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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日本政府为了更加高效地打造出对外战争所需的日本国民，将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发展到了极端，对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的统制也不断扩大化。
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日本的皇国主义教育发展到了“舍我去私、惟尊天皇”的极端状态；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到由现役军人担任大学至小学的校长及教师，并将在校学生直接送往战场的极端程度。
1917年9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审议教育改革政策的临时教育会议，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由首相直辖的教育政策审议机构。临时教育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学生的“忠君爱国”意识。在临时教育会议成立大会上，时任首相寺内正毅发表演说，宣称“我帝国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定君臣名分，国体之精华优于万邦”，主张“必须强化教育，弘扬国体精华……翼赞皇猷”，进而强调“教育之途多样，而国民教育之关键，在于……培养怀有护国精神之忠良臣民”。
基于以上宗旨，临时教育会议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均必须加强尊皇教育。关于小学教育，建议“进一步贯彻国民道德教育……尤应着力培养作为帝国臣民之根基”，“改善小学教育之关键即在于此”，“应使国民在少年之时，便深刻浸沁畏吾帝室、尊吾帝室之观念，不然，吾国将极其危险，堪称忧患”，“要常常教导学生，使学生内心时常浸润我国国体异于各国之意识、体会我皇室对于国民之宝贵”。
关于初中与高中教育，建议“要使学生完全体会《教育敕语》之旨意，尤应致力于巩固国体观念”，“尤其须要了解皇统连绵、金瓯无缺之历史，巩固我国之国体观念”。
关于大学教育，“希望大学更进一步着意于陶冶人格、培育国家思想”，“望我国之大学今后能存续国家之美风、充盈本邦所特有之国家思想”。
关于师范教育，称其“最大之急务”乃在于“更致力于培养忠君爱国之志操”。
关于女子学校教育，建议“要注意着力于使学生充分体会《教育敕语》之圣意，特别要加强国体观念”。
关于实业教育，要求“更进一步着力于德育，注重陶冶人格”。
关于家庭教育，建议着力在家庭中培养“敬神尊崇之道”，认为“若不明敬神崇祖之道，且无固守之道，就无与德国基督教相对应之道”。
关于社会教育，建议“要统一国民之思想，固定其适从之处。国民思想归一之处……即明征国体本义”，“唯有继续保持、日益普及敬神崇祖之美风，方能巩固尊重国体之念”；“欲明征国体本义，则必须设立皇学研究机构，同时，在帝国大学以及其他学校教育中，确立方针讲明皇学、明了建国由来、体会国体之根本精髓”。
日本政府采纳了临时教育会议的以上建议，在各级各类学校的相关敕令及规则中，均增加了“国家思想”“国民道德”的表述：1918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令》，要求高中“应该尤其致力于加强国民道德”；
同月，日本政府又新颁布了《大学令》，要求大学“注意陶冶人格、培育国家思想”；
1918年，文部省新设立“精神科学奖励基金”，以鼓励“明征国体观念”；
1919年2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中学校令》，在初中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加了“应该特别着力于培育国民道德”；
1920年7月，日本政府修改了《高等女子学校令》，要求此类学校“重视培育国民道德、养成妇德”；
192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实业学校令》，要求实业学校“着力于培养德性”。
1924年4月，明治政府设立了又一个直属内阁的教育政策审议机构——文政审议会。在该审议会制定的教育改革政策中，培养国民精神更加受到重视。《文政审议会官制》中写道，该审议会首先要调查审议“振作国民精神”；在该审议会的成立大会上，时任首相清浦奎吾号召“朝野竭力合作，致力于奋起振作国民精神，以便发扬圣旨之旨意”。
时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在该审议会成立大会上称：“政府自身应该努力完善最良善之政策措施，以便贯彻振兴国民精神诏书之宗旨。”
文政审议会建议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强化“德操”“德性”。关于小学教育，于1924年5月要求“（高等小学）加强德性之培育”，具体建议：“（高等小学）课程中充实改善修身及国史之内容，进一步注意德操涵养与公民性陶冶。”
关于中学教育，要求其宗旨是“施行道德教育与国民教育……望根据《教育敕语》，在整个学校教育中推行道德教育，平常要引导学生实践厉行，尤其应该着力于培养国民道德，使学生理解我国建国本义、国体尊严，明白忠孝大义，巩固学生之信念”
。为此应该“改革修身、国语汉文、历史、地理等教学内容”，“修身要比以往更加明确我国建国之体制与国体之本”，“国语汉文要比以往增加可资涵养国民性的讲读材料”，“地理要使学生知晓本邦在世界中之地位，以资促进国民性自觉”，“新设公民科……教学宗旨是在讲授法制、经济及社会事项之概要的同时，特别要让学生领会遵法精神与共存共荣之本义，培养为公共奉仕、协同处事之风气，进行公民性陶冶”。
关于师范教育，审议会要求将原《师范教育令》中的“特别培育国家思想”改写成“培育国体观念”
，即强调“国体”而非“国家”，具体实现途径与中学一样，也是通过修身、国语、历史、地理、公民等课予以加强。
