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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里斯蒂娜来到我的诊所时，我还不知道她正处于离婚纠纷中，在这场战争中，她准前夫的态度十分强硬。除此之外，他们正处于对七岁的儿子克莱门斯的监护权的判定的关键时期。起初，她只透露了来找我咨询时的心理症状。
她很憔悴，穿的衣服不伦不类。一件雨衣、一条蓝色的裤子、一双登山靴。她说话轻声而局促，不断回避我的目光，只是敞开雨衣，但没有把它脱下来。她坐在椅子前端的边缘，好像马上就得离开一样，只是为了完成这么一次治疗。
“我来是为了消除我的精神障碍，”她开始说话，“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让我来，我丈夫的律师也让我来。因为……嗯……因为我有精神障碍。”她的声音在颤抖，蜷缩着肩膀，像要躲起来一样。她低声说：“你必须帮助我，否则我就会失去我的儿子克莱门斯，我的丈夫根本不允许我见他。”她突然哭了起来，我把纸巾从桌子一端推到她面前，让她有时间释放情绪。她一边抽泣，一边颤抖了好几分钟。
当克里斯蒂娜擤了擤鼻涕，只有零星的泪水缓缓顺着她脸颊流下时，我开口说道：“心理问题不会像皮肤上的老年斑一样就这么‘消失’，对吗？”她的头更低了。“而且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由我这样的人来判断的，而不是你丈夫的律师。”这时，克里斯蒂娜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但她仍感觉不确定和恐惧。“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克里斯蒂娜。告诉我你的近况，以及你的感受如何。”
她愣了一下，好像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我怀疑已经很久没有人问过她的近况了。她深吸了几口气，尝试了几次开口，才悄悄地、迟疑地告诉我她的故事。
克里斯蒂娜对抚养儿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在大约一年前向青年福利局求助。她需要独自面对一切，因为她的丈夫只关心自己，从来不关心他们的孩子。当我向她询问细节时，很快就发现了她丈夫自恋的行为模式。
克里斯蒂娜低声说：“当他做决定时，总是不顾及我的想法。比如，他给克莱门斯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但是他明明知道我认为这为时过早。”
最终，九个月前，她回到家时发现公寓的钥匙已经打不开门了。她攥紧了拳头，丈夫打开门时，递给了她一个打包好的行李箱，上面写着：“今天你就搬出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做。”克里斯蒂娜又哭了起来，她抽了几张纸，擦去脸上的泪水。
通过仔细询问，我了解到克里斯蒂娜的婚姻一直都不顺利，她与丈夫的主要沟通方式就是大喊大叫，而现在他把她赶出了家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克里斯蒂娜再次向青年福利局求助，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他们拒绝向她提供帮助，理由是他们不负责处理这种事，她可以向妇女庇护所寻求帮助。
妇女庇护所的确存在。但是，他们只帮助遭受身体暴力的妇女。而克里斯蒂娜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她的丈夫从未打过她，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对她进行过人身攻击。克里斯蒂娜试图向他们解释，她的丈夫对她使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带来的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恐惧”。对她来说，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她丈夫做出的这种无形无迹的虐待行为：他不断贬低她，语气充满挑衅，用言语对她进行侮辱，态度冰冷；在克里斯蒂娜违背丈夫的意愿做决定时，就会被丈夫说成是白痴，让别人觉得她无能，直到众叛亲离，与朋友和家人在多年以前断了联系。
克里斯蒂娜被安置在一个破旧的寄宿公寓，青年福利局禁止她见自己的儿子，因为那里卫生条件差，而且没有地方休息。克里斯蒂娜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克莱门斯了。
“为了帮助我的儿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她呜咽着，把用过的纸巾攥在拳头里。
“你想做什么来帮助克莱门斯？”我问道。
“把他从这个怪物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克里斯蒂娜解释道，“他老是和克莱门斯说我的坏话，让我们之间产生裂隙，破坏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她再次抬起头，这次她看着我，表情使我心痛，“但没有人愿意承认。”
