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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状态主要反映在两只眼睛中，人的骨骼丰俊主要表现在一张面孔上，所以说“神骨”鉴乃识人的第一要诀。
【原文】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译文】
古语说：“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内容的糠皮了，留下的只是稻谷中的精华——米。”这个精神留在人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山岳表面的流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山岳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岩石。”相当于支撑人体的骨骼。一身的精神都在人的两只眼睛里，一身的骨相都在人的面部上。像农民、工人、商人、军士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丰俊与否。精神和骨骼就好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巍巍立于门外的大山，打开大门，山势自然尽收眼底。这两扇大门——精神和骨骼，是观人的第一要诀。
【解读】
神并不是脱离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凭空存在，它是有所依附的，也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与神相依赖，神是蕴涵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这里所指的“神”并不是随人的情绪变化而发生大的变化。人有美丑之分，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因为要辨别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单凭相貌外形是难以判断的，譬如王安石和文天祥。王安石是一个生活极其邋遢的人，衣服经常不洗，而且容貌也十分平庸；而文天祥则是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虽是状元出身，但是自身却不乏英雄气概。就是这样两个大相径庭的人，却是一样的流芳百世，令人敬仰。所以说，看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精神。
由此可知，神有一种穿透力，能透过人的外貌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
神藏于形之内，形则是指容貌，而眼睛则能表现出神的形态。人的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神就如同光与太阳一样。
我们都知道，人有千百种，譬如心怀邪念的小人、坑蒙拐骗的不义之人、文儒雅士、正人君子等。那么如何分辨这些人，就需要我们去观察人的神态。所谓心有所动，眼神会流露出变化。不管神是内在隐藏，还是外在显露，神的显示都会传递给人们一种信息，让人们通过这种神态而辨别人的品行。这正像文中所说，门一打开，山的幽深伏藏、奇伟雄姿就尽显眼前，而察神也就好比推开大门，门一开，就能看到这个人的心性、才干。
生活中人们常用“双目炯炯有神”来形容人的精力旺盛，机敏干练。从中可得出目与神之间的关系。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眼睛与肝和肾是相连的，一个人如果是肝有问题，那么就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出一些征兆。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那么这个人的眼睛肯定是充满精神，这就表明他的肾气旺盛；反之，则是精神状态不好，整个人看起委靡不振。所以说人的喜怒哀乐都能从人的眼睛表现出来，甚至一个人的好与坏也能从眼睛洞察出来，因此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灵是眼神之源。即使是转瞬即逝的眼神，也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意向。
神有余的表现是：目光晶莹，眉毛清秀，面容清澈如泉水，眼眸如秋水。放眼远眺时，好像秋天里的太阳照霜天；收目近看时，又好像春回大地，风轻拂鲜花一样。处理日常事务时，表现得果断坚毅，就好像猛虎进入森林；同众人相处的时候，内心平和，不为众人所湮没，就仿佛凤凰飞翔在雪原一样。
坐，稳如磐石；卧，静如栖凤；行，潇潇洒洒，平缓如江水缓缓而流；立，昂首挺胸，气势如孤峰树于平原。沉默静养，气定神闲，不轻言，性不妄躁，喜怒不动心，荣辱不变节。面对世事变幻，各种利色诱惑，而守贞如玉，心静如水。这样的人动如脱兔，静若处子，不为物所动，既博得众人的喜欢，又具有做大事的风范，可想而知前程自然远大。
神不足的表现：似醉非醉，头脑浑浊不清；面部整日阴云密布，经常忧心伤悲；似睡非睡，一睡就会被惊醒；不哭似哭，经常哭丧着一张脸；不嗔似嗔，本来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却看着很生气的样子；不喜似喜，本来没有什么喜事，却要装腔作势；不惊似惊，遇到事情就大惊小怪；不疑似疑，每天都疑神疑鬼，不相信别人；不畏似畏，本来是不可怕的事情，却让他胆小如鼠，充满恐惧；做事往往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事功前程自然可以想见。
这便是神有余和神不足的区别，能够清晰掌握这两者的神态，就能准确判断人的品行、能力。当然，察神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除了观察眼神的晶莹、浑浊之外，还要观察人的举止、言谈，才不会有偏差。
眼睛能够传神，是通过瞳孔的扩大和缩小、眼球的转动、眼皮的张合程度以及目光凝视来体现的。
一般常见的瞳孔语言表现为：当人在表示憎恨和反感的时候，瞳孔缩小，还流露出刺人的目光；如果一个人睁大眼睛，则表示具有同情心和心怀极大的兴趣，或者是赞同和好感；如果是恐慌或者激动的时候，瞳孔会扩大到平常的四倍。
眼球的转动还表示人正在进行着思维活动。两个人交谈的时候，人的眼球一般都比较稳定，很少转动，这就表明这个人在诚恳地听对方讲话。反之，目光游离闪烁，则表示这个人心中暗自盘算。
眼皮的张合程度一般表示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沮丧和悲伤，他的眼皮会耷拉着；如果一个人在与人交谈中，眼睛半闭半张，则表示这个人的轻狂和目中无人。
眼睛所运用的最重要技巧就是凝视。当同陌生人交流时，双方应尽量避免凝视；对敌人怒视、凝视则表现出人的威严；同朋友之间的凝视则体现出友好、关心等内容。
中国古代文人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多数都是从人的眼睛来突出人的美丽。比如《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中这样描写：“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曹植在《洛神赋》中说：“明眸善睐”；傅毅在《舞赋》中说：“目流睇而横波”；《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描写中说她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薛宝钗“眼如水杏”，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由此可见，杏仁眼、丹凤眼是中国传统认为的标准类型。这种眼睛灵动有神韵，所以一般形容美人的眼睛如秋水、秋波，炯炯有神、楚楚动人。
杏仁眼：这是轮廓完美的类型，它的线条轮廓清晰，内眼角朝下，眼睛两段的走向明显相反。
丹凤眼：这是最妩媚、最漂亮的形状。形状细长，眼裂向上、向外倾斜，外眼角上挑，多为单眼皮或内双。
深陷眼：这是因为眼睑过分深陷、眉弓特别突出而形成的，给人的感觉是棱角过于分明。
厚凸眼：这种眼睛类型是指眼睑肥厚，骨骼结构不够突出，外观有平坦浮肿的感觉。
下挂眼：这种眼睛的类型是眼睛内眼角高、外眼角低，让人觉得有些凄苦之相，
上斜眼：这种眼睛是指内眼角低、外眼角高，给人感觉比较小气。
小圆眼：这种眼睛又圆又小，一般这种眼型很少见。
此节中的“骨”并不是指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递信息的几块骨骼。为了能够使人们更好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来解释：
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还在，也能用。米没有随着糠而去，那么神于形也是如此不会随着形（外形）而消失，所以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
骨外面有皮和肉，就好比高山上土和沙一样，骨骼为人体的支撑支柱，骨与人体也就如同石与泥土。泥土会随风和水的冲击而脱落和流失，但是山石却依然矗立，由此可见它的雄壮。人的容貌也是如此，即使是受到了损伤，有了缺陷，骨子里的韵气也不会变化，仍然可以凭借骨来辨别人的显达，因此说：“山骞不崩，唯石为镇”。
由于人的相貌由骨肉内外相连而成，骨与骨相连，肉与肉连接，骨肉内外包合，便构成了人的外在容貌。骨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因而骨的优劣，则直接影响到人的体貌美丑。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是人的指挥系统，头部骨骼的优劣又成为整体骨骼优劣的“首长”。在古代，医学上曾认为，头为群阴汇集之府，王行正宗之乡，头骨为整体骨骼的代表，面骨又是头骨的代表，因而面骨的优劣能鉴别头骨的好坏，进而可鉴全身的好坏。由此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这也是此节的精髓所在。
【原文】
古者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二清，不可不辨。
【译文】
古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把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纯与浑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邪与正却不容易区分，因为邪与正都是托身于清之中的。如果想区分一个人的奸邪或忠直，应在动与静的状态下对他进行观察。眼睛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宛如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眼睛处于动态的时候，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犹如春水之荡清波。双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明清沉稳，如同旁边没有人一样；动态的时候，目光锋芒外露，好像蓄势待发的箭一样。这两种便属于精神澄明清澈的纯正状态。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就好比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就好像流水般游移不定。这两种眼神多是伪装假饰的神情，或是居心叵测的神态。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半睡半醒似的；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又像受惊吓的鹿惶恐不安。这两种目光多是聪明却不走正道的神态，或是心存深谋怕被别人发现的神情。前一组神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情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神情，由于二者都混迹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区分。
【解读】
俗话说水有清浊，同样人也有好坏之分。如愚蠢、聪明、忠诚、邪恶，这都是人的不同表现。在古代，圣贤之人常常就用“清”与“浊”来判断这个人的愚蠢、聪明、忠诚、邪恶。
通常，观察一个人，要先看他所呈现出的神态。如果神态清澈，表明这个人就是个聪明的人；神态浑浊，这个人就是比较愚笨；神态清澈纯正，这个人就是个忠正的人；神态游移不定，深藏不露，这个人就是个不走正道的奸诈之人。
譬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所表现的神态清澈，给人一种精干的气质，因此他成为了历史上最有智谋的军师；张飞对士兵粗暴，神态显示出的是一种浑浊，因此他就比较愚笨，最后被手下人杀害；关羽给人一种忠肝义胆的气质，神态清澈纯正，所以后人总是把他当神来供奉；吕布是一个势利小人，神态总是游移不定，先后杀了他的两个义父，是个不走正路的奸诈小人。再如，一个少年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老年人的目光则是浑浊昏暗的。但是，这不代表少年比老年人聪明。老年人的确是没有少年的机智灵敏，并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思维、记忆力以及办事的效率也逐渐减退，大大不如自己年轻的时候。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知道人的神态清浊变化一定与大脑的思维有联系。
所以说，人的清浊，只要仔细观察人神态的外在表现，诸如通过言语、行为，观察眼睛中所散发出的光芒，脸上所呈现的表情，就能辨别此人是清是浊。
神的清浊可以通过人的神态来辨别，但是神的邪正却不容易分辨。因为一般忠诚、奸诈的人都有着聪明的智慧，而他们的神态从表面上多表现的是清澈和纯正，神态的邪一般都会混藏在这纯正清澈之中，以此来蒙蔽人的双眼，让人分辨不出来。
元末明初，陈友谅带兵攻陷太平，攻占了长江上游后，就派人约张士诚（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一起进攻建康。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便开始了大战。
当时有人劝朱元璋要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迎战。朱元璋便说：“敌人早已知道我率军出征，他们用一部分军队牵制着我，而大军已经顺流而下直奔建康，估计有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如果我的步兵和骑兵匆忙赶回来，再去作战，这是兵法最忌讳的。”
因此，朱元璋便召见康茂才（明朝开国大将），对他说：“如果敌方的两股势力合到了一起，那么对我方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先打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那边就会闻风丧胆了。你能迅速地把陈友谅的军队引到这里来吗？”康茂才回道：“我家有个守门的家仆，他曾服侍过陈友谅，如果要他去，一定能取得陈友谅的信任。”朱元璋听后，就让他马上下令让那个家仆前去送信。
守门的家仆接到康茂才的命令后，就划着小船来到陈友谅的军中，假装是康茂才的使者，告诉陈友谅在他进攻的时候，康茂才要他一定要做好内应。陈友谅果然相信，喜出望外，并问康茂才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位家仆回答：“他现在负责守卫江东桥。”陈友谅又问桥是什么样的，家仆又说：“是一座木桥。”陈友谅听后暗自开心，就热情款待了这位曾经的家仆，随后又将他送回。家仆临走的时候，陈友谅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我随后就到，到了后，我叫你‘老康’为信号。”
这位家仆回来后，就将陈友谅的情况告诉了康茂才。康茂才立刻转告了朱元璋。朱元璋知道后，高兴地说：“看来，陈友谅将要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于是就命令人立刻拆掉木桥，换上铁石结构的桥，一夜就得竣工。同时命令冯胜、常遇春率领三万兵力埋伏在石灰山旁；徐达的军队等候在南门外；杨璟驻守在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水师驶出龙江关外。而朱元璋总领大军在卢龙山，命令旗手们把黄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右边，把红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左边，并告诫他们说：“如果敌人来了就举红旗，听到鼓声就举黄旗，这时候，全部埋伏的军队都要立即发起攻击。”
