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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前夕，张謇应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天野之邀，赴日参观大阪博览会。
张謇早想东游考察了。然而身为“帝党”人物，他在戊戌政变中避祸南下，埋迹于实业，对于当道的罗织之网，无时不存戒惧之心。慈禧回銮以后党禁渐开，朝廷以开明面目示人，着意笼络新派人士，和风吹送春江水暖，张謇这只“鸭子”岂无所知？所以他便欣然赴约，以偿眼见为实的夙愿。
所谓夙愿，起因要溯源于三十余年前。当时张謇在吴长庆军中做文案，恰值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兵变由朝鲜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策动，他与王妃闵氏争权，唆使乱兵攻入王宫，戕杀大臣，并且杀死日本使臣。日本借机出兵抢占要地，逼迫朝鲜签约请降。国王李熙向宗主国清廷求援，吴军奉命入朝抗日。张謇随军东征，替主帅起草《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文》等公文，并推荐袁世凯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当时日本兵船七艘进逼朝鲜东岸仁川府，清朝兵船九艘驻泊朝鲜西岸南阳府，大院君在京都汉城拥兵秉政，清军并无必胜之势。与众幕僚商议后，吴长庆定下两条大计：一为正名，二为讨乱。吴长庆率兵渡过汉江，驻军京南七里屯子山。进驻当天，吴长庆仅带数名亲兵，进入汉城，拜谒“乱首”大院君。吴长庆是天朝上国的统兵大帅，如此谦恭有礼，这使大院君解除了戒心。第二天，大院君出城前往屯子山，答拜吴长庆。这一下有来无回，吴军当即将其拿下，直送南阳，由“登瀛洲号”兵船送往天津软禁。
兵行险路，釜底抽薪，城中叛军被一鼓荡平，对岸日军也被震慑，不敢贸然与清军交战。这是近世以来，清朝对外用兵的罕见胜利。此役之后，便是甲午，日本用十二年卧薪尝胆，在华北一雪“汉城之耻”。从此一发不可收，日本国势蒸蒸日上，中国则是不堪回首。到了今日，中国状元张謇来当日本学生，亲往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前凭吊，以诗句抒写心头滋味：“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下马关前。”
此次大阪盛会，是日本举办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会场设于天王寺，分设工业馆、农业馆、林业馆、水产馆、交通馆、机械馆、教育馆等。展品达二十二万余件。张謇注意考察农林馆，从中发现日本农业进步甚速，所产赤豆、黄豆、大小麦，其亩产都高于华产，稻谷品质之佳，使他这个来自鱼米之乡的人都不禁艳羡。与其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他当即决定购置农业器械，拟购大犁、中犁、小犁，以及耙土、播种、割麦、脱粒机器，并购织布、缫丝、织绸、织席等工具。
教育和实业，是张謇考察的重点范围。在工艺和机械馆的展品中，由学校生徒所制成品，张謇认为最可羡慕。其中绣品最美，织业最良，制箴最精。中国人说巧夺天工，日本人确是善用机械，能取巧时决不用拙。比如在国内尚很罕见的电灯，在这里却是随处可见。张謇数次夜观博览，见场内万灯飞白，士女欢颜，水帘亭以七色镜旋转，虹霓映射，光艳照人。走出这个热闹场时，张謇不由想起参考馆。参考馆展出外国器物，中国参展者，有江、鄂、湘、齐、蜀、闽六省。六省展品多为古董，其中湖北省是汉瓦当、唐经幢——这类东西，应当置于博物院中，怎可漂洋过海到这里现眼！
江苏省参展品是苏州刺绣、江宁云锦、扬州漆器、宜兴陶器，还算离题不远。张謇创办的通州酿造厂，出产一款颐生茵陈酒，以黏籽高粱酿制曲酒为酒基，加入茵陈、佛手、红花、陈皮等味菁华，经年贮存而成。此酒在博览会上获奖，成为中华制成品的佼佼者。张謇并未感到欣悦。他从博览会中悟出，日人治国如治圃，存石点苔，皆有布置，颇得治大国若烹小鲜之妙。而我国六省好似六国，互不相干，杂乱无章，连展出场地都不能规划一致。以我之乱对彼之治，胜负尚待一战而决乎？
