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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拉美研究”指中国学界围绕拉美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拉美研究的正式确立以最初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于1961年7月4日诞生为标志。在发展过程中，拉美研究的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等方面都受到该所的重要影响。此后，中国的拉美研究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以1979年《拉丁美洲丛刊》正式创刊、1999年我国第一部拉美黄皮书《199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出版以及2015年中拉论坛机制设立为三个重要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制定了关于亚非拉的国际战略思想，坚决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间。特别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说，拉丁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对其了解不多，要组织人研究。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95年和2003年两度访华，中国人民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古巴和拉美人民的状况。
在这一背景下，1961年7月4日，中国第一个针对拉美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在其中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同年，高校中研究拉美的专门机构纷纷建立，如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巴西史研究室等。这一批拉美研究机构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拉美研究的起步。中国的拉美研究在起步阶段基础薄弱，需要从组建研究队伍、培训研究人员、购置外文报刊、搜集积累资料等基础工作做起。
在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重返联合国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些研究单位和外语院校翻译了一批有关拉美国家历史和地理的图书，共30余种，囊括了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历史。其中，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从1970年开始，在程博洪先生的带领下，先后编译出版了《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兼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
、《拉丁美洲史》
、《格瓦拉传》
、《庇隆和阿根廷》
、《卡斯特罗和古巴》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
、《拉丁美洲地理透视》
等，该研究室一度聚集了近30名研究人员。这批书分别译自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种，作者多为当时各个国家的著名学者，译者也多为国内相关专业的骨干。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这批书成为拉美研究尤其是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1970年12月，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这开启了一波中拉建交潮，中拉关系的正常化大大便利了中国拉美研究的推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拉美研究机构和高校逐渐恢复了研究和教学工作。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正式恢复建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十余所院校恢复或新增了拉美史课程
。
1979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经过李春辉、罗荣渠、程博洪、黄邦和、乔明顺、梁卓生、沙丁、萨那等老一辈拉美史学者的多次酝酿和精心筹划，同年，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同年，中国第一份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丛刊》正式创刊。
这一系列事件作为中国拉美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始走向科学化、学术化和制度化。
拉丁美洲研究所于1976年4月全面恢复工作，自1981年1月起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拉美所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和文化及综合理论。拉美研究坚持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对策与应用研究，以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拉丁美洲丛刊》创刊，1986年改名为《拉丁美洲研究》，是我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专门发表拉美研究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研究》主要刊载有关拉美和中拉关系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热点问题及前沿问题的开创性、突破性科研成果。覆盖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经济、拉美政治、拉美社会、拉美文化、拉美外交、中拉关系等，同时也关注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南南关系、南北关系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苏振兴、张森根、徐世澄等一批领军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拉丁美洲史研究室有十余人从事拉美史研究。这一时期，高校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河北大学等。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进行拉美研究的优势，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在暨南大学召开拉美问题科研工作研讨会，此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协调小组。国家教委把协调全国高校拉美研究重点课题小组设帐于南开大学，为了能够让协调小组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南开大学组建了实体性研究机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改革开放后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与前述研究机构的设立是密不可分的。
从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历届年会的主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拉美研究的重心和轨迹：对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讨论，表明当时仍受“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影响；讨论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性质，表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知识界需要了解和认识拉美国家的发展状况；三次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的讨论与国际上开展的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一致；国际学术讨论会则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认识的巨大进步。另外，对美拉关系的讨论是与20世纪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控制和掠夺联系在一起的。
拉美距离中国遥远，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并不是首轮受到重视的。拉美研究与其他地区研究同时受到重视、同时得到发展，真正影响拉美研究新一轮发展的是拉美地区的外部影响。拉美地区的外部影响提升了拉美研究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换言之，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拉美政治生态的“钟摆效应”
相关，拉美主要国家每发生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变，就会引起中国对拉美研究的新一轮重视。
1998年12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左翼由此开启“粉红浪潮”周期并持续到2016年前后。
1999年，我国第一部拉美研究黄皮书——《199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出版。此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第一份关于拉美的年度发展报告，内容涉及这一地区1998—1999年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形势，此外还附有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和数据。该书由政治经济篇、国际关系篇、社会文化篇和资料篇组成，力图对拉美进行较全面和较系统的分析，并对某些国家进行较详尽的分析。此后，拉美所每两年发布一部拉美黄皮书。从2005年起，为了适应社会各界的需求，国际形势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由原来每两年出版一次改为每年出版一次。
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亟须现代化的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而拉美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在这一阶段，拉美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要转变，即转向了拉美现代化和中拉关系。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话语与发展愿景，将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
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顺利起航，进一步提高了高校开展拉美研究的热忱。2017年，中国官方正式确认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
进入2016年后，拉美出现了“左退右进”的态势。2018年，墨西哥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在大选中获胜，次年阿根廷左翼联盟“全民阵线”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拉美政治生态呈现明显的“向左回摆”态势。2020—2022年，左翼政党相继在玻利维亚、秘鲁、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大选中获胜，拉美重新回归左翼政党执政占多数的局面，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新“粉红浪潮”。
中拉关系的持续升温和中国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愈益重视，共同推动了中国拉美研究的积极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