朱元璋将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妥当。当天，陈友谅果然率船队东下，到大胜港的时候，水路狭窄，又遇上杨璟阻击，立刻退出大江，乘船直冲向江东桥。到桥边的时候，却发现桥都是铁石筑成的，才感到疑惑。连呼“老康”，可根本没人答应。此刻，陈友谅才发觉其中有诈，于是马上分出水师千余人奔向龙江，派出万人兵力登岸修筑栅栏。这时正值酷暑，朱元璋也预感到一定要有大雨，就命令各路大军就地起炊吃饭。当时天空一点云都没有，但不一会忽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只见红旗举起，众将士竞相冲向前去拔除栅栏，陈友谅指挥军队上来与他们争夺。争夺一阵后，大雨停了下来。朱元璋就命令击鼓，鼓声震天动地。这时候，黄旗举起，所有伏兵都发起攻击，等在南门外的徐达部也赶来参战，水陆并进，内外合击，最后歼灭了陈友谅的军队。朱元璋的大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太平。
从中可见，故事中的家仆就是个最阴险的小人，他表面看起来仁慈，还利用同陈友谅曾经主仆的情感，让陈友谅相信他是个忠实的仆人。但陈友谅却不知道人总是善于伪装的，最后轻信家仆的言语，中了朱元璋的圈套，落得了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
对此，曾国藩也指出，人的“清”又分邪和正两种。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是一个富于技巧的问题。况且大忠大奸的人一般都很有智慧，人也聪明，神的邪正都藏匿在清当中，它们的形相似，从而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让人不容易鉴别。为此《冰鉴》说：“均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这也就是说，人的聪明智慧并不意味着人的品行高尚纯洁，这需要从“神”之邪正来区别。
一次，曹操派刺客去见刘备，刺客假装与刘备讨论讨伐魏国的策略，分析得十分巧妙。这个时候，诸葛亮进来，刺客便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开了。刘备则对诸葛亮说，此人非常聪明智慧，对他是十分器重。诸葛亮则观察到这个人见到他时，神情十分恐惧，视线也时而流露出反逆的状态，于是便推测这个人是刺客。刘备听后便派人去追，刺客早已跳墙逃走了。
可见，端庄厚重、品格高尚的人，神不仅清而正，而且是一清到底，绝无杂质。如果不是清澈到底，那在心性品格上多少有些不足，至少也会动摇不定。故事中的刺客表现出恐惧状态，所以被诸葛亮一眼识破。
然而，有些人并不是很容易被人识破，这些人一般都是城府较深、仪表不俗。比如，西汉末的王莽就比较善于伪装，他表面上总是给人一种朴素谦虚、轻财好施的印象，因此赢得了好名声。
王莽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同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并不艰苦，但在族人中经常受到冷落和排斥。王莽懂事后，就开始努力学习。逐渐以一个谦让恭俭、不贪享乐的进步青年形象出现在族人面前。他在穿戴上十分简朴，对母亲和亲长极其孝顺，而且同朝野的光明俊伟人士交往结纳，气度豪迈，深受人们的好评。
王莽的叔叔王凤（当时的大将军）生了病，王莽每天都陪伴着他，殷勤地服侍，甚至连汤药都由王莽亲自尝过后再给王凤喝，以防有人下毒。几个月下来，王凤的病痊愈了，但王莽却是蓬头垢面、满脸憔悴，这令王凤十分感动，说：“有子不如有王莽。”王凤临死的时候，托姐姐（当时已成为太后）和皇上提拔王莽，也由于大司空王商和当时的一些名人也对王莽的品德才行十分赞赏，因此最后王莽被封为新都侯。
王莽成为都侯后，依然保持着廉敬恭让的作风，在人前从不敢有丝毫马虎和得意，可是暗地里却有享乐的迹象。他曾经私下买了一个漂亮的奴婢，不巧被堂弟无意中撞见，于是他就对堂弟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看相的人都说这个女子能生佳儿，所以我主动帮朱将军买了回来。”后来就把那个奴婢送到了朱子元府上。
而王莽的族叔王根辅佐朝政数年后，由于身体不好，便向皇太后申请退隐。另一个大臣淳于长，先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又娶为妾，然后又同许皇后内外勾结，逐渐得到皇上汉成帝刘骜的宠信。王莽知道后，就对王根说：“淳于长想取代您，正在跟手下人商讨策略。”王根听后大为恼怒，便叫王莽向皇太后举报淳于长的阴谋。
原本太后对许皇后早就有偏见，这次正好乘机可以把淳于长打下台。因为这次告发大奸有功，王莽便代替王根成为了大司马，当时他只有三十八岁。此后，他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了病，其他大臣派夫人来探视。只见他府中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妆饰与一般仆妇没有大区别的妇人出来迎接她们。那些夫人们以前都听说过王莽家居生活比较简朴，都不曾相信，当那个妇人自称是王莽的妻子时，众夫人都十分震惊。
当王莽叛逆后，众人才知道以前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但在当时许多人都被王莽的忠诚耿直迷惑住了，赞誉之辞盛若花海。
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但是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专权后可能要坏事。我又不肯附庸他，这官不做也罢。”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用鉴别人才的神来分析，“神清而朗”，指人聪明秀出，不会是一般的人；“神有邪狭之色”，说明为人不正，心中藏着奸诈意图。王莽可能也感觉到了彭宣看出一些什么，但抓不到把柄，只能恨恨地同意了，可没有赏赐养老金。彭宣回乡后数年就死了。
果然，正如彭宣所言，王莽称帝后，逼死儿子，毒杀汉平帝，做尽了各种坏事。从中得出，人的邪很难辨别，还因为奸邪的人一般都会用行动、言语来掩饰自己原本的面目和企图。如果不依靠神的邪正来鉴别人才，就会被人的言语、行动等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且人的判断力本身就太弱，这样就无法识别人。
如今，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屡见不鲜，当你得势的时候，他会极力讨好你、巴结你，显示出仗义之气，追随你，并信誓旦旦地说愿意为你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但在背地里却是窥视你、算计你，搜索和积累你的过失行为作为证据，有朝一日落井下石，并取代你的位置。
如果是公开、明显的对手，那你还可以防备他，但是像这种以你心腹、密友身份出现的小人，你就很难看清他内心的黑暗。所以说，我们要想辨别人的忠诚与邪恶，必须要认真观察。以下是区分神清浊的几个要点：
（一）辨别神清的足与不足
一个人如果表现为精神气爽、体清人妙，这是一种好的神态表现。因为神清而爽朗的，就像清澈澄明的水一样，这样的水是好水，而人也自然是聪明的。他懂得与人如何相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类型，这就是神清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神一般集中在人的眼睛里。在童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明亮清纯的。但当成长以后，走向社会中，经历了各种风雨以及受到各种人情世故的感染后，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智慧也就逐渐转向聪明。而眼睛是大脑猎取信息的主要工具，如果思维变化了，那么也必然在眼光中有所反映，比如恐惧的目光、哀伤的眼神等等。
神清也有很多层次：有神清而足的，有神清而不足的。
神清而足，一般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这种神态一般就好像深潭蓄碧水，没有大风就不会起大浪，平常表现得平平淡淡，不快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十分谦虚，而且深藏不露，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精力也很充沛，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这类人静的时候如同处子一样，动的时候好像挣脱奔跑的兔子。
神清而不足，这样的人一般智慧中等。神态清澈，人就聪明；神态不足，精力就不够充沛。行动力和意志力也比较弱，做事不能持之以恒，最终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二）神昏而浊
一个人的神态如果表现为昏暗，那么就好比浑浊的水一样，根本就无法说明这个人是聪明机智的。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处于混沌的状态，那么他做起事情肯定是接连犯错。甚至会将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做得很糟糕。这样的状态倘若一直持续下去，人就会显得十分迟钝、呆滞，根本就无法做任何事情。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神态混沌的人就无可救药。只要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智慧，就能变得聪明起来。随着他智慧的加深，神态也会由浊变清了，此后对于事情也有了敏锐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同时，这种神清而不足的人，也会在别人的影响下和外界的刺激中增强自信心，使自己的意志和恒心得到磨炼，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由不足到充沛。
所以说，人的神态并不是先天就注定的，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让神态发生变化。一个神清的人如果不坚持学习进步，那么大脑就会生锈，人也会由聪明变得与普通人一样；神清而足的，也会因为自己的懒惰，逐渐失去进取心和动力，最终只能做出一般的成就来，而无法实现远大的抱负。
（三）先清后浊
神清一般都是指人的天资聪慧。小孩子的神态一般都是清朗的。但是如果在后天的成长中，没有好的环境和好的教育方式，那么他们的聪明才智就无法得到锻炼和运用，因此故步自封。这样一来，他们的大脑无法得到进一步的锻炼，神也随之逐渐失去光泽而转为浊。这就好比一潭清澈的秋水，如果没有其他水的交流和补充，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必定会浑浊腐臭。正所谓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大文学家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所讲的那个小孩，原本是非常聪明的，天分也极高，神更是清朗的，从小就能够咏诗作赋，出口成章，可谓是不学而成才。但他的农民父亲却是个浑浊的人，竟然把儿子当做摇钱树，凭借儿子的一点聪明而到处卖弄来获取利益，不让儿子进一步学习，致使这个孩子天分得不到锻炼和启发，人也逐渐变得不再聪明，神也不再清，等到长大成人后，与普通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便是先清后浊。
（四）先浊后清
人的天分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变的。即使愚笨的人，也能够变得聪明起来。看过猩猩训练的人都知道，猩猩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智慧性动作。这是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的。比如，猩猩可以将立柜的抽屉一个个拉出，摆出楼梯状，再将凳子拿到柜顶上，最后取到屋顶上的香蕉。而其他的动物是很难完成这样的动作技巧。再比如，一个弱智的儿童经过专门的训练，他的大脑也会开发到和正常人一样的状态。
由此可见，天分不高的人，只要经过后天的刻苦努力和训练，同样可以做出惊人的成就来。这正所谓“笨鸟先飞”，因为人们能够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笨，从而就会更加刻苦努力来以勤补拙，获得成功。这可以说是做事情的一种先见之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大智慧。所以说人的天分经过后天的训练，大脑得到了醒悟，人也就由原来的笨拙变为聪明。这就是先浊后清。
总之，如能掌握了以上的四种要点，就能够帮助我们辨别一个人的忠奸，这也是我们识别人才、选用人才的关键因素。
文中讲到“欲辨邪正，先观动静”，这是说，要想分辨一个人的奸邪或忠直，首先要在动与静的状态对其进行观察。因为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
而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容易在运动中流露、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最能体现出它的本质。“静”是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仍呈动态。所以通过“动”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通过“静”也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所以说，要想识别出神的邪正就必须先观动、静，以下则是几点重要的入手之法：
（一）动态中考察神正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修养得到的，这必须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一个心怀奸诈、为人不忠的人，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浩然正气的境界。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人的动态中来考察神的邪正，因为事物的本质最容易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人的本质也是一样。
“动”，在这里指的是人的眼睛看人观物时候的状态。“动若水发”，是说人的眼睛在观察事物时目光所呈现的状态，犹如春水荡动清波，精光闪射，秀气横溢，闪发着美轮美奂的光彩。“动若赴的”，是指人在观看事物的时候，精光敏锐迅捷，就好像劲箭脱弦，飞射靶心。但又锋芒暗收，不存霸气，不怒而威，隐藏着王者的气度。
（二）静态中考察神正
“静”，是指目光暂时静止，没有看人观物时的状态。“静若含珠”，就是说眼睛很安静，没有观物的时候，就像镶嵌在眼帘中的明珠，灿烂光亮，晶莹生辉，美丽的光华深蕴在眼睛内，好像一泓秋水，暗蓄着流光溢彩的动向，含而不露，是一种神安详沉稳时的端庄状态，心底无私。“静若无人”，是指眼睛没有观物的时候，安详自然，文静得如处子，心无任何杂念，好像身边没有他人的存在、独处一样的自然平静。就像幽谷清泉，空谷悠兰，虽然寂然无声，却有着高洁的志向和恬然的乐趣。正如唐代韦应物的一句诗所言：“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种安静时如老僧入定、丝毫不为外物所动的最高境界。
（三）神正动静之别
有动必有静，静后必是动，它们是相互连贯的永恒状态。“澄清到底”，则是说人的清纯到底。这两种动静状态是神澄清到底、纯正无私的表现。忠直高尚的人，不管在人前人后，动静都是表里如一，始终保持着高尚纯洁的品格。仔细分辨，两者也有区别。
“静若含珠，动若水发”，这种状态比较平缓，好像轻盈的流水，这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相对应。而“静若无人，动若赴的”，这种状态变化反差较大，是比较激烈的反应，在紧要关头，会出现不冷静的状态，容易冲动，因而很难正确判断。作出决定，也犹豫不决，不能迅速行动，这样就会失去大好时机，而使事情走向失败。
这样看来，“静若含珠，动若水发”的境界，似乎高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的境界，因为前者属于大智大才的圣贤境界，后者则是属于有智有才的豪杰境界。这也是圣贤与豪杰的区别。