根据文政审议会的建议，日本政府于1925年、1926年先后修改了《师范学校规程》与《小学校令》，将师范学校、小学的日本历史课改成国史课，着力于凸显“国”。随后，日本政府于1928年1月修改了《专门学校令》，新规定：“在专门学校之中，应该注意陶冶人格、涵养国体观念。”
1931年1月，文部省修订了《师范学校规程》，将师范学校的法制与经济课改为公民科。在实业教育方面，文部省于1924年10月下令要求全国的实业补习学校实施彻底的公民教育；1931年1月公布的《实业学校公民科讲授要目》指出，该公民科教育的宗旨之一为“培养为公奉献、合作共事之风气”；
1931年4月公布的《实业学校修身讲授要目》，要求加强针对实业学校学生的修身教育，规定实业学校的修身课要“基于《教育敕语》，养成道德思想及情操，锻炼巩固意志，尤其要培养有关我国国体之信念，以期培育健全有为之国民，开实践躬行之道”。
也就是说，《教育敕语》是将皇国主义教育目的写入了“教育宪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皇国主义教育目的进一步被写入了“下位法”——各级各类学校令及各类学校的《规程》中，并通过各类课程的内容加以贯彻，强调“实践躬行”。
1937年2月15日，首相林铣十郎在第70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宣布：一切政策的根本是“国体之本义”，“首先要竭力明征国体观念，阐明敬神尊皇之大义”。
继而，1937年5月，文部省出版发行了阐述“国体”基本含义、主要特征和臣民相应义务的《国体本义》一书。
《国体本义》首先强调“国体”的绝对性。一是强调皇权神授、万世一系：“天皇万世一系，奉皇祖神敕，永远统治大日本帝国。此为我国万古不易之国体。我国体之精华，乃是据此大义，我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体奉圣旨、发扬克忠克孝之美德。”
二是将天皇神化：“天照大神同御镜共存于今，天皇时常供奉御镜，以天照大神之心为心，与大神一体。此为我国敬神崇祖之根本。”
三是将敬神、忠君、爱国三位一体化：“敬神崇祖同忠君之道一致，又与爱国同一。……尽力使国家繁荣，亦即奉仕天皇，对天皇尽忠，乃爱国以图国家之昌隆。无忠君，亦无爱国；无爱国，即无忠君。……在我国，爱国与忠君一道同为根基，又同敬神崇祖完全一致。”
在此基础上，又要求日本国民为天皇舍命：“臣民之道……在于亿兆一心，侍奉天皇。我等国民生来便应该奉仕天皇，遵行皇国之道”，“奉仕天皇、体奉天皇之大御心……为我国民全部道德之根基。忠，即奉戴天皇为中心、绝对顺服天皇之道。绝对顺服意即舍我去私、惟尊天皇。遵行此等生存之道，乃我国国民唯一生存之道、所有力量之泉源。继而，为天皇奉献身命，非牺牲自我，乃是舍小我、生于大皇威，实乃发扬国民之真生命”。
上述要求，为了唯尊皇国而完全抹杀了个人，从而将教育目的绝对化。1937年5月至1942年4月，文部省共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及社会教化团体发行《国体本义》103万册，
目的是向国民普及“皇国”理念，并将其绝对化。
1937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另一直属内阁的教育政策审议机构——教育审议会。该审议会提出的各项教育改革政策，强调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的均是“皇国”。例如，《关于国民学校、师范学校及幼儿园之件》（1938年12月）中建议国民学校的首要宗旨是“使整个教育归一于皇国之道，重视修炼，为避免各类课程孤立而统合各类知识”，师范学校的首要宗旨是“重修炼皇国之道，以实践、躬行、积累成为人之先导的修养”；《中等教育之件》（1939年9月）中建议中等学校的目的是“修炼皇国之道，炼成国家有为人物”；《高等教育之件》（1940年9月）中建议大学的目的是“传授国家须要之学术理论及应用，并攻究其蕴奥，基于皇国之道，致力于涵养国家思想，陶冶人格”，并且倡导大学应首先重视“体国体之本义……巩固辅翼无穷皇运之信念”；《实施青年学校教育义务制》（1938年7月）内要求“青年学校的教育目的是根据国体本义，适应职业及实际生活，炼成皇国青年”；《社会教育之件》（1941年6月）中建议一般社会教育的宗旨是“使国民体奉《教育敕语》之圣旨，根据其实际生活修炼皇国之道、实践臣道”；《各种学校及其他事项之件》（1941年6月）中建议各种学校的目的为“基于皇国之道，修其科目，以炼成有为之国民”。
1941年到1943年期间，日本政府根据上述建议修改了几乎所有教育法令，在第一条教育目的中均强调“皇国之道”。在初等教育领域，日本政府于1941年3月颁布实施的敕令《国民学校令》的第一条写道：“国民学校之教育目的，是遵循皇国之道，实施初等普通教育，炼成基础国民。”
不仅强调“皇国”之教育目的，甚至将明治维新以后沿用70余年的“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试图通过名称来强调“国”。在中等教育领域，1943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等学校令》中规定：“中等学校之目的，在于遵循皇国之道，实施高等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炼成国民。”
在师范教育领域，1897年《师范教育令》规定师范教育之目的是“涵养顺良、信爱、威重之德性”，然而1943年3月修改的《师范教育令》新规定：“师范学校之目的，在于遵循皇国之道，炼成国民之学校教师”；“高等师范学校之目的，在于遵循皇国之道，炼成中学以及高等女子学校之教师”；“女子高等师范之目的，在于遵循皇国之道，炼成高等女子学校之教师”。
1944年2月再次修改的《师范教育令》中补充规定：“青年师范学校之目的，在于遵循皇国之道，炼成青年学校之教员。”
在高等教育领域，1943年1月修改的《高等学校令》规定：“高等学校之目的，在于修皇国之道，实施精深之普通高中教育，炼成国家有为之人才。”
关于大学教育，文部省1940年12月向帝国大学校长、公私立大学校长下达的训令《大学教授之责务》中称：“大学之教学必须遵循国体本义，践行教学一体精神……”
