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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旋律之中，大国政治博弈暗流涌动，经济斗争合纵连横，文化与价值观的暗战隐秘而激烈，生态失衡造成的危机频频敲响警钟，各种社会突发危机折射国家治理能力百态，凡此种种，一同构成了历史主旋律的和音与重音，奏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途。如何续写人类文明一往无前的华美乐章，在历史变局中寻求突围，是迫切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一道时代难题。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到独立自主中国、从贫弱中国到繁盛中国、从前现代中国到现代化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告竣，“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让中国“日月换新天”？回望奋斗路，除了始终不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条成功经验就在于，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征程中，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勇攀科技制高点。翘首新征程，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中国的科技发展必将在量的积累基础上走向质变，为人类文明进步继续作出彪炳史册的贡献。
由是观之，科学技术已经被赋予担当人类文明发展引擎的历史重任。
为了更好地让这台引擎驱动人类文明，以科技体制改革助推科技全面创新就成为应有之义。落脚到科技评价制度上，则是要“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项目评价上，“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度”；在人才评价上，“‘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
有人不免疑惑，科研活动规律不就是按照数学化/符号化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吗？以此推论，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不正是以符合科学活动规律的方式进行人才评价吗？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以数理实验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其“函数性思维连同其本质上数学的表述形式……完全主宰了科学”
，进而打造了一个机械化（mechanization）的世界图景。胡塞尔敏锐地察觉到，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
。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将不断提高准确性的经验测量视为精确性，视之为价值判断的尺度。殊不知，数学化/符号化打造的这一机械化世界图景，使得自然科学的方法不仅变得机械，而且变得肤浅，由此引发了两重恶果。在社会整体层面上，数学化/符号化成为社会运转评判的主导维度，一切社会事物的价值通过一连串符号被建构起来，掌握数据话语的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运转基础。马克斯·韦伯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在本质上取决于可计算性，因为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而且还需要按程序规则行事而可资估量的法律与行政”，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基础就在于一切活动的可计算性，现代人则无可避免地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图景之中。
由此，在个人生活层面上，数学化/符号化导致事物间的质的差别被抹除，质的多样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仅仅存在量的不同。但是，没有了质的差异，也就再难奢谈意义的存续，支撑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塌缩了。由是观之，在某种意义上，生活意义与价值失落的现代性痼疾的病源即在于此。
因此，在强调“科学的世纪”里，如何用好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就诞生于“科学的世纪”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自然科学规律纷纷现身的时代里，马克思的功绩则是在于捕捉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可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提升和革命作用，而其理论意旨正是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科学分析与革命批判，最终寻到人类解放之途，走向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坚持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辩证法无疑是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与科学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思想潮流存在根本区别的关节点，因此也成为19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哲学与人文思潮的集火对象。
如果我们剥离当代西方主流哲学与人文思潮外表不同的理论形态，细加审视其核心方法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产生于“科学的世纪”的实证主义绵延到20世纪及至当代，是贯穿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石。
当理论映射入现实，在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时刻，实证主义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既有对理性原则的极致运用，也有对社会的自然诠释（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切恶果的理论根源就在于“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在反对黑格尔的被称为‘实证哲学’的‘猛烈反动’中找到了它的土壤”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中就能发现，形形色色的“唯XX”论调的背后都有着实证主义的思想痕迹与逻辑支撑。因此，在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途中，影响我们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信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阻碍之一，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方法论与思维逻辑。
从根本上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重新思考和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重回思想史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更是如此。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古老中国终于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变迁与文化碰撞产生的新的社会思潮塑造了当代中国人全新的认识图景。作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孕育而生的新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虽然是朝向不同方向的思想形态，但是始终都在社会思想的大潮里暗中角力，争夺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论解释权。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伴随着改革大潮，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市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或明或暗的挑战。面对实证主义在新时代发起的思想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处，基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雄辩有力地阐明马克思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当代价值，以此解决实证主义引发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因此，本书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厘清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实质内涵，另一方面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与方法，进而有理有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之所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我们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践是社会历史领域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也是源泉与动力，并不存在可以脱离具体研究对象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方法，也不存在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从纯粹客体出发运用僵化的逻辑与抽象的方法是无法寻找到确定的知识内容的。也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思想和认识上形成的对立与论争就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史领域的一大文化景观。而要清楚阐释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理论意义，就必须充分厘清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思想内涵与方法论上的分歧和斗争。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与现实实践中的体现和运用。具体来说，辩证思维就是对于矛盾的发现、分析与解决，其能够帮助我们树立关键思维、重点思维和发展思维，“正是辩证矛盾才是思维运转的机制，对辩证矛盾的运用程度，标志着人类思维的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掌握辩证思维的重要性，“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为思考起点，以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思考凭依，以辩证视角切入百余年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方法论和思维逻辑的理论纠葛。具体来说，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当代反思为逻辑主线，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梳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百余年的辩证与实证之争的整体图景，回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同时代人”的孔德及其实证主义思想的超越与批判，回到马克思主义被打上实证主义标签的历史现场，回望列宁对将经验批判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理论、方法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成效与不足之处，重审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转向”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理论倾向，在充分汲取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与实证之争百余年理论争锋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为新时代彰显与发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科学性作出应有的理论思考。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使命。
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与奥古斯特·孔德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实际上，孔德并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实证主义”一词，当这一语词于1860年被B.杜皮内·德·沃尔彼埃尔收入其《法文词典》中时，孔德已经与尘世诀别三载了。
