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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杰弗里·福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过去一年里，读者朋友们见过他笔下光怪陆离的架空城市、充满神秘色彩的美国工厂废墟，孤独悲伤的战争机器人……但要说他的拿手好戏，那还得是美国小镇奇幻。想象一下，在广袤的北美大平原上，人口稀少、零星分布的小镇还不足以征服大自然，狼人、大脚怪、雪巨魔以及数不清的超自然生物，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新生，成为作家们取之不尽的养料。
我在俄亥俄州住了十年，才听说有一种叫“俄亥俄蛙人”的神秘生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东西原来就在我家附近？那说不定能赚上一大笔钱。电视上不是有一堆这样的节目吗？追踪大脚怪、尼斯湖水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龙……那些打着“怪物发烧友”旗号的骗子，从来没追到过目标，连像样的照片都没拍到一张。但他们只要夜里扛着红外摄像机，在树林里跑上几圈，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比上班强多了。就像我儿子说的：“想找大脚怪？打开《大脚怪猎人》，看看他们在哪儿，然后完全反着来就行了。”
我心想：“这些人凭着‘追怪物’的噱头就赚了不少片酬。我看过的节目里，就有个老家伙跑到南加州去找‘蒙古死亡沙虫’。这合理吗？显然不，但就是有制片公司高层肯砸下真金白银。”我才不在乎那虫子害死了多少人，蛙人显然更酷。关键就在这个“人”字上。蛙人多少得有一些明显的人类特征吧，按照我的理论，观众就吃这一套：蛙人究竟几分是男，几分是女，几分是蛙？
我的计划是开车在俄亥俄州四处转悠，拍些关于蛙人的素材——比如采访目击者，实地探访目击地点，也许还会在某个傍晚沿着疯河走一走，希望能捕捉到一抹明亮的绿色。接着我会写封信，连同剪好的片子一并寄给奈飞视频网，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投资这个节目。我这人一向不算太乐观，但这笔钱似乎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带着儿子教我操作的二手摄像机，还有在网上草草查到的一些姓名和地址，我开始寻找俄亥俄蛙人。据我所知，蛙人的目击事件通常是车灯下的短暂一瞥：一只四英尺高、双腿直立行走的两栖动物，咻地穿过马路，消失在阴影之中。我不认为蛙人做过杀人、袭击之类的事，我读过的记录都只提到他连夜赶回池塘与伴侣团聚，没有关于其他行为的任何描述。这让人很好奇他白天都在做些什么。
总之，要是能从某位受访者那里，听到“蛙人曾经展现出攻击性”的说法就好了。这样的证词哪怕只有一条，也能为这部离经叛道的纪录片注入一丝危险元素，节目就有了看头。真心希望有人能讲出一则带点暴力色彩的故事。
令人略感不安的是，我的愿望竟然这么轻易就实现了。我第一次采访的对象名叫保罗·曼斯，是位本地商人。他曾在某个雨夜目睹那生物大步横穿公路。他说：“那东西绝对不止四英尺高，得有六英尺吧。我先是按了喇叭，以为前面是个人。等车灯照到他身上，我才猛踩刹车。险些撞上他，但也因此看得真切。怎么说呢？只要你见过他，就知道人们为什么叫他‘蛙人’。说他像变成青蛙的人，或者长成人形的蛙，都很贴切。我最后看他那一眼，他抬起了胳膊，我对上帝发誓，我想他是对我竖了中指，如果蹼手也能竖中指的话。”
“然后他就消失在黑暗里，我把脚从刹车上松开。正要踩油门，突然听见挡风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本能地低头躲闪，有个东西从车后面砸进来，打落了后视镜，后视镜掉在我身上。我狠狠踩下油门，在漆黑的沼泽路上飞驰，直到驶入有灯光的地带，我才停了车。副驾驶座上赫然躺着一块烟灰色的石头，又扁又圆，正适合用来打水漂。当然，也足以要我命。”
那次采访之后，我意识到：寄给奈飞的样片要想脱颖而出，就得把蛙人的形象塑造得比大众想象的更为阴险可怕。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曼斯的证词有些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叫来妹夫，让他戴上墨镜和假鼻子、拉长嗓音扮演受访者。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八月酷暑，他在黑鹰溪里泡水乘凉时，被蛙人一拳打中了屁股。虽然演技达不到奥斯卡水准，但古怪与拙劣结合得恰到好处，足以让人信以为真。