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日本从教育法令到教育内容，均进一步加强了皇国主义教育。但是，为了强调“皇国”，而号召国民“舍我去私”“奉献身命”“牺牲自我”，甚至将国家及天皇视为神，乃是违背人道、违反科学之举，这标志着皇国主义教育走向了极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后，日本政府先后设立了临时教育会议（1917年9月—1919年5月）和文政审议会（1924年4月—1935年12月），这两个教育政策审议机构均直属内阁。
临时教育会议职能是“在首相监督之下，调查审议重要的教育事项”，成员包括总裁1人、副总裁1人、委员40人以内。临时教育会议自1917年9月成立至1919年5月解散，共存在1年又8个月，其间召开了30次大会、83次分委员会，针对首相提出的相关咨询，共提交了9份报告书（分别有关小学教育、男子高中普通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学位制度、视学制度、通俗教育）、2份建议书（《关于振兴兵士体操之建议》《关于完善一般设施教育效果之建议》），几乎涵盖了所有教育领域。根据其建议，日本政府于1918年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令》、新制定了《大学令》，1919年修改了《帝国大学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全面改革了学校教育制度。
文政审议会则是“在首相监督之下，根据其咨询，调查审议振作国民精神等教育方针以及其他重要文政事项”。文政审议会内设置1名总裁、2名副总裁、40余名委员。该审议会自1924年4月设立至1935年12月解散，共存在11年又8个月，其间接受首相咨询14次，共提出了12份咨询报告，内容涵盖大学至幼儿园的所有教育领域，其中除了《修改学位令》，其余均被采纳实施：日本政府于1925年、1931年先后两次修改了《师范学校规程》，1925年颁布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1926年制定了《幼儿园令》，1926年再次修改了《小学校令》，1926年颁布了《青年训练所令》，1928年修改了《大学令》，1931年修改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31年公布《大阪帝国大学官制》、增设大阪帝国大学，1935年颁布了《青年学校令》。
此前于1896年设立的高等教育会议隶属于文部省，而临时教育会议和文政审议会均直属于内阁首相，教育决策权由文部大臣上升到了首相，标志着政府加强了对教育行政的管理。文政审议会的总裁由首相亲自担任、副总裁由文部大臣担任、干事长由文部次官担任，这说明政府颇为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而且，文政审议会和临时教育会议均属于秘密会议，即普通民众不可参加会议，这说明国家的教育政策仅由统治阶层内部协商决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于1937年12月设立了另一直属内阁的教育政策审议机构——教育审议会，其职能是“应首相咨询，调查审议振兴教育之重要事项”。审议会的成员有：总裁1人，经首相奏请后由天皇敕命；干事长由文部次官担任，经首相奏请后由内阁任命；另外设委员65人以内，可设置临时委员。文部大臣可以出席会议陈述意见；首相可以命各厅官吏出席会议陈述意见，并制定教育审议会的议事规则。教育审议会的成员包括65名委员、8名临时委员、14名干事，“是规模远远超过文政审议会的最大的审议会”。
然而，该审议会并不意味着日本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它只不过“自下而上地支撑了天皇制官僚、军部的强大统治力。也就是说，该审议会并未发挥出合议制的积极一面，乃是强化了‘遮羞布’功能，更进一步形成、发展了天皇制教育体制”
。教育审议会自1937年12月23日召开第一次大会至1942年5月9日解散，共召开了14次大会、61次特别委员会、168次整理委员会，调查审议了幼儿园、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学校、青年学校、社会教育、各类学校其他事项、教育行政及财政等问题，内容涉及所有教育领域。
日本政府根据教育审议会的建议，于1941年至1943年修改了以前的几乎所有教育法令，开始全面改革教育体制。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之后，文部省进一步加强了其思想控制功能。1937年7月，文部省内设置教学局（后扩充为思想局），目的是基于《国体本义》改革教育事务。1937年9月，在各个直辖学校设置事务官；1939年11月，设置青年教育官；1940年11月，设置地方教学官；1942年11月，实施机构改革时将督学官与社会教育官统一为教学官。
进而，文部省也加强了其自身的政策计划功能。1941年7月，文部省内设置计划室，以“企划、联络及调整有关文教的时局对策”。1942年，进一步将计划室与原有的教育调查部合并成总务局，负责“制定有关文教的综合计划”“调查研究教育制度”“一般统计”，并协助企画院进行各种教育调查，制定战时教育计划。
皇权开始直接参与教育决策。根据《枢密顾问官制》及《枢密院事务规程》之规定，天皇的辅弼机构——枢密院不得干预施政，不能与其他政府部门、帝国议会交涉，当然也不允许参与教育行政。然而，有3名枢密顾问官担任临时教育审议会委员；有4名专任枢密顾问官担任文政审议会首任委员，且是核心成员。
时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就此解释称：“先帝曾经谕令枢密院尤应注意教育……故，枢密院议长批准4名枢密顾问官担任（文政审议会）委员。”
另外，有9名贵族院议员担任临时教育会议委员，28名贵族院议员担任文政审议会委员。
