋襄公独自去赴会，结果遭到了楚国的劫持；鲁君与齐王相会于夹谷，幸亏有左右司马陪同，才全身而退。现在虽然有蔺大夫为您护驾，最好也要挑选五千名精兵作为随从，以防不测。另外，再派大军离三十里外屯扎，这才是万全之策。”
赵惠文王听后，觉得平原君所说的十分有道理，便听从了他的劝谏，让李牧为中军大夫，同时率领精兵五千名相随，并让平原君率大部队紧跟他的后面。廉颇将赵惠文王一直送到边境上，对赵王说：“大王同虎狼之王相会，结果是令人难以预测的。如今我与大王相约，想必来往道路上所用的日子超不过三十天。如果到了三十天后，还不见您归来，我就请求按楚国的办法立太子为王，以杜绝秦国非分的想法。”赵惠王也表示同意。
后来，赵惠文王和秦昭襄王按期相会于渑池。双方摆酒畅饮，喝到半酣，昭襄王借着酒意说：“我听说赵王精通音乐，我这里正好有宝瑟，烦请赵王弹一曲，以助酒兴吧！”赵王顿时脸红了，但又不好推辞。于是，秦王侍者将宝瑟放在赵王面前，赵王便弹了一曲。秦王听后，连声称好，并笑着说：“我以前曾听说赵国的先祖赵烈侯十分爱好音乐，没想到您也继承了先祖的爱好。”接着，他让御史记下这件事，秦国御史就执笔取简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相会在渑池，赵王为秦王鼓瑟。”
这时候，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也精于琴声，我便专门带来瓦器，请求秦王来为赵王敲击，以此来互相娱乐。”秦昭襄王听后十分气愤，对蔺相如根本不理睬。蔺相如则将盛酒用的瓦器取来捧着，在秦王面前跪着请秦王敲击，秦王始终是不肯答应。
蔺相如见秦王态度如此坚决，便又说道：“大王是不是因为你们秦国强大的兵力来欺负人？但是，我在五步以内，就可以把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的左右侍从听到蔺相如如此大义凛然的话，都觉得十分畏惧，谁都不敢上前一步。秦王虽然满是不开心，但是又十分害怕蔺相如的威严，无奈只好勉强地将瓦器敲了一下。蔺相如这才站起身来，将赵国的御史召了上来，也让他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相会于渑池，秦王给赵王敲缶。”
秦国大臣看蔺相如如此欺负他们的秦王，个个都十分不满。其中就有几位大臣从宴席中站起身来，直接对赵王说：“今天赵王惠顾，请您割舍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吧！”蔺相如也不甘示弱，也对秦王说：“既然赵国已经献十五座城池给秦国，那么秦国也应该有所回报，就请秦国用咸阳为赵王祝寿吧！”
宴席结束后，秦国的客卿胡阳等人都私下建议秦王把赵王拘留起来。而秦王却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听探信的人说，赵国布署得十分周密，大军就驻扎在附近，因而不敢贸然行事。同时，他也知道用武力是不可能占到便宜，就更加敬重赵王，两人便相约为兄弟，双方都保证互不侵犯。
为了获得赵国的信任，秦王将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作为人质留在赵国。而秦国大臣对秦王这种做法都十分不理解，秦王则解释说：“赵国力量现在很强大，我们暂时是不能讨伐它。将王孙送到赵国做人质，就是为了让赵国对我更加信任，那么我就可以专心致志来对付别的国家了。”大臣听后，才恍然大悟，都称赞秦王的远见和智谋。
赵王从渑池会回来后，心中一直感激蔺相如为自己所挽回面子。就对众臣说：“我能拥有蔺相如，就好比泰山一样安稳，赵国的地位也重过九鼎。蔺相如的功劳真是无人能比啊。”于是，就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出廉颇之右（在古代，人以右最尊贵）。
一向被赵王所器重的廉颇眼看蔺相如职位高于自己，心中十分不平衡，认为赵王的做法有些不妥。他心想：“我出生入死，攻城掠地，维护了赵国的安全，按情理上说，我才是功劳最大，而蔺相如只是动用了嘴皮之功，能有多少功劳。可是官职却要在我的上面，况且他曾经只是宦官的宾客，出身低微，我又怎么甘心居于他的下面呢？以后别让我看到他，要是看到他，就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也不是好惹的。”
廉颇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则是事事小心，唯恐与廉颇发生争执。因此每次上朝，都称病不去。宾客们私下都认为蔺相如是因为害怕廉颇。
有一天，蔺相如因事外出，正好廉颇也外出。路途中蔺相如远远看见廉颇的军队，就赶紧让手下的人将车马赶到一边的小巷中躲起来。等到廉颇的车队过去后，他才出来向前走。宾客对蔺相如的做法十分气愤，就一起来到蔺相如跟前说：“我们远离故土，抛妻弃儿投奔您的帐下，是因为仰慕您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廉颇与您同是一国大臣，况且您还位于他之上。而廉颇口出恶言，您不仅不报复，反而见到他却如此胆怯，这让我们觉得十分羞愧，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辞去。”
蔺相如听到宾客的这一番话，笑着说：“在你们看来，廉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呢？”
宾客们说：“那当然是廉将军比不上秦王。”
蔺相如接着说：“这就对了，以秦王的威严，天下没有人可与他抗争，而我却敢当面斥责他，侮辱他的群臣。虽然我没有什么才能，但也不会怕一个廉将军。我之所以这么做，就因为考虑到国家的安危。你们想，秦国如今不敢对赵国进攻，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与廉将军自相残杀，那么两虎共斗必有一伤，这样不就为秦国侵犯赵国提供了机会。所以说，我之所以忍着不与廉颇发生冲突，这也是将国家大计放在首位，个人的得失放在次位。”
宾客们听到蔺相如这番解释，都为他的大度和长远见识所折服，从此更加敬佩蔺相如。
然而，蔺相如越是谦让廉颇，廉颇越生气。赵惠文王也十分担忧这件事。虞卿就自告奋勇说和廉颇与蔺相如。虞卿见到廉颇后，便先歌颂一番他的功劳，然后话锋一转，说：“论功劳是你最大，但论气量你不如蔺相如大。”并将蔺相如对宾客所说的话告诉了廉颇。廉颇听后，觉得十分惭愧，便肉袒负荆，跑到蔺相如家中请罪，说：“鄙人志量浅狭，不知相国如此宽容，就是死也不足以赎罪。”
蔺相如则是赶紧扶起廉颇，说道：“我们两人能够并肩做事，为社稷的重臣，将军能够体谅，就是我们国家十分幸运的了。”
从此以后，两人相约，拜为生死之交，刎颈不变，后人所说的“刎颈之交”和“负荆请罪”就是由此得来。
由此可见，廉颇虽刚，但最后却被蔺相如的柔所折服。而蔺相如面对秦王具有的大义凛然，就是刚；对廉颇的大度，则是柔。这便是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所以说生活中的我们也一定要学会这种该刚则刚、该柔则柔的处世原则，这样才能够成就大事。
【原文】
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顺而合。顺者多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金与火仇，有时合火，推之水土者皆然，此逆而合者，其贵非常。然所谓逆合者，金形带火则然，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水形带土则然，土形带水，则孤寒老矣；木形带金则然，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此外牵合，俱是杂格，不入文人正论。
【译文】
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相仇三种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合”；“合”又有顺合与逆合之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辗转相生就是顺合。相貌外形归入顺合中的人中多会致富，但是却不会尊贵，即使偶然尊贵，也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难以保持长久。金以火为仇敌，因为火能克金，但是，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金无火炼不成器。类而推文，火仇水，水仇土，土仇木，木仇金等等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逆合。形貌上带有这种逆合的人就会非常高贵。在逆合之相中，如果是金形人带有火形，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火形带有金形，到了三十岁就会死亡；如果是水形人带有土形之相，那么就会一辈子孤苦伶仃；如果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金形人带有木形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杀身之祸。其余以此类推。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的说法，都是杂格，不能归入文人的正统理论。
【解读】
在古代，人们对人的形体，常运用五行来分类，来说明人的性格、品德和命运。古人将这种方法称为“五行形相”。五行形相就是说，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性质，用类比取象的方法，把人的形体相貌、性格气质归类为五种：金形、木形、土形、火形、水形。古人的“人禀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的哲学观念是“五行形相”的理论依据。
《五行象说》曰：“夫人之受精于水，故禀气于火而为人，精合而神生，神生而后形全，是知全于外者，有金、木、水、火、土之相，有飞禽走兽之相。”其意思就是说，由于禀气不同，人的性格气质不同，因此有不同的相形，于是便有五行之相的分类和飞禽走兽之相的分类。《神相全编》也有歌诀概括了这五种形相的特征与命理，其曰：“木瘦金方水主肥，土形敦厚背如龟，上尖下阔名为火，五样人形仔细推。木色青兮火色红，土黄水黑是真容。只有金形是带白，五般颜色不相同。青主忧兮白主表，黑主重病及官方。若还进职并添喜，看取新黄满面光。”还有相学家将仁、义、礼、智、信五德附会于五行形相之中，即所谓以五德配五行，认为木形人宜多仁，金形人宜多义，火形人宜多礼，水形人宜多智，土形人宜多信。
这都表明了，古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它的所构成元素也是金、木、水、火、土，具有自然之性，因而说：“禀五行以生，顺天地之和，食天地之禄，未尝不由于五行之所取。辨五行之形，须尽识五行之性。”其意思是，人生于五行，与天地相合，既然来自五行，那么，要想了解五行的形态，就必须知道五行的性状，知根知底，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有的人性格内向，有的人性格外向，有的人性格内外兼有。内向型的人表现为文静、爱思考、细致。外向型的人表现为活泼、开朗、灵活。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类性格各有优缺点，如果能融合这两者的优点，取长补短，那么做事就会具有判断力，知道如何进退。
人的双重性格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综合了内外两种性格的优点，二是指综合了两种人性格的粗犷和细腻的长处。伟人就具备双重性格，他们既有男人的粗心、豪爽，不拘于小节，还有女性的细腻、柔情，善解人意。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他们既豪迈勇敢，英气勃发，又懂得关心人，并胸怀大志，开创一番事业。
伟人的成功，从性格学上讲，就是充分融合两种性格类型各自的长处而形成的。即使他自身不具备这个特点，也会在他身边副将的身上体现。譬如，刘邦原本是一个粗人，但张良却非常细心。他们的结合就是刘邦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还有北宋初期幽州人吕端，从小聪明好学，成年后风度翩翩，对于家庭琐碎小事毫不在意，心胸豁达，乐善好施。有一次，吕端奉太祖赵匡胤之命，乘船出使高丽。突然海上狂风大起，巨浪滔天，飓风吹断了船上的桅杆，吓得一船人都胆战心惊，唯有吕端面无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地在那里看书。
到了宋太宗赵炅时代，吕端被任命为协助丞相管理朝政的参知政事。当时老臣赵普推荐吕端的时候，曾对宋太宗说：“吕端不管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挫折，都能够十分冷静地处理政务，是辅佐朝政难得的人才。”
宋太宗听后，便有意提拔吕端做丞相。有的大臣对此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吕端“平时没有什么机敏之处”，太宗却认为“吕端大事不糊涂”。后来，吕端成为宋太宗的宰相。在处理军国大事的时候，吕端充分体现出机智灵敏、果断坚决的才能。每当朝廷大臣遇事难以做出决策的时候，吕端则常常能较圆满地解决问题。
淳化五年，归顺宋朝的李继迁叛乱，宋军在与叛军的作战中，将李继迁的母亲抓去了。宋太宗便单独召见参知政事寇准，决定杀掉李母。而吕端早就预料到太宗会将李母处死，等到寇准退朝后，吕端便巧妙地询问寇准：“皇上是不是告诫你不要把你们所商议的事情告诉我？”寇准脸上则显出十分为难的神色。吕端见寇准并没有将话封死，继续说道：“我是一朝宰相，倘若是边关一些琐碎的小事，那么我也不用知道；如果是国家大事，你可不能故意隐瞒我啊。”
吕端、寇准都是深明大义、熟知轻重的人，所以吕端才敢公开地向寇准询问他与皇帝商议的事情。寇准也明白吕端话中的意思，就不再隐瞒，将太宗的意思如实告诉了吕端。吕端听后，便说：“这可不行，如果这样下去，必定会引起祸患。”于是急忙上殿启奏太宗说：“陛下，春秋时期，楚霸王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扬言要杀死他的父亲。刘邦为了成大事，根本都不理他，何况是李继迁这样卑鄙的叛贼呢？如果杀掉李母，只会让叛军更加坚定他们叛乱的决心。”
太宗听了吕端的话，仔细琢磨，也觉得十分有理，便问吕端那应该怎样处置李母呢。吕端则很有远见地回答说：“不如把李母放置在延州城，对她好好照顾，即使不能很快招降叛贼，也可以引起他良心上的不安；而李母的性命依然可以控制在我们手中，这不是更好吗？”吕端的这一番话，让太宗点头称赞：“如果没有吕卿，朕险些坏了大事。”后来吕端巧妙运用攻心战术，避免了事态扩大，李继迁最终不得不归顺宋朝。
从中可知，在处理李继迁的问题上，吕端及时纠正皇上的错误决策，避免了祸患。那么在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上，吕端更是一点也不糊涂，而是周全地处理问题。
宋太宗至道三年，皇上赵炅病危，内侍王继恩十分忌恨太子赵恒英明有为，便暗中串通副丞相李昌龄等人图谋废除太子，另立楚王元佐。楚王元佐是太宗长子，原为太子，因残暴无道，太宗便废弃了他。吕端知道后，就秘密地让太子赵恒入宫。太宗一死，皇后命令王继恩、吕端来见。吕端观察到王继恩神色有些不对，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事情发生，就将王继恩骗进书阁，把他锁在里面，派人严加看守，自己则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皇后。皇后因为受王继恩等人怂恿，已经产生了另立楚王元佐的意图，但见吕端来，便问道：“吕丞相，太宗皇上已经去世了，是不是让长子继承王位才合乎道理？”吕端回答说：“先帝立太子赵恒，正是为了今天，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遗愿呢？”皇后见吕端反对废太子赵恒，便不再说话。而吕端见皇后犹豫不定，就立即说道：“王继恩企图谋反，已经被我抓住。希望皇后赶快拥立太子才能保天下安定啊。”皇后见事情已经这样，无奈只好让太子继承皇位。