“那东西从水里一下窜出来，扑向我，全力朝我挥了一拳。我屁股上现在还有一块大陆形状的瘀青做证。那个胆小鬼，转身又潜回水里去了！真想一拳砸穿他那身垃圾袋颜色的绿皮。我回头瞥了他一眼，虽然只有一瞬，但他看上去正是我们想象中蛙人该有的模样。”
我跑去疯河和迈阿密河两岸拍了风景镜头。又用胶合板胡乱做了个模具，在河岸的软泥上压出了“蛙人足迹”，还拍下了我“发现”这些“足迹”的全过程，整整五分钟。我找了几个自称小时候听邻居提起过蛙人的家伙，跟他们聊了聊。又翻了些旧报纸，剪下那些和蛙人行踪有关的标题。我把这些全都拍成素材，准备剪进片子里。
视频剪辑是我儿子教的。我们把采访片段、风景画面、我那夸张入骨的旁白、报纸的标题、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蛙人想象图”，以及一大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统统揉进了一个勉强成型、半真半假的故事：关于某种怪物嗜血成性的传说。剪完后，我觉得成品还挺像那么回事，我儿子也同意。我们喝了几杯，胡扯着等奈飞的钱到手了要怎么花。
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把剪好的片子和一份一页内容、单倍行距的文档用邮件发给奈飞高层，文档里面详细写了这片子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没点发送，电话就响了。是保罗·曼斯。我说我正准备把样片发出去。他说：“你不能发。”声音直发颤。
“你在说什么？”我问。
“蛙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不高兴了。”
我大笑出声。
“听着，你这个蠢货，”他朝电话吼道，“我说真的，他不知从哪听来的风声，已经知道我们在做节目的事了，他还威胁我……”
“你跟他说话了？”我问，还以为他在耍我。
“说了，面对面。那气味，真是臭得要命。奇大一张嘴，一条鞭子似的舌头，鼓泡眼，皮肤绿得发亮，像廉价皮包的质感。你可不想被他用带蹼的手掐着脖子，另一只手还拿枪顶着脑门吧。他牢牢地卡住我的脖子，一边用舌头发疯似的抽打我，抽得我眼冒金星。”
“行吧，多谢提醒。”我说，“回头再聊。”
“别发啊！”我挂断前他还在喊。我犹豫片刻，还是点了发送，奔向奈飞的光辉未来。
几天后，我想起了曼斯的那通电话，他当时听起来是那么焦虑，那么异想天开。当初采访他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聪明人，不太可能突然口出狂言。我不禁想，在我们最初见面和最近这通电话之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才会变得这样畏畏缩缩。
又过了几天，我还在想这件事，但这一次，我不再只是好奇曼斯怎么了，我的脑海中头一次浮现出我对俄亥俄蛙人的具体想象。他肩膀宽大，脖子粗壮，侧脸线条平缓，身穿一件绷到极限的经典白色背心，胸前沾着斑驳的口水渍。下身是一条黑色西裤，配上一双黑色钢头靴，这样一身打扮就算完整了。他叼着一根粗雪茄，吐着烟圈，一边笑，一边打嗝。要是一两天也就罢了，但我几乎每天都想起蛙人的模样，这种状态竟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久而久之，我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起初只是模模糊糊的预感，但后来我越发觉得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坚定地相信，这一切不过是心理暗示和被害妄想罢了。
星期四晚上，儿子来喝酒的时候，我把整件事向他和盘托出，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样片发给了奈飞，随后发生的一切也都说了。等我说完，他问我要了罐啤酒，说：“你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简直像个疯子。”
“可是，蛙人的形象太清晰了。”我说。
“你暂时想点儿别的把。你都快被这事逼疯了。所以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的有一个穿着白背心、脚踏马汀鞋的蛙人在俄亥俄州横行霸道？像个绿皮版的爱德华·罗宾逊
，专把傻瓜从奈飞美梦中揪回现实？”
“他可能不想被曝光。也可能是气我们把他塑造得凶神恶煞。”
“你再这样，妈就要送你去‘爸爸的归宿’了。再说了，要怎么跟踪你啊？”儿子问，“你都不出门的。”
“我会去银行和邮局。有时候你妈出差，我还会出门买点吃的。”
“那就是说，那蛙人得有辆车咯？”
“我脑子里浮现过他开着一辆灰色的SUV的样子。”
“你不也开那款车吗？”他说。
“你是说我就是蛙人？”
“天哪，当然不是。”
