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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落地签证的时候，我从谷歌地图上，发现了万象的另一个名字——永珍。我很惊讶，因为它太美了，听起来宛若淑女。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王蓝蓝。她皱了皱眉，然后大笑起来。很快她恢复了正常的表情，她说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从地图来看，机场离我们预订的旅馆并不太远。四月初的亚热带午后，空气如此沉闷滞重，我们只好匆匆上了一辆冷气十足的出租车，最终花了二十美金，才到达位于市郊的旅馆。
上车没多久就下起雨来。王蓝蓝坐在我右边，脑袋微微抵住车窗，虽然一言不发，看起来却十分享受。我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但我在想，我和这女孩认识五年了，这样的结伴旅行还是头一次。
我们不是情侣，从来也不是。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那时候她在论坛里转让二手唱片，后来我们一起去五道口看摇滚演出，有时会到更远的地方，比如无名高地，或是鼓楼，看完演出就拼车回去。或许在旁人眼中，我们就是一对学生情侣。这未尝不是好事。夜晚出行，我们至少能带给彼此一点点安全感，或是虚荣心上的满足。
很难描述她是怎样的女孩。她黑发及肩，永远穿黑色衬衫，既不温柔，也不刚烈。眼睛是细长的，单眼皮，眼白比一般人多，远远看去，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或者说冷漠。没错，她看上去总是很冷漠。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和她成为朋友的。
最初的日子里，她曾介绍我认识一个男孩。他是学校乐队的吉他手，也是我们的学长，帅气而天真，拥有一种病态的自信。我一度走进他的生活。我和他一起买书、买唱片、吃饭、看演出、逛乐器行。我们变得无话不谈，渐渐习惯了彼此的陪伴。可是，有一天他坚持说我讲了史密斯乐队的坏话，此后便一直拒绝见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为了疗愈心中的伤，我又开始常常和王蓝蓝见面。也许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和她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和王蓝蓝在一起时，我的话很多。我最喜欢讲我自己，讲所有我渴望却得不到的东西。她是个很好的听众，虽然不擅长说什么安慰的话，却鼓励我把心里的故事写出来。如果我写了，她说她会第一个去读。但王蓝蓝不喜欢讲她自己。她不是那种热衷于描述内心的女孩，至少在我面前不是。在我面前，她总是一副既清醒又冷漠的样子。她说她平凡无奇，根本没什么可讲的。她最喜欢讲的是摇滚乐历史上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约翰·列侬，或是詹尼斯·乔普林什么的，所有的传奇和风流韵事，诸如此类。除此之外就是摇滚乐本身。我们分享新的音乐，依旧一起看演出，她没再介绍过别的朋友给我，音乐就是我们的朋友。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我和王蓝蓝之间，究竟算怎样一种关系。我们固然拥有默契，却几乎没有共同的朋友。我们彼此熟悉，却又不常联络，仿佛只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碰巧出现在对方身边。
碰巧当时我们都很自由，没有在和什么人恋爱。碰巧都有时间，也存了一点点钱。所以我们结伴来到老挝，就像当年我们一起去看演出一样。
旅馆位于市郊。大厅里摆着一架黑色钢琴，两侧的门分别通往餐厅和游泳池。顺着楼梯间朝下走还有间酒吧，进去后可以从临街的大门走出去。大门外是一条土路，路对面有间杂货铺，杂货铺门前晾晒着一排衣物。奇怪的组合，典型的城乡接合风貌。
通常我们在早餐后出门，每次都必须先步行顺着那条土路离开，再从主干道搭“突突车”去往市中心。再没见过从机场来的路上那种豪华出租车，也再没花过美金。见到的只是小凯旋门和椰子树，总统府和镰刀旗，金碧辉煌的塔鸾寺，湄公河畔的市场，宽檐帽，花汗衫，一众来自中国的小商品，河的对岸就是泰国。雨季刚刚来临，午后常有对流雨。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街边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店里吃东西，听着雨水打在永远茂盛的树木和屋顶，直到雨停。天黑前我们会回到旅馆，坐在那间半地下的酒吧里，看本地乐队表演，一瓶接一瓶地喝老挝啤酒。乐队成员都是二十出头的模样，陌生的语言，悦耳的旋律，他们信心十足，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我们谈论那些年轻人，谈论他们的梦想。即便在这里，在我们看来如此遥远和陌生的地方，王蓝蓝说，他们一定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出人头地。王蓝蓝说，她羡慕他们。我说，或许他们也羡慕你。她摇了摇头，似乎想说什么，又似乎无话可说，只好继续喝她的啤酒。
