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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年）竟然产生了两位状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事情要从翰林学士刘三吾说起。刘三吾担任主考官时，将江西人宋琮列为会试第一，在随后的廷试中，福建人陈䢿又被列为第一，金榜内无一北方人，便有流言指称刘三吾是南方人，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听闻后非常气愤，另派翰林院官员张信主持复查试卷，要求在下第试卷中挑选优秀者进呈。张信阅卷后，认为落榜的试卷确实不佳，却又有谣言说张信是故意进呈劣卷，朱元璋当然就更加气愤了，下令将这次的考官全部治罪。六月又举行了一次廷试，由朱元璋亲自策问，重新拔擢了六十一名进士，皆为北方人。因此，洪武三十年共发两榜，后人称之为“南北榜”或“春夏榜”。
元末丧乱之时，朱元璋的武将谋臣主要来自淮西与浙东，朱元璋从故乡凤阳向外扩展，支持他的多是居住在江南一带的地主，因此开国初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须仰赖南方供给养分。在驱逐北方元朝的旧势力后，朱元璋有意将明朝从“南人政权”转变为“统一政权”，这意味着他必须扭转朝廷重南轻北的态势。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告诉御史台（后改制为都察院）官员：“元朝任用官员，只重视蒙古人，忽略中原的士人，汉人不能担任御史，岂有公道可言？朕任用官员，是依据他的才能，没有南北分别。”大约同一时期，他还建立了“南北更调”制度，下令吏部铨选官员时，安排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绝对不允许官员假冒乡贯（原乡居住地）逃避调遣。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元璋在谨身殿与翰林学士讨论治民之道，与他对谈的正是南榜事件的主考官刘三吾，当时刘三吾说：“南北风俗不同，南方适合用德行感化，北方适合用暴力制服。”朱元璋答道：“地有分南北，民则无二心，帝王应该一视同仁，为何要互相分化呢？”此语令刘三吾羞愧得无话可说。朱元璋的种种举措，说明他试图拉近南北差距，从这样的角度剖析“南北榜案”发生的契机，或许可以看作是朱元璋笼络北方士人的一种策略。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仁宗朱高炽（1378─1425）在奉天门召见内阁大学士杨士奇（1365─1444），询问他科举的弊端应如何改进。杨士奇建议科举应兼取南北士，在会试试卷外标明南、北，每一百人中，取南方六十人、北方四十人。仁宗认为北方人的学问虽不及南方，但若中式的机会增加，便可以激发北方人的向学风气，所以他相当赞成这项建议。
此时国都已北迁，更须倚重北方人，杨士奇的区域配额构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朱元璋的遗志，南北分卷制度遂于下一届科举开始实施。
要探讨科举名额的区域均衡，则不得不从乡试“解额”谈起。解额制度源自宋代，因宋代科举的第一级考试称为“解试”，故“解额”即为解试的录取名额，各地皆有定数，明清时代仍沿袭此称。洪武三年（1370年），开国第一科预计取五百一十人，但若某地人才特别多，可不必拘泥于额数。最终此次乡试只取了一百二十人，而朱元璋不拘额数的但书，反而成为明代初期科举的定制，洪武朝与永乐朝的乡试皆不拘额数，直至会试南北分卷的制度确立后，解额制度才随之恢复。
明代初期不拘额数的背景是王朝建立伊始，迫切需要招揽人才，随着政权日趋稳定，人才过剩的问题亦逐渐浮现。仁宗召见杨士奇商议科举改革，先定南北分卷之制，又命礼部、翰林院重新定议解额，但他在位不足一年就驾崩了，继位的宣宗朱瞻基（1398─1435）接续未完的改革。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翰林院议奏调整各地名额如下：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八十人，北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带）与江西各五十人，浙江与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广与广东各四十人，河南与四川各三十五人，陕西、山西与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与交趾各十人，共计五百五十人，至于贵州则尚未开科，考生须赴湖广就试。宣宗同意了这项调整，并重申南北分卷之制，说道：“南方士人取十之六，北方士人取十之四。”
解额制重新确立后，某些年份会因应政策或回应地方需求，提供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增额。例如，江西解额本为九十五名，但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乡试无法顺利举行，因此嘉靖元年（1522年）并取一百九十名，以补前次缺额。为了强化边区的管理，云贵地区也数度小幅增额，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更成功争取开科，于两年后获得独立的名额。
正德五年（1510年）另有一次特别增额，原因是内阁大学士焦芳（1435─1517）的儿子没有考中举人，焦芳便向太监刘瑾教唆道：“乡试解额南方太多，北方太少，原因是杨士奇偏袒乡里。”焦芳更以“陕西面积半天下”为由，提议应将陕西解额增为一百名，既徇一己之私，又讨好陕西籍的刘瑾。礼部迫于政治压力，同意部分地区增额，但随着刘瑾集团垮台，此次增额很快被废止了。
