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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想得通，也就没什么追求。在我们这个小镇上，你再追求，也不会有更多的东西给你。生活在我们黄家镇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倒了八辈子霉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都是前世犯了罪造了孽的男人和女人，假如没有前世的话。我们镇上的人都抱怨自己投错了胎，投在了黄家镇。我老公说，他下一世一定要投胎到北京或上海，去享受那里的荣华和富贵。你相信下一世吗？我相信人的生活只有一次。但我们镇上的一些人，既相信前世又相信还有来世，所以都不那么努力地活着。我或多或少受了一点影响，也没打算好好地活，反正大家都这样，我也没打算标新立异。
既然不打算努力，于是我有一半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我喜欢睡觉。一天里，有五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睡眠中。为此，我母亲常常指责我，摆出很担心的样子道：“你看你，一辈子都睡不醒，何得了啰。”
何得了啰就是不得了的意思。这是母亲为我着急。母亲骂我说：“你到外面去玩也比一天到晚睡觉好。你这个懒鬼，你真是那种懒得屙血的女人。”懒得屙血是骂人的话，就是说我太懒了。
我不服。第一，我没有一天到晚睡觉，这不符合事实。我一天最多睡十二个小时，通常是十个小时。按一天二十四小时计算，另外的十二或者十四个小时我是醒着的，头脑也比较清醒。
第二，我并不像母亲批评的懒得屙血。家里的家务，我至少揽去了三分之一。比如择菜洗菜，虽然这是我父亲规定我每天完成的事情——我从读小学五年级起就接过了这个任务，就像我们唱“接过雷锋的枪”一样，一直干到今天。还有扫地抹窗户，这是我主动承担的家务。父亲并没规定我扫地抹窗户，母亲也没逼我扫地抹窗户。这是我看不下去而主动挑起的重担。最开始我是自己要干，现在变成了不干不行，不干父母就会催我干。“把地扫一下，”父亲说，“到处都是布屑、线头，越来越不像话了。”那语气里尽是指责，似乎是我越来越不像话了。母亲也唯恐落后，盯着窗户说：“桃子，窗户上尽是灰，把窗户抹了。”
第三，除了择菜洗菜和扫地抹窗户，我还得承担很多锁三线边和绞扣眼的活儿。如果父亲把我开除掉，他就得专门请两个人来锁三线边和绞扣眼。我绞扣眼和锁三线边又快又好，令身为老裁缝的我父亲也不得不点头称是。所以，我并非懒得屙屎血。我母亲在数落我时，总是尽夸张之能事，以达到她批评的效果。这就是我母亲——一个总希望她的女儿勤快得发疯的和生性多疑的女人。
请记住我的话，我母亲是个生性多疑的女人。
我现在要说说我们家。我们家住在白水县黄家镇。前文已说了，全中国最倒霉的人都住在我们黄家镇。首先它离县城十几里路；其次它肮脏不堪，有时候一个小孩跑过也会扬起一片黄土；第三镇上的人个个都疲疲沓沓，常常眼睛上沾着眼屎，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就是坐着，你望着我瞪着你地坐着，抽着烟，一边晒太阳一边呼吸着灰尘。偶尔那些男人也凑在一起下棋，把墨线画的木板棋盘砸得砰砰叭叭响，听上去同放枪一样激烈，一边吆喝喧天地叫叫嚷嚷个不休，杀声此起彼伏，你初来乍到，还以为街上打起仗来了。
我们这条街是全世界最烂的街。
我家的门窗就当街。在我家的门楣上，钉着我父亲亲手写的一块木牌：黄小狗缝纫店。字体歪歪扭扭，同鸡爪子扒出来的似的。但镇上的人都认它。
黄小狗是我父亲的大名。我父亲没有小名，只有一个名字：黄小狗。爷爷取的。我奶奶说，在她生我父亲时，我家的那条母狗同时也生了一条小狗，所以爷爷就同我父亲取名黄小狗。这个名字好。狗贱。狗不会经常生病。狗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父亲果然就很贱，果然就有顽强的生命力，以致后来我母亲骂他是一条老不死的公狗。“你这条老不死的公狗，你搞刘堂客。她有什么好日子的？瘦得同柴棍子一样，又丑。”似乎刘堂客丰满点的话，如果还漂亮点的话，就可以去了。
母亲骂父亲道：“你丢我的脸咧，猪哎。”
这是我小时候睡在被窝里时偷听到的。那时候母亲和父亲经常吵架，父亲总是勾着头任母亲骂，而母亲呢，常常手舞足蹈地越骂越起劲，越骂声音越高。父亲偶尔也反驳两句，叽叽咕咕的，像一条小狗叫唤。
我继续说我们家。我们家是一幢青砖平房，它始建于哪一年，我不清楚。当我能认清它时它已经很旧了。屋梁早在我出生以前可能就发黑了，门窗也破败不堪。通向堂屋的门槛早已被我的爷爷奶奶或者更上一辈的人坐出了一个一个的窝，那是屁股磨出来的。堂屋现在成了缝纫店，摆着两台缝纫机和一台锁三线边的三线机。走进堂屋，有四张门，两张门通向左右两边的正房，另外两张门通向里面的厨房和厢房。
后面是一个小院子，栽着葡萄、美人蕉和两棵桃树。桃树已经老得不结果子了。一到三月份，它开满了红艳艳的桃花，桃花一谢，它就长满了树叶。我父亲曾经想把它们砍掉，另外栽两棵桃树或者梨树，但奶奶反对。因为它们是我死去的爷爷栽的。它是我爷爷留给奶奶的唯一纪念物。爷爷除了留下这两株桃树，什么也没留下，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爷爷死时，墙上挂着的遗像是爷爷在军队里当少尉排长时照的一张像，那时候他只有二十岁，还不认识奶奶。那是我爷爷为了取悦我曾祖母，叫我曾祖母对他放心，在旧长沙特意照一张相寄回给我曾祖母保存的。
后来爷爷再也没照过一张相，即便他后来和奶奶结婚，也拒绝照结婚照。他固执地认为照相会损阳寿，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听说的。爷爷活了七十三岁。他是我家男性生命中，寿命活得最长的。我的两个叔爷爷和我伯爷爷及我的曾祖父，据奶奶说都是在六十岁上下就去世了，一色地都是被胃癌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胃癌是我们家族男性的病史。我怀疑我父亲和我弟弟身上都潜伏着胃癌病根。这是遗传基因作怪。他们都很矮和很瘦，即使是天天吃鸡和吃肉，也不长身体，而且常常说胃疼。
我现在继续说我家的房子。父亲和母亲占据着一间窗户当街的正房，奶奶占据着另一间正房。后面的房子称作厢房，我、我弟和我小姨分别住着三间厢房，另一间厢房做了杂屋。而这四间厢房形成的堂屋是我们家的厨房。这间堂屋已被油烟熏得乌黑的了，屋梁上均吊着一串串长长的烟灰。有时候一不小心，一串烟灰就掉在你身上。若你碰巧穿的是白衬衣，那就惨了，怎么洗也洗不掉，像印有我们家族的徽章一样。我弟和我的一个女同学的白衬衣上曾出现了这种局面：一串黑灰掉在了他们衣服的肩头上，形成了类似于鸡爪的印渍。直到那件白衬衣穿旧了，继而穿烂了，那个灰色的鸡爪印仍然存在。我的房间终年阴霉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我房间里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这是因为我的窗户被葡萄藤遮得严严实实，即便我把窗玻璃擦得明明净净，房里仍然绿阴阴的。
这种光线肯定适合寄生植物生长。比如桌子脚上长出了一片绿叶儿，又比如凳子的裂缝里长出了细小的蘑菇，还开出了更细小的白点点花朵。真是气死我了。我的被窝每隔一个星期就要拿到阳光下暴晒，让无情的太阳去同那些细菌做顽强的斗争。我相信如果不这样，它们一定会生出一条条虫来。因为只要有一个星期，被窝就滑腻腻的，摸起来沾手。
这一切都是因为窗户上爬满了葡萄藤的原因。我曾经把缠在窗户上的葡萄藤砍了，但没隔两天，又有一些崭新的葡萄藤围了上来，我又砍，它们又围了上来，而且更加迅速地把我的窗口包围得紧紧的。它们都热爱我的窗口，似乎我的窗口对它们很温馨一样。这使我气馁和绝望。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一天天长大的，这使我患下了害怕太阳光的毛病。我一站到太阳下就头晕，站久了还会晕倒。这就是我的身体，一个结婚三年了，却不晓得怀孕是怎么一回事的身体。
我老公很不耐烦。“你怎么不怀孕？”他咄咄逼人地盯着我。
我怎么晓得？我茫然地望着这个只要一次就跟公猪一样发出哼哼叫的男人。我小姨、我母亲和父亲都讨厌他哼哼叫，让我要他别叫。可是我阻挡不了他，他说他不叫不舒服。他说我叫我的，关他们屁事。我老公说：“我妈妈要你到医院里检查。”
我怎么会让一个男人去检查我的私处？我们镇医院的医生一色的男性，他们对女人来看妇科病饶有兴趣，检查一气，盘查一气，弄得很多人在茶余饭后都抱怨他们品行不端。我怎么会去让他们检查？我对老公说：“要检查你去检查。我不会去。我就是一辈子不怀孕，我也不会去让别人检查我这里。”
我估计我这间房子只适合植物生长，不适合动物怀孕。我曾经想和我奶奶换间住房，奶奶不同意。奶奶说她是在那间房子里生的我父亲、我叔叔、我姑妈，所以她不会离开那间房子。我后来想同我小姨换住房。她那间房子的窗户没被葡萄藤覆盖，虽然也有些阴暗——那是一株桃树形成的，但比我的房间明亮多了。小姨不肯换，她也嫌我的房间太霉暗。
她进来看了一眼。她很少进我的房间。她说她没有窥伺隐私的癖好，似乎我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她还说她现在关心自己都关心不过来，还有什么资格去关心别人？那天她走进我房间瞟了一眼，只对我墙上的喜字感兴趣。墙上贴着一个很大的喜字，那是三年前我结婚时，隔壁的王大嫂送我的。她没送别的礼物，也没像其他街坊一样凑钱打红包，就送了这个喜字，是她亲手剪的。她就是这个手艺，剪喜字和鸳鸯的手艺。喜字上剪着一对鸳鸯，正嘴对嘴亲吻，本来很有意思，但这会儿喜字有一笔掉了。它已掉了一年了，于是有一只鸳鸯的下半身也就没了。
“你还没把这个喜字撕掉？”小姨问我。
我说：“干吗要撕？”事实是它有几次要掉了，我又重新拿浆糊贴了上去。我喜欢这面墙上有这个喜字。如果这面墙上没这个喜字，这面墙就显得很空，还很霉暗。喜字虽然不像三年前那么红红艳艳了，但它总算还是红色。女人都喜欢红色。红色代表花朵，象征着永远不落的太阳。我就喜欢红色。我从小就喜欢穿红衣服：红毛衣，红罩衣，红棉袄。红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之一。我觉得一间房里没一点红色，这间房子就死气沉沉。这也是我保留这个名字的主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王大嫂剪的这个喜字是我和我老公结婚的见证。从喜字贴上墙的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姑娘了，而是我老公的女人。他是个长着一双小手的男人。我结了婚以后才发现他的手比我的手还要小一圈。我们两人的手贴到一起比较，他的五个手指比我的五个手指都短半公分。他的脚只有三十六码。我的脚还有三十八码呢。他比我矮一公分半，也许这是他的手脚比我的手脚小的原因吧。我倒觉得他是小脚女人，而我是男人。
小姨不肯与我换房。小姨说：“我懒得搬。”
小姨又说：“你房里太暗了，白天还要开灯才看得见。”
小姨给我出主意说：“桃子，你去同你奶奶洞房吧。奶奶会同意的。”
我说：“奶奶不肯。”
小姨就暧昧的模样笑笑走了出去。
我想换房的事也就告吹了。我想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间房子里生，这间房子里长，这间房子里死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解决的，有些事情你是无法解决的。
我老公是镇造纸厂的一名工人，而镇造纸厂不可能有住房给我们，镇造纸厂都快要垮了。造纸厂排放出的废水流入湘江河里，毒死了一些鱼，还让一些老百姓拉肚子，弄得下游的老百姓很气愤，告到上面，上面来了人，不由分说地勒令造纸厂停工，也不管造纸厂几十号工人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于是我老公只好耷拉着脑袋，每天坐在厂里等厂领导安排事情做。厂领导对我老公说：“回去吧。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要干什么呢。”不过我老公是个很固执的人，照样天天去厂里坐着。他认为与其坐在家里等死还不如去厂里游手好闲好。
我老公太爱那个厂了，他十五岁就顶母亲的职进了镇造纸厂，当时他初中尚未毕业，现在他三十岁了。他在那几幢破房子里干了整整十五年，他热爱那几幢制造大量污染的房子。他喜欢听那儿的机器响。他觉得那比音乐还好听。他那双粗糙的小手特别爱摸他自己造出来的纸。这就是我老公，一个一心指望工厂突然会好起来的男人。
我想那座工厂永远也不会好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更新厂里的设备。那需要一大笔钱，镇政府没有这笔钱，县政府也拿不出，所以我老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我嫁给他时，他是国家的工人，按理说是旱涝保收的，当时跟我做介绍的王大嫂就是这么说的，身上有一种优越感。现在这种优越感像孔雀东南飞一样飞走了，他不再在我面前骄傲了。
我老公姓陈，他的爷爷是外来户——河南人，讨饭讨到了我们黄家镇，后来被一个一脸麻子的寡妇收留了，于是生下了他父亲。他父亲是第一代黄家镇人，九岁开始就学做油漆匠，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油漆师傅。二十年前，镇小学建造礼堂，请他去漆一个嵌在礼堂门楣上的水泥五角星，他爬到脚手架上漆了一半，突然感到眼前一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死了。那时候我老公十岁，在镇小学读四年级，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有人指着他的背影悄悄告诉我，那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的油漆师傅就是他的父亲。我当时丝毫也没想到十多年后他会成为我老公。一个亲热时，在我身上如青蛙一般蹦来蹦去的男人。
我母亲和我小姨吵了一架。母亲在堂屋里说她已经观察很久了，她是忍着又忍着，她是可忍但孰不可忍了才终于讲出来的。“你勾搭你姐夫，你有本事就到外面去勾引别的男人。那么多男人你不勾引，你偏偏对你姐夫下钩子。我白对你好了。”母亲数落我小姨说。母亲骂我父亲说：“你是个色鬼咧，你怕你是个好东西！你年轻的时候就一肚子鬼。现在还是一肚子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算看清楚你了。”
父亲低着头不吭声。他像我小时候犯了错误，于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我母亲骂一样。父亲怕母亲。我母亲横起来命都可以不要。我们黄家镇人有一句这样的顺口溜：有打的怕忘形的，忘形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得最狠。这可能是一条真理，你如果不想死，你就怕那个找你拼命的。因为他命都不要了他还怕你什么？
母亲深恶痛绝的样子说：“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干这样的丑事，真不要脸啊。”
我小姨冲了出去。她本来坐在缝纫机前做着一条裤子的口袋，她终于忍受不了母亲的谩骂，转身冲了出去，那当儿就像一股旋风刮了出去一样。我开始以为她是朝我母亲扑去，仿佛要咬她姐姐一口——我母亲就站在门口骂她和父亲，但她只是冲了出去，消失在一片沸沸扬扬的黄尘里。当时正值三辆手扶拖拉机排着队咚咚咚地驶过——载着河沙，车轮卷起了一片黄尘。
我看着母亲，母亲脸上一脸冷笑。我又看着父亲，父亲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一张犯了错误的脸灰灰暗暗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一半黑一半白，脸上遍布着劳累的深刻的皱纹。父亲还很瘦。父亲还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堂屋和厨房的地上到处都有父亲吐出的痰留下的印渍，那些痰很酽很脏，让人恶心。我和弟弟多次对父亲指出不要乱吐痰，但父亲就是不听，照样这里吐一口那里啐一口。让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个已经形成了这种坏习惯的男人。我真弄不懂我小姨——一个那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喜欢上我父亲这样的男人。追求我小姨的男人不说有一打，少说也有七八个，他们只没把心掏出来让我小姨看了，但我小姨就是不打他们的米。
不打他们的米就是不来神的意思。其中有一个男人比我小姨还小两岁，他一直是镇办公室的秘书，很多人都要求他办事的。而且，他要涵养有涵养，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要钱——他也有一笔积蓄，因为他还是个尚未结婚的男人。但我小姨就是不打他的米。这个男人为了接近我小姨，还时不时拿着一段段好料子跑到我家来找我小姨做裤子，无非是想与我小姨套近乎，然而我小姨就是不理他。
我小姨比我母亲小十一岁，比我父亲小十四岁。我不相信尚还年轻的小姨会爱上我父亲——一个在她大姐面前畏畏缩缩的男人。平常在家里，我虽然不大观场，但我想我还是能敏感到父亲和小姨的动静的，虽然我不能看见他们眉来眼去——我眼睛不好，一见强烈的阳光就流眼泪，不过如果他们真的相爱，我能够感觉得到。如果这个家里有爱情的话，空气就会不同。空气里会有一种茉莉花香味飘扬，还会有蝴蝶飞进来。就像我开始爱上我老公时，常常有花蝴蝶飞进来一样。有时候还有燕子飞进堂屋，绕堂屋一周又箭一般飞出去。
但是这两年里，从来就没有一只蝴蝶飞进过我家，也没有燕子光临，尽管我家的门窗不论刮风下雨天都要大敞几扇。也没有茉莉花香。在我恋爱的日子里，晚上就有茉莉香从窗口飘进来，很好闻，让我心醉神迷。但是这两年，家里什么香气都没有，有的是农用汽车驶过时排放出来的浓烈的柴油味，或下雨前阴沟里冒出来的腥臭味儿。所以我不相信家里会有爱情，我更不相信我小姨会爱上我父亲——那个乱吐痰和随处擤鼻涕，一擤就是一大把浓浓绿绿的东西，连我都有一肚子伟大意见的——男人。
我这样说都是因为我小姨很漂亮。
在黄家镇，有三个女人被男人们公认为美人儿，豆腐西施，理发西施，裁缝西施。裁缝西施说的就是我小姨。
我小姨今年三十七岁。她结过一次婚，那是十五年前。二十二岁的我小姨嫁给了我后来的班主任老师。
我小姨和我姨爹是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结的婚，在镇中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的婚礼。那年我十二岁，当时小学尚未毕业，两个月后我小学毕业了，直接升入镇中学，八月底我背着新书包，一脸高兴地走进镇中学我就读的教室，坐在教室门口注册收学费的就是我姨爹。
