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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早，其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演变紧密相关。尽管有学者将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追溯至对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的“古典学”研究，但“古典学”与现代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对象与知识目的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侧重于对已消逝文明的历史回顾与文化解析，而后者则聚焦于现实世界中仍然存续、演化和互动的国家与区域，关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动态变化与发展逻辑。 [1]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欧洲全球殖民扩张而逐步兴起的。16世纪以来，随着殖民帝国的版图不断拓展，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法国，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海外统治、管理殖民地事务，以及在帝国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开始对殖民地及其他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如语言、宗教、民族、风俗与社会结构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这一以服务帝国治理为导向的知识生产过程成为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雏形，也使西方在该领域最早取得领先地位。
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重要转折和迅速发展的契机。一战的全面爆发以及战后民族国家的广泛崛起，使得理解和掌握他国政治与社会状况成为制定外交政策和重建国际秩序的迫切需求。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世界版图，也迫使国际学界加深对“他者”的认识。到二战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掌握敌对国家、盟友以及中立国的政治动向、军事部署和社会情势成为战争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这种现实压力促使政府资助并推动相关学术机构开展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的区域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具备制度化与政策导向的双重属性。
然而，区域国别研究真正进入制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冷战时期。 [2] 随着美苏争霸格局的确立，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对手，形成对盟友、中立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深入认识，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苏联及其盟国得到大力推动，相关研究机构、学术项目和政府资助机制迅速建立和完善。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服务于国家安全、外交战略和意识形态传播，也逐步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承认，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具有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交叉学科。
冷战的结束为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结构性冲击。随着美苏对抗格局的瓦解，区域国别研究赖以存在的战略基础发生动摇。 [3] 西方国家对区域国别知识的迫切需求明显下降，政府资助减少，相关研究机构面临转型或关停。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一度陷入相对低潮。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全球化、信息流通和制度同构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迅速蔓延，推动了以“全球化研究”“全球治理”“世界公民”等概念为代表的“全球学”的兴起。这种强调同质化、“普遍价值”和制度趋同的理论路径，与区域国别学所坚持的差异性、在地性和具体国情分析形成了张力，进一步削弱了区域国别学在西方主流学术体系中的地位。 [4] 由此可以发现，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并非线性上升，而是深受国际格局演变、国家战略需求与知识范式变迁的共同作用。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往往与国家安全、外交治理等现实利益紧密挂钩，而其衰退则多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知识体系重心的转移相随。
在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萌芽阶段，宗教动因相较于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显得尤为关键。1312年，维埃纳公会议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阿维尼翁和萨拉曼卡等地的大学设立了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教席，反映出教廷对语言教育的高度重视。彼时，基督教在与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存在接触与竞争的边缘地带开展传教活动，掌握相关语言被认为是扩大宗教影响力的前提。此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于1632年与1636年设立阿拉伯语教席，178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1795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
，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东方学”在欧洲全面兴起。
“东方学”作为研究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语言、宗教、政治与社会等的学科雏形，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思想源头与制度起点。它最初聚焦于中东地区，随后逐步扩展至亚洲、非洲及其他非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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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进入高潮，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在服务殖民治理中展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战略价值。在1815年至1914年的短短百年间，欧洲列强对全球殖民地的直接统治比例从约35%跃升至85%，殖民治理的现实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医生、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与慈善机构成员大量涌入亚洲、非洲等地区，长期居住、观察、访谈与记录，积累了大量关于各国和各地区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既包含翔实的客观描述，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主观臆断，构成了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欧洲殖民列强而言，“东方学”不仅构建了对异域世界的知识理解方式，使异域世界变得“可触及”“可理解”，更将其转化为“可征服”“可统治”的对象，从而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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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至1801年，在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的过程中，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积累开始被直接用于军事行动与战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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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西方的“东方学”逐渐从宗教话语中解脱，不再仅是对异地、异族、异教文化的纸面静态描述，更多的是演变为服务于殖民统治、具备战略用途与制度功能的“帝国知识体系”。同时，相关教育与培训机制也逐渐制度化。例如，1806年，英国建立黑利伯里学院，专门为东印度公司培养殖民地公务员。该学院的学生需在两年内学习印地语、波斯语、本地法律与习俗等，同时接受射击与军事训练，以完成其未来的行政任务。
法国亦于1885年设立“柬埔寨代表团”，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管理培养人员，1887年该机构更名为“殖民地学校”，并向所有法属殖民地经过遴选的学员开放。
此外，1893年马赛殖民学院、1894年比利时殖民学院，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高等职业研究院、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设立，均体现出殖民权力通过高等教育强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趋势。
与此同时，原先个体化、分散化的“东方学”研究正逐步向组织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巴黎召开。
1874年，在第二届大会上，英国学者塞缪尔·伯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将我们与亚洲帝国紧密相连的纽带，以及将我们的商业与东方各国紧密相连的链接，已经使得对这些国家的语言、思想、历史和动态的深入了解成为一种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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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进一步展现了“东方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应用，实现了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东方学”知识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于殖民统治与帝国利益的功能性上，而非纯粹的学术探索。在这种“东方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东方往往被视作“欧洲殖民帝国野心或艺术幻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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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作为满足西方利益需求的工具而存在。对于欧洲帝国而言，认识东方的目的在于殖民东方、统治东方、改造东方。在这一背景下，融合了权力和知识的“东方学”逐渐蜕变为欧洲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的重要学术工具。
