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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581 年，宇文阐将帝位禅让给杨坚，杨坚随后登基，结束了北周的统治，开启了隋朝的新纪元，然而，这出精心排演的戏剧，并未随着新皇登基的钟鼓乐声而落幕，相反一道更加隐秘而沉重的幕布随之拉开：不久后，年仅九岁的宇文阐，在长安城被一杯毒酒结束了生命，这一在官方史书中被轻描淡写的事件，如同一个冰冷的注脚，揭示了中国政治转型期中，权力合法性建构过程中无法抹去的暴力底色。
禅让仪式虽能转移“天命”的象征性归属，却难以自动斩断前朝法统在人们观念中残留的根系，宇文阐的肉身存活，本身便是一个持续的政治符号，只要其活着，即便被幽禁于深宫一隅，依旧是北周政体的合法继承人，是前朝法统鲜活的物证，在承平岁月，这或许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怀旧，但当新朝遭遇统治危机、出现权力真空或内部叛乱时，这个活着的符号便可能迅速被反对势力点燃，成为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政治旗帜，那些对杨坚统治不满的北周旧臣，以及在权力再分配中失意的贵族，皆可将宇文阐之名，作为聚拢力量的借口，所以，他的存在宛如一个潜在的政治黑洞，随时可能吞噬新建的秩序。
因此，从新兴统治集团的理性计算来看，彻底清除这个不确定性之源，是一种成本最低、一劳永逸的风险管控，进一步而言，宇文阐之死也是对关陇集团内部复杂忠诚度的一次测试，杨坚的天下并非在真空中打下，而是依托以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后裔，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的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与宇文皇室有着世代联姻，或深厚的袍泽之谊，他们支持杨坚，更多是出于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权衡，而非对宇文氏的彻底背离，宇文阐活着，就意味着这种双重忠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新皇帝需要一种绝对且排他的忠诚。
所以，处死宇文阐，等于迫使所有前朝旧臣进行一次最终的、毫无退路的政治站队，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旧的契约已被鲜血浸染，再无回头之路，任何对宇文氏的怀念或同情，在此刻都将被视为对新政权的直接背叛，这种决绝之姿，强行斩断了官僚贵族们与过去的情感和政治纽带，迫使他们将自身命运，与隋朝这个崭新的容器紧紧绑定，这是一场借助极端暴力完成的组织净化行动，旨在消除集团内部任何潜在的离心倾向。而纵观隋代周，更像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政变”的扩大版，其权力过渡相对平稳迅速，但也正因如此，前朝的政治遗产和潜在影响力，未能被彻底清算。
杨坚以“受禅”之名夺得政权，这本身就让他与前朝法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杨坚无法像对待一个被彻底武力征服的外族政权那样，完全将宇文氏视为敌对势力进行处理，这种“禅让”模式下的特殊性，反而加剧了处理前朝皇裔的复杂性为了终结这种暧昧，确立新朝法统的独立性与唯一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物理上终结旧法统的象征，宇文阐之死，因而可被视作一种为加速政治体系洗牌进程，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当然，隋初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脆弱性，在历史上有所体现，尽管杨坚及其团队在舆论上极力宣扬天命所归与人心所向，并采取了如三省六部制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但隋朝在建立之初，仍面临合法性基础的挑战，所以杨坚继位不久后，隋朝就开始完善法律制定如《开皇律》的颁布，也体现了隋朝在合法性构建上的努力和成果。
之后，杨坚在废长立幼的决策中，展现了其对权力的深刻掌控和政治智慧，这一决策并非仅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基于对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深思熟虑，包括对嫡长子制的式微、权力重构、以及对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间权力博弈的应对，杨坚的嫡次子杨广的上位，反映了杨坚对继承人能力，以及与政治环境适应性的重视，还有对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长远考量，他们需要用最决绝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初始合法性的不足，因此，宇文阐宇文阐的悄然逝去，如同一滴落入历史长河的墨汁，迅速扩散与淡化，最终在宏大的叙事中几乎不见痕迹。最终，隋朝以此方式，为其后彪炳史册“开皇之治，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却也在一开始，就给这个看似焕然一新的帝国肌体，注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源自权力原罪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