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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生，1960 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文艺报》原副主编。
杨天石先生大学同学。
这个题目的全文应该是“杨天石的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题目很大，本文无意也无力来论述这两个方面，不过，我和杨天石君的同窗情谊已过一个甲子，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姑且勉为其难知人论“史”“诗”了。
我与天石君相识订交在1950年代中期的燕园。刚进校园时，恰逢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重视知识分子，但是对青年思想动向仍非常关注。我最早听说关于天石的是，他曾在同学中说：“希望将来能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当时是被当作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传告的。我暗暗觉得此人颇有点抱负，不像我那样平庸无大志，能有机会在大学多读点书，做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就很满足了。现在从他写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很多是抒发他长期以来的宏愿和曾有过的压抑情绪：“何必踟蹰误路程，功夫练就好长征。鲲鹏须展垂天翅，一望穹苍万里澄。”（《勉友人》）“南来拟借江山气，助我胸中笔墨情。”（《南来》）“莫谓当年时命蹇，文章千古有知音。”（《游东湖》）这大概就是“诗言志”了。杨天石侥幸躲过了1957年的风暴，但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批判知识分子，谁想多读点书都像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更不必说“成名成家”了。平日埋头读书、刻苦钻研的天石到那时就难逃一劫，被当作“白专”典型来批判。可以想象天石的年轻心灵所受到的压抑和打击是多么沉重。
有人说，我们这个年级在1958年发起的学生写“红色文学史”的豪举是“使独立的学术精神在集体性的协作中不仅被激发而且被保护”。事实是，这本红色的书恰恰是用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否定老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和成果，是对独立的学术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扼杀。但其影响所及，各地高校学生都群起效仿就是例证。这种把学术研究当作政治运动的搞法，当然使某些学生在政治上和后来的前程中受了益，有的学生却在喧哗的缝隙中，争取一点读书研究思考的机会。杨天石就是后者中的一个。但是，他的“白专”典型形象已经被固化，这在几乎整个大学期间一直压在他的头上。
我和天石接触较多的时期是在1959年，我们一起从事《近代诗选》选注工作。这个课题是在季镇淮先生带领下进行的。季先生出身西南联大，受业于闻一多先生，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选注小组前后有六七个同学参加。因为前人对这个时期诗歌的研究很少，几乎是从头收集资料并梳理出一条线索来。幸好北大图书馆所藏清人诗集甚为丰富，我们从读原始资料着手，先选出350多位诗人，经反复讨论斟酌，最后选定了50位左右诗人，再加注释。这项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以后，我们也就各做别的事去了。我发现，只有杨天石还在那里反复琢磨，不仅琢磨自己那个部分，还琢磨别人的注释并进行修改。他把许多典故的出处和没有注上的字词的解释补注了，有些已经有了但却不是最早的，他又花工夫寻找出来补上。所以他与季先生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季先生对他也愈来愈赏识，这部书稿直到我们毕业离校时还在不断修订，实际的通稿者就是季先生和天石。我从这些事情开始深感他对学术的痴迷。只要有书读，他就会孜孜不倦全身心投入其中，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才罢休。就如他后来所说，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他曾对班上的团支书说过，自己是诚心诚意想“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么美好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反被当作“拒绝思想改造”的罪证，后来被写入毕业鉴定。
毕业分配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多么渴望被分配到高校、科研单位或文化学术单位，结果被打发到永定门外远郊地区的一个农业机械学校，除了一个星期教20个课时的语文，还要帮着管传达室、管上下课打铃等杂务。他在那里教了一年半书，直到那个学校实在维持不了，他才有幸被分配到和平门的北师大附中，在那里教了近16年书。他是那个学校出色的老师。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杨天石无论多么繁忙，生活如何清苦，查阅文献资料条件多么困难，却始终不能忘情于学术研究。他一年到头，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孜孜矻矻，读书思考，研究写作，访问搜求，真可谓废寝忘食。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是相当艰难的。“文革”时，在是非颠倒、社会动乱的环境下，他照样偷闲著书立说。1973年初，我从河南干校回来，他就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王阳明》给我。他和另一位同学刘彦成合作写的《南社》也已经在中华书局准备付梓，因故中断，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出版。1980年代初出版的《朱熹及其哲学》主要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他照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性子读书、研究、写作。