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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之初，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日本政要以及日本政府外国顾问须多因在设计近代国家制度、规划对外发展路线时，均直接指向历史教育。
在明治初年，上至天皇、下至重臣，乃至普通学者，均颇为重视历史教育。其中，伊藤博文更将“历史”与“国体”相提并论。
1879年8月，明治天皇颁布《教学圣旨》，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宗旨，同时规定了在小学教育中实现该宗旨的首要途径：
人人皆有仁义忠孝之心。然而，如若非自幼以脑髓感觉之、培养之，当其他事物进入其耳、先入为主之时，其后亦无可奈何也。故，允许现今小学使用绘图，揭示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及照片。自年幼之学生进入学校时起，便先向其出示此画像，说教古今人物之行事概略，先使学生脑髓之中感觉忠孝之大义，后使其知晓诸事物之名状，便可养成忠孝之心性，于博物之学当中，不误本末。
“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行事概略”即为历史教育之内容。可见，早在1879年，日本政府便明文规定：历史教育为培养国民“仁义忠孝之心”的首要途径。
1879年9月，时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针对上述《教学圣旨》的内容，向天皇递呈了《教育议》，阐释其对当时教育问题的看法，其中更将“历史”视为组成“国体”的首要元素：
政府唯应深刻注意，应爱护历史、文学、习惯、语言等组成国体之元素，不可混乱之、残破之。
1879年12月，文部省修史局副局长、历史学家重野安绎
在东京学士会上发表的演讲“论国史编纂之方法”中也提到：
盖史学鉴古戒今，与世道人心关系甚为重大，学问上之诸多部分自不待言，相信论其体裁得失乃紧要之事件。
在演讲中，重野安绎提出要加强对日本皇国历史的记述，同时指出：
争乱之世虽多军书战记之类，然汉土演义之拙书徒以敷衍为旨，全不可供实事之考证。限于实录之类、军书战记驰于空虚而无良史者，不得不说乃本邦之一大缺陷。
1883年，历史学者三宅米吉
在其发表的《小学历史科之一考案》中主张：
历史课的智力发育功效，在于练习判断、比较、想象三种能力。……历史又大有涵养德性之作用。尤其有益于唤起忠义爱国之心性，因为历史上之事迹尤多关于王室与国家。仁君爱民之圣意、忠臣忧国侍君之心情，谁不仰慕？……历世仁君，或高楼歌咏，或夜寒脱衣，皆应仰为民父母之圣意。而尤以明治圣天子登基以来专虑国事，仅十余年即致我国今日之隆盛，世界万国皆认为亚细亚东方之旭日丰升。吾人今日，岂非圣天子所赐？其皇恩之渥，岂为笔舌所能及者？此乃维新之史实中、本邦史中尤应重点且精确知晓者。培养尊王爱国之志气，特在于此一段。
可见，明治政府最高要人、一般行政官员及普通学者，均将历史教育视为培养国民“仁义忠孝”“尊王爱国”意识的首要工具。
日本政府如此强调“忠君爱国”的理由，在日本近代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的建议书中表达了出来：
盖国民若笃忠君爱国之气……则精神所向、万派一注，方可持久忍难、同心合力，以振兴事业。……庶几普及忠君爱国之意于全国……必大大益于巩固国本、维持国势。
由此可见，日本统治者早在明治初年便视历史教育为统合国民、维持国势、巩固国本的最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确立的标志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在该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历史教育也在宪法制定者的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伊藤博文是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持者。1882年，伊藤博文等人为制定宪法而赴欧洲调查，其间他曾亲赴奥地利维也纳拜访维也纳大学教授须多因（Lorenz von Stein，今一般译为施泰因，1815—1890年），就制定宪法问题听取其意见。
须多因是一位行政学学者，1855—1885年在维也纳大学讲授国家学。伊藤博文之后，1887年5月，时任元老院审议官的海江田信义