（四）静态中考察神邪
“静若萤光”，是指萤火虫的光在夏夜中比较微弱，而且闪烁不定，一明一灭，这就像人有性而无定力一样。“静若半睡”，是说人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样子，两眼半开半闭，开能看外面之物，闭则可以静心深思，既养神又思考问题。这种状态有着一举两得的功用，效率很高，很会使用时间。这种人很有野心，什么事情都想抓住，不能专一，是心怀奸诈的人。
（五）动态中考察神邪
“动若流水”，是指流水的特性就是漂流不定，在人的目光中，就是忽东忽西，闪闪烁烁，很有智慧，却不能恒守。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说明水的特征和智者是有联系的。这种目光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不停地寻找目标、窥探目标。“动若骇鹿”，眼睛运动时像惊鹿那样惶惶不安。本来半睡半醒似乎是在养神，却又怕错过外面的好东西，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睁开一条缝，想看个究竟。因而称他们为“别才”，虽然有才智，却是不能始终如一、坚守正道，很容易见异思迁。这种人也是奸诈之人。
（六）动静中神邪之区分
“静若萤光，动若流水”的人，一定是善于虚伪装饰而奸心内萌之辈。“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别才而深思”的人，很容易与端庄厚重之人混淆。这样的人做事独断、干练，这种人与刻意掩饰的人不同，他们能够沉得住气，不到时机成熟时不会行动，平常多表现一副君子正气的样子，其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如历史上的王莽、秦桧等人，他们具有聪明的才智，如果在本性没有显露的情况下就名声远扬四海，而中止了生命，也许会流芳百世。
我们可以将“静若萤光，动若流水”的人归为“败器”，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有才能但却心怀不正，称为“器”意味着有形可察；“静若半醒，动若骇鹿”的人则属于“隐流”，这种人深藏不露，奸心藏于心底，不张扬，所以成为“隐”，表示无迹可寻。由此看来，器为下，因为有迹可寻；隐为上，因为没有迹象可察，所以很难识别。
（七）邪托身清之中，不可不辨
由上可知，两种邪奸之状都藏于清中。“败器”托身在“静若含珠，动若水发”之中，“隐流”托身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之中，我们在识别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辨认。
贤忠的人，一般从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其锋芒。他们都会有所收敛，如普通人一样，但是一旦行动起来，就像奔跑的兔子，动作迅速敏捷，一举而成。而大智大奸的人，奸心藏于心中，也知不外露锋芒，但是当他们获得名声后，总会担忧别人看穿他们的心思和伎俩，因此这样的人最终也会露出破绽。
再说王莽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有着不好的名声，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才能和胆识的人。如果他不篡位，而是一如既往地勤恳处世，或许会同诸葛亮一样流芳百世，令人敬仰；或者他即使篡位后也依旧勤奋简朴，善待臣民，那么他也会像汉高祖刘邦一样被人们称赞为好皇帝。然而，他却在达到目的后，充分暴露了自己内心的本性，死于乱军之中。
还有一个比较精明的人，是在巴郡的任文公。他在王莽篡位后，知道天下将大乱，于是就让家人背着东西每天都绕着房屋跑个不停。有人看见了，觉得十分滑稽可笑。后来，各地发生了战乱，而任文公一家大小背着财物逃亡，在祸乱中得以生存。可见任文公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时刻准备着求生的机会，最终才免于灾难。
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有未卜先知的高明眼力，而更多的人只是在邪与正之间被蒙蔽着，分不清事实的真相，所以失败的人很多。现在知道了如何分别神的邪正，那么就会减少一些祸患的生成。最后我们将正邪总结归纳为：神清而定，神浊而浮。通过以下对比来对人进行鉴别，就不会有迷惑的事情了。
静若含珠——静若萤光
动若水发——动若流水
静若无人——静若半睡
动若赴的——动若骇鹿
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都是神清而定的表现；而静若萤光，动若流水，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则是神浊而浮的表现。分清这几种表现就能正确地鉴人了。
动静结合，是对事物准确评判的一种方法。曾国藩善于识人，他一般用“贤”来判断人的品行，这往往是静态判断，如“刘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则是动态判断；而“目国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动静结合。
战国时期，平原君赵胜很会看相。他在渑池会上观察秦将白起的瞳仁和眼神，判断他的性格刚强但比较暴躁，“可也持久，难于争锋”，从而在制订战略决策上十分谨慎。
曾国藩在动静上鉴人更是一绝。淮军刚建立的时候，曾国藩成为封疆大吏，一次李鸿章向恩师曾国藩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恩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刚回府邸，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鸿章推荐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显然是等待了很长时间，长衫已经汗湿了一片。曾国藩悄悄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着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颇有微词了。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三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客厅里，曾国藩微笑着请他们坐下，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做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而这个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就是日后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官至台湾巡抚的淮军勇将刘铭传。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眼神游动、分散、呆滞，都是不好的状态。在曾国藩看来，眼光要露出金光，这样的人神态才是正色。如那个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的年轻人则属于眼神游动；而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年轻人，则属于眼神呆滞的人；而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的人，却是神态正的人。曾国藩在接见下属的时候，总是注意观察人的眼睛。凡是神色安定，他都会认为这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对于那些眼神游移、分散的，他都认为不可委以重任。这也就是所谓的“邪正看鼻眼”。
一个人的天分高与不高，才思聪明或愚钝，并不能决定其会不会成大事。因为事实上，有许多看似不聪明的人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最终也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说，鉴人者必须注意不能妄加评断人能力的大小，以及天分和才思的聪慧程度。
曾国藩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多次童试没有取得成功，最后愤而设立私塾，起名叫“利见斋”，从此曾国藩就开始随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当时由于曾国藩的父亲自信心连遭重创，因此内心难免有些自卑，自认天分有限，而总结出教书的秘诀就是不厌其烦，重复是记忆之母。每天曾国藩同他的父亲都同睡一床，同行一路，而且曾国藩的父亲常常不忘考查他的功课。还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弟子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在童年的时候并没表现出聪明，才思也不敏捷。有一天，曾国藩和妹妹一起随父亲外出，一路上学习作对联。父亲看到路边的景物，随口说出上联“狗尾草”，妹妹则立刻接口说出“凤冠花”，父亲点头说道：“也还工整。”但曾国藩却是答不上来。过了一座桥，父亲又开始说上联：“观风桥。”这时候，他和妹妹都没有对出最好的下联。一直过了三天，曾国藩跑去对父亲说：“那个下联可对‘听月楼’。”父亲一时被他的话语愣住了，不知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过来，于是点头赞许他的倔强。关于他的倔强可能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自己也讲道：“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十九岁的时候，同弟弟曾国潢去衡阳，拜汪觉庵为师。弟弟十分聪明伶俐，深得汪觉庵的欢心，经常受到夸奖，而曾国藩却沉默不善言谈，老师对他的功课常常用“也好”两字敷衍了事。有一次，曾国藩背书并不流利通畅，老师便训斥他说：“你将来要是能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从此，老师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曾国藩的脑海里。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曾国藩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去参加长沙童试。父亲的朋友欧阳凝祉出题面试。曾国藩一气呵成，欧阳看了他的文章便称赞道：“这是金华殿中人语气！”并表示愿为他说媒。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长沙的名门闺秀都看不上这个乡下人。而欧阳凝祉却觉得曾国藩还是有天分的人，或许属于大器晚成之人。于是便学着刘邦的丈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事实果然如此，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这时他才二十七岁。后来曾国藩回到家乡，去拜谢老师汪觉庵。想到老师曾经说的那句话，便带了一把雨伞，进门的时候便放在汪家的神龛旁。当与老师寒暄完后，起身告辞便走，但当他刚到槽门口，突然对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老师赶紧跑到屋中，把伞取了过来。曾国藩接过伞，没多说一句话，就走了。
随后，汪老师回到屋里，突然间想起当年那句话，一时间哭笑不得，半天的兴奋劲顿时跑得无影无踪。
由此可见，曾国藩其实也是属于天分奇高、大智若愚的人，只是在平常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老师汪觉庵因为看到曾国藩平时的沉默寡言，所表现出来的不聪明，便妄加评断曾国藩是个没出息的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一种偏见。而欧阳凝祉却没有凭借他人的评判为标准，在他看来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才学、藏而不露的人。同时也得出：言不妄发，性不妄躁，既是做人的标准，也是鉴人的标准。
对此，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这种鲁钝倔强曾评议如下：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后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又由于曾国藩在文、武、经学方面的成就足以震古烁今，梁启超在给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讲道：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联中把他的相才比作诸葛亮，将略比作唐代郭子仪，经术比作明朝王阳明，又称他“相业”、“将略”、“经术”在中国历史上无双。这种誉词虽过夸大，但足见曾国藩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此外，彭玉麟送给曾国藩的挽联中，并没有把他看作神化了的圣人，而是言语十分质朴、亲切：为国家整顿乾坤，耗完心血，只手挽狂澜，经师人师，我待希文廿载；痛郯城睽违函文，永诀温颜，鞠躬真尽瘁，将业相业，公是武乡一流。
以上可见，神的偏邪与形的丑恶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人认为人只要是有着一副丑恶的样子，就断定不是好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表面意识。实际则不是这样，长相丑恶的人往往也有着善良、仁爱、忠诚的心灵。所以说，我们切莫“以行观人”，而是以神来观察人的本性，这种神来自于心灵的本性，是难以伪装骗人的，以它来判断人的品行，才是最可靠和正确的方法。
水有清浊之分，人也有清浊之分。但我们做人要有水一样的清白。曾国藩一生崇尚节俭，淡泊名利，不贪钱财。
曾国藩在生活中十分俭朴，每日吃饭仅食一品菜，如果家中不来客人，他是绝对不会独自增加一菜。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一品宰相”；在穿衣上，曾国藩即使做了总督，他也不买些绸缎衣服，彰显自己的身份，而是规定依旧由老太太和夫人去制作。而且还规定晚上，老太太、夫人、女儿都要绩麻纺纱；在居住上，曾国藩做了总督，弟弟做巡抚，客人、子孙也逐渐增多，原来的屋子自然就显得有些小，于是九弟便新建了一间屋子，并花费了三千银两。曾国藩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写信斥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我这一生发誓不居住新屋子。”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踏入新屋一步，而在两江总督任所居住一生；在钱财上，曾国藩认为，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曾国藩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以及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极力反对家中为他购买五马充私田之举。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就有之。如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院墙和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还有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能，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不孝，且长其恶。”
因此，曾国藩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他弟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可以避免别人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正是由于曾国藩一生的清廉和洁身自好，才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那些不能清白做人的人，最终只落得家破人亡、遗臭万年的下场。
