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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统计，明代家世背景可考究的进士共六千余名，其中有一半是平民出身，可见科举确实是一条通往成功的阶梯，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流动，微寒的家族非常有机会经由科举向上爬升。但考中科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语有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其著作《科举》中，把科举形容成地狱，倒也十分贴切。学子们过着清贫困顿的生活，埋首于书册中，只求能够在科举中出人头地。
晚明曾有读书人写了一篇《不第赋》，抒发四十岁还未中式的哀怨心情，最后还不忘勉励自己：“前程事，暗如漆，塞翁失马休嗟怨。且莫埋怨，埋头对着圣贤，科场门终不掩。且与乌有先生讲一篇，纵使铁鞋难破踏，到手不为难。”清初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笔下的范进，五十四岁才中举人，听闻消息，竟然一跤跌倒，喜极而疯。这固然是小说家的夸张笔法，但多少也反映了读书人的殷殷期盼。
科举的实施，也深刻地影响了士子的生活作息。宋代的程朱理学家们总是想把握时间读书，对于睡觉有着不得不睡的抗拒态度，希望能晚睡早起，他们认为，不让自己多睡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一种实践。而明代将程朱理学视为正统，所以明代初期也维持这样的基调，士人们牺牲睡眠，点着蜡烛在夜间读书到一二更，似乎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朱元璋还曾褒奖一位为了读书而少睡的学者焦伯诚。
到了明代中期，读书人便有愈来愈晚就寝，甚至通宵读书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工商业较为发达，百姓们白天务农，晚上还可以从事手工业，所以认为到了三更（子时，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才真正算晚；另一方面，因为参加科举的人愈来愈多，录取的概率相对变低，压力也就愈来愈大，所以士人们自然更想拼命读书了。谢肇淛曾在笔记《五杂组》中写道：
晚上读书不可以超过子时，因为那是血液回归心脏的时间，一旦不睡觉，则会造成血液损耗而生病。我看到有人辛勤读书，甚至整夜不睡觉而导致吐血，都觉得可笑。古代的人读书是为了明白儒家的义理，后来的人读书也是为了求得知识，现在的人读书不过是为了科举，身体反而因此受到伤害，难道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庄子》里面有一则故事：“有两个奴仆外出放羊，最后羊都溜光了。问他们怎么会这样，原来一个趁机在看书，而另一个在游戏。”虽然做的事情不同，却导致相同的结果，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吧！
可见明代中期为了科举而读书至三更以后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谢肇淛借《庄子》的寓言，感叹一样都是读书，古人不伤身，明代的读书人却因此赔了身体健康。
但不是所有熬夜的读书人都是为了举业，明代后期流行阳明学，学者们自有一套养身的理论，他们认为做事只要顺着良知就可以了，对睡眠抱持着较为随性的态度。至于一些本来就不把举业当作目标的读书人，也就没有那种非得与睡眠抗争的焦虑感，夜间要读书或从事各种娱乐活动，随意改变睡眠习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情趣。纨绔子弟的日常作息经常是鸡鸣就寝，日中始醒。有一位名为莫是龙的书画家，也偏好在夜晚创作艺术。
熬夜苦读也好，顺应良知也罢。从童蒙教育到官学教育，学子肩负家族与师长的期许，费尽心血究竟是结出硕果，抑或化为泡影，全凭他在科场上的表现了。那么科举究竟要考些什么呢？
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初九第一次在各行省举办乡试，三天考一场，共考三场。考试的科目改良自前朝的科举制度，第一场考一道“四书”的义理，及两道本经的义理；第二场考一道议论；第三场考一道时务策。通过笔试的士子，十天后还要参加面试，即测验“五事”，观察骑马是否敏捷、射箭是否准确、书法是否端正、算术是否精通、判案是否公道。洪武十七年（1384年）复办科举后，还是维持着三场分别测验义理、议论、策问的形式，只是每场的题目数量略为增加，最大的不同是废除了术科项目，使士子准备的重心集中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上。
直至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科举才恢复了几个术科项目。崇祯十二年（1639年），思宗朱由检（1611—1644）决定测验跑步射箭、骑马射箭两科。