我们在万象待了三天，每晚都醉意朦胧，直到酒吧打烊才回到房间。我们的房间位于四楼尽头，房间有两面窗户，窗外总是一片漆黑。预订时只剩这间大床房，她不介意，我也完全不介意。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始终保持着距离。萨拜迪——古德奈——做个好梦——我记得自己入睡前迷迷糊糊说道。
我曾在王蓝蓝家过夜。大约两年前，王蓝蓝研究生毕业。父母以她的名义在燕郊买下一套房子，交房后才告诉她。于是她独自往返于学校和房子之间，一手搞定了装修，因为她的父母并不在这座城市生活。那年春天，她邀我周末去她的新家。
星期六，我们在城里碰面。她依旧一身黑色，不同的是，她变得十分臃肿。她的脸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下半身宽大起来。她说她怀孕了。她说的不是真的，因为她笑了，黯淡的眼睛闪现出一抹浅浅的光。如果说谎，她就会这样。她总会很快承认道：“算了，骗你的。”追问之下，才知是药物导致的内分泌失调。介于尴尬和惊慌之间，我没再多问。我在害怕些什么呢？害怕她觉得自己受到过分的关注，还是我从来就不习惯对别人表达热切的关怀？我不记得我们去了哪里，也许在鼓楼一带逛了逛，应该没有看演出。我只记得我一直对自己说，一切并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
傍晚时分，我们从大望路坐城际大巴车去她家。队伍长得可怕，车子驶出好几辆，我们才最终来到队伍前端。过于庞大和拥挤的城市，每辆车子都满是坐着和站着的人。上车后，我们的车子迟迟没有启动，因为有个女人报了警，说一名男子上车时推她，还对她骂了脏话。司机关了门，全车人就那样焦躁地等着，等着警察到来。王蓝蓝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左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是我将她与众人隔开。在那种时刻，虽然她并不讲话，但我有一种自己在保护她的感觉。在众人的抱怨下，那名男子偷偷从窗户跳下。所有人松了口气，车子终于开动。
购房热潮尚未退去，新房林立，小区的入住率并不高。一栋孤独的、偌大的公寓。夜晚的房间，落地窗外远远有一条蜿蜒而至的霓虹公路，是那条公路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客厅、厨房和阳台是贯通的，形成一个矩形空间。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网络。我们坐在厨房角落的餐桌的两侧，通宵播放音乐，聊天，打开窗户抽烟，喝她在机场买的限量瓶子的伏特加。
她一个人去香港看迪伦的演唱会。“太幸运了。”她说。她指的是鲍勃·迪伦，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科恩也到处巡演，”她又说，“但据说是为了还债，老男人挺悲摧的。”这次指的是莱昂纳多·科恩。对她来说，在对方可以识别这个人是谁的情况下，说全名有点太做作了。她说：“科恩年轻的时候不好看，法令纹很重，老了之后缺点反而变成优点。命运总是难以捉摸，才华横溢的人并非全都留在了‘二十七岁俱乐部’。”
她说像她这样的人，既没有才华，又没有美貌，应该可以活得特别久吧。
光线昏暗的餐桌上，那瓶伏特加俨然一枚巨大的水晶保龄球瓶。王蓝蓝一次又一次将酒倒入玻璃杯，没有冰块，也没有零食。酒酣耳热，她总算愿意讲讲她自己了。她说她很怕毕业，说自己读研根本就是为了逃避。她说她不想工作，总是没有勇气见陌生人，畏于实习、面试、办理各种毕业相关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没什么用。她是独生女，家人甚至为她买了房子。她该如何利用这栋房子，父母对她的期待是什么，她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她根本没有答案。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对王蓝蓝感到诧异。我从来不曾担忧过她，在我看来，她足够独立，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这样觉得，也许恰恰是因为她从不谈论自己。长夜漫漫，一切尚无着落。我觉得她仿佛悬空在这时光里，想象着旁人都在忙碌劳作，她自己的内心却虚幻而倦怠。我问她，她理想中的工作是怎样的。她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管怎么说，我继续道，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她是头一个拥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管去做所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其他什么都不用想。她点了点头，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常常过来。
