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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坚强的人虽身陷囹圄，却不屈服，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然有主宰他人的意志。
纵观历史，第一次真正条理分明的攻击，来自萨德，他把直指梅斯里耶
牧师和伏尔泰
的不信神思想的论据，全部组合成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他的否定自然也是最极端的。萨德对反抗做出的结论，就是一声绝对的“不”字。二十七年的囚禁的确不会制造出一个妥协的智者，长时间的监禁产生的不是奴仆就是杀手，有时两者兼具。如果一个坚强的人虽身陷囹圄，却不屈服，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然有主宰他人的意志。孤独使人产生力量。社会以残酷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他也以残酷的方式回应，就这一点而言，萨德算是代表人物。他是个二流作家，尽管有几个亮眼的句子。我们当代人对他吹捧过度了，他今日之所以被推崇为充满创造力的人物，原因和文学并不相关。
人们颂扬他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发扬绝对反抗的理论家，他的确如此。在监狱里，梦想无边无际，没有现实的禁制。身陷牢狱的智者在愤怒中得到的，在意志清明时便会失去。萨德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情感的逻辑。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思想，只不过延展了一个受虐者的恐怖梦想，然而这梦想预测了未来。对自由激烈的诉求让萨德陷入樊笼；对已然被禁止的人生的极度渴望，在一波波激愤中，只能借助毁灭世界的梦想来满足。至少在这一点上，萨德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追随他连续不断的否定。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在下狱之前，在《牧师和临终者的对话》（ Dialogue Entre un Prêtre et un Moribond ）里他如此承认，大家也相信了；但是之后，在他火力十足地亵渎神祇时，我们不免对他自称无神论者起了怀疑。他笔下最残酷的一个人物圣封（Saint-Fond），完全没有否定神，只是发展了诺斯替主义里“坏的低阶神”的理论，从中汲取适合自己说法的结果。人们会说，圣封不是萨德。不，当然不是。一个小说人物绝不会是作者本人，然而有的时候，小说作者可能是其笔下创造的所有人物。萨德笔下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认为神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神如果存在，代表的就是冷漠、恶毒或残酷。萨德最重要的一本小说 [1] ，结尾呈现的是神的愚蠢和仇恨。无辜的茱斯蒂纳在暴风雨中奔跑，坏蛋诺亚克发誓如果她没被雷劈死，他就要改信异教；雷劈死茱斯蒂纳，诺亚克胜利，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神的罪恶。其中有一个不信神的打赌，挑衅帕斯卡的赌注。 [2]
萨德眼中的神，是个压迫、否定人类的罪恶之神。根据他的看法，杀人是神的标志，这在宗教历史中屡见不鲜。那为什么人应该善良呢？萨德第一个行动就是跳到极端的结论里。如果神杀害并否定人，那有什么可以禁止人杀害和否定同类呢？这一激烈的挑衅语气与他在1782年写的《牧师和临终者的对话》里否定神的平静口吻已经天差地别。那个呐喊着“没有任何属于我，没有任何来自我”，并说“不，不，善良与罪恶，一切都在棺材里混合为一”的他，既不平静，也不快乐。对他而言，“他不能原谅人类”的唯一一件事是人们关于神的理念。原谅这两个字出现在这个酷刑的倡导者笔下已经相当怪异，但其实他不能原谅的，是他自己对神的理念，以他观看世界的绝望眼光、以他被监禁者的身份拼命想要驳斥的理念。这种双重否定引导萨德的推论朝向对世界秩序和对自己的反对。在这个受监禁者翻腾的内心，此两者互相冲突，他的推论时而含混不清，时而可以理解，要看我们是从纯粹逻辑角度还是从同情他的角度而言。
因此他否定人以及人的道德，既然神也否定这两者；但是他在否定神的同时，又引据神为佐证。为什么？为了关在大牢里的人心中比仇恨还强烈的本能：性的本能。这是什么本能呢？一方面是自然的呐喊