当然，有时候这种清白处世也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就像水一样，以不变应万变，以随意应高低之形势。这也正如杜甫所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就是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本着“清”的原则，但在非原则上就要学会变通。而人就像水一样，至清则无鱼，至浊则发臭，而重要的是清浊并举。总之，一个成大事的人会像水一样的做人，既容清也容浊，既容失也容得，包容万物，才能清浊有道，洁身自好。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译文】
考察人物的精神，那种故意振作、抖擞的状态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故意振作、抖擞，却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抖擞充沛状态，就很难识别了。精神不足，会在神故意振作之后中断，如同滴水一般，从滴水处中断；精神充足，如同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自然流蕴而不断竭。道家修身炼气所讲的“收拾入门”的说法，用在考察人物的精神上，就相当于是：在行动的时候，要看他潇洒豪放的气概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做作，几分自然；在静心安坐的时候，要考察他的细致周密、平心静气状态，静中是否有浮躁。小心谨慎的人，要从他力所不及、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中去考察，表面上是小心之人，却处处表现得思考不周密细致，好像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这就是表面细心，实质上是粗心、心思欠周密的人。大胆豪放的人，要从他能完成的事中考察。表面上粗枝大叶的人，在行动中却处处留心细节，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不草率行事，不轻举妄动，事情得以成功，实质上是他粗中有细、不轻率冒进的缘故。粗细两种表现实际上是从外部表现来考察人物的内心本性。如果内心本性外露得比较明显，就属于情态，情态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解读】
精神境界，是指人在追求安身立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人存在于境界之中，人的存在也是境界式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或者生命状态。当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达到某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他就会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修养和水平来看这个世界，并判断事物的好坏。同时，他对外界的各种思想意识也会随着他的修养和层次的不同而出现变化，这也就是所说的精神境界影响着人的存在。
譬如说，三国英雄豪杰说战就战，说斩便斩，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超脱于一个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脱俗的。再如《逍遥游》中的“游”就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的境界。它体现着庄子为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即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一种境界庄子称为“逍遥”状态。庄子曾这样描述：“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
这便是庄子所追求的一种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境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向往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不想有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
曾国藩六十岁的时候，就觉得神不足，气血亏损过度。这与年龄渐大有关外，还与他常年操劳公务和不断学习有关。他在临终的时候，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知大限将至），凡遇应了结文件，久不能完；应收拾文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太过谦虚），德行一无所成，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郝。”
由此可见，人精神境界的不同，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生方向和生命状态的不同。曾国藩一生历经挫折坎坷，他之所以能够被清朝所重用，就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慎独”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慎独”的精神，使他一生如鱼得水，成就了辉煌的事业。
《礼记·中庸》中记载“慎独”：“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种“慎独”其实就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状态。“慎”就是指认真、谨慎地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独”是指人生活无拘无束，无任何人能支配和管理，一种理想、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往往都会意志不坚定而容易犯错误。因此当我们处在“独”的生活条件时，我们才需要“慎”。这就是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
所以说，人的精神面貌在人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人生难免都会遇到挫折和坎坷，只要你精神抖擞地去面对，就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同时也会使你精神百倍、信心十足地为之奋斗。反之，你疲惫不堪，精神沮丧，则就会失去大好时机，甚至会因此引发病患。而有时候，如果你能时刻充满精神，即使身患重病，也一样会让你战胜病魔，逃过一劫。这就是人的精神作用。
所谓精神状态，是指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每个人所呈现的不同精神风貌。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精神状态中，生活中人们常用精神状态表述自己的心境，或者传递给外界感觉和信息。
通常，人们看一个人一生能取得多大的功名，都会看这个人的气质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气宇轩昂，自然是干大事的材料。反之，如果行为猥琐局促，绝不会有所成。其次，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还要看他的精神状态如何。如果精力旺盛，身体强健，则事业成功自然大有希望，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康熙等人以及一些开国之君，史书上都记载他们精力旺盛，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反观那些亡国之君，大都精神衰颓，委靡不振。
俗话说，三分实力，七分士气。其中，这“士气”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在战场上，如果一个军队的士气旺盛，那么每个人都会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也会增强战士们的自信心和勇气，从而使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抗敌，敌人闻风丧胆，失去锐气，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一种精神所爆发的力量。军队如此，人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处于精神委靡的状态中，那么他就会情绪低落，无法投入到工作中去，生活也过得不开心，徒增的只是更多的烦恼，甚至是一种无形的阻力。再如，在体育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运动员在预备的时候，都是精神百倍的最终取得了好成绩。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精神力量是支配人内心的最重要的状态，只要拥有了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
古往今来，有许多人都在精神力量的支持下探索着、奋斗着，不管是提出伟大思想的哲学家，还是发现自然奥秘的科学家，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对思想作出了同样的诠释：精神是一种力量，其力量并不是身的赐予，它来源于我们遇到的挫折与困苦，成长与感悟。
《列子·汤问》上有则寓言说，在北山有一位老人，因为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住了前往的路途，于是便下定决心带领儿孙们挖山，挖出一条路。他们子子孙孙，锲而不舍，坚持挖，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愚公移山”。其实，依靠人力去挖两座大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愚公却有一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正如他所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不会再增高了，凿去一点就少一点，终有一天会凿开的。”
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具有这种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掉。反之就会一事无成。
在古代，许多大家都是因为这种精神而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如晋朝有个文学家左思，在小的时候曾经专攻书法，但是却没有取得成就，后来他又开始学习弹琴，但是成绩依然是不突出。因此，他的父亲对他失去了希望，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对朋友说：“左思的智力和才能还不如我呢。”这句话恰巧被左思听见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此他立志一定要用功读书，用成就证明给父亲看，他是能行的，甚至会超过父亲。经过十年的不断努力，他终于写成了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如今的我们，也有着伟大的理想，但是却往往见异思迁，看到一本好的小说，就梦想当作家；看到陈景润摘取数学王冠，就幻想当数学家；参加一次演唱会，又想当歌星。像这样既没有明确目标又没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是干不了大事业的。要知道水滴石穿的精神，就是贵在“恒”字，恒能让你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将那些看似不能成功的事情，奇迹般地取得成功。这正应验了古人所说的：“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的确如此，就连微不足道的水滴都能滴穿一块块顽石，如果我们也能像水滴那样目标专一，持之以恒，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古今中外所有成就事业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都是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才“滴穿”一块块“顽石”，最终取得成功的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具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有明确的目标，才有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人的精神从外在显露而言，可以分为两种表现：一是自然流露，二是勉强振作。所谓自然流露就是指对于所见的和所感受到的发自内心的流露，这种完全出自于内心的真情的表达，所显示的情态举止也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现象。而所谓勉强振作是指假装振作。
其实，人的精神一旦振作起来，不论是真情流露还是故意造作出来的情态，当它显现的时候，都能看到它的振作，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神”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情况，这种状态是比较片面的，必须结合另一种状况，即精神断续时，才能真正发现神的真实状态。而这种断续的状态也能准确区分自然流露和勉强振作。
一个富有人生经验的人，他因为社会的阅历多了，见过的人也多，所以就比较容易看出人的情感是真实还是虚伪。虽然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有不同的表现，或许也可能给辨别神的真假带来困扰，但是只要看人的各种言语行为表现，就可以看出人的神态的真和假。譬如说，项羽第一次见到威猛雄武、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的时候，就发出感慨：“彼可取而代之。”从中就可以看出这是项羽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朴实率真，又可称为大胆或者莽撞。而刘邦见到秦始皇的时候，则说：“大丈夫该当如此。”两个人对比而言，他们两人的话语和神情不一样，但从中却能真实表明他们的内心活动和个性，但唯一不同的是刘邦与项羽相比，言语上就比较含蓄婉转。
所以说，凡是内心出于真诚，都没有做作的状态，而神气所流露的时间也长久，所表现出来的“神”也自然有余，因此称做“续”。而如果一个人并不是发自内心，而出于一时的伪装，则所说出的话语往往底气不足，精神也显示得十分短暂，其中“神”所表现得也不足，因此称做“断”。
在唐朝时期，有许多奸臣，如杨国忠、李义府、李辅国、鱼朝恩、李林甫等。其中李林甫在这些奸臣中可算得上一个代表，虽然他没有像杨国忠那样恶贯满盈、专权扰乱朝政，但是他在欺骗和伪装上绝对是一个高手。
唐玄宗初年，李林甫依靠舅父的关系，巴结权贵当上了官。当时他的舅父姜胶是唐玄宗时期的秘书监，曾受封楚国公。他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父亲李思诲任杨府参军，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关系才使李林甫走进官场之中。
其实，李林甫能够官运亨通还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和阴谋，尤其是他善于两面三刀。对人表面上总是甜言蜜语，背后却是阴谋诡计，陷害别人。后人都称他是个口蜜腹剑的奸诈之人。
