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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拒绝永生，他还剩下什么呢？生命剩下最基本的。生命的意义磨灭了，还剩下生命本身。
浪漫主义的反抗者颂扬个人与恶，他并不是为大众发言，而只是自我表态。浪荡主义，不管怎么说，都是相对于上帝的浪荡主义。个体既然身为被创造者，对抗的就只能是他的创造者，需要和上帝进行一种若即若离的游戏。阿蒙·胡格的作品 [1] 虽带着尼采的影子，但他明确指出，在他的作品中上帝尚未死去。大叫大嚷地宣称上帝已死，只能算是和上帝开个玩笑。相反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勾勒往前迈了一步。伊凡·卡拉马佐夫站在人这边，强调人是无辜的，宣称压在人身上的死亡命运是不正义的。至少他的第一个行动绝非为恶辩护，而是为置于神之上的正义辩护；他完全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以道德观来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者的企图是和上帝平等交谈，因此以恶之道还施恶之身，以傲慢治残酷。例如维尼认为最理想的，是以沉默回答沉默。诚然，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已经算是亵渎，但若没有想到要质疑神的权力和地位，这样的亵渎还算是对神的崇敬，因为所有的亵渎其实都是对神圣的参与。
但是借由伊凡，人面对上帝的态度变了，轮到上帝被审判，人位于更高处来评断他，倘若恶对于神的创造是必需的，那如此的创造就令人无法接受。伊凡不再相信这个神秘的上帝，只相信比上帝更高的原则，就是正义。他创新了反抗的根本行动，那就是以正义取代恩宠的王国。同时对基督教世界的抨击也开始了。浪漫主义反抗者以恨为原则和上帝决裂，伊凡以爱为原则明确拒绝神秘无解的命运，也就是上帝。唯有爱才能让我们对玛尔蒂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的工人所受的不正义将心比心，更甚者，让大家承认孩子们的死亡是不正义的。伊凡说：“如果孩子受苦是获得真理所必需的代价，我此刻便宣称，这个真理不值得以此为代价。”伊凡不接受基督教教义中受苦与真实之间分不开的关系，他最深沉的呐喊，那句在反抗者脚下划开了最触目惊心的深渊的呐喊，就是：“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慨依旧持续。”也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神秘之下是真理，即使佐西马长老
说得有理，伊凡也无法接受这个将恶、苦难、死亡强加在无辜者身上的真理。这是伊凡拒绝救赎的体现。忠诚于信仰让人获得永生，但忠诚于信仰也意味着接受神秘、罪恶，屈服于不正义。由于孩子们受苦而拒绝忠贞信仰的人，无法得到永生；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永生存在，伊凡也要拒绝。他不接受这种交易，只接受无条件的恩宠，因此他提出条件。反抗要么全有，否则就全无。“整个世界的道理都比不上孩子的泪水。”伊凡并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如果有真理，它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公正的。由此第一次展开了正义与真理的对抗，这种对抗将持续下去。伊凡孤单一人，像个道德家般宣扬思想，以形而上的堂吉诃德式的姿态孤军奋战。然而，二三十年之后，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却把正义当作真理。
此外，伊凡也拒绝独自获得救赎，他与受难的人连成一体，因为他们而拒绝了天国。诚然，他若忠诚于信仰，将得到救赎，但是其他人将受难，痛苦将依旧持续。对一个真正有同情心的人来说，救赎是不可能的。伊凡将继续否定上帝，加倍拒绝信仰，就像拒绝不正义和特权一样。往前踏一步，我们就从“全有，否则就全无”，来到了“每个人得救，否则无一人得救”。
对浪漫主义者来说，这种极端的决心以及由这种决心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已足够。但对伊凡