不知何时下起了雨，天色渐白，却不见一缕阳光。我们疲惫地倒在一张大床上，安安稳稳睡到了中午。醒来时我有一种错觉，仿佛窗帘外是一片海洋。
从万象乘坐迷你巴士去万荣那天，一大早就开始下雨。雨中的巴士在城市边缘反复绕圈子，短暂停留在不同的旅馆和民宿门前。最终的乘客不过十人，都是预约好的，清一色成双成对的年轻人。
驶出万象，雨就停了。我们离城市越来越远，大地再度干旱。乡村道路，行道树，拥有操场的小学校，无处不在的摩托车，视野所及之处，几乎没有任何色彩，尘土飞扬，炎热让一切都褪了色。
我们前座的一对男女，学生模样的韩国人，女孩大概有些晕车，她实在忍不住了，男孩便要求停车。只见他们下了车，女孩蹲在路边，低头呕吐，却迟迟吐不出来。王蓝蓝从塑料袋中掏出一瓶未拧开的矿泉水，要我拿给那女孩。我下了车，把那瓶水递给站在女孩身旁的男孩。
回到车上之后，他们谢了我们，随后四个人用英语简单聊了几句。他们是那种礼貌、未经世事的孩子。男孩又高又瘦，单眼皮，浓密的头发染过颜色，表情带几分腼腆。在照顾女孩这件事上，男孩显然并不熟练。女孩柔弱却更自信，淡淡的妆容，清新自然。或许是姐弟俩，也说不好。其间，女孩突然用中文对我们说，她曾在杭州做过两年交流生。我和王蓝蓝都很惊讶，但随即发现，她并不能十分流利地讲中文。我们就这样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了一会儿，末了，王蓝蓝递给女孩一小板粉红色药片。见我瞪大眼睛发出无声的疑问，她笑笑说，是女孩子吃的止痛片。
几小时后，巴士到达万荣，把一车人依次送到各自的旅馆。两个韩国孩子比我们先下车，他们微笑着朝我们点头和摆手，那一瞬间，我竟觉得单眼皮男孩似曾相识。我转头看向王蓝蓝，恍然大悟。男孩的眼睛和王蓝蓝一样，单眼皮，窄眼瞳，天然一副冷漠、看透一切的表情，像阳光刺目时的猫咪。
王蓝蓝曾对我说，她想养一只猫，也许两只、三只都可以。毕竟她已经有了房子，她想不出一栋房子能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她说，学校宿舍楼前的花圃里有许多猫咪，天气好的时候，它们就会从植物间冒出来晒太阳。她可以长久地蹲在草坪前，什么也不做，直到所有的猫都离开。那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在燕郊的那个夜晚，在她空荡荡的客厅里，我觉得她已经醉了。她是那样真诚，夹杂着一种奇怪的无助。一个没有远大志向的女孩。
清晨来临之前，疲惫的她去浴室冲澡。当她回到卧室，几乎睡着的我睁开眼睛。我看见她裹着一条灰色浴巾。她小心翼翼地在我右侧躺下，始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文身，就在左臂上方，模糊的深色图案。“那是什么？”我睡眼惺忪地问。“哦，是一只蜂鸟，”她怯怯地说，“你要看吗？已经变形了，因为赘肉太多。”“明天再看吧。”我一边回答，一边昏昏沉沉闭上双眼。
在万荣，我们的旅馆位于南松河畔。木质结构的三层阁楼，长长的一排，在河岸边连成一个整体。旅馆前台门外是一座带顶的花园，地板上摆放着一些圆形草席，木栈道通往河边。河对岸山连着山，水面倒映群山，放眼望去，恰是一副桂林山水的模样。我和王蓝蓝都没去过桂林，但我们拥有同样的画面记忆——电视上，钞票上，甚至是米粉店铺的墙壁上。风景如画。我们站在花园栈道前，行李箱堆在一旁，并不急着办理入住。一个彩虹条纹的热气球跃入视野，我们听见河边的孩子开始朝它欢呼。
我想坐热气球。距离太阳下山还有段时间，刚好可以在热气球上看日落。我试着征询王蓝蓝的意见，结果她当机立断替我做了决定。王蓝蓝到旅馆前台询问，幸运地订到了当天最后一个时段的热气球项目。工作人员身后有面背景墙，上面镂刻着几组大小不一的鸟类剪影，每只一种颜色，全是展翅欲飞的模样。我问王蓝蓝，那是什么，她回答说，是蜂鸟。
旅行社的双条车会在半小时后赶来。这期间我们办理好入住手续，将行李拖进没有电梯的三楼房间。这次是标准双床房，从阳台可以看见山与河。简单收拾好行装，我们回到前厅，坐在一侧的藤椅上等待。我看着那面拥有蜂鸟与时钟的背景墙，自言自语道：“为什么觉得这么眼熟呢？”王蓝蓝说：“也许在电视上或者钞票上见过？”我摇摇头。这时前台女孩用英语说：“车来了。”我们匆匆出门上车，两排后座上已经坐着其他游客，一行人被运送到近郊一处空旷的庄稼地，那是热气球的发射基地。
橘红色的气球一点点膨胀起来，历经兴奋、漫长的等待，我们最终坐上了当天最后一个热气球。一共六位客人，两人一组，分别站立在吊篮的三个边角，第四个角站着司机。司机兼向导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国男人，面容清秀，表情沉稳，大约三十岁，或许更年轻一些。他说他已经在这里干了五年，目标是存钱买房子。
气球徐徐升空，火焰的呼啸削减了想象中的浪漫情怀。王蓝蓝有些发抖，她将身体放低，冰凉的双手紧握缆绳，而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因为她对我说：“你觉得，会不会有人从气球上跳下去？”我摇摇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她可能觉得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进而解释道：“我不是说我，我的意思是——你看，这里本来也没什么防护措施。”这时候，火焰下方的中国男人嗓音洪亮地说道：“不用担心，绝对安全，抓好绳子就可以。”
