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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原启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师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东洋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其代表性中文译著有《晋武帝司马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等。本文是福原先生基于记忆和对过往研究的综合考量，以“八王之乱”这一线索写就的研究回顾，时限上大略为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就具体内容而言，福原先生按时间顺序回顾了自己漫长而艰辛的求学经历，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此外，他重点介绍了四篇以“八王之乱”为主题的学术论文的写作始末，所述文章分别为《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关于八王之乱中宗室诸王内部的问题——以私党为中心》《八王之乱的本质》《西晋时期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关于“八王之乱”系列研究，福原先生将自己的最大成果系于“‘舆论’是八王之乱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之上，同时，他也阐发了对于“公与私”“宗王”以及各项制度等其他侧面的关注与期许，并希望可以用新的框架来探讨“八王之乱”，以此焕发该主题崭新的活力。
关键词： 八王之乱；魏晋政治史；贵族制；福原启郎
2022年夏天，我被问及能否在同年11月5日于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召开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会合办例会上进行口头报告。由于没有值得报告的专门性研究，我对此犹豫不决，但转念一想，将其作为我研究的回顾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确认之后接受了委托。具体而言，这于私可以回顾我迄今为止近半个世纪的以“魏晋史”为对象的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敞开心扉、回归本意的总结）；于公，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把握魏晋史、如何构建魏晋史的学术研究框架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我至今为止的研究经过，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谜。为何选择魏晋史作为研究对象，以及为何对魏晋历史（而不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朝、汉魏晋史）的研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尚存在疑问。
生成这些疑问的契机，源自我因近况而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关门大吉”“中途放弃”的念头。在这期间，世界疫情形势不容乐观，我也经历了住院、手术、退休等事情。
2019年秋天，在京都外国语大学的定期健康检查中，我被检查出有便血，于是在医院用内窥镜切除了大肠息肉，但还是留下了一个恶性息肉。
2020年1月20日，在结束了京都外国语大学的最后一堂课（进行测验）后，我将学生们的答卷放入行李箱中，坐上了出租车，就这么立刻住院了。
此后直至2021年11月，我因病先后住院3次，总计5个月
，针对先发的大肠癌以及后来转移的肝癌，我进行了4次全身麻醉手术，随之而来的是戴了1年人工肛门，先是大肠，后是小肠，其间达到了障碍者4级；还有抗癌剂的治疗，疗程结束于2021年11月，但至今右胸仍埋有注射抗癌剂点滴用的端口。我的上述经历，与新冠疫情时间基本重合。在此期间，我宅居京都市内，只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手术出院后，一开始甚至连乘公交车，去便利店、咖啡店都做不来。
与此同时，我于2020年3月退休，随后的研究室整理工作加重了我的病情。
2021年12月，在阔别已久的线下研究会例会上，我作了口头报告.2022年3月，时隔2年零3个月，我自京都外出，去了东京。同年10月21日（也是学生时代的国际反战日，是休息日），我迎来了70周岁生日。
这3年的研究业绩，可参见文后的《福原启郎论著杂文目录》。其中包括我两部著作的中译本（陆帅译《晋武帝司马炎》［2020］，陆帅、刘萃峰、张紫毫译《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21］）；两篇已刊发论文（《萧关功能特征与地理位置的考察》［2022a］、《内藤湖南进讲考》［2020b］）与一篇投稿中的论文（《西晋当利里社残碑的历史意义》）
。这三年中，我关于魏晋史的研究只有《西晋当利里社残碑的历史意义》这一篇，可谓寥寥。
由于上述所论我的疾病、退休、新冠疫情、体力与气力的减退（到2023年4月已经恢复了七成）以及环境的变化
，研究变得困难，我甚至考虑过放弃，而这一切都反映在了我这段时间的研究业绩中。因此，我想通过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总结，来展望未来。
2022年11月5日，我以《如何把握魏晋史——以我迄今为止的研究总结为线索》为题，归纳了32页的提纲，借助于其中的《参考史料》《福原启郎魏晋史关联论著杂文目录（1982年~2022年）》，进行了一小时的口头报告。
以下是我的报告提纲目录及拟发言时间：
Ⅰ. 开场：我的近况（5分钟）
Ⅱ. 《八王之乱的本质》（20分钟）
Ⅲ. 《西晋墓志的意义》与《晋武帝司马炎》（10分钟）
Ⅳ. 《魏晋时期对九品中正制度的批判研究》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10分钟）
Ⅴ. 我迄今为止研究的总结以及对魏晋史的见解（10分钟）
Ⅵ. 结语：今后的研究计划（5分钟）
不出所料，在规定的一小时内，我只报告完了“Ⅰ.开场：我的近况”与“Ⅱ.《八王之乱的本质》”部分。因此，本文的题目也从原来的“魏晋史”调整为“八王之乱”，将口头报告的Ⅰ、Ⅱ相关部分撰写为文章，当然，我也在口头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若干修改，并加上了新注释。
此外，本文是基于我的记忆，并依据我家中的相关史料以及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所收藏我的硕士论文而写成的。但是我的记忆力很一般，有许多不确定之处，文中或许有很多意外讹误。
又，关于敬称，虽然近些年来我已不再于文章中使用，但由于本文的性质是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所以基本上还是会适当使用“先生”“さん”“君”等词汇。
我之所以专攻中国史，尤其是魏晋史，首先是因为喜欢读书。夸张点说，读书是我唯一的兴趣。
其次，在学校课程中，我喜欢地理、历史等人文科目。
不过，我虽然读过《新十八史略》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
