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

拿破仑爱鸡爱得狂热，他让他的厨子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在他的伙房里，到处都是制作到不同阶段的鸡：有的还是凉的，挂在钩子上；有的正在烤肉扦上，缓慢地旋转；但大部分则是堆在那里坏掉了的，因为大帝太忙了。

被口腹之欲支配到这种地步，也是奇怪。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最开始让我给鸡拧脖子，没过多久又让我端盘子，蹚着一寸寸泥泞，把鸡送到大帝的帐篷里。大帝喜欢我，因为我矮小。我抬举自己了，他只是不讨厌我。除了约瑟芬他谁也不喜欢。他就像喜欢鸡一样喜欢约瑟芬。

服侍大帝的，身高没有超过五尺二的。侍者他要矮小的，马匹则要高大的。他喜欢的那匹马高十七掌，尾巴可以绕人三圈，余出的部分还能给他的情妇做顶假发。那匹马有着恶毒的眼睛，在马厩里丧命的马夫跟被端上桌的鸡一样多。没有被那畜生一蹄子踢死的马夫，也因为马的皮毛不够亮或马嚼子生了锈而被它的主人取了性命。

“新政府必定光彩夺目，令人称奇。”他说。我想他说的是面包和马戏团吧。后来我们还真找到了一个从马戏团来的马夫，身高只到马腹处。他给那畜生刷毛时，得搭个底部坚固的三角梯子，可他驯马的时候，只需纵身一跃，就能稳稳地落在光亮的马背上，任凭那马怎么仰脖喷气，哪怕把鼻子插到土里，后蹄尥到天上，都无法将他甩下来。在尘土的帷幕中，一人一马便没了身影，向前奔驰好几英里。一路上，侏儒手抓马鬃，嘴里喊着我们听不懂的滑稽指令。

可他什么都懂。

他能把大帝逗笑，能把烈马驯服，所以他留了下来。我也留了下来。我们成了朋友。

一天晚上，我们正待在伙房里，突然铃声大作，仿佛对面来了魔鬼。我们跳起来，一人冲向烤肉扦，另一人赶紧吐唾沫擦银器，我得穿上靴子，好蹚过那一段冻土。侏儒笑了，说他伺候马都没伺候人这么紧张，但我们没笑。

鸡做好了，厨子用死去士兵的头盔盛装，周围还摆了一圈欧芹。外面，雪下得很密，我感觉自己像玩具雪球里的小人。我得眯起眼，才看得清那照亮了拿破仑帐篷的黄色光晕。已是深夜，除了拿破仑，没人能在帐篷里点灯。

燃料稀缺，军队也不是人人都有帐篷住。

我进去的时候，他独自坐着，面前放着一个地球仪。他没注意到我，双手温柔地捧着地球仪转来转去，好像那是女人的胸。我轻轻咳了一声，他突然抬起头来，脸上闪过一丝惊恐。

“放下就走吧。”

“不需要我切开吗，长官？”

“我自己来，晚安。”

我懂他的意思。他现在很少叫我切了。我一走他就会掀开盖子抓起鸡，整个塞到嘴里。他希望自己的脸化作一张大嘴，好把鸡整只吞下。

第二天早上，我若能找到那块许愿骨都算走运。

没有热意，只有不同程度的寒冷。我已经不记得坐在炉火前的感觉了。军营里就数伙房最暖和，可即便在伙房里，热气也稀薄得可怜，铜锅一盖，就再没多的了。我一周要脱一次袜子剪脚指甲，他们说我穷讲究。我们本是白人，却冻出了红鼻头和青手指。

成了三色人。

他这么做是为了给鸡保鲜。

他把冬天当贮藏室用。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在俄国。

如今人们说起他做的事来，仿佛一切都有道理可循。仿佛即便是他最糟糕的错误，也是时运不济或太过冒进所致。

那完全是一团糟。

所谓摧毁、强奸、屠杀、灭绝、饥荒，不过是词语的牢笼，为了让伤痛不那么真实可感。这些关于战争的词语能让你的眼睛更容易接受。

我在给你讲故事。相信我。

我本想当个鼓手。

招兵的军官给了我一颗核桃，问我能否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捏开。我捏不开，他就笑了，说鼓手必须得有强壮的双手。我摊开手掌，核桃躺在手心，我让他捏一个试试。他脸红了，让副官把我带到了伙房。厨子看我瘦得皮包骨头，认定我剁不了肉。那一堆乱七八糟不知道是什么的肉，每天都要剁好了去煮，我干不了这个。他说我很幸运，我能服侍波拿巴本人。我差点以为自己能受训成为糕点师，用糖和奶油做出漂亮的宝塔。我们朝一顶小帐篷走去，帐篷门口站着两个面无表情的卫兵。

“这是波拿巴的专用贮藏室。”厨子说。

帐篷里从下到上塞满了一英尺见方的粗木笼子，过道很窄，勉强能容一人。每只笼子里有两三只鸡，喙和爪子都被砍掉了，一双双同样空洞的眼睛望着笼外。我胆子不小，我也见过不少农场的集中养殖架，可从未想到还有这样的死寂。甚至连一点摩挲的声音都没有。它们的命运本就是死，现在的状态和死鸡也没有区别，可它们的眼睛却是睁着的。厨子转身离开。“你的任务是把它们拎出来，拧断它们的脖子。”

我溜去了码头。因为是四月初，石头很暖和，加上我又赶了好几天的路，我便靠在那里睡着了，还梦见了鼓和红色的制服。一只靴子弄醒了我，一只硬邦邦明晃晃的靴子，带着一股熟悉的马鞍味。我抬起头，看见那只靴子正踩在我的肚子上，就像那颗核桃躺在我的手心。那个军官没有看我，只是说：“你现在是个士兵了，以后露天睡觉的机会多着呢。起来吧。”

他抬起脚，在我正要爬起来的时候重重地踢了我一脚，目光依旧直视着前方，说道：“屁股不错，很结实。”

很快我就听说了他的情况，不过他没再找我麻烦。我想是我身上的鸡味让他远离了我。

从一开始我就想家。我想念母亲，想念那座小山，太阳斜斜地照着那里的山谷。我原本讨厌的那些日常，现在都令我想念。春天，蒲公英开满田野，雨数月不停，河水漫涨。招兵的来了，我们就夸口说该出去见见世面，不能老围着红色的谷仓和我们接生的奶牛转了。大家痛痛快快签了字，不会写字的也兴冲冲地在纸上乱画一通。

我们村每年冬末都会点篝火。篝火的架子要搭好几周，搭到大教堂那么高，上面是一个用坏掉的捕鸟器和被虫蛀了的草垫子做成的尖顶，可以说很不敬神。到那时将有美酒盈杯，人人搂着心上人在黑暗中起舞。因为我们要离开，点火的活儿就交给了我们。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把五支烧得正旺的木柴投进火堆中央。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第一束篝火燃了起来，我的嘴巴开始发干。我多想自己是个圣人，有天使保护，好让我能跳进火里，燃尽身上的罪孽。我去忏悔，却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狂热。忏悔若非发自内心，便毫无意义。

我们是一个性情淡漠的民族，无论对盛筵或苦工都处之漠然。我们渴望被触动，却难以被触动。我们醒着躺在夜里，希望黑暗撕开口子为我们显出神迹。孩子们的亲密无间让我们害怕，但我们确信他们还是会像我们一样长大，像我们一样性情淡漠。在这样的夜晚，我们脸颊通红，手掌发热，我们相信明天天使就会出现在罐子里，而那片熟悉的森林中会突然显现出另一条路来。

去年的篝火盛会，有位邻居试图把他家房子的木板拆掉。他说那玩意儿没用，不过是一摊散着臭气的粪便、肉干和虱子堆。他说要把它们全烧了。他妻子拽着他的胳膊阻拦他。他妻子块头大，是个干粗活的人，可还是没能拦住他。他一拳一拳砸在风干的木材上，砸到他的手变得像一颗剥了皮的羊头。他在火边睡了一晚，直到晨风为他披上冷却的灰烬。他再未提过此事。我们也再未提过。他从此不去篝火大会。

有时我想，我们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也许我们暗自希望他这么做，为我们所有人这么做。把活腻了的过去拆掉，重新开启生活。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用双手去塑造。我想事情不会这样发展，就像波拿巴用战火点燃半个欧洲时，结局也注定不会如他所愿。

可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清晨到来，我们带着面包和熟干酪出发了。女人眼里噙着泪水，男人拍着我们的背，说男孩入伍是件好事。一个总是跟在我身边的小女孩拉着我的手，愁眉紧锁。

“你会去杀人吗，亨利？”

我在她身边坐下。“不杀人，路易丝，只是杀敌人。”

“什么是敌人？”

“就是不站在你这边的人。”

