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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美国研究的阶段性发展:以美国国会研究为例

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中,政治可以说是最具基础性的研究维度之一。从我国对美外交工作的角度出发,充分了解美国各层次的政治运作方式,也就成为最为关键的起点。

作为对美国政治总体介绍的组成部分,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国会的针对性研究事实上经历了四次各具特点的“浪潮”,基于这四次“浪潮”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等现实情况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振态势。图2-1展示了1963—2023年收录到中国知网中的专门讨论美国国会的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在1963年到2023年的60年中,专门关注美国国会的学术论文达463篇。按照发展态势的阶段性分布情况,1995年到1999年可以视为第一个高峰,1999年到2006年是第二个高峰,2007年到2017年是第三个高峰,2019年以来迎来了第四个高峰。进而,中国的美国国会研究也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到第二个十年前期,2019年之后四个阶段。

图2-1 中国知网收录的中国的美国国会研究论文数量变化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关于美国国会的介绍梳理类研究。根据前文所述,中国的美国研究在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迎来了快速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也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呈现出增长态势。

美国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因此美国国会毫无疑问地作为美国政治制度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中国学者加以介绍与评价。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道揆研究员首次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书中用了完整的一章内容来全面介绍美国国会的特点与历史变迁、国会议席的分配和选区划分、国会议员的选举与构成,并对美国国会的组织、职权以及立法程序做出了评介。 这些论述虽然仅占全书一章,篇幅有限,但也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国会政治特别是国会有关制度与程序等安排的较为系统的认知与理解。

该阶段关于美国国会的代表性专著当数蒋劲松于1992年出版的《美国国会史》。 这本耗时四年撰写完成的专著全面介绍了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与演进历程,同时基于静态的制度安排描述了美国国会政治具体运行的动态模式。该书至今仍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最为全面的美国国会制度历史方面的专著,是后续相关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作品。

该阶段关于美国国会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当数沈仁道的《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及其主要特点》和张毅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建交十年》。《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及其主要特点》一文发表于1985年第1期的《政治学研究》。文章较为简明扼要地梳理了美国国会推动一个法案成为法律的“三读”程序,分析了在立法过程中国会参众两院以及总统的不同作用。基于这些制度性与程序性的梳理,文章提出美国国会并不像美国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而是呈现出明显的行政权干预和“法律商业化”的情况。具体而言,文章将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总统在立法中充当主要角色、国会中的各类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以及院外压力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即美国国会立法权维护的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美国立法制度的本质。

《美国国会与中美建交十年》一文发表于1989年第2期的《美国研究》。相比而言,该文展现出比较强的问题意识,开篇就提出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作为在美国内外政策中影响重大的美国国会在中美建交十年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持有什么态度、发挥了什么作用及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章直截了当地介绍了研究本身所基于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对相关研究而言是具有借鉴意义的。这些资料主要有:美方资料包括《国会记录》( Congressional Record )、国会委员会材料、《国会季刊年鉴》(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以及《国会季刊周报》( 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Weekly Report )等;中方资料主要是《人民日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编写的“中美关系报告”。基于这些当时看来较为翔实的资料,文章得出了多个具有价值的结论:国会议员中完全反对中美建交者很少,但大多数却认为应该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保持所谓“平衡”;国会在中美建交后十年中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于行政部门,国会在维持和发展中美关系方面热情有限,在维持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支持方面更有热情;在少数议员极端反华的同时,大多数议员对中国事务并不关心,很少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必须承认,这些判断即便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成为今天我们观察美国国会和理解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时仍然要考虑的关键视角和重要判断。关于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微妙角色的解释,文章提出了价值观偏见与共同利益两个维度相互塑造、彼此平等的观点,事实上也隐含着国会议员的立场与行为受到了多重因素影响的重要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篇代表性学术论文恰恰反映出了中国的美国国会研究仍然延续至今的两个重要维度或方向,即以充分了解美国政治为目标的对美国国会本身的基础研究和以为对美政策服务为目标的充分了解美国国会在对华事务中角色的应用研究。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中国美国国会研究展现出全面加速的发展态势,不但继续评价美国国会作为整体政治制度与运行生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而且重视美国国会作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议员表达平台的作用。中国的美国国会研究之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初出现了如此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互动中美国国会作用的持续上升。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上台之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持续升温,美国国会在其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了密切关注;另一方面,1995年李登辉窜美及其引发的台海危机使得中方对美国国会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高度关切。这些对美外交的现实变化,对中国的美国国会研究提出了具体且迫切的需求。事实证明,该阶段的中国美国国会研究有效回应了这些阶段性的关切与需求,是中国国内对美国国会进行研究最为活跃的阶段,美国国会研究也成为中国美国研究的新的重要的增长点。

