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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 580 至 581 年，杨坚逐步掌握北周实权，并最终建立隋朝的关键时期，北周蜀国公尉迟迥、北周外戚大臣司马消难、武将王谦等反隋武装，相继发起的叛乱，后世概括称为“三方之乱”，这些叛乱虽然表面上看，是北周旧臣对杨坚篡权行为的忠义抗争，但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决定未来数百年命运的关键战役，叛乱的爆发根植于北周政治体系的内在张力，杨坚通过外戚身份和宫廷政变掌握中枢权柄，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十分脆弱，尤其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宇文皇室仍是法统所在，杨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许多人眼中，无疑是一种僭越，尉迟迥作为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外甥，位高权重，且是赵、魏之地的军事统帅，他的反，打出的正是维护北周社稷的旗号，这面旗帜对许多与宇文政权有深厚渊源的贵族和将领而言，具有强大的道德号召力。
然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反扑，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杨坚集团瓦解，其深层原因在于，杨坚所依托的力量联盟更具广泛性与战略性，关陇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它是一个由鲜卑军事贵族和汉人豪强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杨坚的过人之处，在于成功地争取到了这个集团中更具现实主义，以及长远眼光的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如高颎、李德林、韦孝宽等文武全才，这些人支持杨坚，并非全然出于个人忠诚，而是他们看到了北周后期政治的混乱与不可持续性，渴望有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核心来保障集团整体利益，并带领他们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相比之下，尉迟迥等人的诉求显得保守甚至落后，他们旨在维护一个即将崩溃的旧秩序，其政治构想缺乏吸引力。
上柱国韦孝宽在邺城之役的决定性胜利，堪称经，此役不仅在于军事上以少胜多，更在于它揭示了政治动员能力的差距，杨坚掌控下的中央政权，可高效调动关中地区的人力物力，为前线供应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运用政治谋略分化瓦解对手，而尉迟迥虽占据关东富庶之地，但其动员模式，或许仍过度依赖个人威望与地方豪强的临时襄助，欠缺系统性的国家资源整合能力，当双方在战场上相持时，杨坚一方所体现出的更高层次的组织化程度和资源调配效率，成为压垮对手的关键砝码，这预示着，未来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必然是一个官僚制度更完善、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政权。
这一些列评判的胜利意义的本身大于实际结果的获利。
首先，通过武力手段，彻底肃清了关陇集团内部最顽固的反对派，完成了集团内部的权力整合，经此一役，再无人能撼动杨坚的领袖地位，这为他顺利代周建隋，清除了最后的阻碍，一个内部统一、目标一致的统治核心得以形成，这是进行任何大规模统一战争和制度建设的先决条件。其次，这场胜利极大地加速了中央集权的进程，叛乱的主力尉迟迥其势力根基在于关东地区等战略要地，这些地区自北魏以来就有强大的地方豪强势力，容易形成割据，平定叛乱后，杨坚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简化地方行政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推行科举制等，有效地削弱了地方豪强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最终，标志着中国历史告别了一个时代，自西晋灭亡后，华夏大地陷入了长达近三百年年的大分裂，期间门阀政治、民族隔阂、地域对峙成为常态，这一时期始于公元 304 年匈奴起兵的五胡乱华，终于公元 589 年隋朝杨广率军攻克建康，攻灭南陈，俘虏陈后主，一统天下。
可以说，三方叛乱的失败，象征着那种依托于地域和个别豪强、以割据自保为常态的政治模式已然过时，历史的天平已不可逆转地倒向“统一集权”一方，杨坚和他的支持者们通过这场艰苦的内部考验，证明了自己是更有能力承载这一历史趋势的力量，而隋朝的建立，通过平定割据势力，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后来的唐朝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