我们要启程前往布洛涅，加入那里的英格兰军团。布洛涅是个只有寥寥几家妓院的萧条港口，这下突然成了帝国的跳板。这里距离英国本土只有二十英里，天气晴朗的时候，能从这儿望见英国和她那自负的模样。我们了解英国人：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吃，他们无视圣母的存在。他们自杀时带着一种难以觉察的喜悦。英国的自杀率全欧洲最高。这是我听一位神父说的。他们的牛肉是约翰牛，啤酒是带气泡的。英国人甚至现在还浸在肯特郡齐腰深的水里练兵，指望着将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溺死。

我们将要攻入英格兰。

只要有必要，全法国都会应召入伍。波拿巴将他的国家紧紧攥着，就像攥着一块海绵，誓要挤出最后一滴水来。

我们爱上了他。

到了布洛涅，我虽然不能在意气风发的队列前昂首击鼓，但我依然抬头挺胸，因为我知道自己将会见到波拿巴本人。他会定期乘车驶出杜伊勒里宫，到海上巡视，就像人们定期查看雨水桶一样。侏儒多米诺说，站在他身旁，感觉像有飓风刮过耳畔。他说这是斯塔尔夫人的原话，她那么有名，自然不会错。她现在不住法国了，她因为反对波拿巴审查剧院、压制报纸言论而被驱逐出境。我曾从小摊贩手上买过一本她的书，小贩自称是从一位落魄贵族那里淘来的。书上的内容我看不大懂，但我学到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我想把它用在自己身上。

多米诺嘲笑我。

夜里我梦见了蒲公英。

厨子从他头顶上方的钩子上取下一只鸡，又从铜碗里舀了勺馅料。

他在微笑。

“今晚上城里去吧，弟兄们，包你们难忘今宵。”他把馅料塞进鸡肚子里，手一转，涂抹均匀。

“我猜你们之前都睡过女人吧？”

多数人脸红了，还有一些在嘿嘿笑。

“没睡过的话，那将是你们最美妙的体验；睡过的话，嗯，波拿巴天天都是同一个口味，也没腻烦。”

他把那只鸡拎起来给我们检视。

我本希望和那本母亲在我临走时给我的口袋本《圣经》一起留下来。我母亲深爱上帝，她说上帝和圣母就是她此生的全部所需，当然，能组建家庭她也很感激。我见过她在黎明之前跪拜，在挤牛奶之前跪拜，在喝浓粥之前跪拜，我见过她对着自己从未见过的上帝高唱圣歌。在我们村，人们多少都有些宗教信仰，我们很感激神父走七英里的路为我们带来圣饼，可信仰并未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心。

圣保罗说结婚总好过焚烧，可我母亲说焚烧比结婚好。她本想当个修女。她希望我当神父，所以当我的伙伴们还系着绳子在犁后玩耍的时候，她已经在省吃俭用地供我读书了。

我当不了神父，即使我的心和她的一样敞亮，我也没法假装收到了回音。我曾向上帝和圣母喊话，可他们没有回喊。而且若是他们声音太小，我也不乐意听。上帝当然能以热情回应热情吧？

他能，母亲说。

那他就应当如此。

我母亲的家庭算不上富有，但受人尊敬。她从小就在音乐和正统文学的熏陶中安静长大。餐桌上从不谈论政治，哪怕叛军破门而入，也不改这个规矩。她们家拥护君主制。十二岁的时候，她告诉父母她想当修女，但父母不喜欢越轨的事，劝她说婚姻生活更令人满足。于是她默默长大，避开他们的视线。表面顺从乖巧，背地里却永不满足。他们要是知道，肯定会感到嫌恶，如果嫌恶本身不算一种越轨的话。她阅读圣人们的生平故事，将大半部《圣经》烂熟于心。她相信当时机成熟，圣母就会亲自来帮她。

时机成熟时她十五岁，正在一个卖牲畜的集市上。那里人潮汹涌，大家都挤着看慢吞吞的公牛和尖嗓门的绵羊。她的父母很激动，沉浸在节日氛围里。突然间，她父亲看见一个身材结实、衣着体面、肩上还扛着一个孩子的男人，父亲当即对她说，这人就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稍后他们要一起吃饭，他想让若尔热特（也就是我母亲）在饭后为大家献唱。于是当人渐渐多起来，我母亲趁机逃走了，除了她当时穿的衣服和她总随身携带的《圣经》，什么也没拿。她藏在干草车里，在那个灼热的夜晚出了城，行过安静的乡野，直到干草车停在我后来出生的村庄。当时的她毫不畏惧，因为她相信圣母的力量。我母亲大大方方地向克劳德（我父亲）介绍了自己，请他把自己带到最近的修道院。克劳德大她十岁，虽不机灵，但很善良。他留她先住一晚，想着第二天把她送回去，或许还能领点赏钱。

然后她就再没回过家，也没去找修道院。几天过去了，几周过去了。她听说父亲在到处找她，每经过一座修道院就送些东西贿赂，这让她害怕。三个月过去了，她发现她照料植物很有一手，而且擅长安抚受惊的动物。克劳德几乎没跟她说过话，也从不打扰她，只不过她有时会发现他在看她——他就安静地站在那里，手搭在眼睛上方遮阳。

一天晚上，夜深了，她睡下后听见有人敲门。她打开灯，看见克劳德站在门口。他刮了胡子，穿着睡衣，身上飘来酚皂的气味。

“你愿意嫁给我吗，若尔热特？”

她摇头，他便离开了。往后的日子，他时不时会来这么一出，刮干净胡子，带着皂香味站在门口。

她同意了。她回不了家，也不能去修道院，只要她父亲还在提醒每位修道院院长可以拿她去换一个祭坛饰品。她也无法和这个男人一直不明不白地生活下去，他虽然沉默，却有碎嘴的邻居。她只能嫁给她。他爬上她的床，躺在她身边，抚摸她的脸，把她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她并不害怕。她相信圣母的力量。

此后，只要他想要她，他就会像以前那样，敲门，等待，直到她愿意。

然后就有了我。

她给我讲过我外祖父母的事，他们的大房子，他们的钢琴。她想到我见不到他们了，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但我其实喜欢这样的隐匿。村里其他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亲戚，他们互相打闹，互相了解。我只需要编故事就好了。我的亲戚们是什么样，全凭我当时的心情。

在母亲的努力和半吊子神父的熏陶下，我习得了母语、拉丁文和英文。我还学了算数和一些急救知识。又因为神父靠赌博来贴补他那微薄的薪水，所以各种牌类游戏我都熟，骗人的把戏也知道不少。我从未告诉母亲，神父有本《圣经》只有封皮，里面装的是纸牌。有时候他带错了，于是只好念第一章《创世记》里的内容。村里人还以为他热爱创世的故事。他人很好，只是有些淡漠。我倒宁愿他是个狂热的信徒，或许这样我就能找到我愿意去深信的狂热。

我问他为什么做神父，他说既然要打工，不如选个不存在的老板。

我们一起钓鱼。他给我指过他想要的女孩，想让我帮他的忙。我从没帮过。在女人这方面我开窍得晚，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泣。哭泣的人是克劳德。她把自己带在身边多年的袖珍本《圣经》给了我，我答应她一定会读。

厨子看出我的犹豫，用穿肉的扦子捅了捅我。“头一次吧，小子？别怕，我认识的这些女孩干净得像哨子一样，宽广得像法国的原野。”我做好准备，用酚皂好好洗了个澡。

波拿巴，科西嘉岛人。一七六九年出生，狮子座。

矮小，苍白，情绪化，眼睛盯着未来，做事一心不贰。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把世界撕了个口子，一时间，街头的顽童都聚集到了他身旁，他的号召力远超任何一位贵族。对这位年轻的炮兵中尉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用不了几年，波拿巴将军就会把意大利变成法国的疆土。

“什么是幸运，”他说，“不就是运用时机的能力？”他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什么能撼动他这个信念，哪怕是约翰牛也不行。他爱上了自己，全法国也加入了爱他的行列。这是一场浪漫剧。大概所有的浪漫剧都是这样：不是一份由平等的双方签订的契约，而是一场在日常生活里寻不到出口的梦想和欲望的爆发。只有戏剧能满足这一切，而在焰火盛时，天空被染成另一种颜色。他成了大帝。他让教皇从圣城过来给他加冕，却在最后一刻夺走教皇手中的王冠，亲手将其戴在自己的头上。他与唯一懂他的人离了婚——那个他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因为她没能为他诞下皇子。这是这场浪漫剧中，他唯一无法控制的部分。

他有时令人生厌，有时让人痴迷。

如果你是大帝，你会怎么做？士兵们会变成数字吗？一场场战役会变成图表吗？知识分子会被当作威胁吗？你会在海岛上度过余生吗？那里的人无聊至极，食物咸得要命。

他是世上最有权力的人，台球桌上他又是约瑟芬的手下败将。

我在给你讲故事。相信我。

妓院由一个来自瑞典的女巨人经营。她有蒲公英花一样浅黄的头发，长长地垂到膝头，像张会动的毯子。她把袖子撸起来，用艾斯长裙的吊带系住，裸露双臂。她的脖子上用皮绳系着一个平雕木娃娃。她看到我盯着它看，便把我的头揽过去，非让我嗅闻。它散发着麝香和奇异花朵的气味。