太子赵恒在福宁殿即位的那一天，垂帘召见群臣，吕端担心这其中有诈，便请求赵恒卷帘听朝。当吕端登上玉阶，仔细看了一番，确认是太子赵恒时才退了下来。随后，他带领群臣高呼万岁，庆贺宋真宗赵恒登基。
由卷帘认准了是自己拥立的皇帝才肯行礼，可以看出吕端确实是大事不糊涂。他善于忍耐平时的小事，在对于重大问题的细节上，却一点也不糊涂，不忽略，总是将问题处理得十分到位、周全。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七次胜仗，名声大振。但后来在武汉一次惨败，这让他觉得没有脸面回去见江东的父老，于是便想投河自尽，但是却被属下救下。回到湖南老家后，他不断读《道德经》，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非刚”的道理。他开始总结教训，将失败最终归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间用在京城搞后备工作。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渐进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
后来，曾国藩生病兼守母孝，在家依旧思索人生的哲理，最后他又终于明白了道家思想的精要所在，于是他从读书和当京官时的儒家，转初办湘军时的法家，而变为即将问鼎政治高峰的道家。力诫自己做人做事要忍耐、要柔韧，像水般处事为人。随后，曾国藩再次出山后，对所有以往排挤他的人都笑脸相迎，对所有他所看不起的人也都笑脸相迎，奉行“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姿态，这样一来，他在官场上得心应手。在皇帝赏识他的时候，他采取儒家姿态，赢得了皇上的更加信任；在他独自办事时，采取法家，严刑峻法，使事情办得十分公正；而在与同僚相处的时候，他采取道家一味的谦退，与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由此看来，正是曾国藩这种大柔非柔、至刚非刚的性格，才使他一生官运亨通，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作为今天的我们也应该懂得这其中的道理，进而学习借鉴，这样一来相信凡事都不再棘手，而能顺利达到你的理想目的地。
人一般有四种性格，分别是：外刚内刚型，即嘴硬心也硬、嘴狠心也狠型，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外柔内刚型，即嘴软心硬、嘴不狠心狠型，如刘邦、曹操；外刚内柔型，即嘴硬心软、嘴狠心不狠型，如项羽；外柔内柔型，即嘴软心也软、嘴不狠心也不狠型。
那么哪一种性格类型的人，事业更加成功呢？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来说明性格的不同，人生的境遇也不同。
卫青的母亲卫媪，本是平阳侯的妾，先生下女儿卫子夫和卫少儿，又暗地与郑季私通生有卫青。少年时候，卫青跟随父亲郑季，郑季便叫他去放羊。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卫青去了一次甘泉宫，宫中一人见了他，便说他将来一定会做官，并且官能封侯。卫青则笑着说：“我能够天天不挨打受气，就很满足了，哪里敢去想封侯。”
卫青的大姐姐卫子夫因为跟随平阳公主而得到汉武帝宠爱，陈皇后便十分愤怒，派人去捉住卫青，想杀他以泄私愤。当时，卫青有位好友名叫公孙敖，同几位壮士一同救出了卫青。汉武帝知道后，便认为卫青有奇才，封他为侍中。后来，派他随大军出征匈奴。那时期，同时代的李广等名将击匈奴有成有失，只有卫青有功无过，大家都佩服汉武帝的识人才能。
后来，卫青升职为大将军，但为人谦恭有礼，以仁治军，平和柔韧，不张声势，爱恤士卒，不擅权功，士卒都愿意为他效命。右将军苏建兵败，一个人逃回，部将们都认为苏建弃军独回，应当斩首以严军法。卫青却说：“我同大家情同手足，虽苏建失军当斩，但我们都是臣子，等呈报天子，让天子裁决才好。”这便是平和柔韧的卫青。
而霍去病是卫青的另一个姐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而生，他却与卫青的性格不一样。他为人直言仗义，非常勇敢。十八岁随卫青出征匈奴。汉武帝便叫他学习《孙子兵法》，霍去病说：“打仗主要看方略如何，不必多学古人兵法。”汉武帝就为他修建了一座院落，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与当初卫青听人说他将来会封侯时的话语截然不同。霍去病行军打仗不大体恤士卒，士卒缺粮，他仍然意气风发地追击匈奴。这与卫青以仁治军也不相同。
李广的儿子李敢，因为李广随卫青击匈奴误期自杀的事情，对卫青一直心存怨恨，便伏在路边打伤了卫青。卫青则将这件事情隐瞒了过去。骠骑将军霍去病知道后，非常气愤，于是借李敢随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将李敢射杀。汉武帝问起李敢的死因，霍去病则说李敢是追猎时与鹿相撞而死。
这便是两种不同性格人物的表现。卫青属于内向型，霍去病属于外向型。而他们的做事风格也不相同，一个是柔和谦虚，一个则是胆大勇敢。两个人都功名盖世，威震朝野。但唯一不同的是，霍去病比卫青出生得晚，但却比卫青死得早，这也是因为他的胆大勇敢所导致的。
然而，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最主要的还是看人的品质好坏，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正确与否。粗心者能否细心，细心者是否果敢，而不能因为他小心谨慎而认为是胆小怕事，也不能因他的不拘小节便当做是豪迈英雄。同样，通过性格看个人成败也是一样。最重要的还是看人物性格中的优缺点。因为人的性格并不能单纯地归为一种，往往它都具有混合型。比如看内向的人是否在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敢于行动；外向型的人是否能够把握住细节，而不计粗略。这样就能判断这个人的能力了。总之，一般事业辉煌的人往往都具备双重性格。
俗话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同样，性格也决定事情的成功与失败。
项羽和刘邦在中国历史上是楚汉相争中的两大霸王，项羽是锐不可当的二十七岁霸王，刘邦是年逾五十的垂老之人；项羽是名将之后，刘邦则是无名的农家子弟；项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刘邦本身并没有什么才能。后来，项羽称霸天下，声势如日中天，而刘邦仅被封为汉王，所据之地偏远险阻。但是，两人最终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项羽在三十二岁时，兵败自刎，全盘皆输；刘邦则承袭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格局，尽收天下，开创了绵延四百年的汉朝。
纵观项羽和刘邦两人的性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有远大的理想，有过人的包容力和忍耐力，以及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之所以导致两人不同的人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同所致。
项羽的性格是缺乏耐心，眼高手低，但他自信心强，做事又积极；刘邦的性格则是我行我素，喜欢夸口，但他慷慨好施，善交朋友。
项羽出生于将门贵族，崛起于秦始皇大秦帝国动荡的时候，他拥有用兵如神的军事天赋，仅仅用三年的时间，他率领五国联军直入秦都咸阳，终结了大秦帝国，以霸王之名威震宇内；他凭着天赋的军事才能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他二十七岁起，就逐步立下惊人的战功；他用兵别有洞见，敢于行险，善于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士卒的心，形成强大实力。他原本应该成为一个掌控天下的人，但是，他与出身贫寒的刘邦对峙争锋数年后，在楚汉争霸中却尝到一败涂地、四面楚歌的滋味。他虽善战，政治谋略却不敌老谋深算的刘邦，灭秦之后一连串失策的扰民、焚宫、封王、杀义帝等举动，引发了四起的民怨及诸王叛乱，终于让长于收买人心的刘邦羽翼丰满，布下牢不可破的圈套，霸业昙花一现，功败垂成。
项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谋略和视野。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项羽是位英雄，他的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英雄项羽最终自刎而死。
也有人认为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这一失败看出项羽在政治上是个分辨不出真假的人，又在险境中不能急中生智、化险为夷。其实这都是因为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胸怀。
《史记》中记载这样一个片段：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所望。
由此可见是项羽的性格毁了他的一生。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个致命伤。项羽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因此说，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而他也只不过是一名强悍的勇士而已。
而刘邦的高明地方就在于，他能知人善任，宽宏大量，宁愿斗智而不斗力。即所谓的内刚外柔。这也正是刘邦能够在那个动乱、烽火云涌的时代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刘邦虽然出身十分普通，与大将后裔身份的项羽相比根本不及。但是刘邦却不失领导的气质，善于不断提升自己，他将信陵君作为榜样，给自己定了人生的高度，而且还常常学信陵君的处世、行为方式。例如，他学到了用笼络手段壮大力量的方法。也就是善于根据情势揣摸人的心理，润滑人际关系，有较强的凝聚力，能够吸引他人为己所用。这便造就了他理性和工于心计的性格，因此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从表面看，刘邦似乎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他的身边却人才济济，萧何、韩信、陈平等都忠诚为他效命，连自视甚高的张良也敬佩地对人说：“沛公殆天授也”。刘邦做事还比较有分寸，楚国长老都称赞他说：“沛公，长者也。”史书记载：汉元年十年，沛公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项羽兵败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
同时，刘邦遇事还十分冷静。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可见，这种以己之短敌彼之长的傻事，刘邦是不会做的。他为实现大谋，坚忍克己。楚汉荥阳对峙时，项羽欲烹刘邦之父以迫其退兵，刘邦竟说：“我们已约为兄弟，我父亲即你父亲，如果要烹你父亲，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惊怒，要挟计划因之破产。刘邦原本性情贪财好色的，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克制自己。这与项羽每攻城破镇后“收其货宝妇女”有所不同。
总之，人的性格是人成就大事的重要因素。争霸中的项羽与刘邦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但是却因为彼此的性格不同，而使各自的人生也不同。从人的禀赋优越来看，项羽优于刘邦，但是项羽却不注重自我修养，遇到事鲁莽冲动，毫不克制，结果以失败告终；而刘邦表面平平，但却善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断以高标准来完善和要求自己，培养自己的优秀品质，克制天性中的不良成分，所以他取得了成功。
性格在心理学上是指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行为方式，是人格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性格的发展、形成及变化，和人的遗传、环境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遗传因素通过气质和智力而影响人的性格。人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气质，按照自己的活动方式，使性格具有独特的色彩。比如同样是助人为乐的性格特征，多血质的人在帮助人时动作敏捷、热情溢于言表，而黏液质的人则沉着冷静，情感蕴含在心。气质为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所决定，所以，一开始气质就影响性格形成和发展速度。
同时，人的智力和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智力和性格都受高级神经活动的特性和类型的影响，而智力对人性格形成是有作用的。这作用在人的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来。人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客观规律，这样就会促使自己勇于克服困难，在艰难险阻中表现出自觉、大胆、果断和坚毅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因此那些政治家、发明家、作家、艺术家，虽然从事不同的职业，但他们都兼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创造力和优良的性格特征。
此外，环境还是性格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环境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活动圈子以及工作实践来反映性格的。可以说，性格随着人所处环境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的变化，但总体上人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范蠡知道自己不辞辛劳、忍辱负重地帮助越王完成复国雪耻的大业后，也得不到越王的倍加宠爱，但是却可以展现自己一身的聪明才智，也会因自己所做出的成就而扬名天下，所以他任劳任怨地帮助越王灭吴之后，决定立刻归隐。同时，他还劝另外一复国名臣文种与他一同归隐，并对他说：“勾践这个人，豺颈狼心，只可与他同患难，不可与他同富贵。”但文种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灭吴之后正是享福的时候，所以不愿意离开。结果，就在范蠡离去之后，勾践就派人送了一把剑给文种，这时候文种才十分后悔自己没有听范蠡的规劝。
可见，范蠡对自己侍奉的君主是十分了解的，以及他对当世名士和自己的儿子们也十分了解。他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了监狱，准备临刑处死。但是他却认为“万金之子，不死于市”，于是就想派小儿子去救他的兄长，结果大儿子却觉得这么重要的事应该是交给他做才对，因为他是长子。但陶朱公范蠡深知大儿子的性格，执意不让他去，但是最后经不住大儿子和妻子的苦苦哀求，只好无奈地让他去了。在大儿子临行前，他交代一定要去求楚国的名士庄生，并赠送他黄金千两，千万不可与庄生发生争执。