此外，尚有许多小幅增额，无法尽言。至于全国性的重大调整则有四次，分别为正统六年（1441年）、景泰七年（1456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及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统六年的解额数从宣德年间的五百五十名增至七百六十名，是因明初“学官考课法”的考核评判标准是依据儒学教官任期内有多少生员中举来定夺，而乡试的录取制度从不拘额数到定额，对这些儒学教官有极大的影响。考课法仍依循洪武朝的旧制，致使许多儒学教官不但不能升迁，还可能遭到罚俸充军。为了疏解政策与教官升迁之间的矛盾，礼部于正统五年（1440年）议请增加乡试、会试的名额，获得英宗朱祁镇（1427─1464）的同意，并于翌年实施。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北征蒙古瓦剌部，惨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继位的代宗朱祁钰（1428─1457）下令：“今后解额仍依照永乐年间，不拘额数多寡，务必将人才都选拔进来。”不拘额数的目的，可能是有意在这段非常时期笼络士人，但破坏制度的结果就是人员冗余，很快便有官员建议恢复解额制。可是代宗才承诺今后不拘额数，朝令夕改亦有失体统，于是请礼部斟酌调整政策，礼部尚书胡濙在景泰四年（1453年）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即各地可在规定的解额上增额，但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名。
胡濙的方案计划在景泰七年（1456年）实施，但景泰六年（1455年）时，礼科给事中（监督礼部的官员）张宁提出异议，认为解额不该普遍增额二十名，而应依照各地的人文水平进行调整。他的意见被礼部采纳，因此南、北直隶各增额三十五名，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各增额三十名，云南只增额十名，总额提升至一千一百四十五名。
景泰七年（1456年）的增额幅度逾百分之一百五十，是明代解额变动最大的一次。合理的增额有利于维系明代科举制度的稳定，此后一百五十余年内，解额的数量只有局部的小变动，如焦芳与刘瑾虽一度将陕西、河南等地大幅增额，但只影响正德五年（1510年）的解额，随即又恢复原额，直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才又有全国性的调整。经过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明代的人口快速增加，参与科举的人数比起明初增加一倍有余。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额的契机是朝廷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分别同意辽东、陕西增额，于是各地亦纷纷锲而不舍地请求援例增额。礼部终于为此提请云南、贵州各增额两名，广西增额三名，南、北直隶各增额十名，其余地区各增额五名，神宗朱翊钧（1563─1620）不但同意这项调整，另准南直隶、浙江再增加名额，总额为一千两百九十二名。最后一次全国性增额是在崇祯十五年，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处于覆灭前夕，各地勉强举行乡试，仍选拔了四百余名进士，但这些人在朝为官的日子已所剩无几。
检阅表一“明代部分时期乡试解额表”，可以得知解额最多的是南、北直隶，这是由于两京设有国子监，来自各地的监生可以不受乡贯限制，就近参加乡试，而两京会保留一部分解额给监生。以万历十三年（1585年）为例，南、北直隶的一百三十五名解额中有一百名供本地考生，五名专给儒士、各衙门书算等杂流官吏，余三十名为监生专属，此便是前文提及的皿字号卷。皿字号卷也使得竞争激烈地区的考生多了一个在异地中举的机会，朝中大臣曾数度对皿字号卷的公平性展开议论，隆庆元年（1567年）曾一度废止，引起监生群起抗议，至隆庆四年（1570年）才又恢复。另有官员建议皿字号卷也仿会试南北分卷，按比例分配名额，但流程过于烦琐，朝廷并未采纳。
表一 明代部分时期乡试解额表
资料来源：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乡试的竞争程度虽各地不一，但朝廷解额多寡的规划是以“三十取一”的比例作为基准，所以乡试的录取率约介于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之间。那么会试的录取情况又是如何呢？宋元时代通过解试（乡试）的考生，若省试（会试）落榜，下次科举仍要从头考起。而明代会试下第，已具备任官资格，下次科举也只需参加会试。弘治元年（1488年），大学士刘吉（1427─1493）听说有个老举人嘲讽他不怕弹劾，是个耐弹的“刘棉花”，刘吉气得上奏：“举人、监生三次不中者，不许再参加会试。”朝廷协调后将对象改成四次不中者，但这条政令随着刘吉失势而告止，并未真正执行。
洪武三年规定会试的录取人数为一百名，但变动幅度极大。正统五年录取增额至一百五十名，成化年间后，则以三百名为基准，各年略有增减。会试的竞争对手不只有同年考生，还有前几次落榜的考生，其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较乡试容易考取。明清时人遂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语，仿佛考中举人的价值比考中进士更高。
影响会试录取的因素，不仅有应考人数，区域名额的分配也是一大关键。杨士奇初步的构想是分为南、北两卷，以“南六北四”的比例选拔考生。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实施时，又做了更细致的调整，西南地区与南直隶的部分府州被划入中卷，中卷录取比例为百分之十，即将南、北卷各退百分之五所得。