姨爹姓黄，肯定像我家一样，祖宗十八代都是黄家镇人。我们黄家镇人是很尊师重教的。老师在黄家镇有着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
黄家镇有一座孔庙，尽管它在某些特殊时期遭到了破坏，把孔子像砸了，把祭桌劈烂烧了，把烙在柱子上的字用斧头削了，庙门也砍得稀烂，但这座庙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做了新庙门，铸了个半人高的铜孔子像，被损坏的屋檐也请木匠修补了。
孔庙是黄家镇的骄傲。黄家镇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那就是矗立在镇东头的孔庙。它是宋朝时一个土生土长的状元出钱修建的，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个状元姓黄，寒窗苦读了数十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状元。他考上状元后不久就拿出一大笔钱，他的兄弟就积极地为他修造了这座孔庙，目的是告诫黄家镇的后代要尊师重教，好好读书，争取考上状元，进朝廷做官。虽然后代再也没有他那么高的造化，但是这座孔庙却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是黄家镇人的骄傲。黄家镇人尊重老师，就是从那个状元开始这种风气的。
我姨爹个子瘦小，戴副眼镜，而且还是结过婚的男人——他老婆因为我小姨的缘故，哭着与他离婚了，而且我姨爹比我小姨还大七八岁，然而我小姨就是爱他，因为他是我小姨的语文老师。我小姨爱他，还因为他是个诗人，他在《湖南日报》上发表过一首歌颂党中央改革于是农民富了起来的长诗，那首长诗在县广播站还广播了好几次，并且获了诗歌征文一等奖。
可是十年前他死了，病因是胃癌。这和我们家男人的病史是一样的。但是镇上的人不是这样看，镇上的一些迷信神鬼的人说这是我小姨命太大了，克了他。据说这些话是爹的前妻传出来的。我小姨和我姨爹没有生孩子。姨爹死后，我小姨不声不响地从一些年轻教师觊觎着的那套窄小的两室一厅里搬了出来，搬进了我们家，开始跟我父亲学做缝纫。当时我小姨也就是二十七岁，还很年轻很漂亮。一年后，开始有人跟我小姨做介绍，我小姨却冷冷淡淡的，爱理不理，弄得一些追求我小姨的男人痛苦不堪。母亲看不惯小姨那种爱理不理人家的样子，责问小姨：“你这一世就打算这样过？”
小姨说：“这样过不好吗？我不喜欢男人同猪狗一样趴在我身上。”
母亲脸红了。母亲慌忙看我一眼，那年我十七岁，已是大姑娘了。发育的身体成了我的心理负担。一上体育课，一旦跑步或者打篮球和乒乓球，衣襟往上卷，害得我不得不分散精力——一边跑步一边把衣襟往下拉，自己都觉得很丑一样。那些男同学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我心里明白得很呢。我能感觉到男人目光的下流，只是不好去骂人家。母亲脸红的原因是怕我对小姨的话展开联想，母亲想我已经是大姑娘了。母亲说：“你总不能就这样过一世，桂花。”
我小姨名叫李桂花。母亲叫桂花，表示做姐姐的语重心长。小姨斜睨着母亲说：“你嫌我住在你这里是吧？你嫌我你就说一句。你嫌我，我就走。”
“我不是嫌你，你住一辈子我都没意见。”
“那你就不要管我的事。”小姨说，“我再也不愿意碰男人了，省得我又把别人克死。”
我小姨很在乎别人说她克夫的话，很在乎别人说她是扫把星。
我们镇上有一个女人现在已经很老了，也许是七十岁，还有可能是八十岁了。头发已掉光了，只有后脑勺上还有一绺灰白的头发散乱地垂落在后颈上。这个老妇人的脸像一块槐树皮，皱纹交错。牙齿也掉光了，嘴唇一动一动，像一个黑咕隆咚的蚂蚁窝。她住在孔庙的斜对面，一个人住着一幢偌大的房子，房里阴森森且肮脏不堪，堆积着她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破铜烂铁和旧书报纸，她将它们分门别类地码成一堆一堆。
你走进去，会被一种奇臭的气味熏得睁不开眼睛。你会火速地走出来，走到街上出一口长气，哪怕街上尘土弥漫，油烟味十足，你也会觉得比那间房子的气味好闻一百倍。你甚至会佩服她为什么可以不死，比如病死或者被臭气熏死。但是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你看见她闭着眼睛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时那种要死不落气的情形，你会以为她过不了几天就会死。但是第二年的这一天你再来，如果还是出太阳，她保准仍坐在那里给你看，气死你。
她姓黄，名桂花。我小姨叫李桂花。她叫黄桂花。我小姨不想成为黄桂花，黄桂花前后克死了五个男人，是白水县名气最大的扫把星。她年轻时候很漂亮，是黄家镇的第一号美人。黄家镇的上一辈男人，曾经都拜倒在她的裙下，视她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住的那幢大宅就是她第五任老公的遗产。
据老一辈人说她十五岁就嫁给了她的第一任老公，一年后她老公得一种怪病死了。半年后，她又结了婚，三年后这个男人被仇人打了一冷枪，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心脏。两年后，她再次结婚。那个男人命大，同她生活了五年。第五年日本鬼子来了在镇上大开杀戒，借口是有一群袭击了他们的土匪躲进了黄家镇。他们见到男人就开枪，黄桂花的男人那天坐着轿子从乡下收租回来，被日本鬼子撞见了。日本兵认为他太舒服了，居然有轿子坐，就一枪把他打得从轿子上栽了下来。
黄桂花的第四任老公是一位南下干部，在四野战军里当过连长，是个山东大汉，一脸胡子，一身横肉，看上去似乎有万夫莫当之勇。他的眉毛很粗很浓，大家都觉得他的火焰很旺，足以克制黄桂花身上的阴柔之气。然而他被黄家镇砖瓦厂购进来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压死了。那天他喝多了酒，从镇饮食店走出来，走在街的中央，庞大的身躯是晃悠悠的。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对着他照直开来，司机是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以为自己开着汽车就很不得了，以为别人看见他的车冲来就会害怕得纷纷逃开。等他发现这位山东大汉根本就没理睬汽车时，已经来不及了。汽车把这个山东大汉撞倒，车轮从山东大汉的肚子上轧过去，将肠子和屎尿毫不客气地辗了一地。
黄桂花发誓再不结婚了。她知道她的命太大了，见一个克一个。她很有负疚感。
然而仍然有不怕死的男人敢于勇往直前。我们黄家镇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愿意娶她为妻。他的老婆于三年前得肺病死了，他希望有一个女人和他相依为命。其时，黄桂花已是四十岁的女人了，漂亮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漂亮了，但与她的同龄女人相比，她仍然是出类拔萃的。
她经受不住他的恳求，接受了他的求婚。两人在一个阳光灿烂的黄道吉日结为了伉俪，但是在大家的心里，都晓得这个男人走上了一条死路，等着看他是怎么个死法。他死得一点也不壮烈。他没有得怪病，没有被仇人打冷枪，没有从轿子上栽下来，也没有死在解放牌汽车轮子下。他是撑死的，他并没有吃多少，但他撑死了。他只是在晚上吃了一碗黄桂花亲手为他煮的面，第二天早上人就硬在床上了，怎么也叫不醒。他死于胰腺炎。镇上的上辈人说那个男人死于好吃。然而，有人却说黄桂花的一碗面夺去了那个男人的生命。这样的话说出来真要人去听，终于就没有人再敢不怕死。
我小姨就是不想成为黄桂花第二而被镇上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小姨害怕自己又结婚，接着又死一个男人。我小姨的眉毛生得很淡，弯弯一线，身上也没什么毛发，她洗澡时我无意中发现的，是所谓的白虎星。白虎星就是扫帚星的代名词。我们镇上的人说某某女人是白虎星，那就是说她是扫把星。在镇上，就有人说我小姨是扫把星。
我想这可能，只是可能，因为我也不能保证，就是我小姨不肯再嫁的原因。
小姨不愿意被镇上人视为黄桂花第二。黄桂花还没死呢，仍然住在那幢臭气熏天的大宅里，过着无人问津的生活。小曾私下去探访过那个老妇人。几年前，有人看见我小姨在黄昏边上，头上缠着丝围巾，穿着一件绿棉袄，装出一种只是经过的神情，突然走进了那幢肮脏的大宅。人家看见她一个小时后又从那幢大宅里走了出来，脸上却布置着神圣的表情，谁也不搭理。我母亲得知这事后，脸上很不高兴，曾经在饭桌上问她去找扫把星干什么。小姨居然脸红了，结巴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说：“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你又去找她？”母亲不满道，“什么意思啰，你？”
“我只是经过，顺便看一下。”我小姨红着脸说。
就是这个害怕成为黄桂花第二的我小姨，与我母亲吵架后的翌日一早，从我们家搬了出去。没有人敢阻挡她搬，也没有人劝她别搬。一大早，她就把她的房间弄得乒乒乓乓响，把全家人都吵醒了。她冷淡着一张苹果脸，不看任何人，将她的衣裤都收到了十五年前她结婚时我母亲送给她的那口黑猪皮箱里。我在门口瞧见她把断了把的牙刷和一个景泰蓝茶杯及一条印着猴子的洗脸毛巾也塞到了那口皮子已经破旧的箱子里。
她干得不慌不忙，接着她用一根手指粗的麻绳将箱子捆牢，箱子的皮带扣早已断了，拎着就出了门，脸上一脸阴险的冷笑。她不是从前门走出去，而是走后门，从葡萄架下穿过去，回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从此就再也没有走回来。一个小时后，有三个男孩畏手畏脚地走进我家，其中两个男孩理着锅铲头，一个男孩剃个光脑壳。他们都只有十二三岁，都一身邋里邋遢的。他们说他们是奉我小姨的命令来搬被窝、蚊帐和垫棉絮的。我母亲怀疑他们拿不动，没好气地说：“让她自己来拿。”
大一点的男孩却不肯罢休，拿出一块皱巴巴的钱展开给我母亲看，大声强调：“李阿姨付了我们搬运费。”
“你们搬得动？”母亲蔑视这几个男孩说。
大一点的男孩很不服气地回答道：“我们有劲，搬得动。”
他们果然搬得动，而且还相当麻利。大一点的男孩搂着被窝和蚊帐，小一点的男孩抱着一床被我小姨的身体压了十几年而压得很扁的棉絮和一床印着两只花蝴蝶的床单，更小一点的男孩却左手拎着我小姨的一双由穿烂了的旧凉鞋改成的拖鞋，右手提着一个没了塞子的锈迹斑斑的曾经是印着荷花的但再也看不出荷花图案的铁壳热水瓶，三个男孩雄赳赳地从后门走出去，穿过葡萄架，绕过了一只躺在地上晒太阳因而谁也不放在眼里的黑母猪，走进了背街。那是一条窄得只能经过一辆单车的小巷，当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时，你就得从单车上下来，或者用身体贴着墙，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动，让走过来的人经过。不然你就惨了，你尽管不会把他撞倒，也会把他撞得冲你破口大骂一通。
在这条小巷的中间有一幢旧房子，已有很多年没住人了。屋主都死绝了。这话说出来很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黄家镇在一九四九年，曾遭到了疟疾的猖狂蹂躏，全镇有三分之一的人于那一年被疟疾带走了生命。一个一个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都是在打摆子和拉肚子及发高烧中停止了心跳。一具一具的尸体从家里拖出去，埋在离黄家镇不远的霞姑山上。后来谁也不去送葬了，因为家家都有死人。死了人只好就地安葬，有的人家没有力气运送尸体，就索性将死者埋在自家的院子里，让它去滋润菜土、葡萄藤或者果树。
半年后，在黄家镇横行了大半年的疟疾突然就隐匿了，于是一些痛不欲生的人家抹掉眼泪，又开始重建家园，某些举家迁徙外地或暂时投朋靠友的人家又举家迁了回来。大部分人家都恢复了元气，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人丁又重新兴旺了起来。但是很有几户人家从此就没落了，销声匿迹了。这户人家就是其中的一户。他们当然也姓黄。我小时候，这幢房子里还住着一老一小。老的是母亲，小的却不小了，是个一只手像鸡爪子一样无法使用的大男人。那是一只弯弯绕的手，纯粹没用的手，肉是红的，像卤的鸡爪子，很难看。
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糊纸盒子度日。母亲曾经想为儿子找个媳妇，知道内情的人都不愿意，因为他们家的院墙下埋了七具尸体——那都是被疟疾掠去了生命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及那个老妇人的男人和老妇人的女儿——大家都觉得那栋房子里鬼太多了，即使是六月伏天进去，即便街上没有一丝风，即便一轮巨大的太阳悬在小镇的当空暴晒，即便猪热死在树荫下，那栋房子里也阴森森的，凉气袭人。有人指出那是阴风，是从地狱里来的风。
不知老妇人家底细的外乡女人，来了，见了那个男人的那只古里古怪的左手，看着那个男人脸上那种馋涎欲滴的德性，吓得转背就往外走，连屁也没留下一个。老妇人终于无法如愿。
老妇人死后没几个月，儿子也上吊死了，就吊死在他家灶屋的梁上。那个梁乌黑的，结积着厚厚的油烟，曾经是用它来吊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接受烟熏火燎的，最终派上了吊人的用途。我想他的上两辈人建房时如果算到他们家最后一个人会用这根梁上吊，说什么也会省掉这根梁。男人死了一个星期后，邻居才发现，因为臭气飘进了邻居家的窗口。尸臭气是非常非常难闻的。尸臭气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穿透力的臭气，它能穿过墙壁，穿过门缝，钻进你堵塞的鼻孔，让你难受。
邻居寻着臭气走过来，敲他的房门，门不开，他们就很不客气地把门撞开了，结果就发现这个男人瘦小的身体悬在灶屋的梁上。而最令人恶心的是尸体居然并未着衣裤，蛆虫在尸体上翻滚着，地上掉了一大片蛆虫，肚子已经烂穿了，肠肝肚胃全掉到了地上，那些东西上也是蛆虫翻来爬去的，令人恶心得直呕。
邻居把尸体从梁上放下来，直接放进一只装过化肥的蛇皮袋子里，就地埋了。就是说就埋在死者的猪猡房里。谁也不愿意将这具奇臭的尸体搬出去，死者生前就是一个古怪的人，受众人歧视已久，故没有人肯出力气安葬他，连镇政府的人也这个推那个，都不管。最后，深受臭气折磨的邻居们，一家出一口劳力，在那家的猪栏里掘了个洞，将尸体推进去，埋了。
十天后，臭气才从这幢房子里消失，邻居们才有重见天日的感觉，才舒畅地吐一口气。
死者生前也有七情六欲。他除了那只左手同常人的异样外，其他一切都和其他男性没什么两样。正因为没什么区别，也就一样会有难以抑制的冲动，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然就会干蠢事。有一年夏天，那时我也不小了，好像已经上高中了，脸上开始长青春痘了，梦里面也开始出现男同学的身影了。有一天，一家人坐在堂屋里吃饭，我们镇上唯一的一个驼子走了进来，驼子就住在死者家的斜对门，那时候驼子也是一个尚未讨堂客的年轻人。
他一走进来就骂骂咧咧的，一口脏话，常常把男人和女人挂在嘴里如数家珍开口便是“你妈妈的”“你爹爹的”什么的。他是黄小狗裁缝店的常客之一。他的所有的衣裤都是我父亲裁剪，我母亲做，甚至他的短裤也是我父亲裁剪好，我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做的。他在我家就理所当然很放肆。他骂了一通痞话后，就说他碰见了鬼，倒霉透了。母亲问他什么事这么让他动气，他就说了黄良——也就是死者的学名——和母猪之间见不得人的事。
驼子说早两天中午，黄良家里的母猪锐喊厉叫，吵得他不能午睡，他就很想过去骂几句娘。
他走了过去，黄良家堂屋的门敞开了一半，他径直走进去，一走进灶屋就看见那一幕。“你看老子是不是倒了八辈子霉？他奶奶的娘。”他毫不含糊地骂道。
我母亲听了后，脸上一阵红又一阵白，嘴里啧啧啧个不休，那是不堪忍受的样子，临了要我进房里去做作业。
死者生前这一事——据驼子分析还不止一次，就是从驼子嘴里传播出来的。死者死时又有意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于是大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死者死后会化为厉鬼，谁遇上了谁就会倒八辈子霉。所以这幢房子就一直锁着，没人敢去占用。
现在我小姨就搬进了这幢鬼气森森的房子。
我小姨有一张美丽的脸蛋。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是我小姨。我小时候曾想，要是我长大了也有我小姨这么漂亮就好了。我小姨的身材、脸蛋都十分出色。有的女人可能只是脸长得好，有的女人也许只是身材好看。我小姨囊括了一切女人的优点，随便站在哪儿哪儿就亮，一副亭亭玉立的模样，让你嫉妒。
这就是我小姨——被镇上的男人私下命名为“裁缝西施”的女人。“黄小狗裁缝店”之所以这些年里顾客满盈，门庭若市，以致我们整天踩缝纫机踩得腰酸背疼，而且视力都严重下降，就是因为李桂花的缘故。如果不是李桂花，我想我们“黄小狗裁缝店”也会同镇上的另外几家裁缝店一样，仅仅是混一口粗茶淡饭罢了。我们全家七口人，加小姨，不但要靠它吃饭穿衣，并且全靠它才买上了长虹牌大彩电、180升的中意冰箱、无锡生产的全自动小天鹅洗衣机，还有卡拉OK机。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姨。
前文已经说过，我的窗玻璃上总是爬满了层层叠叠的葡萄枝叶，这就是说我家院子里有一株葡萄。事实上是两株栽在一起，一公一母，于是每年结的葡萄就特别多。葡萄棚搭得很宽广，占了大半个院子。葡萄棚是用苦楝树、梨木、竹子、竹条和铁丝，横七竖八地扭扎在一起的，是爷爷和父亲扎的，扎得很牢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屹立在我家院子里，仍然纹丝不动。每一年春天，葡萄藤便在这个棚上伸展开来，恣意疯长，你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可能就是光长枝叶不结果子，气死你。我父亲只好爬到人字梯上费心费力地剪枝，总要剪下一大堆又一大堆，放到太阳下晒它个十天半月，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然后再搂到灶屋里当柴烧。我小时候就经常把家里的一张四四方方的竹桌子搬到葡萄棚下，与我弟共用那张桌子做作业。
我弟比我小三岁。
我小姨比我大十岁零三天。我和小姨都是二月的生日，她五号，我八号。当小姨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要过生日了。在我过十一岁生日以前，也就是在我读小学六年级以前，我的目光是从来不注意女人漂不漂亮的。我的眼光没有审美能力，即便有，那也是对同龄的孩子进行评判，她的衣服漂亮，或者她是双眼皮，或者她的鼻子长得好看。即便如此，那也是拿对方与自己比较。我小时候，大人都关心我的鼻子，要我妈妈每天在我睡觉前或者早上指指我的鼻梁，因为我的鼻梁明显太塌了。似乎那样一拈一拧，我的鼻梁就会高起来一样。