皇族势力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表明日本政府在教育领域进一步加强了皇权，这为进一步推行皇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军方势力也进一步干预教育决策。例如，临时教育会议首任委员共36人，其中包括军界人员2人，起先由海军省教育本部部长、陆军省次官担任，后来改为海军省教育本部第一部部长、陆军省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临时教育会议共有52名历任委员，其中33人出身士族，
约占63.5%。文政审议会先后共有11名总裁，均为时任首相，其中，田中义一为预备役陆军大将，斋藤实与冈田启介均为现役海军大将；文政审议会的首任委员中，包括预备役陆军中将1人、陆军军事参议官（陆军大将）1人、预备役海军大将1人等军界官员3人；自1928年起，文政审议会临时委员开始包括陆军省、海军省的次官，文政审议会共有23名历任临时委员，其中包括陆军省次官4人、陆军军务局局长1人、海军省次官5人，
约占43.5%。由此可见，军界大大提高了对教育决策的干预程度。
皇权及军界通过临时教育会议和文政审议会，制度性地参与到教育行政中，可以使教育更加“高效”地为其服务，但同时也将教育更加紧密地捆绑到了“皇·军”战车上。
日本全面侵华后，各方势力更进一步全面干涉教育领域。首先，皇权进一步主导教育决策。1937年12月的《教育审议会官制》与此前的审议会一样，以天皇敕令公布，审议会总裁由天皇敕命；但有所不同的是，《教育审议会官制》在正文之前，增加了天皇的“上谕”。此外，教育审议会的总裁由天皇的辅弼机构——枢密院的副议长荒井贤太郎担任，而在此前的临时教育会议、文政审议会中，枢密院顾问官均仅担任委员。可见，皇权对教育决策的干预程度及影响力均进一步提高。
其次，教育行政被纳入政府的综合行政。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内设立企画院（由内阁调查局与内阁资源局
合并而成，1943年11月改为军需省），成为战时体制下制定综合国策的中枢机构，“有关文教的一切方针及设施经营均从文部省之手移交给企画院管辖”
。企画院于1942年、1943年先后进行了未来5年大学、专门学校、中等学校毕业生预计需求量调查，各产业事务职员教育程度调查，学校在校生之毕业比例、升级比例、减少比例调查等相关教育调查，以便制定学校毕业生配置计划和各种职业领域必要之人才培养计划等。此外，1942年，日本政府内设置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制定了《应对大东亚建设之文教政策》，以指导日本的战时教育。
进而，其他行政部门也干预了教育行政。卢沟桥事变翌月，日本政府进行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由内务省、文部省联合负责。从1938年开始，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参加劳动生产，由农林省、厚生省、军需省等联合实施。1941年，陆军省直接向文部省提出《陆军对国民学校教科书的要求事项》，要求文部省按照军方的要求改革初等教育。
最后，军人担任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在大学中，1938年12月，东京帝国大学总长一职由海军中将平贺让（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担任；1945年3月，九州大学总长一职由海军大将百武源吾担任。在中小学中，1943年10月，内阁会议批准了《战时教育非常措施方案》，其中规定：允许“采用现役军人、官吏及其他有学识者担任教育人员，同时要求技术人员及其他实务负责人员给予广泛合作”。
文部省于1944年2月颁布实施《军人、官吏等免试就任国民学校、青年学校、中等学校教员之临时特例》，允许军人及其他官吏免试担任中小学教师。
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教育行政的统制，同时皇权、军界等各方势力广泛地直接干预了教育行政，意在将教育“高效”地运用于对外侵略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述临时教育会议和文政审议会均建议学校实施兵士体操、军事训练。
临时教育会议于1917年12月提出了《关于振兴兵士体操之建议》，主张在学校教育中推广兵士体操：“学校振作兵士体操，可大大补充德育、利于体育，鉴于当今帝国之教育现状，实乃紧急要务，应从速采取相应措施。”所陈述的理由为：“军事训练可以有效地培养纪律、服从等优良习惯。……在体育方面，能够奠定身体发育、国民强健之基础，同时可以启蒙军事知识技能，又可在德育方面培育忠爱心（国民精神，即军人精神），以上均可成日后服军务之素养。”
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育中推广兵士体操，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各种军务素养。同月，日本政府即批准了上述建议，同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文政审议会则批准了《振兴学校军事训练之措施》（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进行审议），其中指出：在中等学校与更高等的教育机构推行军事训练，可“大为促进学生体育、补充德育、增强国防能力，实为我国当前之急务”。
随后，文部、陆军两省于1925年3月签署了《陆军省与文部省有关军事训练之协议备忘录》，规定了学校军事训练的相关内容。该《备忘录》中规定：学校体操科的主任由陆军派遣现役将校担任。翌月13日，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公布实施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其中规定：“向官立以及公立的中学、高中、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临时教员培训所、实业补习学校教员培训所、实业学校教员培训所派遣陆军现役将校，对上述学校的男生进行军事训练。”另外，上述各级各类的私立学校、大学均可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向其派遣现役陆军将校。