我们当晚就谈到这里，临走前他对我说，下次再觉得有人跟踪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于是，三天后，在去斯瑞德韦尔超市的路上，我给儿子打了电话。他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了他。他说：“把车停在正对超市正门的那一排车位，我没到之前你别下车。”
“好。”我说，然后照他说的做了。我刚把车停进一个空位，就从后视镜里看到蛙人的车正顺着车道悄悄滑行而来。我猜他会把车停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暗中盯着我。我等着的时候，停在我左边那辆车的车主回来把车开走了。不到两分钟，我儿子把车停进了那个空出来的车位。他下了车，我摇下副驾驶的车窗。
“到我车上来吧。”他说，“咱们开着车兜一圈，看你能不能认出他那辆灰色 SUV。”
我锁上自己的车，坐进了他那辆。他倒车驶出车位，沿着我指的方向缓慢行驶。车刚开出不到十个车位，我就示意他停车。我们的右手边，就是那辆灰色的 SUV。“就是那辆。”我边说边指着那车。车里当然是空的。儿子看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拜托，别闹了。”
“冷静点。”我说，“车别熄火。”我打开车门下了车，他也跟着下来。我带他走近那辆，然后一起绕到车尾，站在车的正后方。我指着车窗，让他仔细看。玻璃上贴着一张贴纸，是白底绿字的椭圆形标识，上面写着：“我见过洛夫兰蛙人。”除了文字，贴纸上还有绿色的图案，描绘着一只正在走过沼泽的蛙人。
“人们第一次目击蛙人，就是在洛夫兰。”我对他说。
“这种贴纸他们可能卖了几百张。光靠这个，没法证明这辆车的车主是你说的那个蛙人。”
“但这车就是他的。我确定。”
“好吧，那我们开车再绕几圈，看能不能找到他。”
我们回到他车上，缓缓从几家商店门前驶过，想着说不定能瞥见蛙人。他一边开车，一边问：“你不觉得这事儿挺离谱的吗？”
“我也觉得有点离谱，但我没法全盘否定。”
“你这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的迹象了。”他说。
“那你说说看，”我问，“这个奈飞节目的点子，本身就很离谱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我希望不是，毕竟我也参与了。但就现实来说，大概是吧。”
一支枪口顶在了我的脸颊上，一只冰冷的手从后面攫住了我的脖子。我尖叫出声，一半是因为那种触感，一半是因为那股恶臭。我儿子扭头看了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先看路！”我一边挣扎着坐直，一边提醒他。
“都别紧张。”蛙人哑声说道。他的舌头猛地弹出，抽了我儿子的脑袋一下。“继续开，我来告诉你怎么走。”
“你从哪冒出来的？”我问。
“你潜意识的最深处啊。”他说着笑了，笑声像哮喘病人临终前的喘息。“趁你们两个呆瓜在那里‘审问’我的车，我悄悄从后座溜进来了。”
“你看吧，我早说那是他的车。”我对儿子说。
蛙人让他从停车场开出去，往特雷斯蒙特西边开。他一言不发地照做了，但我能看出来他的脑子正在飞快运转——这孩子跟他妈一样，是个脑袋灵光的人。
“哟，大导演，你把我的人生拍成了电影，是吧？”他松开我，把枪收了回去。我听见他点燃雪茄的声音。谢天谢地，和沼泽的臭味比起来，烟雾倒是让人好受些。
“我拍的是纪录片，”我说，“就像《寻找大脚怪》那种。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去寻找某种神秘生物。现在这种节目多得很。所以我也拍了一个。”
“是关于我的？”我听见他给枪上膛的声音。
“我们一直在找你，”我儿子说，“我们想问你要抽多少成，作为我们在节目里用你的名号和事迹的费用。”
“你儿子救了你一命。”蛙人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儿子？”
“除了你儿子，谁还搭理你？不过说真的，我也不是想发大财。我知道自己是蛙人，平时也用不上钱，但我得替我的小蝌蚪们想想，是吧？那就五吧？”
“五什么？”
“五百。”
“如果节目被奈飞选中的话。”我儿子说。
“那当然。”
“成交。”我说。
“很好，”蛙人说，“我们现在去我公寓，草拟个合约。如果你不答应，我本来是打算杀了你们俩，把你们扔进沼泽的。别往心里去啊。”
我们把车停在了湖边的一栋高级公寓前。下车后，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了蛙人本人。他穿着白色背心，肩上还斜挂着一只黑色枪套。现实中的他比我想象的年长些，身为两栖类，他的皮肤比我想象中更松弛、更多皱纹、偏灰色，几乎像只蟾蜍。尽管如此，他看起来依然气势十足。他手里握着枪，挥手示意我们上楼。那段楼梯爬得我气喘吁吁，中途还停下来休息了一两次。“走啊，”他边说边用枪戳我的肋骨，“老兄，你可真是个糟老头子。”