我说，问题只出在一方的情况并不常见，但也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通常会有几个人参与其中：事情的制造者和回应者。回应者做出反应后又会引发新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会再次得到回应，如此反复循环。有时，做出反应的人对某一事件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使他们看起来神经紧张、歇斯底里和无能，就像克里斯蒂娜一样。
她与我说，她感觉很惶恐，在与丈夫的交往中经常感到困惑，但她不知道可以在什么情境下解释她的情绪。提到克莱门斯时，她会被焦虑和心悸所困扰，感觉她不再是自己，而是以某种方式在现实中分裂了的自我。她的动作会更加忙乱，很容易发脾气，并把自己看成一个陌生人。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为了摆脱这些情绪和行为，为了克莱门斯。”她低声结束了谈话。
我看着她蜷缩在我面前的扶手椅上，不知怎的，我就意识到她准前夫在和她玩一种游戏，但她却没有看清，以至于无法从中解脱。当整个世界都在指责她有基本精神障碍的时候，她又怎么可能从中解脱呢？
但是她真的有精神障碍吗？
对于治疗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像克里斯蒂娜这样表现出的心理不适是因为真的“疯了”，还是只是一种从个人的应激行为中产生反应的行为模式，以便他们能度过心理和生理上的高压时期。从克里斯蒂娜的描述中，我意识到她具备解离（dissociation）的典型特征，这是一种复杂创伤障碍症状，可能是她与准前夫长期处于虐待关系的结果。
然而，如果受害者和帮助受害者的人都认识不到解离的异常反应是一种为了生存和应对创伤的心理应激程序的话，那么其他人，包括受害者自己都会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因此，帮助受害者的人既不应该好奇，也不应该有想要了解最初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的想法，因为这又会加深受害者的自我暗示：无论是否和前任伴侣交往，自己都不够好、没有能力、病入膏肓。
即使对专家来说，也很难区分病人所表现的行为是夸张的情绪反应还是积蓄在身体深处的创伤反应，因为它偏离了已知的压力应对策略。因此，也难怪外行人会更加坚信他们看到的表面行为，在他们眼中，这位母亲是个疯子，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是的，她的确需要看心理医生。但不是为了改正那些能困扰他人的毛病，而是为了自己，进行反省，审视自己的看法，看看对某些东西的评估是否存在错误，如果有，就可以纠正这些错误。同时，弄清自己的抱怨是否由创伤所引起。
顺便说一下，所有正处于分居的当事人都应当向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没开玩笑。在克里斯蒂娜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几周后，青年福利局组织了一次她与她的7岁儿子克莱门斯的陪同见面。见面前一天，她收到了儿子的视频信息。视频中，他坐在客厅里，用一种呆板的、好像排练过的方式说话，似乎是他父亲事先告诉他该说什么，又似乎是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妈妈，森林里的树干上有个木刺长了出来，我这里被卡住了。你看我的手出血了。再见！”克莱门斯对着摄像机举起了手指，然后视频就结束了。
第二天，青年福利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男孩参加这次见面，在约定的两小时内她都需要陪同，以最大程度保障孩子的利益。这一措施是由克里斯蒂娜准前夫的律师争取到的。
在简单的问候之后，克莱门斯自豪地展示了他受伤的手指。
“哇，你贴了创可贴！”克里斯蒂娜注意到了那根手指，看起来红肿了，令人担心。她决定揭掉创可贴检查伤口。但当她把手伸过去的时候，克莱门斯却把手收回来了。他说爸爸说过，创可贴必须留在伤口上，妈妈不必把它揭下来。
克里斯蒂娜越来越担心，听起来好像准前夫想隐瞒什么，她答应克莱门斯，一旦她看了伤口，就会贴上新的创可贴。
她向儿子澄清：“我想确认你的伤口愈合得好不好。”这时，工作人员开口重复道：“请停止这种行为，孩子的父亲禁止你揭掉创可贴。”
克里斯蒂娜无法理解这项禁令。
“我只是想检查一下他的手指有没有感染，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好好地处理一下伤口，”她反对道，“因为我不知道克莱门斯有没有打最后一针破伤风疫苗。”她越来越紧张，因为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摇了摇头，坚持不让她揭掉创可贴。