，但并没有特别喜欢中国史与三国历史。并且由于我不擅长语言学习，到现在也不会说中文。
此外，我性格强韧（用朋友的话来说是坚毅），我觉得很适合研究中国史。
我胆小、怕生，且反应迟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有发育障碍。
举一个与吝啬有关的羞耻例子，我曾送给东北大学的安田二郎先生两三个“仪同”点心作为礼物。
我还曾三次左右引发谷川道雄老师的“震怒”，如今想来，我的发育障碍大概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另外，我有口吃，还是左撇子，但最后被矫正到右手拿筷子与握笔。
1971年
4月，我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求学。学校任课老师告知，我是入学考试合格考生的最后一名（统考之前的考试，为期3天）。的确，我自认考的分数很勉强，在定额200名、合格的205名学生中，我是最低分。但与其说感到自卑，倒不如说是感到轻松。其中的大多数考生都是二战乃至于更久，我好歹是应届生。在教养部的两年，我上的是L3班。
后来回想起来，当时正值学生运动的低潮期（尽管如此，大一学生也几乎不上课，平均一个月只上一节课。换算下来，每堂课课时费1 000日元，感觉很贵），我当时的政治立场，私心上偏向于新左翼的非政治化（让人想起京大钟楼上的“造反有理”口号）。
学校的某次讲座提到了同年5月去世的高桥和巳，但由于我自己对他不甚了解，所以误听成了当时巨人队的投手高桥一三（虽然我大体上是阪神队的球迷）
，想着为什么会出现巨人队投手的名字。由此可见，在教养部时代，我所体现出的意气大抵是“不想对社会有所帮助”
。
1972年秋，我志向专攻东洋史学。
然而，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专攻东洋史学为目标的，在教养部的2年间，也从未学习过中文、东洋史学等相关课程。
此后，我在东洋史学研究室度过了3年的本科生阶段，其中最后一年是作为五年级生而留级的；接着是3年旁听生、5年研究生（2年硕士课程与3年博士课程）、5年研修员，共计16年，如果以年龄计算在籍期限，是从20多岁到30岁出头这段日子。
1973年4月升入大三后，理论上可以参与东洋史学的课程、研讨等，但我的大三阶段几乎没有课，直到1974年4月升入大四后才开始上课。课程与研讨活动，在我此后的本科生、旁听生、研究生、研修员生涯中持续。谷川道雄老师的各类课程，是我成为研究生之后才开始参加的，至今还留有笔记。此外，我记得还听过吉川忠夫老师的研究课。我个人参加次数最多的研讨，也是在成为研究生后参加的谷川道雄老师《隋书·李穆传》等北朝后期正史列传与唐代藩镇史料等各类研讨。此外，还有竺沙雅章老师的《日知录》研讨、川胜义雄老师的《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研讨、梅原郁老师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研讨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75年大五秋季学期参与的文学部岛田虔次老师的研讨课。
另外，我大四夏天开始参加石彻白的定期合宿（见上文），并且从大四开始参加了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室内部研讨会。我参加的是后来与中国史研究会相关的农书研究会，记忆中我阅读了各种《农书》与研究论文，例如小山正明先生相关成果。
我在大四也曾考虑过研究明史，但最终决定还是专攻六朝史、魏晋史。个中原因何在，就如同黑匣子一般，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在《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曾写道：“我的研究之所以集中在东洋史中的中国六朝史，是采取了排除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理由：此前的史料稀少难读，此后的史料渐渐增加，又觉得浩瀚无章。”
1976年，我提交了本科毕业论文，主题是杜预。关于本科毕业论文，我在《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一书后记中曾这样写道：“毕业论文选取的主题，是西晋时期主导平吴战争并撰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杜预，其结论为：杜预在处世方式上与其祖杜畿（政治家）、其父杜恕（学者）是相互矛盾的。”“截至目前，我的研究主题时代都是以西晋为中心的。”
大概在毕业季，我梦见自己一个人坐在吉田山东麓的家中，在二楼北侧房间东侧窗户前的桌子上看书。自从做了这个出于无意识愿望的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觉得学习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唯有此点，我从未动摇。
如前文所见，在长达3年的旁听生期间，我的生活黯淡无光。尽管每年都有论文发表，如《魏晋以降的京兆杜氏》《五胡十六国的汉（前赵）的汉人官僚》等，但质量逐渐下降。
1979年4月，我终于考进了研究生院，开始攻读硕士课程。英语刚好60分，这大概是出于老师们的善意。当时，正好谷川道雄老师从名古屋大学赴任京都大学。从那以后，因为与谷川老师关系亲密，我被称为“佞臣”“佞幸”，但从未有过抵触情绪，反而有一种“阳奉阴违”式地背叛了谷川老师的愧疚感。
五年的硕、博士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主题是八王之乱。具体内容见本文第三节“关于八王之乱的研究”。
此后，我做了5年没有正式工作的研修员，我尝试着从“八王之乱”研究中“转进”撤退。当时，我主要在2所补习学校（YMCA补习学校与关西文理学院）做世界史兼职教师（1986年出版的《集中讲义 世界史概论》中的东洋史部分的原稿，就是我花了一个夏天完成的），以及担任京都外国语大学的兼职讲师。在决定结束研修员的身份，去京都外国语大学就职时，我的学业奖学金返还免除期限也快到了。
我就读、学习于东洋史学研究室期间，本科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以杜预为题的毕业论文。旁听生时期，我也在写关于杜预的论文。成为研究生后，我则一直专注于八王之乱的研究，一直到我成为研修员的第一年。此后，我虽然不再研究八王之乱，但仍在魏晋史这一框架中继续深入。因此，我研究魏晋史的第一个波峰，毫无疑问是八王之乱。下面将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约40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我攻读研究生院硕士、博士课程以及成为研修员第一年的这6年中，研究对象一直是八王之乱，总共写了4篇论文。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为论文A—D。
A. 1981年1月，《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
B. 1981年2月，《关于八王之乱宗室诸王内部的问题——以私党为中心》
C. 1982年12月，《八王之乱的本质》
D. 1985年3月，《西晋时期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
以上4篇论文中，论文A是硕士论文，论文B是我私下对论文A的修订。与之相对，论文C、论文D都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前者发表于《东洋史研究》，后者发表于《史林》。