晚霞映照天空，落日、云朵，色调、光谱，流动的气团让人觉得晕眩。我们在半空缓慢飘移，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我们兴奋地冲着地面大喊大叫，地面上的人也冲着气球叫喊，直到夕阳的余晖渐渐黯淡下去。
当天晚上，我们在小镇上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售卖拖鞋、帽子和汗衫的杂货铺，最终跨过一座摇摇晃晃的绳索木板桥，来到灯光星星点点的河对岸。那是一家河边餐厅，四下漆黑一片，唯有一个延伸到河面的区域，由木板架设起若干正方形的座席。座席一侧就是流动的河水，脚下的木板条之间有许多缝隙，缝隙里同样传来潺潺水声。
我和王蓝蓝盘腿而坐，身前的小桌板又低又矮，吃起东西来并不方便。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喝啤酒和看星星。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人们窃窃私语，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我曾仰起脑袋，对着密集又闪亮的星星看了很久。只有星星，没有月亮。最亮的是金星，维纳斯，多美的名字。多莉·艾莫丝说，她曾坐出租车到金星一游，当然，那只是一首歌。我望着星空念念有词，想到什么都会说出来。不时有流星划过，每次我都会指给王蓝蓝，然后问她有没有看到。她每次都很认真地回应，却从不发表任何看法。每当我将视线从星空拉回眼前，在水边灯光的映衬下，我瞥见王蓝蓝的轮廓，一缕缕烟雾从她指间袅袅飞升，最后变成头顶的雾团。就算她并不讲话，我也知道，她正在享受这个星河之夜。我能感知她的心情，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只是她显得那么瘦小，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似的。
在万荣的第二天，我们参加了户外一日游项目。早餐之后，照例是等待旅行社的车。这天格外湿热，我们换上轻便的装束，然后来到旅馆门前的花园里。背心、短裤、人字拖、遮阳帽、防晒霜、香烟和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装备。晚些时候，向导还会给每人发放一个防水包。
在花园的草席上，我第一次看清楚王蓝蓝的蜂鸟文身。只是一枚黑色剪影，和前台背景墙上的图案如出一辙，但漂亮极了。我没问她是什么时候拥有的，也没问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问她：“听说文身会上瘾，是真的吗？你要不要把整条胳膊文满？”她笑着摇摇头说：“不会再弄了，因为挺无聊的。”我又问：“还是说你怕疼？”她回答说：“当然不是。女人不怕疼的，不论文身，还是生孩子。”她继续解释道，“不过我不打算生孩子，不是因为怕疼，而是——我没法确定他将来会不会幸福。”令人焦虑的话题，我不知说什么才好。片刻后我对她说：“先别想太多，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吧。反正我怕疼，”我继续道，“不然我就文一个和你一样的。”她听了大笑道：“别学我，要文你就文个蟒蛇或老鹰。”
车接上我们之后，又去了两家不远的旅馆。最后一组上车的，竟是那两个韩国孩子。当时他们正站在路边，等到车子靠近，他们抬头瞥见正看向他们的王蓝蓝和我，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一起笑着点头，韩国女孩用中文说“你好”。王蓝蓝伸出一只手，将她拉上了车。男孩用手握住铁栏杆，一脚蹬上来，在女孩旁边坐下。车上一共八名乘客，我们四个位于同侧，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没再多说什么。
车驶出小镇，穿行在乡野道路间，最终进入山里。柴油机持续发出突突突的原始响动，车子颠簸的时候，人们就会握紧身侧或身后的栏杆。如果是情侣，他们还会腾出至少一只手，用来握住对方的手。我正是用这个方法辨别出，两个韩国孩子之间不是情侣关系。如果他们有心去看，他们会发现，我和王蓝蓝也一样。
到达目的地后，男领队突然现身，为我们分发防水包和瓶装水。一行人紧随其后，开始了步行旅程。小规模的户外团体旅行，不同肤色的八个年轻人。有一组是两个身材高大的白人男生，其他三组全是一男一女的亚洲人组合。
第一站是岩洞漂流。洞口是一潭深绿色的活水，越往里走，水越浅。所有人必须佩戴头灯，穿好救生衣。每人坐一个大号甜甜圈似的轮胎，沿着一条绳索划水进入岩洞。
在岩洞内一处较为宽阔的水域，我不小心丢开了绳索，只好用手臂划水。在同样的区域，王蓝蓝一样撒开了绳索，无可奈何地漂浮在水面上。我发现，控制轮胎的走向其实很简单，只需用手朝相反的方向滑动。可如果沉浸在头灯闪烁的黑暗中，顾不得用手臂划水，那就只会发出无助却兴奋的尖叫。