同日，文部、陆军两省联合下达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之施行规程》，文部省颁布了《学校军事训练之教学要目》，内中规定学校军事训练包括部队军训、指挥法、单人军训、射击、信号旗、战场勤务、测图、距离测量、军事讲话等等。
于是，共有1200所学校实施了军事训练，
这标志着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强化。日本政府在中学以上推行军事训练，目的是打造“战力基础”，“使国防基础及于普通国民”，“迎良才入军中”，最终实现举国国防。
此外，“从1925年开始，现役将校到大学开设军事讲座……大学生须必修军事课”
。随后，文部省还进一步加强了各级学校的体育课，从1931年1月开始规定柔道、剑道为初中必修课（修改《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大大加强。当时也出现了批判之声，
然而，最终无法阻止日本政府既定的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政府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后，尤为重视教育。1937年1月21日，时任首相广田弘毅在第70次帝国议会上演说时称：“必须实现之最紧要问题……一曰充实国防……二曰革新改善教育。”
在发动对英美战争之前的1941年1月21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在第76次帝国议会上演说时强调：“基于国体本义，庶政一新，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实乃当前内政之急务。……究其根源，当然有待于教育之力。故，政府尤为着力于振兴教育。”
可见，在日本政府的政策视域中，“教育”成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最有力武器之一。
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政府为了配合对外侵略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的军事训练。例如，日本政府于1937年5月制定了《学校军事训练要目》，进而于1938年4月颁布实施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规定“必要之教育训练业务”为九项总动员业务之五。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军事教育相关内容。在初等教育领域，1939年5月，文部省制定了《小学武道指导要目》，规定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高等科男生必须履修柔道、剑道。1941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实施《国民学校令》，将体炼科列为国民学校初等科四大必修课之三、高等科五大必修课之三，并规定体炼科中要教授武道，又于1942年9月制定了《国民学校体炼科教学纲要》。在中等教育领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中等学校令》（1943年1月）、《中学校规程》《实业学校规程》《高等女子学校规程》（1943年3月），规定中等学校必修体炼科。1943年3月，文部省制定了《中等学校教科教授及修炼指导要目》《高等女子学校教科教授及修炼指导要目》，又于1944年3月颁布实施了《中等学校体炼科教学要目》。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强了大学的军事训练：1939年3月，文部省通知各大学必修军事训练课，并在大学的教学内容中加入了操枪训练；1941年8月，开始向各个大学派遣现役将校，在大学全面推行军事训练。
在对美开战后，日本进一步将学校教育全面融入到对外侵略战争之中。
首先，缩短在校生的就学年限。在高等教育方面，文部省于1941年10月公布《临时缩短大学本科在校生之学业及修业年限》，规定原本应该于1942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提前于1941年12月毕业，缩短了3个月的就学年限；1941年11月，进一步规定大学、预科、高等学校从1942年起均缩短就学年限6个月；1942年3月及同年8月，先后通知缩短高等学校高等科就学年限2年6个月、2年；1942年11月，通知缩短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就学年限6个月、缩短专门学校就学年限3个月。在中等教育方面，文部省于1941年10月公布了《关于中等学校最高年级在校生之临时措施》，规定原本应该于1942年3月毕业的中等学校最高年级在校生于1941年12月毕业，即缩短了3个月的就学年限；随后，内阁会议于1942年8月规定缩短中学修业年限1年。在初等教育方面，日本原计划从1944年度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八年制，然而，内阁于1943年10月通过了决议《战时教育非常措施方案》，要求延期实施义务教育八年制，并于1944年2月宣布完全停止实施义务教育八年制（仍维持六年制义务教育）。
其次，动员组织在校生参加劳动生产（日语称“勤劳动员”）。1942年1月，文部省根据《国民勤劳报国令施行规则》，下令动员学生参加劳动。1943年6月，内阁决议通过了《确立学生战时动员体制纲要》，内中第二条为“强化劳动动员”，规定学生重点参加“粮食增产、修建国防设施、生产紧要物资、增强运输能力等”的生产劳动。