遗憾的是，“八王之乱”作为硕士论文题目的契机与经过，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它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有共同点：杜预与“八王之乱”的时代均在西晋，主要史料都为《晋书》（尽管杜预与其去世后第七年才发生的八王之乱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政治史上最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件众说纷纭的悬案。
这一点对于喜欢政治史的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战乱中，可以看到平稳状况下无法窥见的赤裸裸的权力、权威等，正因如此，八王之乱才如此引人入胜。或者说，讲述六朝时代的书籍繁多，八王之乱却由于复杂而几乎鲜少被提及。
这或许是我反而被其吸引的主要原因。
在我硕士课程二年级的1981年1月，我撰写硕士论文《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论文A）。
同年1月下旬，谷川老师召见我，让我2月的时候再写一篇与硕士论文相同页数，正文在400字×100页稿纸以内的文章，并于3月“私下”交给即将退休的岛田虔次老师。同时，如果我不提交此论文，他将不再指导我的博士课程。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改硕士论文（论文A），同年2月末，我前往京阪电车六地藏站附近的岛田先生家中拜访，交给岛田先生《关于八王之乱宗室诸王内部的问题——以私党为中心》（论文B）一文。
内容姑且不论，至此我已经完成了与谷川老师的约定，达到了攻读博士的最低要求，以后可以继续接受谷川老师的指导。
同年3月某天，在旅馆打工时
，我突然想出了一直以来想要找到的论文关键概念。于是，论文C的框架以及八王之乱中各次争斗连锁反应的推动力——“舆论”这一要点，由此诞生。
这一概念，在论文B中其实已初见端倪。
同年4月上旬，在我博士一年级，时任东洋史研究会编辑委员的杉山正明先生建议我在同年11月的东洋史研究会上报告论文，我接受了。
同年4月下旬，谷川老师唤我过去，批评了我允诺在东洋史研究会上报告论文这件事，斥责我太过轻率。但我向他说明了我在3月时想到的观点，谷川先生同意了，说：“那样就行。”
同年11月3日，在东洋史研究会上
，我是早上第一个报告人，报告题目为《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
。对于我的报告，曾撰写《西晋政治史的若干问题——作为八王之乱的前史》［大泽1976］的大泽阳典等人向我提问，但提问内容我已经忘记了。
1982年12月，时为博士二年级的我基于前一年的大会报告《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于《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3号［1982］刊载论文《八王之乱的本质》（修改后收入《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为第五章）。就题目而言，删除了“关于”二字。此时，距离口头报告过去了1年多。
在我担任京大东洋史研究室研修员第一年的1985年3月，论文D《西晋时期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发表于《史林》第68卷第2号［1985］（后修改收入《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为第六章）。以上两篇就是我以“八王之乱”为主题的论文。还记得当时有人说我“一鸡两吃”，这篇文章的发表距离《八王之乱的本质》（论文C）的发表又经过了2年3个月，其间的艰辛（参见本节第六部分）虽然完全记不得了，但毕竟开展了许多尝试与摸索。
此后，我再没有写过关于八王之乱的论文。但是，我基于论文C、D撰写了概说书《晋武帝司马炎》［1995a］（参见本文第四节）。
2022年10月6日，我在京都大学的文学研究科图书馆借到了硕士论文《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论文A），此乃时隔40年的再次阅读。这里用的是400字原稿纸（一张为2页），其中正文159页、注解25页，以钢笔手写，汉字采用旧字（正字），需要修改的地方则拿贴纸修改（也有贴了但没修改的地方）。字一开始写得很工整，最后却含糊不清，根据墨水颜色的不同和几个笔迹的各异可以推测出有好几个誊写者（其中有些文章甚至不像我的文体），也可以看到谷川老师用铅笔写的东西，但不多。
以下，按照文章的结构、概要、特征、缺陷进行介绍。
1. 结构
本文结构可通过目录来展示（论文B也是一样）：前言、第一章“西晋宗室诸王”、第二章“宗室诸王的开府”、第三章“公府军府和贵族（陆机与顾荣）”、第四章“公府军府和寒人（孙秀与张方）”、第五章“宗室诸王之公”、第六章“矫诏与驺虞幡”。文后有“注释”与“西晋宗室诸王简谱”。
2. 概要
文章前言写道：“八王之乱为把握整个时代提供了重要的钥匙，因为其中包含着与该时代本质相关的问题。这样想来，我认为思考八王之乱对于更深入地把握这个时代并非毫无价值。”在明确了研究八王之乱的意义之后，我考察了西晋宗室诸王共通点，并观察其与贵族制的关联，大略指出了一个模糊的“方向”。
随后，我展开了如下论述：第一章讨论西晋武帝时期产生宗王的分封体制的变迁。第二章讨论宗王的另一权力基础——公府、军府。第三章讨论成都王司马颖诛杀陆机一族事件，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陆机，陆机、顾荣两者形成对照的处世方式。第四章讨论以赵王司马伦相国府中的孙秀，河间王司马颙征西大将军府中的张方为代表的寒人。第五章指出，在八王之乱末期，刘弘控制荆州，从他死后围绕着人事变动而引发的风波中可以看到，由于“公”的存在，宗室诸王凌驾于私权之上的结论显而易见。但八王之乱是以寒门寒人阶层为主体的，在此背景下，八王之乱的本质是寒门寒人阶层对魏晋贵族制的挑战。最后的第六章，我论述了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皇权旁落、国家崩溃解体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矫诏”“驺虞幡”、天子出身、承制等现象，并指出：“晋朝权威的恢复，要等到理念上倾向于割据的晋元帝被劝进登基时。”全文至此戛然而止。
3. 特征
这篇文章的特征有如下三点：
其一，叙述算不上具有逻辑性，但如果一定要总结思路的话，那就是以宗室诸王、幕府以及构成它的贵族、寒人为顺序来组织的，即第一章到第五章；
其二，基于上述组织内容，文中没有涉及八王之乱的政治斗争个案；
其三，因受到冈崎文夫、谷川道雄、安田二郎诸氏一系列研究的深刻影响，我更多地关注着代表“利欲”“私”的宗王幕下寒人（寒门寒人阶层），认为他们是八王之乱的主体。关注宗王幕下寒人这一点，可以与论文B第二章、论文C第三章相联系。关于“私”的相对概念“公”，详见下文“缺陷”第二点。
4. 缺陷
这篇文章的缺陷大致如下：
其一，虽然这篇论文被装订成册，并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地下书库。但很惭愧，这篇文章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而言都不像论文。
在形式（结构）方面，第五章只有9页（8页+1行），最后一章（第六章）也只有15页（14页+1行），短小的篇幅、结尾的戛然而止，以及“结语”的缺失等，令这篇文章颇显突兀。
其二，第五章的标题为“宗王之公”
，但正文中却没有出现“公”字，论文A整体上也没有提及“公”字。
其三，内容不足，与第一点提到的文章形式上的缺陷相联系，即没有明确结论。