事实上，至今我的鼻梁也很矮，这也是我男人对我吹毛求疵的重点来源之一。我男人不无遗憾地说，假如我的鼻梁还高一点的话，我就很好看了。我相信如果我的鼻梁令他满意的话，他又会在我脸上挑出其他毛病来，比如嘴巴，比如眼睛的大小或眉毛的粗细问题。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爹妈给的这样一个鼻子，你有什么办法？看看我母亲吧，她正是这样一个鼻子。我小姨却不是这样一个鼻子。
我十一岁以前，我小姨也常上我家来。她在镇中学读书，有时候懒得回去就上我家吃中饭，吃过中饭，躺在竹铺上睡个午觉，又拎着书包去上学，走路一跳一跳的，她是校田径队员，很有弹性。那时候我不觉得她漂亮，只是觉得小姨是个大人了，当时小姨在我眼里很高，比母亲还高出几公分，心里想要是自己一下子长到小姨这么高就好了。
我注意到小姨漂亮是有一天我和我弟坐在葡萄架下做作业的事，那是我满了十一岁后的那年暑假。那天小姨来了。我还记得小姨穿着一条白底上印着红条儿的连衣裙，连衣裙上还有一根宽宽的腰带，腰带松松地系在腰上，扎了一个蝴蝶结，于是连衣裙看上去非常合小姨的身。连衣裙是我父亲为她裁剪，我母亲亲手做的。小姨那时候还没结婚，因为那个老师还在忙着离婚，那是一九八一年，我进小学六年级之前的暑假。小姨来了，她在堂屋里与母亲说话。我和弟弟没有理她，放下作业，站到竹桌子上摘葡萄吃。
那时候我和我弟早已能判断出什么葡萄熟了，可以摘了吃，什么葡萄没熟，还不能吃。我们家栽的葡萄与别人家的不同，隔壁两家栽的都是玫瑰红葡萄，我们家栽的是黄葡萄。我和我弟简直是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最开始它们只是一串芝麻大的绿子儿，接着长成黄豆大，再过些日子就发黄了。葡萄熟了的标志是阳光能穿过葡萄。所谓阳光能穿过葡萄，是指能看出葡萄里的几颗核了，还能瞧见葡萄的脉络弯弯绕绕的，这个时候葡萄就熟了。我和我弟经常瞪着葡萄看，看出了经验。一旦一串葡萄熟得差不多了，一串葡萄里总有几粒死崽，长不大，我就站到竹桌子上，有时候还得在竹桌子上放一张椅子，然后再站到椅子上踮起脚摘下葡萄与弟弟分着吃。
小姨走过来与我和我弟打招呼，见我站在竹桌上还摘不到葡萄就说她来帮我们摘。我和我弟非常高兴，忙退到一旁，看着小姨站到竹桌子上，轻轻松松地摘着葡萄。我在她举手摘葡萄时，蓦地发现小姨很好看。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小姨的身材非常好，比我见到的我母亲的身材——我母亲洗澡从不背着我——要好得多。然后我又看小姨的脸，我马上感觉到小姨的鼻梁就比我妈妈的生得好，耸了起来，鼻翼也比我妈的要窄一些。我禁不住摸了下自己的鼻子，我十分遗憾地感到我的鼻梁平平的，不好看。
小姨摘了很多葡萄，从竹桌子上轻松地跳下来后，继而我又发现小姨的脸很白，不是一般的白，是很白，且白里透红。我进一步发现小姨的头发也很好看，松松地挽在后脑勺上，很自然，很飘逸。小姨也留意到了我望着她发呆的目光。小姨说我：“桃子，你盯着我看什么？”小姨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我说我没盯着她，而是看上面的葡萄。小姨也就仰起脸看葡萄架上的葡萄。我又盯着小姨看，待她回转目光来，我又装着没看她，把目光移开了。
小姨走后，妈叫我去洗葡萄，我看着我妈的鼻子。我感觉我和我妈的鼻子都生得难看。为什么我不是生着小姨那样的鼻子而是生着妈妈这样的鼻子呢？我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想梳出我小姨那样的发型——那种松松地挽在头上的发型。我把头发拢到头顶上，看着镜子里的我，我觉得我像我小姨这样梳头发的话，却没有我小姨好看。从那天起，我脑海里就多了一根弦，那根弦是由强烈的审美意识组成的。
我晓得了我小姨长得很美，而我妈妈长得一般。我晓得我小姨有好几个男人追求，一个又一个，他们相继都到我家来过，有的是装作路过我家而来，有的是直接跑来找我小姨。那个后来成了我的初中班主任的老师也来过，我母亲和我父亲都尊敬他，而他也做出充分接受我父母尊敬的模样，端坐在桌前，说话慢声慢气，喜怒不形于色。
我却在一旁观察着一个又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男人来找我美丽的小姨，趁我小姨不注意我还偷偷盯着小姨看。我羡慕我小姨有好看的脸蛋，好看的身材，好看的衣服。小姨不喜欢别人盯着她，有的男人总是大胆地盯着我小姨那丰满的身材，那目光好像是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寻找东西一样放肆，弄得我小姨对母亲抱怨说她非常讨厌他们。我相信小姨也不喜欢我老盯着她看。
我老公也喜欢盯着我小姨看，在饭桌上，在堂屋里。他曾经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赞赏我小姨。有一次在床上，我睡着，他坐着，他拿我与我小姨比较。顺便说一句，我老公比我小姨小七岁。他看着我的脸，他除了很早以前不满意我的鼻梁外，逐渐对我的额头也不中意了。他说我的额头没有我小姨的圆，没有我小姨的生得高，还没有我小姨的光洁。我当时很生气。他这样说，无异于把我往最低处贬低。要知道我比我小姨小足足十岁零三天啊，这就足以证明我至少比我小姨年轻。我说：“那你找我小姨吧。”
他咧嘴一笑说：“那不是乱来吗？”
“我不准你再在我面前说我小姨漂亮。”
“我不说就是。桃子，我只是随便说说，不要往心里去。”我老公嬉笑着说。但是我却阻挡不了他那贪色的目光，他在饭桌上仍然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盯我小姨看。
我小姨搬进那幢阴气逼人的房子大约半个月后，我首次决定去看看我小姨。那天家里燠热不堪。桌子、凳子、缝纫机，一切都是热烘烘的，好像都是刚刚从烤房里搬出来似的。凳子坐上去烫屁股。缝纫机烫手臂。布料落在腿上也烫肉。吊扇尽管在你头上旋转不休，但只能使你出更多的汗。这是六月伏天的日子。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热的一个夏天。
那天，我放下手中的活儿，走了出来。街上比家里更加热气冲天，还尘土飞扬，但是却没有一丝风。我走进了那条窄窄的巷子。我想去看看我小姨。巷子的中央躺着一头猪，它如无赖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用脚踢了踢它，它哼哼着，就是不肯起来走开。我只好猛力一跳，从猪身上飞了过去。猪不满意了，爬起来，哼哼地盯着我。这是一头公猪。我不理它，径直走到了那栋破旧的房子前，两扇门虚掩着，一推就一并开了，发出吱扭两声。我叫了声：“小姨。”
里面没人回答。
我步入了堂屋。堂屋里空空的，一看就是很多年没住人了的样子，屋梁的篾席上吊着一串串灰不溜秋的蛛网，一只只蜘蛛爬上爬下，好像在玩耍。堂屋两边各一间正房，左间房的门已被卸了下来，我探头去看，房里空荡荡的，一样东西都没有。有的只是更长更大一串的蛛网，好像渔网一样挂在壁上和梁上，还有墙上的壁灰掉到了地上。我恶心和害怕地缩回了头。我看着右边的房间。房门虚掩着，但看得出门被抹布抹过，因为门上和门框上都没有灰和蛛网。我走过去，推了下那扇门，门吱扭一响开了。
我小姨不在房里。
地上搁着左边房间卸下的门板，门板上铺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小姨的被盖，垫毯七歪八扭的，被子也没折叠。这很不符合我小姨的风格。我小姨每天起床都要把垫毯扯抻，把被子认真叠好，并码到枕头上。但现在展现在我眼里的是凌乱不堪的被子和垫毯，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靠着枕头的边上摆着那口皮箱，皮箱就搁在地上，底部已受了潮，显出湿印儿。窗户上扯了根化纤绳子，挂着她的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一边还挂着一块灰不溜秋的抹布。热水瓶搁在窗户下，仍然没有塞子。这就是我见到的一切。我叫了声：“小姨。”
没有人回答。我想到里面房间看看，但想起他们说的那个吊死鬼就埋在猪罗屋里，我就害怕进去。我站了几分钟，仍不见小姨的踪影，就一身发怵地走了出来。想想那幢房子里死了那么多人，又都是埋在院子和猪栏里，你能不发怵吗？母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去看小姨了。母亲说：“见到你小姨了吗？”
“没见到。屋里没人。”
母亲关心起小姨来，毕竟小姨是她亲妹妹。“你小姨能到哪里去？”
我说：“我也不晓得。”
母亲就不说话了。
几天后镇上却传播着我小姨的小道消息，说我小姨在县医院刮宫时流了很多血，正住在县医院里抢救。那个替小姨刮宫的医生是个尚未大学毕业的实习生，结果手法生疏，出了意外。有人指出，从我小姨子宫里刮出来的婴儿已经有五个月大了，而且医生说是男婴。于是有人又觉得可惜，发出“啧啧啧”的声音，“男婴啊，说不定长大了既是个美男子又是个状元呢。”
这事儿在小镇上传得沸沸扬扬，弄得人人都很兴奋，睡不着觉。在我们小镇上，传得最快的事情就数桃色新闻了。要知道我小姨的男人都死了十年了啊。小道消息是镇医院的周医生传出来的。周医生不是黄家镇人。周医生是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愣头青，还是镇医院的广播站好管闲事，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然后加以渲染，从他嘴里再说出来那已经是另一个版本了。
大家都讨厌他。他是一九九三年大学毕业时分到黄家镇医院的医生。他的家在县城，父母都在县城工作，父亲在粮食局工作——其实他父亲在粮食局守仓库，母亲在县百货商店站柜台，专门负责卖鞋子。周医生还没找女朋友。他今天谈一个，隔几天又谈一个，但所有的姑娘都不喜欢他，跟他谈得最长的姑娘也只坚持了三个月，因为他太抠了。
男人吝啬是叫女人最看不来的。那个跟周医生谈了三个月的姑娘告诉我，她生日那天，周医生只送了她一条花手绢，她气死了。姑娘说：“我倒不是指望他送金项链、金手镯或金戒指，但起码得送一样比手帕贵重一点的东西啊。未必一条手帕就能打发我的生日？我就只值一条手帕的价格？他太抠了，太让我想起就恶心。”姑娘是说与她谈了三个月爱的周医生。
这就是我们黄家镇的周医生，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六三的戴副眼镜的男人。据周医生自己说，那天他去县医院找他的大学同学，他扬言他要不了多久就会调到县医院做一名外科医生，因为他同学的母亲在县人民医院负责，答应帮他的忙，当时他的同学正在指导一个实习医生刮宫。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这简直不能叫作动手术，所以他的同学并没把这个手术放在心上，而是走出来陪周医生扯谈。可是实习医生是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面对女性又羞又怕，无从下手，结果就弄出了事情。
他的同学骂了句那个愚蠢的实习医生，“你真的是个猪咧”，就跑进手术室抢救。周医生也参加了急救工作，他自然就认出了我小姨。尽管当时我小姨因失血过多，一张苹果脸苍白不堪，连嘴唇也是苍白的，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小姨。于是他变得非常积极和努力，结果反而添了乱。他人还在长途客车上，就向同坐一辆车回来的黄家镇人宣布了他的亲眼所见，他大言不惭地表功说：“要不是我厉害，要不是我眼明手快，裁缝西施就没命了。”
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待传到我母亲耳朵里时，黄家镇人已全都晓得了。
我母亲肺都气炸了。“肺都气炸了”只是形容，如果真正气炸了，母亲也就死了。母亲气得脸乌黑的，气得肚子都鼓了起来。我小姨瞒着镇上的人跑到县人民医院去堕胎，这说明她确实与谁发生过关系。这个人在我母亲眼里，当然就是我父亲了。
“我以前只是怀疑咧。”母亲伤心绝望的样子，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你真的缺德咧。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看你怎么收拾这则丑闻！你还有脸望着我，黄小狗啊黄小狗，我总算认清了你的真面目。难怪你对我妹妹那么好！你还口口声声她是我妹妹，所以你才关心她。你骗人是这样骗的，我还信以为真。你怎么去死。河里没盖盖，你去氽河罗。街上到处是汽车，你怎么去一头撞死。我还有什么脸做人？你真缺德咧。”
父亲打着赤膊，穿着条大而无当的蓝短裤，蔫蔫地坐在堂屋一角，任母亲骂来骂去，垂着头不言不语，像一条从坛子里拿出来的酸黄瓜。父亲本来就瘦——两排肋骨同洗衣板一样明显，但不黑，他晒太阳晒得少，这会儿他显得既瘦又黑，皱着眉头，额头上爬着一条条蚯蚓那么粗的皱纹。我看不得母亲如数家珍一样地说父亲，我说：“妈，别尽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让人家去说去。”
母亲粗鲁地反驳我：“我要骂，你懂得个屁。我不骂我会气死。你以为你爸爸是个好东西？他连你小姨都不放过。我早就有察觉。那天你小姨在灶屋里忽然发出呕的声音，不是肚子里有崽了，怎么会闻见油味想呕呢？我看着你小姨，她站在灶屋门口呕了好几声，按着肚子。我还不晓得这是什么吗？我怀你的时候正是这个样子。我还以为我把你小姨赶出去赶错了，我昨天晚上睡在床上还在想，是不是我太多心了。现在我什么都证实了。你的爸爸背着我和你小姨干了什么丑事，现在你也清楚了吧？你看他这副德性，现在老实了，瘟猪一样。他是隔壁王大嫂家养的那头公猪咧。”
我非常反感母亲脏话连篇地骂人。母亲一骂起人来，从来就没有收场的时候，不骂个两三个小时，她就不会收兵。我走开了，捂着自己的耳朵。我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本来想一家伙搬到小姨住的房间去住，然而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小姨毕竟是母亲的妹妹，而在母亲眼里，小姨迟早还得乖乖地回来。小姨没地方可去。外婆死后，外婆家那幢旧房子就被舅妈霸占了。那是个横蛮不讲理的女人，吵起架来可以操起火钳打人，骂起人来什么肮脏的语言都从她嘴里喷薄而出。
外婆在世的时候，她就成了那幢房子的统治者，连外婆也避其锋芒，唉声叹气。何况外婆死了。我母亲和我小姨曾猜想外婆八成是被我舅妈下毒药毒死的。现在到处都能买到农药，而随便什么农药都足以毒死本来身体就一直很差的我外婆，甚至只要放一调羹足光粉到菜里，就足可以叫我外婆死于非命。
只是我母亲和我小姨苦于找不到证据来证明两人的猜想。如此狠毒的舅妈，当然不会收留我小姨。话又说回来，我小姨也不会去住，她也怕吃农药或在我们看来很有毒性的足光粉。母亲反对我占用小姨的房间，为此把那间房门锁了，是她断言我小姨总有一天会拎着那口烂猪皮箱回来，因为她不可能在外面住一世。
小姨毕竟是我母亲的妹妹，两人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再骂再吵，我母亲心里还是装着我小姨。
一天晚上，我坐在卧室的旧藤椅上，窗外蝉鸣聒噪，空气黏腻得如同浸了糖水。电扇在头顶嗡嗡作响，搅动的却是一股又一股的热浪。我老公几乎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这绝非挑逗，天太热了，连思绪都被蒸得发软，哪还有什么旖旎念头，而是迎接着头上电风扇刮下来的热风。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洗得发旧的红裤衩，下面是一床崭新的竹席，他四仰八叉地躺成一个“大”字，睡得毫无防备。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我母亲走了进来。我老公见是岳母走进房间，忙将一旁的毛巾毯扯过来，草草盖在自己身上。
我们镇上有个很不正经的女人。有一天来我家拿她订做的衣服，跟着我走进了我的房间。前一天晚上，我将她的衣服拿到房间里绞扣眼，忘了拿到堂屋里去。她走了进来，打量着我的房间，坐到我床铺上，摸着床头，忽然神秘的样子问我受不受得了我老公。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正经起神情道：“桃子，你不要生气。我听别人说芋头我也是听别人嚼舌根……说芋头他……嗯……那方面……蛮吓人的。”
我非常震惊。老实说我没有比较，不晓得别的男人与我男人有什么区别，我只是理性地认为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
我问她：“是怎么晓得的？”
她就很不正经的样子对我说：“小燕对我说的。小燕说，就数你们家芋头最让她吃不消。”
芋头是我老公的小名。这个小名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镇上他的同辈人都叫他芋头或者叫他芋头伢子。而小燕，是我们镇上几个暗地里操持皮肉生意的女人之一，她的生活来源就是这个。男人们手头有几个闲钱时，便会像寻着花香的蜜蜂一样往她那里钻。据说你只要把五十元钱拿出来，她就会很高兴。有时候你只有二十块钱她也会接，但会不耐烦地催促你快些完事。这事儿已成了男人之间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可以去，就是在那儿碰上了也相安无事地打个招呼。
那天，我老公回来时，我迎头给了他一个耳光。他莫名其妙地瞟着我，问我为什么打他的耳光？我边说这事，边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一个劲地否认，还说他可以带我去找小燕对质，还信誓旦旦地说他根本就没这事，这是小燕造谣，他甚至情绪激动地嚷嚷着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首先，我没有同他去对质，因为那无疑是对不出名堂的，而且还会让人笑话我。其次，他当然也没有去找小燕的麻烦。小燕如今依旧好端端地做着她那份“生意”，生意还是好得吓人。毋庸置疑，镇上的男人，只要手头上攥了几个钱，就一个又一个如公燕子一样朝她窝里飞。我老公必定是那些公燕子中的一只，不然也不会有那些闲言秽语传入我的耳朵。
母亲望了我男人一眼，将手上的二百五十元钱递到我手中。“这五十元是给你们的路费。”母亲对我说，又望了我男人一眼。“这二百元就在县城里买些营养品。你们明天去看看你小姨吧。反正这两天店子里的事情也不是很多。”
我敢肯定，店子的事情就是很多，我母亲仍然会叫我们去看我小姨。毕竟小姨是她的亲妹妹，又毕竟小姨是被我父亲坑成这样的。第三，我母亲毕竟是个有良心的女人。母亲又说：“问问你小姨还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就说一声。说来说去，这只能怪你爸爸是个老不死的东西，怎么能怪你小姨呢？唉，不想说了。我气死了。”
在我看来，母亲嫁给我父亲的同时实际上就把我小姨也带来了，就好像下雨天里你带着一把伞步入某家一样，只是真正的事情发生却晚了许多年而已。