“从马提尼克岛弄的，跟波拿巴的约瑟芬一样。”

我笑了，说了声“愿我们的胜利圣母万岁”。女巨人大笑，说波拿巴不可能兑现诺言，让约瑟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受冕。厨子厉声提醒她注意言辞，但她满不在乎。她带我们来到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里。屋里很冷，里面摆着睡觉用的草垫，还有一张长桌，上面摞了好几瓶红酒。我还以为会有红丝绒呢，神父当初就是这样描述这种短暂享乐的场所的。结果哪有什么温柔乡，全是毫无遮掩的皮肉生意。几个女人进来了，她们比我想象的要老，远不如神父的书上那些罪恶的插图。没有蛇一般的妖娆，也没有夏娃那样苹果般的乳房。她们身材浑圆，不修边幅，头发要么匆匆一扎，要么随意披散到肩膀上。同来的伙伴高谈阔论，把瓶子里的红酒一饮而尽。我想喝杯水，却不知该怎么开口。

厨子首先行动，拍着一个女人的屁股，取笑她的胸衣。他脚上还穿着那双油乎乎的靴子。其他人也各自找到了女伴，剩下我和一个不慌不忙的黑齿女人，她的一根手指上戴了十枚戒指。

“我头一次来。”我告诉她，希望她明白我的局促。

她捏捏我的脸颊：“他们都这么说，以为头回来肯定能便宜点。要我说，新手更不好伺候，就像教人打台球时没有球杆。”她望向厨子，厨子正蹲在一张草垫上，准备掏阴茎出来。他的女伴跪在他面前，双臂交叠。他突然在她脸上扇了一巴掌，响亮的巴掌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帮忙啊，婊子，把手放进来，不会吗？还怕我的鳗鱼不成？”

我看见她的嘴唇撇下去，粗糙的皮肤上，红色掌印清晰可见。她没答话，默默把手伸进他的裤裆，像拎雪貂颈子一样将他的阴茎拎了出来。

“含在你嘴里。”

我只想喝点粥。

“你这朋友不错呀。”我的女伴说。

我只想过去拿毯子盖住他的脸，直到他不再有呼吸。这时他大吼一声，身体往后一仰，用胳膊肘撑在地上。他的女伴爬起来，狠狠地把嘴里的东西吐到了地上的碗里，然后拿红酒漱口，漱完也吐掉了。厨子听到她闹出的动静，问她怎么敢把他的精华吐到法兰西的痰盂里。

“不然我要怎么做？”

他冲她举起拳头，但拳头并未落下。我的女伴上前一步，将红酒瓶砸向他的后脑勺。她把同伴揽进怀里，迅速吻了吻她的前额。

她绝不会那样对我。

我借口头痛，去外面坐着。

我们把我们的领路人抬回去了，四个四个地轮流，像扛棺材一样把他扛在肩上，让他的脸朝下，以便呕吐。第二天一早他就去那些军官面前显摆，说那个婊子把他的阴茎整个吞下时，双颊如何像老鼠一样鼓胀。

“你脑袋怎么了？”

“回来的路上摔着了。”他说着，望向我。

他几乎夜夜出去嫖，但我再没有跟着他。这事除了多米诺和脱袍从军的鹰眼神父帕特里克，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一心研究怎么给鸡填充馅料，怎么放缓烹饪流程。我在等待波拿巴。

终于，一个炎热的早晨，当海水在码头的石缝里留下盐坑，他来了。他带着穆拉特和贝纳多特两位将军，带着他新任命的海军上将，带着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是那么优雅，军营里最糙的汉子见了都得多擦两次皮鞋。可我眼里只有他。多少年来，我的良师益友，那个支持革命的神父，一直在跟我灌输说波拿巴是再度归来的上帝之子。我学到的历史和地理，全是用他打过的战役标记的。我和神父曾躺在一张折了无数道的老旧世界地图上，比着他征战过的地方，看着法国的疆界一点点扩大。神父随身带着两幅画像，一幅是圣母，另一幅就是波拿巴。我看着这两幅画像长大。我母亲毫不知情，她依旧支持君主制，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灵魂祈祷。

当大革命将巴黎变为一座自由人的城市，将法国变为欧洲的祸害之时，我只有五岁。我们村离塞纳河不远，可我们却像住在月球上似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入狱了，其他事情没有人真正了解。我们仰赖流言；神父则仰赖他的教服上蹿下跳，躲过大炮和军刀。村民产生了分化。多数人支持国王和王后，虽然他们对人民没有一丝怜悯，就知道征税和赏景。不过我概括得未必准确，告诉我这话的是个精明的家伙，一向趋炎附势。大部分时候，尽管村里的朋友很少说出他们的不安，但当他们给牲口加围栏的时候，我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了那份不安，当他们在教堂听讲道时，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不安。不管掌权的是谁，我们从来都无可依傍。

神父说我们正活在末日里，而大革命会带来新的救世主，新的纪年也将随之而来。教堂里他从来不会讲这些。他只告诉我，而不会告诉其他人。他不会告诉提着桶的克劳德，不会告诉夜色中拥着情人的雅克，也不会告诉虔诚祈祷的我的母亲。他把我抱在膝头，让我紧贴着他的黑色教服，那上面有干草和岁月的气息；他告诉我不要怕我们村的流言，说巴黎城中不是饿殍就是死尸。“亨利，记住，耶稣说过，他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

我慢慢长大，社会逐渐不那么动荡，波拿巴开始为自己打造一个名号。早在他认下大帝这个称号之前，我们就已这样称呼他了。在冬天的薄暮中，我们从临时教堂回家，神父望着留下的足迹，紧紧拥着我的臂膀，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他会召唤你的，就像上帝召唤撒母耳。到那时，你就启程。”

他来的那一天我们没有训练。他正好撞见我们休息，说不定是故意的。送信的一路飞奔到营地，气喘吁吁地警告我们，说波拿巴正马不停蹄地赶来，中午之前就能到。当时我们正挽着衣袖、喝着咖啡玩骰子呢。军官们都吓坏了，立马开始整顿各自的队伍，仿佛英国兵登陆了一样。来不及准备欢迎仪式，为他精心设计的帐篷里摆了两架大炮，而厨子早就喝得烂醉。

“你，”一个我没见过的上尉叫住我，“收拾收拾这些鸡。衣服不用整了，反正行军的时候你有的忙。”

就是这样了。我哪有什么荣光，不过有一堆死鸡。

我在愤怒中抓起一口最大的煮鱼锅，将一锅冷水泼到厨子身上。他纹丝不动。

一小时后，鸡插上了烤肉扦，准备烘烤。这时，上尉风风火火进来，说波拿巴要视察伙房。他就是这样的人，军中各处细节都要亲自过问，让我们很不好办。

“把这人拖出去。”上尉临走前吩咐道。厨子有二百来磅，我不到一百二十磅。我努力抬起他的上半身想往外拖，结果根本挪不了几步。

如果我是先知，而厨子是某个异教邪说的代理人，我就可以向上帝祈祷，让他派几位天使帮我挪他。结果是多米诺过来帮忙，他向我提起了埃及。

我知道埃及，因为波拿巴曾去过那儿。远征埃及虽然失败，但他英勇不改。他没染上疫病，没有发烧，在尘土中骑行数英里，滴水未进。

神父说：“若非上帝保佑，他怎能做到这些？”

多米诺的办法，是像埃及人抬纪念碑那样把厨子抬出去。我们用桨当支轴，把桨放到他背后，然后在他脚底刨了个坑。

“接下来，”多米诺说，“把重量都压到这边的桨上，他就能起来了。”

简直像被起死回生的拉撒路。

我们将他立起来，我用桨撑住他的皮带，免得他又倒下去。

“现在怎么办，多米诺？”

正当我们一左一右架着这团肥肉时，帐篷的门帘开了，上尉走了进来。他的脸唰一下没了血色，就像有人拔掉了他喉咙上的塞子。他张嘴结舌，胡子摆动，一时手足无措。

把他推开的人是波拿巴。

他在我们的这出闹剧面前踱了两圈，然后问这人是谁。

“他是厨子，长官，喝得有点醉，长官。这两个人想把他挪走。”

我急着去看烤肉炉，鸡快烤煳了，但多米诺挡在我前面，说了些我听不大懂的粗野的话，后来他说那是波拿巴会用的科西嘉岛方言。他解释了一通是怎么回事，还说我们尽力模仿了他在埃及远征时用到的方法。波拿巴听完过来揪住了我的耳朵，害它后来肿了好几天。