在“东方学”的整体框架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还催生了“埃及学”“中国学”“印度学”“亚述学”“伊朗学”“希伯来学”“阿拉伯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其中，“中国学”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它既是“东方学”在欧洲演化的一个集中缩影，也是欧洲认识东方文明、建构对外比较视角的重要平台。早在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龙华民等）便远赴中国，系统学习中文、编撰字典与语法书、翻译和介绍中国典籍，意在为传播天主教铺设语言与文化基础。这一以宗教为动因的早期汉学活动，初步建立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结构。进入启蒙运动时代，随着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对中国的兴趣逐渐从宗教传播扩展至哲学、政治与文化层面。伏尔泰、莱布尼茨、孟德斯鸠、杜赫德等思想家与汉学家纷纷撰文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法律体系、伦理观念、美学传统与艺术风格。尽管这些介绍往往带有想象与理想化的色彩，在学术上也不乏误读和简化，但它们无疑引发了欧洲知识界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浓厚兴趣，以及跨文明比较与反思的热潮。在这一时期，中国被视为东方文明的典范，常常与刚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形成鲜明对照。许多欧洲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礼制、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并将其作为反观欧洲社会弊病、思考法治建设与伦理秩序的重要参照。这种借助“中国经验”反思“欧洲问题”的认知模式，不仅拓宽了西方的比较文明视野，也推动了欧洲自身的文化自省与制度革新。1732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办了欧洲大陆首家汉学机构“中文学院”，成为今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1777年，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感叹：“现在，人类的伟大地图一览无遗；我们能够同时见证每一种野蛮状态和每一种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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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欧洲经历工业革命并逐步确立技术与制度优势，欧洲汉学界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界开始将“进步”的欧洲与“停滞”的中国对立起来，对中华文明的敬意逐渐消失，转而强调中国的“腐朽”、“封闭”与“落后”。这一转变与清朝的闭关政策及对外来宗教的抵制密切相关，也为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干预与文化干涉提供了“文明使命”的借口。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殖民扩张中，汉学家广泛参与西方对华事务，担任通事（翻译）、顾问与外交人员等，参与不平等条约翻译、驻外公使馆事务、殖民政策制定等工作，将他们所掌握的中国知识转化为殖民政策和文化干预的技术工具。
进入20世纪，随着一系列重大战争的爆发，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显著的发展契机。一战不仅标志着现代战争时代的开启，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几乎将所有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卷入了旋涡，也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关于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信仰。战场上的惨烈杀戮与现代科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使西方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格局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随之迅速上升，成为各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与舆论引导的重要知识资源。
一战期间，英国与俄国的结盟使对斯拉夫世界的知识需求激增。彼时，中东欧是战况最激烈的前线之一，为有效支持战争、了解盟友与敌对国家，英国大力推进对斯拉夫地区语言与文化的系统研究。1915年，伦敦国王学院成立斯拉夫研究学院，成为英国政府资助下的战略性研究机构。学院延揽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父”的托马斯·马萨里克、后来成为波兰外交部长的奥古斯特·扎勒斯基等知名学者担任讲师，并获得英国财政部每年2000英镑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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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马萨里克领导下的政府亦于1930年设立教育基金，持续资助该研究机构。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学院于1928年更名为“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并于1932年并入伦敦大学体系，成为英国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英国创立斯拉夫研究学院的初衷明确，即不仅服务于满足对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小国”的知识需求，更为战后和约（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的谈判提供了智力支持。
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区域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限于欧洲。1916年，英国设立东方学院，名义上旨在为帝国行政人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提供关于东方语言、历史与风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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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肩负着培训驻外官员、情报人员与外交使节的任务。随着一战的深入，英国政府愈发意识到掌握中东等潜在新战场的区域知识的紧迫性，遂不断扩展研究范围。193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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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院新增非洲研究内容，更名为亚非学院，展现出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跨区域的研究取向。经过二战及战后重组，该学院不断发展，成为英国及欧洲一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语言、历史、法律、宗教、政治与社会的高校。
与欧洲列强同样重视区域知识的国家还有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核心战略，积极拓展海外影响力，并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其对外扩张、战争准备和殖民治理的重要工具。早在20世纪初，日本便在东亚研究领域形成了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知识产出能力。20世纪初，日本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致力于培养通晓中国事务的专门人才，系统开展关于中国省情的调查并出版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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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日本更是在中国大连设立了被其视为“国策公司”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名义上从事铁路勘探，实则在东北、华北、冀东等地广泛开展政治、经济、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成果被整理为《满铁调查月报》《满铁经济年报》《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等，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服务和张目。
二战前夕，日本的区域研究能力进一步制度化。1938年，东亚研究所成立，日本开始对中国、蒙古国、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洋地区、苏联远东地区、中东地区等国家和地区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发行《东亚研究所报》进行“学术”传播。1941年，东京大学创设东洋文化研究所，专注于从文史哲、政治法律、经济商业等维度开展对东洋文化的研究。
然而，战前和战时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与政治和国策距离太近，无辨别、无批判、无抵抗地为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结果铸成大错，导致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战后，在美国的援助和战后改革的推动下，日本重建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努力摆脱战时体制遗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各大学陆续设立专业机构，如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等。同时，日本文部省于1963年设立“特定研究”专项，提供科研经费以支持对亚洲和非洲的系统研究，学术界开始回归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与学理性。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地区热点频现以及日本国内政党更替与对外政策调整，区域国别研究再度与国家政策形成联动。政策导向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一些研究议题和立场逐渐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使得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再度面临如何保持学术独立与理论深度的挑战。
相较于欧洲国家，美国在一战中的军事介入相对滞后，且参与程度有限，因此一战对其区域国别研究的直接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在此之前，美国的区域研究多承袭欧洲“东方学”传统，以人文学科为主导，研究重心侧重于语言与宗教。1842年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是美国成立最早的学术机构之一，主要从语言学、文学批评、碑铭学、考古学、哲学、宗教、民俗与艺术等角度探讨东方文明。