母亲的娘家离黄家镇街较远，没有十里八里也有五里六里，那个村子里没有学校，连一所小学校也养不起。这也是我舅妈没受过教育而粗野得理直气壮的原因。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我小姨正好上小学，所以母亲就把我小姨带进了黄小狗家，在离家几脚路的黄家镇第二小学上小学。我也是那所小学毕业的。那所小学的那栋红砖教学楼前有几株桂花树，一到农历八月的晴朗天气，树上的馨香就特别浓，飘得很远。一下课，我们女孩就喜欢站到其中的一棵树下，拼命嗅着那股极好闻的桂花香。这就是我和我小姨就读过的那所小学。
一年后，我出生了。我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也许就是我小姨。当然也可能是我母亲或者父亲。反正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小姨和我母亲都是我父亲的人，一个经常站在我父亲的左边，一个经常站在我父亲的右边。而当我学会走路后，带我玩得最多的并非我母亲，反倒是我小姨。小姨一放学回来就牵着我玩，让我爬到她背上，她自己在地上当狗爬，边发出“呃呃呃”的叫声来逗我开心；逗我笑，即使膝盖在地上刮出了血她也觉得没事。这是我原始记忆中最初的事儿。
我大了一点后，小姨就开始带我出门玩了，有时候还带我到她同学家去玩，一玩就是半天。有一天，我在镇尾她同学家看见了一朵巨大的花，面朝太阳，黄灿灿的，这让我很惊讶还很兴奋。“咦呀，小姨，好大一朵花呀。”我高兴地冲小姨叫嚷。
小姨说：“小桃子，这不是花，是向日葵。”
“我也要向日葵。”我说。
小姨说：“好的，明年小姨给你种两棵向日葵。”
小姨那时候已经上中学了，出出进进已经有自主权了。我母亲不再管她，认为小姨大了，自己有识别能力和克制能力了，还晓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了。而且早在这以前她就开始自己洗自己的衣裤和鞋袜了，还承担了洗我们全家的碗的任务。每当一家人吃完饭，她就负责收拾碗筷，端到灶屋里去洗，然后捏着那块洗碗布将油腻腻的桌子抹干净。她已经长得比我母亲还高了，只是因为她瘦，发育还没健全，看上去就不显得比我母亲高。
那时候我还不觉得她漂亮，那时候我脑海里还没有世俗的审美观念。那时候我只是喜欢跟我小姨玩，找她玩，她也特别喜欢我，常常呼唤我“小桃子小桃子”；愿意在我的胯下做牛做马。我因为喜欢我小姨，想报答小姨对我的爱就很想帮她洗碗，但我母亲不准，因为我那时候还太小了，可能是五岁，也可能是六岁，总之我还没上学。
我种了一棵向日葵，与小姨一起种的。那棵向日葵在我的印象里特别深。它黄灿灿的，叶子绿盈盈的，美丽无比。早晨它冲着朝阳，中午它对着苍天，傍晚它看着夕阳下沉身子就充满了落寞的情结，似乎在祈祷着什么一样。
那棵向日葵。
我小时候家里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奶奶手里。家里要买什么不买什么，全凭奶奶一句话。奶奶说买这个，我母亲就拿着钱去买这个。奶奶说买那个，我爷爷或者我父亲就去买那个，二话不说，顺从得很。
那一年过年，爷爷拎来了一袋生葵花子，奶奶让爷爷从镇供销社买来的。顺便还买来了生花生和生黄豆。大年三十的那天，也有可能是先一天，奶奶站在锅灶前不急不慢地炒着，炒得家里香喷喷的，好闻极了。我在奶奶炒葵花子时，抓了几颗生葵花子放到手心上，一共是五颗，白白胖胖的一颗。小姨告诉我，这就是我在她同学家看见的那颗向日葵上结的子儿。小姨还说假如我们家也种了向日葵的话，也就不用到供销社去买葵花籽了。我当然就有理由抓几颗葵花籽放到一张作业本纸上包着，藏好，等到开春的日子再种到院子里去。
春天来了，带着充足的雨水和充足的阳光。春天的阳光，是一种催生的阳光，她使种子发芽，使万物疯长。每当春天来临，尤其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奶奶就赶我到太阳下去多晒太阳。奶奶说春天的阳光阳气足，催人长个子，不然我将来就长不高。
我和我小姨在那个季节的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院子里寻找种向日葵的地盘。我家的院子不大，只是栽了两株葡萄和两棵桃树，那时候桃树每一年都结很多桃子，但回想起来桃子不是很大，酸酸脆脆的，吃起来有点麻口，吃多了还有点拉肚子，让你迫不及待地往茅屋里跑。院子里还种了几棵白菜，还种了几根丝瓜、苦瓜和南瓜，常常让那些藤儿爬在院子的篱笆墙上，很少去浇水泼粪，让它们去自生自灭，结了就摘下来吃，没结瓜也满不在乎。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一到初夏就开满了各种蔬菜花朵的院子。
我和我小姨将五颗葵花子分别栽在了院子的五处地方，一颗栽在了两株桃树的中间，一颗栽在白菜地里，一颗伴着南瓜藤栽着，还有两颗栽在葡萄架下。我小姨说葡萄藤下的土很肥。小姨当然可以这样说。我母亲常常把破鱼弄下的鱼鳞、鱼鳃和鱼的肠肝肚肺扔到葡萄藤下，滋润着葡萄生长。另外，我母亲于前一年将四只瘟鸡也埋在了葡萄藤下。这是我和我小姨亲眼瞪着我母亲埋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块土特别肥。
先一年春天，镇上发鸡瘟。几天后，黄家镇上的鸡全死光了，居然没有一只存活下来。我们家的鸡也无一只幸免。某一天，一阵凶风吹来，我们家那八只本来很能吃食的健康得不行的母鸡蓦地就拒绝吃食了，整日耷拉着脑袋，闭拢眼睛等待死神降临，就同接到了自杀或者以身殉职的密令而集体自杀似的。
在那几天以前，它们一到喂食的时候就争先恐后，“咯咯咯”，吵得不行。它们都很善于生蛋，一生完蛋就吆喝喧天地唱着歌，向主人邀功请赏。我母亲或者我奶奶听到它们得意的大合唱就晓得它们生下了鸡蛋，忙撒下一把谷粒，表示犒劳。但是那一年的春天，它们都有了厌世心理，一下子都不吃食了。
它们一定是接到了来自更神秘的死亡令，那是它们的身体无法抵挡的死亡令。它们接到死亡令之后都只活了几天就相继死了。我母亲和我奶奶捉住一只只鸡，扳开尖嘴，往鸡嘴里灌一种黄黄的药水，强迫它们吃进喉咙，它们吃了，但也不济事。两天后，有四只母鸡于同一个晚上离开了尘世，就好像约好了一起去死似的。
第二天早上就只有三只母鸡，先一天已经杀了一只将死的母鸡，没精打采地迈出鸡笼——还是我母亲用手将它们赶出鸡笼，不然它们宁可待在鸡笼里——缩在令它们畏惧的阳光下哆嗦着。它们只是比那四只母鸡多活了半个小时。奶奶就迅速组织母亲和父亲将这三只母鸡杀了，因为杀了的母鸡还可以吃——把鸡身上的充满病毒的血液放出来，肉么，经过高温消毒后当然就可以吃。只是肉不香，寡木的，嚼起来有点像吃锯木屑，虽然我母亲炒鸡时放了很多油，还放了很多生姜杀菌。
我和我小姨种下的五粒向日葵种子，就只有一颗种子破土而出，它便是埋在葡萄藤下的两颗葵花籽中的一颗。我和我小姨用钉耙——一种很小的农用工具，我们镇上的人从前常常用它来拾牛粪或驴粪——挖开那块松土时，我们看见了腐烂的黑鸡毛。我将一粒葵花籽丢了进去，我看到它落到鸡毛上又从鸡毛上滚了下去。小姨用钉耙将挖开的土又掩上，小姨和我一样高兴地说：“不要几天它就会发芽了。”
小姨每埋下一粒葵花子都这么说，但只有这颗与鸡毛埋在一起的葵花子于几天后伸出了一个绿尖儿。过了一天，它就变成了两片小小的绿叶，而在两片小小的绿叶中又冒出了一个绿尖儿。又过一天，这个绿尖儿又打开，变成两片小绿叶，而在绿叶上又窜出一个嫩绿的尖尖。它就这样一天天向上伸，首先是长到我的小腿高，然后蹿到我的胸脯高，再过一阵就伸到我的头上老远的地方去了，开了花，长了一个圆脸蛋样的花盘。
我早上浇水时发现它朝着东边的太阳，我晚上浇水时又看见它面向西边的落日。我很高兴，我小姨也同样高兴。我们爱护它，担心它哪一天突然夭折，怕它晒不到太阳就用竹篙将葡萄藤叶拨开，让一些阳光的碎片落到它的花盘和枝叶上。要确认花盘上确实有些零碎的阳光，我们才不至于更加凶狠地对待葡萄藤叶。
就这样，它在我和我小姨的精心护理下长大，开花、结果直至老死。然而葵盘里结的葵花子大多是空的，一嗑，瘪的。一掰开，内里一点点肉芯芯，发育一点也不健全。这让我和我小姨既失望又无可奈何。它毕竟受阳光照耀的时间太少了，葡萄架上遍布着葡萄枝叶，它们可不管我的向日葵。它们把应该照到它身上的阳光剥夺了，它当然就会不尽如人意。也有一些子儿相对饱满，掰开可以吃，但与街上买来的葵花籽相比就差得远了。
次年春天，我和我小姨又种了几颗，也有几颗种子发了芽，长了出来，但都被我弟踩死了。我弟见我分外关心它们的成长，出于好奇，还可能是出于恨我不理他，就趁我去上学时将它们一一踩死了。其中有一棵已经长到我弟腰那么高了；我弟恨我对他不好，就将它折断，把生长在地下的那一截也连根拔起来。我放学回来时，他还在用脚努力地擂来擂去，咧着嘴。气得我当时把他狠猛地往地上一推，真想揍死他。
我后来就没再栽过向日葵，以免我弟又搞破坏。还有一个原因，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多，一放学回家就得完成作业。另外，我的兴趣也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小姨高中毕业了。她一毕业就从我家搬走了，搬回了我外婆家，在家里务农。我外婆是非城镇户口，我母亲和我小姨也是非城镇户口，我自然也是。如果我不是非城镇户口，我现在也许就不是坐在家里做缝纫，也许在县里的什么单位工作，也许是在镇上的什么单位上班，就像我的一些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一样。
我的志向不是干一辈子裁缝，但我非得干下去不可，因为我得吃饭。我小时候的志向是想当一名小学教师。中学时候的志向是觉得还是当一名女工程师好些。今天呢，我不晓得我的志向是什么，这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志向了。
我小姨年轻时候的志向就是想当一名小学老师。她的志向曾经影响了我，让我也想当一名教师。教孩子们学知识，多好啊。可是我和我小姨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尽管志向曾经怂恿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过。我今天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想在我们活着的这个喧嚣的尘世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上走着冤枉路，几乎都半途而废。我和我小姨都是其中之一。
小姨高中毕业后就没有理由住在我家了。她回到了我外婆住的那个村子，那是个穷山恶水的村落。山上因没有树木，全是石头山，也就相应地没有野味。水里也没有鱼，甚至连螃蟹一类的水生物也没有一个。所以小姨想当一名小学民办教师的理想也无法如愿，因为那个村子仍然没有学校。
别的村子倒是有学校，学校建在破庙或者祠堂里，但是都有老师。后来的这些年里，回乡的知识青年都很多，民办教师在农村算得上一个好职业，于是都被有点关系的人占据了。我外公外婆都是老实得连打一个屁也尽量不打出响声的乡下农民，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投靠，再说我父亲这条线上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有权，没有权就办不成事，这是大家都晓得的道理。
我小姨的志向尽管很伟大，说来说去也就只能说是一个空想。她不甘心，她想从穷山恶水的村子里跳出来。她没有跳多高，她就如一只青蛙一样只是蹦了一下。一只青蛙能蹦多高呢，你想想？
她想通过她的班主任马老师介绍她到随便什么地方的一所什么小学去当一名民办教师。好色成性的马老师欣然答应帮忙，结果就帮到床上去了。后来马老师与老婆闹离婚，后来两人就结了婚。
我小姨当不了一名民办老师，就把自己的梦想当成一只包裹系在了马老师的背上。马老师不是姓马吗？就让马老师驮着她走吧。两人很幸福地生活了五年，也许是不幸福地生活了五年。五年不长，也不短，但已足以让我小姨厌倦一个道貌岸然却又生性多疑的男人了。
据我母亲说，马老师爱疑神疑鬼，常常对我美丽的小姨的行踪进行猜忌或暗访，而且非常限制我小姨的行动，不准她与年轻男教师说话。这使我小姨深感自己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因而痛苦，因而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地狱里。
马老师一死，小姨重新成了一个自由的女人，她便再度住到我家。她这一住就再没离开过我家，一心一意地跟我父母学做衣服。她早晨比家里人都起得早，当我们起床时她已经坐在缝纫机前了；中午她也午睡——即便是炎热得要命的天气她也把门闩好；晚上她也看看电视，也和我母亲父亲说说话，但更多的时候她很早就上床睡了，门关得死死的。
她对走近她的男人总是敬而远之——我母亲看她还年轻，总想从中作梗，对找个借口来黄小狗裁缝店的男人们都十分热情，然而我小姨表现得却恰好相反，她从来不跟他们讲多话，也没打算取悦谁。
时间就在她身上一分一秒地逝去，时间并不会因为谁不耐烦而停顿，她总是无情地行驶，走着直线。一晃就是十年，流水一般。我小姨那张美丽的苹果脸蛋逐渐露出不那么美丽的模样了。
县城街上的马路与黄家镇街上的马路相比，那就真的是马路。马路是新修的水泥马路，很宽，白白的，两边是一个连一个的商店。一张张台球桌摆在宽敞的人行道上，有一些年轻人就在台球桌前打着台球，他们很俨然地将台球戳来杵去，旁若无人的神情。
还有卡拉OK。卡拉OK机和麦克风都搁在桌上，黑森森的音箱立在店门前，一旁摆着几张塑料靠椅，你走上去唱歌就是了，还有茶水一杯供应。当然这都是要钱的。总有胆子大的年轻人站在街上唱歌，眼睛盯着荧光屏上的歌词，也是旁若无人的模样。
街上人搞的，到处都是从音响里播送出来的歌声和音乐声，很热闹。这就是我和我老公步入县城的感受。我有两年时间没跨进过县城一步了。两年前倒是常来，也许那时我年轻几岁，心里渴望一种好生活，心理上也好玩些吧。这两年我哪里也不想去，似乎要玩也玩够了。
县城没什么好玩的，要玩，起码得走出湖南。每个人都晓得，如果要那样玩，那得准备一大笔钱，那是旅游啊。两年没来过县城了，心里就有一种新鲜感。原来有些商店没搞装修的，现在那些商店都一一做了装修。原来县城街上没有一栋五层以上的楼房，现在街上有了好几栋八九层楼的房子，漂漂亮亮地矗立在街上，黄的，白的，在炽热的太阳下非常耀眼。
其中有一栋名叫白水大厦的宾馆，墙上有蓝色的玻璃镜子反映着街上的行人。我数了数，有九层。两年前这幢大厦压根儿就不存在，那时这儿是一个乱糟糟的集贸市场。
芋头说：“真气派。”他是指这幢巍然矗立在我们眼前的玻璃大厦。他说这幢大厦基本上可以同长沙大街上的一般宾馆相比了。他去年出差时去过省会长沙，在那儿玩了三天，回来时口袋里只剩下一角三分钱。他带去的一千五百元钱全在长沙街上抖光了。
我觉得他是去长沙撒票子，一天撒五百元，够大方而且威武的了。他仅仅给我带回了一双水抹皮鞋，亮皮面，红色，不用打鞋油，一脏，水一抹就亮亮的。他说那双亮皮鞋要二百五十元，但我想他是把我当了一回二百五。因为我只穿了三个星期鞋帮子就开了一线，还不是天天穿，爱惜得鬼样的，走路小心谨慎，生怕把鞋跟儿踩断。鞋跟儿尖尖的，我总觉得它好像支撑不住我身体的重量压迫。尽管我如此舍不得穿，如此小心翼翼，它还是被我穿烂了。
芋头说是我的脚背太宽又太厚，将这双凉鞋胀开了。而我觉得这是鞋子的质量有问题，这与我的脚无关。后来芋头很气愤，逮着这个理由要去长沙找那家商店换双鞋子，还说要捅那个商店的娘。那个商店的娘他是无法捅的。我没有批准，我母亲也不同意，我们都怕他又花掉一千五百元钱，结果又弄一双二百五十元的皮鞋回来，又让我穿三个星期完事。
我和芋头走进了白水大厦对面的县百货大楼，但是我们不是进去买衣服，而是走到食品柜前买营养品送我小姨。我们买了几盒人参蜂王浆，买了一瓶麦乳精，买了一包南山奶粉，还买了半斤桂圆肉和半斤荔枝肉。走出商店，我们又在门口买了几斤苹果和梨子，觉得四只手都没有空，而且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堆在桌上会很有堆伙，耐看，这才向县人民医院走去，受我母亲的命去看我小姨。
白水县人民医院是一所老医院，解放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它不叫县人民医院。它因为过去就存在，所以绿化就搞得很好，房屋与房屋之间都是很有些年月的参天大树，其中有一棵樟树和一株银杏树都有四五百年历史了，牌子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
县人民医院的门内立着一块门板大牌子，画着医院的分布图，用红油漆标着字。我们的目光投在了“妇产科”三个字上，依照箭头所指的方向寻去。我们走进了妇产科，走进了护士室，在住院人员表格上很随便地找到了李桂花这个名字。那是写在纸牌子上的，白纸黑名字的牌子插在六号病室的一栏里。护士扫了我们一眼说：“六号病室就在前面。”
六号病室是个大病室，一边摆着四张病床，有七张床上睡着女人，旁边却坐或站着男人。其中有一张床空着，那应该就是我小姨睡的床了。我瞅了眼其他几张床上躺着的女人，她们都不是我小姨。我看着床，床上的被子掀开了一半，似乎在刚才之前有人从床上爬起来走开了。枕头是白枕头，上面落了几根头发。枕头一旁折叠着几件衣裤，衬衣和内衣。小姨的衣裤我见惯了，短裤是什么布料的，衬衣是什么颜色的我都认得，这几件给我的感觉却有些陌生。
我怕自己搞错，问躺在旁边床上喂奶的女人：“请问同志，李桂花是不是睡这张床？”
“我不太清楚。我昨晚才来。”女人回答。
我又问另张床上的女人。另一张床上的女人说：“我也搞不清楚。”
“你们等下她吧，她刚刚出去，可能是去上厕所了。”第三张床上的女人说。
我和芋头就站在这张床前等着。我打量着一个一个的人，女人都躺在床上，怀里或者男人的手上均抱着来到这个世上不过是二三个小时的婴儿。那些婴儿均闭着眼睛，他们还不适应尘世上的光亮。他们从伊甸园里走了出来，他们再不可能回到伊甸园里去了。
他们将面临人生的一切烦恼，面临父母的呵斥和打骂，老师的批评和教育，丈夫或妻子的争吵或者背叛及自己的志向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幻影，无法得以实现。就好像我的志向。他们的感受将逐步升级，同我一样，深感欢乐是短暂的，而痛苦是漫长的。
但愿他们都比我命好。不过我不相信这所医院里会诞生一个总理或次一点的一个省长。白水县这块贫瘠的土壤上，几千年来只出生平庸之辈，没有一个白水人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点影响。哪怕是宋朝时在我们黄家镇出生的那个状元，在这个世界也没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或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也没留下。
我又想，如果这几个婴儿中有一个是将来的总理或者省长，那他会比我更痛苦，更会觉得生命的真谛就是孤独和痛苦。芋头说过，他痛苦，但还有比他更痛苦的人。他是指那些想当官的人。
我和芋头在等待中，午饭时辰悄然而至，餐车推了进来。推餐车进门的是两个胖女人，她们手中拿着一张名单，那纸上写着订餐人的名字。她们按名单念名字，将一盒盒饭递到走上去领取的男人和女人手里。
我小姨没订中餐，推餐车的女人没念李桂花的名字，也没留下一盒饭，她们按名单将盒饭发放完就推着餐车走了。我和芋头看着周围的男女吃饭，我们迅速就有了肚子饿的感觉。毕竟一早就出来了，早饭吃得太早了一点。
芋头支持不住了说：“走吧，桃子。”他见我不动也不吭声，就推了迟迟疑疑的我一把，又对着我的耳朵小声强调：“别站在这里看人家吃饭，叫化子样的。”
