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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生，1962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2019年2月15日上午10点来钟，天石兄突然来电，说当天中午朋友要为他做寿，假座华侨大厦玫瑰厅，希望我也能参加。我一时犹豫，答复得有些迟缓。我之所以犹豫片刻，因为我是一个连自己的生日都说不清的人，退休之后从没有参加过类似聚会；我又患腿疾，老伴当时瘫痪三年，不提前安排，出家门确有具体困难，但想到这些年故人云散，就下定决心赴宴。老朋友多聚一次就能多见一面，万不能因为疏懒而给自己造成终身遗憾。此前我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教训！
待我乘出租车赶到餐厅时，88岁的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已经到了。他是天石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一位既博学而又有革命资历的人，完全看不出在场人中他岁数最大。63岁的史学家雷颐也到了。他是我的湖南老乡，见面时总要先秀几句长沙话表达乡情。到得最晚的是国学家刘梦溪，他是活跃人物，上午刚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梦溪跟我同年，但来时已经架拐，有一位助手照顾他，让我切身感到“岁月无情人有情”这句话。
因为餐桌上还有出版界人士和天石的粉丝，出于周到，天石便将来宾一一做了介绍。轮到介绍我时，天石说了一句：“这是我的患难之交。”这句话让我感到十分准确，十分亲切，也十分荣幸，顿时心中倍感温暖。
1962年秋天，我刚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虽然学习成绩还好，政治鉴定上也承认我“政治上一贯要求进步”，但由于抛弃我们母子的生父1947年已经带着一个越南舞女跑到我国台湾地区，让我成了一名备受歧视的“狗崽子”，等分配时间长达半年，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最后收留我的是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校长王季青是高干夫人，是“一二·九”时代的老党员，看重才华，敢于“招降纳叛”，便安排我教初中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终于领到了54元月薪，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和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
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那位驸马爷叫石璟，娶的是明宣宗的长女顺德公主。校址即在鲁迅任过教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学生中有人尽皆知的许广平、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出校门东行，过一个有红绿灯的街口，就到了另一所中学，叫北京西城区第三十一中学。该校前身叫崇德，是北京建校最早的一所完全中学，邓稼先、杨振宁、梁思成、孙道临……都是该校的毕业生。我的一位南开室友杜学忠同年分配到该校任教。我在北京无亲无故，课余有时就溜达着到三十一中看望学忠。学忠在三十一中同宿舍的另一位老师叫周思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周思源有一位无锡同乡，又是中学校友，这就是杨天石。由命运牵线，我跟天石从此就成了“患难之交”。
天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出身。“55级”指1955年入学1960年毕业的这批学生，他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集体著书立说，在国内学界名声大噪。天石是55级的佼佼者，但学习成绩优秀给他带来的却只有一顶“白专”帽子。虽然理论上说的是“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但实际上判断一个人是“红”是“白”，当时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就这样，这位北大高才生杨天石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位于北京南苑五爱屯的八一农机学校。当时南苑还是荒郊野地，农机学校号称职业专科学校，但是借附近小学的几排房子办起来的。天石绝对不懂农机，有一段时间就安排他去看守传达室。传达室的主要工作是收发报刊，闲下来的时间天石就用来通读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我想，天石对于中国哲学的初步了解，主要是由这部著作奠基的。然而这所农机学校命蹇时乖，匆匆上马，又忽而匆匆下马，留下了一批教职员等待重新分配。如今没有硕士学位大约很难到中学任教了，但20世纪60年代北京中学普遍缺少教师，连普通的师范生都一将难求，更何况北大的毕业生？于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负责业务的副校长听到消息就赶到农机学校挑人，当然可以双向选择。这位副校长看上了天石的学识学历，天石看上了北师大附中位于和平门，离当时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方便查书，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北师大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01年的五城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公立中学，位于南新华街19号，跟原北京师范大学旧址遥遥相对，历届校友中仅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就有钱学森等30来位。1924年1月17日，鲁迅曾在该校校友会发表过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讲演，其教工宿舍在西城西拴胡同4号，是一个大杂院，但曾经住过石评梅女士等文化名人，可惜一般人并不知道。天石的宿舍最初就在进门的第一间，大约有8平方米。
