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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从三个层面剖析马斯克的成败经验，并解读科技创新的规律与法则。
首先，审视科技创新的宏观背景。这部分将揭示马斯克是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中奋斗并取得成功的。
其次，深入探讨具体的案例。马斯克的创业历程极为丰富且成功率极高，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成功的规律。
最后是个人总结，讨论我们能从马斯克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我不想以马斯克的生平作为开篇，因为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埃隆·马斯克传》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希望本书能带来比《埃隆·马斯克传》更深入的解读。
除了《埃隆·马斯克传》，沃尔特·艾萨克森还撰写了《史蒂夫·乔布斯传》。在这两本书中，作者都提到了“现实扭曲力场”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成功的企业家通常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使他人信服他们的信念，即便这些信念并非完全正确，而且他们会激励大家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但这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马斯克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与埃隆·马斯克的性格极为相似，但他一生默默无闻。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马斯克进入了全球创新的核心地带。马斯克从硅谷起步，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从互联网到电动汽车，他正好赶上了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时代。实际上，创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单凭“人”的因素是不足以成功的。
大多数人分析马斯克或其他科技企业家的成功时，往往倾向于从个人特质的角度寻找答案。但这种分析并不全面。我希望基于更广阔的视角，帮助大家理解马斯克为何能在当代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分析科技创新成功的逻辑，即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它指的是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代趋势。世界发展的核心动力源自科技，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洞察潮流的动向。
其次是地利。这里的“地”指的是前沿产业。地利意味着要把握前沿产业的动向，即潮流的特征。
科技能够更早地影响某些产业，给这些产业带来更深刻的变革和更多的发展机会。相反，有些产业则相对滞后，它们的发展机会尚未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哪些产业正处于时代的风口上，然后才能把握时机。
马斯克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的每次创业几乎都抓住了产业时机。这归功于他能够判断地利，即能判断何时一个新的机会会降临到哪个产业领域——注意，是产业领域，而非地缘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竞争比作球赛，那么过去地缘式的竞争就好比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球赛。但是现在国家队变成了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可以来自五湖四海，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而效力于同一支球队。所以过去的地缘式竞争逐渐变成了现在的产缘式竞争，这就是地利。
第三是人和。所谓人和，不仅仅包括领袖的个人能力，还包括如何将周围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实现目标。
西方强调开放而非人际关系。但有趣的是，在马斯克的创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人际关系色彩。早期他就和自己的亲兄弟一起创业，后来再创业时是和自己的表兄弟，再后来是和自己的老朋友一起创业。
贝宝（PayPal）作为马斯克早期创业成功的公司，其创始团队中出现了许多日后成就斐然的人物，比如彼得·蒂尔和里德·霍夫曼。这些人曾经都是和马斯克并肩作战的兄弟。他们甚至给自己的团队起了个名字——“PayPal黑帮”。
当然，并肩作战的团队也会出现许多冲突，但马斯克对冲突的容忍度很高。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中国讲和而不同，但是西方认为当面的冲突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埃隆·马斯克传》里提到马斯克是在南非长大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南非充满了动荡。这可能也是马斯克对冲突的容忍度高的一个原因。
这其实也是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创新需要包容，创新需要允许冲突，甚至要学会如何与他人进行理性的冲突。
所以，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如前所述，马斯克与他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在性格上极为相似，在他们的身上，都能看到童真和创造力。他们常常随心所欲地行事，甚至在某些方面，他的父亲表现得更为极致。
有一次，埃罗尔驾车经过南非的一个农场时，注意到农场主立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一架飞机待售。尽管囊中羞涩，他却运用各种策略说服农场主，最终用自己的车换了那架飞机。然而，他并不会驾驶飞机，所以他雇用了一名飞行员，把飞机开回了家。可以想见，这位父亲能做出怎样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马斯克的父亲生活在马斯克这样的创业环境中，他或许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环境对于塑造成功的企业家至关重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企业家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领军人物。提及工业革命，人们往往会想到瓦特，认为是他发明了蒸汽机。然而，这里存在两个误区。
首先，蒸汽机并非瓦特发明的。早期的蒸汽机，即纽可门蒸汽机，已被广泛使用。但这种蒸汽机笨重且效率低下，仅适用于固定场所，无法满足工厂持续动力或火车轮船移动动力的需求。瓦特通过几次关键性的改进，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其次，瓦特作为工程师改进了技术不假，但他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才是瓦特蒸汽机成功商业化的幕后推手。博尔顿并不是瓦特的第一位合伙人。1772年，支持瓦特研发技术的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因为工厂倒闭陷入债务危机，罗巴克只好用与瓦特合作的专利抵押，清偿与博尔顿之间的债务。