南北分卷为原本处于劣势的北方士子提供了保障，虽然在非常时期的景泰初年曾一度中断，但户科给事中李侃仍上疏建议：“今后取士虽然解额可以不拘，但南北分卷依然不可改动。”李侃是北方人，为乡里请命的心态可谓昭然若揭。
此后，中卷的比例还有两次异动：一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来自四川的礼部尚书周洪谟受四川布政使潘稹的请托，将南、北卷各减两名，以益中卷，至弘治二年（1489年）恢复旧制；二是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要求陕西、河南等地乡试增额，连带影响会试的区域分配，中卷遂被废止，四川并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卷比例为五五均分。只是刘瑾集团在正德五年瓦解，这次调整并未落实。中卷的两次异动皆在权臣失势后告终，未对区域分配造成重大影响。
明末儒学家顾炎武认为南北分卷是调停之术，而非选拔人才的方法，因为北方经过明初丧乱，教育程度早已不及南方，他以自身的读书经验为例，说道：
我幼时读“四书”和本经，读的是有各家注疏的版本，后来看到愚昧的教师与拙劣的学生希望速成，抹删许多注疏，至于北方则有完全不读注疏的。若要求他们如古代的学者，参考各家的注疏，进而融会各学说的长短，给他们数百年的时间，恐怕也出不了一个这样的人。北方人连《十三经注疏》是什么书都不知道，偶尔看到他们的“五经”刻本，充斥着许多脱漏字，竟不能辨别。这就是精良的古书不会流传到北方，而蔡清、林希元等经学大家皆来自南方的原因。
顾炎武的感叹，无疑印证了乡试与会试的配额制度对北方人录取比例的保障，对于区域均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因北方地区中式机会较高，屡屡有江西、浙江等竞争激烈地区的考生假冒乡贯，前往北直隶应试。
大概介绍过乡试解额与会试南北分卷后，可以得知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南方地区的中式名额，以保持区域平衡。但综观明代进士数量，会发现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仍然是最多的，其中南直隶又以苏州为最，约占南直隶的四分之一。江南地区善于举业的原因，不外乎商品经济发达，累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聘请塾师、督课子弟，并且江南教育风气兴盛，书院与学校众多，也形成了良好的就学条件。最后，便以介绍盛产状元的苏州作结吧！
松江（今上海）文人何良俊曾将家乡与苏州做比较，说道：“我们松江与苏州连壤，人才培育也相差不远。但是苏州士人有一种风气，大概是前辈喜爱提携后进，而后辈也推崇前辈。听闻一件好事，则赞美称道，详细记载下来，所以苏州的文献充足可信。而我们松江则没有这种风气，前辈的美事都被湮没不传了。”何良俊此语的重点是称许苏州的文献丰富，却无意间透露了苏州人提携后进的风气。
湖南文人陈洪谟在笔记《治世余闻》里写到一句话：“弘治九年（1496年）春天，我到京师参加会试，盛传今年状元仍然是苏州人。”他会这么说，是因为前一科的状元毛澄为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而与陈洪谟同科的状元朱希周（1473—1557）也来自昆山县，便有谣言称某人泄题于朱希周，才使其廷试制策获得佳绩。
难道苏州人特别容易高中状元吗？似乎真有这么一回事。苏州自隋唐时代开科以来就常出状元，明代出了八位文状元，清代更是达到了二十八位，皆为全国之最。清代晚期江苏文人钱泳曾说：“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而状元尤多于榜眼、探花。”“鼎甲”是第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的总称，钱泳此语说明苏州不只状元多，榜眼、探花也不少。
清代初期，有一位名为汪琬的官员在翰林院与同僚相聚，在场的官员纷纷自夸家乡的土产，只有来自苏州的汪琬不发一语，因为苏州是商品流通的市镇，土产并不是特别出名，便有一位官员揶揄道：“苏州是有名的地方，汪公您是苏州人，怎么不给我们讲讲苏州的特产呢？”汪琬说：“苏州的特产不多，只有两种。”这么一说，大家反倒好奇了，便问是哪两种。汪琬回答道：“第一是梨园子弟。”听到这样不入流的答案，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大笑，又问另一样是什么呢。沉默的汪琬接着说：“状元！”大家才知道被摆了一道，自讨没趣，悻悻散去。
汪琬机智应答的故事在文人群体中传颂，后来康乾年间的江苏文人龚炜补充道：“我们苏州府曾经下辖七县一州，开国以来的状元，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孙承恩，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张书勋，已经有十六人，前人说状元是苏州土产，真的是有道理。”
苏州人也往往以乡里多状元自夸，便有人酸溜溜地说道：“苏州出状元，犹如河间出太监、绍兴出惰民、江西出剃头师、句容出剔脚匠，物以类聚，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此处的太监泛指宫中侍奉皇家的阉人，而惰民是指备受歧视的贱民，剃头师则是指清代执行剃发令后，四处招人剃头的行当，至于剔脚匠是指专门修剪趾甲、脚皮的匠人。这些都是因地缘关系兴起的职业，且地位低贱，此人故意把他们与状元并为一谈，颇有挖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