乡试高中者，称为“举人”，次年二月至京师参加会试，考试的内容与乡试相同。又中式者，称为“贡士”（明清时代的文人普遍尊称举人为贡士，而非专指会试的中式者），几乎等同于取得进士资格了。会有这种待遇，还要从宋代说起。宋代有一个名为张元的考生，因廷试下第，竟投奔西夏，成为宋朝大患。为避免再有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宋朝改变了廷试的淘汰制度，除了触犯皇帝名讳、文理不通者，基本上不黜落考生，只重新拟定名次。
明代也依循这样的传统，只有少数考生通过会试后未参与廷试而不能成为进士，此种情况称为“告殿”，可能的因素有罹患疾病、奔丧、躲避政敌等，但这些考生仍可在之后的廷试进行补试。三月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只考一道策问，重新排定贡士的名次。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据《明史·选举志二》及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补充制图
明王朝幅员广袤，会试与廷试既在京师举行，各地的举人免不了一趟远行。自宋代起，距离京师较远的地区，官方会给予赶考的举人“公券”，自启程至还乡，费用均由公家给付。明清时代的举人考进士，官方也会提供赴考旅费，记录典章制度的《大明会典》写道：“当考中乡试，身份成为举人，出示官方的凭据，官方应当给付路途的津贴，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可是该补助有多少，就没有明说了。清代的《大清会典》记载得较为详细，如安徽、广东皆为二十两；孤悬海外的广东琼州府（今海南岛）可再多领十两；甘肃虽然也很远，却只补助五两；同样位属边陲的云南、贵州除补助三两之外，再借一匹驿马。由此推测路费津贴应是依路程远近，以及地方财政状况调整，明代可能亦为如此。
出借云南、贵州、四川等边远地区的举人驿马，并非清代始创的制度，其实在宋代就已实施。明代官方则给予考生一种准许在驿站食宿及使用车马的凭证，称为“邮符”。但往返皆补助的政策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有了改变，兵部尚书杨嗣昌施行了一项新政，即会试没中的考生，回程不再给予其邮符，这造成一些考生流离不能回乡，甚至有在异乡自杀者。当时在翰林院任官的杨士聪感慨道：“祖宗延续下来的法度，难道就因为杨嗣昌而废除？节省了一点钱，而失去了士子对朝廷的恩心，也失去了远方的民心，这不是一个好政策。”
明代中式的举人若无故不参加会试，会被礼部充为吏员，因此对考生而言，上京赶考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担。观察杨士聪的一席话，可知官方的路费补贴对于考生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足的旅费又该怎么补凑呢？宗族中往往有一部分产业是作为兴学之用，称为“义庄”（义田），有宗族支持的考生便可从中取得奖助学金及旅费。乡里间的士绅也会与地方政府合作置产，提供利息给考生使用，士子参加乡试前，地方官设宴款待的活动称为“宾兴”，所以这类组织泛称为“宾兴庄”。另有一种名为“合会”的私人组织，为考生入学、筹措旅费等提供经济上的互助。
在各大城市中，同乡人士为凝聚地缘意识而设立的场所称为“会馆”，其可作为招待同乡聚会或推广商务之用。明代永乐年间，就有官员在京师成立会馆，但明代的会馆大多是在京同乡仕宦的聚乐场所，一般的同乡人士反而不能使用。至清代初期，才开始有专为原乡考生提供住宿的会馆，如安徽歙县会馆于乾隆六年（1741年）制定的规约写道：“本会馆的创立，是专门为了举人上京赶考之用，其他的贸易商人自行寻找寓所，不得在会馆居住及停放货物，以免会馆失去设立的本意。”会馆既为帮助考生而设，嗣后考生高中，自然也会有所回馈。
至此已知考生的旅费筹措途径与京城的投宿场所，那上京赶考的旅途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清代初期有一位名为王士禛的山东考生，他回忆年少时与长兄一同赶考，沿路在酒楼、驿站留下不少优美的诗文，那些比他们晚到京师的考生，口里朗诵的竟是他们当时所写的诗句，令他觉得不可思议。
像王士禛这样自在的考生毕竟是少数，或许是因为前程未卜，考生的心情多了分忐忑，即使沿途风光旖旎，也没有半点玩兴。记录上京旅途见闻的作品并不多，其中最为翔实的是清代中期广东文人林伯桐所著的《公车见闻录》。他在书中介绍了上京路线及其对应的交通工具，并详细列出了应当携带的用具与各种注意事项。如此难得的旅行指南，在考生间广泛流传，该书被修订刊行，成为上京赶考不可不读的宝典。
林伯桐说，凡是要北上者，建议寻找个性接近，且能够信赖的人结伴同行，称为“约帮”，如此既能互相照应，又可排遣寂寞；但人数太多反而容易产生意见分歧，所以他认为同行人数以二至四人为最佳。林伯桐来自广东，上京路线的选择不少，常见的有五种，最快约需七十天，慢则需耗费九十天，有的路线要花费精力辗转舟车，有的路线景色单调。他分析了各路线的优缺点，提供给考生选择，并介绍沿途各地的美食名产，让考生在劳顿之余，还可以品尝佳肴、调养身心。