1898年，美国出于商业利益考量成立美亚协会，旨在防止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被欧洲国家主导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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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美国高校逐渐开始涉足区域国别研究。1919年，芝加哥大学创办东方研究所；1927年，普林斯顿大学设立近东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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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协会也在推动美国了解亚太地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其成立初期带有宗教背景，但其组织活动和研究成果对美国构建对亚洲的早期认知体系贡献不小。该协会后因麦卡锡主义影响于1960年被迫解散，反映出冷战前后学术环境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意识形态介入。
与一战相比，美国在二战中的参与则显得更加深入和系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并迅速成为同盟国的中坚力量。战争的全面化和全球化特征使美国不得不更深入地了解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区域，以满足战时作战规划与战后治理安排的战略需求。
特别是在德国、日本战败后，美国面临如何在占领区实施有效军事行政与完成重建任务的压力，这直接催生了美国对区域知识的制度化需求。然而，由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在海外知识储备与情报收集机制方面明显滞后，学术界和政府机构普遍缺乏对外部世界形成系统性认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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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持续，美国逐渐意识到“当前的战争使美国的目光投向全球。人们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兴趣愈发浓厚，甚至那些我们之前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关心过的地区，现在也格外关注。对通晓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科学家的需求，仅次于对熟悉当前和潜在战区的军事官员的需求”。正是这种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鸿沟，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也使全球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为了迅速填补区域国别知识空白，美国在战时采取了“军民融合”的发展策略，形成了政府主导与学术界参与并行的双轨体制。
一方面，美国政府广泛动员并征召熟悉国际问题的学者，直接参与战争决策与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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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一流大学为依托，建立针对军政人员的专项培训体系，推动区域国别知识在军事与外交实践中的快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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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不仅显著提升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运筹能力，还为冷战期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体系化、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是1942年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即今日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该机构下设的研究分析处汇聚了来自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区域专家（如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并根据地理区域划分设立苏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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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研究、欧洲非洲研究和拉美研究等子部门，开展情报分析与政策咨询工作。尽管以地理区域分类而非以学科分类起初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议，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快速有效地获取战区知识远比研究抽象理论更具实用价值。正如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乔治·邦迪所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美国首个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并非设立在任何大学，而是诞生于二战期间的战略情报局。至今，开设区域国别研究项目的大学与情报机构之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相互渗透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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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术-安全复合体制的起点，深刻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大学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联动关系。除了战略情报局，美国还设立了战时情报局，专责全球范围内的多语种宣传与心理战。
美国政府亦与史密森学会等机构联合创立“民族地理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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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了一份包括5000名“世界各地区和语言专家”的名录，为美军及盟军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智力支持与本地知识服务。
在“军民融合”维度上，美国高校积极参与军政培训项目。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等高校与军方合作，开设了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与管理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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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FAL项目便有55所高校参与，在巅峰时期学员总数高达1.4万人。
以芝加哥大学为例，战时该校为逾万名军人提供了语言、区域、行政管理和社会科学等多方面培训，显著提升了美军在战地指挥与战后重建方面的域外治理能力。
二战的硝烟散去后，那些为应对战争而建立的临时性区域国别研究机制和应急性人才培训项目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并未因此沉寂，反而在冷战阴霾的笼罩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一方面，战时积累的大量研究资料、跨学科团队协作经验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机制为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与战时注重效率和应用导向的培养模式不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加强调学术深度、理论扎实与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
1943年至1953年，美国社会科学界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为平台，积极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由战时体制向学术体制过渡。通过倡导、调研、论证、规划、评估、协调与公众传播等手段，该理事会启动并培育了以社会科学为主导、多学科参与的对外研究项目。
为了加强在国家层面对该领域的统筹，1946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了社会科学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后更名为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专责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规划、协调与评估。随着冷战加剧，该委员会主导的研究方向日益呈现“工具化”倾向，区域国别研究逐渐成为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社会科学”。时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日本问题专家罗伯特·霍尔在1948年撰文呼吁将区域国别研究制度化，认为这是增强人文科学相关性、促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及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确保美国优势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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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覆盖上，战时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聚焦于亚洲
和拉丁美洲
；而随着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研究重心迅速拓展至全球，特别是新近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这些“非西方”国家不仅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新对象，也为美国学术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苏联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体系提供了实践场域，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由此被赋予服务于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使命。
美国发展区域国别学最显著的制度建设成果，莫过于苏联与东欧研究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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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前美国在苏联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因此战后相关学科研究几乎是从零起步的。1946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首个苏联研究所。两年后，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设立“俄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一度汇聚逾百名研究人员，研究涵盖历史、政治、社会学、经济、语言等多个方向，迅速成为美国当时规模最大、学科交叉程度最高的苏联问题研究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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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还响应学生的需求，设立了一个两年制的硕士项目，项目的课程内容涵盖了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政治制度等多个方面。