继而，内阁决议于1943年10月批准了《战时教育非常措施方案》，规定在校生一年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1944年1月，内阁决议批准《紧急学生劳动动员方策纲要》，规定学生在一年之内要连续劳动4个月。同年3月，内阁决议批准《基于决战非常措施纲要之学生动员实施纲要》，要求动员学生全年参加劳动。1944年4月，通知实施学校工厂化。1944年8月公布《学生劳动令》，将初中以上的学生全年动员到军需产业中。1945年3月，内阁决议批准了《决战教育措施纲要》，内中规定：“国民学校初等科以上的全体在校生，均总动员到粮食增产、军需生产、防空防卫、重要研究以及其他直接关乎决战的紧要业务中。”于是，12岁以上的在校生均被用于战时生产，12岁以下的小学生则从1944年6月开始被集体疏散，并“在被疏散地与当地紧密联络，使学童从事适当的劳动作业”。
进而，学校军事训练进一步强化。对美英开战之后，日本政府更加强化了学校军事训练，要求在校学生参加战技训练，计划将学生直接送上战场。1943年6月，内阁决议通过的《确立学生战时动员体制纲要》，其中第一条即为“确立有事即应之态势”，要求“使学生储备将来从事军务以增强国防之能力，必要时应全面地直接配合防卫国土”，内容有：“即刻建立学校报国队，将其高效动员于防卫国土之上”，“加强体育训练，特别应向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中等学校三年级以上的男生实施战技训练”，“在航空、海洋、装甲、养马、通信等方面，加强对前述学生的特技训练”，“统一制定中等学校至大学的基础军训、战技训练、特技训练等教程项目”，“全体学生参加防空训练、防空勤务补助员训练，尤其加强特攻队、特别警备队训练”，“中等学校以上女在校生加强医护、保健卫生训练”，等等。
最后，动员学生直接参战（日语称“学徒出阵”）。日本政府于1943年9月开始停止文科生缓期征兵制，规定适龄的文科在校生立即应征入伍，投入战场。1943年10月，日本政府在神宫外苑竞技场举行学生出征壮行会，学生于12月1日开始出征。内阁决议于1945年3月批准了《决战教育措施纲要》，其中要求学生“成为国民国防之一翼”，由此，国民学校初等科以上被迫停课的学生均被动员到战争中，其中便包括“防空防卫”。
上述军国主义教育政策，最终导致学校停课、教育崩溃。1945年3月的内阁决议《决战教育措施纲要》中规定：自1945年4月至1946年3月，除国民学校初等科（一至六年级、6—12岁）外，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停止授课。也就是说，1945年4月以后，原则上只有国民学校初等科的小学生可以留在学校。但此前1944年6月的内阁决议《学童疏散促进纲要》中规定了要集体疏散国民学校初等科的小学生，1945年3月又进一步加强了疏散的力度。
于是，在1945年4月以后，共有初等教育机构在校生1063.5万人、中等与高等学校在校生765.5万人被直接送到“提高战力”的劳动生产乃至战争中。
教育的基本形式——学校，彻底破灭。不唯如此，日本战时教育的唯一目的便是培养国民“奉献身命”的意识与技能。战时少年兵渡边清（16岁志愿以少年兵身份进入海兵团，1944年10月在菲律宾莱特岛海战中九死一生）说：“我不能宽恕教师所做的事情，他们（对我们）说不是军人就不是人。对我而言，教育只不过是送死的代名词而已。”
至此，“完善人格”的教育宗旨与精神内核，被彻底践踏与扭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教育日渐沦为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工具，最终于1945年8月随着日本战败而形神俱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直属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分别就小学、初中、师范学校的教科书提出了改革构想。
1918年5月1日，临时教育会议针对小学教科书建议：“小学教科书应如现制、依国定之方针。而且，应更加着力于贯彻国民教育及道德教育，同时要加强改善各门课程间之联络权衡。”其提案理由为：“编纂小学教科书之国定制度，鉴于以往之实践，以及将来之国民教育，无疑原本即为适当之制度。然而，关于其编纂，应愈加改善，以期毫无遗憾地贯彻作为小学教育目的之国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即在修身、历史、国语等涵养儿童特性上最重要之课程中，其教科书之素材、记述大致平淡，不足以深刻感化儿童。对此应特别用意，将来应添加更有利之素材。此外，各门课程之教科书间要密切联系，根据儿童之身心发育，在其分量及素材排列等方面应保持均衡。为此，修身、国语、历史以外之教科书编纂，亦应咨询教科书调查委员会。在编纂小学教科书时，均应吸纳各门课程之小学教师参与。”
可见，日本政府主张在国定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小学教科书中的素材及其记述方式，以“深刻感化儿童”“贯彻……国民教育及道德教育”，即培养“忠君爱国”精神。于是，在1920年、1921年出版的第三期国定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神国”“军国”“皇国”的内容较以前均更加“栩栩如生”。
1918年5月2日，临时教育会议针对中学教科书提出建议：“修改中学教学要目，给予在编纂教科书上下功夫之余地，同时设法编纂模范教科书，且有必要增加更能感化学生之素材。”其提案理由为：“中学教学要目指示教学内容，如今仍有必要。然应改善现行之教学要目，将其中过于烦琐之处加以简化，以便给教科书编纂发挥特色留有余地。此外，当局或自行编纂，或援助私人编纂等，应采取适宜之方法，讲求编纂模范教科书之途。以往之教科书，其记述与事例符合一般之常轨，以不被指责有瑕疵为主，动辄失于平淡，无力感化学生。故在编纂修身、历史、国语及其他教科书时，应加入能感化学生之有力素材，以期使教育效果更加适当。”
“模范教科书”即政府编纂的教科书，可见日本政府希望强化统制中学教科书之意图；另外，同样要求“加入能感化学生之有力素材”，以便“使教育效果更加适当”。
1918年7月24日，临时教育会议针对师范学校教科书提出建议：“特别设法编纂师范学校用模范教科书。”提案理由是：“以往师范学校中使用之教科书，适合于师范学校用者甚少。故正如此前所陈应编纂中学教科书一样，当局应依适宜之方法，开编纂模范教科书之途，以资改善师范学校之教育内容。”