我走出六号病室时，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小姨到哪里去了？
我和芋头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餐馆吃了一碗牛肉粉。芋头在他那碗牛肉粉里还发现了一只死苍蝇，那还是他吃了一大半的时候才发现。不过他没有吵，我制止他发怒，尽管他脸上展现着愤怒的火焰。他将那只苍蝇的尸体夹出来，丢到地上，还是将那碗牛肉粉吃了，把汤也喝光了。
没什么，世界上的事情十之八九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事事都发作一番。忍字头上一把刀，还是忍着点儿好。
我和芋头再走进医院，再走进六号病室时，病室里的男男女女都睡了。男人挤在女人的一边睡着，或者趴在床边上睡着。婴儿已被护士们收走了，房子里一片鼾声，还有睡得很熟的人的磨牙声。小姨的床仍然空着，依然像我们离开时那样，一头堆着我们买来的东西，看上去像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小山。
芋头左右望了望说：“你小姨还没回。晓得她上哪里去了？”
“小声点。”我说，“人家都睡了，别吵醒别人。”
芋头一脸懒懒的神气，他说他要睡觉了。芋头有睡午觉的习惯，他在家里每天都要睡午觉，睡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我说：“你睡吧。”
“你呢？”
“我不睡。”我说。
芋头就不客气地睡了，头枕着毯子，手放在肚子上。他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那呼吸声是缓慢且飘逸的。我走到窗前，窗外就是那株古老的大樟树，浓阴蔽日，树上有几只鸟儿飞着，蹦着。它们不是麻雀，是一种叫作白头翁的鸟。它们时不时打开翅膀飞动一下，从这树枝上跳到那树枝上，好像闲不住。
我呆呆地盯着它们。我很想成为一只鸟，成为它们你就可以自由飞翔，成为它们，广阔的天空都是你的，你就是天空，天空就是你。
每个女人都眷念着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那种懵懂、那种执着、那种单纯和那种任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瑰丽的图画，回想起来它充满了梦幻色彩。童年已逝，青春也不存在。往事如流水浮云，只能看和想却无法捕捉。
我想，人生如梦说的就是这种感受。
我小时候经常梦见自己飞。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长了一双翅膀，它连着我的腰，一打开，一扇，我就飞了起来。我成了大家看猴把戏的人，大家都说桃子是何仙姑投胎，所以能上天。后来这个梦经常进入我的脑海，一到晚上我就是个长了翅膀的人，在黑夜的上空飞翔。
进入中学后，这个美好的梦仍经常缠着我，时不时带着我在睡乡的世界里遨游，让我看一些新奇的事。不过这个时候我的梦里，我再也不是长着一对让人奇怪的肉翅膀了。我不是靠翅膀飞了，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起飞，这种能量来自我的大腿根部。我只要用一个立正的姿势站好，两手并拢在两腿的裤缝上，两腿一夹，心里叫一声“上起”，人就离地而起。
我可以飞很高，飞到鸟儿都佩服我的高度。但我不能把两手从腿旁拿开，一旦拿开，我就会往下掉。也不能将并拢的两腿叉开，必须是保持努力夹紧的姿势，不然大腿根部的能量就会消失。
在我中学时代的梦里，起飞对于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落下却不那么容易。我每次飞上天空，都得谨防两件事：一是害怕撞上高压电线，起飞和落下时都害怕撞上。我读初中一年级时，镇上终于通了电。一根根钢筋水泥杆直立在黄家镇街上，像一排沉默的巨人，而在每根杆子上都挂着一块醒目的红字白底牌子，写着：高压危险。这就让我在梦里害怕撞上高压电线，一旦我飞上天，在飞的过程中我密切注视天上的高压电线，以免一不小心自己变成了一块糊锅巴。
第二件事就是落下时让我感到困难。我只能像鸟一样落在树上，如果落在地上我的脚就不会先落地，总是背先着地，如同摔了个四仰八叉。而落在树上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所以我起飞后，落下时就得寻找一棵树，还得寻找一根能经受我身体重量的粗枝，枝细了我落下时枝就会折断，而我的脚就会因此感到疼，如同踝骨扭伤了似的。这就是我中学时代做飞梦的感受。那时候我一睡觉就上天了，在天上翱翔，时而竖着飞，时而横着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有一次我飞到了马老师的窗口上。我梦见我飞过学校，突然想去看一看我小姨，看我小姨在干什么。时值晚上，星光灿烂。我很容易地就飞到了马老师家的晾台上。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屋，红砖墙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暖色，马老师和我小姨住在三楼。
在学校里时，我上马老师家去过几次，不过那都是白天，去找我小姨。但我从没在马老师家吃过一餐饭，这是马老师不喜欢别人在他家吃饭，破坏他和我小姨的两人世界。所以我平时一到小姨家，说上几句话，见快吃饭时马上就转身走。马老师从不留我吃饭，从不对我说一句客气话。尽管我小姨是他老婆，然而我是他教的学生，他用不着对我客气。
我小姨也不留我吃饭。小姨在马老师家没有自主权，她既是马老师的老婆，又是马老师的佣人。她在家里完全做着做妻子的义务，给马老师睡又给马老师做饭洗衣和打扫卫生。我每次上马老师家，小姨总是在厨房里或者手攥一块抹布四处游走着，而马老师却坐在书桌前批改学生作业或一本正经地备课。逢到马老师备课，小姨就不准我高声说话。小姨会小声提醒我：“马老师在备课，说话小声点，桃子。”小姨在说这话时脸上还一脸重要，仿佛守护着某种神圣的仪式。小姨在很多方面都很尊重马老师。
在那个带懵懂意味的梦里，我却对马老师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我飞到马老师家的晾台上，夜色中晾衣绳上挂着的几件衣服轻轻摇曳。我想看看我小姨在干什么。透过未拉严的窗帘缝隙，我看到我小姨身着睡衣躺在床上，而马老师伏在我小姨身边，正在轻声说着什么，吻着我小姨的脖子。我看到小姨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眉眼间流淌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我还看到小姨的脸红润润的，美丽极了，像一个真正的苹果。小姨的身体在我的目光里微微动了动，像是被什么温暖的情愫包裹着。
我吓得要死。这是我第一次梦见这样的亲密场景，而在梦里出现的却是我的班主任马老师和我小姨。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个梦，是这个梦里的主角是马老师和我小姨，还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梦见男人和女人搂抱的情形。那以前，我从不做这样的梦。这个梦一直在我大脑里储存着，让我后来一看见马老师和我小姨，就想起他们在我梦里呈现出的那份特别的亲近。
六号病室的人一一醒了，最后芋头也醒了。他睡了两个多小时，睡得很死，他打的鼾吵醒了好几个人，人家瞅着他那副很霸道的睡态，但没有说他。我也没去吵他，反正是在这里等小姨，吵醒他也不能干什么事。
“桂花姨还没回来？”芋头睡眼惺忪地瞅着我。
我说没回来。
他就伸个懒腰，打了个舒畅的哈欠。“我睡了个好觉，好舒服。”他说，“很奇怪，我梦见桂花姨在河边洗衣服。”
我瞥一眼芋头。现在我再也不做飞的梦了。我再也飞不起来了。我想我少女时候经常做飞的梦，可能是因为我想飞。现在我很现实，晓得自己：一、不可能长一对翅膀；二、站着飞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就是在我身上安装一对翅膀，我也飞不到那里去。高中毕业后我晓得我哪里也去不成，既考不上大学，也当不了工人，还参不了军。我无法改变我自己，飞的梦也就自然离去了。
我和芋头继续等着小姨。但小姨一直没露面，时间一点点地逝去了，一个下午在等待中即将消失。五点钟时，走道上忽然出现了一大片咕啊咕啊的婴儿哭声，婴儿车推了进来，六号病室的父亲和母亲们一并拥了上去，将他们的孩子一个个地抱离婴儿车，于是六号病室里出现了一片欢乐声和婴儿贪婪地吃奶的声音，父亲们却在一旁打趣着，屁颠屁颠的，真正很幸福的样儿。
芋头在一旁傻傻地瞪着，瞧着这个婴儿和母亲，又看着那个婴儿和母亲。他很想当父亲，很想享受这种快乐，很想有人叫他爸爸。过春节的时候他曾对我说，他的同事都问他怎么还不搞一个崽出来。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含着几分责备，语气也是有意见的语气，似乎是我的错才导致他白搞了。那几天他一天要跟我做两三次爱，有时候中午午睡时他也要和我做一次，很卖命，希望我的肚子会怀上他播下的种子。结果还是白搞了。
五点半钟时，我和芋头匆匆走出了喧闹的六号病室，急着向车站奔去，去赶最后一班开往黄家镇的客车。
黄昏边上，母亲见我和芋头空着两只手回来，以为我们见到了我小姨。这个时候一轮火红的夕阳正嵌在远远的山巅上，天上有一群斑鸠散乱地飞过。鸟儿归巢了。一辆载满了水泥的大货车正从我家门前开过，车轮转起的灰尘沸沸扬扬地落在我母亲那张宽大的胖脸上。母亲皱了皱眉头，缩了下脖子，她身上那件鱼白色衬衣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被汗水浸湿了。天很热。
“见到你桂花姨了？”母亲问我。
我说没见到，小姨不在。
“小姨不在？”母亲瞪着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她能到哪里去？我们在县城街上又没有亲戚，即便有她也不会去，你小姨那性格……”
我在六号病室里就想过我们家在县城街上是不是有亲戚，我把脑海里的亲戚分布图搜索了六遍，最后否定了。但是小姨在县城街上有同学啊，她有好几个初中或高中同学都在县城里混，不能排除她到她同学家去了。她很孤独，有一种被我们家驱逐出境的感觉，她去她同学那儿走走也是正常的。她可能在打另谋生计的主意呢。
“也许小姨到她同学那里玩去了。”我打断母亲的话说，“我们又没告诉她我们会去看她。”
母亲说：“你们买了东西没有？”
“买了。”芋头回答，“买了很多。我们走时还写了张条子压在了麦乳精袋子下，那她会看见的。她会晓得是我们去看她。我还特意在纸条上写了是妈妈要我们去看她。”
母亲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毕竟小姨是她妹妹，她与小姨有深厚的感情，小姨伴着她住的时间最长。又毕竟出了这样的事儿，怎么说也让母亲不舒服，尽管我母亲是个性格开朗和不记仇的女人。
这以后，母亲在家里就不再说我小姨的闲话，只是骂我父亲黄小狗不是个家伙，把她们姊妹俩的感情破坏了。父亲却不吭声，变得更加沉默和苍老了。
我每天照样做我的事情。芋头却每天东游西荡的，与一些街上的人混到了一起，动着歪脑筋搞钱，因为镇造纸厂关闭了。
有一天我在镇尾一个高中同学家打麻将，打一块钱一炮带桩走的。忽然走进来一个女人，她对我说：“你小姨回来了。”这时我没心思打麻将了，我起身，让位给这个女人玩，自己就跑着向家里赶去。
我心里深深感到我爱着我小姨，想想我小时候她是那样喜欢我，做狗做马逗我玩，我心里就更想念她。这是十月份，天气已不那么热了。太阳很好，天空很蓝，一切都呈现美好的迹象。可是，我的心情却无法像天气这般明朗——小姨已离家出走四个月了。
我赶到家，汗都跑了出来，气喘喘的。母亲见我是跑着回来就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在她眼里她不晓得我凭什么要急着跑回来。自从小姨离开我家后，家里的生意明显少多了。有的人忽然就不信任我们家了，把衣服转到了另一家裁缝店去做。这让我母亲既生气，又恨得牙痒痒的，越发把我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甚至威胁我父亲说她要去上吊，一了百了。
“桂花姨呢？”我问母亲，声音里带着急切和期待。
母亲瞪着我：“你说什么？”
我走进小姨的房间去看，小姨的房间仍然空着，没半点人气。不用说小姨没回我们家。我想小姨一定是回了那幢鬼气森森的屋子。按小姨的性格，如果她姐姐不亲自去请和接，她是不会再回我家了。我走出门，穿过院子，迅速走进了那条窄窄的巷子。巷子两旁的墙壁斑驳，爬满了青苔，湿漉漉的地面上散落着几片枯叶。两头白母猪在巷子里并排走着，慢吞吞地晃动着肥硕的身子，哼哧哼哧地嗅着地面，结果挡住了我疾步如飞的去路。我踹了一只母猪的屁股一脚，那母猪很生气地尖叫一声，蹿到前面去了。
那幢屋子的门敞开着，屋里有人说话。声音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却让我的心跳加速。我忙唤了两声：“小姨，小姨。”屋里反倒没声音了。我走进去，没看见小姨，却见芋头和镇政府的陈秘书站在小姨住过的那间房子里。陈秘书西装革履的，打着一条红领带，红领带的质地看上去比西装的质地要好，直垂到腰际；下身一条灰色裤子，刀口印顿顿的，似乎能削你手中的铅笔一样；脚下一双皮鞋，鞋面上沾着泥点。
“哎呀，桃子是你？”陈秘书一脸假热情道，嘴角上扬，但眼神里没有一丝真正的笑意。陈秘书说话带点儿娘娘腔，过于秀里秀气了。另外，他说话时手势轻柔柔的，手指纤细而白皙，不时撩一下额前的发丝，这也让我小姨嫌弃他女人味儿，尽管陈秘书在镇上也算得上是一条腿，尽管陈秘书在追求我小姨上体现出了男人坚持不懈的毅力，我小姨还是没打他的米。
“你也在这里？”我是说芋头。
芋头说：“我听别人说桂花姨回来了，就来看看。”
陈秘书说：“我也听镇里的小黄说李桂花回来了，就走来看看。”
我小姨没回来，不知是谁造了这个谣，在镇上散布，害得我、芋头和陈秘书忙赶来看。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小姨到过的迹象，门板和那口旧猪皮箱上都起了绿霉，如果不趁早抹掉，它们就会变成青苔；一种涩涩的霉味充斥在四壁上，让我恼火。我恼火芋头，他那么积极地来看我小姨，又恼火陈秘书，他也太积极了。
我抛下两个男人走出来，走出小巷，走到了望江豆腐店里。望江豆腐店做的豆腐在我们镇上很有名，又白又嫩，像凝脂般细腻。老板日新比我大不了几岁，一个学校毕业的，很早就认识。他的名字是日新月异的意思，但望江豆腐店并没有日新月异，依旧保持着老样子。豆腐店的老板娘力力经常拿着布料上我们家做一些奇装异服。我在望江豆腐店没碰见力力，而是遇见了小燕。小燕就是我们镇上那只公开的鸡，男人们都可以去睡她，当然你得付钱，她从不白干。
“你好啊。”她跟我打招呼，声音沙哑而慵懒。她手中拎着一只白塑料袋，袋里装着两片白豆腐，她是来买豆腐。
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觉得她很可怜。一个女人今天同这个男人睡觉，明天与那个男人睡觉，甚至一天要同几个男人搞，不可怜吗？我不理她。也许是我不理她的缘故，因为我懒得搭理她可能就激怒了她，她斜睨我一眼说：“芋头真行，真是条硬腿。”
“硬腿”，在我们镇上有很多种解释，比如很行很厉害呀不怕呀勇敢呀打不死呀等等，总之是褒奖的意思。从她嘴里说出来当然是指我男人芋头在某方面很行。她的语气暧昧，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仿佛在分享某个秘密。
“你是什么意思？”我不得不说话了，瞪着她，声音陡然升高，引得旁边几个买豆腐的人侧目。
“你未必每天都受得了哎？”她表示怀疑的样子说，进一步刺激我的神经，眼神里的讥讽更浓，“芋头精力那么旺盛。他那身体哪里是肉做的，简直是铜做的，太令我恐怖了。”她的话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我心里，让我瞬间血往上涌。
她见我脸色一下子铁青，又说：“当然，话说回来，我喜欢和芋头玩，刺激。”她的笑容越发张扬，仿佛在欣赏我的愤怒。
芋头就是在这个时候走来的，他的一旁走着陈秘书，两个男人在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下很友好地说着话向我走来，也许他们正在谈论我小姨呢。小燕看见芋头，一点也没缩头缩脑地走开，反而满不在乎地同芋头打招呼：“芋头鳖。”
“鳖”字在我们黄家镇也是多种用法，有骂人的意思，比如“小鳖”“臭鳖”，就是骂你是小王八臭王八。也有表示亲热的含意，比如“芋头鳖”，就是亲昵的语气。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吵架，受不了别人的激将法。别人一激我，我就立即激动，说话语无伦次。我是那种容易激动的女人。我已被小燕刺得激动起来了，早就想干点什么事了，如果小燕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的女人，我早就走上去打她了。正因为她是一只鸡我才克制住这种冲动。现在我把怒火转到了芋头身上。“你不是东西呢，你是个畜生。”
芋头盯着我。我又骂他：“你是个脚猪子呢，你怕你是个好东西。”
芋头说：“你骂老子干么子？老子又没碍你？”
“你跟我回去。”我对他说，“回去我再跟你算账。你这个不要脸的。”
芋头脸变得泥巴颜色了。“你有点宝。”他骂我，“你是个蠢猪咧。”
我的手一下子很痒，一股冲动支配着它扬起来又迅速抡下去，“啪”，芋头脸上挨了我一耳光。芋头立即回了我一耳光。“你打老子。”他说，一抬手一个耳光就打在我脸上。
我顿时感觉脸火辣辣的，他是做工的手，很重，当然就很疼。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在我身上。老实说我并没想到芋头敢打我，如果我想到了我就不会扬起我的手。那一耳光抽过去时我觉得我给自己争回了面子，但他不让我有这种快感，反而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
“见你的鬼去。”芋头打完我还骂我，声音冰冷而绝情，“你跟你娘一样蠢，我早就讨厌你了。”
我对着他脸上吐了口痰，他立即朝我啐了口痰，也啐在我脸上。我看了小燕一眼，她已经躲进巷子里去了。我揩掉痰，芋头瞪着我，脸上既有愤怒又有歉疚，毕竟我是女人他是男人。陈秘书站在我和他之间，一副看戏的模样，还阴阳怪气道：“要打架也回去打，别在街上打，丢人现眼的。”
我心里很恨，我晓得我打不过芋头。我说：“你以后不要进我的屋。”
“你放心，我才不在乎你呢。”他大声伤害我道，“你以为我在乎你？活到今天，老子告诉你，我哪个都不在乎！”
那天晚上他果然就没回家。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都没回家，他住到造纸厂的临时工宿舍里去了。因为厂里停工，临时工都回家了，空了好几间房子，任他住。