他从《近代诗选》的选注工作中得到启发，对很少有人涉足的南社研究做了深入的挖掘和梳理，写了《南社》后，还编了《南社史长编》。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南社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活动实际上是跨政治、文化、诗歌好几个领域，天石也由此渐渐把视野扩展到哲学、历史方面。这些都算是天石的早期著作，尽管观点不可避免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对史料的收集、钩沉、考订、研究都十分严谨，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力，他受到了中华书局老总金灿然和近代史所朋友们的重视和赏识。但他所在学校的领导却是另一种反应，到“文革”前夕，即“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之际，他被内定为“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他曾感叹的：“莫谓当年时命蹇，文章千古有知音。”
就这样，他度过了18年业余学术生涯。1974年，因为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组，朋友们就邀他帮着工作。他一边照常在中学教书，一边为近代史所做了3年义工。对他来说，有机会大量查阅近代史所丰富的馆藏资料，还有机会被派到外地的高校省市图书馆深入访求考察，结识学术界的饱学之士，可谓如虎添翼。他陆续发表的文章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早在1960年代，他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就明代泰州学派问题对当时权威哲学史家侯外庐、嵇文甫、杨荣国提出过不同意见。侯外庐不同意他的看法，却从杨天石文章看出此人“将来一定会有成就”，还曾想调他到历史所工作。
1978年，杨天石正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一位专业研究人员。他从文学专业科班出身转为历史学者；从研究南社进而研究民国史，以后又从民国史进而研究蒋介石；从政治上一直受歧视的“白专”典型“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于成为享有盛名的历史学专家。这真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这和他几十年心无旁骛、视学术研究如生命是分不开的。哪怕到国内外访学观光，他也是潜心搜求资料，尤其对那些未刊的信函、电文、日记、档案、手稿特别有兴趣。以他机敏的学术眼光，常常能有所发现，许多历史谜团常就此得到破解。我们同班学弟孙绍振是一位才子，平日较少高看他人，唯独对杨天石评价甚高，认为我们班级近百位同学中，能真正称得上学者的，第一个就是杨天石。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还异常勤奋。一天中的上午、下午、晚上三部分，他都用来工作。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坚持不懈。我们只看到他一本又一本有关蒋介石、辛亥革命、民国史等的著作问世，却不太知道背后的辛勤和汗水。仅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就多达4次，每次两三个月，从早到晚都待在阅览室，尽量摘抄材料。他在日本时也天天泡在图书馆和外务省的大量尘封档案里，在情报人员的摘抄件中发现了康有为确曾企图通过袁世凯密谋捕杀西太后的证据，破解了长久以来聚讼不决的重大疑案。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他从一个一个专题入手，有分歧的、或流传已久似成铁案但又证据材料不足的问题，往往是他着力的地方，经他抽丝剥茧，揭开了不少谜底。这里只举一例：关于“九一八”事变，几乎被异口同声认为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落入日本之手。杨天石广征博引了20多件资料，包括张学良的自述，多次对访谈者的答问，有关的电报、记述、回忆、证词、文献、当时的新闻报道等，证明当夜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而不是蒋介石。但他并不到此为止，又进一步查到蒋早在1928年就提出过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史料，“九一八”后蒋事实上也默认和肯定了张学良的命令。他还分析了蒋和张的“不抵抗主义”思路的来龙去脉，这样就厘清了历史的面貌。
我读他的著作《帝制的终结》，这本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出版的历史著作，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间十几年的历史作了详尽而又简洁的叙述和论证，几乎每个历史事件参与者、每个大小事件，以及有关的大大小小的报刊、团体，他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交代，有时看似寥寥数语，却都是建立在大量历史资料和可靠考证的基础之上。他自称是“简明版”，而我认为这部36万字的著作更像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百科全书”。