如此一来，师范学校的教科书，也被政府纳入了加强统制的范围。
日本政府加强教科书统制的措施，还体现于高中教育。1919年3月29日，文部省制定了《高等学校规程》，其中规定：“高等学校之教科书经文部大臣批准、由校长决定。但是，将文部大臣检定合格之中学教科书用作普通科教科书时，无须批准。”
这就是要求高中教科书一般情况下实行批准制，而且也允许采用文部大臣检定合格之中学教科书，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高中教科书采用了批准、检定并行制。
随后，文政审议会也针对中等教育学校的教科书提出了改革建议。1924年5月3日，首相向文政审议会提出咨询《为改善中等教育而编纂标准中等教科书之件》，单独咨询了编纂中等教育标准教科书的问题。提案理由为：“现行之中等教科书，数量较多，然堪称完美者较少。其编述总体上偏于个人修养，在培养国家及公民观念方面颇为遗憾；而且本应与国定小学教科书密切联系，然而往往缺乏联系，为一大缺陷；进而，中等教科书与国定小学教科书不同，各学科均由专家各自编纂，各科必然缺乏一贯精神，此亦为一大缺陷。弥补此种缺陷，于中等教育上，特别于振兴精神上，乃为急务。因此，当前至少应就修身、国语及汉文、历史三门课程，由主管省编纂教科书，以示标准。”
这表明，日本政府的中等教育教科书政策越发倾向于国定制。
由上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针对小学、中学、师范学校、高中的教科书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控制，特别是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两次标志性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而日本在挑起这两次事变的前后，均不同程度地改革了教科书制度。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文部省率先于1931年1月10日修改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预科之教科书，照准《小学校令》第24条第1项至第3项，以及《小学校令施行规则》第53条之规定。特殊情况下，可由地方长官提请文部大臣批准，不受此限。”
《小学校令》第24条以及《小学校令施行规则》第53条，即有关国定教科书之规定，也就是说，中学的预科开始采用教科书国定制。继而，1931年9月10日，文部省修改了《小学校令施行规则》，新规定：“（小学）唱歌用歌词及乐谱，为文部省选定者、府县知事采定的小学教科书中包含者、与选用小学有特殊关系者，府县知事不得采用文部大臣批准之外者。”
可见，小学的唱歌课教材也受到政府更严格的控制。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于1932年5月向中等教科书协会下达通知，命令不得使用审查不合格或未经审查的教科书。1932年11月25日，文部省修改了《教科书检定规则》，规定实业学校也实行教科书检定制。
随后，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同月31日，文部省向各地方长官下达了《关于脱离国联之件》，内称：“今帝国脱离国联，天皇颁发诏书，文部省下达训令第三号，指示对于中小学生之相关教育，特别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国联之事项。”
可见，教科书的内容必须完全配合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政策。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加紧了对中小学教科书的控制。1935年2月，文部省下令：中学入学考试的试题必须仅限于小学教科书的范围。日本政府以考试为指挥棒，诱导小学教师“自觉”地只向学生讲授国定教科书中的内容，从而确保义务教育的内容符合国家的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等学校教科书的统制。1936年7月，文部省派人着手编纂中等学校的修身、公民、国史三门课程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3月31日，文部省向各地方长官下达了训令《关于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子学校教学要目改正之件》，其中有关教科书的规定为：
（1）昭和12年度（1937年），使用以往检定之教科书（以下称“旧教科书”），参酌新要目之宗旨加以教授。（2）昭和13年度，第一学年学生使用昭和12年度4月1日以后检定之教科书（以下称“新教科书”）。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使用新教科书时，可使用旧教科书。第二学年以上之学生照准第一学年。……
关于历史：（1）师范学校各学年均使用新教科书。……（2）中学原则上各学年均使用新教科书。……
可见，日本政府在挑起侵华战争的关键性节点之前，均有计划地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统制。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针对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均大大强化了对教科书的统制。1939年4月，日本政府修改了敕令《青年学校令》，规定青年学校（应属于社会教育范畴）的修身课、公民课、普通课程均采用国定或检定教科书，即执行国定、检定并行制。1939年8月24日，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实业学校、青年学校唱歌用歌词乐谱之件》，其中规定：“在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实业学校、青年学校中，唱歌用之歌词乐谱，应从文部省选定或制定者、文部大臣检定批准教科书中所载者、与采用学校有特殊关系者中选择，由地方长官上报文部大臣批准。”