我初见天石并非在他的宿舍，而是在周思源的宿舍，可能是1962年的初冬季节，天石穿的是一袭棉长袍。这种打扮让我立刻联想起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文人。我在感到天石打扮非常儒雅的同时，觉得他也有几分“迂”，再加上他说话时好称对方为“阁下”，口头禅是“不瞒你说”，更觉得他未免太书生气了。
此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固定在天石所住的西栓胡同的宿舍。因为那地方位于女八中与三十一中之间，离我单位大约只有公交车一站的距离。吃完晚饭溜达着就到了。他室内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靠椅；门口有一个蜂窝煤炉和一个铁簸箕。不记得他有什么藏书，也没有见过他备课或者批改作业。他写文章的特点，是一旦悟出一个观点或涌出几个得意的句子，就会断断续续写在稿纸上，最后才形成一篇首尾贯通的长文。不记得他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撰写论文的样子。我们谈话的内容天马行空，但有“三不谈”：一，不谈时政；二，不涉是非；三，不传八卦。如果说专谈学术，那对我而言颇有自吹自擂之嫌，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懂什么学术。但常听天石谈南社，谈陈去病，谈泰州学派，谈王艮，谈李贽，谈他的老师季镇淮先生……我是似懂非懂，插不上嘴，多数时候是傻乎乎地听着。
有人说，追求光明的人，不会等到旭日东升才启程，而是在暗夜中就准备上路。还有人说，只有经受冬天考验的种子，才会有春天的希望。我跟天石、思源当年的确没有当“学者”“权威”的野心，想的只是莫负青春，能够做一点自己喜好而又能发挥自身潜能的事情。当年《光明日报》的社址在石驸马大街女八中对面，离我的学校跟天石的宿舍都很近。进门悬挂一条幅，上书“光明在前”四个大字。我们都是该报《文化遗产》专刊的作者，而该刊的年轻编辑史梅（美？）圣被抽调下乡搞四清运动，只剩下一位叫章正续的资深编辑看摊守寨。老章有提携年轻人的热情，手下又缺乏打杂的帮手，就让天石和我帮他初审一些来稿，或核对一些拟刊稿的引文。这当然属于当义工的性质，不过老章也常掏自己的腰包买些西瓜之类的水果犒劳我们。我们当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些文章今天看来当然稚气，但能证明我们在青年时代确曾挣扎过，拼搏过，奋斗过。
谈到“患难之交”，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唐山大地震时期。“文革”中最先落难的是周思源。有一天晚饭后我去三十一中看他。他闻声推开宿舍门主动迎我，门前正好有一个煤堆。思源表情沉重，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是牛鬼蛇神！”这句话真正把我吓得摔了一个跟头！眼前一个这么老实憨厚的人怎么忽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呢？我不敢问，他也没法说，我只能心怀余悸地打道回府。不久杜学忠也荣任了三十一中教职工“劳改队”的队长，接着调回了天津老家，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还一直称呼他为“杜队长”。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厉害的是我，其中确有我应该吸取的人生教训。挨整之前，我还是校革委会委员的候选人之一，曾被工宣队指派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大会。由于出身不好，8月18日那天我就靠边站了。当时从广播里听到林彪声嘶力竭地喊道：“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这句话我今日回想起来还浑身哆嗦，心有余悸。接着进驻北京市中小学的团中央工作组负责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次集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班主任也属于“当权派”，也是这次运动的斗争重点。于是学校的红卫兵就立即“挥舞皮鞭当刀枪”了。老师被剃阴阳头，涂上黑脸，可以随意被红卫兵往脸上吐唾沫。我那年25岁，从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内心脆弱；又好面子，忍受不了屈辱。有天晚上从天石宿舍回校，我就决定第二天用最极端的方式了结此生，完全没有想到这种“自戕”的方式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会株连自己挚爱的亲友。由于命不该绝，我居然被学校一位厨工骑平板三轮送到宣内大街油坊胡同36号北京市第二医院救活了，事后在自己的宿舍内被拘禁了半个多月，又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侥幸没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一段时间我头脑基本上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想不起。过了若干时候才听说，“整”我的红卫兵也去过北师大附中找天石。但我们的确没在一起干过一件坏事，没有一起说过一句犯忌讳的话。有人至今仍把我划归为鲁迅研究界“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让我深感荣幸。不过我的荒唐行为让天石受惊，被株连，这是我至今都深感愧疚的事情。
我受冲击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之后，当年殴打辱骂我的那三四个红卫兵女将无一表达过丝毫歉意。我也无意追究此事，从未产生过给她们单位写投诉信的念头。因为那时她们毕竟还是十五六岁的初三学生。但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中的一句话。这位于2019年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作家借人物之口说：“煽动年轻人廉价的政治热情是一种罪过。”我觉得，年轻人的错误是上帝都能原谅的，但是历史的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淡忘。“大灾难”如果能带来“大智慧”“大觉醒”，那坏事就能转化为好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这个民族的前途就着实堪忧。有幸的是，当年我教过的那批学生大多仍跟我保持了友好联系。他们多次集体为我庆生，共同缅怀那一段“非常岁月”。当年的女八中如今易名为鲁迅中学，校史陈列室中也有我的照片，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有了这些，我感到十分满足。