奉命游欧，也在维也纳听取须多因讲授宪法，以供日本国内作为制定宪法的参考。其在听讲的过程中，时常将授课的内容向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报告。1888年6月，海江田信义自欧返国，将听课笔记进献给宫内省，以供天皇御览，宫内省遂将其翻刻出版，再由宫内省将版权下赐给出版商，1889年9月，出版一般市售版《须多因氏讲义笔记》，同年11月8日发行第二版，同年12月3日发行第三版。
《须多因氏讲义笔记》中共记载须多因讲义30讲，其中第11讲“立法部之沿革”中，单列“第五节历史之紧要”“第六节应改良日本历史教育”。
可见，“历史”及“历史教育”在日本近代国家建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须多因讲道，“国家之体制”由“国家之政务元首”“国家之意志立法部”“国家之动作行政部”三部分组成。其中在讲解“立法部”时，特别讲到“第五节历史之紧要”：
国家之现在乃经由其过去事情之结果，国家之未来乃现存事情之结果。故欲知国家之未来，须先知其现在，欲知其现在，必知其过去，即必须知晓历史。但这里所谓历史者，非指编年史。历年之事实固然紧要，然较之更为紧要者，乃事实与事实之间所存之原因结果之联系也。此外，须知振起国家精神之第一方策，在于明晓历史。何为国家精神？乃国中众人之目的一致并锐意实现此目的之活泼团结气象。而欲达此目的者，必须以国家既往之经历推定将来之方向，非此无他。支那以往是由刚强民族征服文弱民族，数百年后自身流于文弱，又被刚强民族所征服，除此事实之外别无其他。反之，日本与我日耳曼国家相同，经由自然之发达，将来有无限之希望。东洋虽广，如日本之有人类自然之历史者无他。日本登上指挥东洋之地位则善，不然必毙。日本并非立于他国之下者，境土虽小何足忧。见彼英国，境土虽小，然威光辉于宇内。诸君勉乎！
须多因明确将“明晓历史”视为“振起国家精神之第一方策”，这与前述明治天皇、伊藤博文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进而，该讲义还专门列出了有关日本历史教育的一节，即“第六节应改良日本历史教育”：
今日日本历史不振，乃日本教育上一大缺点。仅阅读历史书籍尚且不足。无论老幼，不论朝夕，回想国家之过去，基于此决定其将来，始可谓国家有历史。他国之人民皆于其心中有国家连续之历史，唯独日本没有。例如，日本人虽对神武帝、藤原氏等有几分想念，但不能回想其代代之物情。更何况对于时代之更替，朦胧如坠入迷雾。……另据吾所见，日本人历来之历史意识，似混淆了应属于日本文化者与应属于支那文化者。盖日本之法律多取自支那，文事亦多取于支那，故世人皆认为日本文化之源在于支那。然必须知晓日本自身有其特有之文化。
须多因主张教授独立的日本历史，以使日本国民知晓本国历史，从而达到“振起国家精神”、建设立宪政体的目的。
关于《须多因氏讲义笔记》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有学者认为，《须多因氏讲义笔记》第一版出版是在1889年9月，此时宪法已经公布，而且，制定宪法的诸多资料均未公开，唯有该讲义公开出版，因此该讲义对宪法的制定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日本政府于1882年3月开始着手起草宪法，1888年3月末已经制定出了宪法草案，1888年5月至1889年1月由枢密院审议，1889年2月11日正式公布。在此过程中，伊藤博文、海江田信义先后于1882年、1887年专访须多因，就是为了请教有关制定宪法的问题，海江田信义携《须多因氏讲义笔记》回国并将其进呈宫内省时，宪法仍在审议过程中。因此，笔者认为，须多因的意见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应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
进而，须多因在其讲义中单列“历史”“历史教育”，明确指出“明晓历史”乃“振起国家精神之第一方策”，并将其定位于“国家之意志立法部”之下。对此，如前所述，海江田信义在听讲的过程中，便时常将其的授课内容向时任首相伊藤博文报告。须多因还称“余与伊藤总理特别亲密”，他特意向海江田信义说道：“伊藤首相在当地时，因为常谈论国家实际机务乃为紧要，故未敢涉及他事。谈论国家精神之事，此为首次。故回国后，希望向首相转达我关于精神之意见。”海江田信义称：“大体情况已经用书信汇报首相，特别陈述了应重视精神。”
而伊藤博文早在1881年便与另一位宪法制定者井上毅一起认识到：“立国之本，在于宪法；能扶持宪法者，在于人心”，“而制人心者，唯在国民教育”。
伊藤博文如此重视人心在国家体制中的作用，在制定宪法、确立近代国家体制的过程中，自然不会忽视关乎国家精神、国家意志的历史教育问题。
由此可见，在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确立之初，历史教育便与“政体”密切相关，不可或缺，且实为其首要因素。