同月29日，文部省向各地方长官下达训令《关于采用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实业学校、青年学校唱歌用歌词乐谱之件》，内称：“近来，此等诸学校采用校歌、朝礼歌、建校纪念日歌、学校行进歌等。此等歌词乐谱亦被视为音乐教材之一部分；况且，校歌、朝礼歌在训育上极为重要。因此，关于其采用，特此制定批准规则，以期使其内容适当……”
1940年9月，文部省将中等教育的教科书检定制改为指定制，每门课程各指定了5种教科书。1940年11月，文部省制定了《高等诸学校教科书认可规程》，规定从1941年度开始，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实业专门学校、临时教员养成所、实业学校临时教员养成所等，均指定课程，实施教科书批准制。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小学教科书的统制。1941年3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学校令》，将“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关于小学教科书则规定：“国民学校之教科书，使用文部省拥有著作权者。但与乡土相关的图书、歌词乐谱等文部大臣另行规定者，不受此限。”
即规定小学仍然采用教科书国定制，同时也将小学的其他教材纳入了统制的视域。
1941年3月14日，文部省颁布了《国民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规定国定教科书之外的乡土图书、歌词乐谱、电影、广播等，均受政府的严格统制：
第35条 儿童所用有关乡土之图书，由道府县编纂，且须由文部大臣批准。
第36条 歌词乐谱，除教科书中所列者、文部大臣选定者、检定批准之图书，或与其学校有特殊关系之图书，须由地方长官上报文部大臣批准。
第37条 除以上两条中所规定者，若无文部省拥有著作权之教科书，可使用文部大臣检定之教科书。
第38条 同一课程若有数种教科书，由地方长官采定。采用文部省著作权教科书以外之教科书时，须由文部大臣批准。
第39条 不得给儿童使用解释教科书之图书或类似图书。
第40条 国民学校所使用之电影，须经文部大臣检定。
第41条 可在教学中使用文部大臣指定种类之广播。
在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伴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日本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的统制也在不断加强。
关于中等教育的教科书，1943年1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等学校令》，其中规定：“中等学校使用文部省拥有著作权之教科书。但有特别需要、文部大臣另行规定者，不受此限。”
根据该令，中学、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学校这三类中等学校，皆必须使用国定教科书。至此，教科书国定制完成了由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的“升级”。进而，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对中学其他教材的控制。1943年3月2日，文部省颁布了《中学校规程》，规定了中学使用乡土图书、歌词乐谱、电影、广播等的限制：
第13条 中学教科书，若没有文部省拥有著作权者，可以使用文部大臣检定之教科书。使用文部大臣检定之教科书时，学校校长须申报地方长官批准。
第14条 特别必要而欲使用未经文部大臣检定之教科书时，地方长官可以申报文部大臣批准，暂时使用。
第15条 歌词乐谱，除了教科书中载列者，其他文部大臣选定者，或其图书所附之检定者，或与其学校有特殊关系者，须由地方长官申报文部大臣批准。
第16条 中学使用的电影及音像，须经文部大臣检定。
第17条 教学中可以使用文部大臣指定之广播。
第42条 不得给学生使用解释教科书之图书或类似图书。
第43条 国民学校所使用之电影，须经文部大臣检定。
第44条 可以在教学中使用文部大臣指定种类之广播。
关于师范学校的教科书，1943年2月6日，日本政府修改《师范教育令》，其中规定：“师范学校之编制、课程、教学训练、教科书、学生入学……相关规程，均由文部大臣决定。”
1943年3月8日，文部省制定了《师范学校规程》，规定：
第24条 师范学校之教科书使用文部省拥有著作权者。特殊需要时，学校校长获得文部大臣批准后，可使用上述规定以外之教科书。
第25条 歌词乐谱，除教科书中所载者之外，文部大臣选定者，或附于其图书而检定者、与该学校有特殊关系者，须经文部大臣批准。
关于社会教育，1944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青年学校的教科书全部采用国定制。同年，创设了官立青年师范学校，并规定其教科书也必须采用国定制。社会教育领域也被完全纳入日本政府的绝对统制之下。
综上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从1918年临时教育会议建议编纂中学与师范学校模范教科书，1924年文政审议会建议编纂中等教育标准教科书，到1931年中学预科教科书国定制，1939年青年学校教科书国定、检定并行制，1941年高等教育教科书指定制，再到1943年中等学校、师范学校教科书国定制，1944年青年学校教科书完全国定，日本政府统制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之程度不断深化，这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进程之扩大化步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