其四，论文结构没有逻辑。最明显的一点是，列举“矫诏”“驺虞幡”这些八王之乱特殊现象的第六章，其实是从之前的章节中截取的。
其五，标题中提到的“本质”，正文中并未论及，与内容相背离。
这篇文章是对论文A的自我修改，我家中存有实物的复印件。
用的是400字的稿纸（1张为2页），除目录以外，正文180页；注92条，共52页。另外，这篇文章与论文A（汉字采用旧字体）同样是手写。不过，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手写，与论文A不同。
以下，按照结构、概要、特征叙述这篇文章的内容：
1. 结构
由前言、第一章“八王之乱宗王的盛衰——成都王颖的情况”（小节为：1.成都王司马颖的概况、2.成都王司马颖的僚属、3.宦官孟玖的抬头——成都王司马颖私党的形成、4.陆机、陆云之诛）、第二章“宗王的私党”（小节为：1.赵王伦的情况、2.齐王司马冏的情况、3.河间王司马颙的情况、4.其他宗王的情况、5.西晋宗王的私党）、结语所构成。
2. 概要
这篇文章主要分析八王之乱的主角——宗王的兴衰活动，尤其注意通过分析内部人员的构成来探究八王之乱的本质。在前言中，文章交代了选择成都王司马颖作为具体案例的理由。
成都王司马颖的僚属出身西晋名门望族——或者说，是由舆论的代言人、作为政治相关阶层的士大夫即贵族所组成的。文章第一章写道：“府主成都王司马颖与僚属的关系类似于军府、公府这样的小型朝廷，因此存在‘公’的关系。”“这样一来，在成都王司马颖府内，与成都王颖有‘私’联系的亲党势力与以持‘公’立场的僚属为主体的士大夫集团形成了对立。”“因此，成都王司马颖政权的崩溃与成都王司马颖的‘骄奢’化，以及孟玖等私党的崛起存在密切关系。”
第二章则列举了成都王司马颖以外宗王的“私人”关系，包括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楚王司马玮、新野王司马歆，其中详细叙述了赵王伦与孙秀的关系。陆云在《二陈文》中提到的吴王司马晏的情况，是作为出镇的宗室诸王军府、公府的“私”关系的原型——封国的具体例子，文中还提及外戚（杨氏、贾氏）的私党。
本文的结语写道：“宗王私党是由庶人身份的寒人或寒门士人所组成”，“是由贵族之外阶层组成。”文章结论为：“宗室诸王与被称为‘嬖人’‘佞人’（孙秀）的私党结合……是私党以自己的才能顺从宗王，赢得宗王的信任后被宠幸的直接私人关系……这与在另一方面支撑宗王政权的公府、军府僚属与宗王之间的‘公’关系具有对照性。”文中还指出，“八王之乱中，与私党结合的‘骄奢’现象……在内部有官府僚属的批判，在外部也有舆论的谴责。如有进一步的骄奢倾向，则私权化发展到极端，例如赵王伦篡夺帝位等公权被侵犯的情况，会引发起义而走向灭亡”，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由此可见，论文C所展现的政治斗争模式在本文中已有萌芽。
3. 特征
本文特征如下：
其一，主题集中于八王之乱时以宗王公府、军府内出现的私党，较之论文A的六章，本文只有两章，虽有内容过少之嫌，但较之论文A条理相对清晰。
其二，没有涉及八王之乱的政治斗争个案。
其三，因受冈崎文夫、谷川道雄、安田二郎诸氏一系列研究的深刻影响，更多地关注着代表“利欲”“私”的宗王幕下寒人（寒门寒人阶层），认为他们是八王之乱的主体。此点与论文A相同，甚至更为强烈。
其四，没有提及“公”的概念，但“结语”中有些许端倪。
综上所述，与论文A相比，这篇文章的特征一存在差异，二至四是相同的。
本文刊载于1982年《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3号。以下，按结构、概要、特征、有待解决的问题叙述这篇文章。
1. 结构
分为前言、第一章“八王之乱的性质”、第二章“关于舆论”（小节为：“对齐王司马冏的批判”“齐王司马攸归藩事件”）、第三章“八王之乱与贵族制”、结语。
2. 概要
前言写道，我对安田二郎先生提出的“为何西晋王朝政治斗争如此根深蒂固，直至灭亡”的问题深有同感，并试图寻求我自己的答案。
第一章指出，所谓八王之乱，是宗王以意图恢复公权的舆论作为背景，举兵对抗私权化的宗王。宗王间起兵斗争反复不断，胜利的宗王因私权化而再次引发新的抗争，这种抗争环环相扣，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舆论——相对于私权化，站在“公”的立场上，以恢复公权为目标的舆论（这是我针对前沿提出的问题，在现象方面的解答）。谷川老师、安田老师曾提出八王之乱中“私”VS“私”对抗模式，我则提出了“公”VS“私”的模式，亦即具有“公”VS“私”这种方向性的“起义”。
第二章的第一节指出，当时舆论批判的对象是宗王重用私党，要求私党从“辅政”的地位退让，并且让宗王归藩，即为切断宗王的关系网。具体案例有大将军府幕僚对府主齐王司马冏的谏争等。这种批判成为举兵的“大义名分”，并转化为因果连环的逻辑链。齐王司马冏的私党葛旗就曾反驳道，齐王冏的“就第”意味着其死亡。第二节则指出，私权化与相对私权的舆论反复上演，与八王之乱的斗争个案模式相同的先行事件，则是齐王攸（晋武帝司马炎同母弟、司马师嗣子、齐王司马冏之父）的归藩事件以及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禁。
第三章指出，宗室的私权化，更具体地说是其私党（例如赵王伦的下属孙秀）权力志向的反映。私党出身寒门、寒人阶层，而同样出身寒门、寒门阶层的禁军将校、士兵们对立功契机的渴求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在贵族制度下，这是上升通道被疏离、封闭后，人们上升志向的突破口。在舆论中，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国家的私权化，引发具有批判、阻止性质的活动——起义。这种起义斗争实际也是寒门寒人阶层出人头地的最佳机会。而八王之乱，就是反复以此种逻辑演进的起义（政治斗争）。八王之乱是贵族制的理念（舆论）与现实（贵族制的产物——寒门、寒人阶层的存在）的矛盾，由此可见，塑造这个时代的贵族制也与八王之乱具有密切关联。
3. 特征
本文的特征如下：
其一，开始关注八王之乱中政治斗争的个案（论文A、论文B中没有）（第一章）。
其二，分析结果表明，构成八王之乱的各种斗争是环环相扣的（第一章）。
其三，提出舆论（“公”）是推动八王之乱的原动力（第二章）。
其四，揭示宗王私权化背景下的寒门、寒人阶层私党的实际情况（第三章）。
其五，不论正确与否，将八王之乱与六朝贵族制联系在了一起（第三章）。
4. 有待解决的问题
西晋宗室的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宗王会成为八王之乱的主角？这是唐长孺先生提出的问题。文章结语写道，究其根本，应归结到当时的皇权上。因为宗王掌握了部分皇权。这一问题成为论文D的研究课题所在。
本文刊载于1985年《史林》第68卷第2号，以下按结构、概要、特征、问题点的顺序叙述。
1. 结构
本文由前言、第一章“宗室诸王的出镇——成都王颖的情况”、第二章“宗室诸王与士大夫——陆机、陆云被诛事件”、第三章“宗室诸王的权威”、结语所构成。
2. 概要
本文的前言写到，根据论文C的结论，接下来应该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宗室会成为八王之乱的主角？”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八王之乱发生的原因是西晋王朝分封宗室，而吕思勉等前贤学者指出，西晋让宗王作为地方都督“出镇”是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唐长孺则进一步提出问题：“但是经过‘八王之乱’的教训，为什么刘宋、齐、梁和北魏却没有鉴晋的‘覆车’而继续任用皇子和宗室入辅出镇呢？”本文继承上述观点，并扩展论述以为，六朝时代对宗室的重用“不是偶然发生，而是有关时代特质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弄清楚宗室的活跃是否因为以入辅出镇的形式出现”。
