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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所著的关于分娩和母亲身份的坦诚之作《误解》（ Misconceptions ）中，她提到了“产后悲伤”（postpartum grief）这个词。虽然她仅仅是随口一提，但当我第一次读到时，这个词的精准与深意令我震撼。尽管沃尔夫用这个词来描述患有抑郁症的新妈妈的感受，但我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标签，用来准确描述新手妈妈常常经历的一种完全正常的情绪状态，就像我们认为“哀悼”是亲人去世后完全正常的状态一样。这个词精准地抓住了母亲身份转变的核心，但指向了一个几乎无人愿意讨论的问题——成为母亲以后所伴随的那种深层次的失落感。
当我的第一个孩子诺亚大约6周大的时候，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内容。
几分钟前，我坐在后门的台阶上，喝着啤酒，听着蟋蟀鸣叫。这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末夜晚，我被热气熏得黏腻不堪，一整天照顾我那爱哭闹的儿子让我筋疲力尽，背部肌肉也紧绷得厉害。当我坐在那里凝视着月亮，享受着这一天中第一个宁静的时刻时，我发现自己开始怀念诺亚出生前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却是深深的负罪感。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感到内疚的人，所以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比以往任何一次涌上心头的内疚感都更加强烈。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竟会渴望回到没有孩子的日子呢？
当我在这种负罪感中坐了一会儿，对自己感到十分厌恶时，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样的感觉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我不能怀念诺亚出生前那些我所珍惜的时光呢？我曾经拥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而现在，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我相信它们中的很多会回归，但说实话，现在它们都不在，我非常想念它们。我手中的啤酒味道很好，我真希望能多喝一瓶。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会破坏我用来喂养宝宝的母乳。夜晚的宁静让人如此放松，我真希望能整晚待在外面享受这一切，而不是在经历长时间哄诺亚入睡的“战斗”后，疲惫地抓住那仅仅五分钟的宁静。但是，所有我白天没能完成的事情都堆积在屋子里等着我，现在宝宝睡着了，我得赶紧处理。
在一个新生命诞生之后，人们往往都过于关注“得到了什么”。新手妈妈将她们的小“快乐包裹”带回家，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育儿用品，夫妻也转变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尿布、玩具、衣服、婴儿车、婴儿背带和高脚椅塞满了整个房子。带着炖菜和婴儿礼物的访客频频上门，电话不断响起，关心和祝福接踵而至，社交媒体上的祝贺帖子更是铺天盖地。喂奶、换尿布、拥抱和小憩占据了每一个小时。然而，在女性生活中新添的这些内容，往往会掩盖那些失去的、受损的、被改变的、被破坏的或被扰乱的事物：
1.自主性和个人自由
2.安稳的睡眠
3.在新生儿到来之前那种熟悉且可预测的生活常规
4.对自己外貌的自信、对自己身体的舒适感，以及作为女性和性别身份的认同感
5.与外界的联系和参与感
6.职业认同
7.与伴侣亲近的时间甚至是与对方亲近的兴趣
怀孕的女性通常没有得到足够的警示，即便有，往往也不够具体，让她们意识到一个如此小的生命会对她们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用模糊的语言来表达：“哦，你的生活即将改变！”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犹如“丧失”般的悲伤感。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新手妈妈都会或多或少、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哀悼个人自由的丧失。有些女性对自己的感受和渴望非常敏锐，并认为自己有权拥有这些情绪。这些女性是最幸运的，能够在没有自责或自我否认的情况下，体验母亲身份的喜悦与痛苦。另一些女性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感受，但会因这些情绪而感到羞愧和自责，认为自己应该热爱做母亲的每一分钟，或者觉得哪怕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都叫自私，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宁愿回去工作也不愿意在家陪孩子，就不应该生孩子。还有一些女性可能会认为，这些感受对其他母亲来说完全合理，但当这些情绪出现在自己身上时，却会引发严厉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软弱或失败。还有一些女性处于一种模糊的抑郁或焦虑状态，但不清楚原因所在。所有这些女性都在经历一种深刻的失落，但在美国的文化里，却默契地将这种失落感隐藏起来。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做母亲应该是增加一份快乐，而不是失去任何重要或有意义的东西。
