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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对我而言，杨天石先生属于老师辈的学长。他是著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的学生，那个班级当年以编写《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而青史留名。无论怎样评价这部“大跃进”中诞生的史著，参与其事的学子们较之往届更早具有了学术研究的兴趣，则为事实。故此，55 级留系人数之多为历届之冠，即使毕业后，未能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者如杨天石，最终也书归正传，做成了大学问。
杨天石先生学业一向优秀，在读期间，又先后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近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的选注。照常理推想，他的留校或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应该都不成问题。不料，1960 年毕业分配，杨先生竟得到了去北京郊区南苑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技术学校报到的通知。难怪六十年后，他还能够清晰、完整地向我们复述那份为他带来厄运的组织鉴定。
尽管初入社会即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但杨天石先生性格坚毅，故能不改初衷，继续读书、写作不辍。同时，他也得到了季镇淮先生的鼓励。作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诗研究小组的指导教师，季先生早已认定他是读书种子，将来必有所成，于是经常在家中招待他，平等地讨论问题，也曾与他一起踏勘近代文人在北京的活动场所（参见杨天石《回忆季镇淮师》）。
而我之获闻杨先生大名，亦是缘于导师季镇淮先生的称扬，虽未曾见面，已可用“如雷贯耳”来形容。其实，敬佩之外，我那时对杨天石先生也不无敬畏。原因在于我的师兄张中的硕士论文被杨先生否定了，这对才学兼优的师兄是很大打击。我曾询问过季先生个中原因，季师坦言，因张中的论文以《南社与柳亚子》为题，观点恰与杨先生相左。以季师的为人耿直，认为张文既与杨有商榷，故需要当面讨论，于是坚邀杨天石参与答辩。而杨先生也是有个性的学者，明知师兄的论文在导师那里已经通过，仍然对季先生表示：“我如果投赞成票，就意味着我的论点错了。”应该说，这种硕士论文答辩时被否决的情况现在几乎已不可能出现，但在学位制度刚刚恢复之际，倒也不是孤例。并且，杨先生过后也因未料到此举带来的影响而心生懊悔，我则于其中看到了两位先生各行其是又相互理解的学人品格。
我的硕士论文完成后，季师照例请杨天石先生参与评议。那时各项考核规定尚未完善，为答辩委员递送论文这类应当回避的事也由研究生本人承担了。我于是按照季先生给我的地址，惴惴不安地来到西单绒线胡同附近的杨宅。时当 1984 年夏季，杨先生早已由后来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不过居处仍然狭窄。杨先生当时不在家，由夫人收下了我的论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他并未出席论文答辩，着实让我松了一口气。当然，探询季师，得知天石先生对我的学位论文还是赞许的，心里不由暗暗高兴。
而杨天石先生为何如此在意他的南社研究，我后来多少也有了些体认。依照其自述：“1958 年至 1960 年期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两次参与撰写《中国文学史》，均负责执笔南社的有关章节。”“其后，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单位，但我仍然对研究南社有兴趣。这下子可苦了，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又积习难改。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南社》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彦成同志一起完成的。1974 年，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晶垚、王学庄同志正在研究南社，邀我协作。我欣然同意。不想因此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并从此决定了我后半生的治学道路。”（《〈南社大辞典〉序》《〈南社史长编〉1995 年版序》）据此可知，南社研究对于杨天石的人生转变至关重要，他日后从文学进入史学，由业余转向专业，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都是从此生发而来。何况，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辛苦作出的学问，杨先生倍加珍惜，也在情理中。而我更看重的是，南社不仅为杨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更是他不断返回的精神原乡。