“你看，上尉，”他说，“我的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士兵们个个都有决心、有办法。”上尉勉强笑了笑。波拿巴又对我说：“过不了多久，你会看见更伟大的奇迹，你能从英国人的盘子里吃晚餐。上尉，让这个孩子来伺候我吧。我的军队没有短板，哪怕是勤务兵，也要像将军一样可靠。多米诺，我们下午就上马。”

我立马给我的神父朋友去了信。这简直比任何日常的奇迹都要完美。我被选中了。我没有料到厨子会就此成为我的仇敌。天黑时，添油加醋的故事就已经在军营里传开了，说我们把厨子埋在了沟渠里，趁他昏迷揍了他一顿，还有最离奇的，说多米诺给他施了咒。

“我要是会施咒，咱们还挖什么坑呢。”他说。

厨子醒了之后，脑袋依旧混沌，脾气比以前更暴了。他一出门，就有士兵朝他挤眉弄眼。于是他来找我了，当时我正坐着，捧着口袋本《圣经》，他拽紧了我的衣领。

“你以为波拿巴想要你，你就安全了吗？别看你现在没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他把我推到我身后装洋葱的布袋上，又往我脸上啐了一口。这之后上尉把他调到布洛涅城外的商店去当差，我们再次相遇就是很多年以后了。

“别管他了。”我和多米诺看他坐着马车离开时，多米诺说。

人们往往会忘记，日子不会重来。此时此地只有一次，每个瞬间都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波拿巴在布洛涅的那段日子给人一种紧迫感和特权感。他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训练的细节挨个儿过问，每个士兵他都亲自接见。他往海峡那边一挥手，英国仿佛就归了我们。归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他的天赋。他成了我们生活的焦点。战斗的想法鼓舞着我们。我们当然不想送命，但如果留在村子里，留在农场里，生活一样艰难，一样得艰苦劳作、忍饥挨冻、受人驱使。我们本就不是自由人。是他让我们庸碌的生活有了意义。

几百艘平底驳船滑稽地摆在一起，俨然有了西班牙大帆船的气象。等我们真出了海，为二十英里横渡做训练，我们哪还敢开捕虾网的玩笑，也没人再说这些船该给洗衣女工做水盆了。波拿巴站在岸上喊着口令，我们脸迎着风，心被他牵动着。

一艘平底驳船能载六十个人。据估计，在登陆过程中会有两万名士兵坠入海中或被英军俘虏。波拿巴觉得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陆战中他也失去过这么多士兵。我们没人担心会成为两万分之一。我们还没到担心的时候。

根据他的计划，如果法国海军能坚持守住海峡六小时，他就能让军队登陆，英国就是他的了。这看上去轻而易举。纳尔逊那家伙不可能在六小时之内扭转局势。我们根本没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大家已经想好登陆之后要做什么了。我想去看伦敦塔，因为神父说里面住的全是孤儿——贵族的野种，父母不愿给他们名分。我们法国可不这样，我们不会不要自己的孩子。

多米诺告诉我，传言说我们将会挖隧道，准备像鼹鼠一样出现在肯特郡的田野上。“咱俩给你那朋友脚下挖坑都花了一小时。”

还有传言说会乘热气球登陆，也有人说要把人放进大炮轰过去，还有的说法军会炸掉英国国会大厦，完成盖伊·福克斯差点完成的计划。热气球登陆是英方最重视的方案，为了防止我们真的乘热气球过去，他们在海峡沿岸的许多港口造了高塔，方便及时发现并击落我们。

简直荒唐。不过我想，要是波拿巴让我们扎上翅膀，飞到圣詹姆士宫去，我们可能会像孩童放风筝一样，高高兴兴就照做了。

他不在的时候，他回到巴黎处理国务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的日夜也变得暗淡了。对我而言，我无人可爱，于是只好像只刺猬一样，把心藏在灌木丛中。

我有办法和神父相处。所以除了多米诺，脱袍从军的鹰眼神父帕特里克也成了我的朋友，他来自爱尔兰。

一七九九年，拿破仑还在争权，而学生们眼中的英雄霍切将军——他也是波拿巴夫人曾经的情人——已经登陆爱尔兰，差点就彻底击败英国佬了。那期间他听说，有位不太检点的神父，右眼和常人的一样，左眼却比最好的望远镜还要厉害。他早就因为从钟塔上偷窥年轻女孩而被赶出教堂了。哪个神父没做过这事呢？可因为帕特里克一只眼睛视力超群，没有一个女孩的胸部是安全的。要是有女孩在脱衣服，即便隔了两个村子，只要夜空晴朗，护窗没关，她就跟当着神父的面把衣服脱在他脚下一样。

霍切将军见多识广，并不相信老妇们讲的故事。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些女人确实比他更有智慧。帕特里克一开始矢口否认这项指控，男人们都笑话女人和她们的幻想，但她们态度坚决，说她们能感觉到有人在偷窥。主教对这事严肃处理，并不是真的相信帕特里克能目视千里，而是因为他更喜欢唱诗班少年光滑的身体，所以觉得帕特里克的品味太令人厌恶。

神父当胸怀大志，怎么能一心盯着女人看。

既然难辨传言真假，霍切便邀帕特里克喝酒，等到他喝得站都站不稳了才连扶带抬，把他拖到一座小山丘上。那里视野好，可以看见山谷那边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两人相邻而坐，趁帕特里克打盹儿，霍切掏出一面小红旗挥了几分钟，然后把帕特里克摇醒，故意称赞起夕阳和美景来。为了不拂主人面子，帕特里克顺着他指的地方望去，承认爱尔兰是有点天堂的景色在的。突然他身体往前一弓，眯起一只眼，用主教分施圣餐时那种低沉而神圣的声音说：“你想瞧瞧吗？”

“瞧什么，那只猎鹰？”

“别管猎鹰不猎鹰了。她跟头母牛一样又壮又黑。”霍切看不见，但他知道帕特里克看见了。那是他找的妓女，正在十五英里外的田野里脱衣服。他还每隔一段路安排了一个士兵，替他用红旗传信号。

霍切回法国的时候，把帕特里克带在了身边。

在布洛涅，帕特里克一般待在特制的柱子顶端，就像叙利亚的坐柱者一样。从那里他可以看到海峡对岸，好随时汇报纳尔逊舰队的行踪，让我们的练习部队远离英军威胁。如果撞上英方巡逻，出港太远的法国船只很可能被一阵猛烈的舷侧炮火击沉。为了预警，帕特里克被配发了一个一人高的阿尔卑斯长号，在起雾的夜晚，那悠远的声音可以响彻多佛白崖。无怪乎有流言说，波拿巴请了魔鬼出山，来帮他盯梢。

为法国人效劳，感觉怎么样？

比起为英国人效劳，他倒更乐意给法国人干。

不用伺候波拿巴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帕特里克一起待在柱子上。柱子顶部有二十英寸长、十五英寸宽，打牌还是够的。有时候多米诺会上来同我们打拳击。他矮小的身材并不是劣势，虽然帕特里克的拳头猛得像炮弹，却从没砸到过多米诺身上。多米诺的办法是跳来跳去，直到对手累了，再瞅准时机，一击即中。他靠的不是拳头，而是双脚，辗转挪移，或者从倒立中猛地弹起。拳击我们是打着玩的，但我亲眼见过他跳向公牛的前额，直接把牛撂倒了。

“你要是我这样的体格，亨利，你就得学会照顾自己，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好心。”

我从柱顶向外望去，让帕特里克给我描述英国军舰甲板上的状况。他能看见海军上将们套着白色的绑腿，海员在绳索间跑上跑下，调整角度，让风吹满船帆。到处都在抽鞭子。帕特里克说他看见有个人背上的肉被整块掀起。他们把他泡在海里，避免伤口感染，然后又把他扔在甲板上，让他被太阳暴晒。帕特里克说他能看到面包里的象鼻虫。

别信这个故事。

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但也不再是夜晚了。

树林中、海面上、军营里，都显出一丝不安来。我们时睡时醒，鸟儿也是一样，想要睡着，又总担心该起了。差不多再过半个小时，熟悉的寒冷而灰暗的光线就会出现，而后太阳缓缓升起，海鸥开始喧嚣。我挨到平时起床的时间，走到港口，看船只像狗一样被系在岸边。

我等待阳光劈向水面。

过去的十九天里风平浪静。我们在烈日炙烤的岩石上晾晒衣物，因为风力不足以把它们吹干。可今天我的袖子拍打着胳膊，船被吹得东倒西歪。

今天要列队。再过几个小时，波拿巴就要来督战。他想要在十五分钟之内，让两万五千名士兵登船。

他说到做到。

没人料到天气会骤变。如果风力继续增强，就无法冒险驶入海峡了。

帕特里克说海峡里有很多人鱼。他说这些人鱼想男人了，所以才把我们中的许多人拉下水。

看着白色的浪花拍打船侧，我怀疑这场淘气的风暴是否也是拜人鱼所赐？

好在风暴总会过去。

中午。雨顺着鼻子淌到脖子下面，又顺着裤腿流进靴子。要和身边的士兵说话，我得把双手做成筒状罩在嘴上。风把船吹散了，人只好下到齐胸深的水里，胡乱打着这辈子最紧的结。军官说我们不能浪费今天的演练机会。波拿巴的外套被风吹到了头上。他说我们能做到，我们便能做到。