波兰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对实证主义有系统、精到的研究，在《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一书中以叙议结合的方式对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演进阶段进行了细致描摹。一般看来，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并非“科学的世纪”的独特产物。从思想史上看，实证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斯多葛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原子论者都对经验与现象进行了思考；中世纪教士群体里也涌现了一批重视经验的唯名论者，比如罗吉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在近代自然科学实验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欧洲的知识界也因为对本体形式和现象学思维的不同立场而分成了两大阵营，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就代表了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哲学思考。
而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实证主义思潮，因而，以一定程度的专断方式，忽视相关思潮的次要差异，我们大致可以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将实证主义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化界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世纪30年代为起点，由孔德开宗立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发扬光大的实证主义；第二阶段大致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以恩斯特·马赫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为主要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第三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莫里茨·石里克和鲁道夫·卡尔纳普等学者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又称“新实证主义”。
历史地看，实证主义首先诞生于法国有着科学史上的必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艾萨克·牛顿因为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奠定了其在17世纪科学史中的崇高地位，连带着英国科学界似乎也具有了特殊光环，兼之工业革命滥觞于英国，人们总会下意识就认为科学活动在英国得到了最好的开展。其实不然，由国王设立并提供资金支持的巴黎皇家科学院为法国科学活动提供了学术组织和研究基金，与之相比，英国皇家学会仅仅获得了一张特许状，资金来源则是会员会费与私人捐赠。结果就是，法国在随后的世纪里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科学家，例如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等
，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个重要部门——科学的普及和教学——里，法国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科学知识以及科学观念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助推下，突破了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在法国大众中普及开来。孔德在就读中学的时候，除了学习以拉丁语为核心的宗教与人文知识，还要接受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可以说，科学在法国才达到了一种相对比较完善的表达形式。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宣扬科学的浓厚氛围里，实证主义应运而生。
法国大革命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给为数众多的国家提供了法典和科技组织模式等。
昂利·圣西门认为，法国社会的频繁动荡就在于旧制度正处于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的阶段，“在政治方面正发生天文学和化学方面已发生过的那种变革，即从臆测向实证过渡，从形而上学向形而下学过渡”
。由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驱的圣西门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
，认为改造社会就必须具备新思想，要依照经验和科学来建设新社会组织体系即“实证社会”。
作为圣西门的秘书，孔德必然深受圣西门思想的感染，但与其思想观点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在孔德看来，法国社会的“首要问题不应再以‘破坏’为中心，而必须以‘建设’为中心，即以安定社会秩序、消除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争斗、携手共建新社会为中心”
。因而，孔德并不持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反而强调秩序与进步。对于孔德来说，实证主义正是未来社会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组织原则，而这一组织原则奠基于真实的、有用的、肯定的、精确的、有组织和相对的六大代表性实证精神，表现了人类思想的最高发展程度。
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孔德划定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阶段，以此说明人类理智的阶梯式发展与跃升，进而将实证阶段视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层次，试图将实证科学的方法扩展到建设人类社会的组织中去。在孔德看来，社会领域的现象和自然领域的现象都服从同一种不变的规律，所以孔德认为研究社会应该像研究自然一样，也要追求精确的知识。孔德由此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基本学科，并将其作为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
孔德的实证主义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反对形而上学、追求真正知识的要求，以及希望用理性来管理社会的愿望。可以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正是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诉求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呼应。
19世纪中叶之后，科学愈发具有解释世界的权威力量，对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工具化理解在欧美日渐盛行起来。科学的有用性，即其可以帮助人类掌控自然、增加财富和摆脱迷信，成为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共识，进而，科学发展带来的知识丰富和增长被视为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并进一步助推了科学的发展、传播和普及。欧美世界的人们普遍持有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拥抱科学方法可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利益。反映在思想史上，就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衰落，曾经盛极一时的黑格尔哲学现在被平庸的德国知识界领头人“当作一条‘死狗’”
。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反而一跃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新宠，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实证主义协会也遍地开花，对欧美国家、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乃至亚洲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沿着孔德开创的思想前进，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在这一时期从哲学上进一步充分阐释了实证主义。穆勒与孔德关系密切，说是亦师亦友也不为过。孔德的实证主义奠定了穆勒哲学思想的基本方向，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则构成了穆勒哲学思想的英国特色，这一点在实践理性领域得以充分彰显，即穆勒的伦理学思想。在穆勒看来，人的行为应“将‘功利’或‘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道德基础的信条，而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促进幸福的程度成正比关系。倾向于促进幸福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倾向于幸福反面的行为则是错误的”
。这一伦理思想以一种数学中的函数方法界定了人类的行为对错与幸福与否的比例关系，将本来以意志为基础讨论的问题转嫁为以结果为基础，人类幸福也由此具有了量化评价的哲学可能。斯宾塞并不认同孔德的许多观点，但是在基本哲学立场上明显受到了孔德的影响。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从生物学前提出发寻求人类社会的最大幸福，认为：“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人类曾经经历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
结果就是，人类的各种机能必然会被训练得完全适合于社会状态，人必然成为完美之人。斯宾塞的这种观点突出反映了生物学发展给实证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反映了19世纪中叶之后欧洲社会在迅猛发展的“资本的年代”对于人类进步和完善的普遍乐观主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实证主义契合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组织化生产过渡的历史特征，即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追求的是优胜劣汰的最大幸福，因而只有在结果上有用、能够计算的才是具有认识价值的，形而上学的知识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则被视为时代的拖累。
随着资本主义的演进与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指出：“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
与之相应，在自然科学领域，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指认物理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对于上一阶段科学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科学事实更像是一种约定，人们出于思维经济的考量接受了某一种描述性的形式，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约定论”的观点剧烈冲击了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传统给定的或实证的立场，传统实证主义与经验的结合需要寻求新的解释。由此，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走向衰落，代之以经验批判主义的实证主义新阶段。恩斯特·马赫不仅是颇负盛名的物理学家，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性学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悼念恩斯特·马赫的文章中曾指出，马赫对他们这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产生过巨大影响，因为马赫的哲学愿景是“获得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毕业所从事的各个不同科学部门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统一的事业”
。此外，经验批判主义在马赫处显示出更强的心理学和主观主义倾向。马赫将物质称为要素，“在我们把要素看做依赖于这一特定部分（我们的身体）的范围内，我们称其为感觉。在这种意义上，说世界是我们的感觉，不应该受到质疑”
。由此，马赫强调了纯粹经验的重要地位，认为经验领域的逐渐扩展最能促进科学思想的发展，而形而上学概念则是毫无意义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马赫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和随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而且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深度参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歧。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莫里茨·石里克和鲁道夫·卡尔纳普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承继马赫的理论遗产