李林甫在职十九年，权势甚盛。他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当时的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对她大献殷勤，讨她欢心。后来裴光庭病死后，李林甫与裴夫人关系走得更是密切，心中还时刻想着取得宰相的高位，于是他便利用裴夫人，让她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高力士是从武三思家出来的，后来得到了唐玄宗宠幸。高力士觉得直接办理此事有些不妥，便私下在暗中帮忙。这时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高力士就立刻通知裴夫人，当李林甫从高力士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为了讨好和巴结韩休就抢先去韩休那里贺喜，讨韩休的欢心。
韩休当上宰相后，就向玄宗极力推荐李林甫。李林甫为了能够顺利当上高官，更加施展巴结的本事，讨后宫欢心。当时武惠妃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李林甫就趁机巴结上武惠妃，最终得到武惠妃的帮助，当上了礼部尚书，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另一位是侍中裴耀卿，他们两人都是有名的贤臣。而李林甫却和他们相反，是一个奸臣。
李林甫当上了高官后，同两位贤臣一起共事，由于两位贤臣威望十分高，人们都很尊敬他们。而李林甫却总遭到人们的嫉妒。于是，他便一边奉承唐玄宗，一边在背后挑拨排挤这两位贤臣。由于唐玄宗的糊涂，被李林甫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说服，最后李林甫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大权的宰相。他掌握大权后，就开始消灭对自己不利的人。同时他还不断地向唐玄宗提出各种所谓的合理化建议，达到取悦唐玄宗的目的，以此来麻痹皇帝，让自己更加得到重视和宠幸。当李林甫觉得自己的权力、地位稳定后，便开始一改往日的容颜，变得更加凶狠残暴起来。只要他看着不顺眼的人，他就进行迫害，或者是不顺从他的人，不管是大臣权贵还是皇亲，他都一样陷害。此外，他还养了一批残酷的帮凶，制造各种案件，来消除阻碍他的人。其中著名的案件有“兵部案”。缘由是李林甫记恨兵部尚书李适。还有“韦坚案”、“扬慎矜案”等等。
李林甫这种残酷的手段，遭到了人们的唾骂和揭穿。最终有个叫做吉温的人，他是李林甫的亲信，和安禄山称兄道弟，开始一起排挤李林甫。与此同时，和李林甫臭味相投的杨国忠也落井下石，逐渐李林甫的党羽和亲信都被瓦解和分裂。李林甫面对这样的局势也束手无策，根本没有能力挽回局面，最后只能眼见曾经的辉煌毁于一旦。看到这样凄惨的局面，李林甫很难承受，不久便抑郁而死。
李林甫这种行为便是精神的勉强流露，他先是给人一种讨人喜欢的臣子印象，见人就表现对人的尊敬。其实内心却隐藏着他为了当上大官的阴谋，这种精神往往不被人发现，而当他达到目的后，所表现的精神便不再是矫揉造作，而是直接地显露出他内心阴险的本质。
其实，有的人这种自然流露出的精神，一眼就能看出是内心所显示出来的。如汉朝时期的季布，他自身就彰显着勇士的本色，常常直言不讳地指责刘邦的不是，很不给刘邦面子。开始刘邦对他十分不满，但后来习惯了他这种自然流露出的表现，也就不再当回事。
对于季布这种鲁莽直接的表现，有的大臣说他是匹夫之勇，与他关系密切的大臣也劝说他要收敛一些，但季布却说：“我不会在不该收敛的时候收敛。我季布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看不惯的人自然可以走开。”
刘邦去世后，西汉的吕后是个十分恶毒的人，她将刘邦的爱妾折磨致死。后来皇太子刘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吕后依然是非常跋扈，私下总是用种种狠毒的做法折磨那些她看不惯的妃子，朝中大臣谁都不敢多言。只有季布一人，数次进谏汉惠帝刘盈，数落吕后的罪行，但刘盈十分懦弱，再加上吕后又是他的亲生母亲，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刘盈死后，吕后更加无法无天了，小皇帝不懂事，朝中大事由吕后一人独断。这个时期，北方民族匈奴更加嚣张起来。自从刘邦死后，匈奴认为大汉气数已尽，便写来一封调戏吕后的信，信中充满了侮辱的话语。匈奴王还扬言说要娶吕后，免得她孤独寂寞。其实这封信调戏是假，挑起事端才是真。吕后哪能受得住这样的侮辱，顿时暴跳如雷。
随后，她立即召开朝会，商议对匈奴用兵一事。老将樊哙，即吕后的妹夫，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吕后讨伐匈奴，并信誓旦旦地说：“给我十万兵马，定把匈奴打个落花流水！”吕后对樊哙的表现也十分满意。众大臣明知道樊哙说的是大话，就凭借大汉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与匈奴抗衡，如果出兵讨伐匈奴，正中了他们的阴谋。
但是，却没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说出反对的意见，个个都唯唯诺诺，为了能够保住头上的乌纱帽，都闭口不言。大臣们的表现让吕后觉得大家都同意了讨伐匈奴的意见，心里十分开心。正当她要发布命令的时候，季布正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大声斥责樊哙：“好你个樊哙，你除了能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还能做什么？你说你可以率领十万大军横扫匈奴，那么请问哪里有十万大军给你？即使你有十万大军，你又凭什么横扫匈奴？当初，高皇帝率兵四十几万，尚且被困在白登七天七夜，难道你比高皇帝还厉害吗？昔日，秦朝不休养生息，屡次与匈奴开战，结果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导致国库亏空，民怨沸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朝迅速瓦解。这样的教训难道我们不应该吸取吗？如今，大汉刚刚建立，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不考虑实际情况，却在此夸下海口，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哪里是为大汉着想，这简直就是抽大汉的血，是要动大汉的根啊！高皇帝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季布这番话让那些不敢言声的大臣都十分解气，顷刻间个个都似乎有了胆量，纷纷附和季布的建议。樊哙立刻不知所措，吕后见势不妙，就宣布散朝。
从此，吕后再也不提讨伐匈奴一事。
也正是季布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审时度势的智慧挽救了大汉的一次军事危机。而季布的这种精神就是自然流露，毫无任何掩饰，虽然他这种直言有时或许会引来祸患，但是他的勇敢和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在古代也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正直、直言的大臣，才使得皇帝深刻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通过以上的故事，想必人的两种精神表现就非常容易辨别了，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区分出人的虚伪和正直，从而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是可用之人，可交之人。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有的善变，有的单纯，有的斗心，有的贪心，因为思想的不一样，所以心思也都不一样。如文中所说：“小心者，从其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这句话中的小心者就是指那种小心谨慎、心思周密的人，有心气很高，常认为天下人皆不如己，但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容易气馁，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打击，这与胆大心细是有区别的。
曾国藩是一代名将名相，文能治国，武能用兵。他可谓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却能始终坚持低调做人、谨慎做事。曾国藩曾说：“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这其中道出了曾国藩低调做人的道理。说明在他看来，随着官位的升高，名声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敬佩他。但是他也知道，人们对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责难的人也会多，宽恕的人也会少。这是曾国藩低调做人、谨慎做事的重要心思。
此外，曾国藩还说：“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这是说，即使有过人的本领、超常的功劳，也不要时刻挂在嘴边，用来炫耀，而要谦虚谨慎，低调做人。这是低调做人的具体做法。同时，他还说：“勋位并降，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后，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常履大任，福祚无量矣。”这是说低调做人能够给自己和后人留下福气，减少祸患。
由此可见，曾国藩一生的心思就是低调做人、谨慎做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忠大智大勇者。
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其意思是说，如果是粗枝大叶的人，即便他把事做成功了，也会漏掉许多重要的细节，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形的失败；而胆大心细的人，会在勇往直前时，密切注意周遭事物的细微变化，于细微处发现有可能遗漏的东西，从而保证事情的各个环节都不出差错。
汉末吕布，是个骁勇善战的大将，他先后跟随丁原、董卓作战，并最终杀死了丁原和董卓。独自取得势力后，便与曹操为敌，和刘备、袁术等诸侯时敌时友，但最终不敌曹操和刘备的联军，兵败人亡。
其实，吕布虽然勇猛，但只是胆大没有计谋，加上他为人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在美女貂蝉上演连环计后，成为被人利用的刽子手。吕布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得志后目中无人，这便验证了他即使取得了一方面的成功，但无形中也注定了他的失败。比如因为他的目中无人，与同僚结下了恩怨。他在诛杀董卓后，与凉州人的关系越来越差，甚至要诛尽凉州人。到了袁绍的住所，也是因为吕布认为自己有功于袁家，看不起袁绍手下众将，最终和袁绍决裂。
事实上，每一个将领心中都明白，像吕布这样的下属，根本就不敢重用他，因为他的几次杀主，都让人提防着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他砍掉脑袋。但是吕布却没有认识这一点，在他被捉后，哭求刘备说：“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尔。”但是刘备也是觉得吕布这样的人，虽然有勇，但是心思却十分阴险，是胆大而不心细。比如，他射戟救援了刘备一次，便认为对刘备有恩，却全忘记了若不是他偷袭徐州，刘备怎么会落得要他救的下场，更别说刘备不久后就被他攻打逃亡。这样的情况下还希望刘备为自己说好话，可见吕布其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只知自己对他人的恩，而不记得自己对他们犯下的错了。无奈，吕布在众人的否定中，最终失去了性命。
由此看来，观人和识人其实就是一个由外向内、循循探察的过程。观察一个人的内心心思和想法也是如此，也就是先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去探查他内心所隐藏的真实想法。所以说，一个人的心思并不是无处洞察，只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分析人物是谨慎还是胆大，是有勇还是懦弱等性格特点，再看他的行为活动，就一定能够发现他真实的才能和见识。
俗话说：“无酒不成宴”。酒在我国是招待客人的最好饮品，而且中国人向来是好客的民族，只要有亲友来拜访，一定会让人喝得酩酊大醉，才方显主人的热情。于是，许多人都会饮酒而醉。又因为酒本身含有一种麻醉剂，与乙醚、笑气、三氯乙烯等西药麻醉剂一样，使用之后都有一个兴奋期。但是喝酒人的兴奋期很长，而兴奋期之后就是麻醉期。由于喝酒人追求的是兴奋期，也追求麻醉，因此酒精迎合了喝酒人的需要。
宋太宗时期，孔守正官拜殿前都虞侯。有一天，他在北陪园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在酒席中喝了许多酒，最后酩酊大醉。这个时候便和王荣争吵起来，原来是为争守边的功劳。两人越吵越凶，根本就忽视了皇帝还在身边，就这样失去了下臣的礼节。在一旁的大臣见两人如此无礼，便奏请皇上下令将两人抓起来，送到吏部去治罪，但是太宗却拒绝了，而是将两人送回家去。
第二天，两人都醒了酒，听人说自己酒后失态，感到十分恐慌，便一起到了金銮殿向太宗请罪，而太宗却十分大度地说道：“朕也喝多了，根本不记得这些事情了。”由此可见，太宗之所以称自己也醉了，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想挽回朝廷的面子，二是在警告两人酒后的失态，这种做法可谓是明君的风范。
酒本来就是使人狂放不羁之物，请人喝酒，又要苛求人不要酒后失态，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醉之以酒而观其德，此言甚好。人虽有德，醉后则不能自持，这正所谓是白璧之瑕也。这就是说，酒醉以后可以看出其德行，人虽有德行，酒醉后往往不能自我控制，这也是白玉之微瑕也。意思就是指通过观察人的行动来识别人。
由此可见，酒后观察人的形态，往往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所谓“酒后吐真言”，因此一般在社交的场合，都离不开以酒谈生意，以酒来招待客人。
人的气质、品行不同，所表现出的气概也不同。所以一般古今的英雄人物，往往给人的印象都是大义凛然，气势非凡。
对此，刘邵说，从一般人的观察角度来讲，大多数人都知道赞扬志向远大而不知道佩服心思细微的人。一般心思细微的人，遇到事情都会小心谨慎，行为十分胆怯，容易被人忽略。
《汉书·五行志注》中记载：牛心大而不能思考。由此可知道人心粗略的也一定不能精思；不能精思的人，怎么能忧虑失败而争取成功呢？朱熹曾经引用前辈的话说：“年轻人只是才性过人的，才不会畏惧；只有读书后深入思考、仔细研究的才可畏！”他又说：“读书只怕深入思考，因为书中义理精细深刻，只有深入思考、专心致志才可以领会。”鲁莽浮躁的人一定不可能做成大事。读书的人也只有刻苦努力、细心琢磨然后才能有所收获，何况要成就天下大事的人，而那些鲁莽草率的人又怎能取得成功？用人的心志大小就能分辨圣贤、豪杰、傲荡、拘懦四种人。
一个心思细微、志向远大的人，就可能成为圣贤之人，如周武王。《武王践阼记》中说：“敬重之心超过懈怠之心的人吉利，懈怠之心超过敬重之心的人不吉利。”《史记》中记载：“武王到了周国后，即使是夜里也不酣睡。”这些都证明了周武王是一个心思细微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成位一代贤主，为后人所称赞，敬仰。
而《尚书·泰誓》中说：“上天爱护下民。设立了君主来管理百姓，设立了教师来教化百姓，我应当能够辅佐上帝，保护安定天下。有罪的应该讨伐，无罪的应该赦免，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孟子》说：“周武王也是一怒之下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这些又都是志向远大的事例。
曾国藩家书中，一直劝弟教儿立志向学，可见他非常重视“立志”对一个人人生的修炼和重大影响。他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高的目标。因为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在他看来，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从刚开始走上科举路，到后来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在一次秀才考试中，曾国藩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为此他十分高兴，于是为自己取了“涤生”这个名号，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从表面意思看，“涤者，取涤者旧染之污也。”而“生者”，则采用了明朝袁了凡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这可谓是他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志向。