比中华产品更不堪的是中华人物。商部尚书载振和户部侍郎那桐赴日考察，顺便参加博览会。可在会上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吸引二人注意力的，是东洋式的歌台舞榭、声色犬马。
在考察途中，张謇有幸亲睹二人笔迹，一窥朝廷权贵的行迹与心迹。在东京造币局的来宾题名录上，张謇看到前人墨迹：第一行某月、日；第二行大清国某某事来；第三行贝子戴振，“戴”字误；第四行尚书衔户部侍郎那桐，“书”字脱而旁注；第五行随员二十二人。在大阪水源局的题名录上，贝子载振仍写“戴振”，尚书衔仍缺“书”字，不过这回没有补。两次犯同一个错误，你可以说他们犯得极认真，我的天呐！
更令人惊诧的是在交通馆，展出一具台湾模型。台湾已沦入日本之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然而模型将福建的出海口囊括进去，绘以相同的黄色标志，这便出了大格。此举曾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日本方面置之不理。张謇特意打听，载振和那桐来过此馆，无片言只字之评。张謇不由纳闷，难道他们没看见吗？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张謇的行踪南至九州长崎，北至北海道，考察了七十多个工厂、农场、学校、商社，每见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张謇总结访日心得：“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由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
张謇视教育救国、实业兴国为己任，回到国内，便埋头于通州师范、大生纱厂、垦牧公司等实务中。这年年终日俄开战，而且日本已获两次小胜。除夕之夜，张謇提笔抒发满腹感慨：“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直觉而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
张謇随时关注这场战争的进程，眼看着以小博大的日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出人意料的胜利。最终结果已经不意外了，因为人们渐渐达成共识：这是立宪与专制的战争，“立政宗旨”决定胜负。中国的士大夫坐不住了，驻法公使孙宝琦，在弟弟孙宝瑄的建议下，率先上书朝廷，请仿英、德、日之制，定位立宪政体之国。商约大臣盛宣怀、吕海寰和岑春煊、端方等地方大吏，以设法保卫东北主权为题目，奏请派员出洋考求新政，仿行新法。恰在此时，朝廷以张謇办理实业成效卓著，颁谕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看来，张謇从“党锢”中解放出来了，这使他心扉为之一开，考虑如何就立宪建言。忽然接到常熟来讯：翁同龢患病甚重。张謇不由自责，好久未去看望老师了，只在上月函寄白米四袋，小米一袋，香稻一袋，山药百合各一篓，薏仁、白布、花布、洋手巾各若干。他仿佛看到老师故作嗔怪的面容：“张季子，予岂好货哉！”
张謇忙启程去常熟。师徒二人在翁宅相会，翁同龢已是呻吟卧褥了。见到张謇他很高兴，硬要让人扶他起身，让张謇看他前些日写的大幅章草，由于老迈乏力，他已多时不写大字了。谈了一阵病情，翁同龢转问张謇：“你的《东游日记》尚未印出？”张謇回说：“因检点忌讳言语误了时日，大约两月后可以成书。”
翁同龢不由失笑：“是啊，忌讳。我们忌东忌西，就是不忌讳战败。哦，季子，这话不是说你。”他令家人找来近日日记，亲自指点给张謇看。只见三月初二日记：“报传廿九日攻旅顺俄失两舰，其帅马拉可夫死焉，盖大创也。韩王宫火，韩君避入美馆，亦廿九事。”三月二十六日记：“报传日本连得凤凰城，三路进攻辽阳城，其塞旅顺之船虽被毁，而沉船之效已著，真死士哉。”四月十六日记：“十二日破金州，次日踞南山关，皆血战也，俄死六千人，日亦失三千。”五月初八日记：“日俄战相持，旅顺屡攻不下，辽南虽捷，未抵辽阳，而俄船出海参崴入日本海，坏日三舰，损伤极多。”