，另一方面是完全占有甚至毁灭的盲目冲动。萨德以自然的名义否定神——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他将自然解读为毁灭的力量。自然对他来说，就是性；他的逻辑把他引导到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唯一的主宰就是过度的欲望，那是他流连的王国，在那里他发出最亮丽的呐喊：“大地所有的生灵加在一起，也不值我们的一个欲望！”萨德笔下的人物冗长地推论出，自然需要罪恶，要有毁灭才能创造，我们在毁灭的时候就是在帮助自然创造。这些推论都是为了奠定身陷牢狱的萨德心中的绝对自由。他受到极不公正的钳制，自然一心渴望毁灭性的爆炸。就这一点，他与那个时代的思想相违背：他追求的不是原则上的自由，而是本能上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过一个世界共和国，由札美 [3] 这个改革智者展现的共和国蓝图。他告诉我们，随着反抗行动的加速，它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因此反抗的方法之一就是解放整个世界。但是他所有的思想都与他这个紧守的梦想相矛盾，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恨博爱者。他偶尔谈及的平等只是个数学概念：人与物品平等，所有受害者之间并无差别。对于一个把欲望推到极点、必须主宰一切的人来说，他真正的满足在于仇恨。萨德的共和国并非以自由为原则，而是放荡。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没有实质的存在，它是所有激情的神祇。”
最能揭露他这种思想的，莫过于多芒榭在《闺房里的哲学》（
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里宣读的那一篇著名的诽谤文章，文章标题很奇特：《法国人，要成为共和党人，再加把劲吧》。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
[4]
正确地强调，这篇诽谤文章向革命者指出，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谋杀具有神权的国王的基础之上的，1793年1月21日将神送上断头台的时候
，他们便永远地禁止了自己废除罪恶、消灭作恶本能的权利。紧接着的君主制度，维持着神的概念来制定法律。至于共和体制呢，必须抛弃神而靠自己，它坚持人的德行在体制内不应受到控制。然而，并非如同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所言，其实萨德并没有深沉地亵渎神的意图，也不是因对宗教的厌恶才做出那些结论。他其实是先抓住这些结论，然后才找出适当的论词，来为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的绝对品德辩护。激情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逻辑，他把结论置于前提之前。在这篇文章中，萨德以一连串令人赞叹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和谋杀是合理的，只消读了就能看出他把结论放在前提之前，并且他要求这些罪行在新城邦中能被人接受、原谅。
然而，从这里可看出他思想最深刻的地方。他以一种当时罕见的真知灼见，拒绝把所谓的自由和美德混为一谈；在一个像他这样被监禁的人的脑海里，自由尤其无法忍受限度，自由就是罪行，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这个基本观点，萨德从未改变过。论调总是互相矛盾的萨德，只在死刑这一点上从不矛盾，决然一致。他身为挖空心思发明虐待方式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却无法忍受法律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眼皮下就是断头台，对我的折磨胜过所有想象中的巴士底监狱。”怀着这种恐惧，在恐怖时期
，他竭尽勇气在公开场合尽量克制自己，还慷慨地替害他下狱的丈母娘求情。数年之后，诺迪埃
或许不自知地清楚概述了萨德顽强捍卫的论点：“在极度狂热的情况下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行为；经过严肃思考、以令人尊敬的政府部门的名义决定一个人要被杀，是无法理解的。”这个想法像个导火线，萨德将之发扬光大：杀人者必须偿命。我们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当世人还注重道德。