第一章指出，西晋宗室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任官参与政治，且宗室所任官职与军事有关，其中出镇为都督就是典型，这种出镇体制以地方统治体制作为根基，自曹魏以来就一直存在，而西晋时期主要的都督皆由宗室独占。这或许是因为宗室诸王拥有蕴含分裂倾向的地方军事大权。当时人希望宗王们通过与皇帝之间的血缘纽带，连接中央与地方，发挥“藩屏”作用。
第二章通过分析陆机、陆云被诛事件，探讨出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军府、公府人员构成，并对该事件的背景——士大夫（贵族）僚属结构中的新旧对立、地域对立，以及贵族与寒门、寒族的对立进行考察。此外，开军府的宗王除了可在辖域内招募人才，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拔擢士大夫为中央官员，于是，府主与僚属的关系，从制度上看是官职上的公关系，但实际上是由府主任命的私人关系，而府主的任命又受到舆论掣肘，从而呈现出“公”对“私”、“私”对“公”的中世面貌。又因为作为府主的宗王与以士大夫为代表的舆论联系在一起，故而建构政权的两大要素（军队、舆论）就此合流。
第三章指出，“八王之乱”前期，宗王的起兵依据是诸次政争时使用的诏令（常表现为“矫诏”）、“驺虞幡”（实际上是“白虎幡”，参照“问题点”一节），还有皇帝本身及皇帝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与之相对，西晋后期的地方举兵中，起兵依据更多表现为作为“藩屏”而出镇的宗王与皇帝的“亲亲”血缘以及以士大夫为代表的舆论支持。
结语针对前言提出的问题有两点回应：一个是六朝时代的宗室超越了血缘家族的普遍特性，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另一个则是六朝时代的宗室与贵族制相关联。不过，文章虽然否定了唐长孺的观点，但没有提出可供代替的新见解。此外，结语还推测指出：“宗室制与贵族制相辅相成，共同维系国家。”
3. 特征
其一，在第一章中，笔者赞同吕思勉与唐长孺的“入辅出镇”说，具体可参见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1997］第一章中的“2. 宗王出镇说”。
其二，在第二章中，原创性地提出了入辅出镇、开府的西晋宗王幕下的两种对立模式，即僚属（贵族）之间的对立；贵族与寒门、寒人的对立。此外，文章还发现了在府主与僚属的关系中，存在“公”对“私”、“私”对“公”的中国中世特有的历史现象。
其三，在第三章中，关注出现于八王之乱前期、代表国家意志的“驺虞幡”等具体物品。
其四，在第二章、第三章中，关注八王之乱后期取代皇帝的宗王与舆论的相互结合。
4. 问题点
虽然历经了2年零3个月的艰苦奋斗，但我还是没能完全解释清楚所提出的问题——“为何宗室必然成为八王之乱的主角？”与此相关，本文的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存在断裂，显得论文结构很不自然。同时，虽然文章前后两部分各有独创性的论点，但前者离题较远，后者在论证上半途而废。
此外，据李步嘉《白虎幡考辨》［1994］一文，本文第三章所论及的“驺虞幡”（也见于论文A第六章）实际上是“白虎幡”。津田资久所撰《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的书评［2013］提到了这一点。
说来惭愧，关于“驺虞幡”的定义，我轻易相信了胡三省、赵翼的论断。正如同安田二郎所说，我对于唐修《晋书》的史料批判是相当不足的。李步嘉考证指出，“白虎幡”是传达天子命令之物，最早出现于曹魏。当时存在与五行对应的五面旗：“青龙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西晋则只有单一化的“白虎幡”，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隋代沿袭此制，之后就消失了。唐修《晋书》为避李世民曾祖父李虎的“虎”字，将“白虎幡”改写为了“驺虞幡”。这一问题，也体现出了我把论文D收入《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12］一书时，对中国方面先行研究的掌握不足。
站在今天（2023年4月）的时间点上，上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前半的八王之乱系列论文（论文A—D），对我而言感觉其中七成已如他人论文一般陌生，以下对其中的特征、课题展开论述。
1. 舆论
在关于八王之乱的系列研究中，我认为最大的成果是在论文C中发现了“舆论”是八王之乱的推动力，其萌芽则见于论文B。
如果要在八王之乱研究史中定位我的成果的话，在中国，像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1997］
、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1980］、周艺、高远《西晋“八王之乱”原因新释》［2000］这类探究发生原因的论述有很多。其中，唐长孺的《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1981］将宗室诸王出镇视为八王之乱的真正原因（即景有泉、李春祥［1997］所总结的“宗王出镇说”）。此外，日本的宫川尚志［1956］、越智重明［1963］等人也有类似研究。
也有比较自成一派的研究，借用安田二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八王之乱展开“人类学的考察”，例如冈崎文夫、谷川道雄、安田二郎等人就是从私欲层面来寻找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
，我的论文A、B也与此相关。之后，我在这一学术脉络中踏出的第一步是“公”的概念，即在论文C中提出“舆论”。
与此相关，迄今为止八王之乱的相关研究以讨论“爆发原因”最为典型，但历代学者都是从西晋政策、制度等方面寻找原因，对于八王之乱政争个案本身的分析出乎意料地少。我的论文A、B亦是如此，直到论文C才开始着手分析政争个案。以我的私见，这一点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政争个案进行分析的结果，就是我发现了引发政争、在整个八王之乱中推进叛乱的原动力是舆论，也就是“公”的意识。其根据是，在每次政争之前，都存在与政争关系密切、作为具体的舆论的内外批评意见。作为结果，可知政争的框架不仅有“私”对“私”，还有“私”对“公”（“私”←“公”）。并且各次政争并非杂乱无章，它们在舆论（“公”）的推动下展现了方向性。
不过，舆论作为八王之乱推动力的这一论点却遭到了批判。古今中外，舆论在战争中总扮演着具有亲和性的大义名分角色。在撰写论文C时，我与小室直树对《新战争论 “和平主义者”引发战争》［1981］一文产生了“共鸣”。
在刊行于《1982年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1983］一文中，对于论文C，川本芳昭写道：“舆论确实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至于能否断言它是推动动乱的原动力，我感到疑惑。”佐藤智水也在《1985年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1986］中评论论文D时，提及论文C云：“西晋末的舆论不仅未能阻止新政权的私权化，反而具有被诸王作为叛乱口实加以利用的一面。”他们都认为舆论在八王之乱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比较有限。
