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对抗自身情况与人类全体情况的行动,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对人的最终目的与创造提出质疑。奴隶反抗的是自身境况所受到的对待,形而上的反抗则是反对作为一个人受到的对待。反抗的奴隶肯定心中有某种东西无法接受主人的对待;形而上的反抗者则表达对一切的失望。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不仅是纯粹的否定,不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能看到一种价值判断,他们对身处的状况无法认可的判断。
起而反抗主人的奴隶,并没有否定主人“身为人”的身份,而只否定他“身为主人”的身份。他否定主人有权否定奴隶的诉求,主人因对其诉求毫不在意,置之不理,因此丧失主人的角色。如果不参照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之间便无法互相理解。反抗者要求这个价值被明确地公认,因为他知道,甚至担心,失了这个原则,世界就会失序、罪恶横行。对他而言,反抗行动诉求清晰与一致。吊诡的是,最基本的反抗行动,表达了对秩序的渴求。
这一描述的字字句句也适用于形而上的反抗者,形而上的反抗者面对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要求一致性。他以自身坚持的正义原则反对世上横行的不正义,最开始他要求的只不过是解决这个矛盾,可行的话,就建立起正义的统一,若是被逼到墙角的话,就建立起不正义的统一。在此期间,他揭露矛盾,反对死亡让一切未竟、恶让一切分崩的生存情况,形而上的反抗以幸福完满为诉求,对抗生存的痛苦与死亡。如果人的生存定义是必有一死,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同时应声而起。在拒绝死亡的同时,反抗者拒绝接受让他生存在此状况下的力量,因此,形而上的反抗者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必定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一定是个渎神者,只不过,他以秩序为名进行亵渎,宣告神是死亡之父,宣告死亡这令人无法接受的恶行。
要说明这一点,就要回头再谈反抗的奴隶。奴隶在反抗当中,确立了反抗对象——主人——的存在,他表明自己隶属于主人的权力之下,与此同时,他也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他可以时时刻刻质疑主宰他的主人。如此看来,主人和奴隶息息相关:一方暂时的权威取决于另一方的顺从。这两股力量彼此确立,直到反抗产生之时,双方在对峙中相互摧毁,其中一股力量才暂时消失。
同样地,形而上的反抗者起而反抗一个权威时,同时也确认了它的存在,正是因为他发出质疑,质疑的对象才因此存在。他将这个高超的神拖入凡人屈辱的生存中,它徒然的权力和我们空洞的生存状况是一样的;反抗者将它置于我们拒绝的力量之下,让它在不屈服的凡人面前低头,强迫它融入一个对我们而言是荒谬的存在,最终将它拉出超越时间的庇护地,让它进入历史之中,远离永恒的稳定,唯有在人类的一致同意之下,它才能再找到这种恒常的稳定。反抗以此肯定了一件事:任何超越人类的存在至少都是矛盾的。
因而,形而上反抗的历史不能和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就某方面来看,它甚至和当代历史的宗教精神有所关联。反抗者发出挑战,而非单纯的否定,至少在最初期他并未磨灭神,只是与其平等对话,当然这不是谦恭有礼的对话,而是由想打败对方的欲望挑起的论战。奴隶最开始是要求公正,到最后却想得到权威,换他来主宰。对生存状态的抗拒,演变为一场针对上天的激烈长征,掳回一个被囚禁的国王,先废黜他,再判他死刑。人类的反抗最后演变为形而上的革命,从发迹到行动,从浪荡子
到革命家。一旦神的王位被推翻,反抗者发现自己以前在生存中徒然寻找的正义、秩序、团结,现在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了,由此证明罢黜神祇是正确的行动。至此,他要孤注一掷,不惜以罪恶为代价,建立人的帝国;这一切并非没有惨痛的后果,我们知道的仅是其中一些而已,但这些后果完全不是来自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者忘却初衷,疲惫于“是”与“否”的拉锯煎熬,终至放弃一切或全然臣服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显现出与奴隶的反抗同样积极的内涵,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种反抗的内涵实质上变成了什么,看看忠于或不忠于初衷的反抗者导致了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