然而，萨德痛恨死刑，首先来自他痛恨那些自认为很有美德的人，痛恨他们的那些名义，他们胆敢对别人作出决然的处罚，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杀人犯。我们不能自己犯了罪，却去惩处他人。要不就打开监狱放出所有犯人，要不就证实自己的品德毫无瑕疵，而这是不可能证实的。一旦人们认可了杀人，哪怕仅是一次，就必须认可全部的杀人行为。因为本性犯了罪的人，就不能同时置身于法律那一方。“法国人，要成为共和党人，再加把劲吧。”它要说的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是唯一合理的自由，并像进入恩典里一样永远进入反抗。”对恶的绝对遵从，反而导致了一种可怕的禁欲主义，这让来自启蒙思想、相信良善本性的法兰西共和国感到惊恐。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暴动，就烧毁了《索多玛一百二十天》
[5]
的手稿，这个意味深长的巧合，当然也揭露了萨德所呼吁的极端怪异的自由。这个会腐化人心的信奉者再次被丢进了牢狱
，同时，这也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把自己可怕的反抗逻辑推得更远。
普世共和或许是萨德的一个梦想，但他从未真正尝试去推动它。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犯罪之友社”
[6]
里，人们公开声称赞同政府及其法律，然而一心只准备违反法律，因此皮条客们把票投给保守派议员
。萨德所构思的计划，前提是要有一个仁慈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至少暂时不可能是普世的，所以必须佯装服从于法律。然而，在这个只以犯罪作为规则的世界里，在犯罪的天空下，以本性即犯罪之名，萨德其实只服从于永不倦怠的肉欲。但是无限制的肉欲，反过来也就是无限制地被肉欲所囚禁；允许毁灭，也就意味着允许自己可能被毁灭，因此你必须斗争，必须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就是力量，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犯罪之友萨德，真正遵循的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来自恰好出生于他那个社会的权力世家，另一种来自上位的被压迫者，他们运用卑劣手段终于能和大人物平起平坐，而后者正是萨德书中出身平凡的主角走的路线。这个有权势的小圈子，这些熟知内情的内行人，知道他们拥有一切权力。若有谁怀疑这种令人生畏的特权，哪怕只是一秒钟，就会立刻被排挤出去，变回受害者。如此一来，俨然像布朗基
主义者，一小群男女因为拥有怪异的本领，便自居上位者，凌驾于一群奴隶阶级之上。对这些人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不受羁束的肉欲的权力。
只要世界不接受罪恶的法律，他们便无法被世界接受。萨德甚至从来也未曾相信他的国家会多一点努力，来实现“共和国”。但是罪恶和欲望如果不是全世界的法律，不至少主宰一块界定出的地域，就无法成为众人一致的原则，反而成了冲突的因素。如果罪恶和欲望不再是法律，人又会回到分裂和无秩序的状态，就必须从无到有创造一个完全符合这个新规范的世界。造物主并没有达到的一致性（unité），在这个小小王国里实现了。强权的法律从来没有耐心等到蔓延全世界，它要求必须立刻界定出行使权力的地域，尽管这个地域必须以铁丝网和岗哨圈起。
萨德的主张圈起了一块封闭的地域、一座层层包围的城堡，没有人可以逃脱，无情的规则在这个罪恶和欲望的社会里安然横行。最不受羁束的反抗、对自由全然的要求，却导致大多数人被奴役。对萨德来说，人唯有在这些放荡的城堡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这不能回头的欲望地狱的男女众生，由罪恶的政治机构主宰生死。他的作品大量描写这些充满特权的地方，放荡的士绅每一次向集结的受害阶级指明他们休想反抗和绝对的奴性时，都会重复布朗基公爵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里对着小老百姓说的那句：“你们对世界来说，已经死了。”
萨德住的的确是自由塔，但却是巴士底监狱里的自由塔，绝对的反抗跟着他藏匿在那座肮脏的巴士底堡垒里，受虐者和施虐者都无法逃出。为了确立他的自由，他必须创造出绝对的必然性。欲望的无限自由代表的是对他人的否定和对怜悯之心的磨灭，必须扼杀心灵这个“精神上的弱点”；封闭的地域和规范的目的就是要扼杀心灵。在萨德虚构的城堡里，规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它建构出一个不信任的世界，它的角色就是防止任何意料之外的温情或怜悯滋生，以免破坏愉悦享乐的美好蓝图。毫无疑问，这种奇特的享乐，是以命令来实现的：“大家每天早上十点钟起床！”必须防止性享乐转变为感情，必须把性享乐抽离出来，使之变得冷硬。同时，性享乐的对象必须从不是人。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只能被视为物体，而且是一种被试验的物体。在他那个铁网重重的共和国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规范则是机械使用说明，这些规范无远弗届、无所不管。这些龌龊的修道院自有其规范，不怀好意地从宗教团体的规范中抄袭而来，在这里放荡者当众忏悔，但是标准变了：“若行为纯善，将受到惩罚。”