天石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虽然没有我跟思源那样厉害，也有很不愉快的经历。佛教把业报分为“共业”和“不共业”（即“别业”）。不过“共业”当中也有“不共业”，“不共业”之间也有“共业”。“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一切善良人的“共业”。有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了天石极度痛苦的表情，他两眼噙泪，说话时面肌有些抽搐。那种表情在一个大丈夫的脸上是不会轻易流露的。不过后来他还是冲出了心灵的阴影，在北师大附中被荣升为“连长”，相当于当今的年级组长，能指挥四五百名师生。可见他后来“改造”得差不多了，已经成为学校“团结”“利用”的对象。
我跟天石共过的第二次患难是1976年。当年7月28日3时41分，发生了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上死亡人数排名第二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我的表弟在唐山值夜班时，大厅一根柱子倒下，把他活活砸死。姨父家房顶的预制板掉下，上面的钢筋砸断了他的腿。我们一家当时住在北京复兴门大街的居民区，是一栋四层的简易楼。为避震，我们全家第二天冒雨住进了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帐篷，但我的小儿子因此感冒，高烧不退，这对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天石已婚，刚得了一个千金，所以单位又在同一院落多分给他一间平房。为了帮我摆脱困境，我们一家三代五口就都搬到天石家来住，在屋里搭了一个上下双层的大床，床下还可以睡两个人，就这样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天石的宿舍虽然是旧平房，经不起摇晃，但即使天花板掉下来也不会像简易楼的预制板砸下来那么可怕。我当时住在天石家，有一种当下住五星级宾馆那样的舒适感，晚上能睡一个踏实觉。我还曾遐想，日后如能住在一根水泥管道里，那就会更安全了，即使发生了强震，水泥管子也只会滚来滚去，绝不会把人砸成肉酱。这种奇思妙想，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所以，对于天石这次临危相助，我们一家老小至今也铭感不忘。天石在学术上还对我有许多具体帮助，在此不一一赘述。
经过这两次大灾大难，我跟天石的关系也因此发展成了两家的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天石给我的印象是当“甩手掌柜”，一切内政外交都由他夫人操持。天石结婚是经过朋友介绍的。天石从介绍人手中接过他夫人的照片，当时就惊为“仙人”。但他夫人的优点并不仅限于漂亮，而是大度、贤惠、乐观、友善。不管天石如今在学术上有多大成就，“军功章”上都应该有他夫人的一半。在不熟识的人眼中，天石显得多少有点“傲气”，但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傲”，而是整天生活在他的“学术世界”，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每年春节，给亲友寄赠贺年卡联络感情的并不是天石，而是他的夫人。天石有一个特点，我分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那就是两家或几家聚餐的时候，他经常是最后一个到场，因为他习惯于争分夺秒地在书房看书，不到饭点起不了身，迈不动腿。
说到聚餐，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文革”后期的一年春节，天石一家到我在复兴门的寒舍吃年夜饭。那时我家很穷，用老伴的话来说，就是穷得连背心裤衩都买不起。天石家相对宽裕一点，但也富不到哪儿去。我记不清那天团圆饭的主菜是什么，却记得天石夫人在我家阳台大叫一声：“我弟弟骑车送好东西来了！”我连忙跑下楼去取，是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满了“芥末墩”—芥末腌制的白菜。我是南方人，从未尝过这种又酸又甜又咸又呛鼻子的味道，只觉得这是那时穷人的佳肴。后来请教北京民俗专家才知道，地道的芥末墩制作方法复杂而讲究，是典型的老北京风味。天石夫人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家传的北京风味菜当然最为地道。后来我常去北京老字号饭馆“砂锅居”吃饭，大菜必点砂锅白肉，小菜必点芥末墩。但吃来吃去总觉得味道赶不上那个除夕之夜所吃的。
1967年之后，北京各大学是否继续办下去，领导还没有决断。但中小学都一边复课，一边继续“斗、批、改”。该“斗”的“斗”了，该“批”的“批”了，该“挂起来”的也都晾到一边了，学校的氛围跟1966年8月“红色风暴”相比宽松了一些。天石秉性难改，又想起了做学问的事情。像我们这种根不红苗不正的人能做点什么呢？天石首先想到的是参与编辑《佛学思想文选》。他听一位朋友说，这是当时上级交代的一项任务，想邀请我共襄盛举。但我不假思索就回绝了。首先，佛经上的那些字我大多不认得，又不懂梵文，哪有本事来整理呢？我还对他说，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书桌上摆着一摞佛经，是不会是会认为我们悲观厌世，不满现实呢？1975年号召评“水浒”，天石大约也动过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念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属经典，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开山之作，资料可以增补，观点可以发挥。后来我们并没有搞出什么大动静，但天石却留下了一批谈红楼、水浒和三国的文章。疫情期间，他还通过网络讲金圣叹为何腰斩《水浒传》，这应该是跟当年的研究有关。同一时期，最高领袖关于“读点鲁迅”的内部指示公开发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都以鲁迅观点为圭臬，于是天石兄又邀请我跟思源和他一起研究鲁迅，并鼓励我把一部讲稿《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整理成书出版。