针对中美关系所面临的这些新问题与新挑战,比较典型的针对性专著如1998年苏格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全书虽然主要聚焦于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意义上围绕台湾问题展开专业讨论,但也包含了较大篇幅的国会研究内容。比如,该书介绍了美国国会炮制所谓“福摩萨决议案”、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对所谓“美台关系”的拉抬特别是推动李登辉窜美等内容。该书作者基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理解,对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动态角色及其逻辑与动机展开了基于丰富的文献的、较为生动的描述与分析。

也正是因为如此重大的现实需求,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推动了一系列围绕美国国会展开的理论型与应用型研究,倪世雄教授、孙哲教授等学者完成了多项美国国会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成了当时中国国内美国国会研究的最重要平台,推出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美国国会研究系列丛书”,如赵可金的《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2005年) 、信强的《“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2005年) 、孙哲主编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2005年) 以及沈国麟的《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2005年) 等,推动了美国国会研究从静态制度到动态政治过程的视角转变。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推动出版的系列国会研究著述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当属孙哲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这也是“当代美国国会研究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 该书借鉴了当时美国学者对美国国会研究的最新的、最权威的成果及其观点,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全面评介、分析了美国国会政治,应该说是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高质量著作,成为当时研究美国和美国政治特别是美国国会政治的必读之书。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美国国会与美国政治体系”、“美国国会制度创新”以及“美国国会决策行为”,具体又细分为十二章。如此结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中国学者在针对美国国会开展研究时的重大范式演变。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区分与关联,展现出的是对美国国会宪政制度与创新制度的同步关注。这一安排既强调了美国联邦宪法等关键文本赋予美国国会的权力与功能,即作为制度的国会,又聚焦于美国国会自身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与政党政治磨合过程中内生的党团、委员会、选举以及助理等创新安排,即作为机构的国会。这一安排不但展现出美国政治制度在宪政框架下的持续延展与生长,而且预示着美国国会在制度上的灵活性以及灵活性过剩可能导致的正负作用。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区分与关联,展现出的是对美国国会机构和美国国会议员行为的同步关注。这一安排事实上在作为制度和机构的美国国会的基础上,转而将美国国会视为美国不同类型利益集中表达甚或角逐的平台,关注美国国会议员个体在不同利益驱动下的特定动机与特有行为。这种转向事实上反映出了中国学术界对所谓“两个国会”理念的接受与应用,即静态的制度与机构下的美国国会以及动态的议员行为下的美国国会。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丰富了进行美国国会研究的视角,也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美国国会研究未来的纵深空间。

为了回应学术理论与政策应用的需求,该阶段的美国国会研究在议题上开始聚焦于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倪峰研究员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中就以政治过程为重点、以具体的美国安全政策案例为线索探讨了美国国会的特殊作用。该书指出,美国国会在参与安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手段与选择多样,充分体现了美国安全政策的复杂性与政治性,但由于美国国会内部结构与决策过程的碎片化以及委员会制度遭到侵蚀等原因,因此其在安全政策决策中的领导能力与领导作用相对于总统的角色而言受到较大制约。 其他的代表性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探究了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比如熊志勇教授的研究就以李登辉窜美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美国内外不同因素或不同利益群体是如何通过国会游说制度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的。