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萨德建构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是和他那个时代相反，他的理想社会建构在了人性中的恶上面。他身为先驱，精准筹建了一个权力与仇恨的城邦，甚至还把征服的成果化为数据，从这些犯罪数字就可看出他冷血犯罪的哲学观：“三月一日前屠杀十人。三月一日以来：二十。逃返家乡的：十六。共计：四十六人。”他是先驱没错，但我们可以看见，他杀的人数比起后继者算是小巫见大巫的。
如果一切只是到此为止，人们就只知道萨德是个默默无闻的先驱者。然而，一旦吊桥拉起，就必须生存在城堡里。规范制定得再精密，终究无法预见一切，它只能破坏，不能创造。这些变态的小团体里的主人找不到他们追求的满足……萨德经常提到“甜美的罪恶习惯”，然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甜美的，有的只是戴着镣铐的人的狂怒而已。的确，萨德的思想摆脱不了性高潮，最大限度的性高潮却伴随着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被害者，在痛苦中交媾
，这就是城堡里的一切所寻求的绝对自由。但是，一旦性犯罪消灭了肉欲的对象，也就抹杀了只在消灭那一刻才能感受到的快感，所以必须寻找下一个目标，再杀，然后再下一个，不停地找寻下一个可能的目标。萨德小说里就是这些无趣的情色、犯罪的画面累积，生硬不变，反而让读者留下一个可厌的、和性欢愉相反的印象。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何来性欢愉、肉体和谐所滋生的甜蜜快感呢？只不过是徒劳地想摆脱绝望，却又跌回绝望之中，从奴役回到奴役、从监牢回到监牢的过程。如果唯一真实的只有大自然，如果大自然中只有肉欲和毁灭是合理的，那么，毁灭再毁灭，人的世界已不足以满足嗜血的欲望，必须毁灭一切。按照萨德的说法，人必须成为大自然的刽子手，但是这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当人数结算完毕，所有的受害者都杀光之后，在孤立的城堡中剩下刽子手们面对面，他们还未餍足。被蹂躏的躯体瓦解成元素回归大自然，继起为另一个生命。因此杀戮并未完成：“谋杀只剥夺了被杀那个人的第一个生命，必须拔除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思考的是针对所有造物的谋杀：“我厌恶大自然……我要搅乱它的格局，阻挠它的进程，止住星体转动，颠覆宇宙中浮动的星球，摧毁为大自然效劳的一切，保护伤害它的一切，侮辱它创造的所有事物，但我无法成功。”他虽然想象了一个足以粉碎宇宙的机械师，但他知道在星球粉碎的粉末中，生命还在继续。杀害所有造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毁灭一切，一定会有遗留。“我无法成功……”这无情冰冷的宇宙突然在萨德极度的忧郁中缓和了。忧郁中的他不再想摧毁宇宙时，才让我们感动。“我们或许能攻击太阳，让宇宙失去太阳或是让阳光灼烧全世界，这至少是罪行……”是的，这是罪行，但不是最终的罪行。还是必须往前，刽子手们以眼光掂量对方的斤两。
现在只剩下他们了，他们被唯一一条法律支配，那就是权力。既然当他们是主人时接受这条权力法则，那现在它反过来针对他们时，他们就无法回避。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成为独一无二的、无人能抗衡的。还得继续杀下去：现在轮到他们，主人们互相残杀。萨德看到了这个后果，却不退缩。一种奇特而放荡的坚忍微微揭示了这些反抗的基底。他丝毫不想加入温情和妥协的社会。吊桥不会放下，他甚至接受自己被毁灭。拒绝一切的力量一发不可收，推至极端，直至对一切都无条件地接受，这其实也有崇高的意味。主人接受自己当奴隶，甚至还希望成为奴隶。“断头台对于我，也将是肉体享乐的王位。”
最大的破坏因此和最大的肯定相一致。主人们互相扑向对方，这部以高唱放荡为基础的作品最终却“四散着放荡者的尸身，在他们天赋的最高处” [7] 。残存下来的、最强大的那个人，也将是孤独的、独一无二的，萨德开始替自己歌颂荣耀，此时他终于统治全世界，身为主人与上帝。但在他最终胜利的那一刻，梦想也破灭了。独一无二的他返回监狱，夸张无拘的想象力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那个人，他把自己和那个人混淆了。他的确成了孑然一身，关在血腥的巴士底监狱，他的整个世界建构在尚未平息的性快感上，然而已无对象。他只在梦境中得胜，十多本著作充满暴力与哲学，概括了他被迫不幸的禁欲只是一场虚幻的进程，他从“全然的不”走向“绝对的是”，甚至到对死亡的接受，将对万物及所有人的谋杀转变为集体自杀。