，与以莱辛巴赫为代表的柏林学派和以塔尔斯基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一道，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实证主义的再兴和革新潮流。由于维也纳学派广泛的理论影响力，本书在此主要以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勾画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轮廓。较之于传统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逻辑实证主义坚持以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这也直接体现在其命名上；第二，逻辑实证主义以语言分析取代了感觉、经验分析，因此，命题的意义是其证实方法，即命题是可证实的有意义的陈述；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坚持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的立场，认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以物理主义的标准来建立和检验。
逻辑实证主义者尤其对形而上学问题深感不满，坚称形而上学问题“只能借助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或者得以解决，或者被证明根本是无意义的伪问题”
。由此，逻辑实证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条：“哲学应当科学化。对科学思维的那种严格要求被用来作为哲学的先决条件。”
相应地，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在纳粹兴起后，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都流亡到了美国，出于对辩证法的不同态度，在悉尼·胡克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两次直接论争
，由此将法兰克福学派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纷争公开化。在阿多诺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实证主义争论”不过就是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论争的延续，也即霍克海默所描述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争的延续。
不过，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独断性与对科学发展进程认知的非历史性日益为学界所挑战，一种被称为“科学哲学”的新哲学开始冒头，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为欧美思想界所追捧。在哲学逻辑上，则是波普尔以证伪原则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固然，证伪与证实从逻辑上看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这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哲学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理论终结。在波普尔之后，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日益式微，但是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理论支撑的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却并未随着哲学流派的终结而走向衰亡，反而早就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价值观念的功效。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意味着，实证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证主义的形态演进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同步的，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思想最终内化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实证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进行了坚决的理论斗争，最终描绘出一幅辩证与实证之争的思想图景，在人类思想图谱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厘清了思想史中实证主义的基本发展脉络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一支的实证主义，为何能够在百余年的思想史中持续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理论挑战，并深刻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过程中？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从思想史的发展逻辑来看，实证主义正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才得以连续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的。因此，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阐释清楚实证主义与实证科学的联系和差异。
第一，什么是实证主义？在前文对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素描中，已经较为粗浅地勾勒了其整体历史图景。如果更进一步对其进行定义的话，从狭义上来说，实证主义指的是19世纪在法国兴起并传播到整个世界的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又称实证哲学。圣西门是其思想的滥觞，孔德以《实证哲学教程》将其发扬光大并确定其哲学范式，穆勒和斯宾塞延续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以马赫为代表性学者的经验批判主义代表了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和主观主义转向；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是实证主义走向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表现形态，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实证主义表征的是一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这种广义的实证主义是对以黑格尔主义为范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反驳，自由主义是其理论底色
；其试图以牛顿力学的方法把握社会历史的“进化”
，强调从感官经验出发却远离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与逻辑；其坚持批判本质主义和价值判断，尝试以唯科学主义的方式统一知识。
本书只在涉及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实证主义时，才指的是狭义的实证主义，否则所指的一般都是广义的实证主义。
如前所述，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具有六点核心要素，即真实的、有用的、肯定的、精确的、有组织和相对的。但是，在实证主义的发展演变史中，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貌，唯有穷举法才可能做到不挂一漏万，但这又难免陷入理论材料的丰富性之中。本书在此仅归纳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以充分彰显其理论特征，便于进一步展开批判分析。
其一，实证主义无疑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是和理性主义并立的西方认识论思潮。可以说，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路线，到了近代，在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有力推动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理论形态。在西方哲学史上，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者分庭抗礼，两条认识论路线争论的关键就在于人类认识的来源问题。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可观察的常识、日常经验和语言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地基，因为“对经验的分析、概括和表达就表现为对语言的分析、概括和表达，语言成为经验世界的‘图画’，对语言的研究成为对经验世界研究的工具和手段”
。而在休谟处，他从怀疑主义的原则出发，宣称知识的意义就在于其实用性而非所谓认知价值，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更尖锐地凸显了出来。实证主义在认识论路线上是沿着经验主义所开辟的方向前进的。我们可以看到，从孔德的“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
的命题，到穆勒宣称“所有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为根据且接受经验的检验”
，再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语言转向（运用语言描述感觉、经验和思想，例如卡尔纳普就认为“关于经验和有意义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陈述必须是更细致的，既要严谨到足以取消可憎的形而上学陈述的程度，但又要足够地放宽，以便承认那些著名地可敬的和有意义的物理学陈述”
），实证主义始终坚持对感官经验的强调，将其视为人类知识真实、有用的根基。而沿着经验主义道路前进的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延续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经验与规范的二元对立，无疑在事实上割裂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从而将人类知识局限在当下有用性的狭小一隅。
其二，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主观主义。作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旗手，笛卡尔矗立在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起点上，以心物二元论的主张驳斥了实在性的观念，以“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人作为思维的实体。作为近代西方经验主义认识论发展的结果，实证主义坚持了主观主义的路线。孔德以观察法和归纳推理法作为认识世界的客观方法，但又强调以主观方法综合知识，使其为人所用。孔德从前期的唯科学主义立场转向后期的道德实证主义，鼓吹“人类教”，就是这一主观主义认识论路线的必然结果。石里克曾经详尽反驳了将他的认识论与主观主义等同的做法。但是我们看到，石里克的反驳不过是将经验世界与超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形而上学的命题存而不论，认为其不能通过经验加以检验与判定，实质上并未真正解决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观主义指责。
其三，实证主义经由反对形而上学走向具有绝对性的相对主义。亚里士多德深刻影响了西方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代名词，其所孜孜以求的是一个超感性的绝对整体的存在。实证主义从经验主义出发，将认识的来源归结为感官经验，那么作为普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整体存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空间。孔德视以相对取代绝对为实证主义的必然倾向，认为这是符合科学与逻辑的重要属性，切合实证知识的基本性质。马赫提出了知识的相对性原理，认为概念是具有可变性的，会随着事实的变化而改正，以此超出原有的范围获得广泛应用
，比如时间和空间就只是感觉的复合体，由此将相对性原理变为了相对主义
。但是实证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并非真正坚持了“一切都是相对的”，而是在孔德处就已埋下了绝对主义的种子，孔德就将“一切都是相对的”视为唯一绝对的原理。此外，经验批判主义者虽然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但是又将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不加区分地混同起来，蔑称辩证法为“诡辩论”。这是对辩证法的极大曲解。列宁曾经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辩证法并非要否定客观真理，而是科学地指出，我们的认识是在历史发展中接近客观真理的，而不是超历史地肯定所谓永恒真理的存在。
其四，实证主义挥舞科学主义的大旗，将科学与否作为核心的评价标准，走向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论立场。孔德提出，在实证阶段的“实证精神坚持使社会科学与其他全部基础科学协调起来，而不是使社会科学落进空洞无用的孤立状态中”