我让自己的轮胎靠近王蓝蓝，然后看着它们相撞。我们像是在玩碰碰车一样，在原处转来转去。笑声和叫声此起彼伏。韩国女孩也乘着轮胎漂过来，故意发出惊恐的叫喊声。韩国男孩也出现了，也许担心我们困在这里无法顺利前行，也许只是为了一起玩耍。浑浑噩噩闹了一番，四个人互相推轮胎，拉手臂，最终回到了绳索的轨道。顾不得在意谁和谁有过肢体接触，此前的陌生或熟悉，都随着笑闹声一道散落在岩洞中。
午餐时间，领队带我们来到一片山间草地。在木头长桌两侧，我们吃完旅行社提供的三明治和水果，自由活动了一阵，然后继续接下来的项目。无趣的徒步，惊险的索道滑翔，用尽力气的独木舟划桨漂流，直至最后一站，潟湖跳水。
到达潟湖时已是下午四点。不知从哪里的溶洞和丛林淌出的一泓水，汇至村落附近的景区，已化为一个蓝绿色的池塘，周边则是一些有人工痕迹的亭廊、山石。一棵古树倾斜着伸向水面，两根粗壮的侧枝，一高一矮，化身“跳台”，人们走上前去，然后跳入水中。另有若干绳索和轮胎组成的秋千垂落水面，供游客玩。
那根矮枝还好，可以从岸边直接跨上去，距离水面也只有一米来高。但如果想去高处那一根，就必须先跟着队伍，从架设在古树主干上的竹梯爬上去，那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多少人在“跳台”尽头踯躅良久，欲转身折返而不能，最后只能从四五米高的空中纵身跳下。
那对韩国孩子精神头十足，立刻上前跃跃欲试。我和王蓝蓝就坐在古树正对面的亭廊里，看着他们先后从矮的高的两座“跳台”跳下。尤其是那女孩，她展现出我们未曾见过的自信姿态，下水后甚至可以仰着脑袋漂浮起来。至于那男孩，他的举动完全是个孩子，在高“跳台”的时候，不知女孩对他说了什么，他听后缩一下脖子，然后挺直了颀长的身板，仿佛在为自己加油鼓劲儿。我用手机抓拍了一些照片，还拍了一两个慢速视频，每次拍完都拿给王蓝蓝观赏。
“你不跳一下吗？”王蓝蓝用她一贯的、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的口吻说。我快速摇头。“我不会游泳，”我解释道，“而且没有运动细胞，我可不想在他们面前丢脸。”
“我想去试一下，”王蓝蓝接着说道，“你觉得怎么样？”“绝对支持！”我回答，“我给你拍照，记得替我多跳几次。”“还真有点怕，”王蓝蓝又说，“我也不会游泳。”但她已经把防水包丢给了我，一边说一边站起来，随即沿着岸边朝古树走去。“加油啊——”我拖着长音，尽可能大声地喊道，仿佛希望所有人都听见。
我看见她背对着我摆了摆手，不一会儿便汇入刚上岸的两个韩国孩子当中。他们打着手势讲了些什么，随后跟着队伍爬起了树梯。我再次打开慢镜头录影模式，只见男孩、女孩、王蓝蓝依次来到高“跳台”的最前端。男孩对她们笑了笑，然后双脚朝下，直挺挺地落了下去，瞬间激起了白花花的浪。接着是女孩，她拉起王蓝蓝的手说了些什么，我猜肯定是些鼓励的话，随后上前半步，紧抱双臂落了下去，仿佛她只把自己当作某件物品，如此干净利落。
剩下迟疑的王蓝蓝，她的双手紧紧攥着身后那排竹架，它们是竹梯的延续，将“跳台”与后面那些较细的树枝隔开。韩国男孩一边摆弄秋千，一边望向王蓝蓝；韩国女孩已经游到岸边，此刻她掉转方向立在水中，开始对着古树上方挥舞双臂。我觉得王蓝蓝在发抖。我不由得起身，迅速从岸边向古树靠近，我在想，或许应该到近处迎接她的“首秀”。就在半道上，我听见“砰”的一声，比之前的声音都要沉闷滞重。
我立刻蒙了。再抬头，已不见树枝上的王蓝蓝。我看见好几个人朝那边游去，韩国男孩、韩国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孩，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模样。两个男孩架起她的胳膊，将她拖到岸边。我听见那个白人男孩一直用英语对她说：“呼吸，呼吸，没事的，没事的。”韩国女孩抢先上岸，然后接应。我也凑了过去。
他们并没有把王蓝蓝立刻拖上岸来，而是让她露出脑袋，站立着待在水边。她的头发紧紧贴着脑袋，半边脸全是红印，表情惊惧，双眼紧闭。“你还行吗？你可以吗？”白人男孩仍在不停问着。她显然被水呛到了，此刻正在急促地呼吸，似乎还没有把水吐干净。“王蓝蓝——”我大喊她的名字。她睁开了双眼。见此情景，白人男孩舒了一口气，仰起脸对我说：“别担心，她没事，好好照顾她。”说完便向水中央游去。
我和韩国女孩一起将王蓝蓝拉上岸，然后在附近石桌边的石凳上坐下。
“我没事，真的。”她笑着说。
太阳虽已偏西，但热度依然不减。光线从古树枝叶的缝隙投射到地面上，我看见王蓝蓝坐在石凳上的身影就在她的脚下，和石凳连成一片。过了好一会儿，韩国女孩用英语对王蓝蓝说：“你的文身真漂亮。”
韩国男孩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将四瓶不同颜色的冰镇汽水放在石桌上，然后在最后一张石凳上坐下，示意我们挑选。
“谢谢！”王蓝蓝拿起最近的一瓶，拧开盖子，喝下一大口。我也拿起一瓶，然后高高举起。我们开始用不同的语言说“干杯”，最后发现，不论哪种语言，这个词我们都听得懂。
我们都没再去跳水。王蓝蓝和他们聊天，她告诉他们，过两天我们乘坐巴士去琅勃拉邦。我偶尔搭个腔，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语言天赋多数时候都属于女孩子。有时候我觉得王蓝蓝像是变了个人，或许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她就不再和从前一样，她自由了，对一切都感到得心应手。