随着人生不断向前推进，曾国藩在道光十二年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却被学台亮了红牌，认为他文理不通。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即秀才的最后一名。这对于一向不服输的曾国藩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于是他告别家乡，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富盛名的岳麓书院。在岳麓书院，他勤学苦读，每一次考试都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不负众望，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在进士及第之后，又立下了更加宏大的志向。
由此看来，当年的立志正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当他在科举路上遇到困难时，人们总能看到他为此付出努力，并立下志向这样一个过程。因此他最终取得了圣贤豪杰的美称。
此外，心思粗略、志向豪迈的人可称为豪杰，如晋朝司空刘琨。《晋书》中曾记载：刘琨年少时即胸怀远大的志向，有纵横天下的才略，和范阳人祖逖是好朋友。他听说祖逖被朝廷起用后，给亲友写信说：“我枕戈待旦，立志要扫平叛逆之敌，常常担心祖逖先我行动！”他又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别驾卢谌，诗中寄寓了非凡的志向，抒发了幽愤的心情，遥想汉初的张良、陈平，感叹鸿门宴和白登之役的旧事。用以激励卢谌。卢谌一向没有雄才大略，用很平常的词句相酬和，与刘琨的心思大相径庭。刘琨又重新写诗赠给卢谌，于是卢谌对刘琨说：“你的前一篇诗作写的是一种帝王般的远大志向，这不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琨的志向非常宏大。然而刘琨善于安抚而不善于控制，当他兴兵拥立晋室的时候，一天之内投奔他来的人达几千人，离去的也相继而起。还有，刘琨率众兵投奔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他明知道夷狄人难以靠忠义收服，所以他只希望对他真诚相待，或许也能侥幸成功。从这些事中，又可见刘琨心思粗略而不周密，没有先考虑到祸患，便想取得成功的心态。
心胸狭小而志向又小，可称为拘谨软弱之人，如曹蜍、李志。《世说新语》中记载，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前死去的古人，但他们严正可畏的形象却常常具有勃勃生气；曹蜍、李志虽是现在还活着，却是死气沉沉有如九泉下的人。如果人人都像曹蜍、李志这样，便可回到结绳而治的远古时代，不过只怕要被狐狸豺狼这些野兽吃光了。”曹蜍、李志虽然活着却犹如死了，由此可知，他们都是心胸狭小而志向又小的人。
《列子》记载，秦穆公让九方皋选求良马，九方皋复命说选到一匹黄色母马。秦穆公派人去取马，取来的却是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因此非常不高兴，伯乐看到秦穆公的表情后，便感慨万千地说道：“九方皋看到的是天机，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内而舍其外。”这就是说，我们在看人的过程中，把握这个人的大体感觉而略去其人的细枝末节，求取其人的精华之处而舍弃其人的糟粕末节，这才能观察到人的真正本质，从而更好地用之。
【原文】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丰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动履小胜；四，贵矣。
【译文】
九贵骨各有各的长势：天庭骨丰盈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顶骨平正而不突兀；佐串骨像犄角般向上倾斜着，直入到发际；太阳骨呈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好似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形状如同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力势两全，不陷不露；项骨平伏厚实，隐约可见。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三处关键的部位；看面部的骨相，主要看眉骨、颧骨两处关键部位。如以上五骨完美无缺，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只具备其中一种，那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两种，那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三种，那这样的人只要奋发而为，就一定能得到富贵；如果能具备其中四种，那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拥有荣华富贵。
【解读】
相书《月波洞中记》曰：“所谓九骨者，一曰颧，二曰驿马，三曰将军，四曰日角，五曰月角，六曰龙宫，七曰伏犀，八曰臣鳌，九曰龙角。”
曾国藩也说，骨有九起。而要想了解其含义，就要先知道何为九贵骨，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为颧骨。人脸部的左右两边、眼尾下方突起的骨叫颧骨，一共有两块。
二为驿马骨。驿马骨其实就是颧骨势入“天苍”的骨，一共有两块，颧骨不入“天苍”，就叫做驿马骨没形成。
三为将军骨。也就是耳骨，一共有两块。
四为日角骨。是左眉上方隐隐突起的骨，共有一块。左眼称为日，所以它上方的骨就叫做日角骨。
五为月角骨。是右眉上方隐隐突出的骨，共一块。右眼称为月，所以它上方的骨叫做月角骨。
六为龙宫骨。是围绕双眼突出的骨，一共有两块。
七为伏犀骨。是由鼻上一骨直线向上，到额部“天庭”，再由“天庭”直贯到头顶（也就是脑后）的一段骨，共一块。其形状如同隐伏的犀角，所以称作伏犀骨。
八为巨鳌骨。是两耳后耸起直到脑后的大骨，一共两块。
九为龙角骨。又称作辅骨，是两眉眉尾上方斜入“边地”稍高形状好像角的骨。
这九贵骨各有所主，各显其势。颧骨，彰显威严；驿马骨，彰显尊严；将军骨，彰显勇武；日角骨，彰显智慧；月角骨，彰显机敏；龙宫骨，彰显毅力；伏犀骨，彰显勤勉；龙角骨，彰显果断。这些都是古代相术家们总结出来的，在他们看来，通过九种骨相，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才干、志向和命运。其实这也并非是绝对的正确，因为根据人的骨来断定人物，也会有错误的时候，因为人无完人，人的形态万千，不尽相同。
此节所论述的九贵骨，与上述所说的九贵骨是有区别的。曾国藩所言的九贵骨，其内容如下：
天庭骨：此骨在“天庭”的下面，其势丰隆而起、显得饱满丰盈的人一定是富贵命，俗话说“天庭饱满”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物极必反，丰隆也是有限度的，倘若丰隆过度，呈“凸”字形，那么此面相就不佳了。
枕骨：此骨是与“印堂”相平的后脑之骨。一共有十八块，人要有此骨便是富贵；或者仅微微凸起，也说明此人长寿；没有此骨则不达，更不会贵。骨势以充实为最好，而且越显则越贵。
顶骨：以平正而不突兀为最好。
佐串骨：也就是鬓骨。骨峰斜上人小儿总角的地方，它的形状好像角，方为最好。俗话说“头角露峥嵘”，就是这个意思。
太阳骨：起于两眉之尾，根在太阳穴，如果此骨直线上升，既细又明显，并能达到“边地”部位，才是最好。
眉骨：须骨棱不陷不露，其形状好像犀角之隐伏而起，才是最好；否则，陷者一定是奸邪之人，突者一定是狂傲之人。
鼻骨：由“年寿”至“山根”，上连“印堂”、“中正”。其形状好像芦笋竹芽，挺拔而直起，方为颧骨，正所谓人们所说的“颧骨若不得而起”，这也就是说欲起而不得起，不得起而有欲强起之势。其形状有力有势，插“天苍”人鬓角，不尖不紧，不偏不反，不浮不露，才是最好。
从以上得知，人的九贵骨各有其位，各具其势，各备其形，以合乎规范为贵，失于规范为下。骨相学家认为，项有余肉，其骨平伏而不突露，是所谓的虎项，主大贵。而《冰鉴》云：“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总之，虽然九贵骨是人体骨骼中最为重要的骨，但它们也有一个主次轻重之分。
骨头是支撑人体的基本框架，骨头直立坚硬，骨节直则为贵人相貌，从某种程度上说，骨也是人体之本，因而人们往往把相骨放在第一位。
古代人物将骨分为以下几种：
连山枕：又叫做三山枕，三骨相连好像笔架的形状，这样的人聪明富贵。
一字枕：又叫做一阳枕，是后脑正中横起一大条，这样的人个性优良，学有大成，骨大主大富且寿，骨小主小富，骨露则孤贫。
双龙枕：是后脑两骨竖起，骨大者主文武大贵，骨小的人可升为大官。
崇方枕：是后脑骨起四方有棱，古时可官至宫殿清职，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委员、参议、顾问等职。
七星枕：是后脑有七骨圆起，排列如同星的形状，这样的人文职清贵。
大品字枕：是后脑有六块骨叠起有棱角，古时主贵为侯，也就是现今所说的总理级以上官员。
小品字枕：以名三台枕，是后脑三骨叠起有棱角，这样的人学问名高文章清职。
五花枕：以名五岳枕，是后脑四周各起一圆骨，中央所起之圆骨略尖高。古时主贵为王侯，在现今是总理级别的官员。
而古代就是根据这几种骨相来看一个人。曾有人总结为：
贵人骨节细圆长，骨上无筋肉又香；
君骨肖臣相应辅，不愁无位食天仓；
骨粗岂得丰衣食，禄位因无且莫求；
龙虎不须相克陷，筋缠骨上贱堪忧。
诗中的意思是说，骨节应该像金石，耸起而没有横方，浑圆而不粗大；瘦的人不露骨头，胖人不露出肉；骨头和肉相互依附，气和血相互应和，而骨头寒而且收缩的人，说明此人并不贫穷，但寿命较短。
在颧骨与耳相连的部分叫做玉梁骨，它掌握着人的寿命长短；从胳膊到肘部，叫做龙骨，它象征君王，以长为好；从肘部到腕部，叫做虎骨，象征着臣子，以短而且细为好。骨头应该是耸起而且舒展的，坚硬直立，骨节直却不粗，这都是坚定的相貌。
通常情况下，骨骼以不耸不露，而且圆润清秀为好，骨为阳，肉为阴，阳不多，阴就不依附。如果阴阳骨肉平均，则说明少年不富贵，但一生富贵；骨头耸起就会夭折；骨头露出则表示没有财富；骨软弱的，虽长寿却历经坎坷；骨头横生的凶；骨轻就贫；骨头俗的就愚蠢；骨头发寒的穷困，收入微薄；骨头圆润的有福；骨头孤立的没有亲人。木形人骨瘦而且显青黑色，两头粗大，一定是穷困之人；水形人骨骼两头尖，其人非常富贵；火形人骨头两头粗，没有德性贫贱如奴；土形人骨大而且皮粗厚，骨肉坚硬，长寿但并不快乐。如果有旋生在头角骨，晚年有福禄，旋生在颐额，则晚年则大富大贵。
一般贵人的骨节细长圆润，骨头上没有筋而且肉又香，君骨和臣骨相辅，不愁衣食和官位；骨头粗壮不能丰衣足食，俸禄官位不可求；筋缠在骨头上定会贫贱烦忧。
前面提到，人的九种骨相与人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相学也认为，此九骨丰隆耸起的人则为贵相之人。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谓光武帝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目，大口，隆准，日角”。其中的日角，就是九骨之一。
古代相学家还认为，要想根据人的九骨来辨别人的命禄，还必须参照人的九行。所谓九行，就是指人的精神、魂魄、形貌、气色、动止、行藏、瞻视、才智、德行等九类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而人的九骨与九行相配，又构成九成。凡精采分明为一成，魂神慷慨为二成，形貌停稳为三成，气色明净为四成，动止安详为五成，行藏含义为六成，瞻视澄正为七成，才智应速为八成，德行可法为九成。成数的多少，也就代表命禄等级的高低，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九成八成臣中尊，五成六成臣中臣，三成四成五品人，一成二成有微勋，有之不成不白身，无成无骨永沉沦。”后来，又将这九骨与九行相配来确定人的命禄等级的方法称为九成之术。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人十二骨相所预示的含义：
麒骨：具有此骨的人为人贵，一生富贵声名远扬，即使不在官场也能发财。
狮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不靠祖辈，成家立业全是独立而成。晚年衣食不用愁。
豹骨：具有此骨的人思维敏捷，东奔西散不聚财。虽然聪明伶俐但一定要踏实做事。
鹿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好自在，一生衣食总无亏。东南西北到处游，防遇小人栽跟头。
熊骨：具有此骨的人来好福相，摇摇摆摆无忧患。夫妻恩爱撑家门，世代和睦。
猫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真慷慨，东西发财亏南北。千金散尽不复来，须防老年独自悲。
鹏骨：具有此骨的人天性高，昊天振翅好逍遥。青云直上风送急，晚景昌荣乐陶陶。
鹰骨：具有此骨的人性格傲，为友尽力两肋刀。刀快须防下山早，剑光早敛莫出鞘。
雀骨：具有此骨的人能得食，衣食丰隆人不及。做事度量小。
鲸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好气派，可惜做事无头尾。这样的人须早敛财。
鱼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喜欢游，穿洲过府无止休。一生劳碌，晚年衣食无忧。
龟骨：具有此骨的人生来清净心，与人无争。一朝时来又运转。
中国上古时期，有许多人体的相法，骨相就是其中的一种。在王符《潜夫论笺·相列》中记载：“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王充《论衡·骨相篇》中所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同时王充还列举了范蠡去越，尉缭亡秦的例子，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虎视狼心不可与交游。”这些都是通过骨相、占验掌握对方灵魂从而加以避忌的实证。由此可见民间是有“长颈鸟喙”、“隆准长目，鸷膺豺声”等骨相禁忌的。
这种骨相呈凶兆的原则，是人们非常重视的。由于民间存有骨灵信仰，所以迷信活动中，凡是骨相不好的人便成为众人禁忌的对象，自身骨相不好的人，便也深以为忌，想方设法要改变自己的厄运。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也在《荀子·非相篇》中指出：“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他还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论证骨相之法是不可信的，指出“相形不如论心”。
可见，相骨的禁忌是属于俗信的，其中存在着迷信、错误的地方，这也早被人看破。但是这种骨相的信仰依然被人发展、延续下来。在民间有“上身长，佐君王；上身短，福分浅”、“上身长，坐中堂；下身长，走忙忙”的说法。这是媚上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上身长，下向短，不吃嘴就是懒”。这是人们对那些不劳动而懒惰的人进行警示的俗谚。这两种说法在立场上有所不同的，但是也有一致的地方。它反映了对同一骨相不同立场的不同看法，也是一种骨相俗信的特例。
总之，民间还是十分崇信骨头的灵气，正所谓“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人们一般对那些意志坚定的强者，俗称为“硬骨头”、“有骨气”。如《西游记》中白骨精能从一堆白骨而变化成人形，也是中国民间相信骨头是有灵性的最好典例。还有《水浒传》中武松葬兄以骨，以及今天人们对故人哀思寄托于其骨灰等等，也都与骨灵信仰有着密切关系。
脑后有反骨，通常是指某人本质叛逆、不仁不义、卖主求荣、篡权夺位。这个词最早是出于《三国演义》的第五十三回。关羽夺取长沙的时候，因为守将黄忠没有用百步穿杨箭术射杀关羽，被太守韩玄抓起来定罪问斩。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刻，从帐外闯进一名大将，斩杀了韩玄并救下了黄忠。这个人便是长沙守将魏延。
关羽对魏延的忠肝义胆十分敬佩，于是将他引荐给刘备。但没想到的是，军师却喝令刀斧手将魏延推出斩首。刘备十分吃惊，问为何斩杀献功降将。诸葛亮便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但刘备总觉得魏延是一个大将之才，失去很是可惜，于是再三求情，才将魏延的性命保住，但却一直没有重用魏延。
诸葛亮死后不久，魏延果真带兵谋反，于是副将遵照孔明的遗命诱杀了魏延。从此，魏延与脑后反骨成了反叛与不轨的代名词。