自明治初年起，日本政府便选择了一条“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道路。1873年10月，日本政要岩仓具视向天皇上奏《关于朝鲜事件的奏问书》，其中写道：“遣使之日乃决战之日，是即军国之大事，宜须熟虑深谋。”
在“军国”之内，日本军方颇为重视教育问题，将教育发展与军事密切关联。1872年，时任陆军大辅山县有朋（1873年6月任陆军卿，1878年12月开始担任参谋本部部长）在其《论主一赋兵》中提出全民皆兵、全民皆学构想：
举国皆为兵丁，全民皆就文事。其时，可将全国作为一大文武学校。
1878年8月，时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在其《军人训诫》中，开篇即论述了军队精神之重要性：
我帝国日本陆军，于维新之盛时……创立……诚可谓国家之干城。……陆军法制规则虽渐次就绪，然维是关乎外形之事，至于内部之精神，尚未发达之事诸多。……特别是三军之精神，尚未见其萌芽。……犹如人身之成长，幼时唯务其乳养，以求躯干之健壮生长，待其稍长，培养其精神、使其明方向，则不可或缺。今我陆军，方如成长之少年，外形之强壮既已就绪，内部之精神尚未充实。……今日正可谓须注意内部精神之时。夫外部之成形与内部之精神，必相互作用，不可偏废。如偏废，则如单翅之鸟不能飞、单轮之车不可行。……如今规则操法成为外躯骨肉，精神乃活用此外躯之脑髓神经。故军人之精神乃六师之根本。苟精神不振，纵令规则极其密、操法尽其精，徒难见活动。然曰如何维持军人之精神，不过忠实、勇敢、服从之三规则而已，成为维持军人精神之三大元行。夫苟无忠实，何以侍奉我天皇大元帅，献身于国家？苟无勇敢，何以临于战斗而甘冒危险、成就功名？苟无服从，何以保持军队，使三军得以成为一身？此三者缺一，则不具军人之精神。譬如人身，若耳目四肢偏废，则其活动不得自由，如此，纵有百万军势、授之以坚甲利兵，又有何用？
盖维持此三大元行之军人精神、成立德义，于我陆军非始于今日。我国自古以来，武士以忠勇为主，自不待言；忠臣勇士之龟鉴者，历世皆存，垂历代之青史，耀于千载。尤其于旧幕府时代，武士位于三民之上，宗忠勇、侍君上，以名誉廉耻为主，于今日之俚言俗谚中，亦见其名誉者如众所知。维新以来，幸逢开明之治，无论何种人民皆得以列于军籍，于三民实为庆幸。今之军人，纵令非世袭、异于武士，亦应习武门、宗忠勇，自不待言。况我日本帝国之民，以忠良骁勇之名耀于四邻，历代史乘之中尤为显著。故，忠勇乃传承于吾等之祖先，乃我血脉当中固有之遗物，惟愿永世保存之，至于子子孙孙，不以不忠卑怯之污名，伤祖先之遗物。今夫忠实勇敢之二元行，乃我祖先之遗赐、存于资质之中者，虽不能骤然学得，苟以之为平素之志，于造次颠沛之间亦不离开此规，以此为宗，岂为难成之事？
可见，在当时日本的最高军事统领的设计中，“军人之精神”乃日本陆军之“脑髓神经”、“六师之根本”，其培养则须依靠“我国自古以来，武士以忠勇为主”“忠臣勇士之龟鉴者”等历史材料，“忠勇乃传承于吾等之祖先，乃我血脉当中固有之遗物”。因此，在明治初年，历史教育便被确立为培育军队精神、军队根本的核心养料。
进而，日本政要又将历史教育与对外扩张相提并论。1890年3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强调了“教育”与“兵备”对于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性，并特别指出“国家历史”的作用：
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于朝鲜……保护该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缺者有二：一为兵备，二为教育。……国之强弱，必须以国民忠爱之风为其根本。国民若无热爱祖国、拼死自守之念，则纵有公私之法律，国家不能自存一日。国民爱国之观念，惟应靠教育之力予以培养维持。欧洲各国通过普通教育，根据国语、国家历史及其他教学方法，在学生智力发展之初，便熏陶其爱国之念，从而使之成为第二天性。故而，其当兵之时成勇武之士，就官之时成纯良之吏，以至父子相传、邻里感化，全国不拘泥于党派之异同、自身利益之消长，均以其国家之独立、国旗之荣光为共同目标。若达此一大主义，则须注意万般皆归一于一点。国家之为国家者，独依此一大本质。
山县所称之“保护该利益线”，即侵占朝鲜。由此可见，山县有朋作为首相的逻辑为：想要占领朝鲜，必须使国民怀有“爱国之观念”，而在“智力发展之初，便熏陶其爱国之念，从而使之成为第二天性”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便是“国家历史”。由此，日本统治者便将“历史”与“军体”密切相连，历史教育开始被纳入对外侵略扩张的轨道。
综上，在明治政府有关近代日本国家制度的设计中，无论是确立“国体”、组织“政体”还是建设“军体”，其关键词都是“忠君爱国”，而历史教育则是向国民头脑中输入这一关键词的核心“软件”、首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