列入多卷本《杨天石文集》的《南社史三种》（东方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收录了杨先生截至 2019 年关于南社的几乎所有论述。其中《南社》一书，1964 年已由中华书局排出清样，但受其时政治气候影响，出版社要求作者重新审查，加强批判，一耽搁就是十几年。中经“文革”的停顿，直到 1980 年，修订本方才编入“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印行。《南社史长编》则是从与王学庄合作的《南社志》独立出来，1983 年也已完稿，延至 1995 年，才纳入国际南社学会的“南社丛书”出版。现在作为《南社史三种》之一，已是经过不断添加的增订本。而题名《新编南社论丛》的第三种著作，此前并未成书，乃是集合杨先生有关南社散见的长文短论新编而来。如果说，《南社史长编》是“以时间为经，用长编体的形式反映南社的历史”（《〈南社史长编〉1995年版序》），那么《南社》就是在历史的顺时叙述中，更多横向的展开。二书由此形成了经纬交织的结构，呈现了杨天石先生南社研究的气魄，也为后来者了解和研究南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杨先生出手之前，南社因其研究难度之大，少有学者涉足。可资参考且有价值的论述屈指可数，不过是曹聚仁的《纪念南社》、徐蔚南的《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等寥寥数篇。当事人中先有胡怀琛 1935 年发表了《南社的始末》，尚嫌简略；柳亚子 1940 年撰写的《南社史略》（开华书局 1940 年版）倒是后出转精，虽说是“以我自己为本位”，“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但以柳氏在南社中的核心地位，该著已然提供了有关南社历史叙述的大体框架与诸多细节，故最为包括杨先生在内的研究者倚重。
而曹聚仁先生的《纪念南社》文章虽短，分量却綦重。其中的名言，“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不妨说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又经柳亚子先生回应，修正为“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因陈英士“也是南社的老社友”，柳氏更进而笑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关于〈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如此来看南社研究的意义，不仅从文学史扩展到政治史实为必然，而且，拥有一千多名会员的南社史与中国近代史高度重合，我相信，这也是杨天石先生之所以处境艰难，依然坚持在此拓荒的重要原因。
尽管柳亚子以创办人的身份，已经勾勒出南社发展壮大的线索，不过，《南社纪略》的主体毕竟题为“我和南社的关系”，个人视野之外的叙述难免不够周全。杨天石先生的《南社》于此正可以大有作为。以柳氏《成立以前的南社》与《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前半所述，与杨氏《在反清斗争中逐渐结合》相比较，后者的史家优势分明可见。亚子先生乃是从个人诗集中向前追溯南社创立的踪迹，并说明他与陈去病、高旭三位发起人的家世、经历及彼此的交往。杨著则眼界宏阔，除了关注柳、陈、高三人的活动，更经由早期社员的身份辨析，认定新式学堂师生、留学生、华侨、报刊编辑等新兴知识者构成了南社的主体，从而留意这些日后的南社成员 1902 年以来的动向，包括他们参与的社团与所办的报刊。而单是报章，在柳氏提到的《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与《中华日报》之外，杨氏又补叙了邓实创办的《政艺通报》，高旭主持的《觉民》与《醒狮》，柳亚子等编辑的《复报》（初名《自治报》），以及宁调元等刊行的《洞庭湖》（后改名《汉帜》）。各家报刊大抵都具有反清革命倾向，作者亦多声气相通。故读此节文字，可真切感受到革命力量正在汇聚，南社的出现实属水到渠成。
说到报刊，由于笔者也在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这块领域中耕耘，对杨天石先生谈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在某些方面比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难”的话题深有同感。杨先生认为：
其主要难点就在于资料。古代作家，大都有完备的全集，而近代作家，大都没有全集。其作品分散于许多地区的不同报刊上，需要研究者逐一去检索、发现、辑录。……此外，全面了解作家生平也是件难事。古代作家一般在正史或野史、笔记中都有相关记载，而近代作家呢，有完整传记的人很少。近代流行笔名、化名，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多种笔名。要把一个作家的笔名收集齐全，考证准确，也并非易事。（《〈陈去病全集〉序》）