，社会科学将在与科学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证实并发展起来。社会学的历史出场就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社会学指导下建设的实证社会则是孔德心目中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也即具有秩序、走向进步的社会。因而，孔德理解的科学“不是一种追求最新解释的研究。它不企求追根究源，而只是以发现世上存在的秩序为己任”
。而当科学系统发展之后，就将永远成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进而塑造出一种普遍主义的神话，即唯科学主义。斯宾塞虽然在诸多观点上与孔德相左，但是认同孔德建设科学社会学的主张，这也充分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生活理性化趋势的认同。作为一名专业的物理学家，马赫就投向了实证主义的怀抱。在他看来，科学的真实内容并没有超越经验，即便是“一切心理事实都有物理的根据，为物理现象所决定”
。因此，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事实的经济陈述，也即运用经济原理安排经验事实，从而使得形而上学问题得到解决，人类理智就此得以专心于真正的需要，科学的使命也就宣告达成。逻辑实证主义者则坚持以证实方法实现“科学的统一”，一切不能由科学方法得到检验的学科，甚至连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哲学尤其如此。在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科学何以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实证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关系是什么？这关乎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实证主义的本意，进而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的关键之所在。
第二，什么是实证科学？探求实证科学，自然要回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人眼中，科学与哲学是一致的，希腊哲人从一开始就想要把握事物的秩序，将其以可理解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被称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但是，这一时期的希腊哲人并非以科学或哲学的思想研究自然（这里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这里指本质、本性）本身就是希腊哲人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概念的分析和安排取得了一种独立的价值，‘先天地’画出‘实在’的一副形象，给它一种数学的抽象的形式，或一种受理性所支配的生活的影像”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就是指物理学——也即关于自然的知识。”
在希腊哲人看来，作为理念的存在才具有确定的实在性，而感官对象的存在并不具有充分的实在性，研究自然（本质）的方法是人的沉思或者说内省。中世纪的欧洲思想被神学把持，哲学与科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经院哲学家用以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由此，古希腊的理性科学传统得以继承下来，理性把握自然的权力得以保留。不过，托马斯·阿奎那以降的唯实论传统对此提出了挑战，对共相的否定和对个体的肯定使得感官经验的地位得以抬高，实在的世界不再是理念的世界，而是我们的感官可以把握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近代世界的开端，伽利略率先提出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可以观察的现象，但是他认为，科学来自超出经验现象的理想实验，强调实验活动理想条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科学的确定性与有效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科学中，一方面，自然哲学的理性传统依然被认可，从肯定前提进行演绎的逻辑方法依然具有充分的效力，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大定律就是运用理性进行逻辑推演的产物，也因此，牛顿才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另一方面，观察、实验的方法获得越来越多的拥趸，“当人们宣称科学的特殊性时，正是因为科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一事实被假定为可以通过小心翼翼、无偏见地使用感官以直接确立关于世界的断言”
。1543年被视为近代科学的元年，就是因为两部科学著作——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出版扭转了人类社会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其中《人体结构》以对人体的精准解剖将经验研究方法重新带回到生物医学之中。
人们对于知识确定性和实证性的追求使得随后兴起的以数理实验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成为实证科学。“人的心灵从理论转到实践，从静观的知识转到行动和操作的知识”
，作为自然沉思者的人让位于成为自然主宰的人，目的论和有机论的思维模式让位于机械论和因果论的思维模式，以自然的数学化和客观化为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推动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形成，在自然哲学名义下并行的哲学与科学就此分道扬镳。面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作为传统认识方式的哲学受到了猛烈冲击，哲学思想也受到了重大影响。比如，笛卡尔就曾试图从普遍数学的视角出发对哲学进行方法论反思；斯宾诺莎则按照几何学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即在于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的一致，而不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一致，人类这一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仰赖于先天直观和知性范畴构成的纯粹理性，即作为实证科学基本方法的数学和几何学。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康德以降的德国观念论却“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
认识主体只能把握认识客体的数量、形式等，而不能把握其内容和本质，因而只是建立起形式主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而远离了客体的真实内容与本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依然要坚决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反对实体、精神等抽象概念。这既是人类两种理智思维路线斗争的延续，也是现实思想争锋的必然。
较之于古希腊和近代实证科学，现代科学及其衍生出的技术宰制了19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劳动和技艺活动被称为“创制”，低于理论和实践活动，是由奴隶所从事的具有实用目的性的“卑陋”行为。因而，自然哲学与创制活动分属两个不同层级，自然哲学具有显而易见的高级地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近代科学与技术依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关注自然及其规律和使用工具与物质打交道是由两个不同群体的人所从事的。然而，“不断与难以驾驭的物质打交道，不能不激起因果解释的愿望，努力设计出更为理性的工作方式”
。在力学中，数学处理和经验基础同时自发产生出来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数学能够充当一切技术和科学活动的基础。经由经验技艺到数理实验的现代科学，技术最终在19世纪与现代科学合流，科学与技术由此绑定在了一起，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马克思指出：“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也即是说，对于财富的永恒追求，使得科学技术的目的指向实用化、有用化，人们不再如传统社会中只是运用理性探索自然的真理，而是以实验的方法掌控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
海德格尔在反思现代社会的时候意识到，“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是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相互交叉的两大进程，“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世界图象化和个人主体化的情形下，人的行为结果的价值判断转为要求形象化、精准化和数学化，也即只有有形的、可以精确度量的行为才算是有价值的，“是”与“应当”被割裂为对立的两极，浪漫主义的价值被轻视，而实证科学获得了高度认可，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成为正面价值判断的核心根据，对于科学技术的迷信最终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最终，以科学技术为底座的现代社会得以建成，一切人与物都被科学技术纳入统一的、整齐划一的数字化管理之中。马尔库塞感叹：“对于制度化的生活形式，科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将具有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具革命性的成就也只是同现实的特定经验及组织相一致的建设和破坏。”
科学技术的统治使得现代社会产生的痼疾亟需一剂良方来对症下药，漂泊在大地上的异乡人愈发心怀故乡！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实证科学是在近代以来才兴起的，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以及对经验世界的掌握。这种诉诸经验和数理实验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世界观，机械论和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心灵的新型主导模式。在与技术的合流过程中，科学愈发展现了其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财富增长无与伦比的推进作用，科学技术成为人类行为价值判断的根据，成了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在此简单地归纳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以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崛起为起点，通过经验研究和数理实验的方法，借助机械化、数字化的方式把握作为对象的感官世界，最终实现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全面征服。在这种科学精神的“高效”指挥下，“一方面提高了现代生活的效率、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在现代心灵中培养了无生命、无生机的意识”
。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科学毋庸置疑地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科学方法更是成为生成知识的标准方法。而实证主义则是在“科学的世纪”中，由于哲学与科学分离之后的“复合”所孕育而生的人类理智的新产物，只不过这一“复合”是在运用数理逻辑重新阐释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新的哲学思潮不再追求面面俱到的体系化哲学，而是只着眼于有限的哲学问题。我们看到，实证主义思想在诞生之初，通过区分能由经验所证实的世俗知识和无法证实也无必要的宗教知识，为人类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一条思想之途。但是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反复说明的，实证主义的兴起是和特定时代的科学思潮密切相关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决定了实证主义的学说。由此，实证主义产生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教条：唯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被证明有效的方法，方能推及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并“理所当然”地取得成效。如果我们进行简单化的理解，那么实证精神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秩序和进步，其不外乎就是在所谓唯科学主义的指导下数字化组织的现代社会和人对自然的全方位占有。科学方法可以简单描述为经验方法和数理实验方法，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可简单归结为三点：其一，经验性或非本质性，从经验和归纳出发描述现象的外在关系，而搁置对无形的本质与价值的讨论；其二，注重因果性，研判现象产生的环境，以先后关系将之串联起来；其三，非历史性，将由因果关系中抽象出的一般规律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