严格地说我和芋头真没什么感情，我们是经隔壁王大嫂介绍后认识和结婚的，只能说是草草率率就结了婚，感情基础难免不薄弱。芋头不是我的初恋情人，我也不是他的初恋情人，他在和我结婚之前先后谈过三次爱，其中有一个姑娘同他好了将近一年，后来姑娘家的母亲要死要活的，还做出上吊的行为，拿根麻绳系到屋梁上，一张骨牌凳放在绳套下，只要女儿前脚出门，她后脚就站上去，吊死给女儿看。母亲有了如此巨大的决心，女儿害怕了，畏缩了，从此就再不敢同芋头幽会。那个横着一条心反对女儿同芋头相爱的主要理由是：芋头不学无术。当然还有次要理由。也许次要理由反倒是主要理由，而主要理由却是次要理由，只是更重要的次要理由不能放到台面上，于是把不学无术当作了一条主要理由吧。
芋头曾跟我说，那个母亲希望她的姑娘与做皮鞋生意的黄二麻子好。后来那个姑娘果然就同黄二麻子结了婚，如今有了一个五周岁的儿子。黄二麻子在我们黄家镇是个大款，除了做皮鞋生意还兼做皮手套、皮包、皮夹克生意。黄二麻子的店堂里充斥着猪皮、牛皮和塑料的混合气味。黄二麻子除了脸上的麻子不太令人顺眼外，其他五官和身材、办事的能力和气魄都比芋头强十倍，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所以芋头觉得自己输也输得光荣。再说他已和那个女人睡过觉了，黄二麻子捡的是二手货，他也甘于让贤。
我在成为芋头的老婆前也恋过一次爱，恋的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但芋头不知道我有过这段恋爱。我一直瞒着他，我要是一说，他就会满腹狐疑地追问，那我就得一一交代。所以当我们认识后，有一天在河边上散步时，他问我以前谈过爱没有，我说我从没谈过。以后我就一直是这样说，他也不怀疑，他甚至对我和他第一次亲近时，我下面没流血也没在意。
那次结束，他见我没出血，问了声：“你不是？”我一点也没惊慌，事先我早就准备了答案。我说我从初中一年级起就一直是学校的田径队员，有可能是在训练中破裂了。他见我没有恋爱史，也就非常轻易地相信了。
我只是不想让他不舒服，因为他一旦晓得了就会不舒服，甚至会变成他的一块心病。其实我的第一次是与我的初恋情人，我读高中时我的班长。我们班长名叫黄忠。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老将军就名叫黄忠，不过那个黄忠不是我们的班长。我们的班长黄忠是修黄家镇孔庙的那个老祖先的后裔。
说句天良话，我真的不知道黄忠的那东西长成什么模样，即便我和他有过亲热，但一点印象也没有，有的只是紧张和害怕，有的只是被蚊子叮咬和一条毛毛虫爬到了胸脯上的记忆。后来胸脯上红了一大块，肿了好些天才消肿。
那是在山上，那是七月高考前的两天。我们的脑壳里当时被这样的题目和那样的题目堆得满满当当的，仿佛都要炸开了。那天我拿着一本物理书去问他一个物理题目，那是傍晚他刚刚洗完澡，坐在竹铺上吹电风扇。电风扇把洗澡时遗留在他身上的香皂香气吹入了我的鼻息，很好闻。我在闻他身上那股香皂香气时，他教我解了那道物理题，然后他说出去走走吧，应该放松放松一下。他的话就是命令，就是圣旨。
我和他走了出来。他家住在镇尾，出门是一片菜地，再过去是一片田——田里一片蛙噪声，再那边是一座山，山不大也不小，树木郁郁葱葱，除了几株古老的大树便是一些年轻的杉木。月亮很大，圆圆的一盘悬在蓝天上，星星散布在它四周。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稻香，当时正值晒田，杀禾的日子就在眼前。我和黄忠走在田垄上，呼吸着田野的空气，说着话。我们走到了那处山上。他领我继续往山上走，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跟着他走。我心里已意识到今天晚上将会与任何一个晚上不同，我已感觉到了危险，但我还是跟着他走，被他身上的香皂香气牵引着。
我爱他，我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不晓得他想干什么。我们走到了山中，那里有一块草地，平平整整的，月光透过婆娑的树影落在我们身上。他把我抱住了，他什么都不说就把我抱住了。那天晚上，从头至尾他甚至都没说一句“我爱你”这样的假话。他是个对自己说话很负责任的人，他不爱我，他当然不会说。
“把衣服脱了。”
我脱衣服。
“把裙子脱了。”
我脱裙子。
很快就结束了。而在过程中，蚊子在我耳畔冲刺不休，身体也不断遭到虫子的侵害，使我紧张不安。
我们下山，分手。过了两天我们迎接高考，我的脑壳却一片空白。三天的高考结束后，我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还行，而我却是一塌糊涂。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降临到了他头上，广州中山大学。后来我们同学都去送他，为他饯行，在那天的饭桌上我很想听他对我说上一句什么话，但他对我一句话也没说。黄忠现在在长沙工作，娶了妻生了子，是个女儿。但愿他永远一帆风顺。
我后来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给黄忠？我想那是因为我爱他。但是我知道我抓不住他。我不是黄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他喜欢文静和漂亮的女孩。文静我还勉强谈得上，漂亮我就压根儿没漂亮过。
有的女人在她小时候不怎么样，但到了年轻的时候她就漂亮了；有的女人在她童年的时候极其漂亮，一看就招人爱，但长大了又变成一般女人的模样；有的女人婚前不怎么好看，但婚后逐渐漂亮起来；还有的女人是天生的尤物，从一生下来就漂亮，且一直到老。我呢，从一开始就没漂亮过。我是那种只好去羡慕别的女人漂亮的女人。
我长着我母亲这样的塌鼻梁，怎么漂亮得起来？我的眼睛也不像我小姨的那么眉目传情。我小姨即使不说话，不用心看你，一双眼睛也很生动。我呢，只好等待来世投胎时找一个漂亮女人的肚子，下一世再漂亮吧。
我曾经想过去整容，例如把鼻梁垫高，例如纹两线柳叶眉，但这需要一大笔钱，而且为芋头这样的男人花费，又不是黄忠，太不值得了。于是念头升起又落下了，就好像潮起潮落。爱美之心尽管人人有之，可是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是谁啊？我没有自己爱的男人，就像我的小姨她说她没有一样。
母亲听我说芋头和小燕有那种关系，脾气就很大。“不要理他，让他去死。”母亲狠下心说，“这样的男人，你早就应该跟他分手，没一点良心。”
我母亲是有理由恨芋头的，芋头在家里四手不伸，光晓得吃饭，一分钱也不交，这让我母亲觉得芋头靠不住。如果芋头不打我，如果芋头照例天天回家，母亲也许不会说，但现在芋头暴露了，喜新厌旧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母亲就有理由说他了。
“跟他分手，离婚。”母亲鼓励我采取更尖锐的行动，她说，“我就不信死了他就不会有别的男人要你。”
我没有理母亲这些话。
小姨出走这么久了，一直没音讯。母亲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变得是人都要咬一口似的。父亲更是怕得她要死，整日低着头不吭声不作气，形似一只病猴。弟弟很少回家，回家也只是打个转身，扒几口饭又跑了出去。他玩上了镇上的一帮差家伙，那是一帮年龄与他大小相似的二流子，他们被镇派出所的黄所长视为飞车党，他们骑着摩托车在镇街上飞来飙去，吓得横过马路的老婆婆和老爷爷直逃命。
他们赌博，他们三男三女在一间房子里乱混。他们都在左手臂上刺了一条龙，自诩为龙的传人。派出所的黄所长说他们是一群“鼻大脓”。“鼻大脓”就是鼻涕，没别的意思。我弟变坏就是这段时间。
人变坏是非常快的，只要结交一个坏伴，玩得几次，自己就跟着一起坏了。干坏事总含有刺激性，而刺激对像我弟这样的年轻人是充满诱惑色彩的，我弟喜欢这种强刺激。于是我弟成了彻夜不归的人，回来只干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吃过饭，转背又出去了。谁也奈何不了他。以前我可以吼住他，但那是他十岁的时候，现在他成了“鼻大脓”，谁也不放在眼里了。家里如一潭死水，再也没了从前的欢乐。
这一切均是因为我小姨的缘故。没想到我小姨的出走，对家里的影响会有这么大。以前我小姨在的时候，生意真是兴隆。镇上的一些老男子汉们总是用水把头发抹得抻抻的，皮鞋擦得亮亮的，拿着上好的布料来做西装或者西裤，说话粗声粗气，笑声朗朗的，无非是想勾引我小姨注意他是多么与众不同，多么男子汉大丈夫。
现在那些老男子汉们似乎死绝了，甚至连从黄小狗裁缝店门前经过都是走马路那边。母亲开始抱怨了，主要是抱怨小姨太没良心了，就这样消失了，连一封信一个电话也没有，做得太绝情了。
当年她读小学和中学的学费都是当姐姐的替她交。当年她结婚，那时候皮鞋那么贵，她却送了她一只黑皮箱。当年马老师怀疑她与某某某有奸情，她出面替她做证，让她免遭一场皮肉之苦。当年她没毛线衣穿，她把自己都舍不得穿的毛线衣给她穿。当年她每个月都瞒着丈夫给零花钱她用，现在呢，她就是这样报答她的姐姐……
母亲也和我一样盼着小姨不定哪一天突然而至。
这期间的一天中午家里来了贼，放在一个布篓子里的三千五百元钱不翼而飞。除了我弟，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晓得那个搁在母亲卧室里的碎布篓子是我们家的银行，大钱一般都放在碎布篓子里。我母亲认为，万一小偷来了，也不会去怀疑一个装碎布的篓子是我们家的八宝箱。我弟不晓得那个布篓子扮演了我们家的保险柜。我母亲总觉得我弟是个“化生子”。
“化生子”是土话，意思是个还没长大的靠不住的人，所以母亲每次拿钱或藏钱都背着我弟。母亲怀疑是芋头偷了钱。芋头有偷钱的可能。他熟门熟路的，用不着这里寻那里翻，直接把手伸进布篓子拿出那个黑布包就是了。
母亲对派出所的黄所长直言不讳道：“肯定是他，没有别人。”母亲是指芋头。
黄所长怀疑是我弟，他是那帮“鼻大脓”中的一个，在黄所长眼里我弟是个二流子。黄所长说：“现在是一九九六年，抓人要讲证据，不能凭怀疑就抓人。要是早两年，我早就把他们抓尽了，还轮到这时候。”
在我们家失窃的前几天，镇上还出了一件大事，引起了全镇党政军民的一连串反应，就是黄家镇唯一一栋三层楼别墅的白瓷砖茶色铝合金玻璃门窗的建造者和拥有者，全镇最有钱的黄二麻子的儿子失踪了。这比我们家的三千五百元失窃要严重得多，况且黄二麻子又是黄所长的侄儿，而黄二麻子和镇长还有点儿亲戚关系，事情就变得更重要了。
镇长亲自过问此案，在镇委会上作了动员和布置，强调了三点：第一，对黄家镇发生的首例绑票事件要一查到底；其次，发现线索就要穷追猛打，丝毫不能松懈；第三，一经查出定然严惩不贷绝不手软，以杜绝这类案件再度发生。
黄所长受命后，在黄家镇他管辖的范围内做了严密的警力部署，把婆婆婆妈和退休工人都发动起来了，一旦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立即向他报告，为此他还配了一部手机，便于联系。不过手机是黄二麻子的淘汰货。黄二麻子买了部便于携带的折叠式手机，就把那台砖头样的大哥大送给了黄所长。
现在这台砖头大小的手机就立在我们家的蝴蝶牌缝纫机上，黄所长时不时盯它一眼，一是他由衷地爱上了它，其次他盼望它突然叫起来，那他就有理由开路了。他对我们家丢失三千五百元钱一点也不在意，他的精力投在黄二麻子身上了。
“芋头不会干这样的事。”他对我和我母亲说，“芋头这个人我了解，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从小就是个麻雀胆子，做贼还要有胆子呢。”
黄所长怀疑三千五百元的失踪与我弟有关。“我怀疑可能是二毛咧。”
母亲说：“二毛不晓得我放钱的地方。”
“二毛也许以前不晓得，但中午时他可能突然就发现了。你又不是埋在地下，你是放在布篓子里。说不定哪一天二毛看见你到布篓子里取钱，你却没发现。你二毛同那帮鼻大脓搞在一起，迟早会变坏的。那帮鼻大脓现在是我们重点侦察对象，他们早就眼红黄二麻子有钱了。我还听一个人说，二毛曾经说过，要搞一下黄二麻子。”
母亲一听这话脸都白了：“二毛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也许以前没有，但现在就有了呢？胆子是一天天大起来的。哪个人也不是一生下来胆子就大。老话说，小时候偷针，大了偷金。”
黄所长的手机终于响了，是黄二麻子找他。他走了，临走对我和我母亲丢下一句话：“发现了线索就及时报告我。就这样吧。”
母亲非常懊悔，懊悔自己中午时不该到张婶家去闲谈。如果她不去，这三千五百块钱就不会丢失，也就不会是黄所长的样子。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家丢失的三千五百元钱，母亲却很在乎。
母亲仍然怀疑是芋头偷的，二毛不会偷自己家的钱，而芋头在母亲眼里已经不是自己家的人了。他不是住到造纸厂里去了吗？他不是与小燕搞在一起吗？有人一脸神秘表情地告诉我孤陋寡闻的母亲，说她女婿芋头天天守在小燕那里，和小燕鬼混，他一去，小燕就会嚷出欢快的叫声，吵得隔壁邻居的耳朵很不好受。
母亲比我还气得牙痒痒的，又是啐吐沫又是跺脚，咒芋头迟早一天要遭雷劈，就是不遭雷劈也会被汽车撞死。母亲又怨奶奶，说奶奶越活越回去了，看着小偷进来偷钱也不晓得小偷是谁。母亲也骂我，说我只晓得贪睡，一没事就爬到床上睡觉，大白天也要睡觉，天生就是一头猪，吃了睡睡了吃的猪，难怪芋头离开我。
母亲又说父亲，说他早不屙屎晚不屙屎，偏偏在她去张婶家的节骨眼上屙屎。假如父亲不屙屎，芋头看见父亲坐在堂屋里，父亲中午从不睡午觉，也不敢贸然下手。
“你屙的不是屎呢，你屙的是金子。”母亲说父亲，“你一屙就是三千五百元，厉害咧。”似乎那三千五百元不是被偷走的，而是被我父亲从肛门里排泄出去的。
母亲还说小姨，因为她怪来怪去再没人怪了，最后就怪到了我小姨身上。她说：“桂花你这个砍脑壳的，你死到哪里去了？你一走扫把星就来了。你对得起你姐姐你姐夫和你侄儿侄女吗？我们从来就没把你当个外人，姐姐只是说了你几句，你就一去不回了。家里出了这么多事，这都怪你。看你以后怎么有脸来见我，看你以后还有脸回来。你死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有你这样薄情寡义的妹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钱是我小姨偷的。中午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中午的空气也让人只想睡觉，于是镇上的人都在睡觉。她来了，她只身在镇上走着，她在中午那让人昏昏欲睡的阳光下走着。她径直走进了黄小狗裁缝店。
在梦里面她穿着一身绿衣服，她的美丽的苹果脸蛋被绿衣服映衬得很冷峻，那种冷峻犹如一张白纸。堂屋里空空的，门窗、桌椅和缝纫机上都沾着她熟悉的尘埃。奶奶坐在她房里梳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视而不见地继续梳头。
她走进我母亲房间，手伸进布篓子时瞧了眼我母亲的床，床是空的，连枕头也没一只。她把黑布包拿了出来，包里装着三千五百元钱。这三千五百元钱是我母亲放在布篓里以备急用的。万一奶奶不行了，往镇医院里送时，那当儿你还跑到银行里去取钱吗？又万一家里谁突然得了急病，得赶往医院时，那当儿还有时间上银行吗？等你到银行取钱出来，人也就一命呜呼了。我们镇上就出现过几起这样的事情。母亲不希望这类事情发生在黄家，所以就总是留一笔现金以备急需时用。
小姨当然晓得这笔钱的用途，母亲除了背开二毛外，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晓得。小姨把布包取了出来，攥在手中转身就走，正碰上我起床解手。我叫了一声“小姨”，我当然就看见了小姨手中的布包。我也认识这个黑布包。我也晓得这个黑布包的所在地。每当母亲身上没钱时，她就从这个黑绒布包里扯出一张五十或一百元的老人头交到我或小姨手上，让我们去商店买什么东西。
小姨说：“我要钱用。”
小姨又说：“我在县城街上租了间房，要两百元一月。”
我说：“这么贵？”
小姨说：“本来要三百元一月，我说了半天好话才压到两百。”
小姨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径直向前走着。一辆我常见的破烂的卡车从我小姨身边驶过去，扬起一片尘土，沸沸扬扬地落在我小姨身上。小姨回头看我一眼，这时我看见小姨脸上没有鼻子嘴巴，只有一双忧怨的眼睛和两线弯弯的眉毛，而那两线眉毛不是真的，是纹上去的，没我小姨天生的眉毛好看。
我很想把这个梦对母亲说，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我想我一旦说出来，母亲就会怀疑钱是我小姨偷的，从而会更恨小姨。我也没把这个梦对黄所长说。
黄所长第三天上午经过我家时迟疑了下还是走了进来，手里提着黄二麻子送给他的大哥大。“以后不要把现钱放在家里，你这是给小偷提供机会呢。”他对我和我母亲交代说，“为什么镇上会有这么多坏人，就是大家都给坏人提供干坏事的机会。看看那帮鼻大脓，他们哪里来的钱吃喝嫖赌？还不是大家都对他们放松警惕，给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要是大家都警惕一些，什么东西都放好，保存好，他们就成了一条条死狗子。”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手机响了，他很高兴，站直身体问道：“哪一位？”接着我听到他大声惊呼道：“信？这个人真蠢。很好。我马上来。”
他对我和我母亲说：“现在线索出现了，那个拐走了黄二麻子的崽的案犯终于露出了他的尾巴。藏不住啊，他拐走黄二麻子的崽干什么？还不是看见黄二麻子有钱，就打黄二麻子的鬼主意！”黄所长说，“罪犯都是冲钱来的。”
母亲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黄所长说：“总有胆子大的，不怕死的啊。”
信是芋头写的。芋头尽管在写信时做了很多手脚，比如有意地变下字体，故意把字写得很不像样，但是他的前女朋友——那个还在学校读高中时就经常收到他信誓旦旦的爱情信的女人——黄二麻子的堂客，还是认出了芋头的笔迹。不但认出了他的笔迹，还认出了他说话的口气。
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语，习惯用语体现在信里就成了习惯用词。芋头在信里说：“你如果不想见到你崽的尸体，明天晚上就将五万元放到黄公庙后面那棵被雷劈开的樟树下，然后转背走人，否则你就只有后悔药。如果你报警，你就再见不到你的崽了。”
这让黄二麻子的堂客联想到芋头曾给她写的多封爱情信里有关“如果”和“就”这一连串的句子。例如爱情信里就出现过：“如果你不来，我就自杀。”又例如：“如果你不爱我了，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还有：“你如果不想见到我的尸体，明天晚上你就到河边上的老地方来，否则你就会后悔一辈子。”
芋头早就忘记自己曾经那么爱过黄二麻子的堂客，芋头早已不记得自己曾经给黄二麻子的堂客写过一封封肉麻的信。芋头不记得的事情，黄二麻子的堂客记得，不但黄二麻子的堂客记得，黄二麻子也记得芋头写的每一封爱情信。黄二麻子的堂客曾把芋头写的爱情信都给了丈夫看，表示自己是多么可爱，是多么有爱，并非嫁不出去的烂姑娘，像芋头这样有个性的优秀青年都如此这般地爱她，所以黄二麻子理应珍惜她，更爱她一些。
信于那天晚上从黄二麻子家的门缝里塞了进去。黄二麻子不晓得，他老婆也不知道，他们双双都玩得很晚，回来又做了爱，然后才安然入睡。早上他们在各自的梦里与自己的儿子交谈，后来有人敲门，两人醒了。
黄二麻子的堂客起床，从二楼下到一楼开门，见到了地上的白信封，拾起一看，她首先就想起了芋头。她拿着信给黄二麻子看，她问黄二麻子：“你估计信是谁写的？”