有学者指出，关于描述母亲照顾新生儿的体验的作品很少，部分是因为当一个人与新生儿共处一室时，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这种经历，更遑论将这些反思写下来。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提到，在回应新生儿的需求时，她甚至不需要将婴儿的哭声翻译成语言，而是直接“跳过了语言，进入了行动” 3 。在这个过程中，她仿佛陷入了一种虚幻状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去了哪里，自己是谁。”
在我初为人母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给儿子喂奶，一边望着窗外。这时，我看到几个人从窗前走过。我突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依然照常运转，而我已经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瞬间深刻地捕捉到了从“非母亲”到“母亲”这一身份转变的强烈感受。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并没有引发其他情感，只有惊讶。当时，我（还）没有因为与我的宝宝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而感到悲伤、孤独或愤怒。当时，我也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种明显的与外界分离的感觉只是暂时的。当时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永久性的状态——就像后来，当我发现我的宝宝是个“睡渣”宝宝
时，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好好睡觉一样。
新手妈妈在生活中会经历许多失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新手妈妈都会陷入极度悲伤的状态，更不用说完全抑郁了。就像我一样，大多数新手妈妈都在喜悦和其他情绪之间不断摇摆。这些情绪多样而复杂，我们姑且称之为“非喜悦”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对这种“非喜悦”状态的评判。我们常常将其视为坏的、错误的，甚至可耻的，认为它们反映了我们作为母亲的能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职责（“我感到如此不堪重负，我真的不适合做母亲”）。于是，我们将这些情绪视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认为它们扰乱了本该愉快和充实的母亲生活。
好消息是，在当今社会，产后抑郁已不再是一个被缄默的话题。本章开头引用的波拉·尼科尔森的观点，自发表至今不过十余年，关于“新手妈妈不快乐”这一禁忌已经逐渐被打破。像波姬·小丝（Brooke Shields）的书《雨水倾泻而下》（ Down Came the Rain ），以及克丽茜·泰根（Chrissy Teigen）等发表在流行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其他名人关于产后抑郁的坦诚叙述，都大大推动了孕期和产后情绪问题的正常化。新研究表明，新手父母普遍存在情绪问题，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亟须的关注。公共健康宣传也反映出我们对早期母亲身心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在许多州，法律要求儿科和妇产科医生在常规检查中筛查产后抑郁，比如婴儿出生一周后的检查和母亲六周后的产科复查。如今，新手妈妈在产后经历严重的抑郁症状已不再是羞耻的事情。毕竟，她们正经历着巨大的激素波动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即便是心理最健康的女性，单是这两方面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让她们更容易受到抑郁症——这一被称为“心理感冒”的常见心理疾病——的影响。
然而，对产后抑郁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已经成为一系列“母职迷思”的一部分。这些迷思持续扭曲着我们对女性在成为母亲以后所经历的内在变化的理解，以及对“正常的”人生转变的认知，却也衍生出一个不幸的后果：一种新的错误二分法，将患有产后抑郁的少数女性与未患产后抑郁的绝大多数女性对立区分，而这种分化进一步扭曲了我们对母职的理解。如果你足够幸运地被归为后者，人们通常会假定，作为新手妈妈的你不会经历黑暗、焦虑、失落、无助或绝望的情绪。相反，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你的角色转变是充满喜悦的，可能只是略显疲惫而已。然而，这种对患有产后抑郁与未患产后抑郁的女性之间差异的误解，掩盖了女性身份转变的复杂性——这一转变可能比女性在此之前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甚至未来可能面临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深刻地重塑她们的生命轨迹。