而笔名、化名的使用，仍与报刊发表有关。杨先生的感叹是因《陈去病全集》的编辑、出版而起，连南社三巨头之一的陈氏此前尚只有一部《浩歌堂诗钞》传世，那么可想而知，汇集庞杂的南社资料以供研究之用，将是怎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何况，杨先生开始南社研究的年代，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据库，一切全靠手抄。
我读《新编南社论丛》中的长文，于是每每为其注释所吸引。实则此编中的各篇，凡有脚注，引文出处几乎一律来自近代报刊。如《陈去病评传》有七条注文，分别采自《苏报》《太平洋报》《中国公报》《国粹学报》《帝国日报》《大汉报》《民国日报》，并且，除《国粹学报》为杂志外，其余都是报纸。杨先生曾自述：“记得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和日本等地创办的许多杂志，可以说我都看过，报纸则是一张张翻过的。”（《〈陈去病全集〉序》）确系饱尝甘苦的写实。
而其以丰厚的第一手史料做出的研究，无论长短，便多有未经人道处。堪称经典的是《鲁迅与越社新考》。这则札记首先引用了初刊北京《帝国日报》的陈去病撰《越社成立叙》（即《越社序》），篇末注明了写作日期，再佐以其他资料，杨先生因此判定，“越社成立的时间当为 1911 年 4 月或 5 月”。其次，由陈文所附《越社简章》第一条即写明：“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说明“越社一开始就明确地自认为南社的分社”。再次，根据越社创办人宋琳投书上海《民声日报》，称周豫才为“社友”，以此证明鲁迅确曾加入过越社。最后，再征引《民声日报》刊发的柳亚子对《越社丛刊》的短评，以之为“对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评论”。这篇总共不足一千字的短文，引用了近代报纸上的四条资料，解决了鲁迅与越社相关的四个问题，就本人阅读所及，行文的经济、高效莫过于此。
杨天石先生又不仅以研究所得示人，更连带授人以渔，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他编辑和整理了大量南社资料，供研究者采择。这项工作尤以《南社史长编》的编著与增订最为持久，也最见功力。与 1995 年初版本相比，收入《南社史三种》的修订版除去散见的增补，比较显眼的改动，一是将编年起始时间从原先的 1902年提前至 1897 年，即以陈去病与金天羽、柳念曾（柳亚子之父）等四十余人组织雪耻学会为开端，为日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诞生钩稽出一条内在的政治与社团脉络；二是在《例言》中，把原先含混表述的“南社成员达 1000 余人”，精确修正为：“南社成员有籍可查者 1183 人，其分支机构越社 26 人，辽社 12 人，淮南社17 人，南社广东分社 53 人，南社湘集 280 人，闽社 12 人，其后身新南社 216 人。”足见南社声势之大，影响之广。由此就应当说到最值得称道的五种附录的添加了。
出于均衡上、下册页码的考虑，编在上册最后、篇幅近半的附录，实为下册《南社史长编》新增的部分，包括了《南社入社书总录》《神交社及南社各分支机构社员名录》《南社成员地域分布表》《南社出版物及其主要成员著作》与《1949 年以来出版的研究南社及其主要成员著作》。此五种附录虽然制作者另有其人，但均经过了杨天石先生的修改、增补与审定，其设计思路应该也来自杨氏。列在前面的两个名录，显然即为《例言》中社员数字精准到个位的依据。第四、五两个书目，则为研究者了解南社研究的基本资料与已有研究开了方便法门。
应当单独一表的是《南社入社书总录》。在《新编南社论丛》中，收录了杨天石先生为郭建鹏、陈颖编著的《南社社友录》（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所撰《序》，其中提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 11 巨册《南社入社书》已全部影印，构成了该书的主体。较之《南社纪略》附录的柳亚子编《南社社友姓氏录》的只列姓名、字、号、籍贯、性别、存殁、入社号，根据《南社入社书》编制的《总录》，更多出了入社年龄、居址、通讯处、介绍人与填写入社书时间诸项，加以“备注”中人物关系等简要说明，自然对研究者更有价值。杨先生已从“观赏书法手迹，考知入社时间、人际关系、职业、教育、社务发展等情况”做了研究提示，附录中的《南社成员地域分布表》，也可视为杨先生据《总录》再加推衍而成的示范之作，故其期待学者“能根据《南社社友录》一类资料，写出具有启人智慧的佳作”，正是寄望遥深。
而从南社出发，凭借一贯的刻苦勤奋与才思敏捷，杨天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格局日益宏大，终以源源不断的丰厚著述享誉国内外。而追本溯源，我始终认为，他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上手南社，且坚持不懈，积累了史料，操练了方法，开阔了眼界，这才有了日后挥洒自如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