在此推动下，美国多所高校建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如加州大学斯拉夫研究所、圣母大学苏联与东欧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东欧研究所、福坦莫大学当代俄国研究所等，形成了覆盖广泛、资源丰富的研究网络。从学术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加强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西方理论的域外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而发展出能够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边界的全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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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在亚洲的介入日益加深，美国也加强了对苏联-亚洲关系的研究，试图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国际秩序三重维度来把握苏联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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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亚洲次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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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冷战前沿地带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成为重点支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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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耶鲁大学率先启动东南亚研究综合项目，获得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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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设立东南亚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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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
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震动。
这一科技成就被广泛解读为苏联教育体制与国家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也促使美国各界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弱势环节。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与技术竞逐，尤其是填补在语言能力与区域国别知识方面的短板，美国于1958年正式通过《国防教育法》。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应拨款资助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语言教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以培育高素质人才，支撑美国国家战略需求。
这一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由“高校—基金会—政府机构”三轮驱动的加速发展阶段。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为一端，以美国国防部、美国情报系统和美国教育部为另一端，再辅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独立非营利组织”的中介协调，形成了错综有序的资金流动与项目运作机制。该体系内部人员往来密切、角色分工明确。私人基金会在资助方面既能弥补联邦资金的不足，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政治遮蔽”任务，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得以低调地介入区域国别研究，而不引发学术界关于“政治依附性”的质疑。不少学者也借此模式以“私人资金”之名推进对非西方社会的深入研究，规避了公开接受政府资助可能引发的道德与学术独立性风险。由此，美国社会科学家逐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计划的核心力量，与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形成了高效、紧密的合作网络。
《国防教育法》使美国成功为对俄语、汉语及其他“战略语种”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首批关键性联邦资助，并推动了美国对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的综合研究。资金主要流向两个核心方向：一是建设语言与区域研究中心；二是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吸引青年人才进入该领域。大多数资金流入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及西海岸的研究型大学，由此带动了一批原本相对边缘化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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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在《国防教育法》资助下建立了美国首个乌拉尔语与阿尔泰语研究中心，随后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犹他大学等也纷纷设立相关机构，显著加强了对苏联内部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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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60年，在美国国会的推动下，东西方中心在夏威夷成立，专注于研究亚太地区的人口变迁、国际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与文化交流，成为美国形成对亚太地区战略认知的重要智库。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大多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那些爆发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受到“共产主义渗透”的国家，美国致力于揭示其内部冲突与治理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替代性发展路径。
对于另一些面临“内部颠覆”或“外部压力”的所谓“自由民族”，则积极支持其反共立场，试图通过学术与政策协同防止它们倒向苏联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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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美国众多大学系所纷纷投入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历史学系的参与最为广泛，其次是政治学系与社会学系，经济学系相对较少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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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当时更偏重于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等维度的深度解读。
为进一步统筹和协调美国政府各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会倡导设立外国地区研究协调组。该组织的任务是整合美国政府各部门的研究需求，界定何种项目应由美国政府内设机构承担，何种项目可外包给高校与智库。协调组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了对华研究小组，凸显了对中国研究的战略重视。与此同时，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发起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该组织致力于推动美国对中国研究的专业化、制度化发展。 [37] 冷战的紧张局势促使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协会相继成立。1948年，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成立，后发展为斯拉夫、东欧与欧亚研究协会，其宗旨为深化对苏联、东欧与中亚地区的理解。1956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远东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南亚与东南亚。1957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成立，标志着美国的非洲研究正式进入制度化轨道。1966年，拉丁美洲研究协会与中东研究协会成立，标志着美国针对全球主要地缘区域的学术组织已基本齐备。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冷战前线各区域的战略关切，也为知识积累、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平台与资源。