张謇举目望老师：“老师以投荒逐臣，而牵怀异国战事，笔踪墨迹，一至于此。是啊，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们屡败之余，只有坐观日本逞能了。”
翁同龢语带责怪：“季子何出此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是儒者本分，何况世事并未走到尽头，何不为所当为？我在昨日记下这话：‘奉太后恩谕，从今年庆典，凡戊戌案内人员皆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管束者概释，着该部该省奏查。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当伏谒君门也。’季子，我是废了，你正值盛年，且又新作日本之行，救国之策，必有所谋。所谓匹夫有责，我们这些匹夫，还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啊！”
张謇十分感奋。他更深地感受到纯儒的品格，与老师相比，他的成色确有欠缺。张謇告诉翁同龢，他打算将书印成后分送各方要人，以作鼓吹，并拟与汤寿潜、赵凤昌等一起，推动鄂、江二督领衔上奏，吁请立宪。翁同龢说：“江督魏光焘的发言分量，远远不如张香帅。然张之为人似勇实怯，在国家过的好多坎儿上，他本该发挥更大作用，唯因过多计较而趑趄不前，实在可惜。唉，我已没有资格怒其不争，哪日你替我起草遗疏，把这意思写进去，就算翁同龢报答君恩了。”
张謇内心酸热，权且答应下来。告辞老师，回到通州，还没有在家消停一下，便接到翁家送来的讣告：“二十一日子正，松禅师易箦。”翁同龢晚号松禅老人，“易箦”指更换寝席，喻人将死。怎么这么快！张謇慌忙再奔常熟，至时师徒已成永诀。翁同龢遗命由张謇代草遗疏，并书翁氏自挽联。自挽联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
帝师的用语自然委婉，凡夫俗子是看不懂的。张謇忍着悲痛想，松禅师所闻的“道”，便是时人盛称的立宪。老师曾被称作“维新之导师”，可以无愧矣。张謇将“仿行宪政，致力救亡”的意思融入翁同龢遗疏中，了却老人的最后心愿，借以冲淡那首绝命诗——“六十年间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转向尔曹弹”，带给弟子的无尽感伤。
这段经历是一种督促，使张謇放下手头事务，奔走游说当道人物。对于时下最热的舆论，张之洞岂能无动于衷？早在两宫未离西安时，他就致电刘坤一称：“其实变法有一事要紧，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上议院则可仿行。”在《会奏变法三折》中未敢明言，进京议政时更不可讲。他是在位权要，无论何事都要把握尺度，哪能像常人那样放言高论？这不是勇不勇的问题，而是宜不宜的事情。如果言而不能行，那不是无的放矢吗？
现在，连他常驻上海的“坐探”赵凤昌，都热心于推动立宪，表明时势演进渐趋成熟，可以适当介入了。张之洞会见张謇后，与两江总督魏光焘商定，由张謇和蒯光典草拟请求立宪的奏稿。张、蒯将草稿分送各方人士传阅磨勘，并与汤寿潜、赵凤昌反复商榷，前后十易其稿。他对主持其事的张之洞越来越不耐烦，寄函赵凤昌发牢骚：“得北洋友人讯，言南皮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讥其毒民，后必不昌。岂能有此说耶？公有所闻否？此老发端既不勇，恐学术杀人之事不免。公与之有休戚之谊，不可不尽言。昔人言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人，君子不可有此罪孽。常熟遗疏中即有此语，是病榻所谈，此老毕竟有心。”