萨德以刍像被处决
，他自己也只在想象里杀人，大胆地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最后成了《圣经》里的自慰者奥南。他在监禁中结束了一生，但这次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对一堆精神病患者，在拼凑的舞台上演出。世界秩序无法让他满足，他在梦幻和创作中寻求到一丁点儿慰藉。当然，作家什么都想尝试。至少他已打破所有的限制，让欲望延伸到底，就这一点来说，萨德是个完美的文人。他建构了一个虚幻世界，给自己一个存在的幻觉。他将“通过写作实现的道德犯罪”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置疑的价值，就是在积压的愤怒中洞悉，并立即描绘出，如果反抗逻辑忘却了其根源，可能引发的极端后果。这些后果就是封闭的全体、普遍的罪恶、犬儒主义的贵族思想和对世界末日的期盼。这些后果在他去世多年后一一应现，但是他当时已体验到了这些后果，似乎陷入死胡同，只能在文学中获得解脱。奇怪的是，正是萨德将反抗引到艺术创作的路上，而浪漫主义则将这种反抗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说：“他们的堕落如此危险，如此热烈，以至于他们印制其可怕的作品时，唯一的目的就是将其罪恶延伸到他们的生命以外；他们无法行动，但这些被诅咒的作品将代替他们犯下罪行，他们带着这甜美的想法死去，将死亡逼迫他们放弃追求当成慰藉。”他的反抗作品表现出他对生存的渴望，尽管他渴望的永生是该隐的永生
，但他至少渴望它，并且不自觉地展现了形而上反抗最真实的一面。
除此之外，他的后继者让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受他思想影响的也并非只有作家。他确实受尽苦难，他所受的苦难与死亡激起了文学咖啡厅中知识分子热切的想象以及高谈阔论。但不仅于此，萨德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的梦想和我们当代人的心灵相通：对完全自由的要求，以及通过智识冷酷地进行的去人性化。将人简化为试验的物体，以规范准确地界定掌权者和被物化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恐怖的试验将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这些论点被后来的掌权者翻出来大做文章，用来为新奴隶时代铺路。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就小规模地以狂热自由的名义歌颂集权主义社会。事实上，反抗根本未曾有过这种诉求。当代悲剧的历史随着他真正开始；他相信的只是一个以罪恶为基底的社会，其中道德可以被解放，仿佛奴役会有其界限。而我们这个时代，仅是诡异地将他普世共和国的梦想和他堕落的手段融为一体，却未触及他真正的思想。他最痛恨的合法杀人，摇身一变却取代了他本归因于本能式犯罪的功用。罪恶，在他眼中是一连串的放纵恶行得来的特殊、甘美的果实，今日却成了喊着美德口号的警察系统一成不变的惯用手法。这是文学令人惊讶之处。
现在还是继续谈文人世界。浪漫主义及其魔王路西法
式的反抗只会真正服务于文学想象的冒险。和萨德一样，浪漫主义的重点放在恶和个人上，区别于古代的反抗；在这个阶段，反抗强调挑战与拒绝的力道，忘却了它积极的内容。既然上帝要求人的良善，我们就该把这良善变成可笑，选择恶这一边。就算没有真的付诸行动，浪漫主义对死亡和不正义的怨恨也会导致对恶和杀人的辩护。
在浪漫主义者最喜欢的《失乐园》（
Paradis Perdu
）
里，撒旦和死亡的争斗——尤其是当死亡（连同原罪）是撒旦的孩子时——象征了这个悲剧。为了抗拒恶，反抗者自以为无辜，因此全盘否定了善，再次注入了恶，这位浪漫主义的英雄一开始就深刻地混淆了宗教领域的一切，混淆了善恶
。这位主角可说是“命定的”
，因为命运混淆善与恶，人无力辩说；命运摒除价值判断，以一句“就是如此”为一切的借口，唯有造物主，是这一切不公不义的负责人。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也是“命定的”，因为随着他势力逐渐强大，名声渐高，恶的力量也在他身上增长。一切的权力、一切的过度都以一句“就是如此”为掩护。虽然艺术家——尤其是诗人——身上都有恶魔的影子，但这种自古以来的说法在浪漫派身上尤为显露出挑衅的一面。在那个时期，一种恶魔的帝国主义风潮把所有人，甚至正统思潮的大艺术家都归并到其下。布莱克指出“弥尔顿描述天使和上帝时显得缚手缚脚，提到恶魔和地狱时淋漓精彩，那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属于恶魔那一方而不自知”。这位诗人、天才，他的人本身，以最崇高的形象，和撒旦一起大喊：“永别了，希望，与希望永别的同时，永别了，恐惧，永别了，悔恨……恶，来当作我的善吧。”这是一个无辜者愤慨的呐喊。