韩国孩子也打算去琅勃拉邦，只是还没确定时间，他们应该会在万荣多待一阵子。王蓝蓝和韩国女孩交换了聊天账号，而我打开了手机隔空投递，分享他们跳水的照片。
一个半小时的潟湖自由活动接近尾声，大家在指定地点集合，然后被送回各自的旅馆。
第二天，我们很晚才起床，错过了旅馆的早餐。天色阴沉，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最适合开着空调蒙头大睡。起床后我们来到阳台上抽烟，才发现真的在下雨。远山愈发朦胧，河面泛起水雾。我问王蓝蓝，我们今天去哪里，王蓝蓝说她只想在屋里躺着。
我们吃光了迷你吧台上所有的薯片。王蓝蓝盘腿坐在她的单人床上，拿薯片袋遮住下半边脸。袋子上是嘴角上扬的皓齿红唇，看上去就像王蓝蓝自己在笑。我为她拍下照片，她从未这样笑过。
我们烧水冲泡速溶咖啡。我们让电视开着，把声音调小，好听到外面的雨声。综合频道，新闻播报，泰国广告。我们还用钥匙上的起瓶器打开了所有老挝啤酒的瓶盖。
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王蓝蓝说：“昨天跳水的时候，以为自己要死了。”我问她：“当时你在想什么？”她回答：“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原来我是这样死的。”我气得笑出声：“那就说明还没死。”她又说：“就算真的死在这里，我也不觉得遗憾。”“别说这种话，”我生硬地说道，“否则好运气会不见的。”她浅浅笑着“嗯”了一声，不再提不好的字眼。
“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呢，”我说，“我想去美国看演出，你不想吗？等存够了钱，我们可以一起去。”她点点头，她说她还没看过史密斯的现场。我知道，她指的是帕蒂·史密斯，而不是史密斯乐队。但她让我想起学校乐队的吉他手，吉他手的偶像就来自史密斯乐队，当年他坚持说我讲了他们的坏话，自此与我一刀两断。
我又一次向王蓝蓝提起这件事。但我向她声明在先——我的内心已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我说：“那家伙简直幼稚至极。”“我很好奇，你究竟讲了史密斯乐队什么坏话？”王蓝蓝问。“早就不记得了，”我回答，“你也知道，这根本不是重点。”“我知道，”她说，“也许他心里清楚，也许他只是不能接受自己真的将你视为很重要的朋友。”
这个话题结束之后，我们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谈论韩国孩子。王蓝蓝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当然不是情侣，也许是兄妹，又不太像。她说，也许很快就会成为男女朋友，男孩仍有希望。我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一样无所事事待在房间里，一样谈论着他们自己，或许也谈论我们，就像我们谈论他们一样。
一整天雨都没停。黄昏时我们饥肠辘辘，强烈渴望吃些真正的食物。于是我们一起下楼，问前台怎样可以订到晚餐，顺便查询琅勃拉邦的巴士票，如果总是这种天气，我们不如早些离开。
在那面彩色的蜂鸟背景墙之下，前台女孩对我们说，受到卡帕台风的影响，一些地方道路受损，出于安全考虑，巴士车会先停运两天，之后再视情况恢复。她还提醒我们，现在河水上涨很快，尽量不要去河边。这些事一部分我能听懂，另一部分则是王蓝蓝转述给我的。
至于吃的，旅馆只提供早餐。前台女孩建议我们去外面的主街上买，她将两把长柄伞递给我们，我们谢过她便走出旅馆。从花园向外走，顺着河流上游的方向左转，拐入一条主街，再往回走一小段，便是灯火通明的街市。道路有些泥泞，到处都湿漉漉的，然而人来人往，一切并无异常。随便选择一家餐厅，点了一大份比萨和两杯水果冰饮，这天仿佛才刚刚开始。
所有人都穿得极其随意，闹市的喧哗仿佛被雨水消音。有许多背包客模样的白人，有的三两结伴，有的独行。他们的脸孔在这个热带小镇上显得突兀，制造出一种异国风情。猫和狗全都缱绻在室内避雨，飞蛾和其他带翅膀的虫子不安地围绕着灯光打转。
那个晚上，我们再次见到了韩国男孩和韩国女孩。吃比萨时王蓝蓝告诉我，韩国女孩给她发了消息。他们也在街市吃东西，他们也无事可做，他们本打算今天去坐热气球，显然计划被取消了。王蓝蓝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所在的餐厅。这是韩国女孩的提议，她说他们无聊极了。
“我没问题。”我回答。我脑海中出现了韩国男孩的脸，像在看一张照片那样真实。所以我没有理由反对。他们依然是陌生人，可他们年轻漂亮，充满活力，礼貌，而且单纯，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只是，”我对王蓝蓝说，“我们穿得会不会太随意了？”“没关系，”王蓝蓝回答，“划船跳水时比现在狼狈多了。”
我们通过地图定位找到了那家路边餐吧。桌椅全部摆在室外，每张桌子上方都有一张油布顶棚。两个韩国孩子面对面坐着，桌上摆着一口奇怪的锅，可以用来烤肉涮菜，倒是很适合雨天。我们互相问候，然后在桌子的另外两侧坐下。男孩张罗着加了一些肉和蔬菜，当然，还有更多的老挝啤酒。