孙哲等在2004年出版了《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一书。该书汇聚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会研究组关于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案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美国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会在中国入世、开展跨国公司合作以及技术合作等议题上的影响等具体案例,并切实提出了从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以及体制供给角度出发对美展开游说等对策建议。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还有李庆四教授的《论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文。该文指出,作为立法机构的美国国会越来越多地插手对华政策,虽然看似与行政部门争夺外交主导权,但两者本质上都是为美国外交利益服务,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孙哲等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一书所讨论的美国国会涉华的相关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和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也成为后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今天美国国会研究的关键议题。关于台湾问题,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夏立平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 和邵育群的《美国国会与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以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为个案》 等。关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孙哲和成帅华合作的《美国国会与后PNTR时代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以及冼国明和张岸元合作的《跨国公司与美国国会对华政治》 等。

在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下,该阶段的美国国会研究也逐步聚焦于美国国会议员行为以及非正式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孙吉胜的《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文强调了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本身的独立性、不确定性以及可塑性,以及对美国总统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威性、连贯性以及统一性的重要影响,并提出应该建立美国国会议员数据库乃至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预警机制来加强我国外交政策决策的主动性。 信强的《美国国会“台湾联线”个案研究》直接聚焦于美国国会议员参与的“台湾联线”这一非正式组织,讨论了2002年4月成立的“台湾联线”的功能与目的,分析了“台湾联线”对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对台”政策的影响。 孙哲和赵国军合作的《美国国会“中国连线”评析》则关注了美国国会中另一个涉华连线组织即“中国连线”。文章考察了该组织成立的动因、功能和人员构成,并认为“中国连线”是一个相对松散但背景复杂的组织,其在对华政策的态度上倾向于防范与遏制甚于信任与合作。 张植荣在《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中分析了美国国会涉藏联线的案例,认为相关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国会活动来监督美国政府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指出这些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中国美国国会研究持续转向关注美国国会议员特定行为及其动机,特别是推动了针对美国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的相对微观的具体探究,并开始初步使用一些定量研究方法。毫无疑问,该阶段的美国国会研究得以延续的现实背景是美国国会因素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到第二个十年前期的中美互动中的重要性持续凸显,这增加了持续研究美国国会的必要性。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该阶段的美国国会研究完全是以第二阶段的各类研究成果为坚实基础,是对第二阶段相关议题在研究角度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一定更新与进一步推进。

谢韬教授前后发表了多篇关于美国国会的学术论文,引发了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他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政策的区域矛盾》一文强调了区域矛盾对美国政治的深远影响及在国会政治中的明显表现。文章以中美关系为例,分析了区域矛盾在美国国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提出选民利益决定了美国各区域在中美关系上的结盟或对立。进一步讲,文章认为,在延长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基本上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形成东西对抗的局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不再是东西对抗,而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与民主党占主导的地区相互对抗。 谢韬的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1973~2006年期间的中国议案为例》收集了1973年到2006年美国国会专门针对中国的议案,按照议案的类型、内容、政策性质和最终结果加以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指导,分析了美国国会立法规则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并提出如下结论: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两院制以及总统的有限否决权对美国国会行使外交权力形成了掣肘。进而,美国国会很难通过实质性的立法把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意愿强加给总统。但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制定程序性立法以及利用预期行为规律等手段,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的议程,在双边关系中设置种种障碍,从而减缓中美关系发展的速度。文章提出,要有效限制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把对美工作的重心由美国国会转到总统。 谢韬的美国国会研究将视角直接下沉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利益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的提案行为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微观分析。

