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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任何其他历史叙事一样，心理治疗研究的发展史也充满着创造性的进步、内部张力和范式转变。许多先行者拼命地试图做出更好的心理治疗研究，弗洛伊德（Freud，1916/1963）就是这批先行者中的先行者。一方面，他推动了个案研究法，为其新创立的心理疗法提供证据支持；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使用统计程序以理解复杂的临床过程并进行对比的方法（Strupp & Howard，1992）。当代的心理治疗师和研究者面对的困境与当年弗洛伊德所面临的无甚差别。为了理解这个困境，我们须知“每个科学方法背后均有其哲学前提”（May，1958，p.8），而两个重要的哲学传统塑造了大部分西方科学（包括心理学）（Allport，1955）。
心理治疗研究的智识—文化视角
经验主义
或现实主义传统是主导美国和英国心理学的重要思想源流，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牛顿（New ton），此后在洛克（Locke）和休谟（Hume）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传统的特点是使用各种分析方法，包括操作主义（operation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尤为突出的是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强调基于客观数据和量化统计分析的验证过程。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不同，欧洲大陆（不含英国和爱尔兰）的心理学更为多元，但相对而言，理性主义（rationalist）或唯心主义（idealist）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笛卡尔原则（Cartesius），并在莱布尼茨（Leibniz）和康德（Kant）的思想中得到发展。该传统下的方法有现象学（phenomenology）、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看重主观性和解释性，因此更推崇探索性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
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这种张力可以归结为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从经验主义的视角看，我们的知识是后验的，有赖于感官体验。心灵被视为白板，本质上是被动的。从理性主义的视角看，我们的知识可以凭直觉而来或根据直觉推论而来，先于感官经验，因而是先验的。于是，心灵被视为有其自身潜在积极的内核。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派生的，而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个体驱动的。过去几十年来，这些观点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被统称为后现代（postmodern），这是一种更复杂、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一种更为敏感、更具怀疑性的获取知识的路径（Muran，2001a）。
尽管存在这样的张力，总体而言，还是经验主义的传统主导了心理治疗的研究方法，这可能是因为北美和英国的研究者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影响巨大。这个主导地位也可归因于与西方医疗中的循证实践和成本控制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文化方面转向工具主义、效率和遵从的价值观（Cushman & Gilford，2000）。然而，经验主义这个主导地位也面临着挑战，因为现在的研究者有了更多融合两种视角的尝试。例如，尝试量化主观状态、发展探索性模型和验证性模型，以及尝试促进多元的方法学和情境分析（Muran，2001b，2002）。
心理治疗研究简史
有许多文章撰写过心理治疗研究的历史（Lambert，Bergin，& Garfield，2004；Orlinsky & Russell，1994；Strupp & Howard，1992）。多数作者会将心理治疗的研究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几个精神分析机构记录治疗效果，并报告显著改善率，率先尝试回答心理治疗的基本问题——“治疗有效吗？”［参见1930年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在柏林心理咨询机构做的报告、1936年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伦敦心理咨询机构做的报告，以及1937年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芝加哥心理咨询机构做的报告。］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精神分析机构终止了这种记录和报告。行为取向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评估治疗反应（Jones，1924）。在一开始，“如何测量改变”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取向——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心理治疗研究的竞赛。卡尔·罗杰斯开始了人本主义取向的心理治疗研究项目，先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展，后转至芝加哥大学继续。罗杰斯不仅对当事人中心疗法进行对照效果研究，还率先使用会谈录音作为研究对象——这标志着心理治疗过程研究的开端。他还尝试使用了新的测量方法和多元统计程序。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指导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治疗研究者，包括艾伦·E.伯金（Allen E.Bergin）、西德尼·布拉特（Sidney Blatt）、艾琳·埃尔金、尤金·简德林（Eugene Gendlin）、唐纳德·J.基斯勒（Donald J.Kiesler）、劳拉·赖斯（Laura Rice）、莱因哈德·陶施（Reinhard Tausch）和查尔斯·特鲁瓦克斯（Charles Truax），这些研究者继续开拓了非常有创新性的、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过程研究。20世纪50年代，罗杰斯及其团队去了威斯康星大学精神病学系，研究更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他不仅出版了首部系统研究心理治疗的专著，还撰写了关于关系因素的作用的开创性文章，该文章对过程–效果研究（process-outcome research）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详见本书第1章）。