庄生是个很清贫的名士，在楚国极其受到人们的尊崇，楚王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范蠡的大儿子找到他后，便将事情说给了他听，并将黄金交给了他。为了让大儿子放心，庄生就收下了黄金代为保管，准备事成之后再还给他。庄生便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巧言说服了楚王，楚王也准备释放在押囚犯（包括陶朱公的小儿子）。但范蠡的大儿子却不知道庄生私下为他办事的实情，只认为是楚王大开天恩，于是就马上找庄生要回了千两黄金。结果激怒了庄生，本来就不贪钱的他，气愤之下就又到楚王那里对范蠡的儿子进了谗言，结果范蠡的大儿子最后只等到了他弟弟的尸体。
范蠡的大儿子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去后，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伤心，都从屋中出来痛哭迎接。但是范蠡却苦笑着说：“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他弟弟的。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看惯了生活中的各种艰苦，所以他对于钱财就非常重视；而他的小弟，从生下来就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这种富裕的生活，让他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营救犯法的人，是要一大笔本钱的，只有让不吝啬钱财的人去，才能做得到。我之所以让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够丢得开钱财，而大儿子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不，结果证明了他只会害死了他弟弟。所以这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也早就准备好他带着丧事回来了。”
性格沉稳的人，比较文静，办事不会大张旗鼓，作风也是十分细致入微，认真执著，具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所以，通常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其缺点就是由于过于沉静，而使自己的行动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即显得行动不够敏捷，还因为凡事都仔细分析，三思而后行，因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此外，这样的人还没有更多的兴趣，不太关心周围的事物。虽然平日里不爱讲话，但是他所看问题能够十分透彻，只是不愿意说出来，这样就很容易被人忽略。
王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平日里总是不爱说话，也从不会表现自己。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也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因此，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个大傻瓜。从而，有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就连他的侄子王济也看不上他。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明明有许多好菜，但是王济就是不让他吃。王湛吃不到大鱼大肉，就让王济给他点蔬菜吃，但王济又当着他的面把蔬菜也吃了，王湛也没有生气。
有一天，王济偶然到叔叔的房子里去玩，看见王湛的床头上有一本《周易》，这是一本很古老又难读懂的书。这让王济很是纳闷，在他看来，这位“傻叔叔”怎么可能读懂这样部书呢？于是就问：“叔叔我看你床头上有本书，你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放在床头上呢？”王湛回答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坐在床头随便看看。”
见叔叔如此回答，王济还是怀疑叔叔读《周易》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便有意请王湛说说书中的一些意思。王湛便为他讲解了书中的一些内容，并分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非常中肯，讲得也十分精炼而有趣味，这可是王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于是，他留在叔叔的住处，好几天都不愿回去。经过与叔叔的接触和了解，让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比起叔叔来简直是相差甚远。他便惭愧地叹息说：“我家里竟然有这样一位博学的人，可我都三十岁了还不知道，这可是我的一个大过错啊！”几天后，他要回家了，王湛便将他送到大门口。
王济有一匹性子很烈的马，特别难骑，于是他就问王湛：“叔叔爱好骑马不？”王湛说：“有一点喜欢。”接着就骑上这匹烈马，只见他姿态悠闲轻巧，速度快慢自如，连最善骑马的人也无法超过他。王济对他平时骑的马也特别喜爱。王湛又说：“你这匹马虽然跑得快，但受不得累，干不得重活。我看到督邮有一匹马，是一匹能吃苦的好马，只是现在还小。”王济便听了叔叔的话，将那匹马买来，精心地喂养，等到它与自己骑的马一样大了，就进行比试。这时候，王湛又说：“这匹马只有背着重物才能知道它的能力，在平地上走是显不出优势来的。”于是，王济就让两匹马在有土堆的场地上比赛。跑着跑着，只见王济的马果然摔倒了，而督邮的马还像平常一样，稳稳当当。
通过这些事情，王济从内心深处更加佩服叔叔的学识和才能。他回家后，便对父亲说：“我有这样一位好叔叔，他比我可强多了，可我从前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还经常轻视他，真是太不应该了。”
曹武帝平时也认为王湛是个呆子。有一天，他见到王济，就又像往常一样与他开玩笑地说：“你屋里傻叔叔死了没有？”如果是在过去，王济一定会笑而不答，可这一次，王济却大声回答说：“我叔叔根本就不傻！”接着，便把王湛的才能学识一五一十讲出来，这也让武帝震惊并相信了。后来，王湛还当了汝南内史。
由此看来，王湛平日里只会不断提高自己，从不去追求虚荣和过分地表现自己，这可谓是人生的智慧。也正是因为王湛这种善于忍耐、不追求虚名的性格，才获得他人真正的敬佩与赏识。
所谓韬谲之人，是说这种人机智多谋，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术，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很容易成为大奸之人，通常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办事能采取比较得体的方法，表面谦虚，实际上不会吃哑巴亏，暗藏着报复的想法。这种人不论在乱世还是治世都能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是懂得变通的善于保全自己的一类人。因诡智多变，可能节气不够，如果忠正有余，有气敢往，就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所以这样的人可以为辅佐之人，但不能专权。
据《史记》里记载：秦始皇本应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不该是秦王的后代。但这个偷梁换柱的前因后果足以充分体现了吕不韦的韬谲诡智特点。
吕不韦原本是个有钱的商人。秦昭王时期，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而安国君最宠爱的姬是华阳夫人，但是她却没有生育能力。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老二叫子楚，很不得安国君的喜欢，御史子楚被派到赵国做人质。赵国屡次被秦国攻打，因而子楚在赵国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有次，吕不韦到赵国去办事，当他看到处于困境中的子楚时，便认为他是个奇才，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于是就帮子楚策划，并给予他很多活动经费。吕不韦对子楚曾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应当立为新秦王。但他宠爱的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要立太子，华阳夫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你能讨得华阳夫人的欢心，那么你与其他兄弟争太子位的时候，不就有了很好的助力吗？我愿意为你提供千金作为经费。”子楚面对吕不韦的如此帮助，叩首称谢。
随后，吕不韦又去华阳夫人面前开始讨好，对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日夜泣思君王和夫人。”华阳夫人听了十分兴。吕不韦又买通华阳夫人的姐姐，叫她对华阳夫人说：“你以美色得安国君喜欢，但一旦年老色衰，又没儿子，该如何托付后半生？子楚虽然排行老二，但有贤名，又能附和你，倒不如让安国君立子楚为太子，这样你一生都不用担心了。”经过吕不韦的如此吹捧，子楚的名声也因此日渐厚重。吕不韦同一个舞姬同居，舞姬有了身孕。就在这个时候，子楚对她一见钟情，希望吕不韦能够让给他。这让吕不韦大怒，但他转念一想，自己所有的家业都已经耗在了子楚身上，不如放长线钓大鱼，钓出一个千古的奇才来，就痛快地把舞姬送给了子楚，而不声张她怀有孩子的事情。
公元前259年，舞姬产下了一子。子楚认为这是自己的儿子，便将小孩取名为政。年老的秦王八年后驾崩，太子安国君即位，同年又因腹疾而亡。吕不韦一手安排的后备君子楚顺利地登上王位，是为襄王。但是三年内，这个运气十分不佳的子楚也死了，而吕不韦的私生子——子政继承了王位。
由此，吕不韦做了十年的涉政丞相，着手重塑秦国的形象。由于秦国地处西北边区，经常受到游牧民族威胁，后来虽然变成战国时代军事武力最强之国，但它的人民却被其他各国认定为粗鲁，没有文化。为摆脱这一形象，吕不韦从各国邀来三千宾客，包括学者、艺术家、哲学家、诗人、演说家和有名望的人，用自己的钱供他们住在秦国首都。吕不韦供这些人吃、住、娱乐，也请他们将个人所精通的天地万象、古今之事编成一本百科全书，结果编出了当时内容最完备的一本书，名为《吕氏春秋》。吕不韦也深以此书为傲，曾悬赏千金，征求是否有人增益此书。但却没有一个人应征。
虽然，吕不韦的这些手段看起来有些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实际上他是以谋略任秦国的宰相，已经为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帝国打下良好基础。吕不韦是个粗俗、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白手起家的人，他的故事使很多人受到启发。此外，吕不韦还有杰出的地方就是，秦国是法家的坚强据点，而法家通常将商人鄙视为寄生虫。也有官员耻笑吕不韦出身于粗鄙商人，但也有人说，很多官员才干还不如商人。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一个对吕不韦财势眼红的贵族说：“你在权力斗争中斗不过吕不韦，才会去骂他不知礼节。”
随着秦始皇的一天天长大，吕不韦开始担心他会发现自己和他的母亲的私情。于是他就设下诡计，让这个热情如火的太后自己走上了毁灭的道路。根据史家描述，吕不韦先找到一个很健壮的年轻人。太后见后，立刻对他表现出兴趣。吕不韦便顺水推舟，将这个年轻人送给了她。他便建议太后将他的情夫剃光头，拔掉眉毛，让他看起来像个宦官。一切安排好后，奸诈的吕不韦又设法放出声去，让秦王嬴政知道太后养了个假的宦官，而且这对男女还要谋反。并极力要求秦王诛这个年轻人及他的九族，并将太后锁入冷宫一生不得出来。
这个时候，秦王嬴政也对吕不韦起了疑心。他二十一岁亲政，在掌权之后，立刻免掉了吕不韦的摄政及丞相之职，还将他贬为平民，随后又把他放逐到边远的四川。迁往四川途中，吕不韦在恐惧遭暗杀的阴影下，服毒自尽。吕不韦死后，秦国还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防止商人再度掌握政权。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吕不韦自杀后十六年，秦王灭掉其他六国，自立为秦始皇。尽管他的统治时间短暂，但却剧烈地改变了中国。他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所有旧时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壁垒也一同瓦解，社会阶层上下流动变得比较容易。他将西北和西戎之地都并入中国版图，并将军事势力扩张到东北的朝鲜和南方的越南。
粥子曾说：“要想刚，一定要用柔来守住它；要想强，一定要用弱来保持它，柔积得多必然刚，弱积得多必然强。看他所积的是什么，就晓得他所得到的是福还是祸。用强来取胜于不及自己的，等到能与自己相匹敌时就易于损伤；用柔来取胜于超过自己的，那种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无恶不作，当朝官员都纷纷上书揭发他们的罪行。但因为严嵩倍受嘉靖皇帝的信任，所以一时根本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恶行，这样便使正派势力受到了多次的打击。如杨继盛、沈炼等人，都被害死。
徐阶就在严嵩炙手可热的时候进入了内阁，追随严嵩十年，从来都不敢与严嵩平起平坐，只是追随在他的后边谨慎从事。与此同时，在嘉靖皇帝斋醮所用的青瓷上，他还特别地制作，以此来亲近皇帝，讨他的欢心。一方面防备严嵩对自己下手，另一方面伺机“倒严”。
公元1561年，即嘉靖四十年，明世宗所居住的永寿宫发生了火灾，只得迁居其他宫殿。徐阶便趁机劝明世宗重修永寿宫，第二年改名万寿宫。这时候，皇帝对严嵩已经有些不满，因为是他劝说居住南城，即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回宫居住的地方。于是，徐阶就指使道士蓝道行借着扶乩来揭示严嵩的奸罪。嘉靖皇帝一直都迷信方术，宠幸道士，听了道士的话，便有所心动。
徐阶见到这种状况，认为时机已经逐渐成熟，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父子一些不法的事情。等到邹应龙将奏书呈现给皇上后，徐阶又专门到严嵩府中去拜见严嵩，对他进行了安慰。严嵩听了这些安慰的话后，十分高兴，立刻拜谢徐阶，并且让他的儿子严世蕃将全家妻儿老小都带到徐阶面前，将他们托付给他。
徐阶回到家后，他的儿子便暗中敲击他说：“您平日里被严嵩父子侮辱到了极点，如今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了。”徐阶听后，心中有些畅快，但是转身又假意训斥他的儿子说：“如果没有严家，哪会有我们的今天，你让我昧着良心与他作对，这让别人怎么看我。”其实徐阶早就想到，严嵩会派亲信到他家探风，于是才说了这一番话。探信的人将自己所听到的话，回去报告了严嵩。严嵩见徐阶所说的话和他曾经说过的一模一样，便放宽了心。后来，皇上将严嵩罢免，严嵩归乡。而徐阶依旧是“书问不绝”。