“芋头。”黄二麻子说，冷笑了一声。说完，他就打了黄所长的手机。
这事当时我并不晓得，这是揭案后在镇上流传的一个版本。大家都没想到老实且执着的芋头是这个版本里的主角，大家事先都揣测这是“鼻大脓”们所为，也只有“鼻大脓”们才可能有这种胆子，说什么也没想到芋头居然也有这么英明神武。
那天晚上，黄二麻子照着信上写的要求做了，只不过没在皮包里放上五万元钱，而是往皮包里塞了两包黄草纸。他把皮包放在了二十年前遭到雷劈的那株樟树下，那株古老的樟树于二十年前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被雷劈成了两半，而且树上出现了熊熊大火，火光将半个树林照得通明透亮，但是大雨迅速又将火扑灭了。
第二年春天，新的鲜嫩的枝叶又从这棵枯黑的树身上长了出来，一年一年地往上长着，现在仍然是一棵大树，只是树心在多年前就烧空了。黄二麻子将皮包放在了这棵树下，转身就走了，躲藏在另一株树上的芋头见黄二麻子走了，又不见别的人来，就跳下树走过来拎了皮包想跑。
黄所长早已在树林的各个出口部署了警力，当他拎着皮包想飞速走出树林时，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照住了他的眼睛。“不准动，动就一枪打死你。”黄所长毫不客气地威胁道。
镇造纸厂的下岗工人，我的老公芋头，成了阶下囚。
后来我想，在当今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不说人人都有害人之心，但人人都有贪财之心，至少人人在钱的面前都不够志气，即使显得志气也是装出来的，当把他的背脊骨顶得很直的志气消散后，他马上就会后悔。他会想如果他不那样，他今天就不是这个阿笋相。“阿笋相”当然不是好相。
芋头在钱的面前动了歪心，他以为发财的机会到了。芋头犯的是敲诈勒索罪，黄二麻子的公子失踪使他鬼迷心窍，他以为机会来了。
芋头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的人，一直认为他走背运全是因为和我结婚。“我和你结婚真是倒了血霉。”这是一年前他对我说的话，我相信我会把这句话一直带入坟墓。这可能是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直插入我的心脏，并稳稳地扎在我心坎上了，让我一想起就恨。
芋头说他五年前如果接受了何厂长女儿的爱情，他今天就不会下岗，如果他在厂里搞供销，他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都怪他当时觉得何厂长的女儿不漂亮，所以就落了这样的下场。芋头说假如他十年前积极要求参军，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提干了，就像我们镇上那年去的那个兵一样，那个人在部队里碰巧中了头彩，立了二等功，提了干，去年转业到了白水县电力局，配了一辆南方摩托车，骑着到处飙，屁股后面浓烟滚滚，威风极了。
芋头说假如他早几年跟着黄二麻子提篮子，做生意，他的今天也会比现在好，不说像黄二麻子那样兜里装着大哥大，开着一辆桑塔纳人模狗样，至少也有一辆烂摩托骑。这一切全是因为他倒插门进了我家，于是他倒了血霉。
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如果是那样，一定比现在好，尽管那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但我还是相信好，以免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他深悔他不经意中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当他想抓住机会时，他抓住的是厄运。
半个月后，有两个小孩说出了黄公子失踪的真相，真相就是黄公子不慎掉进了他家旁边的那口废井。他们之所以不敢对大人们说，是因为他们害怕黄二姨怪他们害人。后来法医对尸体作死亡鉴定后，证实了两个小孩说的话。
废井是黄二麻子的祖父开掘的，从前一家人就是吃的废井里的水，后来镇上有了自来水，井便被废置了。废井里淤积着污泥，黄公子那天与两个孩子玩抓坏人的游戏，跑过废井时不慎落进了那口井。孩子是头先栽下去，头直插入石缝中，卡住了。
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二年级，一个读小学三年级，他们经常接受黄公子的好处。黄公子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好吃的东西，巧克力、富贵豆或旺旺系列食品什么的，两个孩子经常是那些食物的享用者。他们非常害怕，相约谁也不说，以免大人们怀疑是他们将这个孩子推入枯井的。
后来那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天天晚上做噩梦，一醒来就浑身直抖，终于经受不住誓言的考验，将做噩梦的原因透露给了他母亲。黄二麻子腰上系根绳子，让人把他放到废井里，他将心爱的儿子捞出来时，小小的尸体已经腐烂得臭不可闻了。
但是芋头却不能因为真相大白而重见天日，他犯了敲诈勒索罪，罪名成立，为此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并被押往县砖厂劳动改造去了。县砖厂是县监狱开办的，办在距县城三里远的一处红土坡上，很大，被铁丝网围着。铁丝围里有囚犯住的红砖牢房和看守住的楼房，芋头就成了那儿的一名阶下囚。
我去找过他，不过我不是出于同情去看他，而是让他在我写的离婚书上签字。
那是十二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年的冬天都不冷，这一年的冬天格外暖和，让我觉得地球真的出了毛病。
在我的小时候，在这个季节，我们家的葡萄藤架上或屋檐上早已挂上了晶莹透亮的狰狞的冰柱，让我和我弟胆寒不已，觉得棉袄穿在身上都不保暖。如今的冬天一年比一年不像冬天了，气温一年比一年的升高，这让我觉得地球不太正常了。
我赶到监狱里，找了这个人又找了那个人，最后一个女看守把我带进了探监室，让我坐在椅子上等着。探监室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像已经旧了，应该换一张，但没人去管它。另一面墙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惊叹号打得又粗又大。
探监室里有一张桌子，是两张并在一块的乒乓球桌，估计不探监的时候它是看守们打球的地方，桌上松松垮垮地拉着乒乓球网呢。芋头被一个个子高大的男看守带了进来，他比以前瘦了，我想肯定是伙食不好造成的。他理了个囚头，光头，胡子拉碴的，鼻毛杵杵的，望上去更像一个毛芋头；一双眼睛阴郁地盯我一眼，脸上当然布满了失意。
他在乒乓球桌的对面坐下了，看守让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看守既盯着他又望着我。我有几分同情他，他毕竟做过我的老公。我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来关心他，而是来找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从兜里掏出协议书递给他看，我控制着脸上的表情说：“你看一下，在下面签一个名。”来此地以前和以前的以前，我最担心的是他不肯与我离婚，而我却铁了心要跟他离婚。
他在街上打我的那一刻，我就有了这种思想，后来他和小燕混在一起又更加大了我的决心，后来他又敲诈黄二麻子，这使我更有理由与他分手。我觉得找一个农民过日子也比他强，我甚至觉得找一个残疾人过日子也比他强，只要这个残疾人爱我，关心我，我就满足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爱我，而不是过这种没人关心和没人爱的生活。当然这只是我心里做得最坏的打算。
我来之前，我母亲担心芋头不会轻易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母亲向我赌咒说：“如果他肯签字，我去碰死。”我希望母亲别碰死，因为他大笔一挥，签了他的大名。随后，他将我递给他的钢笔恶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一支很好写字的钢笔为此碎成了好几瓣。
看守恼他道：“你想死了，抖么子尸？”
“抖么子尸”是骂他指抖什么威风。“抖”，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含展示的意思。
转眼就过年了。一九九六年除夕的那一天吃团圆饭，家里自然而然少了两个人：我小姨和我前夫芋头。平常过年正好是一桌人，奶奶坐上席，父亲和母亲分别坐在奶奶两边，小姨伴我母亲坐着，再就是我和芋头及我弟。
今年的团圆饭小姨不在，芋头也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一张圆桌坐得自然就松松散散的。母亲已经作出了规定：家里人谁也不能再提小姨的事情。她自己以身作则，关于小姨的话一个字也不提。一家人吃饭显然就很沉闷。
三十晚上，二毛出出进进的，那一帮“鼻大脓”在街上放冲天炮，把他拉了出去，以致十二点钟放鞭子时他也人影不见。
转眼就是一九九七年了，我就要满二十八岁了。大年初一，一家人照例去爷爷和外公外婆的坟上扫墓，拿上鞭炮、纸钱和红烛。父亲叫了两辆两轮改装成的三轮摩托车，父亲和二毛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奶奶年寿已高，就让她在家里守屋。
一家人坐着两辆摩托车向外公外婆的坟上驶去。爷爷的坟离镇上不远，我们打算先去外公外婆家上坟，然后再光临爷爷的坟。历年均是如此。
外公外婆埋在离舅舅家不远的后山上，那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山坡，除了杂草还有几棵枞树和杉树，山坡上到处都是墓。有修建得很好的墓，有胡乱埋下的墓。外公外婆葬在一起。
外公死前，外婆死时，母亲请人将外公的墓挖开，遵照外婆的遗愿，将装着尸体的一口窄窄的棺材埋在了早已腐烂的一口棺材旁，然后将土掩上，为此把墓堆得高高的，还砌了水泥围子。
二毛将鞭炮解散，绕墓放好，点上，于是鞭炮噼里啪啦地炸了一通。炸完鞭炮一家人就下了山。接着一家人就上了早已等得烦躁不堪的摩托车，忙着向来路上而去。
爷爷的墓在黄家镇尾的山脚下，那儿不但埋着爷爷，还埋着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即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爷爷在世时，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便由爷爷率领着浩浩荡荡地开来，来拜见我从未谋面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也是放上一挂鞭子，烧一堆纸钱走人。
后来爷爷死了，我们就由父亲领着来如此这般，有些例行公事的意味儿。爷爷葬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墓前，墓碑是请镇上一个老石匠凿的，比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墓碑要大五分之二。这是一块青石碑，周围有些斧凿印痕，但正面却光光洁洁的，上面凿着五个隶书字：黄称霸之墓。
黄称霸是我爷爷，我爷爷就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就同我父亲叫黄小狗一样。每年，我们有两个时节光临这片阴森森的墓地，一是大年初一，二是清明节。当然光临此地的也不是我们黄小狗一家人，这里的坡地是镇政府划定的公墓地，来的人多着呢。
那天上午在爷爷的墓地上出了点儿怪事。二毛把一挂五千响的浏阳鞭炮放到墓前，绕碑一圈摆好，父亲走上去点，噼里啪啦响了几下竟黑了，一看只是炸了个头。父亲又蹲下去点，又只是炸了一节又熄了。
这一挂鞭炮与放在外公外婆坟上的鞭炮是在同一个商店买的，同样是一挂五千响的浏阳鞭炮，在外公外婆的坟上它们炸得很欢，怎么在爷爷的坟上就成了瘪三呢？二毛瞥一眼，走上去点，鞭炮再次炸响，这一次炸响就一直到结尾，接着墓上的陈年枯草燃烧了起来，一下子形成了一把大火，在我们眼里熊熊燃烧，烧得枯草噼噼叭叭直响，吓得我们睁大了眼睛瞪着。
父亲说：“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说：“哎呀，奇怪。”
二毛说：“这没什么。”
父亲忙着把墓两旁的枯草拔掉，以免火燃烧到别人墓上而让别人产生意见，还以免引起火灾。好不容易才将燃烧的大火扑灭。父亲松了口气，不再说什么地瞧着烧得一团黑的坟堆。
母亲说：“走吧，今年要小心点，我总觉得这不是好兆头。”
我后来深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神秘的事情是解释不清的，是冥冥中有鬼的。比如我们在外公外婆的坟上放鞭炮，那鞭炮就炸得很欢快，也没引起大火，而我们在爷爷坟上放鞭炮，鞭炮就出问题了，而且枯草也燃了起来。这不是冥冥中有鬼吗？
我总觉得在这个尘世上总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是我们解释不清且捕捉不到，但却能让我们捕风捉影地感受它一下的。
如果我父亲不死，如果我奶奶不相继去世，我也许不会这样去联想，但是这一年我们家另外两条生命都撒手人寰了，这就让我感受了大年初一的那天，为什么爷爷坟上的鞭炮父亲去点时不响，而二毛点时它才一路炸下去。我想因为我父亲不久将离开人世，所以鞭炮就响得不干脆。这里面不就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吗？一定是这样。
我们都去注意奶奶了。我们都没有留意我们的父亲会先一步步入死亡。开春了，我们家的葡萄藤居然没有发芽，连一颗绿苞儿都没长出来。隔壁王大嫂家的葡萄藤上满棚春色，再隔壁张婶家的葡萄藤也生机勃勃的，然而我们家的葡萄藤仿佛还待在冬天。
父亲走上去一掰枝，咔嚓，崩脆脆地断了，中心部位连一点汁液都没有。父亲说这两株葡萄都死了。父亲从杂屋里拖出一把锄头，一锄头挖下去，斩断了一把葡萄藤的根，又一锄头挖下去，将一块土撬了起来。
我看着父亲挖葡萄藤，我想起小时候和弟弟抬头盼着葡萄成熟的情形，心里就酸酸的，觉得自己一眨眼就大了，都二十八岁了，七八岁时候的事情还在眼前呢。我又想起我小姨在葡萄藤下辅导我做数学题目的事儿，心里就想哭，一是哭小姨不知去向，二是哭自己没人关心。
镇上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好男人对我表示青睐，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孤独一世了。母亲也为我着急，事先以为我离了婚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没一个人向我和我母亲提起过这事。看来我只能在屋里孤独死了，我是没人爱的女人，也没人要。
日子就这样过，一天又一天，转眼就是四月了，这一天父亲死了。父亲死于吃，接下来我奶奶也是死于吃，只是因吃而引发的病不一样罢了。
过年前我母亲烟熏火烤了很多腊肉，都吊在灶屋的柴火灶上，时不时地切下一块吃着，炒着吃或者蒸着吃。但腊肉这个东西你也晓得，时间越长，腊肉的皮就越硬。
母亲那天做了个腊肉蒸干菜，腊肉一块一块的，几乎全是肥肉和皮，瘦肉于过年前后先割下吃了。母亲的意思是以吃酸干菜为主，肥腊肉么，想吃就吃，不吃也没关系。
我父亲却不愿意浪费，他敢吃肥肉。他一直就很瘦，对吃肥肉没什么禁忌。肥肉倒没什么，不但熟了，而且已蒸烂了，但腊肉皮却十分坚硬，而且上面还有黑猪毛。乡里杀猪不怎么讲究，也没像城里刮得那么洁净，常常皮上总带着一些没刮完全的猪毛，让你无可奈何。
我的父亲绝不是好吃，只能说是出于一种节约意识，不希望浪费，于是他一个人把那一块块猪皮都选了吃了，由于咬不动，他就胡乱嚼几口便咽进喉咙，想让久经考验的胃去对付坚硬的皮毛。然而我父亲的胃早就不行了。
我父亲一直就有胃病，他之所以这么瘦就是胃病的缘故，他的胃很难消化食物，时常有一些东西并没消化就从大肠里排泄了出来。那天中午，父亲的胃不得不敞开大门迎接一大堆坚固的带毛的腊肉皮，它得抓紧工作，迅速处理它们，消化它们。它义无反顾地对一大堆没嚼烂的腊肉皮展开了全面进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斗的后果是败下阵来。
中午时父亲坐在堂屋里歇饭气，突然感到胃极不舒服，想吐，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一地，又一口鲜血跟随而出，一口一口地吐着。
我和母亲赶紧叫了辆三轮摩托朝镇医院赶去。离医院不远，也就是几脚路。它是一幢三层楼的红砖房子，一扇大门上画着一个十字，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黄家镇人民医院。
我和母亲将父亲扶进医院，正好碰上了周医生，就是那个一心想调到县医院去工作的年轻人。父亲身上都是血，那是他吐血时溅到衣服上的。周医生觑着我父亲，父亲还在呕血，脸已经蜡白了，嘴唇也完全没了血色，成了白的。
周医生一看就知道他无能为力，他是那种只能开开感冒药，最多也就是跟妇女结扎的庸医。他让我们赶快把我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去，他倒是说了句真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和母亲又将父亲搀扶出镇医院，等了一刻钟，镇医院的救护车才由一个睡眼惺忪的司机开来。他让我们一家人上车，开着车就向县城医院飙去。可是在桥上又遇到了堵车，一辆外地牌照的卡车把一辆手扶拖拉机撞得翻了个边，人倒是被送往县城医院了，但撞车的现场还得保护好，等交警来判断事故的责任，结果桥上就堵得要命，南北向的汽车堵了几里路长。
待我们叫着警笛好不容易驶过那座桥时，父亲已经落了气，离开了他并不怎么眷恋的尘世。县医院的医生说这是因为失血过多，所以心脏停止了跳动。心脏没有血供应，没有血流淌，心脏严重缺氧，于是死了。
父亲被葬在爷爷的墓下，也立了一块与爷爷的墓碑同样大小的碑石。父亲一死，奶奶就显得更加糊涂了，大白天坐在堂屋里说梦话，说她十八岁时候的故事，说她当黄花闺女时候的事情，说日本鬼子玷污某个女人的故事等等，还说她生我父亲的那一天，镇上下着刀子，一把一把地，吓得人们不敢出门。还说那一年镇上发疟疾，死人就同倒柴一样，今天死一串明天又死一串，诸如此类。
奶奶很伤心，她的儿子死在她之先，白头发送黑头发，这让她很想不通。我和母亲都小心伺候她，她要吃什么，我们都尽量满足她。中午，母亲做饭前总是要走上去问她想吃什么菜，吃硬饭还是吃稀饭，吃面条还是吃面食。晚上也如此这般地问一番。
母亲觉得她快死了。母亲说她做了一个奶奶出葬的梦。我虽然没做这样的梦，但我也觉得奶奶快死了。一个人快死了，脸上总有些晦气能让人感觉到。
奶奶也是吃死的，不晓得我爷爷是不是因为吃而送命的，反正父亲是因为吃腊肉皮而亡，而奶奶是因为吃粽子而死。