“南皮”指张之洞，“常熟”指翁同龢。以死帝师讥活儒臣，用笔不可谓不老辣。赵凤昌阅函，唯有苦笑。休戚之谊，此言非虚：当初他给张之洞做首席文案，由于幕主对他过分倚重，以致有嫉之者撰联嘲讽：“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竹君。”这果然引发祸端，大理寺卿赵志祥参劾张之洞，词涉赵凤昌，朝廷降旨将赵革职，永不叙用。张之洞不过意，请盛宣怀把赵凤昌安排在上海电报局。这是个耳听八方的地方，赵凤昌在此交结各路英杰，比在武昌更觉惬意。故主张公的习性，他当然比张謇清楚。赵凤昌回函邀张来沪，为定稿做最后切磋。
张謇、蒯光典、汤寿潜，齐集于上海南阳路10号楼，这是赵凤昌的住宅，题名“惜阴堂”。对于烂熟于胸的篇章，还要字斟句酌，四个人都得耐住性子，拿出考生进场的功夫来。经过一天的讨论，进一步确定了奏稿主旨。首先阐明，非从根本上改变政体，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近时朝廷非不变法，非不革新，然皆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救急，无关大局。其次，在各国宪法中，日本国情与我国最接近，最可学。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推崇天皇，成规具在，似可采择。再次，“万几决于公论”是历朝圣训，宪法所谓公论，不过变咨询少数为多数。大计决之于上，君权并未旁落，而民气得以发扬，办事众擎易举。最后对立宪步骤作出规划：一、宣誓立宪，通告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二、派亲信而又有声望的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三、按照日本早期章程办理立宪事宜。
定稿郑重出笼，分送南京、武昌。在这件事上，魏光焘要听张之洞的，而张之洞，一如既往地不哼不哈。慌什么呢？在中国做事，你跑得快不一定干得好。这是要动国体的事情，怎能听风就是雨？
张之洞致电张謇称，时与势摆在这里，国家迈不迈出这一步，关键要看朝廷态度。而能够摸透真实动向的，唯有直隶总督。张之洞嘱咐张謇，跟袁世凯商量一下。对于张謇来说，这是个意外难题。要知道，他给袁世凯写过绝交书！那是年轻时节，张謇正在吴长庆幕中，袁世凯带数十人前来投军。吴长庆令张謇教袁世凯学八股，袁世凯作文不能成篇，张謇欲改无从下手。学生无才，难坏老师。不料那小子做事无师自通，在吴军援朝抗日时，张謇荐他襄办营务处，袁世凯竟然大显身手。然而终究学无根底，在袁世凯初露头角，吴长庆受李鸿章系淮军倾轧郁郁不得志时，袁便对吴有不敬之举，且与吴幕诸人多有不和。张謇眼中揉不进沙子，便同两位僚友联名致书，予以严斥：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擘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
“司马”是带兵官的尊称，“筱公”是吴长庆的别号。在这段言辞辛辣的开头之后，函中历数袁某拉李鸿章大旗作虎皮，动辄以行牍北洋吓唬人；接管副营后致函吴长庆，便计较海防教练各项费用，似让人怀疑吴公冒领浮支；出使朝鲜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并于兵船建黄龙大旗，完全不顾营务处仅为差事，官阶不过是五品同知；袁之职责系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却越职干预朝鲜政事，以致国王来函盛称“袁会办”，其威福已深植彼君臣之心……最后说：“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请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知遇之恩，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
袁世凯得书隐忍不语，却也并未回函认错，这便说不上孺子可教了。张、袁从此分道扬镳，虽非路人，绝无交谊。现在要他主动请益，张謇如何抹得开脸？可是张謇就是张謇，他并非为私事开口求人，此乃国事，关乎万年华夏能否存续之大事！袁世凯固然有斑斑劣迹，然其得以位居要津，必然有人所不能及之处。所以，当时贻书痛斥是对的，今日致函联络也是对的。