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日。这一天，两千名士兵溺亡。

风刮得太大，大家只好把盯梢的帕特里克绑在几大桶苹果上。我们系的驳船不过是孩童的玩具。波拿巴站在码头边，对军官说没有风暴能击败我们。

“要我说，即便天塌下来，我们也能用长矛顶住。”

也许吧。但靠意志击退不了海水，靠武器也不行。

我躺在帕特里克身边，用带子把自己系好，躺平。浪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在风雨的间隙，我看到原本泊船的位置一个个空了出来。

人鱼应该不会寂寞了。

我们应该倒戈相向，应该看他的笑话，应该把那些死者海草般的头发甩到他脸上。可他的脸似乎在恳求我们，去证明他的英明。

晚上，暴风雨终于停歇，我们坐在湿透的帐篷里，煮着咖啡，没人开口。

没有人说，离开他吧，恨他吧。我们用手托着碗，喝着咖啡，就着他特意派发给每个人的白兰地。

那晚我侍候他。他的笑容驱散了那些戳进我耳朵和嘴巴的断肢所带来的疯狂。

我身上挂满了死尸。

第二天一早，两千名新兵进驻布洛涅。

你曾想起过你的童年吗？

每次闻到粥的味道，我都会想起童年。有时去过码头之后，我会走进镇子里，用鼻子追踪新鲜面包和培根的香味。每次途经某栋房子——它在一排房子中，外观无甚特别——我都能闻到燕麦粥温和的香气。甜中带一丝咸，像毯子一般厚重。我不知道谁住在这家，谁负责掌勺，但我能想象那黄色的火焰和黑色的锅。在家里我们用的是由我抛光的铜锅，我喜欢抛光，喜欢金属的光泽。我妈妈煮粥，她一晚上不熄火，把燕麦熬一整夜。早晨她再往炉子里鼓风，火苗噌一下蹿到烟囱里，粥的边缘就变成褐色，像纸一样贴着锅边，里面则溢出白色的泡沫。

我们的地板是用蒲苇做的。冬天，母亲会铺上干草。干草混合着燕麦粥的香气，让家里闻起来像是饲料槽。

我的朋友们早上都吃热乎乎的面包。

我很幸福，但幸福是成年人的语词。你不用问孩子幸不幸福，要么是，要么不是，他的答案写在脸上。大人把幸福挂在嘴边，因为他们难得幸福。谈论幸福就像捕捉风一样。更简单的方法是就让风从你身边吹过。这也是我难以认同哲学家的地方。他们谈论着激情，自己却没有半点激情。千万不要和一个哲学家谈论幸福。

但我已不再是个孩子了，天堂的快乐我也感受不到。语词和理念溜进来，阻隔了我和我的感觉。就连我们与生俱来的幸福感都被阻隔了。

今天早晨，我闻着燕麦粥的香味，看见一个小男孩注视着铜锅上自己的映像，那是他亲手抛光的铜锅。他父亲见状笑了，把刮胡子的镜子递给他。可在镜子中，男孩只能看见一张脸。而在铜锅的弧面上，他能看见自己的脸扭曲成各种形状。在这么多张脸中，他看见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

新兵来了，多数还没长胡子，脸颊红润得像颗苹果。如我一般，是乡下来的新鲜货。他们的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憧憬。他们被一群人围着忙前忙后，领到制服，学到规矩；这些替代了索要牛奶桶的呼喊和没完没了照顾小猪的活计。军官与他们握手——这是成年人才有的待遇。

没人提昨天的阅兵。我们身上的水已经擦干，帐篷也干了，进了水的驳船被翻了个儿停在港口。海水没有恶意，帕特里克在柱子上安静地刮着胡子。新兵被编入军团，相识的人得按规矩打散。这是新的开始。男孩们要成为男人了。

从家里带来的念想很快就会被弄丢或吃光。

奇怪，短短几个月变化竟如此之大。我刚来的时候和他们一样，至今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我的同伴们已不是眼中闪烁着炮火的羞涩男孩了。他们变得更加粗粝，更加强壮。你自然会说，军旅生活就是这样。

但这还事关其他东西，其他一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是从母亲或心上人那儿来的。我们习惯了母亲被劳作捶打的臂膀，再强壮的孩子也躲不过母亲的耳光，事后耳朵里仍然嗡嗡作响。我们追求女孩的节奏也是乡野式的。和丰收一样缓慢，和播种一样激烈。这里没有女人，只有我们的想象和一群娼妓。我们已记不得女人究竟有何能耐，可以把男人的激情转化为神圣的东西——又是《圣经》里的语词，可我在想我父亲，在夕阳炙热的傍晚，他用手遮着眼睛，慢慢适应我母亲的存在。我在想我母亲，她有一颗躁动的心。还有那些等在田里的女人，她们等待的男人已在昨日落水，又有一批母亲的儿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我们从不在这里想起他们，我们只想起他们的躯体。我们不时谈论家乡，可我们眼中的他们已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最可靠的他们，最被珍爱的他们，乡邻都认识的他们。

他们走远了。不管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们都走远了。

我们村有一个自诩发明家的人。他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滑轮、绳索和木工上，造出用来养牛的设备，或者铺设管道把河水引入家中。他话语里仿佛有光，待邻居也颇为随和。他习惯了失望，因此也擅长抚平别人的失望。在一个被雨水和阳光统治的村庄里，失望随处可见。

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发明中，在他对我们不懈的鼓舞中，他的妻子，那个除了说“饭好了”便不发一言的妻子，在田间劳作，操持着这个家。又因为男人贪恋床笫，她还有六个孩子需要照顾。

有一次，他去了城里，想赚点钱，回来却两手空空，家里的积蓄也丢光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坐在打扫干净的房子里，补着浆洗干净的衣服，明年的作物她也已经播到地里了。

你听得出来，我喜欢这个男人。我要是说他不干活，说我们不需要他和他这样的乐观，那我就是个傻子。可那天中午当她突然离世，他话语中的光就消失了，他搭的管子也被泥土填满，他连地都种不好，更别提养活六个孩子了。

她给了他任性的资本，所以她是他的神。

而神，往往不被看见。

新兵来了都哭，他们想念妈妈，想念心上人，甚至想要回家。他们明白了家为何让他们如此牵挂——不是出于矫情或作秀，而是因为那一张张他们所爱之人的面孔。多数新兵还不到十七岁，可他们却要在几周之内完成困扰哲学家一生的问题——怎样在死亡面前理解人生，怎样激荡起生命的激情。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们知道怎样遗忘。他们一点一点地把体内那个灼烧的夏天抛却，只留下欲望和愤怒。

我是在那场海难之后开始记日记的。记了日记，我就不会遗忘。往后余生，当我坐在炉火边回忆过去的日子，便有了一个清晰的参照，不会被记忆的把戏所愚弄。我将此告诉多米诺，他说：“你现在看这些事，未必比将来看得清。”

我不同意。我知道老人是怎么罔顾事实、混淆视听，把过去粉饰成最好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波拿巴自己不也这样说过吗？

“瞧瞧你，”多米诺说，“神父把你带大，母亲又那么虔诚。要你端枪射只兔子你都做不到。是什么让你认为自己能看得清楚？是什么给予你权利让你记下这些东西，然后三十年后——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拿给我看，说你写下的才是真相？”

“我不在乎什么真相，多米诺，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会变，我想要记住。”

他耸耸肩，走开了。他从不提未来，只是偶尔喝醉的时候，他会谈起他辉煌的过去——其中有衣服上缀着亮片的女人，两条尾巴的马，和一个将自己装在大炮里发射出去并以此为生的父亲。多米诺来自东欧某国，皮肤是老橄榄树的颜色。我们只知道几年前他稀里糊涂进了法国，从脱缰的马蹄下救出了约瑟芬女士。那时她还只是博阿尔内夫人，刚从阴冷潮湿的卡默斯监狱放出来。她丈夫已经被雅各宾派处决，她能逃出来完全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刚好死在了她准备去追随他的那天早晨。多米诺说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还说她在身无分文的日子里，经常向军官们发起台球挑战。如果她输了，军官们可以留下来吃早饭；如果她赢了，他们就得替她付那追到眼前的账单。

她从没输过。

多年以后，她的丈夫急需一名马夫，她举荐了多米诺。他们找到他时，他正在马戏团表演吞火。他对波拿巴的忠诚并不纯粹，他爱的是约瑟芬和那些马。

他给我讲他以前认识的几个算命师，每周都有好多人寻来，想算算前世今生。“不过我要告诉你，亨利，你从现在偷走的每一刻，都会永远从你生命中消失。真正存在的只有当下。”

