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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还 知道我们知道 。我们觉察到自己的觉知，意识到我们“具备”意识，有所自觉。我们的知识本身就是知识的对象：我们可以“像”观察我们的手或脚、观察我们身体周围（但不属于身体一部分）的“事物”那样，凝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知识像 事物 一样具有生存性、不可剥夺性、决定性的特质：它不能 凭念想消失 （除非在幻想中），不能被纯粹的意志力所根除。它持续的时间比我们对它的呈现的主动觉知更长久，它的“停留在那里”与我们的注视不同步，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在那里”，顽固地、无情地、“持续地”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再地打量它，只要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正确的点上——将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关注）转向正确的方向——就会发现它就位了。（当我们正在寻找的思绪本该“在那里”，却在某一刻无法“被找到”时，我们称这种失败为“记忆的疏失”；我们基于同样的方式，来解释我们为何难以想起那些原本指望在某个地方找到却没有找到的其他东西，比如一支遗失的笔或一副眼镜。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只会认为它们被移动了，或者只是因为我们一直找错了方向，所以无法找到它们。）当我们的知识令人难以忍受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对待冒犯我们的事物一样对待它：我们扫除这些东西，把它们放到隔开一定距离的地方，让它们令人厌恶的味道或面目不太可能影响我们；我们隐藏它们。我们必须 压制 令人感到冒犯的想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美化它们，或以其他方式伪装它们，这样它们丑陋的外表就不会让我们感到烦恼。但就像所有事情一样，逃避很少是彻底的、决定性的。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保持努力——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要论最令人感到冒犯的想法，基本莫过于想到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想到临终的不可避免；想到我们的在世生存的转瞬即逝。毕竟，我们知识的这一部分以根本的、不可逆转的方式，蔑视了我们的心智官能。死亡是理性的终极失败，因为理性不能“思考”死亡——不能“思考”我们所
知道
的死亡的样子；有关死亡的思绪是——而且注定会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术语
。“无论是我的出生，还是我的死亡，对我来说都不能成为
我的
体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如此说道，“我只能把自己视为‘已经出生’和‘仍然活着’来领会——只是把我的出生和死亡作为前个人
的视域来领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有类似的观点：“想象我们自己的死亡其实是不可能的；每当我们试图这样做时，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实际上仍然是作为旁观者而在场的。”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对死亡的人类学地位做了开创性研究，他得出结论，“有关死亡的观念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观念”；或者换句话说，它是“空洞思想中最空洞的”，因为它的内容“不可思考、无法解释，是一种概念上的‘难以言说’（je ne sais quoi）”。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是对于虚空、终极缺失与“非存在”的恐惧。对死亡的意识是并且注定是
创伤性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