然而，严嵩回到家乡江西宜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稍作收敛。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充军发配到广东，却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便悄悄逃回了原籍。在家乡，父子二人依旧是恶贯满盈。一次，袁川府推官郭谏臣因为公事到严府去，严府恶仆正监督着一千多名工匠在修建庭院。于是恶仆便让这些工匠戏弄郭谏臣，而且还用瓦块投掷他。郭谏臣一怒之下，就上书给巡江御史林润，揭发严府强暴侵占的罪行，告发他们聚众谋反。随后，林润便立即驰书奏报朝廷。皇上也马上命人将严世蕃等人逮捕到京师。
到了京师后，严世蕃依旧对前途毫不在乎，并狂口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同时，他还私下聚集其党共同谋划，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但是那并不是皇上所深恶痛绝的地方。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消除。而且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情，这样既可激怒皇上，又可以得到赦免。他谋划好了以后，又让他的党徒到处去宣扬。结果主持审理案件的刑部尚书黄光异、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都中了他的阴谋，而听信了他的话。便草拟了这一内容的书稿，准备奏请皇帝。他们先将这个书稿带给徐阶过目。而徐阶对这一切心中早已有数，便故作不知，问这三个人：“书稿在哪里？”这三人立刻呈给徐阶看。
徐阶看完书稿后，便将黄光异、张永明、张守直三人带到内室，让手下退下。对他们说：“在你们看来，严公子是该死，还是该活呢？这个案子是想判他死罪呢？还是想判他生还呢？”这时三个人都说：“写上杨、沈之案正是要判他的死罪。”而此刻徐阶却摇头说：“这其中另有说法。”于是他讲出了这书稿所隐藏的阴谋，如果这样写，他们正是中了严世蕃的诡计。因为杨、沈之案是当年圣上亲自下诏，倘若在案中牵涉此事，就触及圣上忌讳。此案就可能不了了之。三个人这才猛然醒悟。可是三人却不知道该如何书写奏书，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一时间没有主意。他们便再三请徐阶出主意修改。只见胸有成竹的徐阶马上从袖中取出了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说：“我已拟议久矣。”三人一见，都喜出望外。
于是，一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奏书就这样产生了。书中历数了严世蕃的种种滔天大罪，特别突出了他的“潜谋叛逆”。因为徐阶早就猜透皇帝心理。结果，正如他所预料，他将这份书稿奏上后，只这一点就让皇帝大发雷霆，立刻令三法司核实后奏闻。徐阶便急忙带着圣旨出宫来，三法司官员齐集在宫门外候旨。徐阶只简略地问了他们几句话，就回家去草拟奏书。在奏书中他极力上言事已属实。就这样，罪有应得的严世蕃终于被判斩首，严嵩被黜为民，严府被抄，这让许多人都大快人心。后来严嵩病死家中。
汉文帝驾崩后，太子启继承了皇位，为汉景帝。这个时候，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多藩王势力越来越强大，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这对于汉朝的中央政权来说，已经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而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原本是太子家的人，汉景帝即位后，晁错所进献的对策言论经常能说到景帝的心里去，因此便由中大夫提升到内史。再加上晁错是景帝原来的属下，便更加地受到信任。只要是景帝商议的一些活动，都邀请晁错参加，而且他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能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进行了改革。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非常器重宠信晁错，谁都不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便引起了许多人对他的妒忌。
宰相申屠嘉自从晁错受宠后，便受到了冷落，心中愤恨不平。便暗中寻找机会，想要把晁错除去。晁错这时候也是有些得意忘形起来，做事更是肆无忌惮。有一次，晁错没有经过人的允许，就自作主张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这可是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太上皇庙正是坐落在晁错的署舍的后面，如果要想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绕很长的圈子，但开了这个角门，只要穿过这个墙，就很近了。所以，晁错就找人来开门拆墙。
宰相申屠嘉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这可是个大好时机，就赶紧令府吏草写奏章，书写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便急忙去给晁错报信，晁错听后，胆战心惊，深夜中就赶紧跑进了皇宫，面见了皇帝。因为景帝曾经准许他随时前来奏事。这时忽然见他深夜里求见，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立刻召见了他。当听晁错诉说完事情的经过后，景帝的回答却是没有什么大事，尽管照办。
第二天早朝，申屠嘉便将自己写好的奏章，呈给皇上看，满以为景帝会因晁错的大胆而治他的罪，却万万没想到的是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这件事情，朕早已知道，况且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庙外墙，并没损坏庙。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集，吐血而死。随后，景帝便命御史大夫陶青做了丞相，而晁错则升为御史大夫。这样看来，晁错不仅没有获罪，反而更加受到宠爱，也就不再管其他，一心报效皇上，而朝廷对他也绝对信任。
通常情况下，人只要总是在顺境中，那么很容易变得安逸，而变得不加谨慎。
晁错便是如此，他年轻气盛，接连升职，这让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于是便想趁机做出几件大事。首先他一面压服人心，让所有人都对他尊敬；另一方面是效忠皇上。于是，他给景帝写了一封上书，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他所上书的大意是说：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如今，吴王故意称病不上朝，按照古法应该诛杀，但文帝却不忍心，便赐予了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承蒙皇上的恩泽，本应该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锈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造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很大，不容易平定。
对于削藩这一想法，景帝早就有了这个打算。这次晁错提出来，他便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一起讨论。大臣们因为害怕晁错，一个个即使有意见也都不敢提出来。只有詹事窦婴出来进行阻止。窦婴并没有很高的职位，但只因为他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害怕晁错，敢于抗言。因为有了窦婴的反对，削藩的事情也只得暂且停了下来。由于削藩没有成功，晁错便十分暗恨窦婴。
没过多久，窦婴便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十分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遵照母亲的意思，格外照顾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曾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的时候，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十分高兴。梁王虽然口称不敢，可心里却十分得意。景帝的这番酒醉话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急忙跑上前来，对他说“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都十分扫兴。第二天，窦婴就被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觐见。
晁错见窦婴免了官职，就又再次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商议此事，还没结果的时候，又遇到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便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奔丧的时候，不加节制，依然纵淫，按法律应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的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都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如今被晁错抓到把柄，他不能不承认。只是景帝宽厚仁慈，不忍加刑，只是罢免了他的东海郡官职，依旧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已被削，晁错便又寻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抵抗的情绪，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强大的吴国下手。这时候，吴王刘濞已听说楚、赵、胶西王都被削夺封地，担心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的时候，就曾告诫他不要造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征讨过陈稀，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平定陈稀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的时候，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则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一定造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着他的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难道就在你身上吗？为了汉朝的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后，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一定不会得到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其意思就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只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听到叛乱的消息后，就马上召集群臣商议，这时候晁错平乱心切，居然脱口说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便问道：“如果我亲自出征，那么谁来守城呢？”晁错则说：“臣愿意留守都中。倘若陛下出兵荥阳，堵住叛兵，而徐潼一带，自然会撤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
景帝听了晁错的话后，没有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于是，景帝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也没有推辞，领命前去。没过多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又想起窦婴是个忠诚的臣子，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可窦婴依然心有前嫌，不肯受命，经过景帝一再督责，他才拜命出征。
正当窦婴发兵之际，突然有故友袁盎前来拜访。袁盎曾是吴国的故相，在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的时候，袁盎才辞去吴相的要职，回国都复命。没想到的是，晁错却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听信了晁错的谗言，便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从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对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听我的话，我自有平乱的良策。”窦婴原本与晁错不和睦，曾是同朝事君，却没有共同语言，听了袁盎的话，便满口答应代他奏请皇上。
因为袁盎当时已为庶人，根本就无法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的妙策，便非常欣喜，立刻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正在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情，袁盎原本是想陷害晁错，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可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景帝见了袁盎便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听到，倒显出很平静的样子，随口说道：“陛下尽请放心，不必担心。”
景帝见袁盎说得如此空洞，有些着急，因为他只想听具体的策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天下豪杰，如果不是有万全的计策，又怎么肯轻易发兵，又怎么说我不必忧虑呢？”
听景帝这么一说，袁盎抓住了景帝的心理，依然没有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接着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没有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之徒，乌合之众，这样一哄为乱，实在是不值得人担忧。”