来说，虽然他身上也不乏浪荡主义的影子，他却真正体验着自己的这些问题，在“是”与“否”之间挣扎。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考虑到后果；若拒绝永生，他还剩下什么呢？生命剩下最基本的。生命的意义磨灭了，还剩下生命本身。伊凡说：“我活着，不管逻辑。”又说：“如果我对生命失去信仰，怀疑我心爱的女人、宇宙的秩序，反而认定一切都是地狱般的、被诅咒的混乱——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活着。”伊凡于是“不知道为什么”地活着、爱着。然而，活着就是行动，要以什么依据行动呢？如果没有永生，也就没有了奖赏和惩罚，没有了善与恶。“我想没有永生的话，就没有真理”，并且“我只知道痛苦是存在的，找不出罪人，因为一切都牵连在一起，一切都因此混沌一片，相互平衡”。但是如果没了真理，就更不会有法规：“一切都是许可的。”
这个“一切都是许可的”真正开启了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浪漫主义的反抗没有走到这么远，它大致上只是说，并非一切都是许可的，但它出于无羁放肆而允许自己做被禁止的事。卡拉马佐夫的表现可就相反了，愤慨的逻辑让反抗回过头指向自己，将反抗变成绝望的矛盾。最基本的差别是，浪漫主义者权宜行事而允许自己作恶，伊凡却为了和思想一致强迫自己作恶，不允许自己做个善良的人。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和否定，而且是绝望和否定的意愿。伊凡如此热切地为无辜者发言，因为孩子受苦而颤抖，想“亲眼”看见小鹿睡在狮子身边，受害者拥抱施害者，但一旦拒绝神的一致性，试着找出他自己的规则，他就反而肯定了犯罪的正当性。伊凡反抗一个杀人的上帝，但当他推演自己的反抗时，得出的法律却是杀人。如果一切都是许可的，他就可以杀死父亲，或忍痛让父亲被杀。在他对我们注定要死的命运一番深思之后，结果仅是为杀人辩护。伊凡其实痛恨死刑（谈到一场处决时，他愤怒地说：“以神的恩宠为名，他的人头落地”），却在原则上认同杀人。对杀人者施与宽容，对执行死刑者却无法饶恕。这个矛盾，萨德优游其中，却紧紧掐着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喉咙。
既然永生不存在，他便佯装推论
，说即使永生存在，他也会拒绝。为了抗议罪恶和死亡，他断然宣称真理和永生都不存在，任凭自己父亲被杀死。他有意识地接受这个两难，要么做个良善但违背逻辑的人，要么顺着逻辑成为罪犯。他的分身——恶魔——在他耳边说：“你要去做一件善良的事，然而你并不相信良善，这样会激怒你，让你困扰。”没错，伊凡自问的问题，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反抗所贡献的真正进步，也是我们在此唯一关注的问题：人们可以在持续的反抗中活着吗？
我们能猜出伊凡的答案：唯有将反抗进行到底，才可能在反抗中活着。将形而上的反抗进行到底的又是什么呢？是形而上的革命。既然这个世界的主人的正当性受到质疑，那他就必须被推翻，由人来取代他。“既然上帝和永生都不存在，崭新的人将成为上帝。”但是成为上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承认一切都是许可的，驳斥自己确立的法规之外的一切法规。在不必铺陈中间推论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成为上帝就是接受罪恶（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想法）。伊凡的个人问题是弄清楚是否要忠于自己的逻辑，是否从一开始就为无辜受苦愤慨疾呼，最后却以“人—上帝”的冷漠接受父亲被谋杀。我们知道他的结论：任父亲被杀。他的思想太过深沉无法以“表现”自足，又太过脆弱无法行动，只好任父被杀，但他也因此发疯了。他不理解为什么要爱父亲，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杀他；他夹在无法为之辩解的良善和无法接受的罪行之间，满心怜悯又无法爱人，孤独一人又没有虚伪当掩护，这个矛盾折磨着这个高超的聪明脑袋。“我的思想是尘世的，为什么要去理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呢？”然而他仅仅是为了不属于这世界的东西而活，正是这种不屈从于上帝的傲慢将他从这他什么都不再爱的尘世带走。
问题一旦提出，后果就会随之而来，这个失败并不能阻止这样一个事实：自此反抗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在“宗教大法官”
的故事中带着准确的预言性指出了这个趋势。伊凡终究没有把世界与他的造物主分开：“我拒绝的不是上帝，而是他创造的世界。”换句话说，上帝是父，与他所创造的万物不可分。