交通工具方面，雇船应当先注意船身是否完好、船舱空间是否清洁，然后在船票上写明价钱及船员人数，要求船家不得私运货品，以免耽搁时间。为避免船家中途卷款，船费不宜一次付清，交付头款后，其余称为“包封”，航行至某处后再分次交纳。江南有句谚语：“摇船三样手，神仙、老虎、狗。”意思是说船家屈身拉船时像条狗，撑篙时使力高呼像只老虎，扬帆时则如同神仙般静坐享受。船家为省力，会优先扬帆行船。考生若害怕也可加价“包帆”，让船家始终不扬帆。
至于雇车，应当注意牲口是否健壮、车轮是否坚固，车票上写明每日行走路线，付费方式亦如雇船，分次交付包封。到站前数十里，宜先派人前往旅店打点住宿事宜，称为“打店”，以免到站时天色已晚，致使旅店难觅。到达旅店后，预先算好今日住宿费用，次日食用早点后，便可以快速展开旅途。
转换交通工具时，应清点行李数量，并注意封条是否完好，其间可能会遇到有意敲诈的中介前来搭讪，应当婉拒他们的生意。途经关口，官员查问，务必配合，据实以答。若船上的旗杆悬挂有“奉旨会试”的旗子，查验的吏员知晓旅行目的后，通常不会为难考生。当然，考生在出发前就得告知随行同伴绝对不可以携带私盐、违禁品与窝藏人犯。除了交通信息外，林伯桐还贴心地列出衣物、棉被、书籍、药品等必需品清单，并提醒考生携带的文具用品宜选择轻便耐用的，粮食应预先分装，途中拿取较为方便。捆绑行李多需绳索，最好出发前多带几条，因为北方绳索价格不菲。
林伯桐旅途的终点是北京的广州会馆，到达会馆后，会馆内有专员接待，协助考生前往礼部官署处理报到事宜。以上所说的是清代中期的旅途状况，《公车见闻录》中有些是清代特有的现象，如前文已说明会馆的性质在清代转变为专为考生而设，又如林伯桐说到站若早，就有时间剃头，这是清代有“剃发令”的关系。林伯桐还提到旅途中切勿携带鸦片，因为在清初已有吸食鸦片的风气，至雍正年间，鸦片被视为违禁品。除了这些，书中其他部分所述与明代上京赶考的过程是相当接近的。
嘉靖年间的官员陆深在家书中提醒儿子赴考的注意事项，其中也有类似的叮咛。他建议在上海的儿子可与塾师之子结伴同船，经由水路前往南京考场，又说：“今年八月近寒，须防风信，在试场中穿得过暖也无妨。要带好水、梨、蜜、姜。用笔须先试过，称手才济事，多带亦无益。”
吴中四才子（俗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1470─1523）考完乡试后，巧遇一位名为徐经的富家子弟，两人十分投缘，且都要上京参加会试，遂结伴搭船同行。这些例子都是约帮，而选择走水路，可能不是偶然，俗谚云：“南船北马。”生活在江南水乡的考生，比起颠簸的马车，更乐于搭船。
只是结伴而行，择友必须格外谨慎。唐寅到京城后，不小心把徐经有意贿赂考官的事情泄露出去，以致两人皆被严惩，断送了仕途。另有一则故事，是两个看似友好的考生在试前合宿，其中一人竟趁对方熟睡后，将他的毛笔啃秃。隔天应试时，那人拔开笔盖，发现毛笔濯濯如童山，左邻右舍当然也不肯借笔资敌，他只好拔草来写。传说“秃笔生”本来哭着要弃卷，但哭累睡着，梦见神灵帮忙，最终还是考取了第一名，“拔毛生”反而榜上无名。这虽是虚构的故事，但推测其创作的背景，或许是要提醒考生注意身边居心不良之人。
关于沿路的住宿场所，林伯桐以旅店为主，至于经费有限的考生则是借宿于一般民家或是佛寺、道观。有关考生借宿，还有不少民间故事流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的榜眼景清赴省城考乡试，途中借宿一户民家，这家主人的女儿一直被妖怪附身，景清一来访，妖怪就不见了，后来女儿告诉父亲：“妖怪是在躲避景秀才。”主人听闻后，赶紧将景清追回来，景清便写了一幅字“景清在此”，让主人贴在门上，妖怪从此就绝迹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甲辰科的状元邢宽在赶考途中遭遇风雪，暂避于民舍，看到民家有一册《孝经》，便拿起来捧读，据说那年廷试的题目正是出自《孝经》，所以邢宽答得特别好，幸运地高中状元。景泰五年（1454年）有一位名为孙贤的考生回忆起他赶考时曾投宿民家，主人摆出一桌佳肴热情地款待他，似乎是早已备好，孙贤觉得可疑，询问主人当天是否有其他宴会，主人答道：“我昨天梦到状元来访，所以准备了酒席。今天您来了，相信这个梦不会错了！”孙贤听罢，心中窃喜，后来果真状元及第。这些故事可能都是后来附会的，尤其邢宽、孙贤被拔擢为状元，不是因为他们考试成绩好，而是与他们的名字有关系，后文还会谈到这件事，在此先卖个关子，但仍可由此推知，赶考借宿于民家是普遍存在的情形。
通过以上考察，大致可知明清时代士子赶考途中的各种状况。正所谓知易行难，即便熟读了旅游指南、路程图引，若没有实际走一遭，恐怕也不能体会上京的艰辛。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但为了赶赴二月的会试，又必须得在寒冬中赶路，还没到京师，壮志已磨去一截。沿途中更有许多意外是书中没有记载的，诸如盗贼打劫、流民阻挠，以及各种勒索与诈骗，轻则错过会试，重则性命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