景帝这下更加着急了，有些生气地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是有一计，能够平叛。只是不能让外人听见。”景帝听他这么一说，这才打起精神来，立刻叫周围的人退下，但晁错依然还在。袁盎心中明白，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那么晁错肯定会极力为自己辩解，而景帝又非常宠信晁错，即使他有罪，也无法下定决心。到那个时候，肯定是杀不了晁错，却会被晁错所杀。因此，他之所以将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晁错在场。眼下就剩下晁错一人，他依旧神秘地说：“我的计策，除了皇上，任何人都不能听到。”说完这话，袁盎捏了一把汗。倘若景帝认为晁错可以不必避嫌，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幸运的是，景帝思考了片刻，终于对晁错说：“你也先避一避吧！”
袁盎这才松了一口气，知道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就立刻对景帝说：“陛下你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的是高祖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却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也无非是想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果能诛杀晁错，并能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一定会罢兵而去。这国家的安危，全凭陛下一人作主。”说完，瞪目而视，不再多说一句话。
景帝毕竟年幼见识少，更不能分辨是非。当他听到袁盎这番话后，便想起了晁错建议他亲自出征的事情，便觉得晁错是居心不轨，即使他没有和七国串通一气，肯定也是另有所图。想到这里，便立刻对袁盎说：“如果可以让他们罢兵，我又为什么不能牺牲一人而谢天下呢！”
袁盎听景帝这么一说，内心十分欢喜，毕竟他是多年的老臣，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他后账，他想要再次从景帝那里得到证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就对景帝说：“陛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景帝没有再理他，只是封他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等袁盎退出，晁错才进来。这时的晁错可谓是十分大意，明知道袁盎诡计多端，有意避着自己，所出的计策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只是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没有过问，只是继续陈述军情而已。在他认为，景帝并没有听从袁盎的计策，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将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见外面一阵敲门声，急忙出去开门，原来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进宫。晁错十分吃惊，便问是什么事情啊，中尉只说不知道。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然觉得并非是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过的地方都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经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道大事不好。中尉还没有读完圣旨，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就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呢！
晁错死后，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亲、妻子、侄子等一并捉拿到长安，只有晁错的父亲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抓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其他的人都当以处斩。就这样，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这肯定会没有什么问题了，七国也该退兵了。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一天，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是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退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这个理由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意是想得到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如今您杀了晁错，只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想要削诸侯，只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的计策，今天的计划方能可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完，低头默然。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没有答应，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骨气。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定办，又因为袁盎拒不降吴，也不便加罪，景帝也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由此看来，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他死得的确有些冤枉，可见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官场这种没有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奸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
晁错虽然具有过人的才识，但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地前行，最终不免深陷败亡的境地。从这也可以看出，是晁错的性格决定了他悲剧的命运。而他的这种性格又因为缺少社会的磨炼，只知道忠诚，却不晓得忠诚有道；只知道为国家着想，却不知道为自己谋取生路。他太过锋芒毕露，不知道迂徐婉转；接触那么多人，又不知多结善缘。这样的性格便注定了他难以在官场立足。因为光靠一个人的信任，是根本不可靠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人必须诡计多端，没有棱角，而是要将事情做得尽量周到。就拿削藩为例，如果晁错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一时间骤然削封，这样就不会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一起对付景帝，也不至于激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原文】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者，半途必弃。观人所忽，十得八九矣。
【译文】
五行是阴阳刚柔之气的外在表现，所以称为“外刚柔”。此外，还有与之相应的内刚柔。内刚柔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激动与平静的两种情绪、深浅不一的心机城府。遇到高兴的事情，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遇到恼怒的事情，就大发雷霆，不能节制，事情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人属于阳刚之气过盛者，同“粗鲁”的人很相似。平静的时候没有半点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振作不起精神，这样的人属于阴柔之气过盛者，同“愚蠢”的人很相似。遇到事情考虑得很肤浅，但深思熟虑后又能深入细致地看待问题，这样的人属于刚柔并济者，同“奸诈”的人很相似。凡是内藏奸诈的人多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一定有所成就。既粗鲁又愚蠢的人，因心神受到刚柔之气支配，乐天知命，所以这样的人往往长寿。奸诈的小人用心来控制刚柔之气，遇到事情经常以退为进，以顺迎逆，最终能获得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心思也是粗枝大叶的人，由于只刚不柔，做事容易半途而废。查看一般人所忽略掉的东西，往往会有十拿九稳的好效果。
【解读】
此节所说的刚柔，主要是针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置以及判断所说的内容。这也属于相术的内容。
在古代，相士都认为，人是五行之气而生的，有的人得金气较多，就是金形人；有的人得木气较多，则为木形人，依此类推。根据相书上所论述，五行的人性格各不同，人的命运也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凡是金、木、水、火、土者，不管属于哪一种，都有富贵功名。最怕的就是人的头部为金形，腹部为木形，产生相克，那么人的命中就不会大富大贵了。而如果眉毛为木，眼睛为土，那就是相生的关系，这样的人一生都会有福气。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看过戏剧的人都知道，京剧里的人物都“脸谱化”，只要人物一上台，看见他所画的脸谱，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谁，比如说黑脸的是包公，代表着公正；红脸的是关公，代表着仗义；白脸的是曹操，代表着奸诈。
人的性格也可以由面相观察出。在古代，曾有十二属相的说法，其意是说人们通过动物的本能而折射出人的性格，无论形神都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也常常以动物来比喻人。
在古代选用人才也是如此，往往都是通过察举来任用人才。譬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选人，察举有三：一是识鉴，也就是说给人相面。东汉末年，识鉴人物非常盛行，当时有人评曹操：“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评孔融：“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汉魏时期，刘邵著的《人物志》一书中也详细谈了识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如《人物志》中有云：“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所以，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
其二是门阀，门阀就是指“门第”和“阀阅”相结合，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世家门第。东汉前期，有许多人都依仗自己的家室门第被举荐。有些保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到了魏晋南北朝，更加重视门阀特权，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为突破门阀的限制，取得富贵，往往投靠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民族酋豪。
其三名望。就是说为人仰望的名声。如诸葛亮一直被人称为有才、有智谋的人，于是刘备仰望他的名声，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
曾国藩观人也是基本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阴阳者，言其性也；五行者，言其质也。木和土性同，主阴；水和火性同，主阳，两性相合而成金。曾国藩认为，五行合五德，也就是说，木贵仁，土贵信，火贵礼，水贵智，金贵义。五行合六德，也就是说，木贵仁，土贵信，火贵兼，水贵智，木、火成金贵义，土、水成金贵礼。
而本节，主要是根据五行的性质来识别人的刚柔，并以刚柔来鉴别人才。这样才能够根据人才的特点，因地制宜，量才而用。
人的“内刚柔”与人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性格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好的性格能够使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坦然积极面对；不好的性格则会让人处处碰壁，受尽挫折。
北宋时期，苏轼、苏辙两人的性格就十分迥异。苏轼为人豪爽，说话直接，为此得罪了不少人，最终遭到贬职。而苏辙则是属于内向的性格，能够韬光养晦，待时而动，文笔虽然不及他的兄长，但是他一生的仕途却十分顺利，最后官升到副宰相。这便是内刚柔致使人生境遇的不同。
对此，曾国藩也深知内刚柔这一特点。所以他在观人的时候，总会以此为准则。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这两个人都十分有才华，并善谈天下事情，为人所敬仰。曾国藩接见二人后，就对他们进行了评价：刘生满腔充满不平的气息，恐怕难以得到善终；而陈生却沉稳踏实，官可以上升到三四名，但一生却不能有所作为。
没过多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着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则因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着妾出国，与外国人来往十分密切，这实在是有辱我国。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执政的是李鸿章，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自然也就倾向于郭嵩焘，将刘锡鸿撤了回来。刘锡鸿对此十分不满，开始痛恨李鸿章，并上书列举李鸿章有十大可杀的罪名。而当时清政府正是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事宜，所以上书留中不发。刘锡鸿知道后，更是气愤，经常是出言不逊，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没有人去赴宴，结果没过多久就抑郁而死。而陈兰彬则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并出使各国。他为人不肯随俗浮沉，虽胸有理想大志，但气色却没有英勇之气概，最终一事无成。