博尔顿对瓦特的技术非常感兴趣，继续支持瓦特的研发，并于1775年和瓦特共同成立了博尔顿-瓦特公司（Boulton and Watt）。
博尔顿不仅投资瓦特的蒸汽机研发，还帮助瓦特将技术专利期从1769年延长到1799年，还参与开创了“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即向其他企业授权使用他们的蒸汽机技术，收取特许权费用。这种模式在今天依旧非常流行，而在当时却是一种创新的商业实践。
1795年，在博尔顿的支持下，斯梅西克的索霍铸造厂（Soho Foundry）建成，这也是第一个为专门生产蒸汽机而建造的工厂。可以说，博尔顿的商业头脑与瓦特的工程天赋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蒸汽机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
18世纪末，许多企业处于一、二代交接班的时期，传承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将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女，还包括将合作伙伴关系传递给下一代，甚至让后代继续合作。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趣味。
科技本身不会推动社会发展，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科技应用的普及。人人都运用科技的时候，效率提升了，能力就延伸了，社会也就进步了。
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需要动力。这个动力来源被普遍认为是蒸汽机。事实上，瓦特蒸汽机只生产了500台，而且完全是手工制造，没有实现规模化的工业化生产。
而在全球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工业革命之父是理查德·阿克莱特。他也改进过蒸汽机，但他并不是像瓦特一样，在原有蒸汽机上做效率提升，而是把蒸汽机改造为适合工厂使用的机器。而阿克莱特利用复杂机械将纺织流程全部自动化，形成了连续化、系统化、自动化的生产。
从本质上说，瓦特只生产了一个技术产品，瓦特蒸汽机的贡献主要在两个领域：火车和轮船。但是它只是整个自动化生产流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阿克莱特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这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
在18世纪，英国的纺织业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效率低下，高度依赖手工劳动。
1768年，阿克莱特与钟表匠约翰·凯研发优化了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这款机器采用木制和金属圆柱代替人手，生产绞合纱线（最初仅用于经纱），大幅降低了棉纺成本，此后又改进实现连续纺纱，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仍然不是阿克莱特最大的贡献，他最大的贡献是将这些机器整合到了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中。1771年，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纺纱工厂，这座工厂集梳棉和纺纱于一体，雇用了200名工人。这座工厂的诞生标志着从家庭手工业向工厂化生产的转变。
由于阿克莱特的纺纱机操作简单，当地人无须培训就能上手，更多人参与纺纱、更大的产量、更低的成本，让阿克莱特的纱线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5年之后，当地就扩建了第二座工厂，镇上的居民已经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为此阿克莱特开始招募外地工人，在工厂附近建造小屋供他们居住，甚至还造了一家酒吧，满足工人的日常需求。
这些工人住宅成为“世界上首个工厂住宅区”，也成为人类社会全新的协作模式。
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致富模式。
工业革命以前，大家是靠武力、坚船利炮抢夺财富、资源以及地位，因为这些资源往往已经为人所有，只能到别人的地盘去抢。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战乱不断。
工业革命之后，全世界范围的战争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致富办法，就是利用规模化生产大大提高商品的产量，让这些商品可以出售给更多的人，这样就可以从每个人身上赚一点小钱。
总而言之，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规模化的生产和规模化的市场覆盖，让用户实现规模化的消费。当用户实现规模化消费的时候，人人都用上了先进科技，社会自然就进步了。
事实上，把工业革命的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人，不是阿克莱特，而是亨利·福特。因为他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流水线使得像汽车这样复杂的产品都能够被规模化制造。而这些产品一旦实现规模化生产，成本和价格就会大大降低。
很多人认为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是因为使用了廉价劳动力。其实这和福特当年的做法是同样的原理。这一原理被称为莱特定律，即当生产规模扩大到以前的2倍的时候，成本会降到以前的85%，甚至80%，如果再扩大2倍，又会随之下降。如果扩大到10倍，就是以前的1/4甚至更低。
所以中国的做法是，用最大的生产规模给世界供应商品，从而在保证质量的同时维持低价。
工业革命的流水线作业带来的是规模化生产和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福特汽车公司批量生产的车，比很多手攒的轿车质量要高，价格上又很优惠。
有多优惠呢？今天，特斯拉旗下的车型相对比较低的就是Model 3，在美国售价约2万美元。而在100多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实现流水线生产后最早推出的Model T价格在950美元左右，还不到现在的1万美元。随着福特汽车公司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电气化的流水线生产，Model T的价格一度在1916年降到了360美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三个月的薪水。对比现在，一个普通人三个月的薪水可能很难买到一辆比较好的汽车。所以我们今天仍需要继续沿着前人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往前走。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会押着相同的韵脚。”
在工业革命以后，成功的规律变了，但这个规律并不是永恒的。
福特造车和马斯克造车其实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造的是机械动力汽车，后者造的是电动汽车。但是两者的成功有着非常相似的内在规律。
福特在20世纪初期的成功，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他开创了现代汽车工业的先河。
福特并没有发明汽车，卡尔·本茨等人在此之前已经制造出了内燃机汽车，但这些汽车产量有限，价格高昂，只能供少数富人享用。
福特真正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将流水线生产模式引入汽车制造业。1913年，福特建立了第一条完整的汽车装配线，这一创新使得汽车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让一辆车的生产周期从原来的700小时缩短到12.5小时，巅峰时期甚至能做到10秒下线一辆车。
