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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明代的任官途径时，曾提及有少数“充场儒士”不必就读官学就能考科举，但多数童生仍须通过“童子试”（童试）取得生员资格，进入地方官学就读，才能更进一步考科举。
童试俨然是小规模的科举，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道关卡，有些学子在此阶段就屡屡受挫，终其一生未能参加科举。不过在明代中期，官衔和考试资格都可以用钱买得，童生只要花费几两银子便可以参加院试，没有钱寻求知名人士引荐的童生则不容易被录取。湖州府长兴县（今浙江湖州长兴）的生员曾作一首讽刺诗：“湖州有一舅，乌程添一秀。”暗指某生倚靠妻舅的权势入学，所以当时的读书人将府试称为“府关”，有幸通过这关，要成为生员就像拔草一样简单了。
自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天下设立学校起，地方官学的建置在洪武朝已趋于完备。各个地方官学招收的生员额数有定，而生员又依学问高下分为若干种：在正额内录取的生员，每月可以领取官府发放的廪食，称为“廪膳生员”（廪生）；额外增收的生员称为“增广生员”（增生），虽然没有廪食可领，但可以递补廪生缺额；后来愈收愈多，增生之外，又再增取的生员称为“附学生员”（附生）；附生之后，还有青衣生、社学生（发社）等名目。
绍兴府府学图，出自《康熙会稽县志》
虽然正额有限，但为了笼络士子的心，正额之外的生员则没有定额。成化年间的礼部尚书姚夔（1414—1473）曾经想管控生员数量，结果引起读书人的不满，京师有首歌谣唱道“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就是反对生员须像和尚领取度牒一样，由朝廷制定总额。据明末清初儒学家顾炎武（1613─1682）估计，明代晚期全国的生员约有五十万人，占总人口数的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五，数量十分可观。其实在明代初期，生员不但可领取廪食，还可减免徭役，但随着增设学校，滥收学生，才出现如此繁复的生员名目。所以朝廷亦设立淘汰机制，廪生入学六年以上、增生入学十年以上仍不通文理的，就要被罚充为吏员，其余则会被革黜为民。
地方官学虽然属同一层级，但教官的名称与俸禄仍有些差异：府学教官称为“教授”（从九品），州学教官称为“学正”（未入流）
，县学教官称为“教谕”（未入流），而每个官学都有辅佐教官的“训导”。现代教育制度有训导主任、大学教授的称呼，大约是古代制度的遗绪。明初的儒学教官大多由地方上征召的儒士担任，先试职三年，有功才实授官职。科举制度稳定实施后，教官则多由会试落第的举人担任，他们虽然教书，但不放弃准备科举，因为儒学教官是品卑俸薄的工作，他们总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更上一层楼。
地方儒学教官中，府学教授是流官中最低的从九品，月俸米五石，而州县学教官属于未入流的杂职官，礼部官员认为应当重视教育，特别制定他们的俸禄，州学学正月俸米二石五斗、县学教谕月俸米二石、府州县训导月俸米二石。然而，许多未入流的杂官月俸米有三石，相较之下，州县学教官与训导的俸禄并没有更高。所以教官主要的收入是来自生员接济，在学生多的地方，便能够过上不错的生活，一位晚明教谕王辅说：“别说教官贫困，我担任沛县教谕所积累的俸禄，以及生员的馈赠，也有六百金。”
朱元璋设立学校的目的，是延揽学者讲授伦理与圣人之道，教化人民的德行，渐渐摈除元代遗留的恶习，恢复传统礼俗。当学校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渠道时，教育宗旨难免被扭曲，由于德行难以作为评判的标准，学校多用读书、作文、写字等学业来考核学生，出题的范围也局限在传统经典。制式化的教学方式使儒学教育流于形式，教官虽贵为师长，却汲汲营营，缺乏教学热忱。
官学学生要修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且选择“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中的一经作为专门的研读学科，称为“本经”。学生每日清晨至教室向教官行礼，开始一天的课业。教官的授课教材包括四书五经、《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等儒家经典，不过“四书”中的《孟子》因为带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被特别删减过，删掉的部分科举不考，学子也不可读。至于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著作，则由于内容“狡诈”，不鼓励阅读。