各种书评对拙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12］的批评、疑问集中在“公”、舆论上。其中最具体的当数津田资久［2013］所指出的：“在这样的中央社会，‘公’论应该是‘舆论’。那‘公’是由谁来担任，又具有怎样的正当性呢？由个别官僚披上‘公’论外衣所主张的议论，并不能保证就是名副其实的‘舆论’”，“从对‘权势’孜孜以求的风潮来看，‘舆论’的主导者越来越模糊。至少从上述‘浮华风靡’的社会形态来看，贵族、寒门、寒人等等，是否可以作为代表某一阶层的‘舆论’推手，很难确定。此外，即使是以贯穿各阶层的、在儒教中理所当然的‘公’论作为立论前提，也很难形成有效的分析指标”，“官民双方谈论的所谓‘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植根于某人利害关系中的‘私’，且很有可能是被某些人故意捏造与宣扬的一种‘私’论。这样想的话，八王之乱中为了将宗王‘起义’正当化而使用的‘舆论’，也可以理解为与第六章所论述的‘矫诏’一样，是被假称、假托、利用后的‘舆论’。其中隐含着很多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的确，正如津田资久所言，舆论的负责人、舆论的正当性等问题，还停留在抽象的阶段。若追根溯源，对于其中的论证矛盾之处，围绕舆论的史料批判过于草率、论证过于武断等方面，我必须道歉。但反过来说，回归对私欲关注、展开一元化的研究当真是不可能的吗？如论文C所整理的那样，针对私权化的齐王冏，来自内外的批判多达9例，虽然必须经过对展现其内容的唐修《晋书》及先前史料等表达偏颇史料展开批判，但作为公权的舆论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是无法否定的。
2. 宗室诸王出镇
在此重申，虽然论文D已提出了“为什么宗室必然成为八王之乱的主角”“为什么八王之乱始终围绕着宗王之间的政争”这些问题，最终却没有结论。不过，作为原创性观点，我发现了入辅出镇、开府的西晋宗王（具体为成都王司马颖）幕下存在两种对立模式。一种是僚属（贵族）之间因籍贯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另一种是贵族与寒门、寒人的对立。事后看来，后者的对立模式是“公”对“私”，这就说明我在八王之乱中发现的“公”对“私”的模式，实际上也存在于宗王的幕府中。也正因为如此，当宗王以“公”之立场崛起时，“私”的一面就会饱受批判而逐渐没落。此外我还发现，在府主与僚属的关系存在“公”转为“私”、“私”转为“公”的中国中世模式。
3. 八王之乱与党锢之禁
就此问题，我此后没有进一步研究。不过，论文C提出的八王之乱与党锢之禁存在共性，我又做了进一步延展，指出秦汉帝国、魏晋帝国崩溃模式中的二段式循环：党锢之禁→八王之乱；黄巾之乱（及凉州叛乱）→永嘉之乱。具体可参见《晋武帝司马炎》［1995］、《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12］两书的结语。
上述四篇论文发表之后的1995年4月，阪神淡路大地震、地铁沙林事件爆发。拙作《晋武帝司马炎》［1995］则作为竺沙雅章、衣川强监修的白帝社《中国历史人物选》第3卷刊行。因史料有限，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单写司马炎的个人传记不可行，于是上下扩充，叙述从司马炎祖父司马懿之其孙晋愍帝五代的历史，结果这本书就成了曹魏、西晋的历史概说。1995年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与八王之乱“诀别”了，但同时还继续开展有关魏晋时代其他各种主题的研究，并且本书的后半部分也保留了我就八王之乱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杉山正明老师曾在《从游牧民角度看世界史：跨越民族与国境》［2003（1997）］一文中特意提及：“以赵王司马伦举兵为契机，司马宗族内部展开大乱斗，这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在此我不想一一叙述纷争的来龙去脉。因为没完没了，史实晦暗不明。其详细经过，可参见福原启郎所撰《晋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对此，我十分感激。
2012年3月，《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2012］一书于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其中论文C被收入第一部分“政治史篇”的第五章《八王之乱的本质》，论文D被收入第六章《西晋宗室诸王的特质——以八王之乱为线索》。
依照谷川老师的建议，我把《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作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论文提交给了京都大学，并于2013年3月被授予了博士（文学）学位。
八王之乱的研究历时5年，我为此撰写了2篇论文，戏谑地说，结果就是我成了八王之乱的“专家”。后来，我有一次在台北的“补习班一条街”书店中阅读中国史习题，其中一道是列举“八王”的名称。看到这个问题，我心生感慨，也正确列举出了全部八位西晋宗王的名字。
通过八王之乱的研究，一些朴素的问题，尤其是“为什么”这类问题，例如论文C讨论“为什么宗王反复政争”、论文D中讨论“为什么宗王是政争主角”，成为我的固有问题意识，在魏晋时代各种主题的论文中皆有延续。不仅如此，这也成了我对他人的口头报告进行提问的固定方式。
此外，八王之乱的研究也给我带来了心理创伤，我已经无力向有外审的学术杂志投稿。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我都在一直怀疑自己是否具有给杂志审稿的资格。当然，这种心理创伤也有八王之乱研究以外的因素。
如果关于八王之乱要写第五篇论文（论文E）的话，我认为研究方向有如下可能性：
其一，将从八王之乱中提炼出的“公”“私”模式
，在魏晋时代、六朝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的回溯与延伸中展开
。
其二，我想对唐长孺所提出的问题努力交出解答。
具体而言，是讨论东晋南朝宗王，尤其是宗王作为主角的叛乱。分析东晋南朝宗王内乱及其与八王之乱的异同、家族内乱、宗室历史等问题。川合安为《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所撰书评［2013］、下仓涉《汉代的母子》［2001］都曾提到，进入六朝，“母系”后退，“父系”这种一元化的亲属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其表现为宗室（同姓父系亲属）取代外戚，成为国政运作的关键人物。魏晋开始这种“父系”一元化亲属观念的变动，应当正是六朝时期宗王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所在。
其三，将过往八王之乱研究中一贯的主流，也是我此前未曾讨论的作为八王之乱背景的种种制度（封建、军事、官职）加入研究中，撰写、发表《八王之乱的综合研究》一文。不过在现实中，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受挫后心灰意冷，随波逐流地“转进”其他课题了。
在我之后，日本学界关于八王之乱先后有竹园卓夫《关于八王之乱的一则考察》［1998］、荒木均《从八王之乱到石勒》［1999］、田中一辉《晋惠帝时期政局中的贾后与诏令》［2011］、《西晋后期的皇帝与宗室诸王》［2012］等作品问世。其中，收入田中一辉《西晋时期的都城与政治》［2017］一书中的《晋惠帝时期政局中的贾后与诏令》《西晋后期的皇帝与宗室诸王》两篇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在论文D第三章中提到的“矫诏”以及皇帝本身的问题。这也使得我想重新开展八王之乱的研究。此外，八王之乱末期以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的对立为代表的“诸势力的两极分化”模式，也非常引人注目。