浪漫主义的主人公自认被迫行恶，因为善已经不可能。撒旦起身对抗创造了他的上帝，因为上帝想运用暴力除掉他。弥尔顿的撒旦说：“按理来说我们是平等的，他却以暴力凌驾于与他平等的人之上。”神的暴力如此明白地受到谴责。反抗者远离这个爱攻击又不够格的上帝
，“离他越远越好”，并统领着所有与神的秩序敌对的力量。恶的王子之所以选择了恶，只因善这个概念被上帝利用于不正义的计划。甚至纯真也会激怒反抗者，因为纯真也代表虚伪的盲目，这种“被纯真激起的黑暗念头”引起了人性的不正义，它和神的不正义其实异曲同工：既然创造的始源是暴力，那就以更强烈的暴力回应。过度的绝望加在绝望之上，就像恶性循环，让反抗处于充满怨恨的萎靡状态，历经长期不正义的试炼，善与恶的分野终至完全消失。维尼的撒旦：
……再也感受不到恶或善
他甚至对自己制造的不幸毫无欢欣。
这替虚无主义下了定义，也允许了杀人。
的确，杀人成了一件可亲的事。只消比较中世纪雕刻家创作的路西法和浪漫主义创作的撒旦，就可看出：一个“年轻、忧郁、迷人的”少年（维尼）取代了头上长着角的怪物。“俊美无比的美男子”（莱蒙托夫
），孤独而有力，痛苦而不屑，肆意欺压众人。然而他有痛苦作为借口，弥尔顿的撒旦说：“有谁敢说羡慕曾在最高位，继而受到永无止境的最大处罚的那个人呢？”遭受如此多不正义的折磨，承受如此不断的痛苦，因此他过度的行为有了借口。于是，反抗者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优势。诚然，反抗者并不煽动杀人，但是杀人已写进浪漫派至高无上的特质里，这特质就是狂热。狂热是厌倦、无聊的反面：罗伦札齐奥向往冰岛凶汉
[8]
，纤细敏感心仪野兽式的狂暴本质。好比拜伦
笔下的人物，没能力去爱，或是只遇见不可能的爱情，他孤独、颓丧，现实令他筋疲力尽，想要感受自己活着，就必须借由短暂而毁灭性的行动带来兴奋的刺激。爱上此生不会再看见的东西，如同爱上转瞬而逝的火焰和呐喊，与之俱焚，他只活在这一瞬间，只为了感受：
这短暂但充满生气的结合
一颗受苦难的心和苦难合而为一。（莱蒙托夫）
死亡的威胁笼罩着我们的生存状态，使一切凋萎，唯有呐喊让人觉得活着，兴奋的刺激取代了真实的生存。到了这种地步时，世界末日的思想便成了一种价值观，爱与死、意识与罪恶感都混在一起。世界没了方向，生存只是深渊，据阿斐德·勒博德范
的形容，深渊里“人们愤怒地战栗，珍爱着他们的罪行”，诅咒着造物主。这种狂乱的迷醉，甚至可称为美丽的罪恶，一瞬间就耗尽生命的意义。浪漫主义并未真正宣扬罪恶，而是借由改变传统里的无法无天之徒、受尽折磨的人、劫富济贫的绿林大盗的形象，进行一场含义深刻的诉求。血腥的悲喜剧和黑色小说受到大众欢迎，大众借着皮克塞黑古尔
的作品纾解身心，另一些人则更省事，借杀人的集中营满足这些心灵上的渴求。这些作品当然也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挑战，但是浪漫主义兴起时，首先挑战的是道德和神性的规范；因此它最原始的面目并非革命者，而是——从逻辑上来说——浪荡子。
为什么“从逻辑上来说”呢？因为这种对撒旦思想的执着，只能通过对不正义的无休止的肯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强化，来为自己辩护。到了这个阶段，痛苦必须在无法治愈时才能被接受。反抗者选择了形而上意义里最糟糕的一个——借文学阐释自己被诅咒的无法逃离的命运——直到今日我们还摆脱不掉。“我感受到我的力量，也感受到我的镣铐”（彼得吕斯·伯雷尔
），但是镣铐是珍贵的，如果没有它作为借口，该如何证明、发挥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的力量呢？拿伯雷尔来说吧，他成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介公务员，这位盗火天神沦落到一个殖民地村子里，取缔歌舞酒馆和整顿民风。尽管如此，所有诗人若要让人欣赏，无论如何都得是受诅咒的。
夏尔·拉赛伊
，就是打算写《罗伯斯庇尔
和耶稣基督》（
Robespierre et Jésus Christ
）那本哲学小说的作家，每晚睡前一定会大声朗诵几句亵渎上帝的诗句以激励自己。反抗者穿着黑色丧服，在舞台上装腔作势。浪漫主义在个人崇拜之上走得更远，创造出了对作品角色的崇拜，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对上帝代表的规范和统合不再抱有希望，固执地想集结起来对抗敌对的命运，急切地想维持在被死亡环伺的世界上还能保有的一切，浪漫主义的反抗寻找态度上的对策，以美学一致性的态度，聚合所有被偶然牵着走、被神的暴力毁灭的人，让注定要死的人在消失之前至少发光发热，让这光热证实人曾经存在过。这种态度是一个不变的支点，是唯一能让人面对上帝仇恨、僵化的脸的支点，让并无行动的反抗者能勇敢地迎战上帝的目光。弥尔顿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这不变的精神，这被触怒的心灵滋生出的傲气。”一切都在骚动不已，朝着虚无奔去。雷蒙·格诺