教官授课之余，学生每日要临摹名人法帖五百个字，学习九章算术之法，还须熟读《大诰》（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刑典）与各种经史、律诰、礼仪，这是朱元璋钦定的必考题。每月的初一与十五是练习射箭的日子，学生两人为一组，各携带四支箭矢，射距初为三十步，最多加至九十步，射中的人可饮酒三爵。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在各个官学的明伦堂左侧放置一块卧碑，上面刻着十二条官学的规矩，诸如尊敬师长、孝顺父母、求学不得懈惰、勿干预政事、莫轻起讼端等，告知生员在校规范。
生员一心追求举业，但想参加科举也得先经过考核。正统元年（1436年）起，各布政使司（省级的民政机构）下设有“提督学校官”
，专门监督地方儒学教育。提学官不仅检视教官的教学成效，还须照顾环境，若殿堂斋房有损坏，便要招募工匠来修缮。有句谣谚说：“提学来，十字街头无秀才。提学去，满城群彦皆沉醉。”这是指本来在外无所事事的生员知道提学官来了，纷纷回到学校装模作样，待提学官离去后便故态复萌。
可见提学官的主要任务是考核生员，在三年任内要对生员进行两项考核。第一项为“岁考”，除了患重病或父母丧者免试，其余生员都须参加。岁考成绩分为六等，名列第一等可以升级，即补廪生或增生的缺额，并获赏赐。而名列第二等也获赏，第三等不赏不罚，第四等受训诫，第五等要降一级，即廪生降为增生，增生降为附生，照此类推。若名列第六等，则处罚挑粪桶，然后革黜为民。第二项考核为“科考”，科考名列前两等者称为“科举生员”，取得乡试资格。
依照岁考的黜陟（官职的升迁或降黜）制度，应当定期淘汰许多生员，可是这项制度并未落实。怠惰的地方官不愿亲自测试生员，有些提学官则怕远行劳苦，根本懒得巡历各地方官学，只依据地方官学上报的资料来评判，而这些资料往往又是乡里富家子弟勾结书吏所做的假资料，造成考核全盘失实。
入学多年的生员若仍学无所成，就要被充为吏员，但这样不光彩的结局绝非学子所心向，要往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其主要的途径是科举。除此之外，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起，年龄二十岁以上，资质良好、容貌端庄的生员，每年还可以参加礼部的甄选，称为“岁贡”，通过后就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
国子监的学生在明代初期备受优遇，地位如同进士，因此成为国子监生，也不失为一个向上流动的途径。
国子监古称“太学”，明代的国子监有两所，最先设立的是南京国子监。由于朱元璋将故乡凤阳立为中都，因此凤阳一度设有国子监，直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才撤除。永乐元年（1403年）起，北京才设立国子监，从此南、北两监成为定制。在国子监就读者，享有丰厚的待遇，不仅可以领取朝廷供给的米粮，皇帝会在新年时赏赐布帛、衣裳，于正旦、元宵等各节日还赏有节钱。
经由岁贡选拔进入国子监的生员称为“贡监生”（贡生），复试后再依学力高下分入六堂（相当于六层阶级）读书，如果考试不中，不仅自身要受罚，原乡的儒学教官也要被罚俸。洪武十八年（1385年），礼部上奏要将考试不中的贡监生罚充为吏，朱元璋没有同意，宽容地答复道：“人的资质有高下之分，所以学习的成效也有快慢之别，还是让他们回去国子监继续读书，考试仍不中再处罚吧。”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曾询问国子监生是否修习骑射，监生答复不熟练，朱元璋责难道：“古代的学者，文足以治国，武足以戡乱，所以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如今天下承平，你们虽然致力研习文学，但怎么能忘记习武呢？”翌年，朱元璋命工部制作弓箭器材，下诏国子监与地方儒学每个月初一与十五都要考箭术。但这项政令在国子监未被严格遵行，过了一段时间，连练习射箭的场所都被废弃，初一、十五便成了国子监生的假日。
国子监生的作息是严谨而规律的，每个月除初一与十五休假外，其余的时间都要背书与听讲。每日须在讲诵簿上书写当日诵习的内容，并习写一幅字，每幅字的规格是十六字十六行，字体要端正，但不局限风格，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书法皆可。每三日要背书一次，每次须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不仅要熟记，还须通晓义理。每个月要作文六篇，包括本经两篇、“四书”两篇，其他奏章、判语、策论等公用文书任选两篇。监生在校时，应尊敬师长、维护环境清洁、保持衣着整齐，课堂上不可喧哗，不可擅离学校，连厨房的餐饮好坏都不许恣意评论。此外，还得轮流担任值日生，掌管人员出入状况。
国子监设祭酒（主持祭典礼仪，职位类似校长）、司业（辅助祭酒，掌儒学训导之政）各一名。另有一个名为“绳愆厅”的训导机构，其办事的官员称为“监丞”，负责管理师生秩序，凡是不打扫卫生、不遵守学规的，都会被登记在“集愆册”上，如果再犯就会被竹棍责打。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向监生们说道：