实证主义作为脱胎于实证科学的现代社会的“进步”的意识形态，随着科学思想愈发深入人心，以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塑造出的科学权威形象愈加巩固了其思想霸权的地位。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应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把科学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以此来抵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就曾明言：“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
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关键构成要素的当下，发展、运用科学技术是必要的，而防范科学技术运用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及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则是对人类智慧提出的更高要求，因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也因此，我们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并非要反对实证科学，而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及其意识形态。
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
。实证主义显著地体现了欧洲思想界中科学与人文被截然分为两个部分这一问题。在孔德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过是生物进化的终点，因而人类社会亦是有机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进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可参照研究自然的科学规律来处理。既然人为的秩序不过是自然的秩序的延伸，那么人类的价值与目的也就可以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判定，真、善、美也就具有了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逻辑实证主义以能否由经验和实验证实为标准区分了科学与非科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非科学“没有传达实际知识的意义（cognitive⁃actual meaning）”，只是“具有激动情感的意义（expressive emotion meaning），多少像诗歌、艺术和音乐那样”。
那么，欧洲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科学与人文的极端对立，又导致了什么恶果呢？
我们看到，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加剧的。一方面，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科学日益壮大，新的科学门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方面，研究科学不再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科学研究成了一种职业，科学院、科学协会纷纷成立，科学交流愈发专业化。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科学日益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但伴随而来的是对于人类社会和道德的猛烈冲击。自然科学通过经验观察与数理实验，归纳总结出自然界的规律，运用技术手段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从前现代的匍匐于自然脚下转变为自然的支配者，在自然面前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性。张扬的主体将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世界的图景都奠基于可预测的牛顿力学和精准的数学基础之上。唯科学主义一时间甚嚣尘上，而实证主义就是这种思潮在哲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实证主义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同一性，认为既然存在以进化论为规律演进的自然界，自然而然也就有伴随物种进化而从低级走向高级的人类文明。这种由生物学理论确证合法性的社会学学说迎合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的需求，确保了强者对于弱者的掠夺合法性，推广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则是强国对于弱国的全方位侵略，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在这一时期也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了。但是，当世界瓜分完毕，欲壑难填的旧大陆强国又该如何延续这一理念呢？毫无意外只能是继续厮杀，直到山穷水尽、文明危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哀叹：“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
科学的繁荣推动了西方的兴盛，但也带来了作为副产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对于人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价值的否定，对于形而上学的傲慢，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使得“是”与“应当”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最终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一手导演了西方的没落。我们看到，伴随着唯科学主义的愈演愈烈，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愈加明显，而科学技术本身的两面性却被忽视，当科学技术掌握的力量可以左右人类生活的时候，文明危机也就无可避免地到来了。所谓文明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
面对这种文明危机，西方思想家也曾试图予以拯救，人文主义者便是其中的急先锋。“科学主义的盛行激起了人文主义对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指向了近代科学及其所代表的机械论自然观。”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虽然直到1808年才由尼特哈麦以德语humanismus首创，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人文主义”一词是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未直接遭遇唯科学主义的兴盛，但是其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对人类尊严的坚守却点燃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火炬并传递到现时代。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无疑直面了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面对科学的大步向前，卢梭挺身而出，提出了批判：“何以会有那么一种比无知还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而且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
面对科学对人类时间的浪费以及引发的奢侈之风进而导致的道德败坏，卢梭反问：为什么人类可以运用科学使自身超越局限，乃至“一跃而进入了天国”，但是让人类反观自身，研究自身，认识人的天性、职责和目的，却又如此困难？卢梭的质问其实隐含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忧虑，“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
。卢梭的反问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与人类关系的哲学反思。
19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科学方法大辩论。不同于实证主义视社会与自然同一的做法，人文主义者格外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提出自然本质上是物质的，而社会本质上则是人的精神的外化与客体化。因此，人文主义者认为绝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狄尔泰认为，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知识与生命的脱节、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一种关于自然界的实证科学就在对它那些有限的目标有把握的情况下，更加清楚地使自身与——一直得到人的精神力量所具有的总体性通过形而上学哺育的——文化整体分离开来。”
为了克服文明的危机，狄尔泰提出要将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纳入人类的整体思考之中，建构关于人本身的科学，也即用精神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在研究前人确立自身的思想与活动中揭示出人的本质，进而使得当代人得以超经验地看待活生生的世界历史总体。
人文主义者对于实证主义的反思与批判集中体现了西方思想家为了拯救现代化过程中失落的价值所做的理论尝试，但是人文主义者的努力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为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社会的主导世界观，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戳穿了科学繁荣所营造的文明昌盛假象。人文主义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被窄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逻辑在当代社会中转变成为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己任的资本逻辑，后者正以蔓延之势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充分向我们表明，实证主义业已演化为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因而，以人文主义的价值对抗资本主义的价值无外乎以卵击石，难以建功。真切发生的社会危机迫切要求人类找寻克服之途，而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核心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实证主义所引发“痼疾”的“良药”。
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可以说是和狭义的实证主义同时诞生的，两者都是对近代哲学变革的一种反应，并且同样受到了工业文明和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就的滋养。从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近代哲学从对本体论的关注转移到认识论问题，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主体认识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一致性问题。实证主义秉承了近代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传统，试图依托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符合时代的“科学”认识论转进。但是，直接从认识对象出发的立场使得实证主义无法真正透视特定社会的历史与逻辑形成的深层原因，也正是因此，实证主义在社会和历史科学的研究中暴露出其方法论的非科学性和形而上学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践是社会历史领域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也是源泉与动力，并不存在可以脱离具体研究对象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方法，也不存在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这种局限于从纯粹客体出发，简单粗暴套用的僵化方法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认识的，也就无法理解真正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实现了以实践和批判为特征的，真正彻底的、科学的哲学革命，而实证主义仅仅局限于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看起来普遍有效的方法提升到哲学原则的高度，并将其强制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来。因此，两者在起点处就开始显示出分化的路径，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路线并延续至今。也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上形成的对立和论争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史领域的一大文化景观。