在罗杰斯的研究项目之后，另外两个研究项目也启动了。第一个是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心理治疗门诊的研究。他在发展心理治疗门诊的过程中，吸引了一批有才华的研究者，包括罗伯特·沃勒斯坦（Robert Wallerstein）、奥托·克恩伯格（Otto Kernberg）、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Holt）和莱斯特·卢博斯基。他们对一个持续30年的自然设置的纵向研究贡献卓著。该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纳入了42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Wallerstein，1986）。几乎在同时，杰罗姆·D.弗兰克（Jerome D.Frank）及其同事（参见本书第2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普斯诊所开始了一个项目。他们对54名患者设计了一系列研究（包括20年的追踪评估），旨在理解心理治疗的共同治疗因素，而不再聚焦于特定治疗方法。
1952年，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发表了一篇关于治疗效果文献的综述，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推动心理治疗领域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他回顾了24项研究后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心理治疗有效（即心理治疗产生的改变不如当事人自发恢复来得多），精神分析甚至不如不治疗来得有效。这个批评遭到了很多反驳。反驳者们不仅批评了艾森克的分析，还做了进一步的综述（Bergin，1971；Lubosky，Singer，& Luborsky，1975）。直到元分析统计技术出现，用更为系统的量化分析的综述，终结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元分析研究是史密斯、格拉斯和米勒（Smith，Glass，& Miller，1980）对475项研究做的元分析，证明了心理治疗优于无治疗与安慰剂对照组。（这些作者也发现不同取向的心理治疗看起来对诸多心理障碍有同等的效果，这个发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心理治疗整合运动与共同因素研究；参见本书第10章。）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一时期，心理治疗研究项目激增：莱斯特·卢博斯基建立了宾大心理治疗研究项目（Pen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Project）；汉斯·施特鲁普（Hans Strupp）发起了范德堡研究（Vanderbilt Studies），均致力于他们各自的限时动力学治疗研究；布鲁斯·斯隆（Bruce Sloane）及其同事（Sloane，Staples，Cristol，Yorkston，& Whipple，1975）在其天普心理治疗项目（Temple Psychotherapy Project）中做了第一个对比行为治疗、动力学治疗和等待对照组
的临床对照试验。其他著名的研究项目还有爱德华·S.博尔丁（Edward S.Bordin）在密歇根大学的项目、威廉·斯奈德（William Snyder）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项目、戴维·E.奥尔林斯基和肯尼思·霍华德的西北–芝加哥项目（Chicago/Northwestern Project）、马迪·霍洛维茨（Mardi Horowitz）的兰利·波特项目（Langley Porter Projects）、戴维·马兰（David Malan）在塔维斯托克的项目、戴维·巴洛（David Barlow）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波士顿大学的压力与焦虑障碍中心、哈罗德·桑普森（Harold Sampson）和约瑟夫·魏斯（Joseph Weiss）的锡安山心理治疗研究小组（Mount Zio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Group）、戴维·A.夏皮罗（David A.Shapiro）在谢菲尔德大学的项目、阿诺德·温斯顿（Arnold Winston）的贝丝以色列心理治疗研究项目（Beth Israel Psychotherapy Research Program）。
同时，该领域的组织机构也有重要的发展。首先，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举办了三次关于心理治疗研究的会议，分别是1958年在华盛顿特区（Rubinstein & Parloff，1959）、1961年在教堂山（Strupp & Luborsky，1962）、1966年在芝加哥（Shlien，Hunt，Matarazzo，& Savage，1968）。随后，肯尼思·霍华德和戴维·E.奥尔林斯基指出该领域需要发展新组织，并迈出了第一步，于是，1970年在芝加哥召开了SPR的第一次会议。几乎同时，一些行为主义者，包括约瑟夫·考泰拉（Joseph Cautela）、西里尔·弗兰克斯（Cyril Franks）、阿诺德·拉扎勒斯（Arnold Lazarus）、安德鲁·索尔特（Andrew Salter）和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建立了行为治疗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Behavior Therapy，AABT；现更名为行为与认知治疗学会（Association for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1967年，AABT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AABT的建立标志着对行为治疗及其效果研究明显增长（DiLoreto，1971；以及开创性研究，Paul，1967）。而这两个兴趣交叉的独立专业社群各自发展是一种分裂，时至今日仍能感觉到这种分裂带来的遗憾。