挖掘出的一位怪异的浪漫主义作家，声称人一生智慧的努力只是为了成为上帝，老实说这位浪漫主义者有点超前于时代了；当时的浪漫主义的目的不是与上帝较量，而是维持和他一样的高度；不是要毁掉他，而是通过不断努力不顺从于他。浪荡主义（dandysme）只是低阶一点的禁锢形式。
浪荡子通过美学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单一性，但这是个标新立异、以否定为中心的美学。“在镜子之前生存与死亡”，波德莱尔
认为这是浪荡子的箴言，的确如此，浪荡子就其功用而言是反对派，只在挑战中存活。直到那之前，人一直是接受造物主的天地和谐秩序的。人一旦与造物主断绝，就必须独自面对此刻，面对流逝的时光，面对分散扰乱的情绪，必须重新靠自己来掌握一切。浪荡子们靠着拒绝的力量凝聚成自己的单一性。身为个体，已经没有规范可循，必须化身作品角色才能圆满；然而角色需要观众，浪荡子唯有相对才存在，从别人的脸上看到的自己才是存在。别人是那面镜子，但是镜子很快变得模糊黯淡，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必须不断唤醒观众，以耸动刺激观众。浪荡子不得不出新招吸引人，标新立异，不断哄抬效果。他永远与一切切割，无法融入，他一边否定世人的价值观，一边却强迫世人来塑造他自己。他无法真正活着，只是表演自己的生命，除了独自一人、没了镜子的时刻，他会一直表演到死。对浪荡子来说，孤独一人就成了什么也不是；浪漫主义谈论孤独如此精彩出色，正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难以忍受。他们的反抗扎根很深，但从裴沃的《克里夫兰》
[9]
到达达主义，中间历经1830年的狂热浪漫派、波德莱尔和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世纪的反抗仅局限于廉价的大胆的“怪诞”。浪漫主义者把痛苦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绝望地发现除了哗众取宠之外，永远无法超越痛苦，他们本能地察觉到，痛苦是他们唯一的借口和真正的高贵之处。
因此，浪漫主义并未被法国大文豪雨果传承，而是由波德莱尔和拉斯奈尔
两位罪恶诗人延续。波德莱尔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散发着罪恶气息，报纸、墙壁和人的脸孔。”那至少让罪恶这一世界法则有个高贵的形象吧。拉斯奈尔这风度翩翩的杀人犯身体力行，身染罪行；波德莱尔没那么一丝不苟，但他有天分，他创造了恶之花园，罪行是里面较为罕见的品种，恐怖本身成了细腻的情绪和稀罕之物。“我不仅会很高兴成为受害者，而且不厌恶成为刽子手，以便用两种方式感受革命。”波德莱尔就算因循潮流，依旧带着罪恶的味道；他将德梅斯特
视为思想导师，正是因为这位保守派追根究底，并将学说集中在死亡和刽子手身上。“真正的圣人，”波德莱尔似乎这么想，“他鞭打和杀害人民，只是为了人民好。”历史将让他如愿，一整个真正的圣人族群开始在世界扩散，印证了反抗这些怪异的结论。波德莱尔虽然作品里撒旦满天飞舞，加上对萨德的欣赏，满嘴亵渎字语，但他还是太执着于神学，称不上一个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哀，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诗人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在这里提到波德莱尔，只因为他是浪荡主义最深刻的理论家，并为浪漫主义反抗的结论给出了明确的表述。
浪漫主义揭示了它的反抗与浪荡主义确实有关联，方向之一就是“表现”。浪荡主义以它的传统表现形式，承认它缅怀某种道德观，这只不过是将荣誉降格为单挑决斗时的小格局
，但是它同时开创了一种直到今日还盛行的美学：孤独的艺术家对抗他们所谴责的上帝。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使命不再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再是单纯颂扬美，还必须表现出一种态度。艺术家成为模范，让自己身为表率：艺术就是他的道德精神，因此开启了一个艺术家引领大众意识的时代。浪荡子们在不互相残杀或是不发疯的时候，致力于引领后世的大业。他们呐喊着说自己将沉默，如维尼
，而沉默在耳边轰然。
但在浪漫主义内部，一些反抗者认为这种态度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在怪诞（无法置信）与冒险的革命者之间扮演过渡角色；从《拉摩的侄儿》到20世纪的《胜利者》