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语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理论交锋已经绵延了超过一个半世纪。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学术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流派中被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建构，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关系问题被遮掩到层层思想史迷雾之中。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只有重新回到思想争锋的语境之中，深入领会“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准确地定位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确研究的最终指向。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关系问题，不仅是为了知道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更要知道“怎么看”，即明确马克思主义对待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牢固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真正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创新发展。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便在于为当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人类打开朝向未来的空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改革大潮的汹涌之下，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市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实证主义，而是深入它的前沿，充分警觉种种非历史性理论的问题”
。要想清楚阐释马克思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意义，我们必须一方面把握实证主义及其方法的实质内涵，厘清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与斗争，另一方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科学意涵，进而从学理出发阐明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之所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从整体来看，在新时代全面审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争锋具有四点理论意义。首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与实证主义的批判对话，我们得以深入研究与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其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与实践精神。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转化的过程中获得理论创新的广阔空间，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理论争锋过程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通过梳理这一理论创新经验，我们得以迈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其次，通过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以历史观与方法论为思想史切口，我们得以在分析辩证与实证理论交锋的过程中准确把握和系统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新时代，反对实证主义是我们科学分析资本主义新情况、新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次，通过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想史论争，我们得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批评，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含义。面对西方学者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实证化”批判，我们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释当代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实践与社会历史实践，在理论发展的前沿驳斥实证主义思维的非历史性，才能在理论斗争中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最后，在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我们得以运用辩证思维破除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的盲信。历史与现实已经向我们雄辩地证明，只有运用辩证的总体观才能透彻认识现实的社会过程，从而帮助我们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真相。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进而感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与良心。
作为同样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都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作出相应的理论调整，但是两者又都始终沿着创始人开辟的理论路径前进。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百余年的思想史中发生了多次清晰可辨的理论碰撞，形成了复杂的理论纠葛状态。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解读模式。
依据研究主体的不同，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批判以及中国学者的针对性批判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批判。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活动中自觉批判实证主义及其理论变种。马克思恩格斯与实证主义一样强调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从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的世界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哲学立场转变到实证科学立场。但是，实证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是辩证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而不同于任何基于维护现实和倒退复古的实证思想。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声明自己的实证科学特征的同时，也与非历史的实证主义思想划开了界限。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多个场合对孔德及其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在实证主义高唱凯歌的胜利时刻，专门写作《反杜林论》来清理杜林的实证主义思想在党内造成的混乱风气，驳斥迷信实证主义的工人领袖、群众和知识分子“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的唯心主义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证明，粗俗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反对者，而是其实质上的拥趸，因为其理论归宿最终是落脚到运用简单的形式理性法则，“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意识到，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不断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活水”进行互动，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融汇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透视社会历史表面的物相和颠倒的假象，最终实现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资本批判的层层递进。实证主义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侵蚀极大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标榜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经验批判主义一时风头无两，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面对这一危局，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批判经验批判主义及其俄国变种。具体而言，列宁一方面批判以所谓“最新实证论”消灭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张，认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捍卫建立在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烦琐的认识论语句背后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并从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本质出发呼唤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动性。列宁的理论努力最终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生根发芽，并转化为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的指导力量。斯大林高度肯定了列宁的理论贡献，阐明了列宁对抗经验批判主义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是，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归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基础”
，偏离了列宁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使得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三者统一于“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就是，实证主义的“时髦观点”冲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实证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新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渗透到苏联的知识分子中间来了。”
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强调经验事实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走向实证主义的经验至上，而是要求由经验认识走向辩证认识，批判“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
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在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辩证认识中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证主义的优胜之处。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实证主义展开了理论批判。面对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运用实证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所导致的理论教条化和僵化，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共产党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澄清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限，并以此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卷。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走向经济决定论的实证主义倾向，清晰指出：“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