他率先执笔，写了十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光明日报》《鲁迅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学报》等报刊。《鲁迅研究资料》虽然早已停刊，但当年“横空出世”时，在学界的确获得了众口一词的好评，一时洛阳纸贵，在香港还出现了盗印本。《南开大学学报》目前虽然仍划归为“核心期刊”，但影响已经今非昔比。当年它的发行量在全国高校学报中雄踞榜首，这里面当然也有包括天石在内的众多作者的功劳。天石的鲁迅研究应该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编撰《中华民国史》了。在赠送我的一本书上，天石题写了苏东坡的几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鲁迅研究这块雪地上，天石究竟留下了什么成果呢？
如果单以数量而论，天石关于鲁迅的文章并不算多，但几乎每篇都有新意，每篇都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
一、南社与越社的关系问题。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团体，发起于1907年，成立于1909年，1923年解体，成员多达千余人。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对南社与越社的关系并不清楚，甚至认为这是两个团体。对于越社成立的时间也有争议。天石在《越社和南社》《鲁迅和越社新考》中，根据南社发起人高旭的诗作，陈去病的《越社序》及《越社丛刊》等权威资料，首次明确了越社即南社的分社，并认为越社成立的时间当为1911年4月或5月。鲁迅是《越社》的指导者、支持者，也是编辑《越社丛刊》的参与者，对于南社的历史地位也有过经典性评价。所以，天石的考证对于编写鲁迅年谱，撰写鲁迅传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天石的发现已经成为鲁研界的共识。不过，南社的另一发起人柳亚子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之后的南社评价不足。南社成员并非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都渐入颓唐，还参与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也不是所有人都感到写诗“索然无味，不想执笔”。
二、《斯巴达之魂》跟近代中国拒俄运动的关系。鲁迅1903年编译了一篇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后来不但自己未予结集出版，就连这篇小说的材源也忘得一干二净。小说描写了公元前480年斯巴达王率同盟军和市民跟侵入古希腊的波斯大军殊死战斗的事迹，歌颂了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以及“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精神。天石在《〈斯巴达之魂〉和近代中国拒俄运动》一文中，首次把这篇小说跟1905年四五月发生的拒俄运动联系起来，无疑亦属创见。由于1903年3月沙俄政府不仅不履行分批从中国华北、东北地区撤军的协议，而且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了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当年5月留日中国学生成立了拒俄运动队。鲁迅挚友许寿裳参加了这一组织，而且为接编《浙江潮》杂志亲自向鲁迅约稿，所以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斯巴达之魂》绝不是偶然的。《斯巴达之魂》开头的小序跟《浙江潮》第四期刊登的拒俄义勇队致清政府函文字相类也绝不是偶然的。天石的考证，解决了《斯巴达之魂》写作的历史背景问题，对于正确理解这篇小说的主旨至关重要。不过不喜爱从事实际革命运动的鲁迅并没有参加拒俄义勇队，而且认为在日、俄两国争夺在东北利益的时刻，“持论不可袒日”。我还以为，鲁迅编译《斯巴达之魂》，也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的《斯巴达小志》的影响。鲁迅十分欣赏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梁启超此前发表的《斯巴达小志》也歌颂了鲁迅笔下那位斯巴达妇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三、《中国地质略论》跟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的关系。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曾跟同学顾琅合编过一部《中国矿产志》，后来被清政府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1903年，鲁迅还撰写了一篇文言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著作长期被人们作为“鲁迅的科学论著”看待。不过这些著作当中的地质矿产资料今天看来均已陈旧，仅在中国近代矿业研究史上具有一席地位，属于鲁迅所说的那种“中间物”。天石在《〈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一文中，联系1903年10月1日日本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消息，说明当时沙俄通过中国买办，先索取中国东北的矿山开采权，激起了中国民众—特别是浙江民众的护矿热情，成为中国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这一背景，读者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提到“今者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矣”，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在一篇科学论文中发出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四、关于《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独应”是周作人在《天义报》撰稿时采用的笔名。