[10]
，拜伦与雪莱
已公开大声疾呼为自由而战，他们也暴露自己，但和表演是不同的方式。反抗渐渐离开“表现”的世界，进入它将完全投入的行动世界。1830年法国的大学生运动和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是反抗最纯粹的体现，这场旅途刚开始是孤独的，之后试着经由牺牲妥协，聚结伙伴同行。然而，对世界末日、激进狂乱生活的余味还存留在今日革命人士的嘴里；一场一场的诉讼、预审法官和被告之间的戏码、审问公开化，让人窥见其向旧日伎俩看齐的迹象，这伎俩就是浪漫主义反抗者拒绝现状，以昙花一现的“表现”，希望寻求到表象之下生存意义的手法。
■一旦吊桥拉起，就必须生存在城堡里。规范制定得再精密，终究无法预见一切，它只能破坏，不能创造。
萨德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的梦想和我们当代人的心灵相通：对完全自由的要求，以及通过智识冷酷地进行的去人性化。
浪漫主义并未真正宣扬罪恶，而是借由改变传统里的无法无天之徒、受尽折磨的人、劫富济贫的绿林大盗的形象，进行一场含义深刻的诉求……这些作品当然也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挑战，但是浪漫主义兴起时，首先挑战的是道德和神性的规范；因此它最原始的面目并非革命者，而是——从逻辑上来说——浪荡子。
所有诗人若要让人欣赏，无论如何都得是受诅咒的。
对上帝代表的规范和统合不再抱有希望，固执地想集结起来对抗敌对的命运，急切地想维持在被死亡环伺的世界上还能保有的一切，浪漫主义的反抗寻找态度上的对策，以美学一致性的态度，聚合所有被偶然牵着走、被神的暴力毁灭的人，让注定要死的人在消失之前至少发光发热，让这光热证实人曾经存在过。这种态度是一个不变的支点。
他无法真正活着，只是表演自己的生命，除了独自一人、没了镜子的时刻，他会一直表演到死。对浪荡子来说，孤独一人就成了什么也不是；浪漫主义谈论孤独如此精彩出色，正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难以忍受。
浪漫主义者把痛苦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绝望地发现除了哗众取宠之外，永远无法超越痛苦，他们本能地察觉到，痛苦是他们唯一的借口和真正的高贵之处。
浪漫主义反抗者拒绝现状，以昙花一现的“表现”，希望寻求到表象之下生存意义的手法。
[1] 指的是小说《茱斯蒂纳或美德的不幸》（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u Vertu ）。——译注
[2] 哲学上所称“帕斯卡的赌注”，指帕斯卡的《沉思录》（ Pensées ）中提出的“赌注论证”，即把信仰上帝当作赌博，如果赢了，就赢得一切，如果输了，也没有损失。——译注
[3] 札美（Zamé），萨德小说《阿丽娜和瓦尔古》（ Aline et Valcour ）中的人物，一个乌托邦天堂的哲学家国王。——译注
[4] 《萨德，我的邻居》（ Sade ， mon Prochain ），Seuil出版社。——原注*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法国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译注
[5] 《索多玛一百二十天》（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 ），萨德作于1785年。——译注
[6] 萨德在《朱莉耶特》（ Julliette ）一书里虚构的一个社会。——译注
[7]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洛特雷阿蒙和萨德》（ Lautréamont et Sade ），子夜出版社（Minuit）。——原注
[8] 罗伦札齐奥（Lorenzaccio）是缪塞（Alfred de Musset）同名剧中的主角，《冰岛凶汉》（ Han d’Island ）是雨果早期小说。这句话是比喻忧郁君子向往热血猛汉。——译注
[9] 裴沃（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d’Exiles，通称为Abbé Prévost，1697—1763），法国启蒙时代文学家，所著的《克里夫兰》（ Cleveland ）这本小说以英国哲学家克里夫兰为主角，集浪漫主义所有元素于一身。——译注
[10] 《拉摩的侄儿》（ Le Neveu de Rameau ），狄德罗写的一本与大作曲家拉摩的侄儿的对谈录。《胜利者》（ Les Conquérants ），20世纪作家马尔罗的一本小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