卢卡奇从“改变现实”这一辩证法的中心议题出发，以总体性方法对抗实证主义之形式理性主义方法论，既拆穿了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又探索了一条在理论上超越自然必然性而通往自由的道路。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其是一种经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唯心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所谓客观真理。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产生于理论与实践的完整统一，实证主义者却由于对纯粹哲学的拒斥而看不到“哲学中所包含的那些观念，不仅能存在活哲学之中，而且能同样好地存活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之中”
，因此无法理解哲学与革命间的辩证关系。葛兰西一方面批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滑到了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因此导致其“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典型，并证明了他的思辨和编史的能力的贫瘠”，另一方面认为以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滑到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同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潮结合了起来。
葛兰西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沿着拉布里奥拉开辟的实践哲学路线，将实践哲学视为“开辟了历史新阶段和思想发展新阶段的”独创哲学，由此方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与意义。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实证主义深刻影响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高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旗帜的先河。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继续前进，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带领下，以批判理论为理论指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与主张唯科学主义、非历史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进行激烈的理论论战。整体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野，并指证实证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纳粹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造就了真理的绝对主义，并且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才使得“辩证法理论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后来的表现形式中分离出来”
。通过坚守辩证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理论、方法、社会三个维度与实证主义展开理论论战，并在20世纪赓续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为超越实证主义探索了可行的理论创新道路。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横空出世，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合西方哲学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理论的人道主义。萨特以总体化的哲学反对实证主义的形式理性。萨特通过区分生成中的总体化与固化的总体性，呈现了辩证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根本不同就是，辩证法不是将认识看作对某个现成对象的再现和构成，而是将之视为变动不居的事物间的联系环节，因此，“作为世界和认识的规律，辩证法本身应该是可理解的，即——与实证主义理性相反——在自身中包含自己的可理解性”
。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尝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悖论。戈德曼通过将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实证路线进行折中，以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单向度偏重。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目的，戈德曼将“应该”与“是”建构为一种辩证的并行结构，由此既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又突出了超越性维度的重要性，从而走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中国学者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相关研究中对实证主义展开了针对性批判。中国学者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诠释，对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关系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论述，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例如，在孙伯鍨教授、张一兵教授主编的《走进马克思》中，通过深挖唯物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哲学史线索，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批判分析，一方面指明了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思维方式的当代影响，另一方面系统展现了唯物辩证法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逻辑，强调了“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运用辩证法即总体性的认识方法”以“破除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的迷信”的当代意义。
邹诗鹏教授在《从启蒙到唯物史观》中比较了批判的社会观与实证主义社会观，明确指出对于实证主义社会观的批判是建立唯物史观的批判的社会观的前提，论证了马克思“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愈是自觉和深入，就愈是在推动和深化实证主义批判，因而其批判的社会理论同样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实证主义批判有机结合了起来。此外，国内学者还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列宁以唯物辩证法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众多理论成果，在此囿于篇幅，就不一一罗列了。
借助自然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东风，实证主义一跃成为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广泛接受的“科学的哲学”。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哲学理论，实证主义也渗透到工人阶级中，杜林所宣扬的“严密科学”就是其中的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坚决批判。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实证主义并未因此就消失匿迹，反而不断被部分党内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视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依据理论目的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重构”“割裂”三种类型。
第一，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在哲学层面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等而视之，并试图以实证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具体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理论形式：其一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通过片面解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以此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必然性之间的客观关系，打出“回到康德去”的理论旗号，将马克思主义引向伦理社会主义。其二是以俄国和奥地利的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俄国理论家如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就转向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理论斗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如麦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为经验批判主义所吸引，麦克斯·阿德勒宣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哲学，而是运用社会因果律研究社会的“一种社会学知识的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一门以实证为特征的社会科学”。
其三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片面理解“历史必然性”，将其理解为实证主义的“自然规律”，因此坚持以“经济决定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寄希望于“自然而然”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导致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遭遇理论与现实危机。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流派求助于科学，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主义式的理论“重构”。20世纪50至60年代，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呼“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理论喧嚣中，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对此进行了理论反动，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转向”。其一是以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为带头人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其拒斥“黑格尔-马克思”中的理论连字符，强调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的实验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理论亲缘性，提倡以“科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将实证主义方法论非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其二是法国共产党理论家阿尔都塞所开创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借用法国科学认识论的理论资源，通过“认识论断裂”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截然二分为科学与意识形态两个部分，以将具有严谨性和精确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进行区分，搭建了一个类似于孔德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三阶段的意识形态、哲学和科学的垂直理论体系。其三是以G.A.柯亨、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为代表的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分析哲学追求语言的绝对精确性出发，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时至今日依然活跃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只不过日益远离辩证法，大力强调分析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例如，E.O.赖特就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实证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展开考察。
第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罪魁祸首，割裂历史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第二国际内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出现了理论裂痕，而辩证法更是成为西方学者最为热衷的理论切口。马克斯·伊斯特曼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一文中将辩证法与政治功效联系起来，表明了其反辩证法的立场。
