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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续章节将对中国区域国别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展开详细探讨，本节将重点简要回顾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在讨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演进过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扎根本土办学理念的重要实践，中国人民大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积淀深厚、特色鲜明。可以说，区域国别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传统，而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政治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
近现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渊源可追溯至晚清时期。彼时，一批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浓厚兴趣与求知渴望，开始深入探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旨在推动国家富强、实现民族振兴。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这种研究传统得以延续，然而，相较于区域国别研究，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学在当时更为学术界所瞩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响应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理工科人才培养成为重点，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相对式微。政治学、社会学等区域国别研究所依赖的基础学科一度被视为“伪科学”而遭冷遇。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逐渐深入，国际问题研究得以逐步恢复，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第一个发展机遇。从1953年起，世界知识出版社开始推出《世界知识手册》，为广大读者普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知识。1956年在外交部推动下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随后设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亚洲研究所，均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制度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下，高校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力军。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重组了国际政治系，形成了按地域分工的研究格局。中国人民大学主要聚焦于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北京大学则专注于对亚非地区特别是对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而复旦大学则致力于对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发展，其特点表现为深受国内外关系影响，注重官方话语的诠释与发挥，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格外关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机构设置与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模式。1977年，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注入新动力。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成立南亚研究所，之后发展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再发展为今日的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198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西亚非洲研究所、原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
和拉丁美洲研究所被整体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基于这些机构的坚实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成立了西欧研究所（现欧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它们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的主力军，堪称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队”。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贸领域的联系，也推动了对美国、欧洲与日本等研究的迅速崛起。1984年成立的中国欧洲学会与1988年中美建交十周年时设立的中华美国学会，正是此趋势的体现。尤其是对美国的研究，其发展速度之快、研究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堪称“爆炸式增长”。1990年，中华日本学会成立，长春、沈阳、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亦相继设立多个研究日本的机构，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的经济迅速崛起，被誉为“亚洲奇迹”，激发了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经验的浓厚兴趣。冷战结束后，学术界开始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地区，加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研究。然而，尽管对东欧剧变的研究有所开展
，但对苏联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低谷时期，其光芒逐渐被更广义的欧洲研究所掩盖。总体而言，美国、日本与俄罗斯是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三个国家，这与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密不可分。其中，美国研究尤为突出，研究团队规模庞大，研究也尤为深入。就地理而言，亚太地区无疑是研究重心，既因中国地处亚太地区，也因国家利益高度集中于此；相较之下，那些与中国历史联系较弱、地理较远的国家或地区，则较少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在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研究开始崭露头角，外国基金会纷纷为中国高校和智库提供资助，以推动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例如，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对亚太地区的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则分别支持了关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研究。同时，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和艾伯特基金会也为对欧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此外，麦克阿瑟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卢斯基金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
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部的积极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第三个发展热潮。为贯彻中央领导部署，落实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一批“信得过、用得着、离不开”的新兴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并以专项工作的形式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发展路径和机构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国已有400多个由教育部设立的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属于180多所高校，实现了对全球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面覆盖。
教育部还秉持“一流”和“唯一”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9个区域国别研究重点基地。这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洲研究、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吉林大学的东北亚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东研究、四川大学的南亚研究、南开大学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和暨南大学的华人华侨研究等。除教育部外，我国其他部委和高校也积极设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逐步走向机制化、学术化、组织化，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已初具雏形。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在编写《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时，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五大研究领域之一。2016年，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部把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基础性举措。到了2017年审核增列学位授权点时，国别与区域研究被正式确定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五大学科方向之一。直至2022年9月，教育部正式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正式划入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目录，并规定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一举措标志着区域国别学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完成了从学科分支到独立学科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在区域国别学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其区域国别研究发轫于抗日战争的炮火和硝烟，与学校同步发展。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了陕北公学，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创办的首所革命大学。