其次，该领域通过新期刊和书籍的出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63年，《心理治疗：理论、研究与实践》（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创刊。不久之后，几种聚焦于行为治疗的期刊也开始发行，例如，1968年开始发行的《应用行为分析杂志》（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
），以及1970年开始发行的《行为治疗》（
Behavior Therapy
）和《行为治疗与实验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其他后来出现并对该领域有巨大影响的期刊包括1980年开始发行的《认知治疗与研究》（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和1992年开始发行的《心理治疗研究》（
Psychotherapy Research
）。当然，此前已经发行的一些期刊，比如APA发行的期刊《咨询心理学杂志》
（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于1937年开始发行，后来更名为《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和《咨询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54），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行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44）和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行的《普通精神病学文献》（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19），也都是心理治疗研究重要的发表交流平台。
许多书籍也起到组织的作用。可以说，最重要的著作是艾伦·E.伯金和索尔·L.加菲尔德（Sol L.Garfield）的《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手册》（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现在已出版到第5版
[1]
［目前的主编是迈克尔·J.兰伯特；对该书的介绍参见本书第8、11和25章］。还有其他杰出的著作也对心理治疗的研究文献做了扎实的综述，包括J.梅尔佐夫（J.Meltzoff）和M.科恩赖希（M.Kornreich）的《对心理治疗的研究》（
Research on Psychotherapy
）（1970）、艾伦·古尔曼和安德鲁·拉津（Andrew Razin）的《有效的心理治疗》（
Effective Psychotherapy
）（1977）。另外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描述了当时可用于实证研究的工具，分别是唐纳德·J.基斯勒的《心理治疗的过程：实证基础和系统分析》（
The Process of Psychotherapy: Empirical Foundations and Systems of Analysis
）（参见本书第17章），以及艾琳·埃尔金·瓦斯科（Irene Elkin Waskow）和莫里斯·帕洛夫（M orris Parloff）的《心理治疗改变的测量》（
Psychotherapy Change Measures
）（1975）。这些书的一些贡献和理念被后来的研究者在其著作中吸纳，包括莱斯利·格林伯格和威廉·平索夫（William Pinsof）的《心理治疗过程：一本研究手册》（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A Research Handbook
）（1986）与拉里·E.博伊特勒和玛乔丽·克拉戈（Marjorie Crago）的《心理治疗研究》（
Psychotherapy Research
）（1991）。而且，这些书为进一步的创新性工具和心理治疗研究项目打下了基础，例如，恩里科·琼斯（Enrico Jones）的伯克利心理治疗研究小组、伦纳德·霍洛维茨（Leonard Horowitz）的斯坦福大学合作项目、克拉拉·E.希尔和比尔·斯泰尔斯
（Bill Stiles）各自的言语回应系统、威廉·平索夫的家庭治疗师编码系统，以及亚当·霍瓦斯（Adam Horvath）和莱斯利·格林伯格的工作同盟问卷。在新的实证研究项目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些早期的方法学贡献，而这些新项目也在持续扩展我们对治疗性改变的理解（参见本书第10章）。
最后，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在塑造心理治疗研究领域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晚期，NIMH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发展为其影响力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NIMH为上述APA关于心理治疗研究的会议提供资金支持。1966年，NIMH建立了临床研究部，其中心理治疗与行为干预科负责心理治疗研究的资金与合同。1980年，该科室扩展为心理治疗研究部，莫里斯·帕洛夫是首任主任。尽管NIMH几经重组，整合成为一个新机构，但它的发展确实为NIMH的抑郁症治疗合作研究项目（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TDCRP）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莫里斯·帕洛夫和艾琳·埃尔金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一个多场所临床对照试验。TDCRP比较了两种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和人际心理治疗）、一种药物干预（丙咪嗪）和安慰剂+支持的相对疗效（参见本书第6章）。它是当时最先进的随机临床试验，使用了治疗手册、遵循度
检验，成为其他效果研究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标准。
许多随之而来的临床试验为后来被称作实证支持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EST）运动的风潮打下了基础（Chambless & Ollendick，2001）。许多认知行为取向的研究者与其疗法潜在的认识论假设一致，致力于以严格的科学方法检验心理治疗的效果，对EST运动做出了贡献