从2007年到2010年,张光和刁大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国会特别是美国国会议员各类涉华行为的微观研究,并使用一些比较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他们合作发表的《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发展》一文对1977年至2006年共15届美国国会共计240余项涉及台湾问题的提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比起“美台关系”,美国国会更看重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作用。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斗争、利益集团和选区利益压力、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台独”势力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接触、利益收买,推动了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出现。 《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初探》一文则采取类似研究路径来对1979年至2006年共14届美国国会的涉华提案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国会的涉华提案主要集中于经贸议题和安全议题,前者较多,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中的体现。文章发现,党派利益、选区利益、利益集团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涉华提案的提出;该阶段的涉台提案主要由共和党提出,更多的是反映党争需要。 《美国国会议员涉藏提案探析》一文则对1979年至2008年共15届美国国会的涉藏提案进行分析总结,发现涉藏提案集中于“人权民主”议题,反映了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共同偏好。文章指出,在研究所关注的时间段内,涉藏提案在数量和议题上的变迁折射出的是中美关系大局的主导和达赖集团对美国政界特别是美国国会游说行为的催化作用。文章延续了以往研究的观点,提出涉藏提案受到党争、府会关系、选区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议员中的分布也呈现出集中而不均衡的特点。

在考察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行为之后,张光和刁大明转而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国会议员涉华连线行为分析。他们合作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对成立于2002年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进行了定量研究,构建了第110届美国国会议员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对“台湾连线”成员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中的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发现,加入“台湾连线”的议员多来自美国南部,多来自亚裔人口比重较大、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所谓“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活跃的选区。文章还发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意识形态保守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参与“台湾连线”的概率较高。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一文则继续以第110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数据库为基础,对2005年成立的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和“中国连线”成员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中的分布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文章发现,美中工作小组强调经贸合作,而“中国连线”倾向于军事提防;两个中国议题连线组织的成员均多来自南部和太平洋地区,且更多为军事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文章进一步认为,美中工作小组成员多来自亚裔人口比重较大、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选区;而“中国连线”成员则以共和党人居多,且对华持有保守立场,借炒作中国议题为选区谋利。文章还指出,资历较浅的议员也将加入中国议题连线、参与中国事务视为提升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在观察分析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涉华提案和涉华连线行为之后,张光和刁大明等人又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外访行为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上,并撰写了主要讨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学术论文,即《美国国会议员访台现象研究(1997~2008)》。文章基于美国国会众议院书记处以及台湾当局“外交统计年报”所提供的公开信息,构建了1997年至2008年美国国会议员窜台数据库,并基于此探讨了窜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分布及其决定因素。文章发现,美国国会议员窜台频次变动受台湾岛内政治变动和美国国会选举周期影响,且前者的影响更大;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赋予美国国会及其议员干预台湾问题的所谓“权力”,是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外交事务、军事、情报等委员会成员频繁窜台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选区利益、经贸关系等因素对美国国会议员窜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上述关于美国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的系列研究,张光和刁大明共同完成了《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一书。书中将美国国会议员的涉华行为总结为三种,即提出与联署涉华提案、参与涉华连线组织以及访问涉华地区。 一般认为,提出与联署涉华提案更能说明美国国会议员本身的涉华立场与态度。参与涉华连线组织则需要以判断美国国会议员在连线组织中是否出任主席或关键成员为前提。如果是,则参与涉华连线组织的行为能够直接反映该议员的涉华立场与态度;如果不是,则参与涉华连线组织的行为未必就能够体现该议员的立场与态度。相比较而言,访问涉华地区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涉华行为。以往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新当选者,访问涉华地区的行为可能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议题,未必意味着明确的立场或态度;但近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悍然窜访涉华敏感地区的做法很显然是在表达某种特定立场,值得关注。此外,相较于美国国会议员参与涉华连线组织(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行为的相对稳定与固化,提案和外访行为处于持续变动当中,有必要进行长期密切的追踪式关注。事实上,围绕国会议员涉华提案行为展开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持续有新的产出。