男孩穿了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女孩是衬衫配裙子，头发扎成马尾。这种得体装扮在人群中实属罕见，看起来很像穿着制服的学生。
王蓝蓝对女孩说：“可以问个问题吗，你们是不是姐弟俩？”女孩做出一个认真的夸张表情，即便听不懂，你也会知道她的意思。她说他们只是朋友。他们是同学，今年夏天就要毕业。我转头看向男孩，他点头笑着，没有多解释。
我多了几分自在。“我们也差不多，”我磕磕绊绊地用英语说，“我们也是同学，只不过早就不在学校了。”四个人一直在举杯，渐渐不再拘束。时间似乎还早，我觉得我们仿佛会一直坐在那里，就好像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人似的。但随着雨势渐增，水线从顶棚外侧不断倾斜着落下，地面噼噼啪啪泛起水泡和雾气，小餐厅不得不提前打烊。
王蓝蓝提议去河边看雨。她描述道：“我们的旅馆前有座花园，沿着南松河的方向还有一排走廊，那里特别美。”女孩和男孩迅速交换了意见，或许有点过于迅速了，随即答应一同前往。“我们住得也很近。”女孩补充道。
我觉得王蓝蓝在冒险。或许她一直如此，她从来都比我勇敢。可是她做了我想做的事情。反正根本没什么可做的事情，不是吗？如果明天还是这样的天气，我们照样得困在这个地方。
在河边的走廊里，我们并排坐在廊柱间的木椅上，身后是旅馆的微光，眼前是被微光照耀的河面。我们和河面之间尚有一带浅浅的杂草丛生的堤岸，雨很大，但没什么风，流动的河水和落下的雨水融为一体，巨大的声响犹在耳边。
王蓝蓝开始抽烟。当我注意到她，我发现韩国女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她们俩肩并肩坐着，偶尔低语，仿佛形成一个短暂却坚固的同盟。潮湿的空气里，我能看见暗淡的光线中烟雾氤氲攀升的模样。那味道有些奇怪，似乎过于强烈了，带点植物的焦煳味。男孩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不知道他从哪里掏出了那根烟，总之他费了很大劲儿才用打火机把烟点燃。随后他看了看我，一言不发地把烟递给我。
我吸了一口，发现没有过滤嘴，忍不住咳了几声。王蓝蓝隔着男孩对我说：“别吸太猛。”她的声音听起来既不兴奋，也不担忧，仿佛只是在提醒我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问王蓝蓝：“你是第一次尝试这东西吗？”她轻轻摇了摇头。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种背叛。不是因为这种手卷草叶本身，而是他们三个事先达成一致，却将我排除在外。我真的生气吗？或许说嫉妒更贴切些。王蓝蓝并没有强迫我做什么，而且，我内心更多复杂的欲望，正伴随焦煳的气味升腾。我们只是想要不同的东西罢了。
我又吸了一口，随即将烟卷递回给男孩。我突然站起来，对着河水迸发出一声尖叫，随即看准浅滩的一片空地，在雨中向前跑了几步，然后定定站住，等待雨水将我淋湿。我听见他们在我身后发出惊叫：“回来！回来！你疯啦——”
韩国男孩冲进雨里，将我拉回亭廊。我坐在地上，用力喘着粗气，感到无比清醒。我听见王蓝蓝说：“你也太容易兴奋了。”我的衣服、头发全湿了，眼镜上沾满水珠。我抬起头，水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我看见他们三个正俯身审视着我，男孩的浅色衬衫也湿了大半。
我说了声抱歉，然后指指身后的旅馆：“我们先回房间去吧，可以换件衣服，也可以在阳台抽烟，一样能看见这条河。”他们随声附和着，王蓝蓝伸手拉我起来。我知道，此刻他们根本不想思考，他们只想继续追逐那尚未完成的陶醉。我也知道，随便哪里都比河边安全，我必须成为保持清醒的那个人。
前台女孩已经下班，现在是一个男人在值班。我将旅馆的雨伞还给他，他伸手去接，然后看了看我的朋友们，抽抽鼻子，仿佛在确认一切是否正常。他随口问道：“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我说：“不用了，谢谢，只是淋湿了而已。”他没再说什么，返回到自己的转椅里。
我们爬上三层的楼梯，木板的咯吱声在我听来格外清晰。回到房间，王蓝蓝拉着女孩径直走向阳台。我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背心和一件T恤，男孩选了背心，他走进浴室，没再关门，脱去衬衫，用一条干毛巾擦了几下身子，迅速套上我的背心，走了出来。他对我笑笑，单眼皮，裸露的宽阔肩膀。他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用热水淋浴，擦干身体，换上新的T恤和短裤，没有花太长时间。男孩的衬衫就搭在洗脸池上方的毛巾架上。当我走出浴室，我闻到了那熟悉的刺鼻味道的尾韵。
我看见男孩坐在我的床边。他看起来还好。他用英语对我说：“你错过了。错过了，幸福。”当我从他面前走过，我转头看着他的脸。他伸出一只手，指向阳台，继续对我说道：“但是她们，她们还有。”