在人的情感世界里，喜怒是人的情绪表现。人的喜怒之间就能表现出对人待物的态度。譬如人高兴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脸上就会充满着喜悦的表情；因为事情而生气的时候，便会大发雷霆，脸上会出现怒火的表情。这样的人，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属于阳刚之气过盛的人，与“粗鲁”的人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生活中这种直率性格的人必定是少数，往往有些人的表情并不能真正体现出内心的情感，他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意隐藏内心的所想和情绪。这样的人，一时观察不出来，只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文中说，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其意思是说为了事物的得失或喜或怒，情绪非常强烈，失于常情。而凡事过目就忘记，做事情不用心，把许多经历的事情都忘记得一干二净，这种人就是粗鲁的人。人们常说的粗心大意的人，性情刚直、不思进退的人，办事欠考虑、缺乏周密的人都属于粗鲁的人。
曾国藩也认为，只有粗中有细、思考周密的人，做事才稳当，才能取得胜利。而粗心的人要想取得成功，就要经过一番磨炼，才能使心思周密，但是这种人往往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但这样的人优点就是没有心计，没有野心，用这样的人比较放心。
《水浒传》中的人物鲁智深就率直粗犷，勇而有谋，粗中有细。为了保证金氏父女能够平安地离开，鲁智深就在店门口“坐了两个时辰”拖住店小二追寻金氏父女的举动，等到估计两父女都走远了，方才起身离去。还有在惩治恶霸镇关西的时候，他并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而是采取先激后打的策略，让郑屠手持剔骨尖刀先动手，再将他引到街上，当众质问郑屠，让大家了解“拳打郑屠”是正义的行动，直到后来他不慎失手打死郑屠，他也并没有惊慌，而是随机应变，遇险不惊地说道：“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边大骂，一边大踏步地走了。这些都表现了鲁智深勇而有谋、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
但纯粗无周密，就必定会让事情败露，导致失败。再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可谓是个粗鲁的汉子，但是正是因为他的粗中少细，因为常常酒醉而鞭打士兵，而引起士兵的积怨，最终被自己的手下砍下了头颅。
还有，纯粗无周密者，性情刚阳，如果一味地刚，而不分形式，不分场合，不知进退，凭自己性情行事，缺乏周密思考，就会使最后的结果得不偿失。比如，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为守住街亭这块战略要地，诸葛亮任命参军马谡为前锋，临行时再三嘱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马谡到达街亭后，并没有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副将王平再三劝阻，都无济于事，最后马谡失守街亭，战局骤变，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最后，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
纯粗者还包括做事拖拉，不稳重，缺乏智谋。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去指导，任其行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所以我们要想取得事情的成功，做事顺利，就必须要去除纯粗这种性情。只要能够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断读书和积累经验，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办事认真、成大事的人。用孔子的话说，这叫做“困而学之”。如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将吕蒙，他开始从军的时候，是个有勇无谋、纯粗无周密的人，后来孙权要他读书，他便认真听取了意见，最终成为了智勇双全的人才，打败关羽，扬名一方。
伏跳是指人的情绪变化。伏，即情绪平静的状态；跳，即情绪激动时的状态。当人情绪剧烈变化的时候，人往往就会做出超乎常理的举止，因此做大事者做事前必须慎重考虑，再作出决定，才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致使事情失败。
在古代，人们经常根据人的情绪变化来鉴别人才。比如曾国藩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俱佳的人才。当年，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考验下碰过好几次钉子。同时，在选人时，曾国藩还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虽然根据人的情绪可以鉴别人才，但是却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来考察所有的人才，因为，有一种情况能够让人独立成行，即伏亦不亢，跳亦不扬。
伏亦不亢，是指情绪平静的时候，不会激动兴奋，这是人的正常情绪反应；而跳亦不扬，是指当人遇到令人特别兴奋的事情时，也不能激动兴奋不已，心所反映的是死水状态，这便出乎人的想象之外。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或许是刻意的掩饰，另一种或许是一种“愚蠢”。
故意掩饰的人，可以说是人正常的一种反应，并非是他不能表现其行为，而不去为之。如，前秦时期，苻坚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下讨伐晋朝，军队声势浩大，马匹肥壮，有投鞭断流之势。而东晋谢安却以八万人马迎战苻坚。谢安所表现的是貌似平静，胸有成竹与人下棋，其实内心却是十分惶恐和担忧，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别人却无法看出。当报信的人报来以少胜多的消息时候，谢安依旧平心静气地下完这盘棋。但当他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却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而高兴得鞋子的齿掉了都没有察觉。
正是由于谢安的故意掩饰，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才得以实现。身为统帅如果不懂得掩饰内心的真正情绪，是无法率领部下赢得胜利的。当然这与那种真正的“愚蠢”是不同的。
深浅，是指人的心机城府。这种心机并非人天生带来的。人在少年时期，是个充满热情、胸怀大志的有为青年，常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事无不能为。因为社会阅历浅，其坦率的性格是天不怕地不怕，坦荡做人，风火做事；到了中年时期，由于经历的事情多了，遇事不再那么鲁莽，那么粗心，而是凡事都能够三思而行。不声张，沉住气，城府也越来越深，从而懂得如何才能步步为营，将事情办得成功。
遇到事情考虑得很肤浅，但深思熟虑之后又能深入细致地看待问题，这样的人属于刚柔并济者，同“奸诈”的人很相似。心计城府深的人，遇到事情就会具有这种特性，尽管最开始没想到，转念之间就会有新的发现，看到了更严重的后果。
一般聪明的人，都会过眼不忘，过眼就能看到事情的关键，并能把握住事情的本质，因而作出正确的决定。而所谓的“奸者”与聪明或许有着差别，被认为天性不聪明，思维不敏捷，但是他却坚忍执著，知难而进，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反而会高过聪明的人。
有人或许看到“奸者”就想到奸邪、奸佞的人，其实它所指的是那些有心成就大事，而心中城府慎重、谋思取胜的人。
清朝乾隆年间，和珅这人是无人不知晓。而且人们都认为他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贪官，从而便将他列为奸臣的行列中。其实，并非所有的贪官都是奸臣。纵观和珅的一生，他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奸佞，他只是一个玩弄权势，一半为公，一半为私的大臣。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他的出身和才干，以及他对朝廷的功绩来说，就证实了他是当时朝廷中能力突出的臣子。根据《清史稿》记载，和珅从小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旗人家庭，父母死得早，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许多事情只能靠自己去处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乾隆的器重。从此他官职一直晋升，但是由于他不是科举考试出身，所以常常被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员瞧不起，他认识自身的不足，就在自身的性格上有所弥补。他不但不会生那些看不起他的人的气，而且对人常常是笑面相迎，无论对上还是对下，从不摆官架子。又由于他善于理财，更是被乾隆所宠幸，得到重用。而人们对他施加的奸臣的罪名，主要表现在他的贪污和弄权上。和珅并不是仅仅靠一张嘴皮子来奉承就能平步青云，而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赢得乾隆的信任。当乾隆面对最大的财务危机的时候，是和珅出手为乾隆挽回了损失严重的局面。还有，当时西方的大英帝国第一次派使者和大清王朝接触，结果却出现了大使马戛尔尼不愿行跪拜礼的风波，最后还是和珅处理得法，不卑不亢，既维护了大清王朝的尊严，又避免了一场东西方的战争。
由此可见，和珅看似是一个奸臣，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他只是乾隆皇帝身边一个懂得见机行事、思维敏捷、有能力的辅臣。
所以说，“内奸”者，只是一个内心深思的人。这种人面对问题，总会反复思考和分析，作出最终的决定。这种人一般性格倔强，韧性十足，锲而不舍，因此往往都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生活中，每个人的处事方法都不同，有的人喜欢张扬，有点人善于内敛。而二者不能过度。过于张扬，就如同烈日会使草木枯萎；过于内敛，就会让江水决堤。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韬光养晦”，才能使事情取得成功。如韩信点兵的故事，在关键时刻，韩信面对着刘邦别有用意的提问，只是头看着棋局，漫不经心地回答。正是由于他不懂得韬光养晦，口出狂言，而不知正是因为他这句话，坚定了刘邦杀掉他的决心。使他走向死亡的原因也正是他的张狂。这是我们今人要引以为戒的。
真正的聪明的人，绝对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而是时刻都会韬光养晦的人。刘备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投靠曹操后，心里依然胸怀雄心大志，但是刘备却时刻提防曹操对他的谋害，于是他在后院中亲自种菜，不问外面的事情。对此，他的兄弟关羽和张飞都不明白刘备为何会有如此闲心。便问：“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这是为何呀？”刘备则回道：“你们二位兄弟是不明白的。”于是他们两人也不再多说。
一天，曹操派人去请刘备赴宴，刘备则心中忐忑不安，不明白曹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如约而去。当两人酒到半酣的时候，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眼看狂风暴雨就要来临。这时候，曹操突然问道：“玄德奔走四方，一定知道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哪些人才称为当世的真正英雄。”刘备则说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没想到，曹操却鼓掌大笑道：“这些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又何足挂齿！”刘备见曹操如此说来，又说：“我只知道这些人，此外就真不知道了。”曹操这时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则问道：“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向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听到曹操这么一说，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顿时掉到地上。恰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捡起筷子，嘴中说道：“这雷声的威力，可真是让人害怕。”曹操便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就这样，刘备把自己刚才听到曹操的话，所表现的失态轻轻地掩饰过去，而曹操从此也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自认为自己是天下的英雄，但又担心刘备会与他敌对，而争夺天下。虽然平日里曹操没有说出口，但是酒后却吐出了内心的担忧。而刘备也一向是谨慎行事，装呆，当被曹操一语点破的时候，心中固然十分吃惊。于是表现出了失态。因为刘备虽然投靠曹操，却始终不愿寄人篱下，时刻等待时机而东山再起。但曹操是个聪明的人，对于刘备的失态肯定会心起疑心。于是刘备便借着外面的雷声大作，而随机应变将自己的失态解释为是因为害怕外面的雷声。这巧妙的语言，显示出了刘备的随机应变，机智灵敏。后来，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而完成自己的大业。
从古至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胸怀大志，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也都渴望能够得到识千里马的伯乐。但是能够像吕尚碧溪垂钓，得遇重人的文王那般幸运的人却是极少数。更多的只是鲁莽行事，最终显露锋芒，遭到了灾祸连连。
因此，我们要做到真正的韬光养晦，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张扬，不鲁莽，遇事要冷静，三思而后行，做到收敛自己的浮躁。在危难中，时刻保持静如止水的心态，这样才会有机会取得事情的成功，实现自己的理想。