恁学生每（们）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着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朱元璋虽说的是凤阳方言，但要传达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全体师生遵守学规，若有不听从的，全家都要被连累。这般恫吓的话一点也不假，早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有个名为赵麟的监生诽谤师长，朱元璋就命人在国子监前面立了一根长竿，把赵麟的头砍下来挂在竿上。这根长竿竖立了一百二十五年，直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武宗朱厚照（1491—1521）南巡，在微服出巡时看见这根长竿，觉得很奇怪，问了左右的人才知道此为太祖枭令有罪监生之用，武宗便调皮地说道：“他们岂敢犯朕的法令？”随后他便命人拆除了。
有次朱元璋微服出巡，见到一名监生正要进酒坊，便前去与他攀谈，问监生是哪里人。监生不知眼前的人是皇帝，答道：“重庆府人。”朱元璋遂出了一道对子：“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监生应道：“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又惊又喜，再命他赋诗，监生吟道：“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与人间治不平。”这首诗是比喻自己尚未受到重用，将来必有一番作为。朱元璋心里高兴极了，付清酒钱，告别监生。隔日朱元璋召监生入谒，监生还不明所以，直到朱元璋笑着对他说：“你可记得昨日与天子喝过酒吗？”监生这才恍然大悟，惶恐请罪。朱元璋不治他的罪，反任命他为管理地方刑事的按察使（正三品）。
监生流连酒坊是不被允许的事，这则皇帝与监生巧遇的故事大概是虚构的，但洪武时期的国子监生确实备受信任，拔擢为户部主事（正六品）、监察御史（正七品）等高级文官者不在少数。国子监生除了读书，也常被交付各种任务，如学习翻译外文、丈量田亩、核定赋税、清查黄册（户籍册）、修治水利设施、纂修历法等。可见在体制尚不健全的明初，监生具有高度灵活的机动性，可随时供皇帝派任。
至明代中期以后，文官制度渐趋完备，任官大多要求进士资格，国子监生不再具有任官的优势。加上景泰年间开放捐纳，百姓只要上缴米麦，便可进入国子监就学，国子监内出现大量素质甚差的学生。竟有监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在试卷上答道：“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令人啼笑皆非。
多数监生只想捞得一官半职，无心于学业，国子监里人浮于事的情形下，有些监生到了五十岁还是没出路，被裁退回乡，便有一首嘲讽诗写道：“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回家早去养儿子，保了贤良方正来。”明代除了科举，仍保留荐举制度，诏举为“贤良方正科”即为八品官，所以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早知道监生当官这么困难，还不如早点回乡试试看荐举。
国子监生的任官流程图，据《明史·选举志一》制图
国子监生初授的官职多为地方上的首领官（掌管衙署内部事务的官员）、佐贰官（辅佐地方长官的官员），官品在九至七品之间。因此，许多监生仍不放弃举业，期盼取得进士资格，获取更高级的官职。但监生在两京读书，不便回乡就考，朝廷遂准许监生就近参加顺天（今北京）乡试或应天（今南京）乡试。
洪武十七年（1384年），即科举复办的那年，朱元璋知道不少监生高中举人，高兴地要礼部官员至监生的家乡张榜，说：“在京乡试，多有取中的国子监生，为他肯学，所以取中。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恁礼部出榜于原籍去处张挂，着他乡里知道。”后来为了不剥夺南、北两京士子的录取名额，朝廷另外专为监生设立保留名额，称为“皿字号卷”，“皿”即是取“监”字的下半部，作为代号。
总而言之，明代的官学教育有地方官学与国子监两种，唯有少数充场儒士不须经由官学就能参加科举，此外，大多数士子仍须取得生员身份，进入地方官学就读才能参加科举。在地方官学表现优异的生员，有机会通过举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就读，国子监生在明初备受器重，授职与升迁相对容易，成为科举之外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随着文官制度渐趋完备，以及开放捐纳入监，监生的优势不再，面对宦途壅塞的困境，许多监生又回到了科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