张謇先跟袁府亲信杨士琦通信，了解袁世凯的政治见解。又过一些天，张謇托吴长庆的长子吴彦复北上天津，向袁世凯面陈一切，并带去张謇的亲笔信。信中不提往事，不作客套，开宗明义，敦请袁世凯争做中国的伊藤博文。要紧的是这段话：“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而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兆。……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
突接张謇来函，袁世凯感到意外欣喜。他这个人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不知惹翻了多少人，他全都可以弃置不顾，唯独张謇是令他自感亏欠的那一个。遥想当年，年轻气浮，不乏出格失范之行，至今思之犹自失笑。所以，接到张謇的绝交书后，他既未发怒，也未申辩，好比韩信忍得胯下之辱。如今张謇回心转意，那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也是袁某已经绕不过去的明证。那么，他做不做伊藤博文？
袁世凯没有见过伊藤博文，却知道李合肥栽在他手下，康有为绊倒在他脚下，就连光绪皇帝的崩塌，也隐隐约约与他有关。中国近世的种种苦难，大多是这个老鬼子做成的！可他对日本的确有功，作为人臣他已达到极致。如果时与势许可，袁世凯当然愿做伊藤博文，甚至超越都未尝不可。但是袁世凯知道，孙宝琦、梁诚、李盛铎等公使，丁振铎、林绍年等督抚，相继奏请立宪。朝廷并无明确回复，因为慈禧尚在犹豫。她老人家不点头，说什么都白搭。
袁世凯斟酌如何回函。当年在吴长庆军中时，他称张謇为“夫子大人”。现在似乎不必，那么称呼“殿撰”？这是翰林院专为状元而设的官职。或者“头等顾问官”？不妥不妥。还是径称先生为好，这是尊卑皆宜的称谓，张謇在野多年，早已淡泊名利，不会计较这些了。
张謇收到了袁世凯的回函。信是亲笔，颇显诚恳，中心意思只有一句话：“尚须待之以时。”这就是说，当前最有实力的这个人，还不愿出手为立宪推毂。张謇有些失望，由此想到，张之洞也将步袁后尘。果不其然，在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张之洞把奏稿搁置下来，张謇和朋友们的多日心血，就这样被束之高阁。
臣子们接连吁请立宪，折子全都留中不发，当然出自慈禧的意思。光绪对此未置可否，心中却由此泛起涟漪，难以抚平。他想起戊戌变法，那时远未触及宪政，只是笼统说变革旧法。康有为仅有的一次面君奏对，最要紧的那一段话，“变法须从法律、制度变起，臣请皇上先开制度局，制章立规，谋篇布局，提纲挈领，慎思力行”，并未讲明立何制度。最要命的制度局，却是康有为另辟蹊径，谋求让自己栖身其间，赢得变法发言权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惹动了太后的疑忌之心，引发了一连串政治变局。
倒是康有为进呈的一本书，隐含仿行宪政之意，那就是《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在按语中说：“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而书中描写的日本制度，是一目了然的三权分立，由君主凌驾于三权之上，成为国家最高权。这一套设计，乍看十分完善妥当，往深处想想便有疑问：若将大权分成三块，而且使民选议院、议政治民，被高架在上面的君主是否会被架空？日本宪政习自西方，从报纸上看到，西方有虚君政治之说。据说英国的君主，履行的只是礼仪上的职责，这在中国皇帝看来，不是很荒唐的事嘛！
好在康有为也说，当下民智未开，守旧满朝，尚不适合开设议院。变法很快夭折，一切付诸东流，立宪云云，终成梦呓。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惊见日本挑战巨无霸，并且将其打翻在地，成就了中国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伟业！其因何在？一言以蔽之，立宪而已矣！当年不敢想的事情，至今已是不得不想，可他又是想也白想。上天哪上天，你叫光绪怎么办呢？
