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当初写《梁启超传》的时候我就想，康、梁一门心思搞变法维新，却有那么多人不理解，和他们作对，阻力非常大。后来发生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康、梁流亡海外，也不能说全是慈禧一人所为。实际上，那时守旧思想一边倒，从朝廷到民间，从官僚到士人，从满族到汉族，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薄弱的新派势力是难以撼动的。我也很不解，难道甲午之丧失，北洋之覆灭，还不足以警醒他们吗？还不能让他们看到人之长，己之短，有必要变一变吗？细想起来，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反对康、梁的一些人，也曾是守旧之人痛恨的新派，欲加之罪是毫不留情的。康、梁之前的“洋务运动”虽然在“船坚炮利”上取得一些成绩，终不能抵御“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守旧势力的顽固终不能辞其咎。

这个事不能不让人动心。这时，有一本书启发了我，就是《维新旧梦录》，这本书有个副题—“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其中收录了从龚自珍到康有为数十位近代以来热心中国进步的中外人士的文章，无不呼吁中国惟有维新变法才有生路。但这条路走得何其艰难。发生在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即使是在年轻的光绪皇帝的主持下，也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一年后，康有为在海外为纪念戊戌政变中殉难的亡友，作了一首七言绝句，悲叹“维新旧梦已成烟”。这时的康有为或显得有些伤感，却也对大清帝国的“自改革”运动做了从梦想到幻灭的概括和总结。

我因此想写一本关于寻“梦”的书。当时刚刚完成《梁启超传》，心思还在梁启超身上，故以梁启超为线索，结构了晚清“自改革”的梦幻之路。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很多事尚未想透便急于动笔，书出来后，我对这个急就章一直不很满意，十多年来，总想弥补书中留下的诸多遗憾。近日，承蒙老朋友、海南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长彭明哲不弃，想要再版这本小书，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对近乎百年的晚清史，特别是1860年以后的晚清史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对原书疏漏、不足之处做了改写、修订和补充，并补写了“洋务运动”一章，梁启超也被放到了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使之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晚清“自改革”的历史，恰如一部极出色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史。几代人在其中不懈追求的主题，即国家的富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造船、开矿以自强，再到康、梁的变法图强，几经周折，就是想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迈进现代社会，从而自立于世界国家之林。而晚清“自改革”的历史也恰好证明了，这种历史性变革并非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范式所能解释，至少是有缺陷的。很显然，他的理论忽略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内生动力所发挥的作用，而“自改革”的历史叙事则弥补了这种理论的缺陷。无论如何，晚清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因此而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从而避免了陷入欧美理论家预设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想牢笼。

诚然，晚清“自改革”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一方面是“自改革”内部各种势力互相纠缠消解了它的力量，而满汉畛域的难以化解更由于清廷部分权贵的狭隘、愚昧变得危机四伏，同时也给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的“劲改革”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恰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者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然所以有革命党者，则现政府实制造之”。为了铲除滋生革命党的土壤，消除满汉畛域，给“自改革”创造更好更有利的环境，梁启超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视“满、蒙、回、藏、汉”为一个整体，即后来之“五族共和”，目的就是给“反满兴汉”釜底抽薪。而晚清“自改革”最终不能成功，最大障碍又何尝不是跨不过“异族”这道坎！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修订完成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年底了。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一本旧书也将换新颜。最后一定要感谢编辑高磊，感谢她为此书付出的辛劳。

解玺璋
乙巳年二月初二龙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