（如Stewart Agras，Nathan Azrin，Aaron Beck，David Barlow，Edward Blanchard，Thomas Borkovec，Kelly Brow nell，David Clark，Edward Craighead，Gerald Davison，Robert DeRubeis，Paul Emmelkamp，Christopher Fairburn，Edna Foa，Steven Hayes，Richard Heimberg，Steven Hollon，Neil Jacobson，Robin Jarret，Alan Kazdin，Terence Keane，Philip Kendall，Peter Lewinsohn，Marsha Linehan，Isaac Markus，Alan Marlatt，Daniel O’Leary，Gerald Patterson，Stanley Rachman，Paul Savolsky，Linda Sobell，Terence Wilson）。尽管其他取向的研究者也做了效果研究，为其疗法提供了实证支持（参见本书第15章），但大体上来说，这么多专业社群中，也就只有精神分析取向与人本取向没有充分接受并参与EST的发展
（Safran & Aron，2001）。
20世纪70年代，心理治疗研究经历了重要的智识转变，或者说范式转变，研究者朝向更细致的分析和更多元的研究方法转变。戈登·保罗（Gordon Paul，1967）和唐纳德·J.基斯勒（参见本书第18章）分别呼吁要更加考虑特异性，号召研究者们多维分析“由谁做的什么治疗对于有特定问题的这个个体，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有效？”（Paul，1967，p.111）。这些呼吁激发了研究者们几十年来考察治疗干预如何与当事人特征相匹配（参见本书第9、26、27和28章）。或许是因为后现代的大思潮掌控了我们的智识文化，出现了强调细致研究心理治疗过程的趋势，包括关系取向和情境敏感的研究。在精神分析取向和人本取向的研究中，这股趋势以研究当事人–治疗师互动的形式出现（参见本书第3、16和18章）。这些努力为建立实证支持的治疗关系铺设了道路（Norcross，2002），这一道路与EST运动反向而行——工作同盟（Horvath & Bedi，2002）、同盟破裂与修复（Safran & Muran，1996）、共情（Bohart et al.，2002）、积极关注（Farber & Lane，2002）和反移情反应（Gelso & Hayes，2002）这一类变量被纳入其中。在行为主义者之中，对细致分析的强调体现为对单一被试实验设计的提炼和应用（Kazdin，1978）。这也激发了全部治疗取向的个案概念化的发展（Eells，2008）。
这个智识转变也带来了许多方法学创新，扩展了心理治疗研究的视野。这些方法包括对主观状态的量化，即使用当事人和治疗师的主观评估，这是对强调只研究外显行为的实证主义的反叛（Strupp，Horow itz，& Lambert，1997）。此外，这些创新涉及使用复杂的统计分析来测量改变，包括霍华德及其同事（参见本书第7章）的剂量–效应模型和效果阶段模型（dose–effect and outcome phase model）、聚焦患者的研究（patientfocused research）与预期治疗反应（expected treatment response），以及兰伯特（参见本书第11章）对评估和减少无反应者的研究、治疗师效应（Wampold，2001），还有技术变量与关系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Barber et al.，2006；Crits-Christoph et al.，1988）。而且，这个智识转变也体现为对发现取向、探索性、质性和基于叙事的方法日渐增长的兴趣（M ow rer，1988；Toukmanian & Rennie，1992；参见本书第12、23和24章）。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劳拉·赖斯和莱斯利·格林伯格（参见本书第14、15章）将任务分析法引入心理治疗研究，以及威尔玛·布奇（Wilma Bucci）、霍斯特·凯歇莱（Horst Kächele）和乌尔姆研究小组（包括埃哈德·默根特勒）进行的心理治疗叙事的程序语言学分析。这些研究项目将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巧妙融合，展现了整合不同认识论传统（即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认识论传统，它们是心理治疗研究的根）的可行性和丰硕成果（Castonguay，1993）。把这些方法学和统计创新放到一起，就很有可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当事人、治疗师和一系列过程变量是以何种模式交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而带来或干扰治疗性改变的（Castonguay & Beutler，2006）。
我们的目的和基本考虑
在本章中，我们简要描述了心理治疗研究的历史，包括这些时代的一些智识和文化思潮的背景，总结了该领域的主要发展和重要人物的贡献。我们的目的是为接下来的章节打下基础，希望通过下面一系列传记来让心理治疗的研究鲜活呈现。换句话说，本书有着后现代的敏锐（Cushman，1995；Miller，1991），通过个人化和情境化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讲述发现并开创了这些研究项目的重要人物的生命历程的方式，来介绍这些重要的研究发现，希望借此能使心理治疗研究对我们的临床工作者和其他研究者来说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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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手册》是心理治疗领域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研究专著，涵盖心理治疗领域的重要主题。1971年，艾伦·E.伯金和索尔·L.加菲尔德主编了第1版（参见本书第8和25章）。大约10年更新一版。2004年，迈克尔·J.兰伯特接棒，主编第5版（参见本书第11章），为了纪念第一任主编的贡献，该书也更名为《伯金和加菲尔德的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手册》（ Bergin and Garfiel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2021年，第7版（也是50周年纪念版）面世，新任主编为迈克尔·巴克汉姆、沃尔夫冈·卢茨和路易斯·卡斯顿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