如前文所述，在冷战初期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中之重是苏联问题研究。随着苏联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对手，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与军事动向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催生了“苏联学”体系与“克里姆林学”体系。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苏联学”在美国学界逐渐式微。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格局出现新变化。日本经济的崛起促使美国学界将关注重点转向日本，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与社会结构成为研究焦点。例如，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美国产生了显著影响，推动更多学者和政策分析转向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及“日本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日贸易失衡、产业竞争等“日本问题”成为美国各阶层关注的热点，也引发了“修正主义”日本观在美国学界的流行。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不断开设日本研究相关课程和部门，研究内容也逐步拓展到社会结构、教育体制、企业治理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转型与国际关系同样成为美国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主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关注大为减弱，相应领域的学术机构在人力、物力和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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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其“俄国研究中心”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多轮结构调整，最终于1997年与东中欧研究所合并，更名为哈里曼俄罗斯、欧亚和东欧研究所。新成立的研究所不仅在研究方向上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也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德国与太平洋之间的广大地域。
纵观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研究重点始终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这种动态调整不仅体现出美国学术界对外部世界变化的高度敏感性，也反映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美国国家战略工具的本质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与资金保障提供顶层设计，私人基金会与高校则承担研究实施与人才培养职能，学术社团在其中发挥协调、传播与规范作用。联邦政府、高校、私人基金会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形成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多元支持体系。
冷战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竞争。
[39]
与美国类似，在冷战的战略需求推动下，苏联也大幅加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体制建设与学术投入。事实上，苏联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并非始于冷战，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至沙皇俄国时期的“东方学”传统。由于俄罗斯帝国大部分疆域位于亚洲，因此其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研究在彼得大帝时代便已开始萌芽。1818年，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在圣彼得堡设立亚洲博物馆，旨在深化对亚洲地区历史文化与语言的理解；19世纪中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根据皇室法令设立东方学学院，后来发展为国际东方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也在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东方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该学院由拉扎列夫家族于1815年创办，最初专注于亚美尼亚研究，随后扩展至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格鲁吉亚语的教学与研究。1827年，该学院划归教育部管理，成为外交官和翻译人员的重要培养基地，并在19世纪中叶达到学术高峰。为整合资源及提高研究效率，1921年，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与其他机构合并，成立莫斯科东方学学院，该学院专注于培养适应近东、中东及亚洲等地区外交与情报需要的专业人才。该学院开设了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印地语在内的多个语种课程，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成为苏联实用东方学研究的核心阵地。
在更广泛的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1942年苏联还成立了太平洋研究所，进一步拓展对东亚和环太平洋国家的研究。苏联时期的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普遍肩负着三个基本使命：一是研究亚洲国家的反殖民斗争，分析其民族主义发展脉络；二是通过学术生产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三是为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作为世界“两极”之一，苏联对外事务与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激增，推动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需求。在教育体系方面，苏联自小学五年级起即设置外语学习课程，并持续至大学阶段。
以理工科学生为例，即使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也必须至少修读300小时的外语课程，且不得以计算机或统计学等科目替代。在科研体制方面，1956年苏联科学院不仅重启此前停办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还陆续设立一系列以国家或区域为单元的专业研究机构：1956年的中国研究所（1960年并入东方研究所），1960年的非洲研究所，1966年的远东研究所，1967年的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以及1969年的拉丁美洲研究所。
[40]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苏联科学院于1987年成立欧洲研究所。此外，为配合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布局，苏联科学院还设立了两个具有高度政治使命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1960年设立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所，专注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与体制演化；二是1966年设立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研究所，重点跟踪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动态及理论与实践问题。
除了科学院系统，苏联的多所重点高校，如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与基辅国立大学，也积极参与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此外，苏联国防部、外交部、共产党、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GRU）及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下属院校亦承担了对外交往与战略研究人才的培养任务，尽管这些机构不直接为学员颁发区域国别学位，但为学员提供了系统的专业训练与职业资质认定。在学术传播方面，苏联的各类研究机构创办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如《美国和加拿大：经济、政策、意识形态》《今日亚洲和非洲》《远东问题》《苏联东方学研究》等，为学术界提供了知识输出与交流平台。 [41] 总体而言，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以下五大特点 [42] ：第一，莫斯科作为全国外交事务的核心地，集中了绝大多数区域研究资源，成为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高地。第二，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国家”与“区域”为核心单元，强调地理空间与政治实体的重要性，而对议题型、跨领域问题的关注则相对较弱，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地域导向性。第三，历史学长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由于过于依赖历史方法，研究在面对动态国际局势与当代社会变迁时显得相对滞后，亟须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整合。 [43] 第四，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深受意识形态与方法论制约，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交流渠道受限。相比之下，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较多地受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侧重于分析稳定结构与均衡状态，对社会动荡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关注相对较少。 [44] 第五，苏联高度重视对西方国家的系统研究，意在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为增强研究的专业性，苏联科学院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常聘请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特别是熟悉西方科技与管理经验的研究人员，这体现出极强的实用取向。 [45]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国际冲突、全球安全、跨国谈判等新议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以国别为核心的研究模式逐渐退居次位。标志性转折出现在1992年，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成立俄罗斯战略研究所。该机构专门为俄罗斯的国家机关提供关于国家安全与战略问题的评估与建议。在此之后，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整体趋于衰退，鲜有新的研究机构设立，学术界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等更具当代现实关切的方向。
冷战的落幕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地位显著下滑。随着美苏对峙格局的瓦解，全球政治和学术关注的重心发生转移，区域国别研究在政策和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也随之减弱。曾因战略需要而兴起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政策需求减少、话语边缘化、经费萎缩与生源不足等多重挑战。
首先，冷战的结束直接削弱了西方政府对区域国别知识的需求。美国政府在冷战取得胜利后，对系统培养了解世界各地的专家的需求不再如往昔般迫切，相应地削减了对区域国别研究项目、外语培训及海外田野调查的财政支持。同时，通信与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使得美国政府更偏向依赖技术手段来快速处理国际事务，而非长期积累区域国别知识。 [46] 这种倾向进一步边缘化了区域国别研究这一长期以来就被视为“政策研究在大学中的飞地”的学术传统。 [47]