我不理他，继续写我的日记。八月，当太阳把草晒得焦黄，波拿巴宣布他将在十二月举行加冕典礼。

我被命令离开军营。他说等典礼结束就叫我回来，他还有大事要和我一起干。他说他喜欢用餐时旁边有张笑脸。我的人生一向这样：要么没人注意到我，要么人人都向我倾吐秘密。一开始我以为只有神父这样，因为神父比普通人情感更炽烈。后来发现不光是神父，这一定是因为我哪里看起来不太一样。

我刚开始在拿破仑手下当差时，就发现他很爱说格言一般的话。他讲话不像我们日常所言，给人的感觉像在述说某种伟大的思想。我把听到的都记了下来，后来才意识到那些话语有多古怪。那都是他演讲里的片段，我承认听他演讲我会落泪。就算恨着他，他依然能让我落泪。不是因为恐惧。他太伟大了。他的伟大用常理是无法解释的。

回家花了一周，有车就坐车，没车就走路。加冕的消息传开了，一路上大家喜气洋洋，对典礼很是期待。谁还记得十五年前，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正是为了把国王永远赶走。那时我们曾发誓除非是出于自卫，否则绝不会再参与战斗。可如今我们却欢迎君主的到来，希望他统治整个世界。我们不过是常人罢了。

我穿着士兵的制服，一路受到优待。吃的用的全靠沿途的百姓照拂，今年新收的粮食也有我一份。作为报答，我给他们讲我在布洛涅军营的故事，讲我们看见对岸英国人战栗的靴子。我添油加醋，甚至胡编乱造。为什么不呢？他们高兴就好。我没有提那些与人鱼结亲的士兵。农场里的孩子听了我的故事，恨不得立刻参军，我劝他们等典礼结束再说。

“陛下需要你时，自然会召唤你。在那之前，好好待在家里也是为法兰西出力。”

女人们自然很感激这话。

我离开家有六个月了。当马车在离家一英里处把我放下时，时间好像又回到了从前。我感到害怕。我怕一切不一样了，我怕家乡不欢迎我。游子总是希望家乡保持原样，变化的是自己：胡子长了，有了孩子，或者去过遍地黄金的温暖国度，有一番奇遇可讲。这样的故事我有不少，但我要确保听众已经就座。我没走最显眼的那条道，而是像土匪一样潜入村庄。我已经猜想到他们这会儿都在干什么了——我母亲应该在土豆田里，父亲应该在牛棚。我要从山坡上跑下去，给他们一个惊喜。他们不知道我要回来。往这里递信，一个星期都到不了。

我四处张望。他们俩都在田里。母亲两手撑着后腰，正仰头看翻滚的流云。她在等雨落下。她要根据降雨来安排计划。父亲在她旁边，站得直直的，一只手提一个袋子。我小时候就见父亲这样提过袋子，袋里全是瞎眼的鼹鼠，它们的胡须上还沾着土，脏兮兮的。鼹鼠都死了。我们设了陷阱，免得它们破坏庄稼，可我那时不懂，只怪父亲杀生。是母亲将浑身冻僵的我从深夜的守灵中拉走。早上袋子就没了。后来我自己也杀过鼹鼠，杀的时候偏过头不去看就好了。

母亲，父亲，我爱你们。

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围坐在炉火边，喝着克劳德酿的原浆白兰地，直到火光暗淡，如玫瑰凋谢。母亲兴高采烈地讲述她的过去，仿佛只要王位上有人，逝去的时光就能回来。她甚至说要给她父母写信。她知道他们一定欢迎君主制的回归。我很诧异，我以为她一直支持的是波旁王朝。难道说，原本痛恨的人一旦成了皇帝，她就能化恨为爱？

“他做得对，亨利。国不能无君，也不能无后，不然我们仰望谁呢？”

“您还是可以仰望波拿巴呀，不管他当不当皇帝。”

她做不到。他也知道她做不到。他要登基，绝不仅仅出于虚荣。

母亲说起她的父母时，那种期盼就像即将归家的游子。她心目中的父母还和以前一样，家具也是曾经的摆放方式。二十多年了，她也没想过家具会坏，会挪地方。她记忆里父亲的胡子还是一样的颜色。我懂她的期盼。对波拿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期许。

时间最能抚平一切。人会遗忘，会老去，会厌倦。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想要逃离的父母，如今在她的讲述中却充满温情。她忘了吗？时间浇灭了她的愤怒吗？

她望着我：“亨利，我老了，没以前那么计较了。命运给我什么，我就受着，我也不问为什么。思念他们，爱他们，我感觉很舒心。就是这样。”

我的脸在灼烧。我有什么资格评判她？我有什么资格夺走她眼中的光芒，让她觉得自己愚蠢又矫情？我跪在她身旁，背对炉火，胸膛贴在她膝前。她手上拿着针线。“你像我过去一样，”她说，“没有耐性，只有一颗脆弱的心。”

雨下了好几天。细细密密的雨，半小时才把衣服浸湿，掀不起多大风浪。我去各家串门，访亲拜友，谈天说地，碰上要修理或收拾什么的情况，我就搭把手。神父朝圣去了，我给他留了几封长信——那种我最想收到的信。

我喜欢日暮。黑夜未至，尚显得友好。就算不打灯笼独自行走也不会害怕。姑娘们唱着歌归来，最后一趟挤奶结束了。我要是突然跳出来，她们会尖叫着追我，不过谁也不会真的心悸。我不明白黑暗与黑暗之间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真正的黑夜那么深，那么静，充盈着你的眼睛，连外套和心脏之间的空间都被它填满。我深夜在外时，怕的不是刀剑和拳脚——尽管墙后篱边常有，我怕的是黑夜本身。你原本高高兴兴走着路，一路吹着口哨，突然有那么五分钟，你站住不动，定在空旷的田野、寂寥的小道。那时你才知道你正经受苦难。黑夜只允许你迈完一步再迈下一步。每迈出一步，黑夜就在你背后合上。前面的空间是闭合的，除非你迈出脚去。黑暗是绝对的存在。在黑暗中行走就像在深水里游泳，而且你还没法上来换气。

晚上躺在床上时，黑夜是柔软的，像棉布，甜蜜又让人窒息。村里靠月亮照明。没有月亮的时候，窗外就是漆黑一片，仿佛外面是一堵高墙，又罩了一层黑到不能再黑的罩子。盲人就是这种感觉吗？我以前这样想，后来听说不是。有一个常来村里的小贩是盲人，听到我描述的黑夜，他笑了，他说黑夜是他的妻子。我们从他那儿买水桶，还会让他在厨房吃饭。他从没像我那样洒过汤或是把菜送到鼻子里。“我能看见，”他说，“只不过用的不是眼睛。”

他去年冬天死了，我母亲说。

现在天刚黑不久，这是我离家前的最后一晚。我们不打算做什么特别的事。我们不愿去想即将到来的离别。

我向母亲保证，等加冕典礼结束就把她接到巴黎。一想到我从未真正活出自我，道别反而容易了些。多米诺也会去巴黎——去照顾那些蠢马。这群畜生要和宫廷里的其他动物一道，安静地列队前行。这么重要的场合，不知道波拿巴为什么非要让马也上场。马是战士的坐骑，不是宫廷的摆设。不过他总爱强调，他也是一名战士。

克劳德好不容易上了床，只剩下我和母亲。我们没有说话，手拉着手直到灯芯燃尽，我们便沉入黑夜之中。

巴黎从未有过这种富贵。

波拿巴家族对每一处细节都有要求，从奶油，到大卫，无一例外。大卫称赞拿破仑的头型是完美的罗马式，拿破仑被捧得很高兴，便让他来给加冕典礼作画。于是他每天一边在巴黎圣母院画草图，一边忙着跟那些想阻止革命的工人吵架。约瑟芬名义上负责花饰，可她并不甘心只摆弄花瓶。她设计了一条从圣母院到皇宫的路线，跟大卫一样兴致勃勃地投入这昙花一现的大作。我头一次遇见她是在台球桌旁，当时和她对打的是塔列朗先生，这位绅士明显对球类并不擅长。而约瑟芬虽然穿着繁复厚重的裙子——那裙子如果展开恐怕能从她脚下一路铺到圣母院——却依然举止自如，不受丝毫束缚，她弓身的样子和球杆组成了优美的平行线。波拿巴让我作侍者的装扮，给皇后殿下送去下午小食。她喜欢在四点吃甜瓜。塔列朗先生要了葡萄酒。