那么什么样的头骨才是脑后反骨呢？医学界认为，人的头骨形状和骨块的数量基本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人的后脑头骨多长了一块，或是长出了一块与众不同的头骨来。而脑后反骨只是概念化的东西，没有实质性的物体可言。但是在相学上的所谓脑后有反骨则是相学人所推测的，脑后见腮即是脑后见反骨。脑后见腮是指脸上下巴两侧的腮骨相对扩张、横出，甚至骨角明显。就是从背后看也能明显看得见腮骨的锐角，这就是脑后见腮，或者称为反过来看也见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脑后见反骨。这个说法虽然并不确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脑后反骨、脑后见腮的脸形不少。从相学的角度来说，除了圆脸的水形人之外，其他木、土、金、火形都有类似的脸形。就相学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说，下巴是水的范畴，而方形带锐是带金。金水相生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如果金水是缺乏的命格，那是喜生而逢生、吉而堪断；如果金水是有余的，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也可言。总之，腮骨突兀的人是金气太盛、为人胆大敢为、精力充沛，又性格严厉偏于做作，但处事精明敏捷。
相书说：腮骨不起，庸庸碌碌；腮骨大起，豪吞之辈。这就像脑后反骨的征兆。脑后反骨的人多数是人才，真正谋反的人还是少数的。《三国演义》中的魏延其实就是个大将人才，他的谋反也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的时候，局势十分狼狈，身边士兵不过上千人，大将也只有张飞、赵云，后面有曹操雄师追击，前面有蔡瑁、张允刁难，可以说是进退无路，命在旦夕。就是在这个危亡时刻，魏延便凭着一颗男儿的血性之心，挺身而出，为了搭救刘备君臣和数十万百姓，不惜得罪蔡瑁、张允这些奸佞谄媚之辈，在襄阳城下与名将文聘大战数十回合，最后落得家人被杀只身投奔长沙的下场。从这就可以看出，魏延是个正直、勇敢的猛将。
但是，令魏延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他这种完全发自内心的仗义之举，却成为诸葛亮认定他“脑后有反骨”的最初原因。后来，赤壁大战后，刘备攻打汉上九郡。当时，不可一世的关羽率兵袭取长沙，遭到了老将黄忠的顽强阻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又是心高气傲、血性方刚的魏延为他解了围。
值得庆幸的是，刘备念忆旧恩从诸葛亮刀下救了魏延。从此，刘备的帐下便多了一员东挡西杀、威风八面的猛将。数十年间他冲锋陷阵，屡立奇功：取西川与黄忠共为先锋，尽败蜀中名将；战东川助张飞屡破曹兵，箭射曹操面门；退蛮兵渡泸水破孟获，苦战数年，成就了诸葛先生七擒七纵之举；出陈仓震魏将斩王双历任前锋，效尽了跋山涉水先出后回之责。
最后，帮助刘备成就了霸主之位。然而，无论魏延的功劳有多大，就是那一句主观臆断的“脑后有反骨”，最后还是造就了猛将魏延的一生悲剧，而这悲剧正是那位被刘备待之如师、为众将奉之如神的著名贤相诸葛亮。
诸葛亮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就在刘备死后自己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所掌握的统军大权，采取了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正确建议与行动进行了多次掣肘与压制，使魏延在多年战争中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根本无法得到发挥。
首先，出祁山，魏延根据形势，大胆建议由自己带精兵取道子午谷直插魏国的重镇长安，这在当时可谓是一条出奇制胜的妙计。因为当时镇守长安与蜀军对垒的既不是久历戎行的大将军曹真，也不是老奸巨猾的都督司马懿，而是对于军事一无所知的纨绔子弟夏侯懋，这可是大好的取胜时机。然而，诸葛亮却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
后来，战守街亭，关系北伐的胜败，作为统率全军的主帅诸葛亮，以及破敌掠阵的先锋大将魏延，都十分清楚此仗关系重大。所以，当诸葛先生首发军令的时候，魏延首先讨令，愿去街亭大战司马懿和张郃，这对于当时的蜀军来说，除了前军众将中的老将赵云，也就只有魏延有资格与本事讨这支分量极重、关系极大的令箭。
然而，魏延又一次被诸葛亮手中的权力所压制，魏延只得在山后扎寨负责接应的差事。而派去守卫胜败关键所在、此战咽喉要道街亭的，竟然是那个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庸才马谡，刘备对于他早就不看好，更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原来只是因为这个人是诸葛亮的心腹，为他一手提拔，所以镇守街亭这个如此大的功劳，是根本不会让那勇猛善战、自信自傲的魏延所夺得。
但是，马谡将军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熟知兵法，结果一上战场只会照搬硬套，屯兵于山顶，一意孤行地幻想着以高击低势如破竹，结果根本行不通。水道被断，造成军心大乱，只好收拾残兵拼死突围，多亏魏延接应，才算逃了一命，可是却丢失了军事重镇街亭，还让诸葛亮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被迫唱了一出提心吊胆的空城计。
街亭之战的大败，蜀军的损失和统帅的失策，无疑使这位久经沙场的猛将魏延极其失望。因此，尽管诸葛亮挥泪斩了爱将马谡，也无法让魏延再相信诸葛亮用兵如神。从此，对于诸葛亮所发的将令，魏延的态度开始转变了，由过去的毫不怀疑变成了后来的将信将疑，甚至还出言讥讽他，这就让诸葛亮更加怀疑他的谋反之心。
于是，诸葛亮开始对付这个不听话的魏延。首先他开始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上方谷一战，在安排火攻的时候，计划将司马懿父子连同诱敌的魏延一齐烧死在山谷中，但幸运的是，瓢泼大雨救了司马懿父子，也使诸葛亮将魏延处死的计划破灭了，因此，诸葛亮十分无奈。
对诸葛亮的这种做法，当时人们都不能理解，不明白他为什么只是认准了出祁山这条路，是因为平稳持重还是骨子里胆小？六次北伐均是无功而返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数十年的征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蜀国不但没有取得魏国的寸土之地，最后就连自己的统帅也被拖死在五丈原秋风萧瑟的寒夜里。随着司马懿坚守不战策略的逐步成功，困扎在渭河之滨五丈原上的诸葛亮日见计穷，蜀军的锐气被慢慢地拖光，诸葛亮也因劳累过度命丧在军营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诸葛先生还是没有放弃除掉魏延的念头，他不但强撑病体密切地注视着魏延的一举一动，而且开始悄悄地寻找、扶持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的党羽与帮凶。于是，不见其功的普通幕僚杨仪，被委以了统军重任；马岱，这个蜀营当中的一勇之夫被密授了锦囊妙计。
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判断是正确的，魏延在诸葛亮死后，真的造反了。他烧栈道阻灵枢抗拒命令，对此，杨仪阵前痛骂，马岱背后挥刀。从此这位在沙场上屡建奇功的南郑侯汉中太守，蜀国的征西大将军，最终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在阵前被砍掉了头颅。魏延死后，杨仪之辈的地位不再受到威胁，诸葛先生的遗愿最终得以实现，蜀国上下似乎从此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其实，在《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在诸葛亮去世之后魏延的所作所为，他讨要兵符，不接受退兵的命令，火烧了栈道阻挡了昔日的战友，表面上形成了反叛的事实，因而被人理直气壮地斩了首。但是仅仅就此断定魏延要造反，实际上是有些牵强。要知道，在得知诸葛先生已死，由杨仪统率全军的消息后，作为蜀营中资历最老、武功最强、官阶最高的前军主将魏延，接到从前线退兵的命令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丞相虽死，但某还活着！岂可因一人之死废国家大事？一句是：杨仪何等人也？大丈夫岂可被书生所制？
前一句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继续北伐，完成统一的大业；后一句则体现出功勋卓著的魏将军瞧不起杨仪这种无能之辈，根本不愿意为其所左右而已，其实质不过是蜀国文臣武将之间的权力之争，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说，魏延只是这场权力之争中的牺牲品而已。
其实，脑后有反骨并不能断定人的好坏和忠奸，因为人不可貌相，而是要看人的行为和内心本质。
反骨，从古至今一直被人困扰着。越是关键性的人才，用起来越怀疑。因此，也就越难把这类人放到关键性岗位上。生活中，我们也常能听到一些人间接地谈起：“这人可靠吗”，“这人与我们同心吗”，“这人用了会听从我们领导吗”等等诸多的疑问，都要细细分析。与反骨相比，人的业绩、能力、学识水平，都不是考察人的重点。而如果连魏延那样的人，在用的过程中还要时刻提防，那么莫不如不用。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总之，反骨是古人鉴人的一种说法，现代人是不能相信的，只要是有作为的人，就要注重其才，作为领导者看重的是人的才干，而不是偏才和歪才。
一个人的骨能够体现出人的刚强、柔弱。所谓骨刚质刚，骨柔质弱。一般会看相的人都会依据人的骨相来看人的气质，从而来判断一个人的将来的前途和命运。
《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中记载高祖：高鼻梁，脖颈长，面貌有龙相，须髯特美，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为人仁厚，喜欢施与，意志豁达，胸襟开阔，常表现出宽宏大度，不肯从事生产农作各业。到了壮年，试作官吏，做泗水亭长。
高祖任亭长时，平日轻视沛县衙中吏人。而且他还十分喜欢喝酒、贪恋美色。常常向王媪、武负二人的酒馆赊酒。一次，高祖大醉不起。这便让王媪、武负发现高祖身体上面似乎有龙出现，觉得十分奇怪。在这之前，每次他来喝酒，他们都在酒馆中畅饮，两人按酒价的数倍计算。但自从他们发现高祖醉卧而有龙出现的怪事以后，到年底算账的时候，这两家酒馆都经常撕了账单，不向高祖索债。
高祖经常出差到秦都咸阳，一次他游观名胜，看到秦始皇的威仪盛势，便不由发出感慨长叹说：“啊！大丈夫就应该像这个样子！”
当时，单父县人吕公与沛县令相友善。吕公为了避仇人迁到沛县来，随沛县令为客，因而在沛县落户。沛县中豪杰吏人听说沛县令有贵客来，都前往道贺。当时萧何为主吏，他向贵宾们说：“凡是送贺礼，钱不满一千的，就请他坐在堂下。”
一贯轻视沛县衙中吏人的高祖知道后，他便假写了一张礼帖，上面写道：贺钱一万。但其实他连一钱都没有带去。这个礼帖被送到吕公手上时，吕公看到这张帖子后大惊，自己起身，亲自迎接高祖于门前。吕公会给人相面，当他看到高祖的面貌时，有些惊愕，因为他的样貌十分特殊，因此吕公十分敬重他，并将他带到了上座。萧何低语对吕公说：“这个人爱说大话，做成的事少。”高祖见吕公对他如此敬重，便轻侮请客，高坐上座，毫不谦让。
宴席间，吕公因高祖样貌之奇在席间以目示意，要高祖不要退席。于是高祖便留下来。等到宴席结束，客人都散去之后，吕公对高祖说：“我从年少的时候，就好给人相面。我相过的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一位像你的相貌这样高贵的。我希望你能多多自爱！”吕公稍停后又说：“我有一个女儿，如果你不嫌弃，愿意做你执箕帚的妻子。”
吕媪是吕公的妻子，知道他决定将女儿嫁给高祖的事后，非常生气。并指责吕公说：“你平日里说，女儿是个十分不寻常的女子，应该嫁给贵人。沛县令和你相交极好，求我们将女儿嫁给他们家，你都不肯。为什么现在竟然稀里糊涂地就把女儿许给那个人了？”吕公听后，则说：“这不是你们妇人所能了解的事了！”最终，吕公把女儿嫁给了高祖。
高祖成家后，老婆为他生了一男一女。他就经常休假回家，到田里看看。一次，吕后带着两个孩子在田里耕地，路途中有一位老人从田旁经过，问她讨水喝。吕后见老人十分饿，又给老人一些吃的。老人边吃边感谢。吃完后，老人说：“夫人的相貌，可谓天下的贵人。”吕后听后十分高兴，又要老人相两个孩子，老人看着其中的一个孩子说：“夫人你之所以能够大贵，就因为这个男孩子的关系。”老人又相他的女儿，也说是贵相。吕后感谢老人吉言后，老人就离开了。这时候，高祖正好走过来，吕后便将老人相面的事说给高祖听。高祖便问：“老人在哪里？”吕后说：“刚走，应该没走多远。”高祖便追上去，果然追上，高祖便问老人相吕后和孩子的事。老人说：“刚才我相过的夫人和小孩，相貌的高贵都像你，你的相貌，贵不可言。”高祖便道谢说：“如果我真的如先生所说，这相面夸赞鼓励之德，决不敢忘。”后来，高祖成为了天子，吕公的女儿成为了吕后，而他的两个孩子则分别是孝惠皇帝和鲁元公主。为了当时承诺老人的答谢，高祖便四处寻找那位老人，但是却始终找不到。
【原文】
骨有色，面以青为主，“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为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译文】
骨骼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面部颜色以青色最为高贵。古语所说的“少年公卿半青面”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要比青色要差一些，面部好像枯骨的粉白色，是最不好的颜色。骨要有一定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为最高贵，否则，互不贯通、支离散乱是略低一等的。总之，如果头上没有恶骨，即使是再好的面骨也比不上头骨。然而，头大天庭骨却不丰隆，也最终是卑贱的人；倘若头圆但佐串骨隐伏不见，或许是要成为孤贫的僧人；倘若鼻骨与两眉互相抵触，则表明父母不会长寿；倘若颧骨贴近眼尾而呈现颧峰凌眼，则表示后继无人。富贵与贫贱的差别，在此处就好像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明显的。
【解读】
骨有骨之色、骨之质的说法。古人在论述“色”的性状时候，一般有如下说法：青色如瓜；黄色如蜡；赤色如火；白色如脂；黑色如漆。同时，“色”又与五行、五性、五脏、四时相配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曰水，从五性上讲属于精。五脏属于肾，颜色呈现黑色，方向为北，旺在冬季；二曰木，从五性上讲属于魂。五脏属于肝，颜色为青，方向为东，旺在春季；三曰火，从五性上讲属于气。五脏属于心，颜色呈现赤色，方向为南，旺在夏季；四曰土，从五性上讲属于意。五脏属于脾，颜色呈现黄色，方向为中，旺在四季末；五曰金，从五性上讲属于魄。五脏属于肺，颜色呈现白色，方向为西，旺在秋季。
此外，在古代还有一种专门论骨色的说法。认为骨色是来源于“六气”，也就是说青龙、朱雀、勾陈、媵蛇、白虎、玄武这六种气，其实是占卜中的六兽之神。在古代相学家看来，“色”与“气”是互相联系的，二者常常合称为“气色”。这里所指的“六气”也就是“六气色”或者是“六色”。
而六色又具有各自的特征，他们都有所主的吉凶祸福。如青龙之色：两眼黑白分明，神光红黄、精光照人。具有这样“色”的人具有升官、招财进宝和喜庆纳吉的征兆；朱雀之色：面色赤红如丹，忧戚如烟。具有这样“色”的人主管灾和口舌之祸；媵蛇之色：面上灰蒙蒙如灰土色，精神浑浊。具有这样“色”的人居家不宁和惊怪不祥之梦；勾陈之色，眼色浑浊，黑白不分，神光昏暗，眼下有青痕。具有这样“色”的人牵连负累之事；白虎之色：两眼白气闪烁，似泪非泪，莹莹若有光。具有这样“色”的人家有丧凶之事；玄武之色：嘴唇青黑发颤，口旁有黑气飘游。具有这样“色”的人家中遇盗，被小人伤害。
对于六气的特点，古代人们总结为几下几种：青龙之气，好像吉祥的云彩映衬着月亮；朱雀之气，好像朝霞映衬着水；勾陈之气，好像黑风吹着云彩；媵蛇之气，好像草木将灰；白虎之气，好像凝脂涂油；玄武之气，好像腻油和雾。在这六气中，青龙之气是最吉祥的，其余五气都有各自的凶难灾祸，或者是破散，或者是忧心惊讶，或者是口舌之争，或者是盗贼，这些都不吉利。
在《太清神鉴》一书中，这样记载：各色之气所主之吉凶时说印堂黄气起，官禄一定会高迁。白气家遭丧，青来口舌缠。中正发黄丝，守令职无疑。赤急中心出，公事别妻儿。在《易经·卜卦》中，所记载的六气更是普遍：
青龙发动临用神，
进财进禄福无穷，
临仇遇忌都无益，
酒色成灾在此中。
朱雀发动文印旺，
杀神相并没功劳，
是非口舌皆因此，
动出生身却利公。
勾陈发动忧田土，
冲岁遭忌为忌逢，
生用有情方是吉，
若然安静不迷蒙。
媵蛇鬼克忧思绕，
虎惊怪异事难明，
持井落空休道吉，
逢冲之日莫逃凶。
白虎爻动主刑伤，
官司疾病必成灾，
持世动克妨人口，