老子有一天把弟子们叫到床边，他用手指了自己的口里面，问弟子：“你们看到什么？”在场的弟子都没回答。老子对他们说：“满齿不存，舌头犹在。”意思是：牙齿虽硬，但它的寿命有限；舌头虽软，但它的生命力更强。
由此可见，人的性格有的是外刚内柔，有的是外柔内刚，但是很明显，前者往往会因此而受很多苦，因为大家只看到他刚的一面，而忽视他柔的内心。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病逝，弟弟赵光义嗣位登基，也就是宋太宗，改年号太平兴国。
赵匡胤之所以将皇位传给了弟弟，其原因主要是吸取了后周朝廷因幼主嗣位，被自己和兄弟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天下的教训，唯恐让自己年幼的儿子继承之后，被别人以自己使用过的伎俩，加害大宋赵家的皇帝。公元961年，也就是建隆二年，杜太后病危的时候，便把太祖匡胤唤到床前，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能登上皇位吗？”赵匡胤脱口就说是托祖宗以及太后的福泽。杜太后则说：“你错了，这是因为后周柴氏以幼主主宰天下。如果当初后周有成年的君主，那你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了。你与光义都是我的亲生儿子，等到你百年后，理所应当传位给弟弟光义，然后光义再将皇位传位给弟弟廷美，廷美死后再传位给你的儿子德昭。要知道，天下地广事多，能够立成年君主，这是造福社稷的事情。”
由于宋太祖对母亲十分忠孝，谨守母训，立刻答应了杜太后，并命令站在身边的大臣赵普把太后遗训记下。赵普也马上听命执笔记录，完毕后，还署上“臣普记”字样，太祖亲手封藏在金匮密室中保存。
为了赵宋王朝的安危，宋太祖赵匡胤果真将皇位让给了弟弟。本来太祖皇后宋氏开始想立自己的儿子，但被赵光义安排在身边的私党做了手脚，遣使召当时还是晋王的赵光义进宫入承大统，宋皇后无奈，只好对他说：“我们母子的身家性命，全都托付给你了。”赵光义感激涕零，当面发誓说：“我一定会保你们共富贵，请不必忧虑。”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赵光义一登皇位，便言而无信了。他的哥哥赵匡胤有四个儿子，两个已经夭折，只剩下德昭、德芳两子，当时德昭二十五岁，已经是成人，最有可能继位。因此，赵光义就把矛头指向了德昭。
公元979年，即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带着德昭出征幽州，路途中故意试探，命令人散布谣言说皇帝不知下落，让军中众人十分慌乱，这时果真就有人想立刻拥戴德昭称帝。这便让赵光义起了疑心，他觉得德昭上台可能性最大，于是他们出征返师回京后，以出征没有取得大胜为理由，迟迟不给予论功行赏。赵德昭便善意劝谏赵光义，催促叔叔赵光义尽决解决这件事情，赵光义此时见侄子如此劝说，就故意用语言刺激德昭说：“等到你做皇帝的时候，再行赏也不晚嘛。”以此来嘲讽德昭擅自干政。赵德昭是个性格耿直的人，他一心善意为国，没想到却反被羞辱，回府后心情十分不平，一气之下便自刎而死。两年之后，他的弟弟赵德芳也病死，时年二十二岁。这样一来，宋太祖这一支威胁太宗后代继承皇位的危险便彻底消除了，接着下一个目标就是赵光义的弟弟廷美了。
秦王廷美作为光义的弟弟，遵照太后的遗训，应当是在赵光义死后上台继位。当廷美看到哥哥赵光义在长兄宋太祖在位的时候，扩大势力，为后来顺利上台，奠下扎实基础。于是也想仿效，除了在秦王府内养了一批幕僚将官外，还同当朝宰相卢多逊成了死党。卢多逊原本是赵光义晋王府重要的人物，中过进士，宋太祖的时候，官至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太宗一上台后，便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做了当朝宰相，予以重用。后来，卢多逊与秦王廷美私交的事情，很快有人传给了太宗光义，这让赵光义十分恼怒，但考虑到这件事情关系到皇位继承大事，而且还牵连着太后遗命中的未来皇帝和在朝宰相，况且朝廷群臣到底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自己心中还没有数。于是经过他的再三思考，打算在朝中寻找卢多逊的政敌，促使他们内部互攻，这样自己就不会受到影响，又可以坐收别人攻敌之利，可谓是一箭双雕。随后，他就召宰相赵普进入京都，想利用赵普与卢多逊之间的矛盾，达到驱除卢多逊的目的。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赵匡胤上台代周就是因为他的计谋而取得成功的。所以宋太祖时期，他一直被宋太祖作为政治谋臣重用。在太祖乾德二年，他迁升门下侍郎、宰相、集贤大学士，独居相位，处理大宋国政。但是因为他贪污受贿，私自扩建自己的幕府，加上结姻亲枢密使李崇矩，让太祖对他产生了不满，逐渐冷淡了他。正是在这个时候，身为翰林院学士的卢多逊，每次被宋太祖召见的时候，总是攻击赵普，导致公元973年，即开宝六年，赵普被罢相，贬到河阳，做了一个三城节度使。从此，赵普视卢多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所以当他听到太宗召他入京的消息后，便立刻连日起程返都。
对于秦王廷美和卢多逊的暗中活动，赵光义知道后，并没有马上采取抵制的措施。因为他怕两人受到刺激后，与朝中大臣联手与他对抗。所以当有些大臣因为不满卢多逊的专权，而上书密告他与廷美勾结的时候，赵光义并没有立刻罢免卢多逊，只是对那些密告的人进行了奖励。如对密告卢多逊的左拾遗田锡赏钱五十万。赵光义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暗中鼓励卢多逊的政敌进一步告发，促使他们互相攻击；二是在赵光义看来这些人的密告还不足以制服卢多逊、廷美，还必须等待更高一级的政敌出面，引发更加激烈的政争，这样才能在双方凶残反目的时候，一网打尽，坐收渔利。因此，他把赵普召回京后，立刻恢复了赵普的相位，以牵制廷美和卢多逊。
卢多逊得知赵普恢复相位后，心中十分不安。赵普位列开国旧勋，这让秦王廷美也感到难以凌驾，于是便主动提出让出自己首辅地位，向前推赵普。赵普恢复相位后，总结了前次被太祖罢相的教训，便极力讨好太宗赵光义，他把自己当初与太祖受太后遗命的事情详加叙述，还说自己要“备位枢机以察权变”。还大力攻击政敌卢多逊，揭发他仗势欺人、结交私党、专权用事等情况。赵光义见赵普与卢多逊之间有如此大的矛盾，正应了他的计谋，随后就命令赵普调查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一案。
赵光义将自己的尚方宝剑交给了赵普，让他不遗余力地明察暗访。作为秦王的廷美，身为皇族显贵，而卢多逊位列宰相，执朝纲权柄，两人都是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高位人物，平常与朝臣将官交结往来非常多，如果有意查找他们的过失，可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赵普一上手，就把卢多逊抓了起来，压制廷美。在赵普势逼下，卢多逊承认了自己曾遣派心腹属官密告秦王廷美朝中的机密，向秦王输诚投靠，还对秦王说过：等太宗（赵光义）死了，我将尽力侍奉秦王。秦王也以弓矢回赠自己，以增加两人的彼此信任。
卢多逊的这些言辞，让赵普抓到了他的罪证，便给他定罪为勾结秦王、阴谋篡夺，是大逆不道的重罪，于是立刻上报宋太宗。宋太宗当然也是顺水推舟，罢免卢多逊的官爵，与他的家属一起发配到流崖州（今海南岛南部）。秦王廷美，也在太平兴国七年，被免开封府尹，出为西京留守。对此，赵普还特意向赵光义建议“太祖的遗训已经失误，陛下岂可再误。”鼓动赵光义应该将皇位传于自己的儿子，赵光义也欣然同意。
受到赵光义重用的赵普，为了铲除后患，更是不遗余力地怂恿太宗一定要铲除秦王，唯恐秦王哪天上台，自己会落得悲惨下场。因此在审查卢多逊案件的时候，他极力把卢多逊的案件往秦王身上引，借机株连。卢多逊供认后，他就立即授意开封府尹李符，以廷美与卢多逊勾通为名，要求把秦王再度往远处贬。李符还诬告秦王在留守西京的期间，不思悔改，埋怨皇上，“不利朝廷”。本来赵光义就视秦王廷美为自己身边的隐患，于是下令将廷美贬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今湖北房县），不许外出。一年后，廷美整日忧悸，病死贬所。这让赵普等人心中十分得意。
将赵廷美和卢多逊除去后，赵光义将自己的皇位传位给自己子孙的计划也得以实现。而杜太后的“兄终弟及”的遗训已经彻底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宋太宗赵光义一支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从此以后，赵宋的皇位都是在太宗后代的手中继承延续。
赶走了卢多逊的赵普，认为自己终于出了一口心中的怨气，但他没想到的是，自称赵宋第一谋臣的他，也有失手的时候。他的宰相位置还没有坐稳，赵光义就向朝臣宣布：“赵普对我们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朕又是昔年的故旧，如今花甲已过，已是白发上头，牙齿松落，念到旧情，朕再也不忍让他辛苦劳累，所以应该选择一善地，以尽享晚年。”于是，赵普立刻收拾了行装，一肚子委屈到他的“善地”邓州，做一个节度使去了。
由此可见，赵光义这种先柔后刚的计谋可谓是一箭双雕。他首先利用隔岸观火的计谋，在卢多逊与廷美互相勾结、势力逞强的时候，尽管朝中有一些卢多逊的政敌，但是赵光义却认为并不是抵制的时候，于是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密切观察两人的动向，以确定下一步的策略。后来他又召回被太祖罢免回家的开国元勋赵普，利用赵普和卢多逊之间的矛盾，暗中助他们互相攻伐，挑起更大的案件，一同将卢多逊、秦王廷美定罪，远贬到没有人烟的偏远地方。
三国时期，孙权去世后，吴国便陷入了权臣相争的内部斗争中。继孙峻诛诸葛恪之后，吴国的朝政被孙峻所把持。而孙峻一向没有名望，而且还骄矜残暴，导致朝臣与百姓对他有着极大的愤恨，甚至有人都想谋杀他，幸亏他发觉得早才免于一死。他在擅权三年后，于256年，即吴太平元年中历九月患病而死，临死的时候，将大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孙林。
孙林与孙峻是同一个祖父，受命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四岁，又没有战功，所以当时在外征讨魏国的吕据等大将对他都不服气。还有曾与诸葛恪从受孙权辅政遗诏的滕胤更是不甘心受孙林的调配。于是在中历九月和十月，吕据和滕胤先后举兵讨伐孙林，孙林便派他的兄弟孙虑迎击吕据和滕胤，后来因为吕、滕两人配合不好，被孙虑钻了空子，吕、滕两人兵败，被夷三族。
孙林铲除了吕据和滕胤这样的朝中政治敌手后，便无所顾忌，将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自任大将军，封永宁侯，总揽政纲。孙虑曾经为孙峻诛除诸葛恪出谋划策，因此孙峻对他非常尊重；孙林征讨吕据、滕胤的时候，孙虑又是主帅。但是有了政权的孙林，却对他轻视无礼，这让孙虑心中十分恼火，慢慢地孙林又受到了来自宗族内部的威胁。吴太平元年中历十一月，孙虑联合将军王敦，密谋想要杀死孙林。但是事情却泄露了出去，结果孙林杀死了王敦，孙虑也被迫服药而死。这使孙林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吴国权奸肆虐的时候，曹魏政权的内部也出现了重重的矛盾，李丰、夏侯玄、毋丘俭等人先后举兵反对司马师被族诛，大将诸葛诞深感自己处于危机，便于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中历五月叛变投降吴国。当时魏国以二十万大兵将诸葛诞围困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由于孙林急于收降诸葛诞扩充势力，先后派出三批军队，一共十一万人去为诸葛诞解围，但都以失败告终。为此，孙林十分恼怒，一气之下，斩杀了大将朱异。这场战争，可谓是劳民伤财，不但没救出诸葛诞，孙林还杀了自己的名将，这便引起了吴国上下的一片怨声。
孙林知道自己惹出了祸端，于是便称病不上朝。让自己的弟弟孙据掌管宿卫，此外，让其他三个弟弟孙恩、孙干、孙阎分掌诸营之兵，拥兵自固。其实，他这样总揽兵权，不仅是为了防备诸臣的叛变，最重要的是要防备吴主孙亮对他动杀机。
因为，那时候孙亮已经年满十六岁，在诸葛诞叛魏前就已经亲政。当时他对孙林擅权的不满逐渐暴露了出来，对孙林所奏的表章，经常肆无忌惮地质问不休。他还拣选了十五至十八岁的士卒子弟三千人，令大将子弟为将帅，在皇家林苑中每天操练。当孙林救诸葛诞没有成功，大失民心的时候，孙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刻与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共谋铲除孙林。
孙亮的妃子是孙林的外甥女，当她听到孙亮等人的密谋后，就立刻派人告诉给了孙林。孙林便先发制人，于吴太平三年（258年）中历九月，派兵夜袭全尚的幕府，将他拘捕；又派遣弟弟孙恩杀死刘承。随后，孙林亲自率士卒将孙亮的宫殿团团围住，孙亮听到消息后，执弓上马，对宫内的大臣们说：“我是大皇帝（孙权）的嗣子，即位已经五年了，谁敢不跟我去拼杀！”众臣都上前劝他不要去送死。没过多久，孙林就冲了进来。他当即宣布废孙亮的帝位，降之为会稽王。随后，孙亮被送往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县），在流放的途中被杀。
废黜孙亮后，孙林很想自己即位称帝，但是再三考虑，只怕朝中大臣都不服气，于是就派人将孙权的第六子孙休从会稽接来，拥他为帝。孙休知道孙林势力强大，为了稳住他，他即位后就对他以及其宗族封官晋爵。不但立孙林本人为丞相、荆州牧，增加五县封邑，就连他的四个弟弟都分别被任为将军，封为县侯、亭侯。在《三国志·孙林传》中记载说：“林一门五侯，据皆典禁兵，权倾入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其实，孙休对于孙林家族权势过盛早就心存不满，他更不愿意做一个傀儡的皇帝。只是他知道孙林的厉害，不敢轻易贸然行事，以免重蹈孙亮的覆辙。但是随着两人的矛盾日渐激化，这便迫使孙休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了。有一次孙林向孙休进献牛和酒，结果遭到了孙休的拒绝，这下恼怒了孙林，乘他酒酣的时候，故意对孙休的近臣张布说：“初废少主的时候，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这可是孙林公然对孙休的威胁恐吓。随后，张布就将孙林说的话上报了孙休。为了稳住其心，他一边对孙林屡加赏赐，一边将孙恩加侍中之职，与孙林分掌其原来独揽的职权。当时有人告孙林预谋造反，孙休不加理会，对之不加审讯，只是将举报的人交给孙林处置，弄得孙林非常尴尬。
孙休的举止，让孙林越来越觉得孙休并不像孙亮那么好对付，便想去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中历十一月，孙林正式提出到武昌屯兵，孙休也爽快答应了他。接着他又请求将他以前统领的中营精兵万余人带往武昌，并要求取走武库中的兵器，孙休也都一一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时，朝中大臣看到孙休对孙林如此的不加防备，心中都为他担忧。其实，孙休并不是没有一丝防备，他在麻痹孙林的同时，早已与近臣张布、左将军丁奉密议诛除孙林的策略。当年十二月戊辰日（公元259年1月18日），朝中按例举行腊会，孙林这时候早已觉察到将要发生变故，于是便称病不赴会。而孙休连续派了十几个人去请他，这让孙林无法不去应酬，于是，他整装准备赴会，又暗自嘱咐家人说：“你们赶快将应付事变的兵卒集合好，等我一进入宫中，你们就在府中放火，这样我可以借口回府灭火，尽快离开皇宫。”可见，孙林不愧为诡计多端之人。