埃德蒙·威尔逊则认为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神秘主义的结果。
他们两人在英美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巨大影响力，也代表了当时英美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态度。不过，悉尼·胡克并未沿着这种思路简单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学术的方式构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上的不同立场，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背离，恩格斯要承担辩证法“神话化”的责任。
在此之后，包括伊林·费切尔、罗伯特·塔克、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乔治·李希特海姆等学者纷纷加入这一讨论，核心观点正如李希特海姆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创造出来的。而恩格斯无疑要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那些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负责。”
讨论的热度在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提交的“反恩格斯提纲”中达到顶峰，吕贝尔将马克思视为“真正的奠基者”，却蔑称恩格斯是“伪辩证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吕贝尔的“反恩格斯提纲”迅速激起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的讨论热潮，诺曼·莱文、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特瑞尔·卡弗、阿尔温·古尔德纳等学者先后加入“战团”，而争论的中心正是对于辩证法的解读问题。在争论的过程中，作为“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被割裂为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相应地，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也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笔下被归于两个不同的阵营。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不是对社会历史真实运动的把握，而是被过分夸大的主体性实践。因此，他们既无法理解自然辩证法，也误解了历史辩证法，因而走向了主观主义的理论逻辑，而这与他们对自然的实证主义认识是脱不开干系的。
从理论立场来看，实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哲学流派及其方法论信奉者，都必然会攻击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是受到攻击的重灾区。
第一，实证主义流派从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精确的”方法论攻击辩证法的“含混性”。孔德将“解释存在物的本质与万物起源”称为形而上学，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慢性病”，将思辨逻辑定位为“根据一些模糊的原则以或多或少的巧妙方式进行推论”。
对于形而上学的拒斥在19世纪50至70年代走向高潮，实证主义越出法国的国界，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而黑格尔哲学则成为一条“死狗”，从德国古典哲学地基上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受到了剧烈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之根也就被切断，进而被新兴的实证主义洪流从原来的处所中冲刷出来，不断裹挟前行”
。在此之后，实证主义被奉为“科学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则不断丧失哲学上的话语权，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转身求助”经验批判主义以“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最终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消隐，而实证论、决定论思想在欧洲思想界和工人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进而引发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理论纠纷。
第二，受实证主义的影响，部分科学哲学家反对辩证法，并将其视为导致马克思主义出现“理论缺陷”的原因。在20世纪初的时间段里，从科学界到思想界再到普通民众大都被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俘获。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从观察实验中得出的，科学理论则是通过观察、实验归纳总结而成的，并获得了经验事实和实验结果的验证。因此，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度占据了科学哲学的主流。莱辛巴赫认为，思辨哲学与科学哲学是对立的，我们无法达致思辨哲学所欲求的绝对确定性，因此，“理性，宇宙的立法者，把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显示给人的思维——这种论纲就是一切思辨哲学的基础。科学哲学则与此相反，它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
。在波普尔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归纳主义的问题后，证实的观点走向了证伪的观点。但是正如A.F.查尔莫斯所意识到的：“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对科学的描述过于零散。它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理论与个别观察结果之间的关系上，似乎没有把握到主要理论发展模式的复杂性。”
查尔莫斯的批评说明，只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分析理论与事实的关系是无法把握理论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这就凸显了辩证方法的重要性。虽然如此，卡尔·波普尔依然坚持其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并且将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视为历史主义，其特征是坚信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可预测性与可把握性解释。波普尔据此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将之归类为目的论的历史观，而将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理论归结为“没有彻底摆脱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氛围中养成的腐朽影响”
。
第三，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倒向了实证主义，并以此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孔德处，社会学是实证科学最终朝向的发展目标，他热切期待社会学成为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理论。在随后的发展史中，社会学也始终是朝向这一目标努力的，而其理论的核心支柱正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雷蒙·阿隆在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代七位主要的社会学家后，隐晦地表示，在当代，“西方的经验论社会学家拒不接受对现时所作的历史解释，理由是这类解释超越科学上的可能性。在东方，对历史的解释先于一切研究工作，是以早期某一学说的残余为基础的”
。雷蒙·阿隆的说法揭示了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与辩证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分野，而这种分野所导致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传统中，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出“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反历史主义的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特征”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并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想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性，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所作判断的科学性。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宣称孔德与黑格尔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并且两人哲学观念的密切关系对20世纪的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哈耶克看来，孔德与黑格尔同样强调理性对于历史的主导，只不过孔德称为“自然规律”而黑格尔称为“形而上学”，马克思则被划到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论阵营。“所谓唯物主义的（最好还是称为技术论的）解释的基本主张，不过是表示我们的自然知识以及有关技术之可能性的知识，支配着其他领域的发展。”
同时，哈耶克将马克思归为历史主义者而非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以毫无根据的傲慢态度”相信自己发现了历史规律因而掌握了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通过“技术决定论”和“历史主义”的指责，哈耶克塑造了一个思想机械、坚持线性历史观念、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的马克思的形象，由此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战场上掀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围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争。
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关系研究的三种解读模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理论交锋的中心地带正是辩证与实证的碰撞。也正是围绕着辩证与实证之争的理论碰撞，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百余年的思想史中展开了五次理论交锋：第一，历史相遇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孔德实证主义的直观、自然与道德维度，争锋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认识；第二，不断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批判杜林的“严密科学”世界观，驳斥实证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争锋的关键是争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第三，走向深化阶段，列宁、卢卡奇面对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以不同的理论选择进行了坚决反击，争锋的关键是探索马克思主义路向何方；第四，全面碰撞阶段，法兰克福学派从理论、方法与社会三个维度批判实证主义，争锋的关键是在日益强化的资本主义技术社会寻求思想突围；第五，争锋余韵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转向”反映了实证主义的理论反扑，争锋的关键是回应马克思主义如何彰显自身的科学性。
于我们而言，在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在理论上必须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在思想史研究的视域下清晰厘定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实证主义冲击及其理论应对，从而梳理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百余年思想论争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正确认识实证主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史经验，从而科学应对当代实证主义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巨大挑战，以历史眼光、辩证思维解答辩证与实证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