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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立志成圣，是儒家士人最高的理想追求。圣人是由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所达到的终极境界。王阳明一生的追求，就是向着“圣人”这个目标前进。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在其早年求学过程中，王阳明一次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兵法、佛老、文学和理学的狂放奔逐之中。
由于父亲长年宦游，王阳明早年由祖父、祖母带大，直到十一岁，才随祖父进京。当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中状元之后在朝廷供职于翰林院编修，所以才举家迁居。次年，父亲请塾师教其读书。有一次，王阳明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可是王阳明却怀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年谱一 》）
王阳明的回答肯定令塾师惊讶不已，当时父亲王华听了也只是付之一笑。要知道，在“非科举不得为官”的明代，“金榜题名”何其重要！科举制度可以极大改变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是必由之路，人们几乎别无选择，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范进中举”，正表现了传统士人对科举的狂热和痴迷，所以很多士子头发白了还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甚至一辈子只能匍匐在科举的底层。科举自身所带有的功利主义取向，与圣贤之学虽非南辕北辙，但也有很大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吴与弼、娄谅等人立志反科举的原因。王阳明显然早年就超越了利欲红尘的平庸理想，他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解答时代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做第一等事——立志成圣。
在十八岁那年，王阳明偕新婚夫人诸氏从南昌回余姚，舟至广信之时，专门去拜访了江西著名学者娄谅，论及宋儒格物之学，娄谅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 年谱一 》）从“必”字上看，王阳明对是否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存在疑问，娄谅则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并且，在此后的岁月中，王阳明在两次格物致知失败之后，自谓圣贤有分，自己资质有限，未必能至其境界。可见，王阳明一直带着这个疑问，其精神世界被“圣人”二字萦绕不休。
“立功”在“三不朽”中仅次于“立德”，是王阳明立志成圣的目标之一。从军事角度而言，儒家强调仁义之师、顺天应人，与兵家过分注重成败和权谋不同。孔子虽然曾经谦虚地讲“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论语 · 卫灵公 》），却又说“我战则克”（《 礼记 · 礼器 》），《周易》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及《左传》中所记载的许多经典战例，都说明儒家绝非为了讲仁义就完全放弃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有时恰恰是实现仁义的途径。王阳明一生统兵作战，所向披靡，堪称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这与其早年苦学兵法、积累的军事知识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蒙古都是明王朝最严重的边患，就在王阳明出生的二十多年前，即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还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人俘虏过，而且当时国内还有零星的农民起义。这一切都激起了王阳明以武学报国的热忱，再加上“豪迈不羁，喜任侠”的性格，使他有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动。据《年谱》记载，十五岁时，王阳明就曾出游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蓟州镇，在蓟州镇的居庸关学习骑射，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九边重镇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它们是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长城防线。二十六岁时，王阳明发现朝廷开设武举，仅能选出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得到韬略统驭之才，于是他开始精研各家兵书。其实当时王阳明正在京师准备科举考试，虽然已经落第两次，但却又一次将热情投入到与之无关的兵法之中。当时蒙古小王子率军进犯，兵锋直逼大同，朝廷大为震恐，急惶惶却无将可派。二十八岁中进士为官之后，王阳明更是雄心勃勃，疏陈边务，为国家边疆的稳定出谋划策。当时王阳明一腔热血沉溺其中，几乎不能自拔，甚至在宴会时旁若无人地将果壳排列成兵阵，在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墓时，还将役夫们集合起来演练兵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据说有一天，王阳明梦到自己去拜谒伏波将军庙，并有《梦中绝句》一首：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
六字题诗尚不磨。
伏波将军马援（前 14—49），字文渊，今陕西兴平人，是光武帝麾下的名将。东汉建立后，马援屡次请缨，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官拜伏波将军，为巩固东汉政权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马革裹尸”“老当益壮”等成语都源自他。后来，王阳明也长期担负平定地方叛乱的重任，并且在晚年出征广西一带，忆及少年时夜梦拜谒伏波将军之事，不禁感慨万千，后在返乡途中病逝，亦可称为“马革裹尸”而还。
自东汉以来，佛道两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隋唐以降，更是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士子庶民，无不为之倾倒。相反，儒学却被边缘化了，所以韩愈在《原道》中才有“道之不行也久矣”的感叹。尽管韩愈在呐喊，两宋的理学家在批判，但是佛教和道教对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到明朝中期也是如此，不仅是在民间，在宫廷中也不例外，太祖朱元璋即曾出家为僧，之后不少皇帝又都是道教信徒，如世宗等。