果然，孙林入宫没多久，就传来他府中起火的消息。孙林便趁机借口请求回府，孙休则说：“外面兵卒那么多，何必劳丞相亲自操劳这件事情？”但孙林还是要强行离去，这时候，孙休便向左右亲信丁奉和张布使眼色，大家一齐上前，将孙林牢牢地捆绑起来。孙林被捉，立刻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跪地叩头说：“我愿流放到交州！”孙休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将吕据、滕胤流放到交州呢？”孙林又说：“我愿卖入官家为奴！”孙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以吕据、滕胤为奴呢？”这番话，实际是孙休在指责他逼死吕据、族灭滕胤。对此，孙林无以辩白，只好接受了杀戮的命运。
随后，孙休下令灭大将孙林夷三族。他的弟弟孙阎听到消息后，就想要乘船逃奔曹魏，结果途中被杀。他的从兄孙峻虽然早已死去，但也被掘出棺材，将他身上的佩印绶取走，将豪华的棺材砍得七零八落，才重新埋葬。就这样，孙峻和孙林这一对专权欺主的兄弟，最终落得了个夷族灭门的下场。
由此可见，孙休之所以能够消灭孙峻和孙林，不是孙亮那种鲁莽的行动，而是他深知以柔制刚的道理。他先对孙林百依百顺，待孙林放松了警惕后，再后发制人，一举将其歼灭。试想，如果孙休刚开始的时候就对孙林以刚制刚，那么他的下场肯定和孙亮一样。所以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鲁莽行事，必使事情失败，而沉着冷静，看清对方的真正面目后，以待时机，那样才会取得事情的成功。作为当今的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抓获了楚国的公子以及楚国的大臣，后来将二人斩了首级。随后将二人尸首交给了楚国，希望以此换回包括知蓥在内的晋国战俘。楚王便答应了晋国的要求。
楚王在送别知蓥的时候，问道：“你怨恨我吗？”知蓥则回答说：“两国交战，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职务，因此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祭奠，而让我回国去接受杀戮，这是君王您的恩惠。而我的确是无能之辈，我又能怨恨谁呢？”楚王又问道：“那么，你是要感激我吗？”知蓥回答说：“两国各为自己的百姓打算，希望各国的老百姓都平安，所以各自抑制住愤怒，互相原谅。这才释放各自的战俘，以结成友好。我又能感激谁呢？”
楚王继续问：“那你回去以后，用什么来报答我呢？”知蓥说：“我既没有什么怨恨，也没有受大王的任何恩德，我不知道该报答您什么！”
楚王接着说：“即便是这样，那你总该告诉我些什么吧。”知蓥不卑不亢地说：“那好吧！托君主的福，我作为囚犯，能够回到晋国，如果我的国君杀了我，那么我死而不朽。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我，或是君王同意把我杀掉来祭祀祖先，那我也死而不朽。但是，如果承蒙君王的恩宠，再让我承袭原职，按次序担任晋国的政事，率领一部分军队驻守边城，那么即使再遇到楚国的文武官员，我也丝毫不会违反礼仪而有二心，只会竭尽全力，尽做臣子的本分，如果说有报答的，这就是我要报答大王的。”
楚王听了知蓥的这番话，知道根本不能折服他，就对大臣们说：“晋国的臣子真是无法打败啊！”于是，楚王用隆重的礼节把知蓥送回了晋国。
由此可见，知蓥是一个不卑不亢、外柔内刚的臣子。其实，楚王之所以对知蓥的这番谈话，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想找个空子羞辱一下晋国的战俘，另一方面是想留下一些后路，为将来的楚、晋作战争取晋国的人心。但是知蓥始终不卑不亢，据实而答。每次的回答都弄得楚文王十分尴尬，但又无可挑剔，最后只好以礼相送。后来，知蓥的这番以柔为主、柔中寓刚的答辩成为千古名论。
狂傲的人大多数都会对自己所处的现状不满，而狂放不羁、恃才傲物。这种人常常表现出愤世嫉俗的状态，为人耿直朴厚，多数都有着高人的风度，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十分狭隘。他们总是自以为是，自成一格，从不愿意屈从和迁就别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兴趣，往往能够沉静坚持，最终取得事业的辉煌。
像这样有所成就的人，历史上有许多，其中郑板桥就是最好的典范。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是清朝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境十分贫困，通过科举考试，考中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最善于画兰、竹、石，尤其对墨竹十分精通，学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的画法，还擅长水墨写意。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阶段画论。特别强调表现“真性情”、“真意气”。他所画出的墨竹，挺劲孤直，让人看了总有一种孤傲、刚正气派的感觉，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思想和人品化身一样。
不仅郑板桥笔下的画如此，就是他生活中的做事也是如此。他恃才傲物，鄙视权贵，一些达官显贵想要索求他的书画，哪怕有人拿着装满银子的袋子来，也被他拒之门外。
当时，有位大富豪新盖了一幢别墅，十分豪华富丽，见到他的人都连连称赞。但是，一天有人却提出了建议说，此屋就是缺少点斯文气息。听说郑板桥的字画是当世最好的字画，如果能够弄两幅来，往客厅里一挂，那不就高雅脱俗了吗？富豪一听，顿时心花怒放，连称：“妙哉！妙哉！”于是就拿着好几袋的银子前往郑板桥家。当郑板桥的仆人告诉他门外有一位富商想要见他的时候，郑板桥立刻拒绝。接连几次的拜访，都被郑板桥以外出、不舒服、在练气功等为借口拒绝。
后来有一次，大富豪同他的一位大官朋友闲聊的时候，偶然提到了这件事情，大富豪很是生气。大官则说：“你怎么连郑板桥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别说你啦，就是我想要他的画，要了好几年，都还没有要到手。”大富豪一听，浑身来了精神，立刻夸下海口说：“你瞧我的，不出几天，我一定会弄几幅字画来，上面还要让他写上我的大名。”
于是，大富豪就派自己手下的人，四处去打探郑板桥的生活的各种习惯和爱好。一天，郑板桥出来散步，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了悠扬的琴声，曲子也十分高雅。心中十分好奇，便循着琴声而来，才发现是一所宅院所发出的琴声。只见，院门半掩，郑板桥便推门而入。他却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庭院内修竹翠，奇石林立，竹林中还有一位老者鹤发童颜，银髻飘逸，正在拂琴而坐。这让他脑中浮现了一副绝好的风景图。老人见到郑板桥后，立刻停止了弹琴。郑板桥见自己冒然地闯入，败坏了人家的雅兴，心中有些惭愧，忙说着愧疚的话语。但老人却并不在意，而是热情地让他入座，两人开始谈论琴，十分投机。谈到兴趣正浓的时候，突然又闻到一股浓烈的狗肉的香味，这可是他平生最喜欢吃的肉。
不一会，只见一个仆人提着一壶酒，端着一大盆烂熟的狗肉送到他们面前。在老人一句“请”刚出口时候，郑板桥就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当他酒醉饭饱后，才觉得自己连主人的尊姓大名都不知道，顿时又觉得十分不好意思。起身走吧，实在是有失礼节；给人家银子吧，身上又没带钱。于是他就对老人说：“今天能与您老邂逅，实在是幸会，非常感谢您热情款待，为了表示感谢，我愿意为你画上几笔画，算留个纪念吧。”老人听郑板桥这么一说，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就连声说：“吃顿饭只是小事情，何必在意！”郑板桥以为老人并不喜欢书画，便自夸说：“我的字画虽然算不上极品，但还是可以换银子的。”老人这才找来纸笔，郑板桥画完，又问老者的名字，老者报了一个，郑板桥觉得十分耳熟，但又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便提笔写上“敬赠某某某”。看着老人满意地笑着，才起身告辞离去。
得到郑板桥的画后，第二天大富豪就挂在了别墅的客厅中，还请来宾客一起欣赏。宾客都以为他是花高价买回的。但是当看到字画上有赠予他的大名后，才相信是郑板桥为他画的。消息传开后，郑板桥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沿着那天散步的路线寻找那个宅院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的贪吃狗肉，才落入了人家的圈套。
由此可见，这个富翁的办法其实就是一种“以柔克刚”。他先是抓住了郑板桥的爱好和兴趣，再利用他知恩图报的心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字画。试想，如果大富翁只是用高价去买，即使买多少年，也买不到的。所以他摸清郑板桥不爱财、不爱色的性格特点，而是爱好琴和吃狗肉的习惯，才达到了目的。
人不能过分狂傲，或者不肯屈服别人，因为一般具有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或者祸患。
方士儒就是一个特别傲的人。因为他的傲气，他的全家还有他的学生都受到牵连，遭到了杀身之祸。还有练子宁，他也是个有傲气的人。朱棣继位后，由于他坚决反对，被割去舌头。朱棣则说：“我是学周公辅助周成王。”可这时候，练子宁没有办法说话，就以手蘸舌血在地上写着：“成王安在？”这下惹恼了朱棣，便将他杀死，并诛灭了九族。
由此可见，狂傲的人多数都会失去了分寸，没有自律，也不分场合，按着自己的意愿，一意孤行，那么最终都得不到很好的下场。
还有一部分“傲骨文人”，在特立独行、坚持原则后，既没有遭杀头，也没有被高看一眼，而是贬官。但是，“官”贬而“文”不贬。
从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是决然写不出的。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
柳宗元也是被一贬再贬。无法想象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贬也决然写不出《长恨歌》。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
历史上这样狂傲的人有许多。刘邦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文化。生平他最瞧不起儒生，尤其讨厌他们。在他打天下的时候，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的卫士弄清他的身份后，便对他说：“沛公最不喜欢儒生，他只要见到有人戴着儒冠来，常常是摘下别人戴的帽子，向帽子里面撒尿。同这些儒生谈话的时候，他还常出口骂人。所以你要是见了我家的主公，一定不要说你是儒生啊。”郦食其点头应允。卫士立刻通报，郦食其就走进了刘邦的帐幕。他看到沛公两腿分开，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呢。他见此情景，只是做了个长揖却不拜，开口问道：“阁下是要帮助秦攻打天下的诸侯呢，还是要率领诸侯攻破秦呢？”沛公听了，张嘴骂道：“你个书呆子，天下被秦朝欺负得如此之苦，我当然是要同诸侯一起来攻打秦，怎么说我是帮秦来攻打诸侯呢？”郦食其接着说：“如果您是真心想聚集天下的英雄豪杰来攻打无道的秦，那么就不应该以这种态度来接见有知识的人。”沛公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确实有失礼仪，就赶紧停止洗脚，站起来穿好衣服，请郦食其坐到贵宾的座位上，向他请教。
唐伯虎是明朝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征明齐名，称“吴门四才子”。唐伯虎不仅是江南才子，能书善画，而且他还能够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运用计谋保全自己。
明朝弘治年间，宁王野心勃勃，仗着天潢贵胄，分茅裂土，心里开始做着明永乐的“靖逆”之梦。他笼络了许多当时的知名人士，具有孟尝君食客三千的美名。这在唐伯虎看来，是贤王好士，加上自己又经济拮据，如同韩愈的好朋友董邵南一样，在京城不遇，便转而到藩王那里去寻求发展。这也是失意文人通常选择的一条道路，“学得文武术，货与帝王家”，唐伯虎急需谋一个吃饭的地方。
而宁王朱宸濠很赏识当时的名画家唐伯虎，曾派人带着很多金子到苏州去聘请他。唐伯虎被请到之后，宁王安排他住在王府里，待遇十分优厚。
于是，在南昌王府，一住就是数月，这让唐伯虎发觉到梁园虽好，但并不是久留的地方，宁王做出许多不法的行为，推断他以后一定会造反，如果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就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可是他被宁王所控制，又如何能脱身呢？要知道宁王是个枭雄，据历史记载，他很像朱元璋，忮刻猜疑，无所不为。于是唐伯虎就开始想办法，思考许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妙方——装疯卖傻。
唐伯虎开始歌哭无常，起居无节，佯狂使酒，箕踞谩骂。宁王派人给唐伯虎送东西，他便赤身裸体地坐到地上，玩弄自己的下体，还讥笑责骂来人。来人带着礼物回去报告宁王，宁王说：“谁说唐伯虎是一个贤才？我看他不过是一个疯子罢了！”甚至遇到了王府中的妃嫔乘轿外出，他挡在道中解衣小便，口中高喊“骄其妻妾”，妃嫔个个都掩面塞耳，花容失色。“骄其妻妾”其实是个典故，但听起来却像“浇其妻妾”或“交其妻妾”，唐伯虎的如此猖狂，一下子惹怒了宁王，也不管唐伯虎是他请来的嘉宾，就把他赶了出去，放回了苏州。
唐伯虎回到家乡后，情况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好转，因为苏州的官吏多数都是宁王的爪牙，苏州按院还是宁王的亲戚，这样一来，唐伯虎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中。如果被他们看出唐伯虎在南昌的所作所为是装的，那么他肯定会丢掉性命的。
不久，宁王果然起兵叛乱。宁王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朝野中凡是与宁王有牵连的人都遭祸。而唐伯虎却因为发现宁王的企图，并且断定他日后不会成功，于是装疯卖傻逃过一劫。
由此可见，唐伯虎是个非常聪明而有才能的人，他的一生，表面上是狂放洒脱，放荡不羁，不受礼俗的羁绊，其实有着政治上不得志与怀才不遇的苦闷。他年轻的时候，和同乡不拘小节的书生张灵纵酒放荡，根本没有心思科举考试，后来经过祝允明的劝说，便发奋学习，结果考中了乡试第一，即解元。但又因为科举考场上牵连下狱，最终失去了大好的前程。随后，他开始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对此而会抱恨终生，没想到被宁王看重，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当他看到南昌宁王所作所为后，很快就看出宁王的野心。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科举案件，再也不愿卷入一场叛乱中。于是他为了保全自己，只有想出计谋来脱身。
于是，他假装疯狂，做出常人所不能作出的举动，让宁王相信他是真的疯癫，而不会对他产生疑心。当时他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说他要辞职回家，宁王是绝对不可能应允的，而且弄不好就会引起宁王的戒心，甚至会招惹杀身之祸。所以他只能设计脱身，可见他这种行为实际是内刚柔的表现，因为他在宁王前，没有直言相告，而是采取了计谋，最终保全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