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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八年前，玉朋在我们的博士生例会上报告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当时我就想：应该把它翻译出来，与国内同行分享这些顶尖研究者是如何探索心理咨询过程的——他们如何在遭遇困难时找到突破的路径，如何将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如今中文版终于问世，虽然距离英文版出版已有15年之多，但书中所传达的那种研究精神，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令人激动。
从底子上讲，做心理咨询研究，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研究者的偏见，去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为了发现能真正提升心理咨询效果的因素。然而，要想达到这两个目的，殊为不易。因为心理咨询从来不是一件可严格控制的、静止的客观物件，而是在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殊实践。看似简单的谈话，其实蕴含着极大的复杂性。观察视角稍稍一换，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图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就是不可观察、不可研究的。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始终在努力确认科学研究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价值，将其作为一种探寻真相的有力方式。他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测量工具，试图检验心理咨询的效果，捕捉心理咨询过程中的要点。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莱斯特·卢博斯基（Lester Luborsky）、亚伦·T.贝克（Aaron T.Beck）等，都是这样的代表。随着研究的日益丰富，研究者们也会遇到新的挑战，甚至是失败，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倒，而是发展新方法去深化对咨询过程的认识。比如，克拉拉·E.希尔（Clara E.Hill）、莱斯利·格林博格（Leslie Greenberg）、罗伯特·埃利奥特、威廉·B.斯泰尔斯（William B.Stiles）等，在量化研究遇到困境时，转而发展出协商一致的质性研究、任务分析、综合过程分析、构建理论的个案研究等一批创新性的质性研究，深刻影响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智识氛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的、有研究检验的理论模型也发展出来，比如卢博斯基的核心冲突性关系主题、贝克的认知疗法、斯泰尔斯的同化模型，等等。
反观国内的心理咨询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科学研究在本土心理咨询发展中的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创新，也远远不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普遍认识到，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做心理咨询，理应做或大或小的调整。而目前的情况是，讨论文化的声音很多，实证检验文化调适效果的研究却较少，探索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更是凤毛麟角。缺乏系统研究的“新”方法，常常陷于模糊与随意，也更容易带来风险。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对心理咨询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很多人问我：“江老师，你认为AI会取代咨询师吗？”在这里，我反倒更想问一句：我们能不能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呢？与这个问题相比，我更有信心地说，至少AI还不能取代研究者研究心理咨询。因为真正高水平研究者往往也是实践者，他们会对自己的实践过程进行反思，在遇到挑战时会创造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没有哪个AI能够发展出媲美随机对照试验的效果研究方法吧，也没有哪个AI因为对量化研究不满而发展出协商一致的质性研究吧。这其中的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能力，也是一名优秀的咨询师所需要的。
我由衷地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这不仅是为了从这些突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知识，更是希望我们能从这些优秀的研究者、实践者身上学习他们的反思性实践能力。我也深切地盼望，我国的心理咨询研究者能从中获得启发，做些实实在在的、能指导实践的研究，为提升我国心理咨询服务的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