当然，在中国大陆从事民国史研究本身就有许多政治和历史的局限。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也”。历史著作就是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说真话，讲事实，实事求是，才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真正做到这点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中国历来尊敬那些有史识、还要有史德的、敢于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但是在近代中国这却是有风险的。“文革”浩劫中，从吴晗受难始，历史学家几乎少有幸免的。近代历史中大量史实至今仍然混沌不清，真相被屏蔽，是非被颠倒，常常是“甄士隐”去，“贾雨村”言敷衍流传，曲学阿世，成了一笔糊涂账。如今，杨天石竟然对已被铁板钉钉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千古罪人”的蒋介石有兴趣，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探讨、研究，想寻找一个不同于已有历史书中有了“定论”的蒋介石真面目，其勇气可嘉。他不是在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框里学舌，也不是宏观地空泛地说长论短，而是选其重大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特定事件，或有争议历来迷惑不解的疑题，作为专题细加考察，发掘大量史实文献为依据，解惑除魅，言之凿凿，使人信服地看到了另一个曾被遮蔽已久的蒋介石。原来此人在20世纪历史风云变幻中，对国家民族有过重大贡献，也有这样那样的罪错和过失。无论是北伐、统一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领导全国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以及内战失败，经营台湾二十多年……其中所经历的种种是非功过，都有独到的论述；甚至其人的个性特点、私生活也常常在这些叙事论述中得到生动的显现。读者根据其所提供的材料很自然地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而非作者硬塞强加的。所以他写的书名，就叫《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寓意要把“迷失”了的蒋介石找回来，共七、八十万字。
今天的中国社会环境已与几十年前有所不同，杨天石的科学研究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认同和赞誉。但也引起某些人群的不解和愤怒，对他施以辱骂和诽谤，加以种种严重的罪状，甚至匿名状告到最高领导那里。这一方面说明，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有不同声音完全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先入的成见太深，一时不易接受，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我与他数十年之交，对他的某些论述也不尽同意，常常有所交流和探讨。可见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可能要求绝对一致。正如民谚所说：“一母生九子，连娘十条心。”当然，对杨天石来说，这类谩骂攻击性的上纲上线的言行，有时也会引起烦恼和不快，但他对自己的研究一直充满信心，认为：“研究者必须要有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冷静、细致、客观的治学态度……”他主张：叙述真实可靠的史实，“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的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今日才有，连太史公当年不是也深受打击和迫害吗？他说：他的著作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而今，《史记》不已成为不朽之作，那些谤议戮笑又在哪里呢？杨天石的诗篇里也常传达出这样复杂的心情，人们从中可略窥一二：“荣枯得失总尘轻，尔自滔滔我自行；直笔难能千载贵，文章留与后人评。”（《有感》）“下笔常逢掷笔时，个中滋味几人知；平生最苦难言语，阻断春蚕肚里丝。”（《下笔》）尽管如此，他的壮志不会因此坠失：“又渡重洋作远游，老来尚似少年俦；穷搜秘档求真相，不到河源兴未休。”（《三访胡佛研究所》）“因风立言世人轻，下笔何须看市情；但企真知传宇内，宁甘俯首竞浮名。”（《重有感》）
杨天石是一位坚守书斋的学者，在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志在轩冕，竞相争入仕途充当一个角色，寻觅一点“残杯与冷炙”时，他始终痴迷学术不懈。但是，他却热心关注书斋外的社会变革，有时会为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愤愤然。我常能听到他评论一件社会事件说：“这怎么能不讲道理呢？”“这怎么能不守法律呢？”我总是觉得他好笑，说：“如果都能讲道理，都能守法，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嘛！也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了嘛？”他听了，还是悻悻然地想不通。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一次社会事件中，他一直骑着车通宵奔走在现场，他并非参与者，只是观察、思考、感受、体验……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因此惊讶地问：“真的！为什么？”他答称：“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立时对他充满敬意，显然他绝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历史学家不仅研究过去的历史，还应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在场者、见证者，往往从现实风雨中能更好读解以往的历史，使历史成为应有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他平日的愤愤然、悻悻然，常常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反应。
杨天石的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已成一家言，是有创意新意且还厚重的；他那些“意有所郁结”而发的诗和对旧体诗写作的主张，有助对他的了解。另一些在海内外游访时即兴吟咏的诗作，恰是他走出书斋后抒发的轻快而闲适的心情，相比他的历史作品毕竟不是发力着意之处。旧体诗传流至今已经式微，讲究韵律、用典、对仗、平仄、句式等等，太难为今人了；新诗也已走过近百年，至今还是没有一定之规，都走得很辛苦很艰难。杨天石吟诗有雅兴，且有所得，实属不易。
行文至此，这篇文字已经说得过于冗长，也该收场姑且聊以塞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