另外，还有一些成果虽然未提及八王之乱本身，但列举了八王之乱时出现的“皇太弟”“皇太子追赠”“让位”等现象的作品，如冈部毅史《西晋皇太弟初探》［2015］、小池直子《西晋惠帝时期的皇太弟册立与羊皇后》［2017］、千田丰《唐代皇太子号与皇帝号的追赠》［2021］、千田丰《唐代的让位及其渊源》［2022］。我在被上述成果吸引的同时，也再次体会到了初次接触八王之乱这一课题时它所散发出的魅力。
以上回顾并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之前我的研究。但正如前言所述，这些内容大多基于我的记忆，大概遗漏了不少重要的事情，也恐怕有不少记错的地方。此外，诸如“为什么专攻魏晋历史”“为什么致力于八王之乱的研究”等最主要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在上述回顾的过程中，我时隔40年再次读到了藏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的硕士论文《关于八王之乱的本质》（论文A）；认识到刊载于《东洋史研究》的《八王之乱的本质》一文指出的“推动八王之乱各次政争的因素是舆论”这一观点在学术史上具有原创性（虽然有点后知后觉）；发现我的观点因论证过于草率而成了学界被批判对象；看到了我抽身八王之乱研究之后，年轻研究者就八王之乱撰写了诸多论文，给我带来了刺激与启发。其结果，我自己也有了想要以某种新框架来探讨八王之乱的想法，令人感到意外。这也算是我展开上述回顾的一点小小成果。
最后，我想简略地介绍一下我在八王之乱研究以后的学术进展，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1989年4月，日本年号由“昭和”改元“平成”，我也离开了待了长达16年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就职于同样位于京都的京都外国语大学。此后，亦即成为研修员的第二年，我的研究对象虽然还属于魏晋时代，但开始从八王之乱转向了恢复肉刑的朝廷议论、长沙吴简中的刑罚、魏晋女性、魏晋墓志、晋辟雍碑等石刻资料、贾谧二十四友等文学集团、《世说新语》中的“俭啬”篇与“汰侈”篇、《钱神论》《释时论》等针砭时弊的文章、王羲之《十七帖》等书法艺术、西晋灭亡的原因等各种各样的主题，每年都不一样。具体可以参见文后所附《福原启郎论著杂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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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b 《〈三国志〉余滴2——司馬仲達と日露戦争》，《GAIDAI BIBLIOTHECA》第169号
2005c 《〈三国志〉余滴3——明帝の煩悶》，《GAIDAI BIBLIOTHECA》第170号
2005d （胡宝华中译）《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析》，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中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三秦出版社
2006a 《〈三国志〉余滴4——呉の竹簡と呂岱》，《GAIDAI BIBLIOTHECA》第171 号
2006b （中译）《魏晋时代言及九品中正制度的论述特征》，收入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c 《书評 渡邉義浩著〈三国政権の構造と“名士”〉》，《唐代史研究》第9号
2008a 《賈謐の二十四友に所属する人士に関するデータ》，《京都外国语大学 研究論叢》第70号
2008b 《〈“支那”史学史〉の特徴と意義——とくに第七章·第八章の分析を通して》，《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 研究論集》第5集
2008c 《〈釈時論〉の世界》，《京都外国语大学 研究論叢》第71号
2008d 《洛陽および辟雍碑のこと》，收入《翰墨の縁——第三十回書論研究会大会記念冊》，书论研究会
2009a 《喫茶の歴史、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COSMICA》第38号
2009b 《晉辟雍碑の再検討——碑陰題名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收入伊藤敏雄编《魏晉南北朝史と石刻史料研究の新展開——魏晉南北朝史像の再構築に向けて》，后收入伊藤敏雄编《魏晉南北朝史と石刻史料研究の新展開——魏晉南北朝史像の再構築に向けて》，平成十八~二十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盤研究（B）（1）一般］《出土史料による魏晉南北朝史像の再構築》成果报告书别册
2009c 《長沙呉簡に見える疾病の表記に関する若干の検討》，《長沙呉簡研究報告》2008年度特刊
2009d 《賈謐の二十四友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六朝学術学会報》第10集
2009e （中译）《魏晋時期文学集团的历史启示》，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0a 《生きていた時代と尺牘から見た王羲之の素顔——その墳墓の探求を軸として》，芸术新闻社《墨》20105·6号、第35卷第3号（通卷204号）
2010b 《西晉の荀岳墓誌の検討》，《京都外国语大学 研究論叢》第75号
2011a 《豆腐に関する歴史的考察》，《COSMICA》第40号
2011b （李济沧中译）《〈释时论〉的世界》，《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c 《日本における六朝貴族制論の展開について》，《京都外国语大学 研究論叢》第77号
2012a 《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
2012b 《魏晉時代における肉刑復活をめぐる議論の背景——廷議における賛成派と反対派の論拠の分析を中心に》、《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1章
2012c 《曹魏の明帝——奢靡の皇帝の実像》，《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2章
2012d 《西晉における国子学の創立に関する考察》，《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3章
2012e 《晉辟雍碑に関する考察》，《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4章
2012f 《西晉の貴族社会の気風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世説新語〉の検嗇篇と汰侈篇の検討を通して》，《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8章
2012g 《〈銭神論〉の世界》，《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9章