这样一来，那些虽未被临床诊断为产后抑郁，却在难以预料的时间线上以各种方式承受煎熬与痛苦的绝大多数新手妈妈，又该如何自处呢？那些一边微笑、欢笑，真心珍爱自己的新生宝宝，却同时在摸索、怀疑和暗自挣扎的母亲呢？那些在为自己的新角色感到欣喜的同时，又常常怀着深深的焦虑，迷茫于镜子中那个回望自己的陌生人到底是谁的母亲呢？那些即便对共同育儿的伴侣心存感激，却因对伴侣产生不同程度的愤怒或冷漠而感到困惑，并忧虑婚姻未来走向的母亲呢？其实，这样的故事才是常态，而非例外。
然而，这些故事却鲜少被讲述。
安娜在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来找我进行心理咨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候诊室见到她时，她眼中流露出的复杂神情。这位30岁出头的美丽女子，留着一头棕色长波浪卷发，怀中抱着一个同样拥有漂亮卷发的小宝宝。还未开口，她的眼神就已经向我诉说了一切：“我一直在强颜欢笑，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能对你说实话吗？”安娜坦承，她觉得每天和女儿格蕾西一起的生活让自己不堪重负。她特别强调并希望我理解，她非常享受照顾女儿，与女儿互动也确实带给她无尽的欢乐。但在为人母的喜悦之下，却潜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不满足感。对她来说，每一天似乎都成了“赶上生活”的另一场追逐——她想尽快付清账单，回复祖母的电话，整理凌乱的房子，安排那个自宝宝出生后就一再推迟的同事午餐聚会。然而，每到夜晚，熟悉的失望总会如期而至。她的每一小时都被照顾宝宝的琐碎事务填满。而当宝宝终于睡着时，安娜自己也疲惫不堪地瘫倒，望着窗外，想着那些她“本该完成”的事情。“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她告诉我，“现在却因为落后于计划而感到抓狂——欠着别人的邮件回复，看到水槽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碟，接到逾期账单的催缴电话。我一直在等待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但这一天似乎永远不会到来。我想要回到从前的生活。”
当安娜说出那些话——渴望回到成为母亲之前的生活——她瞬间泪如雨下。情绪在那一刻凝固了，停留在她无法承受自己话语重量的地方，因为她深深恐惧着这些话背后所暗示的一切。“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爱我的女儿，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我无法想象失去她的痛苦。但有时候，当我凝视着她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过去的自己。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成为母亲意味着要放弃那么多，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感到如此迷失。”
很快，话题转到了她的婚姻上。安娜的丈夫皮特是主动联系我的那个人，他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为妻子预约治疗。“我觉得她可能是抑郁了，或者是焦虑症发作，甚至可能二者都有，”他在电话里说，“安娜告诉我，她愿意找人聊聊，但打电话预约对她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主动帮她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我和安娜通了电话，确认她确实愿意预约初次会面，并将控制权和责任交还给她。安娜表示，她同意让丈夫打这个电话，是希望借此为让他也参与治疗铺垫好基础：“他认为我有问题，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的婚姻确实也不太对劲，我希望他能和我一起治疗。”
在第一次会谈中，安娜向我倾诉了她婚姻中所有“不对劲”的地方。她和丈夫皮特的争吵比以前多了许多。每晚哄宝宝睡下后，两人常常各自忙自己的事：安娜会立刻上床睡觉，而皮特则是弹吉他或看电影，一直熬到午夜。自从女儿出生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夫妻生活。尽管皮特多次主动尝试，但安娜既提不起兴趣，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自在，无法与他亲密。这让皮特感到被拒绝和愤怒。安娜因拒绝他的求爱而感到内疚，但同时也对他的性需求感到愤怒和怨恨：“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了，我连照顾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当他在床上靠近我，试图亲吻我时，这感觉就像是对我的又一个要求。”
虽然花了些时间才找到合适的方式谈论这个话题，但安娜最终还是向我倾诉了自己对皮特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有时甚至是暗暗翻涌的愤怒——因为自从格蕾西出生后，他似乎仍在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他下班回家，会主动问我需要他做些什么。通常他会接过格蕾西，陪她玩耍，而我则趁机去厨房做晚饭。有这样独处的时光对我来说确实很好。我知道自己该心存感激，他是个好爸爸。但他的生活和孩子出生前几乎没什么两样。他照常上班，午休时去健身房，晚上还能一觉睡到天亮，而我却要半夜起来喂奶。他甚至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就算听到了，也只是把她推给我，然后翻身继续睡。有时我躺在那里喂奶，看着他安睡的样子就觉得他是个浑蛋。我这是怎么了？！”