因此，在那种文化氛围中，王阳明喜好佛老之学，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与时人一样将之作为一种最高等的学问，也作为圣人之学，如其所谓“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 谏迎佛疏 》）。王阳明回忆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尤其对道教文化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年谱一》记载，十七岁到南昌迎亲时，王阳明在铁柱宫与一位道士彻夜长谈。弘治十四年（1501），时已三十岁的王阳明求道之心日炽，在游九华山与道士蔡蓬头会面时，听说有位吃生食、坐卧松枝之上的所谓“地藏洞异人”，于是就不顾九华山涧深崖险，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探访，这个“异人”被找到时反而吓了一跳，就对诚心前来的王阳明讲：“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年谱一 》）
到三十一岁时，王阳明开始对佛老之学失去热情和耐心。然而事实上，就是在这一年，王阳明因病告归，回到绍兴城，筑室于城外的阳明洞，却又修炼起道家的导引术，以至能够预知前事。据《年谱一》记载，有一天，王阳明在洞中静坐，忽然预感到朋友要来了，于是派童仆下山去迎接，正好碰到友人，友人听后十分惊讶。然而，第二年，王阳明入世的热情又燃烧了起来。总之是反反复复的，王阳明对佛老之学的沉溺往往不能自拔，但是有时又极能跳脱出来。
王阳明身体不好，因此道教中的养生术常年为其所依赖。现实中大众何尝不是如此？人们为了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往往忘记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在龙场时，王阳明方有所悟，在《答人问神仙》一文中说：“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颜回短命而死，为何说“未亡”呢？因为有德性的生命是亘古不息的。
立言成文，虽然处于“三不朽”最末，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层面。思想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字是心灵的展示，孔子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 · 襄公二十五年 》），又云“有德者必有言”（《 论 语 · 宪问 》）。因此，文以载道也是古人追求不朽的重要方式。在明代，士人学文与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这进一步巩固了文艺在士人人格中的权威地位。
科举考试以诗文为中心，因此，揣摩诗文、精研书法都是明代士人的重点功课。以文学才能登显位、流芳千古，俨然成了一个时代士人的梦想。王阳明也曾经在龙泉寺与友人结过诗社，结社对明代士子而言亦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前七子倡导复兴古诗文的思潮正在流行，士子们争相以“才名”驰骋，而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却决意放弃对文艺的追求，并且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年谱一 》）在他看来，虚文不抵修养之实用。德与言是有本末之分的，有德者必有言，但是有言者不一定有德。所以，为文必须首先为人，锻炼精神，存养得宜，发为文章，自然有浩气。后来王阳明在文学上仍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阳明的艺术追求还表现在书法上，尽管王阳明不一定是王羲之之后，但是其书法的飘逸风格，与书圣确有很多神似之处。最初，王阳明只是临摹古帖，只得字形，后来举笔不轻易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贯通其精髓。现在还有很多王阳明的传世书法真迹可供赏析。同样，王阳明也并未完全沉溺于书法之中。理学尽管起源于文学艺术，但却对其玩物丧志的可能性保持着高度警惕，正如程颢对书法的态度就是“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河南程氏遗书 · 明道先生语 》），追求的是背后的心境即德性锻炼。
其实，文学艺术并不能使一个人真正不朽。若是文学艺术可以成德，那北宋蔡京的书法何尝不冠绝一时，可是人品却又败坏不堪？所以只在才名上用功，还远不能成德。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决然态度，表现出其见识已远远超过京城中一般的“文学青年”。
儒学是中华文明的正统，是圣人之学的“嫡派”。当时，作为宋明以来儒学的精华，程朱理学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又是当时的学术主流，王阳明自幼即研习。当然，最初只是为应付科举考试，多限于对知识的理解和对八股文技巧的揣摩，而且科举考试的范围狭窄，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更不要说格致诚正的修身功夫了。理学是实践性的、体验性的学问，成圣成贤不是依靠写几句诗文、注几页经书就能达成的。王阳明在江西迎亲时，正对理学家所讲的学为圣贤之道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去拜访了著名学者娄谅。年近古稀的娄谅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 年谱一 》），这对于年轻的王阳明来说是一场极有意义的见面。圣人可以学而至，就表明圣人与常人无异，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么如何去学呢？
问学于娄谅时，王阳明其实还热烈地沉浸在佛老之学的迷梦中，直到三年之后，即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他才真正进行了一次儒学的实践。当时，王阳明在父亲的北京官署复习准备科举考试，却不专心八股文而遍读朱熹的著作，将许多精力用在实践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上，于是发生了著名的“官署格竹”事件。宋儒讲过“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正好父亲的官署中有很多竹子，于是王阳明请朋友先去格竹，结果三天之后朋友劳神成疾而无所得。王阳明见朋友精力不足，就自告奋勇上阵，从早到晚盯着官署那片翠竹冥思苦想，结果到了第七天，终于支撑不住，得了一场大病。于是王阳明得出结论：这圣人的学问可真是难做，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
第二次实践程朱之学，已经是六七年之后，即王阳明二十七岁时，他读到朱熹论读书之法说要“循序致精”，而“循序致精”又要“居敬持志”。王阳明开始了第二次实践，他反省了自己以前读书无序、旁搜博采的毛病，重新制订了读书计划，静下心来，按部就班地进行精读，然而心与理终究不能合一。这一次与朱熹的对话，又失败了！并且由于陷溺太深、用功太过、抑郁太久，他又一次病倒了，于是王阳明感叹各人天资不同，不可强求成圣成贤。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早年对宋儒的格物致知没有深刻理解。其实，王阳明并没有误解朱熹，程朱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即接触事物穷尽其道理，当时并没有西方的科学实验方法，王阳明的格物之法也说得通。两次失败，一次是直接“格物”，一次是间接“格物”，如果说犯了错误，那就是以物为外。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这个问题要等到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之后才被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