其次，全球化的浪潮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基本范式。跨国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催生出一种以全球性议题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冲淡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区域国别研究视角。 [48] 例如，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进一步普及，削弱了对多语种人才的制度性支持。曾在冷战期间慷慨支持区域国别研究的私人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与麦克阿瑟基金会，也逐步将资源转向更具全球议题导向的项目，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财政基础受到重创。西方学界对“区域”与“国别”研究价值的讨论也日益激烈。一方面，随着“制度转型”和“民主化”成为比较政治学中的主流议题，学者对“例外性”的理论追求逐渐淡化，“区域”与“国别”的特殊性研究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对“普世价值”的积极建构，进一步削弱了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学”应运而生，试图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超越以“区域”或“国别”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更加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互联性与复杂性。
最后，区域国别研究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进一步动摇了其在主流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政治学等学科经历方法论转型，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导向下，强调量化研究、可重复性与理论建构。相比之下，区域国别研究往往以叙述性、案例驱动为主，被视为理论贡献较小、方法不够规范甚至“非科学”的研究。 [49] 因此，许多区域国别专家感到自己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受到了指责。 [50] 不仅政治学界开始疏离该领域，经济学界更是在转向统计建模和大数据分析后几乎与区域国别研究“脱钩”。在美国大学中，愿意参与跨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
在政策与学术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政府与相关基金会开始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转型与议题化整合。改革倡议要求研究者跳出传统地域框架，使区域知识服务于全球性议题，融合进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强调方法规范性与理论建构能力。例如，理性选择模型、跨区域比较方法开始被引入区域国别研究。同时，美国也被重新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他者”，同时扩展到“自我”。
[51]
区域国别研究在面对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双重挑战时，不仅要应对来自联邦政府和基金会研究资金大幅缩减的不利局面，还需经历与量化社会科学领域的“解耦”和“脱钩”。
反映这一趋势的标志性变化，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陆续关闭各区域委员会。
[52]
此举旨在通过机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以国家为单位的知识生产过渡到以议题为导向、以方法为中心的研究结构。新的研究议程聚焦于民主转型、社会运动、冲突与治理等跨区域问题，强调跨国、跨文化的普遍性逻辑，而非地方性的特殊性解释。
[53]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和基金会对区域国别研究与外语教育的资助也经历历史性萎缩，众多传统项目陷入资金困境。
然而，区域国别研究的“退潮”并未持续太久。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都很快意识到国家内部结构与社会认知在塑造对外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忽视国家社会层面的具体结构分析，只关注国际体系层面的宏观结构分析，往往难以解释帝国衰退、殖民地独立或者大国在阿富汗、越南等地的失败经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弱国的主观能动性、文化认同、社会组织与历史创伤，常常成为影响国际秩序构建的关键因素。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案例也表明，即便是全球霸权国家如美国，仍无法在对地区具体状况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实现其战略目标。 [54] “9·11”事件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重新走到前台的转折点。美国意识到，对遥远而陌生地区的无知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正如福山在2005年所指出的那样，“9·11”事件“应引发我们对教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反思。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发生在遥远而陌生的地区如阿富汗的事件，也可能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我们在了解中东、伊斯兰教及相关议题方面的巨大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的知识储备显得捉襟见肘”。 [55] 为应对这一认知危机，美国政府发起一系列重建区域国别研究与语言能力的计划，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后，开始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 [56]
2006年1月，小布什总统正式宣布启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SLI），旨在强化美国对关键战略语言（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波斯语、印地语等）的教育投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境。该倡议由美国国会、教育部、国防部和情报部门联合推进，体现出联邦政府层面对语言安全战略的高度重视。在该倡议的推动下，联邦政府显著增加了对“国家旗舰语言计划”和各类语言教育项目的财政支持，涵盖从K-12阶段至高等教育的多层次外语教学体系。例如，“青少年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SLI-Youth）为中学生提供海外语言学习机会，并设有与美国国会交流挂钩的奖学金项目，旨在从青少年阶段培养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美国国家安全语言倡议还包括创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通过动员全国具备多语种能力的人才，为政府部门提供应急和常规语言服务，特别是在危机或紧急事务处理中的即时翻译支持。早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便制定并发布了《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明确要求军职与文职人员掌握关键语言能力，强调在听、读、写三方面达到美国国家外事培训中心和跨部门语言圆桌（ILR）设定的三级标准，即“专业级”语言熟练度。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外语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导设立的“国家虚拟翻译中心”自2003年起为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情报部门提供多语种、高效率的翻译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语言资源的战略调度能力。美国情报部门亦制订了系统性的语言发展计划，推动整个情报共同体的语言能力建设。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与外语服务中心共同推出“语言连续体倡议”（LCI），为外交官员提供覆盖职业生涯全过程的语言培训体系，确保其在国际交往中具备稳定且高水平的沟通能力。 [57] 为维持和提高军队现役人员的语言熟练度，美国政府还依托国防语言学院设立了继续教育学院，并开发LangNet与全球语言在线支持系统等数字化语言学习平台，为军人提供随时随地获取语言资源的便利条件。
在研究对象方面，针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论文和发表数量显著增加。美国许多大学纷纷新设、扩充或重组了多家伊斯兰研究与中东研究中心，以强化针对中东地区的研究。美国学生选修阿拉伯语课程的人数从2002年到2006年增长了126.5%，随后在2006年至2009年又增长了46.3%。
然而，这轮复兴并不长久。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预算削减，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国家资源中心资助的研究经费大幅缩减，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58] 尽管美国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不减，大学中学习外语与专注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生人数有所回升，但这些学生多数未进入政府系统，也未深度参与智库研究。而且，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依赖核心智库与政府内专家，而非大学系统的学者资源，这导致区域国别研究在政策话语中再度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展现出相对积极的发展态势。 [59] 尽管公共教育预算大幅缩减、学生学费持续上涨，英国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对该领域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英国政府明确提出，区域国别研究应超越纯学术范畴，服务于“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国家安全保障及提升英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等战略目标。 [60] 在此导向下，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等机构设立了五个“以语言为基础的地区研究卓越中心”，分别聚焦中国、俄罗斯、东亚、东欧与阿拉伯语国家，旨在强化对相关区域的专业知识积累与政策产出能力。自2006年起，德国亦显著加大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重点支持面向南亚、拉丁美洲、中国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学术项目。德国政府还积极与民间基金会合作，推动了如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设立，扩大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同时，大众基金会自1999年起启动“欧洲与东方之间”研究项目，着力关注中亚、高加索、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涵盖俄罗斯与中国的毗邻国家，旨在从地缘政治与区域发展双重视角进行系统性研究。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欧洲国家对俄罗斯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上升，相关研究投资迅速增长。以北欧国家为例，丹麦和瑞典的国际事务研究机构于2015年先后启动针对俄罗斯的研究扩展计划，大规模招聘俄语领域专家，力图在复杂安全环境下增强对俄罗斯的知识储备，提高政策应对能力。
[1] Rafael, Vicente L. “The Cultur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Text , no. 41 (1994):91-111.