拿破仑处在一种几乎疯狂的节日情绪中。在两天前的晚宴上，他打扮成教皇的样子，色迷迷地问约瑟芬想与上帝做怎样的亲密接触。我只好盯着鸡看。

现在，他又叫我脱下士兵制服，换上了宫廷礼服。衣服太紧，他看了都笑。他总笑。他只能靠笑来放松了，再不然就是一次比一次热的热水澡，不论白天黑夜，他说洗就要洗。皇宫里，浴室的侍者和厨房的一样一刻也不敢停歇。他随时可能会叫热水，哪怕只是浴缸没放满水，当值的侍者也得挨顿骂。他的浴室我见过一次，特别大一间房，里面放着战舰一样的大浴缸，角落里是一个大火炉。水不停烧着，一锅又一锅往浴缸里倒，来来回回地加热，直到他来泡澡。浴室里安排的是从法国各地挑来的斗牛士，都是些可以把铜壶像茶杯一样端起的壮汉。他们每人管一个壶，全都光着上身，穿着宽松的水手裤，汗水流下来，就靠两条腿上的绑带接住。和水手一样，他们也按份例发酒，不过不知道是什么酒。那天我探头进来，浴室里蒸汽缭绕，个头最大的安德烈呼着气，让我想到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他把杯子递给我，请我喝一口，我便客气地喝了一口，没想到下一秒就把这黄褐色的东西吐了出来，被辣得发狂。他像厨师捏面条一样架住我的胳膊，跟我说，环境越热，喝的酒就越要辣。

“不然他们在马提尼克岛为什么喝朗姆？”然后他又向我挤了挤他的大眼睛，模仿皇后殿下走路。现在，皇后本人就在我面前，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她呈上甜瓜。

塔列朗咳嗽了一声。

“我不会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就让着你的。”她说。

他又咳嗽一声，她抬起头，看见我杵在那儿，于是放下球杆，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盘子。

“这里的侍者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从布洛涅来的，殿下。我是来这儿侍弄鸡的。”

她笑了，上下打量着我。

“你穿得不像士兵。”

“是的，殿下。陛下说我在宫里服侍，就要穿得像个侍者。”

她点点头。“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穿。我会跟他说的。你要不要来服侍我？甜瓜比鸡可好吃多了。”

我很惶恐。我一路走来，难道是为了失去他吗？

“不，殿下。我做不了甜瓜，我只会做鸡。我只学过做鸡。”

（我听上去像个街头浪荡儿。）

她的手在我的胳膊上搭了一秒，目光发亮。

“我看得出你是有热情的。下去吧。”

我满怀感激地弓身而退，一路跑到了侍者休息区。休息区有我的一个小房间，职位特殊才能有这样的优待。我在这儿放了几本书、一支我一直想学的长笛，还有我的日记。我写下她，或者说试图写下她。我不懂她，正如我不懂布洛涅的妓女。我想，我还是写拿破仑吧。

后来，我就忙着侍候一场又一场的宴会。新皇登基，那些被征服的领主都要过来祝贺。宾客们趁机大吃难得一见的鱼和牛肉，狂蘸新研制的酱料，他却还是吃鸡，一晚上能吃一整只，还经常忘了吃蔬菜。也从没人提示这一点。他咳嗽一声，整个席间就安静下来。有时我看见皇后在看我，可每当我们目光交汇，她又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便垂下眼睑。多看她一眼也是对他的背叛。我嫉妒她可以属于他。

接下来的几周，他怕被下毒，怕被暗杀，怕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不是贪恋自己的生命，而是不能拿法兰西的命运开玩笑。他进餐之前，会让我全部尝一遍。他增加了一倍的警卫。据说他睡觉前会把床也检查一遍。他睡觉的时候并不多。他像狗一样，闭上眼睛就能睡着；但心里有事的时候，也能几天几夜不合眼，熬得将军们、朋友们都撑不住，纷纷在他旁边倒下。

到了十一月底，距离加冕典礼还不到两周，他突然命令我回布洛涅去。他说我缺乏正统的军队训练，等我把毛瑟枪用得跟切肉刀一样熟练，才能更好地侍候他。他可能是看到我脸红了吧，也许他知道我的心情，多数人他都能一眼洞穿。他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疼，告诉我新年会有一个特别的职位给我。

于是，在梦想之城即将绽放的时候，我离开了。听别人说，在那个盛况空前的早晨，拿破仑从教皇手中接过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然后自己给约瑟芬加冕。据说他们从凯歌夫人的酒庄订了一年的酒。凯歌夫人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她便一人扛下了所有的生意，就指着新皇登基大赚一笔了。盛典救活的不止她一个。巴黎家家夜不闭户，蜡烛点了三天三夜。除了年老体弱的，谁舍得睡觉，个个都在烂醉和癫狂中度过。（我说的可不包括那些贵族，不过他们本来也与此无关。）

布洛涅天气恶劣，我白天训练十个小时，晚上倒头就睡。营地帐篷是临时搭的，无比潮湿，毯子也不足以抵御严寒。我们的条件原本是不错的，供给也足，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几千新兵涌入——他们全都受到那个热烈支持拿破仑的神父的鼓动，笃信通往天堂的路就在布洛涅。征兵面向所有人，而能不能入伍则是征兵的官员说了算。到圣诞节时，营地已经有十万人了，往后只多不少。我们负重四十磅跑步，来回涉水，练习徒手搏击。所有的耕地都用来为我们提供口粮，即便这样还是不够。虽然拿破仑讨厌供应承包商，但我们吃的大多数肉类还是来自无名产地，究竟是什么肉估计连亚当都认不出来。每人每天两磅面包、四盎司肉和四盎司蔬菜。我们一有机会就偷东西，发了薪水就花，去酒馆吃饭，还肆意劫掠在附近安静生活的百姓。拿破仑下令调几个劳军妇到特定的军营里去。劳军妇是个振奋人心的军队用词，实际上那些妓女是一无所有的。她们的伙食比我们的还差，接客的时间不比我们训练的时间短，报酬还低。镇上的妓女可怜她们，时常拿毯子和面包过来探望。这些劳军妇有的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有的是走丢的，有的是家里人口太多养不活的，还有不愿再被醉酒的主人强暴的侍女，以及换了别处也没生意可做的老女人。她们来时每人只领到一套内衣和一条根本不顶事的裙子，海风一刮，胸都能冻住。披肩也发了，但谁要是工作时还盖着披肩，被举报了是要罚款的。罚了款，一周的薪水不是所剩无几，而是分文不剩。镇上的妓女有选择权，收费也按自己的喜好来，可以看人下菜碟。劳军妇不管白天黑夜，让服务多少人就得服务多少人。一次军官的聚会后，我见到一个女人爬着回家，她告诉我她是数到三十九的时候失去意识的。

基督就是在数到三十九的时候失去意识的。

那年冬天，盐粒和海风把我们的皮肤吹打得生疼，多数人都长了很大的冻疮。长在脚趾和上嘴唇的冻疮最为普遍。有胡子也没用，毛发反而加重了痛感。

圣诞节，劳军妇不放假，但我们放假。我们拿多出来的木头烤着火，喝着剩下的白兰地，为大帝干杯。我偷了一只鹅，然后怀着愧疚的喜悦和帕特里克一起在柱顶把它煮着吃了。应该跟大家分享的，但那会儿我们太饿了。他给我讲了爱尔兰的故事，讲了地下火和住在每座山底下的地精。

“我说真的，我自己的靴子就曾被这些小妖精弄成指甲盖大小的了。”

他说那是七月的一个夜晚，他去偷猎。那晚天气晴朗，月亮高悬，星星也很多。穿过森林的时候，他看见一圈绿色的火焰，燃烧得有一个人那么高，中间有三只地精。他认得他们，知道他们是妖精而不是精灵，因为他们拿着铲子、长着胡子。“于是我像周六晚上教堂的钟一样一声不吭，打算把他们当野鸡给捉住。”

他听见他们在说宝藏的事，说是从仙子那里偷来的，就埋在火圈下方的地里。突然，一只地精仰起头吸了吸鼻子，好像有所警觉。

“有人的气味，”他说，“是个邋遢人，靴子上还有泥巴。”另一只地精笑了：“那有什么？靴子上有土的人可进不了我们的密室。”

“别冒险了，我们走吧。”头一只地精说。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走了，那圈火焰也跟着消失了。帕特里克在树丛里多藏了一会儿，琢磨着刚才听到的对话。确认四下无人后，他脱下靴子，蹑手蹑脚地来到刚才火圈所在的地方。地面上看不出燃烧的痕迹，可他的脚底却感到灼痛。

“于是我知道这地方一定有秘密。”

他挖了一晚上，挖到天都亮了，才发现这里除了几只鼹鼠和一堆虫子，再没别的了。筋疲力尽的他回头去穿鞋，却发现靴子变了样。

“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

他在口袋里搜了半天，递给我一双迷你小靴子——细节丰富，跟部磨损，鞋带也脱了线。

“我发誓它们之前很合脚。”

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他看见我的眉头皱了又皱，便伸手把靴子拿了回去。“我光着脚走回家，到了早上要做弥撒的时候，我走上圣坛都很勉强。因为太累，我就给会众们放了一天假。”他露出狡黠的笑容，捶了我肩膀一拳。

“相信我，我在给你讲故事呢。”