在这样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支持下，福特T型车的售价降到了260美元，让原本是奢侈品的汽车成为大众商品，福特汽车公司也因此获得了千万级别的销售成绩。
这种大规模、低成本、标准化生产的模式，是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成了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
特斯拉的崛起也有相似之处。马斯克并非电动汽车技术的发明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电动汽车，但受限于技术和成本等因素，并未能得到广泛应用。
马斯克的贡献在于，他将电动汽车这款“小众”产品推向了“主流”市场，通过一体压铸、生产流程改造、超充网络建设，让电动车从昂贵的富人玩具，变成主流用户都能购买的日常消费品，完成了又一场规模化生产变革。
历史的转折出现过若干次，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去看以前完整的一个周期或转折，我们就会知道转折前、转折后出现了什么，从而根据历史的“韵脚”去推导转折之后的发展趋势。
解读马斯克，是为了看懂历史的大规律和个人成功的小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重复做马斯克的事，因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我们要做的是掌握规律，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这条成功之路和马斯克的成功之路押着同样的韵脚，这韵脚就是成功的内在规律。
“天时”的内在规律就是要实现规模化。但在规模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创新。福特汽车公司实现规模化生产后，汽车进了寻常百姓家，同一时期，还有另一家汽车公司脱颖而出，跟福特汽车公司分庭抗礼，那就是通用汽车公司。
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能跟福特汽车公司竞争？原因很简单：用户的需求是差异化的。
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车型各不相同，有运货的车、救护车、私家轿车，但底盘都是一样的，所以还是相对单调。而通用汽车公司的思路则是在同样规模化生产的情况下，寻找差异化，从而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
20世纪20年代早期，通用汽车公司完成大量品牌收购，旗下拥有雪佛兰（Chevrolet）、别克（Buick）、庞蒂亚克（Pontiac）、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凯迪拉克（Cadillac）等品牌。
然而这一时期管理层经营不善，各品牌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产品重复、质量参差不齐，加上资金短缺，公司濒临破产。
艾尔弗雷德·斯隆临危受命，出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他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外部融资解决了资金问题，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策略进行了改革，明确了各个品牌的定位和受众，还引入了“年度车型”的概念，鼓励各品牌每年对汽车进行改进和创新，从而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刺激其购买欲望。
随着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越卖越多，用户对汽车的差异化需求越发强烈，通用汽车公司的多品牌策略展现出威力。
雪佛兰面向大众市场，提供经济实惠的汽车；别克瞄准中产阶级，主打舒适豪华；凯迪拉克则定位高端市场，突出尊贵品质。这种多品牌战略让通用汽车能满足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市场份额，最终超越了以单一车型为主的福特汽车。
科技发展总是这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后，又会有新的需求出现。当你满足了一项需求，这项需求就不再是竞争的焦点。此时，竞争焦点会前移。就像战场上，攻下一个阵地以后炮火要前移，士兵再往前冲，向纵深发展。
科技产业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全世界的产业都会被科技覆盖。我们需要探讨科技前沿，因为那会是竞争的焦点，会塑造下一代企业家，也会带来最大利益。
当下的科技前沿到底是什么？
过去，科技前沿是规模制造，是实体产品的生产。而现在科技前沿是数字制造，是虚拟产品的生产。虚拟产品有一个好处，即容易复制。
马斯克曾经的“战友”彼得·蒂尔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在书里，他讲到一个基本原理：数字产品的生成要经历从0到1的研发过程，而产品一旦生成，完成从1到100万的复制，边际成本趋近于0。
现在看来，这个原理在实战中是不成立的。
过去，互联网成本相对较低，公域流量、私域流量都是免费的，流量经济下，大家只需要各凭本事抓住红利。
现在这个规律发生了变化，因为流量成本在迅速上升。
进入云计算的时代，要提供强大的数字产品，甚至要在网络上提供人工智能产品，都需要访问ChatGPT、文心一言这些大语言模型，而这些大语言模型运行起来成本相当高，就算平摊到每个人身上都不便宜。
美国有一位叫迭戈·科明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对经济的贡献。他在论文《国富论是在公元前1000年决定的吗？》中说道：“一个经济体的实力强弱不是取决于它引入先进科技的速度，而是取决于使用先进科技的深度。”这句话在中国也同样适用。
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与此前互联网时代截然不同的新阶段。此前，互联网主要以个人计算机（PC）为入口，被称为“内容网络”。在内容网络中，互联网的核心在于其所承载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主动搜索和获取信息，这是一个相对被动的模式。
移动互联网时代，则以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为主要入口，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还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移动互联网的核心不再只是信息本身，还包括人们在使用移动设备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地理位置、浏览习惯、购物行为、社交互动等，反映了人们的真实行为模式和偏好，因此移动互联网也可以称为“行为网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无疑是领先的，科技企业家创造了很多新的业务模式，输出到美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二维码，也不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智能手机，而是因为他们让每个老百姓都能使用这类应用和设备。因此，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中的天时，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重要。科技企业家承前启后，他们要把实验室里的先进科技，规模化生产出来，再提供给每个人，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这就是科技产业的真正本质，也是科技企业家最了不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