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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与各级学校统称为“官学”（或称“儒学”），顾名思义，就是由官府兴办的学校。除此之外，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国设立“社学”。社学是一种民间兴办的学校，招募十五岁以下的子弟读书，讲授礼俗、律令等内容，美其名曰使幼童沐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其实也是宣传政令的一种形式。从官方的政令中发现，朝廷屡屡要求地方重建社学，可推测社学并不成功。有些地方官失职，让酷吏收取费用，强逼民众入学，失去了兴学的美意；有些地方则受限于经费短缺，设立不久后学校就废弃了。
若以科举入仕为目标，作为预备教育的蒙学，主要以宗族兴办的“族学”或私人兴办的“塾学”为主，尤其又以族学最具代表性。宗族领袖会将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为兴学之用，因为让族人入仕为官是维系宗族势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经商之家，也会培养一两名子弟学习文理，准备科举。也有些富裕的家庭自行聘请塾师来家中指导，或者由具备文学涵养的长辈直接教导，这在文风鼎盛的江南相当常见。族学一般只收纳宗族成员与近亲子弟，课堂人数在十人左右。既然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就不太需要烦恼学费，良好的族学拥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饮食、课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应俱全，表现优秀的学生另有额外奖励。
童蒙教育依程度分成“蒙馆”“经馆”两种，前者是提供识字、生活知识一类的基础教育，后者则是为了参加科举而设。授课时间依学生而有所不同，农家子弟只能在农闲的季节上课，这种课程被称为“冬学”；不受农事时间限制的蒙学约在三月开学，秋季结束，亦有在冬季结束的。例如，清代中期一本名为《训蒙条例》的蒙学教材指出，为了使童子定心读书，建议从正月十五开课至十二月二十五结束，这期间除扫墓祭祖、缴税纳粮时暂停上课外，其余十个月的课程不宜中断。当然，这也仅是理想规划，大概只有富贵家庭才能达到如此完善的教育目标。
蒙学教育每日上课的时间和农业社会的作息一致，除了少数在夜间外，大多是从日出到日落。《易经》记载：“蒙以养正，圣功也。”这是说当万物初始的时候，将其引导至正确的方向，是一件睿智的事情。童蒙教育也是人格培养的基础，所以特别讲究礼仪，要求学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落实经典上的礼制，其次才是传授知识。授课先从识字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小学”读物，教师分段讲解大意与生字，有时在木片上写几个生字，悬挂在墙壁上，像单字卡一样让学童反复练习。每日放学前，学童须抄写及朗诵今日学习的文章，复习过后才准放学。这些读物多带有韵脚，利于学童朗诵，即使当下不能理解也无妨，趁着记忆力好的时候先背起来，待年纪稍长，便能融会贯通。
《新编对相四言》书影，出自香港大学出版社
学童稍微识字以后，便开始学习写字，临摹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字帖，体会他们的心境。字如人品，一点一画务必庄严方正，绝不能轻佻，而纸张剪裁应当不偏不倚，磨墨则不宜急躁，书法的每个环节仿佛都蕴含着为人处世的哲理。若将来成为一位学行兼优的名士，只字片纸都会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翰宝，所以书法是蒙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明代初期，用人强调实学，科举答题不拘格式，只要能根据儒家经典作答，写成散文或对句都没有关系。大约在成化晚期，科举考试的应答形成了严格的公式套路，称为“八股文”。相传八股文的流行与一位名叫王鏊（1450─1524）的官员有关，在王鏊纵横官场之际，他擅长的文体受到朝野一致推崇，逐渐变成一种作文楷模，最后成为科举的定式，所以明代中期以后的科举考生不但须熟读儒家经典，还要遵守八股格式。蒙学教育也特别注重作文，一个有志于科举的学童，五岁学习写字，十一岁左右就要熟背四书五经，开始作八股文，在他考中进士之前，每一次应试都离不开八股文。
宋代与清代科举皆有诗赋，清代测验的诗称为“试帖诗”，比起古诗还是有些不同，倒与八股文有几分类似，皆有很严格的格式，除了押韵、对仗，还要把题目里的若干字填进诗里面才算合格。因此，明清时代的蒙学课程中有一堂专门的“对课”，学习对对子，先从简单的词句开始，例如教师说“天”，学生答“地”；教师说“猛虎”，学生答“神龙”。掌握技巧后，便逐渐复杂起来。为了帮助学生作诗应对，市场上出现了《七家诗》等诗歌模板。