[2] Katzenstein, Peter J.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 no. 4 (2001): 789-791; Smith, Clifford T. Latin America: Area Studies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72; Engerman, David C. “Social Science in the Cold War.” Isis 101, no. 2 (2010): 393-400;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 edited by Noam Chomsky, Ira Katznelson, R.C. Lewontin,David Montgomery, Laura Nader, Richard Ohmann, Ray Siever,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Howard Zin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alat, Ravi Arvind. “Fragmented Visions: Excavating the Future of Area Studies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Review 19, no. 3 (1996): 269-315.
[3] Franzinetti, Guido. “The Strange Death of Area Studies and the Normative Turn.” Quaderni Storici 50, no. 3 (2015): 835-847; Katzenstein, Peter J.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 no. 4 (2001): 789-791; Chabal, Patrick. “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frica in Context.” Africa Spectrum 40, no. 3 (2005): 471-484.
[4] Ludden, David.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6, no. 1 (2000): 1-22.
[5]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6] Kolluoglu-Kirli, Biray. “From Orientalism to Area Studies.”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3, no.3 (2003): 93-111.
[7] Fück, Johann W. “Islam as an Historical Problem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since 1980.” In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 edited by Bernard Lewis and P. M. Hol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8] Birch, Samuel.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gress.” In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 edited b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London: Trubner and Co., 1874.
[9] Irwin, Robert. “Writing About Islam and the Arabs.”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no. 9 (1981):102-112.
[10] O’Neill, Daniel I. Edmund Burke and the Conservative Logic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11] Seton-Watson, R. W. “The Origins of 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7, no. 50 (1939): 360-371.
[12] Tisdall, William St. Clair.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issionary Students.” Muslim World 7, no. 4 (1917): 394-401.
[13] 从学术角度来看，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https://resource.rockarch.org/story/philanthropy-birth-of-area-studies-field-building/；Parmar, Inderjeet.“‘To Relate Knowledge and Action’ : The Impac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n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During America’s Rise to Globalism 1939-1945.” Minerva 40, no. 3 (2002): 235-263。
[14] Reynolds, Douglas R.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Japan’s Tōa Dō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194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no. 5 (1986): 945-970.
[15] Lorence, James J. “Organized Business and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1937.”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1, no. 4 (1981): 1-112.
[16] Milutinovic, Zoran. “Introduction.” In The Rebirth of Area Studies: Challenges for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 edited by Zoran Milutinovic. London: I. B. Tauris, 2019.
[17] McCaughey, Robert A. “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1930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49, no.1 (1980): 1-16;Cahnman, Werner J. “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ea Stud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8, no. 4 (1948): 233-243.
[18] McCaughey, Robert 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 Cowan, L. Gray. A History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ssociated Area Institu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20] Dessants, Betty Abrahamsen. “Ambivalent Allies: OSS’ Ussr Divis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Bureaucrac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1941-19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1, no. 4(1996): 722-753.
[21] Diamond, Sigmu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 Farish, Matthew. “Archiving Areas: The Ethnogeographic Board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5, no. 3 (2005): 663-679.
[23] Matthew, Robert Joh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Armed Services: Their Future Signif icanc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47; Hayes, Wayland J., and Werner J. Cahnman. “Foreign Area Study (ASTP) as a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Forces 23, no. 2 (1944): 160-164; Hyneman, Charles S. “The Wartime Area and Language Cour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15—1955) 31,no. 3 (1945): 434-447; Fenton, William N.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47.
[24] Hall, Robert B.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25] 徐葵：《美国的苏联地区学和培养研究人材问题：访美考察记之三》，《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3期，第62-65+71页；Mohrenschildt, Dimitri von. “Russian Area Studies and Research since World War Ⅱ .” The Russian Review 12, no. 2 (1953): 111-119; Roberts, Henry L. “Area Studies: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56, no. 1 (1964): 93-99。有关美国斯拉夫研究的历史，参见：Manning, Clarence A. A History of Slavic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6] Kluckhohn, Clyde. “Rus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World Politics 1, no. 2 (1949): 266-271.
[27] Bradshaw, Michael J. “New Regional Geography, Foreign-Area Studies and Perestroika.” Area 22,no. 4 (1990): 315-322.
[28] Wittfogel, Karl A. “Russia and Asia: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2, no. 4 (1950): 445-462.
[29] 在冷战期间，美国学术界出版的一些有关东亚地区的代表性著作可见：Johnson, Chalmers.“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Area Studies.” World Politics 26, no. 4 (1974): 560-575.
[30] Ang, Cheng Guan. Southeast Asia’s Cold War: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31] Fif ield, Russell H.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rigins, Development, Futu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7, no. 2 (1976): 151-161.