他还给我讲了别的故事，关于圣母玛利亚和她如何靠不住的故事。

“女人一向聪明。”他说。

“男人要是撒谎，她们总能看出来。圣母玛利亚就是女人，虽然她圣洁得很，但据我所知没有男人骗得了她。你就算没日没夜地祷告，她也不会听的。所以男人要祷告，还是得认准耶稣。”

我嘟囔说圣母可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

“是中保没错，但她只是女人的中保。我们家乡有一座她的雕像，逼真得很，简直让你以为那就是圣母本人。于是女人们噙着泪带着鲜花来了。我当时就藏在柱子后面，我可以向所有圣人发誓：圣母的雕像动了。可男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向圣母祈求这祈求那，那尊雕像就跟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我跟他们说过多少遍了，要祷告就去找耶稣，我好说歹说（耶稣的雕像就在旁边），他们就是不听，因为男人个个都喜欢想象有个女人聆听他们说话。”

“你不向她祷告吗？”

“当然不。我们约定好了的。我尊敬她，照料她的雕像，但我俩互不干涉。话说回来，要是上帝没有侵犯她，她不会是这个样子。”

他在说什么呢？

“所以，女人都希望你尊重她。触碰之前要先征得同意。我现在都觉得上帝那么做不应该，怎么能不提前派个天使问问就直接上手呢，害得她连梳头的时间都没有。我看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他太轻率了。也难怪她现在这么高傲，我不怪她。”

我从没有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过圣母。

帕特里克喜欢女人，从不介意多看一眼。

“不过说起来，我要上手的女人，从不会连头发都来不及梳。”

剩下的圣诞假期里我们都待在柱子上，躲在一桶桶苹果后面打牌。到了除夕夜，帕特里克放下梯子，叫我一起去参加圣餐仪式。

“我不信教。”

“那你就作为我的朋友参加。”

他许诺只要我去，就给我一瓶白兰地。于是我们踏上了冰封的街道，去了海员教堂——比起军营里的祷告室，帕特里克更喜欢这里。

镇上的男女渐渐填满了这里，他们虽裹得严严实实，但穿的也是最好的衣服。只有我们俩是军营来的。估计也只有我们俩还在这天寒地冻中保持着清醒。这座教堂很朴素，只有几扇彩色窗户和一座披了红袍的圣母雕像。我犹犹豫豫地向她鞠了一躬，帕特里克瞥见后，又露出狡黠的笑。

我们扯着嗓子唱了圣歌，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祥和融化了我这颗不信神的心。玻璃上结着冰花，膝下的石头渗出墓穴似的寒意。最年长的老人露出庄严的微笑，而孩子们——其中一些太穷了，只能靠在手上缠绷带保暖——都长着天使一样的头发。

圣母俯视着众人。

我们把只有几个人能读懂的带有污渍的祷告书放了下来，以纯洁的心领受圣餐。帕特里克领完之后，把胡子夹起来，又跑到队尾拿了第二次圣餐。

“祝福翻倍。”他对我耳语道。

我本来不打算领圣餐，但我渴望有力的臂膀、确定的感觉和环绕在我周遭宁静的神圣感。这份渴望迫使我站了起来，沿着过道与陌生人的目光相遇。他们的目光饱含温情，仿佛我就是他们的儿子。我跪下来，香气让我头晕目眩，神父和缓而重复的话语安抚着我怦怦乱跳的心脏。我再一次想起与神同在的生活，想起我的母亲，她此刻一定也跪着，在遥远的家乡伸出双手，领受属于她的那份天国圣餐。在我们的村庄，巷子空了，宅户也静悄悄，所有人热闹地聚在谷仓。这帮诚实质朴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堂，便自己造了一座教堂。以他们的血肉之躯。

温顺的牛群安然入睡。

我伸出舌头尝了尝圣饼，它灼烧着我的舌头。圣酒尝起来有股死人的味道，两千个死人。在神父的脸上，我看见那些死人正在控诉我。我紧紧抓住圣餐杯，即使我能感觉神父想将其从我手上拿走。

我紧紧抓住圣餐杯。

神父温柔地抚开我的手指，我看见每只手掌上都留下了银器的印迹。这就是我的圣痕吗？我会为每场死亡与生不如死的境地血流不止吗？如果一个士兵如此，那么其他士兵也无法幸免。我们会同地精一起到山底下去。我们会和人鱼联姻。我们再也不必离开家乡。

帕特里克领第二次圣餐的时候，我离开了，走进了寒冷的夜里。还不到十二点。没有钟声迎接新年，没有烟火称颂上帝和新皇。

我告诉自己，今年已经过去，就这样溜走，再也不会回来了。多米诺说得没错，我们只有现在。忘了吧，忘了吧，逝去的不会回来，逝去的一切都不会回来。

他们说每一片雪花都不相同。如果真是这样，世界该怎么继续？我们跪下后该如何站起，又如何从惊奇中回过神来？

靠遗忘。我们无法在心里放太多东西。

往事何须记，人生唯有此刻。

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一块块石砖却依然清晰，隐约可以看到孩子用裁缝的红粉笔在地上玩圈叉游戏时留下的痕迹。一朝赢，一朝输，一朝一朝不停赌。无法抗拒的是游戏本身。押上你钟爱的东西，年复一年；你押上什么来冒险，就揭示出你心里在意什么。我坐下来，在雪上画下无辜的圈和愤怒的叉。也许魔鬼愿意陪我一局，也许是圣母。拿破仑，约瑟芬。如果横竖都是输，那么输给谁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教堂里传来了最后一首圣歌。

这次的圣歌不是礼拜日那种毫无感情的唱诵，那时的会众心里装的是床榻和情人。这次的圣歌不是有口无心地称颂某个具体的神，而是在歌唱爱与信。歌声飞上房椽，冲破教堂大门，从石头中逼出寒气，迫使石头号啕大哭。整个教堂为之震颤。

我的心此刻感受到了上帝。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欢愉？

是什么让这群忍饥挨冻的人相信来年一定更好？是他3吗，坐在王位上的他3？那个穿着朴素制服的人中之神？

有什么关系呢？我既已亲眼见到，又何必去怀疑？

街上迎面走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的靴子在地上踏出橙色的火花。她笑得开怀，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婴孩，径直朝我走来。

“新年快乐，大兵。”

她的婴孩睁着清澈的蓝眼睛，伸出好奇的小手，从我的扣子一路摸到鼻子。我张开双臂，将两人拥入怀中，在墙边轻轻摇晃，那样子大概有些古怪。圣歌停歇了，那一刻的寂静让我吃了一惊。

婴儿打了个嗝儿。

接着，海峡那边的火光熄灭了，两英里外军营中的欢呼声清晰地传到了我们这里。那个女人抽开身，给我留下一吻后，踩着闪亮的鞋跟消失了。圣母随她而去。

他们出来了，把神嵌入了新一年的心中。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有的小跑，有的大踏步向前，像参加婚礼的宾客一般。神父站在教堂门边，一束光亮洒在他身上，在他旁边，穿着红衣的辅祭男童正为圣烛挡风。街对面，从我站的地方能看见教堂内的走廊和圣坛。人都走光了，只剩帕特里克，他正背对着我站在圣坛的栏杆前。他出来的时候钟声正喧，至少有十个陌生女人搂着我的脖子祝福我。男人们大多三五成群，仍待在教堂附近；女人则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大圈，从路的这边堵到了另一边。她们开始跳舞，跳了一圈又一圈，越跳越快，看得我眼睛都花了。我听不出她们唱的是什么歌，可她们的声音满载热情。

这声音将我的心包围。

不管爱在哪里，我都要找到它；就像生于淡水的鲑鱼，誓要抵达大海。

“尝尝这个，”帕特里克递给我一个瓶子，“过了这村可没这店。”

“你从哪儿弄的？”我闻了闻木塞，它浑厚、饱满，十分诱人。

“从圣坛后面拿的。他们总会把好东西私吞。”

我们走了几英里回到营地，路上遇到一群士兵抬着一个人，那人为了迎接新年，跳进了海里。他没有死，但已经冻得说不出话了。他们要带他去妓院暖和暖和。

士兵和女人。这便是世界的模样。其他任何角色都是暂时的。其他任何角色都只是摆设。

那天夜里气温竟然降至零度，我们只好睡在厨房的帐篷里，然而仍被冻到失去知觉。要承受的东西太多时，身体就会自行关闭。身体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悄悄运转，等待着更好的时机，而你只能半死不活地麻木着。我们周围全是覆了白霜的躯体，男人们在醉生梦死中进入新年。我们喝光了红酒，也喝光了白兰地，我们脱掉靴子把脚插到土豆袋子底下，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我听见帕特里克均匀的呼吸逐渐变成鼾声。他迷失在地精和宝藏的世界里，坚信自己会找到宝藏，即便那只是放在圣坛后面的一瓶干红。也许圣母确实在照拂他。

我一直醒着，直到传来海鸥嘹亮的叫声。那是一八〇五年的第一天，那时我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