正如安娜将每天都视为自己终于能够“掌控一切”的机会，她也总觉得那一天或许就是她主动与皮特谈谈的时机，谈谈那些自从宝宝出生后便一直困扰着她的不安与迷茫。她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而皮特一直都是她在需要倾诉时最信任、最依赖的人。然而，现在一切似乎都变了。皮特让她感到越发遥远，而她对自己作为母亲的种种疑虑又让她深陷困惑与羞愧之中，以至于她不再觉得与皮特谈论这些是安全的。有时，安娜会试图用暗示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你会怀念格蕾西出生以前的生活吗？”有一天，她试探着问皮特。“我甚至不记得她出生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皮特回答，“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温馨的回答：这位父亲如此真挚地接纳了他的新生女儿，仿佛她从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对安娜来说，这个回答却显得平淡而苍白——皮特的回答中丝毫没有表现出和她一样的矛盾情绪。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安娜被自己复杂的情感折磨着。她为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感到不快乐而充满内疚，认为除了幸福，自己不该有任何其他情绪。自从女儿出生以后，她对生活中发生的巨大改变感到深深的失落，但与此同时，她也真诚地为女儿的到来感到喜悦和感激。她怨恨丈夫，因为同样为人父母，自己饱受矛盾情绪的煎熬，而丈夫却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表现得从容不迫，对女儿的出生毫无困扰，这种轻松自如让她感到无比恼火。直到我们的治疗对话开始之前，安娜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这些想法。在旁人眼中，安娜是一个美丽的新手妈妈，悉心照料着一个可爱的女婴，而她那稳定、体贴、积极参与的丈夫则始终在旁给予支持。然而，当安娜环顾其他新手妈妈时，她看到的也只是同样的假象：那些脸上洋溢着笑容、看似沉浸于母婴之乐的女性，似乎完全没有像她一样被内心的挣扎和婚姻问题所困扰。
许多人错误地以为，其他家庭中的母职生活都在相对顺利地展开，而这种假设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种假设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以及深深的羞耻感。如果让我指出前来寻求帮助的新手妈妈最常见的认知扭曲或错误信念，那便是她们认为其他妈妈似乎过得更轻松，因此觉得自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种信念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女性会认为自己在母职中的挣扎是独一无二或不正常的，并因此觉得应该将这些困扰隐藏起来？
在我的心理咨询实践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女性并非普遍容易产生其他类型的认知偏差。她们不是“思维有缺陷”或“抑郁症患者”，也不会用消极的视角看待一切。相反，这些女性是一种错误观念的受害者，这种观念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如娜奥米·沃尔夫在《误解》一书中所说：“不是抑郁的新妈妈不正常，而是她们的处境不正常。”照顾一个无助、需求无度的婴儿本就不是一件容易或寻常的事，尤其是在分娩后身心俱疲和受损的状态下，更何况在美国文化中，新手妈妈往往还要独自承担这一切。
看着来访者放下这一令人痛苦的错误假设，就如同见证了一场非凡的转变。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与破除这种误解有关，即她们与年幼孩子之间的日常纠葛是她们独有的，或者至少比其他人更糟糕、更多。我时常想象，如果所有母亲——无论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都能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能够真切地意识到这种在母职旅程中共同经历的、普遍存在的跌跌撞撞与摸索，尤其是在那些最初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会是怎样的情景。想象一下她们的欢欣鼓舞！想象一下她们能够感受到的安慰、肯定与力量！
遗憾的是，这并非现实。除了少数几位（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而拥有的）亲密朋友，我们很少有机会清晰、无遮拦地窥见其他女性的真实生活。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捕捉到一些零星的片段和模糊的线索——一些表明其他女性可能也在经历同样的挣扎的迹象——但这些通常会被我们摒弃，因为我们默认的假设是：对其他人来说，为人母比我们要轻松。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分享的故事能够打开一扇窗，揭示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几乎每一位母亲都在经历这种挣扎，而且这种挣扎真实且普遍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