这是西苑瀛台，光绪的伤心之地。从颐和园回城后，慈禧不愿进紫禁城，光绪便又入居于此，再次回到了幽禁之境。虽然老人家宽大为怀，但那种天眼照临的监控，是睡梦中也逃不掉的。光绪已无所谓，他在意的还是国家，老人家若肯松一松手，也许会有一线生机，从巨石镇压下脱颖而出。只不知……
光绪的思绪忽被打断，因为他看见一名太监，穿过涵元门，向景星殿走过来。那是崔玉贵，太后底下的二总管。有什么当紧差事，会让这么大的太监专程前来？光绪坐在殿前廊下，眼看崔玉贵越走越近，手中捧着一只盒子。到了光绪面前，崔玉贵跪地叩头：“奴才叩见皇上，奉太后懿旨送呈书籍。”
御前太监上前接过盒子，崔玉贵叩头退去。太监取出书籍呈上，光绪接过，看见封面上四个大字：日本宪法。他以为花了眼，捧起细看，并未看错。忙翻开来，但见第一章为天皇，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皇位，依皇室典苑之规定，由天皇之男子子孙继承之；第三条，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条规行之……第一章十七条，全是规定天皇权力，看上去无所不包，眼下所能想到的统治大权，都被天皇囊括在手。那么，顽固守旧者所抗拒的立宪，究竟在反对什么呢？
全部宪法一共七章，分别是天皇、臣民权利义务，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补则。篇幅不长，很快看完了。光绪顾不上咀嚼含义，现在要想的是，书从何处来，太后要干什么。是太后授意外面送的？是有人设法进呈宫中的？若是后者，这个人胆量也就不小。这还是小节，太后的观感才是大事。从她开恩赐书让他开眼，便可知此书所起的作用。
光绪这一宿又没睡好。一部《日本宪法》放在枕边，一幅珍妃帐子挂在床头，在昏沉无垠的孤寂中，他不由想起天皇明治。此人生活在那条狭小如虾的海岛上，却打败了中国，打败了俄国，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人啊！他是如何做到的？难道就凭这本书？光绪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信。他愿把这本书视作兆头，为灾难中的国家预卜明天。
晨光熹微中，光绪乘轿前去早朝。他在轿中想清楚了，慈禧不处理立宪奏议，不是不关心，是要观察事态发展。现在拿出这本书，预示着她要迈出下一步。总之，她要的是万事不出她掌握。这也好。光绪想想又摇头，就是不好又如何？
早朝设在仪鸾殿。这是新建的仪鸾殿，在中海西岸。原来的那座，被瓦德西失火烧坏了。光绪在御座上呆了一阵，慈禧太后出来了。在臣子觐见前的间隙，娘儿两个一向无话可说。这回却由慈禧先发问：“书你看过了？”
光绪忙回话：“儿子看过了。谢皇额娘赐书。”
慈禧微哂道：“这不是一般的书。日本人啊，花样真多，本来简单直白的君权，他玩出那么多花活，一二三四五，把政权、军权、议权、法权明细列出。怎么着，他是怕人抢吗？”
光绪斟酌着说：“儿子思忖，他是要将具有神性的君权，由天上降至民间，以拉近君与民的距离。君与民约法三章，明文公布，既以惕厉君主，亦以激发臣民，要在上者负责任，欲从众者有权利。总之，将广大无形的君权，用文字一一标出，这便是一种约束。至少，使疏慢的君主不敢偷懒，要知道，明朝有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啊。”
慈禧露出笑颜：“我知道，那是万历。不仅不朝，而且不郊、不庙、不见、不批、不讲。我朝可无这种懒虫，咱们娘儿俩，哪天不是数着星星出宫？若仅为这，不用它立宪，我们还给下头立榜样呢，比我们懒的臣子难道没有？”
慈禧很少这般嘴碎。光绪明白，她在给自己纾解犹疑。老人家不愿走这一步，然而国势衰危至此，她当然不肯沦为万历。从新政重启可以看出，老人家从不顽固不化，她在顺着风向走。只是不知，冥冥上苍是否还肯给我们时间，让国家有起死回生之一日。