[32] 该项目的创始人乔治·卡欣（George Kahin）是美国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对亚洲的兴趣萌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当时他积极为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辩护，呼吁美国社会正视对后者的历史性亏欠。这一正义感驱动他投身军旅，并接受印度尼西亚语培训，他原计划参与盟军重夺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军事行动。然而，命运的转折使他在最后时刻被调往意大利服役。尽管未能亲赴东南亚战场，但卡欣对印度尼西亚的关注从未减退。1948年，他前往印度尼西亚展开田野调查，恰逢该国爆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作为西方观察者，他得以接触一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年轻领导人，并对其独立诉求表现出深切同情。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此后学术研究和政治立场的根基。卡欣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东南亚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定批评者，早在越南战争初期便公开表示反对。他的职业生涯，既植根于晚期殖民秩序的解体背景，又跨越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分裂，始终保持对被压迫民族争取自主权的同理心与支持。这种学术路径与政治立场的结合，使他在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也体现出该学科在冷战背景下仍可保持批判性与道义维度的可能性。参见：Rafael,Vicente L. “Regionalism, Area Studies, and the Accidents of Agen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no. 4 (1999): 1208-1220。有学者关注区域国别研究者是如何通过偶然事件与远处的异国文化建立联系，并将这些经历融入他们的知识追求和伦理生活轨迹中的，参见：Rafael, Vicente L. “The Contingenci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ilippine Studies 51,no. 2 (2003): 309-318。
[33] 尽管如此，那些被视为没有倒向共产主义的地区，如地中海地区，依然在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参见Watkins, John. “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 A Mediator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 Mediterranean Studies 21, no. 2 (2013): 149-154。
[34] Lee, Orlan. “The Creation of Area Studies Centres: A Case Study (U.S. Federal Aid to Centres for Uralic-Altaic Studies).”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0, no. 1 (1968): 79-95.
[35] Merrill, Denni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 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5.
[36] Wallerstein, Immanuel M.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7] Columbia University CCAS. “The American Asian Studies Establishmen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 no. 3-4 (1971): 92-103.
[38] Gerber, Theodore P., and Michael Zaslavsky. The State of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2 . Pittsburgh: Association for Slavic, East European, and Eurasian Studies, 2023.
[39] 因篇幅有限，仅重点介绍美国和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非洲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参见：Chege, Michael. “The Social Scienc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from the Continental African Standpoint.” Africa Today 44, no. 2 (1997): 133-142。
[40] 苏联对拉美研究的发展历程，参见：Bartley, Russell H. “The Cold War and Latin American Area Studies in the Former USSR: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5, no.4 (2018): 115-140。
[41] Lebedeva, Marina M. Russia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viet Past to the Post Cold-War Present. Stuttgart: ibidem-Verlag, 2018.
[42] Lebedeva, Marina M. Russia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viet Past to the Post Cold-War Present. Stuttgart: ibidem-Verlag, 2018.
[43] Halpern, Ben. “History, Sociology, and Contemporary Area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 no. 1 (1957): 1-10.
[44] Scheiner, Irwin. “Marx Vs. Area Studies: Social Science Illusions.” In Japan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n Japan: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Studies at Michigan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45] Gottemoeller, Rose E., and Paul F. Langer. Foreign Area Studies in the USSR: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f Specialists .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3.
[46] Buggenhagen, Beth. “Area Studi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Creating a Space for Public Debate.” Africa Today 63, no. 2 (2016): 82-87.
[47] 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对所研究区域和国家人民现实生活和长远利益的关切，而非仅满足政府或政治团体的短期目标，见Kramer, Martin.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48] 有学者反驳了这一观点，参见Delehanty, James. “Area Studies and the Global at Wisconsin and Beyond.” Africa Today 63, no. 2 (2016): 76-81。
[49] 更一般来说，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同时承受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首先，受到以学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更重视理论化的普遍性研究而不是情境化的个案式研究；其次，受到人文科学从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的批评；最后，融合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视角的跨区域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国别研究构成了压力。参见Katzenstein, Peter J.“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 no. 1 (2002):127-137。
[50] Jackson, Peter A. “Space, Theory, and Hegemony: The Dual Crises of Asian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33, no. S (2018): S199-S241.
[51] Cumings, Bruce.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1 (1997): 6-26.
[52] 理事会主席肯尼思·普鲁伊特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说：“随着冷战双极视角的消散以及对人们、思想、机构、技术和商品交织迁移的逐渐认识，学者开始意识到，将世界‘区域’视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分类系统是不够的。”参见Prewitt, Kenneth. “Presidential Items.” Items 50,no. 1 (1996): 15-18。
[53] Heginbotham, Stanley J.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from the Cold War Era.” Items 48, no. 2 (1994): 3.
[54] Hurrell, Andrew.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 Need Each Other.” St Antony’s International Review 16, no. 1 (2020): 191-196.
[55] Fukuyama, Francis. “How Academia Failed the Nation: The Decline of Reg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1, no. 1 (2005): 21-23.
[56] Brecht, Richard D., Ewa M. Golonka, Mary Elizabeth Hart, and William P. Rivers. National Capacity i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Post 9/11: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Title Ⅵ /Fulbright-Hay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2007.
[57] Tolman, Derek J. Developing Operationally-Prof icient Linguists: It’s About Time . Carlisle Barracks:U.S. Army War College, 2011.
[58] Shami, Seteney,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s of Knowledge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59] Sil, Rudra. “The Survival and Adaptation of Area Studies.”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edited by Dirk Berg-Schlosser, Bertrand Badie and Leonardo Morlino. London: Sage Publishers, 2020.
[60] Klinke, Ian. “Area Studies,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Europe’s Eas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1, no. 4 (2015): 42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