陕北公学旨在“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原计划设立社会学系、师范学系、农民运动系、日本研究系和国防工程系，每个系计划招生两百人。然而，在实际运作中，陕北公学采用了两种学制，并未按照原计划分系。这两种学制分别为学员队和高级队，学员队学制旨在培养前线与后方急需的抗日干部，而高级队学制则旨在培养学校的师资力量。高级队的课程包含“世界革命运动史”和“世界政治”等。
此外，陕北公学成立后，还陆续开设了日语、俄语、英语课程。在随后的华北联合大学时期，党中央为了满足革命斗争的需求，特别强调了国际视野、对世界革命形势和规律的认知，以及敌情（日本）研究在党的领导干部培训中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得以展开，相关课程得以开设，这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交事业的迅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实现“外交学中国化”。1950年，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借鉴苏联经验，初步构建了新中国外交学科的教学体系。外交系成立之初，其教学研究得到了外交部的大力支持。许多新生是外交部从全国各地和部队调来的。外交系实际上成为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办的一个交叉教学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外交部的要求设计培养方案并负责教学，外交部也积极参与教学，经常派遣地区司局的领导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世界各地区和主要国家的相关内容。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也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先后有多位苏联专家前来讲学，教授世界通史等课程。随着新中国外交局面的不断打开，仅依靠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已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外交学院。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大部分师资和资源调入外交学院。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转向更为理论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从1956年到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设立了马列主义基础专业、马列主义基础系和马列主义政治学系，主要从事联共（布）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外国政治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区域国别学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内涵。
1964年，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列主义政治学系的基础上，整合了原外交系留校师资及校内其他国际问题研究力量，创建了国际政治系，同时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简称“苏东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具有显著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苏东所下设多个研究室，如苏联政法研究室、苏联经济研究室、波兰研究室和南斯拉夫研究室等，其主要职责是战略性地配合当时的国际斗争，系统收集并整理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料，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苏东所的教学研究工作再次启动，研究人员大幅增加，最多时达到五十余人。恢复后的苏东所主要致力于研究苏联、东欧国家的现状，同时兼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东所都是国内集中研究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教学研究机构之一。
国际政治系后来更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系，下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三个教研室，主要聚焦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系复名为国际政治系。
苏联解体后，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视野日益多元，区域国别研究逐步拓展至更广泛的地域领域，尽管研究重心仍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
1994年，国际政治系与国际经济系联合成立“欧共体资料与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成为中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专门开展欧洲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
进入21世纪，欧洲研究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品牌，与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陆续设立多个研究机构，进一步拓展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中包括东亚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
、德国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以及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等，涵盖了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还设有若干功能性与跨区域研究平台，如国际发展研究所、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法语国家法制研究中心、亚太法学研究院、世情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以及欧亚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覆盖全球多个地理板块的综合性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整体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依托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与政治学三大一级学科，国际关系学院与外国语学院是该领域的核心学术力量。此外，哲学院、国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以及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重阳金融研究院等单位，也建有具有明确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研究团队，形成多学科联动、多平台协同的研究格局。
为进一步整合校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资源，推动高水平智库建设，特别是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政策咨询与理论支撑，中国人民大学于2019年决定设立国别研究院。随着“区域国别学”正式被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具备授予学位的资格，中国人民大学基于现实发展需要和学术体系建设的考量，决定将国别研究院正式升级为“区域国别研究院”。这一调整意在有效解决当前部分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存在的无专职师资、无固定场地、无稳定经费等“虚体化”问题，同时避免研究方向重复建设与资源分散。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院系、跨平台的开放式学术共同体，致力于整合校内各类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教学科研资源，打造具有中国人民大学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地。作为学校首批“校级创新高地”之一，该研究院秉持多学科融合、问题导向与全球视野的建设理念，广泛吸纳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世界史、法学、外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资源，强化区域国别问题的系统性和复合性研究。该研究院倡导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相互借鉴，强调定性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努力构建覆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发展与外交战略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其根本目标在于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界与学术界提供具有理论深度、实践价值、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与研究成果，进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学术知识生产和全球治理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