遇火生身便不同。
可见，在这六种气中，以青色为最美、最好。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中，青色的五行属于木，人体五脏的肝也属于木，所以说肝与青色、木与春天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春天，万物苏醒，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而肝在人体中是造血的器官，也存在着生命力旺盛的潜机，这样看来青色便是生命的象征，因此，古人把青色作为六色中最美、最吉祥的颜色。
“色”有优劣、好坏之分，以青色最好，白色次之，黑色最坏。但青色中也有吉凶的区分，青色是最吉祥的，它的颜色犹如翠羽，又好像春木；青色呈现凶的，颜色犹如蓝靛，又好像锈斑。
而骨与色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代，相学家认为，佳骨原本就有佳色。这就好比树大根深的树木一样，根本就不愁其他枝繁叶茂了。这正如“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本节里，所说“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这都是说明了青色最好。在医学中，人们认为：“色”呈现在人体外，“气”蕴藏在人体的内部。而“色”只是“气”的外在表现，“气”才是“色”的根本。“气”不足，“色”自然就表现得不佳和减退。所以说这节中的“骨色”，所指的则是“骨有气，在面为色”。“骨有气”，这也就是说骨的健康状况与人的生命活力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本节又说“面以青为贵，紫次之，白斯下”。其意思是说：春天是万物生长、显现活力的时候，而人面部的青色就好像春天一样活泼有力，象征着生命茁壮成长的青春气色。这是因为春天有青草、绿树的特征，所以称它为“青色”。这种气色，所呈现生机勃勃，却也不失庄重端严，活泼而能持久恒定，不会时断时续。能够活力永驻，而人自然也就能够集中精力去努力奋斗，谋取功名利禄，这样自然也会显贵。
“紫色”，与青色相比，稍微不足，虽然也有“贵”之象，但是很难“大贵”。“白色”，又是青色和紫色的次之。本节说“白色如枯骨傅粉”，这是指不健康、没有活力的颜色，它就好像苍白中隐藏着一种秋后的枯黄，灰暗惨淡好像枯枝败叶，这种色显然是气血亏损的征兆。所以说，这种气色根本没有贵象可言，更不能将重任交给具有“白色”的人。
“骨质”，在本节里所指的是头骨的生长联结的状态，所以说人的头骨以互相关联的为贵，而琐碎的则是次之。
“联”，是指联结，其实也就是相互联结贯通，没有明显的断裂状，看上去是完整而圆润的一体化骨结构。这样的头骨五官均衡，与骨头相配，可谓是仪表堂堂、相貌标致英俊，具有这样骨相的人就是贵相。
“碎”与“联”正好相反，所指的是骨头联结不完全密切，有明显裂纹。就好像一段木头，如果是木质坚硬，没有裂缝疙瘩，那便是做家具的上等材料；反之，就只是一块废木，没有多大用途。
“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其意思又体现了古人对骨相的重视。“面佳”，是说从一个人相貌来看，五官端正，英俊有魅力。但不如“头佳”，其意思是说不如人的骨头好。
曹操在准备接见西域一个使者的时候，十分担心自己相貌不漂亮，怕让使者见了有失国威，因此让一臣子装扮自己，而他本人却站在假曹操的旁边。使者参见完毕退出来后，有个知道底细的大臣问这个使者对曹操的印象如何，那个使者则说，曹操这个人看上去不错，但他旁边那个人更有英雄的气概。
由此可以看出，“面佳”虽然不错，但并不是根本的，因为“面佳不如头佳”。但是这是否说明头大就是很好的象征呢？
本节说：“头大而缺天庭”。这是说，“缺天庭”是违背了人五官均衡的原理，也就是骨相存有缺陷，根本不符合“头以联者为贵”的原则。具有这种大头的人，通常是大脑欠发达、智力不佳的表现，所以说“终是贱品”。
“圆而无串骨”，其意思是说如果头骨联结而有圆润，这看起来似乎很好，但如果没有峥嵘的气势，也不能说这是一种好的气势，而是有着“半是孤僧”的命运之相。针对这种状况，倘若太阳穴上的“辅弱弓骨”能够突出来，那么也能避开“孤僧”的命运。
“头大而缺天庭”、“圆而无串骨”，这二者充分说明了古人对骨相的定义，其意思是说：骨大骨圆，的确不错，但是以饱满而有峥嵘的气势为贵，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贵。
“鼻骨犯眉”，其意思是指鼻梁骨一直冲到了眉心，具有越域侵犯的势态。在古代，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好之相，它破坏了平衡原则。有着“堂上不寿”即克伤父母的说法。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鼻骨连眉”，也就是说，鼻骨和眉毛连接到一起。古人认为，如果一个文人具有此相，即是贵。由此可见，“连眉”与“犯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气势是冲克还是连接。
“颧与眼争”，其意思是说颧骨与眼尾联得很紧，突兀出来比眼高，这就是阴阳移位、卑尊侵凌之相，古人都认为这种相有害，正所谓“子嗣不立”。这种面相比上面说的“鼻骨犯眉”要有所不同。古人则把它称作“颧峰凌眼”。
“色”的含义很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人的肤色黑白没有直接的联系。古代相学家认为，“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快的人其表现的情态也欢乐，“色”沮丧的人其显示的情态也悲伤。也有不动声色的人，这样的人就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观察他们的情绪状态。
譬如仁善厚道的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的人，有激奋亢厉刚毅之色；睿智慧哲的人，有明朗豁达之色。这些都是观色而得出。
生活中，人们都说观色犹如察看天气，那么看一个人的脸色也犹如“看云识天气”一般。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怒形于色，相反有的人则“笑在脸上，哭在心里”。这样就让人很难分辨清晰。所以，古代相学家认为，“眼色”是“脸色”所观察的重要部位。它能流露出人们所呈现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人一面同你说话，眼睛一面往别处看，同时又在小声说话，这说明你的到来打断了他所要做的重要事情，此刻心里正在挂念这件事情。虽然他也热情地接待了你，但是通过它的眼神，却能看出他有些心不在焉。这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打住主人的话而起身告辞，说明自己的来访打扰了主人，这样就会让主人心存愧疚，而会努力满足你所来托付的事情，以此来弥补对你的怠慢。
所以说，通过观察人的眼睛所表现出来的“神色”是很容易洞察出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古代孟子教人以最快的办法识人，就是看这个人的眼睛。他说：“存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睢焉”。其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好坏，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刘邵在《人物志》中根据人的“才”、“性”的不同，通过对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分析，把人才分为三类十二种，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其意思是说人的内在精神可以通过外貌而察知。其实这种察颜观色的识人办法是肤浅的，因为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及张浚以貌荐秦桧便是很好的反例。
《论语·颜渊》中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老师，如何做才叫做通达。”孔子听后，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先反问子张说：“你知道‘通达’的意思吗？”子张便说：“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其意思就是说在朝廷里一定有名声，在家也有名声。孔子则回道：“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其意思是说，仅仅有名声，并不是真正的通达。真正的通达则是：具有正直的品质，懂得礼义；善于观察别人讲话的脸色；经常考虑如何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才一定是通达，在家里也一定通达。
上文谈到“察言而观色”，这就是说观察别人说什么话时脸上流露出什么气色，以决定自己该怎样行动。曾国藩为官多年，他总结出，在浑噩的官场中，各种形色的人都会遇到，而察言观色则是一切人情往来中操纵自如的基本技巧。如果你不会察言观色，就好比不知风向便去转动舵柄，而世事国通无从谈起，弄不好还会在小风浪中翻了船，遭到不测。
其实，言辞是一个人品格的透露，通过人的表情眼神能够洞察出人的内心。有时人的衣着、坐姿、手势也会在自己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将自己的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一个人的言谈还能告诉你一个人的地位、性格、品质及其流露的内心情绪，所以说善听弦外之音是“察言”的关键所在。
再如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情，退朝后便回到了后宫。卫姬一看见国君，就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桓公问她这是什么原因，她则说：“臣妾看见君王走进来的时候，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其他国家的心志。但当你看见臣妾后，脸色却改变，想必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了管仲。管仲则说：“君王取消讨伐卫国的计划了吗？”桓公吃惊地问：“仲公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的？”管仲说：“君王上朝的时候，态度十分谦让，语气也很缓慢，但是看见微臣的时候却是面露惭愧，微臣因此才知道。”
更令齐桓公想不到的是，他与管仲商讨伐莒的计划还没有发布下去，就被天下的人所知道。桓公十分不解，就问管仲。管仲说：“我们国家内部一定有圣人。”桓公则叹息说：“唉！白天工作的时候，我看见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他就是圣人。”于是命令役夫再次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没过多久，这个役夫便回来了，其实他就是东郭垂。管仲便说：“一定就是这个人了。”就命令属下请他来进见，分级站立。管仲见到东郭垂后就问：“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东郭垂回答道：“是的。”管仲则故作反说：“我从来没有说要伐莒，你凭借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东郭垂回答说：“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只是私自猜测。”管仲说：“我没有说过要伐莒，你又从哪里猜测的？”东郭垂再次回答说：“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第一种是悠然喜乐，即享受音乐的脸色；第二种是忧愁清静，即有丧事的脸色；第三种是生气充沛，即将用兵的脸色。前不久，我看见君王站在台上，脸色所呈现的是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下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以此，小民猜测，如今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只有莒国，因此才敢说这种话。”
由此可知，所谓观色，其实就是指察言观色。观色能知人，是因为人的心气虽然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但可以通过人的脸色去把握它。真正宽厚的人，具有值得尊敬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具有不可震慑的神色；真正忠诚的人，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神色；真正纯洁的人，具有难以玷污的神色；真正有气节的人，具有值得信任的神色；质朴的人，神色正义凛然，坚强而沉稳；虚伪的人，神色游移不定，烦躁不安。
所谓察言，就是说看一个人，倘若发现他是个自私的人，总是吃小亏而占大便宜，让小利而争大得，言语恭顺装作老实，故作慈爱以充忠诚，小心谨慎地做事以博取好名声，这就是用仁爱贤惠来包藏祸心的人。如果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倘若向他提问，他却不回答，继续追问下去，他又含糊其辞。表面上给人一种很有学识的样子，其实是打着传授真理的招牌，不妥当；还有一种人在被环境所困的时候，想不出办法就故作深沉。这种人就是借学识理论来隐藏其良苦用心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如果他大唱高调以表示廉洁，装作雷厉风行给人造成他勇于作为的假相，内心怯懦却在虚张声势，屡屡自我矜傲，狐假虎威，盛气凌人，这是用廉洁和英勇来包藏私心的人。
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人的性情，有的人沉浮静躁、临危不乱，沉得住气，这样的人能够担当大任；有的人则是浮躁不安，做事毛躁，这样的人往往做事情缺乏耐心，遇到困难，就逃避后退，半途而废；有的人底气足，干劲足，做事容易集中精力，而且能持久；有的人做事底气虚，精神容易涣散，多数也半途而废。
《三国志》中记载：魏明帝曹叡，即曹操的孙子，在临死前，想要把大事托付给自己的臣子。当时曹爽，即大司马曹真的儿子，正俯卧在床边，便对曹叡耳语说道：“臣以死奉社稷。”然而，曹叡却认为曹爽的能力不够，便不肯为手诏。这时候，蛮横无理的曹爽就命手下人执曹叡手强行做了一份诏书。曹叡没有办法，只得下诏让司马懿与曹爽共辅朝政。
当时大臣中，有四人因才气享有名气，他们分别是何晏、丁谧、邓扬、李胜。但是这四个人都十分贪图富贵，趋炎附势。因此，魏明帝曹叡非常讨厌他们，所以一直都不重用他们，四人也一直没有得到权位。由于平时这四人和曹爽关系很好，于是曹爽辅政后，就提拔四人为心腹左右手。而四人便替曹爽策划，剥夺了司马懿的实权，并因此升为尚书、校尉等职。
面对这样的局面，黄门侍郎傅嘏则发现了四人的不轨。便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静而内躁，机巧好利，不务根本，我担心他误你兄弟大事，恐怕会仁者离心、朝政荒废啊！”何晏四人知道傅嘏的这番话后，因此借小事为由，罢免了傅黄门的官。
这四人一心想让曹爽威名天下，于是便劝说曹爽派兵讨伐蜀国，对这个举动，司马懿持有反对意见，但是劝阻无效。结果，曹爽在与蜀国交战的时候，被蜀兵堵截，大败而回，伤亡十分严重。随后，曹爽又专擅朝政，乱改制度。司马懿没有办法阻止，只好托病不再上朝。
何晏为了能够攀上高位，就问精通术数的管辂，他的前程如何。管辂给他算后，劝他说：“如今你权位高重，却离德背心。这可不是求福之道。如果你能扶贫益寡，以德行政，才能位至三公，否则位高而颠，豪重而亡。”管辂回家后又对他的舅舅说了这件事情，舅舅则斥责他说得太直白，管辂说：“与死人语，何所畏也！”
后来，曹爽被司马懿夺权杀死，何晏四人也被夷三族。结果证实了管辂以前说的话。于是，他的舅舅就问他：“先前你是怎样知道何、邓之败呢？”管辂说：“邓扬行步如鬼躁，何晏神态如魂不守舍，血不华色，精气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故知其败也。”何晏平常就比较自负，并以神的“不疾而速，不行而到”的仙姿美态自誉，实际上是属于气浮华不沉一类的人。
对此，陈寿也另有记载，说何晏、夏侯玄、邓扬三人想与傅嘏结交，傅嘏却不愿意与三人深交。别人问其缘故，傅嘏则说：“夏侯玄志大才疏，有虚名而无实才；而何晏喜欢谈古论今，但为人虚利而无诚意，是口舌是非乱国政的人；邓扬，有始无终，好图名求利，吹捧同类，排斥异己，妒忌心也非常强”。在他看来这三个人都是乱德败性之人，躲避还来不及，哪会与他们亲近呢？后来，其所发展的结果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