四、第四阶段

随着2017年美国开启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也持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极端负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行政部门仍可主导议程、国会只充当负面背景角色的情况不同,面对对华战略竞争方向的既定以及对华战略定位的固化,美国国会开始被行政部门邀请出来,通过立法权将对华战略竞争立法化、固化、刚化乃至轨道化,从而确保美国在对华竞争中可以长期化与制度化地动用各类力量与资源。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中美建交以来空前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促进了第四阶段我国美国国会研究的发展,解释这些新变化也应该是该阶段美国国会研究的关键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特别是其在对华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引发了我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与集中讨论。延续第三阶段的研究视角,第四阶段的美国国会相关研究还是以提案等立法行为为聚焦点。受到关注和引用较多的综合研究成果当数张腾军的《美国近三届国会涉华立法议程变迁:特点、动因及前景》。文章对第115届国会以来的3届国会涉华提案进行梳理后认为,两党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的涉华行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的是持续强化的两党对华战略共识以及美国内部希冀借力中国议题强化国内共识的图谋。 林冈和周文星合作的《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则对第93届到第116届国会期间的涉台议案和决议案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发现,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同步良性发展是限制美国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外因;美国白宫在推行对华政策时能否摆脱美国国会的牵制则是重要内因,该因素取决于美国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地位以及总统个人因素。文章还认为,台湾地区的政治游说与美国国会的涉台立法存在较高相关性。2016年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步下滑,增加了美国国会加强涉台立法的诱因。

也正是在该阶段,关于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行为的研究表现为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的明显提高与进步。王凯等的《经贸合作、府会政治与中美关系的张力:基于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数据库(2001—2019)的分析》重新构建了2001年到2019年的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数据库,并以此数据库为基础论述了该阶段美国国会涉华提案在类型、议题领域、涉华态度、生存历程等关键维度上的特征和趋势。文章借助解释性的统计工具发现,中美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尤其是美国各州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增加,有助于减少该州国会议员所提涉华消极提案的数量;总统党议员在一致政府时期提出的涉华提案远多于分立政府时期,而非总统党议员在分立政府时期提出了更多的涉华提案。 王震宇等的《第115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行为模式研究》认为,第115届美国国会已打破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成为美国激进对华政策的“策源地”,主要体现为涉华提案的剧烈转向。文章分别使用层次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及决策树和回归模型测量了美国国会议员对华态度、涉华决策影响力以及影响这些态度和影响力的机制路径和关键因素。文章发现,议员的个人意识形态越激进、资历越浅,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选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比例越高和政党极化程度越高,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议员的涉华决策影响力、意识形态激进程度与其领导力呈正相关关系。

此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涉华外访行为的讨论在该阶段也有一些进展,比如刁大明和邹正航在2023年合作发表的《为何去台北: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研究(2001~2022)》一文。基于对2001年到2022年即第107届到第117届国会期间美国国会两院议员访台行为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文章揭示出美国国会议员窜台行为的阶段性变化态势与各届总统及其政府的对华战略及“对台政策”直接关联,不同的府会关系为美国国会议员的窜台行为提供了不同的关键背景与动力,而台湾岛内所谓“政党轮替”及其导致的对美政策调整也对美国国会议员的窜台行为存在一定影响。基于对第117届国会众议院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文章发现,新当选者、军事委员会成员、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成员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以及所在选区亚裔人口比例高的国会众议员更有可能窜台;所在选区对中国大陆出口额有所增长的国会众议员更可能不参与窜台行为。

必须看到,在美国政治自身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确持续发生非常关键的演变,需要有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来对此加以探究与解释。面对如此挑战与诉求,我国的美国国会研究需要新观点、新路径以及新方法。目前,很多学者开始尝试更新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也为对美国国会政治及其在对华政策中的新角色提供更新解释创造了可能性。 SvA4nChe12HrlPx+2DgJg+P+thpNdUelQsEURAdqp2IIhdopdB7KfQnWx5nsKE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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