天石查阅了《天义报》上“独应”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认为这篇文章同时也“反映出鲁迅的某些思想和观点”。这一发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但推动了周作人研究，而且丰富了研究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史料。天石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2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3期，也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由内部印行到公开出版的这一期。受天石的启发，我又续写了《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全面介绍了“独应”在天义报上发表的九篇文章，并推断鲁迅可能跟周作人共同使用过“独应”这个笔名。这不仅因为周氏兄弟当年进行创作和翻译经常是共同讨论，最后由鲁迅修订，而且我还发现1919年1月26日钱玄同致周氏兄弟的一张明信片就合称他们为“独应兄”，而这张明信片的内容主要是跟鲁迅有关。这起码进一步证实了“独应”的文章反映了周氏兄弟的共同观点。
五、天石对研究鲁迅书信和诗歌的贡献。我参加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而且是2005年版《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人，深知每一封信征集发现的不易，每一条注文撰写之不易。天石是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信的提供者。这封信是他在海外发现的，内容不仅涉及鲁迅跟胡适交流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心得，而且证明当时他们保持了学者之间的正常关系。鲁迅问候在北京西山疗养的胡适，并告诉胡适，他已经从跟周作人合住的八道湾搬到了砖塔胡同，1924年春还要搬迁，这就近于说“私房话”了。
1901年12月21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回忆起他经历的两次学潮时写道：“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込，亦复如此。”这句话对初读者而言，简直是如读天书。天石查阅当年的《浙江潮》《江苏》等杂志之后进行了注释：这是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经历的一次学潮，“加纳”指弘文学院院长“嘉（加）纳治五郎”。“清风”是地名，指“清风亭”，弘文学院学生聚会的地方。“三矢”是弘文学院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牛込”是弘文学院所在地东京牛込区，位于现在的新宿区。一般研究文学的人，是缺乏这种历史地理知识的。天石的这一研究成果破解了解读鲁迅书信的一个密码。日本著名汉学家北冈正子教授在《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一书中就吸收了天石的研究成果。不过北冈先生还进一步查阅了日本的有关档案资料，但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当时根本无法做到的。
俗话说“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诗歌，没有通达的、一成不变的解释，往往因人、因时而产生歧义。对于鲁迅诗歌的解释也是如此。比如鲁迅的七绝《自题小像》中，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两句。对于“荃”这个字，有人解释为“在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大人民”，也就是说，鲁迅的爱国之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还有人将“荃”解释为“守旧派”。但这些解释都得不到训诂学的支持。因为古籍中的“荃”指的是一种香草。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对《离骚》的注释是：“荃，香草以喻君也。”这就是说，把“荃”理解为“国君”的象征是一种正解。天石在《〈自题小像〉新考》一文中，首先根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中鲁迅填写的简历，把《自题小像》的创作时间确定为1903年，而后征引了上海《苏报》发表的光绪皇帝《严拿留学生密谕》，证明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对当时参与拒俄运动志士们的爱国之心不但不予体察，反而要各地方督抚予以缉拿，“就地正法”。像天石这样把《自题小像》置于拒俄运动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也是首次。这就叫在求真的基础上求解。
天石研究近代史的文章中，还涉及章太炎、宋庆龄、刘师培、谭嗣同、柳亚子、段祺瑞、邹容、钱玄同等历史人物和“溥仪出宫”“牛兰夫妇被捕”等历史事件，这些都对深入解读鲁迅作品很有裨益。
如果把天石鲁迅研究的成果局限于对几篇具体作品的解析，那就低估了他研究的学术价值。在我看来，天石在鲁迅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在引进并激活了传统文化中“诗文证史，补正史乘”“以史释诗，通解诗意”的方法。说得直白一点，要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单靠勤奋是不够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之所以说“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并不是反对独立思考，而是说研究者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一旦出现问题，那越思考就会距离真理越远，所以上帝才会发笑。我认为天石运用“以史证文”的方法研究鲁迅，其方法论的意义超过了他对鲁迅某些作品提出的那些新颖见解。