尽管克里斯蒂娜意识到自己已经充满了愤怒和担忧，但在强烈的不安与窒息感中，她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情绪了，再也无法清晰、客观地进行思考。平心静气地思考和行动的按钮已经被破坏掉了。她只想看看她儿子的手指。
她的手伸向放创可贴的架子，但没有抓住盒子，盒子摔了下来，创可贴掉了一地。克里斯蒂娜弯下腰，把创可贴归拢到一起，她叹息着，弯着腰艰难地呼吸。她眼前的画面已经模糊了。
“别这么大惊小怪，”她身旁的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说道，“你和你准前夫已经达成了协议，你要遵守它。”
克里斯蒂娜几乎跳了起来，她的情绪在此刻释放了出来，她当着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的面大喊：“我是克莱门斯的母亲！我很担心他！他的伤口需要处理，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在我接受培训期间，还花了好几个小时学习更换绷带！”
青年福利局的女士简单地回答道：“你从未完成培训。”
“但我的丈夫，甚至还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就能把创可贴贴我儿子手上，这就行了？”
儿童保护机构的女人翻了个白眼。“贴创可贴不需要专业知识，是协议的问题，这是此次见面的条件，你丈夫事先告诉过你，这个创可贴会一直贴在伤口上。”工作人员说得很慢，而且表达过于清晰，似乎显得克里斯蒂娜反应很迟钝。不难猜出，她丈夫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克里斯蒂娜磕磕巴巴地说：“我丈夫应该告诉过我什么？”
青年福利局的妇女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应该把创可贴贴在克莱门斯的手指上。这样就不会发生任何歇斯底里的场面了。”她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而克里斯蒂娜并没有理会。
“我对此一无所知。”她试图用更平静的语气讲话，“创可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手指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克莱门斯那里听到的。就在刚才。”
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的原因是，她需要作为男孩官方的陪护者，以确保母亲“丢人现眼”的行为不会伤害到男孩。尽管这位工作人员无法判断他们事先达成了什么协议，或者对其一无所知，却依然坚持这一荒谬的要求。克里斯蒂娜因此重新燃起了怒火，同时她也感到非常困惑，失去了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她与丈夫相处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一句话就会使她无比混乱，直到她陷入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情况。这种感觉很陌生，她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克里斯蒂娜进行了短暂的思考，但一切马上又都模糊了，变成了她脑海中嗡嗡的杂音。就算我是母亲又能怎样！
当克里斯蒂娜和青年福利局的女人互相对骂的时候，克莱门斯一直在想，他的父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提出了禁令，另一个人疑惑不解、生气，为此大吵大闹。这个男孩从出生起就一直夹在两个相互争吵的人之间，很快就学会了在感情上退缩、麻痹自己。这是他的应激行为。
有时他要按照母亲的要求做，有时按父亲的要求做。同时，他也形成了一种观念：为了不被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拒绝，他必须做点什么。如果父母中的一方很吵，克莱门斯就会把自己关起来，盯着自己，像一个关机的机器人一样坐在地板上。
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和他的母亲为手指上的创可贴争论时，他也是这么做的。在某个时候，他感觉到母亲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揭掉了创可贴，检查下面的伤口。手指几乎没有流血，只是有点肿胀，但并不是很严重。一切都很好，克里斯蒂娜放心了。她往伤口上喷了消毒液，贴了一个有米老鼠图案的创可贴。青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站在她旁边，双手叉腰。当克里斯蒂娜站起来把那盒膏药和消毒喷雾放回架子上时，工作人员终止了这次见面。
她说：“孩子的母亲没有遵守协议。”
“什么协议？！那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克里斯蒂娜在她身后大喊，但是却没有人相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