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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2026年将开启“十五五”。“十五五”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十五五”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五年，承担着为下一个五年（“十六五”）全面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的重任。换句话说，“十五五”发展状况如何，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将直接影响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谋划“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科学谋划“十五五”发展，要“统筹谋划，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
。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深入思考和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什么是影响“十五五”时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呢？大家可以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重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三大重点任务：一是有效提升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加快形成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持续有效扩大消费需求；二是有效恢复房地产市场信心，释放正常住房需求，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三是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加强重大科技攻关，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又切实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增强前沿创新能力，为更长时期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近两三年以来，为扩大消费需求，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不少政策举措，特别是2025年以来，中央不仅把全方位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把大力提振消费放在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位，扩内需政策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近年所少有的。从202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实际来看，政策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3%。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尽管如此，总体来看，市场需求仍显不足，供需失衡问题依然突出。物价是供求矛盾的集中反映，2025年1—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
为什么在商品和服务零售增长相对不错的情况下，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中国消费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在从宏观层面分析居民消费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消费需求在总需求当中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考察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两个典型事实。
一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 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当年居民消费率为39.4%，与主要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至39.9%，与主要经济体达到1万美元后5年时的水平相比，低10%~20%。
二是从变动趋势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特别是近15年来，居民消费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以2010年为标志，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呈现两个明显阶段：2010年之前水平较高，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之后水平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过去几年，受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有所波动，但上升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由历史变动趋势可见，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长期存在的，至少在2010—2016年，偏低的程度比当前要更为严重，只不过由于那时尚处在房地产快速扩张阶段，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比较旺盛，因此这一问题被掩盖，而在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转弱，需要消费需求承担更大作用时，这个长期性问题就凸显出来。这种情况也说明，当前我国消费需求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减少而需要通过刺激促进其回升，而是如何有效解决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
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有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社会保障相对不足、预期不稳、信心不强。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受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所谓的几座大山的影响，形成了比较强的节俭意识和储蓄动机。现在住房问题可能有所缓解，但其他几个方面的压力犹存。因此，解决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大力度显著提高保障水平，使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
如果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在商品、餐饮等实物性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性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居民商品性消费水平不低，但与庞大的供给能力相比仍显不足，因此供求矛盾依然突出。而服务性消费不足，则既与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不足有关，也与消费能力、消费信心不足有关，更与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面临不少短板弱项有关。因此，扩大消费不是一个简单刺激居民商品性消费的问题，也不是单纯需求侧的问题，而是需要双向奔赴、相互适应。
基于以上情况，“十五五”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的政策，要从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逆周期性消费刺激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性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性消费，特别是要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和水平变化需要，以较大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供给侧政策力度，要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加大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特别是要针对国内急需而供给难以满足的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更好地满足需求。
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在当前阶段，虽然需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显著提升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更不意味着可以减少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应当并重，不可偏废。这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释放内需潜力是一个带有紧迫性的任务，而解决消费需求结构性偏低需要通过完善社保等结构性政策进行调整，这需要一个过程，是一个慢变量。另一方面，从投资需求潜力看，无论从解决当前发展和民生短板弱项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扩大投资的空间和潜力都很大。当前最需要的是适宜的体制和政策，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到位，投资依然能够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关键是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2025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2.8%，而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6%，可见主要是受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大幅下滑的拖累。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回落，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不及预期。目前，无论是从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来看，还是从新建房、二手房销售价格来看，下降程度都在进一步加深。另据有关分析，目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住宅租售比等指标仍显著高于国际合理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房地产要想实现止跌回稳，仍需付出更大和持久的努力。
大家知道，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既有市场波动性及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更有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等结构性变化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真正实现止跌回稳的关键，不仅有赖于前期积累的结构矛盾的基本化解，还有赖于市场正常需求和市场信心的基本恢复，更有赖于新发展模式、发展业态的基本形成。
实际上，在房地产大规模扩张结束之后，如何推动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而顺利实现房地产发展模式的新旧转换，是各国现代化过程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既关乎当前经济的稳定回升，也关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大规模甚至粗放式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住房数量不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以解决住房“好不好”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而且会持续更长时期。从居民个人来讲，改善型需求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在“有没有”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将逐渐成为需求主力，这既包括对更高品质住房的调换需要，也有旧房屋重新装修的需要。从楼房整体来讲，老旧楼房面临楼顶防漏维修、楼体安全加固、中低层楼房加装电梯、管道及通信线路改造等问题。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5年5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电梯总量达到1153万台，其中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老旧电梯就有90万台。从居住小区来讲，不少小区也面临增加车库车位、小区环境改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巨大改造任务。问题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虽然很大，但却很难通过过去那种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实现，更不会再有土地财政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业主、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和积极性。
2025年6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并从“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等方面做出部署，提出要求。这是从优化体制和政策环境方面释放投资潜力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形成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无疑十分重要，相信“十五五”期间会持续贯彻落实。
除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我国当前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无论是制造业领域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是未来产业战略布局，基础设施领域无论是城市更新、乡村整治，还是大江大河治理、重大安全工程等，投资需求和潜力都很大，也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体制、政策环境，促进潜力释放。
充分释放投资潜力，还需要把稳定民营企业预期、激发活力的政策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加快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相关行政执法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让民营企业真正有获得感，要把对民营企业的隐形歧视、隐形壁垒等作为治理重点。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非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和协调。特别要避免一些正确的政策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或层层加码而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成干扰。
科技水平的快速进步与新产业新动能的不断壮大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突出特色和亮点，不仅成绩巨大，而且影响深远。“十五五”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加强和巩固这种良好态势。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也面临阶段性变化。过去的科技创新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步，但就整体而言，主要还是属于跟随型、改善型创新。这种创新今后不能说完全没有空间，但空间已经不大。一方面，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另一方面，在有差距的地方，人家千方百计封锁甚至打压，跟随模仿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从跟随创新为主转向前沿创新为主，是必由之路，是发展阶段和形势变化使然。从全国来讲是这样，对于大湾区来讲更是如此。
前沿创新面临两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要着力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安全与韧性。二是着力解决基础研究相对不足与增强科技长期发展后劲的问题。成功的关键，是要加快形成与新时期新阶段前沿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生态环境。
比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构建充满活力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累的创新资源与能力已今非昔比。要创造各类企业平等参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环境，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好企业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让更多前沿技术从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再比如，随着科技创新从技术追赶转向前沿创新，科研的不确定性增加，强调计划、时间控制、结果控制的传统线性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前沿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需要根据实际不断优化和完善。要改革评价激励方式，增强容错性、容败性，形成鼓励敢冒风险、潜心钻研的体制机制环境和社会氛围。
还比如，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处理好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开放创新。如何形成一套能够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原则、体制和政策框架，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和完善。
毫无疑问，“十五五”面临的重大问题绝不止这三个，但我感到这三个问题是最基础的、最具决定性的。只有这三个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的要求，供需关系才能比较缓和，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获得稳定和持续发展动力。也只有在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持续的条件下，绿色转型、共同富裕、风险化解，以及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等其他重要方面，才能够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