慈禧从笑谈中抽回目光，盯向光绪：“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讲的不就是这一套？”
光绪心中一激，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记得，当初康有为上呈一套《日本变政考》，光绪将其呈送慈禧。那本子慈禧没再发回，光绪令康有为重新抄录一份。哪里想得到，她老人家竟然看过那本书！
慈禧神色不变：“是啊，我看过那本书，是跟《日本宪法》比照读的。顺便告诉你，这书是内务府赵小山进呈的，总共十二本。赵小山跟赵凤昌是姻亲，书是张謇编印的，对了，就是那个状元。张謇托赵小山送书入宫，这是出于忠孝之心，我不怪罪他。”
光绪这才插上话：“士大夫尽忠总是好的。额娘说变政考那书……”
慈禧淡淡一笑：“你不愿提那个康字。唉，都过去了，虽说悬十万赏金，他跑出十万八千里外，没人有能力领赏。他在书中添油加醋，写了那么多按语，不是故意搅浑水吗？”
光绪忙道：“按语是阐发文义，必须忠实本意，不可借题发挥。若有欺慢之心，君上是放不过的。”
慈禧没有放过：“比如呢？”
光绪说：“他在按语中说：‘君之保民如保其子女，民之爱君如爱其父母，互相爱也，互相保安，虽万年长存而不亡可也。’他还说：‘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议院，尚非其时也。’只说州县乡村议院不可不开。”
慈禧语带讥讽：“循序渐进？走着说着？其实，我也是……”她把话咽回去，朝殿外张望，“耽搁了时间，叫起吧。”叫起是令臣子觐见的惯称。
军机大臣鱼贯而入，叩拜跪见。这日所议皆为日常政事，有练兵、筹饷、办学、恤灾、节宫廷冗费等七八项。议至十时一刻，太后与皇帝对对眼色，光绪便令诸臣退下。臣子们叩头下去，忽听慈禧说了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臣子们微抬起头，又不敢互递眼色，只是僵在原地，等上头发话。光绪疑惑地觑着慈禧，见她已做出起身的样子，便未出声。领班王爷奕劻暗中示意，领着诸臣退出宫去。
几位大臣各怀疑问，在殿外却没有聚集议论，以全臣子之分。但是大家都在自责，太后的一句话，等于打了他们一巴掌。日本宪法，有谁知道？自己为何未曾想到？让上头问个冷不防，不是中枢重臣之耻吗？
瞿鸿禨却依稀知道一点。他有个弟子叫张美翊，前些天来函报称，正跟张謇、赵凤昌赶印有关宪法的书籍。回到宅中，瞿鸿禨立即派弟弟赴上海，跟赵凤昌等人接洽。
奕劻很快探得宫中确讯，顺理成章地，袁世凯领会到了上头意向。这时已是1905年初夏，日俄战争已经打出了结局，模仿日本变法强国，业已成为朝中共识。袁世凯这才决定出手。他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周馥，三人联衔上奏朝廷，请求实行立宪政体，以十二年为期。
从这时起，奏请立宪的折子如潮水般涌来。在八位总督中，就有直、江、鄂、滇、粤五位上奏，川督则请派员游历各国。奕劻自言赞成立宪，瞿鸿禨则数次入宫进言，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两宫就此下旨，令军机处妥议具奏。枢府诸臣连日会议，最终议决：欲求自强，必先变法；欲革旧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唯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两宫批准了军机奏议，接着遴选出洋考察人选。最初定为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各自代表宗室、枢府、部院、督抚。一落实到具体人，扯皮事便多起来。荣庆不愿往，瞿鸿禨却是密请前往，这便将荣改为瞿。张百熙以头晕辞，荐户部左侍郎戴鸿慈代替。商部值日这天，载振奏言：“臣父在枢府日久；瞿相兼外部和枢府，常与外人交接，遇有交涉事件，恐难转圜。请另派他人前往。”两宫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决定由镇国公载泽替换载振，徐世昌替换瞿鸿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