他的房间光线昏暗，空间很大，家具却不多。他告诉我们，这间公寓平时只是用来办公的，他和妻儿真正的家，在湖中心的小岛上。我们围坐在厨房角落的一张小餐桌旁，窗户正对着湖面，风景不错。像变戏法一样，蛙人拿出三个玻璃杯和一瓶“肯塔基奶油”威士忌。他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然后把瓶子递了过来。“有人要冰块吗？”他问。我举起手。他说：“真他妈可惜，我家没冰。”这番发作之后，他反复把肩上的枪抽出来又插回去，来回二十次。因为离他近，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声音喷泉——咕噜咕噜冒水泡的声音、喘息声，还有一连串细微的泡泡破裂声。还好有波本威士忌，舒缓了我的神经。看着儿子朝我投来的眼神，我知道他也同意我对蛙人的判断：这家伙已经半只脚踩在失控的边缘上了。神经绷紧，火气冲天。酒精似乎让他愈发躁动不安。
等我们杯子空了，他坚持要再来一轮。这时，我儿子终于打破沉默，问：“你刚才说的合同呢？”
蛙人把枪塞回枪套，站起身来。“我本来还想多庆祝一会儿，但既然你们这么急，那我去拿。你们等一下。”他说完转身离开了房间。他一走，我儿子就俯身过来，低声说：“你知道的吧，他还是会杀了我们。”
“不是吧，他只是想确认那五百块能到手。”我说。就在这时，蛙人进屋了，儿子立刻把手指竖到嘴边示意我闭嘴。我本来还担心他会不会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但他戴着那副笨重的大黑框眼镜走进来的时候，我的顾虑立刻烟消云散。那副眼镜像一对浮在池塘中心的睡莲叶，反倒让他那双原本就巨大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哇，这眼镜，”我儿子说，“我喜欢你的风格。”
蛙人露出笑容，那张大嘴咧得更大了。他把一张纸和三支笔放在桌上，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然后像个书记员似的坐在我对面、我儿子身边。连他分笔的姿势也带着一种仪式感。接着，他拿起一支笔，夹在有蹼的手指之间，俯下身去开始在纸上点点画画。这种行为绝不能被称作“写字”。他像是倾注了感情地在乱点乱划，期间还断断续续地打了六七个嗝，偶尔还抖上一抖。我看了儿子一眼，他只是翻了个白眼，摇了摇头。
他写完之后，把桌上的纸转向我，像是要让我读。我朝他笑了笑，问：“这是什么？”
“合同。”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可我根本看不懂啊。”
“你不用懂，签就行了。不签，我就杀了你们俩。”
“让我说两句。”我说。他点点头，我继续道：“合同唯一的意义，是保障当事人与人谈判的权益。但你的这份合同，不可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
蛙人摇摇头，砰地拍了一下桌子，“你以为我在乎什么合同？拜托，我住在该死的湖里，我在沼泽地里穿梭，我在你意识边缘的湿地里行走。”
“所以你根本不在乎合同？那你带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杀我们？这一切都是个幌子？”
“你还没明白？”我儿子叹了口气说，“他脑子里有一半是蛙。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有谁知道？”
“只有蛙知道。”蛙人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枪。
我儿子一把抓起桌上的笔，笔尖狠狠扎进蛙人松垮的喉咙里。我能听见皮肤被刺穿时发出的啵一声。蛙人发出一阵纤细的，类似马桶冲水的声音。他的头猛地向后一仰，眼镜飞了出去。即便如此，他还是设法摸到了枪。儿子拔出笔，高高举起。我赶紧趴到地上，两颗子弹嗖地穿过了那扇装饰画似的大窗户。
屋里一片寂静，只剩下微弱而潮湿的咕噜声。我站起来，心里一阵发慌。蛙人微微向后靠着椅背，咕噜声就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那一击显然致命——那支笔插在他爆裂的眼球上，只有尾端的十六分之一还露在外面。圆珠笔头应该是扎进了他的两栖脑袋里，把他戳短路了。他的鼻子上糊满了果冻状的眼球残渣，而他的腥臭居然还能更上一层楼，变得比之前更令人作呕。我绕过桌子，想上前抱抱我儿子。他站起来说：“赶紧撤啊，别在这鬼地方磨蹭了。”然后转身直奔门口。
他把我送回超市停车场，我下车时，他说：“这事咱们谁都不许提。尤其是别让妈知道。跟我也别再提了。更别自己胡思乱想。”他不知道的是，他刚才跑在我前面逃命的时候，我停下来，顺手带走了一份纪念品——那份“合同”。我把它锁在文件柜里，偶尔拿出来看看，笑一笑。至于奈飞，我后来再也没收到他们的回复。但我总觉得哪天打开电视，就能在他们的平台上看到那个节目：《寻找蛙人》，第一集，《冷血生物》。我还想把这一切讲给儿子听，听听他怎么说，听他笑我年纪大了，越来越糊涂。可他现在很少在周四晚上来我家，打电话过去他也常常不接。不过说到底，他还是个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