我继续朝前走，来到阳台门口。我推开本就没关紧的玻璃门，看见王蓝蓝和女孩盘腿对坐在外面的地板上，两个人将双手放在身前，和对方的双手搭在一起。她们正在交谈，而我蹲坐在她们身边，看见墙角烟灰缸里手卷烟的残骸。她们侧身看我一眼，一副熟视无睹的表情。我听见韩国女孩继续说道：“真正让我们恐惧和烦恼的，并不是外在发生的东西，而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看见王蓝蓝点了点头，她慢悠悠地说道：“我觉得，确实，也许……”我觉得她忘了自己要讲什么，于是对她们说：“回屋吧，姑娘们，小心着凉。”然后，我听见王蓝蓝继续道：“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她们仍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根本没听见我在说什么，仿佛她们眼睛里只有彼此。我无趣地退回屋内。
男孩已经躺在我的床上。但他没有睡觉，他的眼睛正盯着天花板。我听见他念叨了句什么，然后继续静止在那里。他并不需要有人回应。
我打开电视机，将音量调到最小，然后坐在男孩的脚边。屏幕上闪烁着手机广告、零食广告和护肤品广告，清一色漂亮的脸孔，梦幻满足的表情，仿佛一份批量制造的单品就能让你获得真正的幸福。
男孩每隔几分钟就会冒出一句话，时而好奇，像是发现了什么伟大的定律，时而沉迷，仿佛在享受甜蜜的情意，而我一句也听不懂。
王蓝蓝和女孩也已回屋。她自言自语道：“今天吃得太多了，有点想吐。”她走进浴室，干呕了几声，我跟过去看是否需要帮忙。她很快走出了浴室，对我摆了摆手，回到自己的床上。女孩已经仰面躺在床上，王蓝蓝躺在女孩身旁，握住女孩的一只手。
“那就睡吧。”我对他们说，但没人理我。我躺在男孩身边，他已经闭上了眼睛。我侧身看着他脸庞的轮廓，突兀的鼻尖，时张时合的嘴唇，我很想弄明白这人究竟是谁。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待在蜂鸟旅馆。南松河水位疯涨，许多农田被淹。车辆大规模停运，游客滞留此地。起初还能看见租了皮艇的人，他们在雨中的河流上冒险，但很快就被禁止了，河边的亭廊也被封锁起来。我们每日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天气预报，我们关注着卡帕台风的走向，我们知道，它总会离开的。
我们没再和两个韩国孩子见面，并非刻意。旅馆开始提供午餐和晚餐，却不再提供早餐。除了去便利店买必需品，他们不建议我们出门。王蓝蓝依然和女孩保持着联系。偶尔她会说起女孩发布的网络动态，给我看从某扇窗前拍摄的照片：马路边的狗，远处的山和树。“他们后悔选错了旅行时间。”王蓝蓝说。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
“那你后悔吗？”我问。王蓝蓝的回答是她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我记得她还说过，如果她自己出行，哪怕遇见飞机失事，或者被洪水冲走，她也不会后悔。不管我们怎么选择，最终的结局都一样。
阴雨的日子里，我翻出行李箱底唯一的一本书。我通常在路上才会读书，一到目的地就收起来。如今，王蓝蓝常要求我读给她听。《隐身衣》，一个古典音乐发烧友的故事，一个生活在粗陋现实里的另类存在。“随便从哪里开始读。”王蓝蓝说。于是我就从上次看完的段落开始，断断续续，直到整个故事结束，再从头开始。
我们不再喝那么多老挝啤酒。我们一次性买了很多伯爵红茶，带点柠檬的味道，配一种王蓝蓝强烈推荐的咸味饼干，那是她的最爱。她说，她可以待在这个地方，不着急回去。她说，下次我们一定得去个有音乐节的地方。
大概一个多月后，我在北京收到王蓝蓝寄来的明信片。
台风离境之后，我从万荣回到永珍，而她去了琅勃拉邦。我们一同离开了蜂鸟旅馆，在主路边上等待各自的巴士车。我的车先到了。王蓝蓝突然大喊我的名字，然后张开双臂。我学着她的样子，身体前倾，让我们的臂膀得以抱在一起。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拥抱。
我从万象飞到昆明，又从昆明飞回北京上班。王蓝蓝和两个韩国孩子一起去了琅勃拉邦。
她在明信片上这样写道：
“这里有很多寺庙。清晨我们在旅馆门前布施，傍晚就去湄公河附近的高地发呆，看日落。白天热得要命，随便走走就汗流浃背。昨天和韩国妹子去了光西瀑布，差点中暑，他们在那里游泳，但我再也不敢下水了。先写到这里。想念万荣，也想你。蓝于琅勃拉邦。”
你相信吗？如今在我的右臂上方，真的有一枚蜂鸟文身。那发生在老挝之行的五年后（琅勃拉邦之后，我再没有收到过王蓝蓝的明信片，也没有任何她的消息），四月里的某一天，我心血来潮，文了这玩意儿。我想做这件事很久了，也许只为体验疼痛的感觉。
那年鲍勃·迪伦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同年，莱昂纳多·科恩过世。每当听到这种消息，我就会想起王蓝蓝。我会想象她听到这些消息后的反应。我想告诉她，我一直在等她给我寄新的明信片。我想告诉她，我去了欧洲的音乐节，但是错过了帕蒂·史密斯的表演。我想告诉她，我印了一本小说，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寄给她。我想告诉她，中国人在老挝修建了高铁，我们不必再乘坐巴士车了。我知道，我真正想告诉她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真的非常想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