大家都晓得，每年端午节要吃粽子，以纪念一个名叫屈原的古人。据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古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他说的话。以前，在我小姨和马老师睡的床头上就挂着一幅这样的字，字是马老师的手迹，行书体。
我拼命地恭维了马老师一番，说马老师的毛笔字可以卖钱了。马老师就说这句话是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那就是路又长又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我上上下下地寻找，求索则是寻找真理。马老师对当时读着初中二年级的我就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
马老师还说中国人吃粽子就是因这个投入汨罗江自杀的人而起的，纪念他自杀。自杀也可以被人纪念，看来我哪一天也要自杀，不过我想不会有人纪念我，因为我是个害怕真理的人，不敢上下而求索。
我奶奶就是因吃了纪念自杀的人的粽子而一命呜呼的。端午节的前几天，母亲从街上买来了粽叶，丢在桶子里泡了两天。粽叶很好，绿青青的，也很软。农历五月初五的上午母亲将一双手放到淘米水里洗干净，着手包扎了一个又一个掺杂着红枣、莲子和桂圆肉的糯米粽子。
中午时母亲蒸了一大锅，让一家人敞开肚子吃。奶奶中午就吃了两个，她觉得很好吃，为此还表扬了儿媳妇几句，当然谁也听不清她老人家说些什么，但表扬还是能感觉到的。
晚上，奶奶又要吃粽子，她问儿媳妇还有粽子没有，母亲说有，只是要热一热。奶奶说不用蒸热，冷的还好吃些。母亲就把剩下的一钵粽子端到了桌上。奶奶吃了一个，觉得很好吃，又吃了一个，又觉得好吃又再吃了一个。她并没吃饭，也没吃菜，她就吃了三个粽子，为此赞不绝口。然后她就去睡觉，她说她有点困了。
“我要困觉了。”奶奶说。
这是我奶奶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奶奶历来就睡得早，她从小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总是天一黑她老人家就睡了，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所以一家人谁也没留意她，而且她吃过晚饭马上就去睡觉也不是头一次。但奶奶这一次一进入睡眠就与世长辞了。我想这可能是最好的死法。
那个名叫屈原的人在若干年前的农历五月初五那天跳进汨罗江，在他执意步入死亡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他一定会有很难受的感觉。我父亲死时也很痛苦，血同喷泉一样从嘴里吐出来，想想都很难受。我奶奶的死却丝毫没有体现难受的感觉。
次日早上，我起床时感到很奇怪，仿佛觉得家里少了一种声音和一个人一样，一看原来奶奶还没起床，难怪没有她老人家念叨的声音。我推开奶奶的房门，奶奶笔挺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死人的脸色是格外不同的，我吓了一跳，叫了声奶奶。奶奶一动不动。
我慌忙叫来了母亲，母亲走上去摸了摸奶奶的鼻息，发现没了进出气。母亲就让二毛上镇医院叫医生来。周医生来了，气喘吁吁的，但是脸上仍不乏布置着严肃的表情。他看了一眼我奶奶，走上去把手放到我奶奶的额头上，感觉了一下什么，然后宣布说我奶奶起码死了五个小时了，尸体都硬了。
我奶奶死于胰腺炎，撑死的。
父亲和奶奶一死，黄小狗裁缝店基本上就关门了，偶尔还有个把人送来一块布料做件衣服或者裙子，但基本上没顾客光顾黄小狗裁缝店了。我从后面房间终于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奶奶睡的房间，将这间房子打扫干净，请油漆匠重新粉刷一新，把纱窗和纱门也换了，还吊了一个石膏顶，又添了两张新人造革沙发，房间里于是就有了一种崭新的面貌。
它给我一种欣喜的感觉，四壁亮堂堂的，玻璃上阳光明晃晃的，我很喜欢。我甚至想买一台电子琴，没事就在这间房子里弹一弹，享受享受一下自由和音乐的乐趣。
由于家里没什么事做，堂屋里也就多了一桌纸牌，不是扑克牌，而是一种我们称为“跑夫子”的纸牌。我和我母亲，有时候还有隔壁的王大嫂张婶或街上的另外个把女人，凑成一桌玩着。有时候一些老男子汉也来我家和我们母女打纸牌，赌几个小钱，一并回忆一下我父亲和我小姨，更多的时候是说我小姨和打听我小姨的近况。
母亲已经接受了现实，深深体会到命运这个东西是无法抗拒的，在命运面前，你只能认命。母亲五十岁了，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了，所以她不再在乎那些下流男人说我父亲和我小姨的闲话，甚至满不在乎他们说下流话和开下流玩笑，只要有人陪她打纸牌就行。
日子就这样过。日子总要过下去，我还只二十八岁，尽管已经不小了，但是还没到等死的年龄。太阳出来，一个大白天明晃晃地在窗玻璃上闪耀；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到我的窗户上，一派星星在上苍闪烁。一天一天地。
我望着时间如流水一般逝去，心里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虽然惋惜却也束手无策。
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坐在堂屋里，看着门外的行人打着伞于雨中匆匆来匆匆去，雨下得很大，水从门前哗啦哗啦地流过，我忽然想到了八个字：人生如梦，流水年华。我又想每一天都是一个梦，每一天都是一个告别，岁月如流水。
有一天，隔壁家的张婶，一个好心的女人带来了一个脚有些毛病的男人。那男人跟在张婶后面，一踮一踮地走进来，肩膀一高一低，这让我想起“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他的腿一只长一只短，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他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六，如果他不是那样走路，我会很高兴，甚至会一眼就看中他。当然如果他不是那样走路，他也许早已另有所爱了。一切都是注定的，缘分也是注定的。他有三十六岁，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有一个九岁的儿子。他老婆于三年前见了上帝，于是这三年里他只身带着儿子过，又当爹又当妈。
他家说起来离我家还不是很远，但我好像从没看见过他，可见他不怎么出门，也不在街上晃荡。他姓张，和张婶家有那么一点亲戚关系，生一张沉郁的长长脸，长着两只迷茫的眼睛。这是我这样看他，也许别人对他不是我这种印象。他一脸胡子，短短的胡子碴密布在他脸颊、下颌及脖颈上，使他的长长脸显得更加阴郁和成熟。他端坐在我家堂屋里，看我也只是匆匆扫一眼，拼命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让我觉得他是个烟鬼。
张婶告诉我他在镇粮库上班。镇上有一个粮库，在镇政府的对面，平常总是冷清清的，只有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时才人搞搞的，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家没田，我从不去那儿，所以我不认识他。黄家镇这么小，用跑百米的速度都不需要一分钟你就可以跑到田里去，可是还是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想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张婶告诉我，他的儿子很听话，学习也好，不要大人操半点心。这个男人没说什么话地一踮一踮地走后，张婶折了回来，想听听我对这个男人的印象。我说没什么感觉，我说他是个跛子。张婶说：“人跛倒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心好。他以前对他堂客几好的，我骗你是畜生。”“几好的”就是很好的意思。母亲说我：“你也是结二道婚，不要太苛刻了。再说你自己照照镜子，你也就这个相，不要嫌人家腿有毛病。”
镜子我每天照，梳头总要照镜子梳头，我当然晓得我不漂亮。我漂亮的话，早就有一打男人找上门来了，还要左等右等吗？但是男人为什么硬要要求一个女人漂亮呢？我觉得男人真傻。漂亮并不能当饭吃！漂亮也很快会过去。漂亮不是永恒，永恒的是爱。如果我是男人，我就不会为女人的漂亮所迷惑。看女人，要看一个女人的内在，这个女人是不是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这是很具体的。漂亮是无法享用的，但温柔和体贴却能慢慢消受。所以我觉得男人们都傻，他们太注意外表了，他们不懂得内在的东西。
我小姨很漂亮，然而我记得马老师那时候曾埋怨我小姨不会温柔体贴，不晓得心疼男人。漂亮女人大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上帝给了她漂亮，就不会给她温柔。这简直是条真理。所以我有理由小看那些只重漂亮的男人。我的前夫芋头就是这类典型，他一谈起巩俐、刘晓庆、宋祖英就眉飞色舞，仿佛他跟她们提过草鞋一样，让我一百个反感。我不是嫉妒，嫉妒是要有前提的，嫉妒往往是与身边的人产生的恩怨所致。我是反感，反感他那么饶有兴致地谈论那些我根本就不在意的女明星，所以他得不到我的温柔。他后来与任何男人都可以亲热的小燕鬼混，就更让我觉得他不是东西了。
几天后，我基本上已把跛子从脑海里一笔勾销的上午，跛子又来了，不请自来。我和我母亲都没想到他还会来，我那天已向张婶说了我暂时还不想谈——这其实就是一种婉言拒绝，我甚至明确说了我想自由自在地生活两年再找个男人结婚。但我想隔壁好心的张婶一定传错了话，或者在传话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或者编造了我的话，致使他第二次出现在我家门前。
那天是星期天，那是七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天阴阴的，很闷很闷，一种要下雨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白衬衣，白衬衣的折叠印很明显，显然是在商店里买了就穿上的，领口处还有几根线头；白衬衣扎在一条西裤里，西裤深灰色，上面起着黑条纹，有点女裤的味儿，镇上有几个女人就穿着这种布料的裤子；脚上一双白旅游鞋，旅游鞋白得刺目。他后来说那是从商店的柜台内拿出来就穿上的，觉得合脚就不想脱了。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为此有几处小地方还刮出了血。与第一次他来时随随便便的样子相比，他是着意打扮了一下，表示他很重视上我家来。他进门就叫我母亲黄姨，这也和他第一次来不同。
几天前，他来我家，只是对我母亲一笑，没叫黄姨什么的。我和母亲都看着这位不速之客，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来了，目光不知投向何处的这里望那里看，想必是想找一张椅子坐下，或者只等我们发话他就坐下。我请他坐，他坐下了。沉默像利箭从我、我母亲和他身上穿过，将我们一并扎在一起。我想尴尬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却不晓得要说什么。尴尬就是大家都不自然。
母亲终于开口了，母亲说：“你有事吗？”
张说：“没事。”
母亲便对我说：“你去把张婶叫来打跑夫子吧。”
我把张婶叫来了。张婶一看是他来了，脸上就很高兴很乐意，表示她愿意和我们玩到底，还表示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玩跑夫子。
张瘸子那天就在我们家玩了一天跑夫子，直到吃晚饭时他才一歪一瘸地走去，身体一起一伏地消失在街头。
次日下午他又来了，穿着昨天穿的裤子和鞋子，只是上身换了件天蓝色的情侣衫，手上还拎着一个电工袋，里面装着一些钳子、起子和小扳手之类的工具。他来我们家给我们修那台电风扇，电风扇不会摇头了。昨天打牌，电风扇对着我母亲吹，把我母亲的鼻子吹得堵塞不通，说话的鼻音就逐渐变得很重。他一来就说明了来意，然后坐下，拿着起子开始拧螺丝。他把螺丝一颗颗起了下来，把电风扇拆开，为那些地方上黄油。
接着他把电风扇装上，一接通电，电风扇就摆起头来。随后他又把墙上的插座加固，插座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松了，壁灰都掉到了地上。他钉了一个木扦进墙，再把插座拧牢在木插上，手碰了碰，插座变得纹丝不动了。
我母亲很高兴，以前芋头在我家里大老爷样的，四手不伸，而这个跛子一来就很勤快。母亲称赞他能干。这一天，他第一次在我们家吃了晚饭。我估计他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于是他觉得他可以留下来吃晚饭。
他走后，母亲赞美他说：“这个男人脚虽然有点那个，但人长得不难看，还蛮晓得顾家的。”
没隔两天，他又来了。他一来就主动找事情做，他似乎是一个闲不住的男人。他走到我们家院子里扫了眼，就拿起靠窗而立的锄头将一些茂盛的杂草锄掉，并将菜地松了一遍。一切干完之后，他就觉得又有理由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这以后，他就经常来了，一来就自己找事做，把我们家里一些损坏的东西都修复得完好如初了。他脸上再也没了尴尬。他时而脸上充满了胡子，时而又将脸刮得干干净净。接触久了以后，我发现他不爱多说话，但脸上会给你一种亲切，给你一种依靠感。这是芋头从前从没给过我的感觉，当我有这种感觉之后，我就懂得我心里有他了。我想这就是爱吧。
八月里的一天——那一天很热，他带着他的儿子一并来了，来跟我的卧室装吊扇。我住的这间房子从前是奶奶住的，一直没装吊扇。早两天，他走进我的卧室，感到这间房子根本就进不得人，如同蒸笼一样热。那天他就说应该装台吊扇。
今天他就拎了台吊扇来，这让我很感动，觉得他真是个好人。他九岁的儿子替他撕着吊扇盒上的胶带，也是一副很善于操作的样儿，脸上还一脸问题的爱人相。这男孩也长着一张长脸和一双迷惘的眼睛，不同的是脚没有跛。
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小家伙，他太可爱了，一副又天真又懂事的小大人相。有的孩子你一眼就喜欢，那就是指这样的孩子。他守候在父亲旁，忙前忙后地帮父亲递钳子拿起子，问一些他想出来的问题。
父亲把吊扇装上后，父子俩才去洗手，这时父子俩满身都是汗水，从额头到脚。吃过母亲做的晚饭，儿子端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会儿电视，忽然就起身说要回去，因为奶奶在家里，他惦记着他奶奶。
张瘸子让儿子先回去，男孩就对我和我母亲露齿一笑，说了声“再见”，先走了。我母亲已经喜欢上张了，觉得这个男人实在不错，也就故意多留点时间让我和他去进行感情沟通。
母亲说她去张婶家玩牌，那意思就是说她会回来得很晚，不到十二点钟，看来她是不会回来的。二毛也不在家，他谈女朋友了，这些天他跟随女朋友的父亲去长沙做事去了。二毛未来的岳父大人是个经销塑料成品的生意人，正好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帮手，二毛就成了他的帮手。
家里就只有我和张，再就是荧光屏上的人了。我们没说话，屋里的声音是电视机的喇叭里扬出来的。我们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也许是一刻钟，我忘记了跟他泡茶。我问他：“喝茶吗？”他点点头，我就起身去为他泡茶。
茶热气腾腾的，一时不能喝，我们就继续看电视。他坐在我身旁，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热能很大，热气逼人。我正想我是坐开点，还是不坐开，我要是坐开的话，他会不会以为我嫌弃他时，他的手忽然抚摸了下我的头发。其实不是一下，而是接连摸了几下，然后称赞我的头发说：“桃妹，你的头发真好，很柔软。”
从来也没人叫过我桃妹，一般都叫我桃子。我忽然脸一热，觉得既陌生又亲切。在他以前，我小姨在我心里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在小姨在我记忆里已一点点淡化了，我心里的重要位置被张取而代之了。他使我不再那么思念我小姨的去向，甚至都不再去想小姨不小姨了。
他帮助我认识了我小姨。他分析我小姨的情况说，我小姨可能患了精神病而我们却把她当正常人看待，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辨别精神病人的经验。“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一走就不回来了，因为她并不晓得她从前住在哪里，也不晓得自己叫什么名字，而且她也不晓得她有家。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经他这么一点拨，回想起我小姨有时候呈现的古怪行为，回想我小姨偶尔呈现的那种不近人情的表情，便觉得我小姨可能是有那种病，因为她确实不应该一去就不返。
“桃妹，你的头发真好，很柔软。”我这是听张对我说的第一句温柔的话。他从来没有赞美过我，这是他第一次赞美我。我回过脸来，把目光从电视机上移到他脸上，表示感谢地对他一笑。
我相信爱情可以一点一点积累，一见钟情是一种爱，慢慢地生出好感直至爱上谁也是一种爱。我个人觉得后面这种爱来得更保障一些。
他把脸贴了上来，他不善于表白，他也没有海誓山盟，但他懂得吻女人的意味。他吻了我，很轻松地用嘴碰了下我的脸。几分钟后，又进行第二次亲吻，吻的时候就不是轻轻地碰了，而是捧着我的脸做了一个隆重的吻。第三次吻就是直奔我的嘴唇，深深地印在我嘴上。
我感到甜蜜的同时，也感到了他胡子的力量，老实说他的胡子硬且扎人，扎得我的脸痒痒地疼。但我喜欢他这张男人的脸。我还嗅到了他身上的汗味，那是他集中注意力替我装吊扇时从他体内渗出的。顺便说一句，我喜欢闻他身上的汗味。
“你是个好女人。”他说。
他说这话时我无法回答，我本想说你也是个好男人，但他刚刚说完就用他的嘴封住了我的嘴。他吻得我透不过气来，他吻得我一身都软酥酥的，像熟透了的柿子。
我还感到他的力气真大，他把我抱上床时连粗气也没喘一口，好像抱的不是一个有五十二公斤重的女人，而是一床三公斤的棉絮。他把我很温柔地放在床上，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盯着我的脸蛋看，我感到他目光里有一种深深的爱。他说：“你真漂亮。”
我觉得他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假如我漂亮还轮得上他爱我吗？我说：“我不漂亮。”
“不，在我眼里，你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他说。接着他开始忘情地吻我，从我的脸直至我的脚跟。
我深深感觉到了身为男人的他的快乐和幸福，我也深深地快乐和深深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