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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和民间叙事中，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把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历史人物，将他们简单地划分为忠臣与奸臣、英雄与国贼。
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最基本也最省力的框架。
每当王朝遭遇危机、国家面临危难，我们总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某个或某几个“奸臣”的祸国殃民，似乎只要铲除了他们，一切便能重回正轨。
同样，我们也会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某个“忠臣”或“英雄”的横空出世上。
这种思维方式，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将其精辟地概括为“奸臣模式”。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建立在道德评判之上的忠奸理论，并非对历史过程的真实概括，它仅仅是抓住某些历史的表象，将其放大，再凭着主观臆测添油加醋，最终塑造出一个个脸谱化的符号。
在鸦片战争的话语体系里，林则徐与琦善，无疑是这套模式下最典型的“忠”与“奸”的代表。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黑白分明吗？《天朝的崩溃》一书最具颠覆性的贡献之一，就是对这个根深蒂固的“奸臣模式”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书中以琦善的案例为解剖刀，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模式的荒谬性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在传统叙事中，琦善被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他与英国人谈判、签订《穿鼻草约》，都被视为其畏敌如虎、妥协投降的铁证。
然而，茅海建先生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缜密考证，还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琦善在广东所执行的“抚夷”政策，其最终决策者并非他自己，而是远在紫禁城龙椅之上的道光皇帝。
战争的走向从最初的“剿”转变为“抚”，是最高统治者在接连收到前线战败的消息后权衡利弊所做出的战略调整，琦善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浮现出来：既然“妥协”的决策是皇帝做出的，为什么最终承担“卖国”罪责的却是琦善呢？这背后隐藏的，正是一种专制体制自我保护的深层机制。
对于一个“天纵英明”的君主和一套“完美无缺”的制度而言，承认决策失误，就等于承认皇帝的无能和制度的缺陷，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当一项政策，尤其是由皇帝亲自决断的政策，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时，整个权力体系需要一个完美的解释来维护自身的体面与权威。
将失败归咎于执行者的“奸诈”与“背叛”，无疑是成本最低，也最有效的选择。
通过塑造一个“奸臣”的形象，不仅可以将皇帝从失败的责任中完美地解脱出来，还能营造出一种“朝廷本意是好的，只是被坏人办砸了”的假象，从而掩盖了政策本身以及整个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于是，琦善的“卖国贼”身份，便在这种政治需求下被精心建构起来。
他的罪名，并非基于事实的审判，而是服务于维护皇权与制度颜面的政治献祭。
理解了“奸臣模式”的这一本质，我们才能明白，简单地用“忠”或“奸”去评价林则徐和琦善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他们的个人悲剧，实际上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挣脱“奸臣模式”这个思想牢笼是我们客观看待鸦片战争，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前提。
它要求我们不再满足于寻找替罪羊，而是敢于直面制度性的弊病与结构性的缺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失败中汲取到真正有价值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