2012h 《〈釈時論〉の世界》，《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第10章
2012i 《“中正”官の特異性について——魏晉時代における国家と社会に関する一考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a 《西晉の成晃墓誌について》，收入石田肇教授退休纪念事业会《金壺集——石田肇教授退休記念金石書学論叢》
2013b 《西晉の菅洛墓誌について》，《京都外国语大学·京都外国语短期大学 研究論叢》第81号
2013c （合撰）尾崎雄二郎·竺沙雅章·户川芳郎编集代表：《中国文化史大事典》，大修馆书店。负责“永嘉之乱”“魏（三国）”“《魏志倭人传》”“《魏略》”“吴（三国）”“《三国志》”“三国时代”“三国志注”“司马懿”“司马睿”“诸葛亮”“蜀（三国）”“晋（西晋·东晋）”“赤壁之战”“八王之乱”“武帝（西晋）”条目
2014a 《西晉における墓誌成立の時代的背景——張朗墓誌を例として》，《書論》第40号
2014b 《追悼谷川道雄先生》，《以文》第57号
2015a 《長沙呉簡の傷病表記の特徴》，收入伊藤敏雄·洼添庆文·关尾史郎编《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汲古书院
2015b 《介绍 横田恭三〈戦国秦~漢初における書体の変遷——秦漢·草隷の発生をめぐって—〉》，《書論》第41号
2016 《书评 川合安著〈南朝貴族制研究〉》，《六朝学術学会報》第17集
2017a （参编）《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前近代中国における交通路と関津に関する環境史学的研究」報告書》
2017b 《文献に見える中国古代の“関”と“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前近代中国における交通路と関津に関する環境史学的研究」報告書》
2020 （陆帅中译）《晋武帝司马炎》，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陆帅、刘萃峰、张紫毫中译）《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a 《蕭関の機能的特徴と地理的位置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とくに旧関関係史料の分析に重点を置いて》，收入辻正博编《中国前近代の関津と交通路》，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22b 《内藤湖南進講考——何故杜佑〈通典〉がテーマなの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論集》第16集
（福原启郎：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吴菁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Fukuhara Keirou，a doctor of literature from Kyoto University，Japan，is a professor at Kyot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where he studied under scholars such as Shimada Kyozo，Kawakatsu Yoshio，and Tanikawa Michio in the field of East Asian history.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history of the 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is representative Chinese translation works include“Emperor Wudi of Jin Dynasty”and“Studie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is article is a research review written by Fukuhara based on his memory and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his past research，with the“Eight Princes' Rebellion”as the main thread. The time limit is roughly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80s. In terms of specific content，Fukuhara reviews his long and arduous academic journey with sincerity and thought-provoking insights. In addition，he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four academic papers on the theme of“Eight Princes' Rebellion，”including“On the Essence of the Eight Princes' Rebellion，”“The Problems within the Royal Family during the Eight Princes' Rebellion - Centered on Private Parti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 Traced by the Eight Princes' Rebellion，”an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 Traced by the Eight Princes' Rebellion.”Regarding the“Eight Princes' Rebellion”series of studies，Fukuhara attaches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to the viewpoint that“Opin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Eight Princes' Rebellion.”At the same time，he also expresses his concern for other aspects such as“Public and Private，”“Royal Family，”and various systems，and hopes to explore the“Eight Princes' Rebellion”with a new framework to revitalize the theme with fresh vitality.
Keywords： The Chaos of Eight Kings；Political histor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Aristocracy；Fukuhara Keir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