他僭越的计划因此是纯粹精神上的，他并没有想改革任何创造，只是面对这样的万物现状，认为自己有权在精神上摆脱，其他人和他一起也有权获得解放。相反地，一旦反抗精神接受“一切都是许可的”和“每个人得救，否则无一人得救”，就是试图重新创造，以维护人的崇高和神性。一旦形而上的革命从道德扩展到政治，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层面，其范围无法估量。必须特别指出，形而上的反抗也同时诞生于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了这个新的趋势，并宣告：“倘若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没有上帝也没有永生，他会立刻成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工人的问题，更是无神论者的问题，其当代的面貌就如同巴别塔，它是背着上帝兴建的，不是为了上通天际，而是为了让天降至地。”
阿辽沙的确可以温柔地把伊凡看作“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者只尝试做自己的主人，但做不到。其他人，更严格认真的人，将继他而起，从同样绝望的否定出发，直到要求掌握全世界。他们是“宗教大法官”，把耶稣监禁起来，并前来告诉他，他的方法不当，世界的幸福不会通过在善与恶之间立即做出选择的自由来实现，而是要靠世界的统治与统合来实现。第一步必须是统治与征服。天上的王国的确下到人世，但是是由人来统治，刚开始是由一些像凯撒这样的最早明白状况的人来统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出现其他后继者。既然一切都是许可的，任何方法就都可以用来统一世界。“宗教大法官”又老又累，因为他的思想苦涩，他知道人懦弱且懒惰，宁可选择和平和死亡，也不要分辨善恶的自由。“宗教大法官”对这个被历史不停拆穿的、沉默的犯人耶稣心存怜悯，一种冷漠的怜悯；他催促他说话，承认错误，同时认可宗教大法官们和凯撒们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但犯人沉默不语。因此行动继续进行，犯人被杀，当人的王国确定建立时，其合理性终会来到。“现在只是开始，离结束还早得很，尘世还有很多要忍受，但我们会达到目标，我们会成为凯撒，那时我们会考虑世界的幸福。”
犯人被处决了，世界由倾听“深沉的思想、毁灭与死亡的思想”的宗教大法官们统治，他们骄傲地拒绝上天的面包和自由，带给世人的，只有面包，但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仰你”，宗教大法官的警察们在各各他山上对着耶稣这样喊。但是他没有下来，甚至在临死前最痛苦的时刻抱怨上帝遗弃了他。所以没有任何证据了，只剩下反抗者排斥的、宗教大法官讥笑的信仰与神秘。一切都是允许的，在这混乱的一刻，继之而来的几个世纪的罪恶已准备妥当。历任教宗们已铺好路，让那些只选择自己的凯撒们
放手去做。之前和上帝一起却未完成的世界统一，将尝试以对抗上帝的方式来完成。
但我们现在还没谈到那里。目前，我们只看见坠入深渊的反抗者伊凡颓丧的脸，他无力行动，在自己是无辜的想法和杀人的意愿之间被撕扯着。他憎恨死刑，因为死刑是人类现状的写照，同时他又走向罪恶。为了和世人站在一边，他得到的却是孤独。与此同时，理性的反抗以疯狂作为结束。
■浪漫主义反抗者的企图是和上帝平等交谈，因此以恶之道还施恶之身，以傲慢治残酷。
伊凡不接受基督教教义中受苦与真实之间分不开的关系，他最深沉的呐喊，那句在反抗者脚下划开了最触目惊心的深渊的呐喊，就是：“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慨依旧持续。”也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神秘之下是真理，即使佐西马长老说得有理，伊凡也无法接受这个将恶、苦难、死亡强加在无辜者身上的真理。这是伊凡拒绝救赎的体现。
“整个世界的道理都比不上孩子的泪水。”伊凡并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如果有真理，它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公正的。由此第一次展开了正义与真理的对抗。
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和否定，而且是绝望和否定的意愿。
唯有将反抗进行到底，才可能在反抗中活着。
[1] 《小浪漫主义者》（ Les Petits Romantiques ），《南方手册》（ Cahier du Sud ）。——原注*阿蒙·胡格（Armand Hoog，1912—1999），法国文学评论家，曾在《南方手册》上撰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