中国有句话，叫“文史不分家”，所以鲁迅将《史记》评为“史家之绝唱”，又誉其为“无韵之《离骚》”。《春秋》是历史著作，《诗经》是文学著作，然而读者既视《春秋》为“史诗”，又通过《诗经·大雅》中的一些诗篇来了解周民族的发展史。不仅在中国文史相通，互为表里，国外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关于铁器、风箱、陶瓷、手磨、榨油等描写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古希腊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奥列斯特》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由母权制向父权制逐步过渡的历史进程。至于马克思认为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时代，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表现了1815年到1848年的历史，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不过当下学科分工日趋细密，有别于文艺复兴时代。那时的著名人物往往精通数国语言，并能在几个不同专业上都发出异彩，而现在是专家多，通才少，很难再出现那种集一切值得称赞的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有些综合性的学科亟须不同专业的学者介入，才能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擦出学术的火花。
鲁迅研究就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美术等诸多领域，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介入。因为鲁迅著作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史，而且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研究鲁迅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历史，比如鲁迅创作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受到了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史书的启发。不了解辛亥革命、张勋复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可能读懂鲁迅的小说《药》《风波》《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
在鲁迅的文学宝库中还有一颗特别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他创造和提倡的现代杂文。鲁迅的杂文中有不少是文艺性的政论，而更多的是兼具诗和散文这两种因素的时评；简而言之，就是文学中有历史，历史中有文学。鲁迅杂文绝非“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的产物，而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能在讳言时事的时代以“典型化”“类型化”的手法抨击时弊，收到以小见大之效。如果读者不了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事迹，怎能读懂鲁迅的杂文《战士与苍蝇》，如果不了解发生于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怎能读懂鲁迅的《而已集·题词》。如果不了解清朝初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怎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提出要“痛打落水狗”的主张？
鲁迅曾经说过以下意思的话：他的经历是复杂的，他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阅世不深的青年人未必能读懂他的作品。“知人论世”，成为打开鲁迅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知人”，就是要了解跟鲁迅发生关系的同时代人，以及鲁迅作品中评骘的古今中外人物。“论世”，就是要正确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和他作品反映的时代。这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往往因此造成他们跟鲁迅著作之间的隔膜。这就说明，天石一类的历史学家介入鲁迅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对鲁迅研究的科学水平必然有所提升。
当然，天石在文史哲研究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且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天石的主要成就无疑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虽然有些论题引起了争议，但总体上讲有争议是件好事。任何创新成果出现都会产生不同意见，这应该是学术史上的一条铁律。如果一个学者潜心研究了许多年，其论著刊行之后却如泥牛入海，反响全无，那岂不是太寂寞了。不过批评和论争要成为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动机必须是与人为善，即心存善念，而不要实施那种“骂倒名人借以成名”的文化谋略，不要使用那种有损对方人格的语言，更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破坏健康繁荣的文化生态。听说，有一年，天石就出版了14本书，累计600万字，其中虽然囊括了此前的成果，但至少说明他在耄耋之年还在奋力拼搏。在人才匮乏的中国，在亟须振兴中华文化的当下，像天石这种愿意以身殉学术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爱护和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