明代科举虽不测验诗赋，童蒙教育难道就不学诗了吗？倒也不尽然。思想家王守仁（号阳明子，1472─1529）认为诗歌可以帮助学童抒发情感，对学习发声也有帮助。并且《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幼学教材都带有韵脚，以利幼童记诵，《幼学琼林》甚至是骈文对句，这些教材都是创作能量的积累。可是家长总认为学诗是妨碍举业的歧途，禁止学童沉溺其中，浙江文人薛冈替人作书序时就写道：
现在的诗人看不起科举，不是真的看不起，其实是考不上。而现在考上科举的人又有作诗会妨碍科举的说法，这些都是因为个人好恶所产生的偏见。我小时候准备考科举时也喜欢作诗，教师却以妨碍科举为由，禁止我作诗，我只好偶尔偷偷地写一些。其实读书与作诗就像是风声与雷鸣交互激荡，掌握了方法就能互相贯通。
薛冈的经历想必是许多读书人的缩影，不少学子在幼年时已能写出令人激赏的诗词，却不被师长鼓励，待年长时回忆起当年情景，不免会有所感慨。作诗不仅是才华的展现，也是一种生活情趣，诗词可化为情感宣泄的出口，且容易引发士人群体的共鸣。许多人在举业无成后，寄托于诗艺，举办诗社交游，打造出一个独特的文艺交流圈，在其中寻找另一种人生目标。
明代文官向来视武官为莽夫，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之所以能够与文官往来酬对，正是因为他幼时就喜爱读书，能够写出风格豪迈的诗句，人们认为他的文采与当朝最有名气的文人王世贞（1526—1590）、汪道昆（1525—1593）不相上下，尊其为“词宗先生”。不只是武将，连商人群体中也有一派擅于作诗的“儒商”，借由文学创作，打破士商隔阂，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可见诗词虽然在蒙学中不被鼓励，但并不减其在社交活动中的重要性。
蒙学的教师通常有一两位，教导班上年龄各异（约五岁至十五岁）的子弟，遵循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根据学习进度而调整课程。优秀的教师以有效学习为目的，授书内容在精不在多，假如学童每日能学习两百字，便只教一百字，避免学童产生压力。有些教师把简单轻快的诗歌汇编成书，在学童倦怠时，让他们朗诵诗歌，恢复精神。
要将好动的幼童调教得知书达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清代初期的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科举屡屡落第，长年执业于教馆，写了好几篇抱怨的诗文。例如，他在《教书词》中写道：“教几个村童赛如猴精，白日里费尽心机，到晚来依旧蒙憧，《三字经》嚎的俺喉咙疼。”又在《塾师四苦》里写道：“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为什么教书苦呢？蒲松龄列举四个理由：一是工作时间长，上课又劳累；二是教书环境差，教室与桌椅不备；三是生活居所破陋，枕席与蚊帐残破不堪；四是膳食粗糙，经常吃青菜豆腐。约同时期的书画家郑燮（号板桥，1693─1766）也写了一首《教馆诗》，生动地描述了他考中科举前，在教馆的悲惨生活，诗云：
教馆本来是下流，
傍人门户渡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
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
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
遮却当年一半羞。
郑燮形容塾师是“下流”的工作，客寄在他人屋檐下过着惨淡的生活，活像是没有枷锁的囚犯。若教学轻松，家长嫌他懒惰；功课多的时候，又惹得子弟不高兴。幸好他考中科举，才可以脱离这种令他感到羞愧的生活。
除非有幸获聘至豪门巨贾之家，否则明清时代的塾师待遇大多不尽如人意。每年收入依学生多寡、塾师资历等标准，有着不小的差距，少者不到十两，多者则达五十两。多数塾师大概都如蒲松龄、郑燮一般，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教课之余，还替人署婚书、写状子、打官司，多赚取一点业外收入。
因此，读书人绝不会把塾师当成一种向往的志业，固然有些名士被礼聘到家塾执教，但许多塾师都是由还在考科举的士子兼职。只有自知再也考不上的生员，实在不得已了，才把教书当作一种职业。万历年间的福建文人谢肇淛（1567—1624），在笔记《五杂组》里写道：
现在读书时固然常常看到不认识的字，但就算是平常的字，也有许多人会读错，尤其是音调的第三声和第四声很容易混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小时候教书的塾师是村里的学究，传授了不正确的知识，学生长大之后也难以改变了。读书人写了几篇八股文以考取科举，对于儒家的经书典籍都弃置不管，谁还会去费力探讨呢？即使知道一两个不对的地方，可是周围的人都流传着错误的读音，就看不到改正的情形了。
“学究”是科举中“学究一经”的简称，指精通一种经书的意思，后来也泛指儒生，在明清时代则有浅陋迂腐的负面含义。谢肇淛的这段话，说明许多塾师的学问不佳，传授不正确的知识，反而误人子弟。
晚明的笑话掌故集《解愠编》记载了不少教师才疏学浅的讽刺故事，其中一则是主家以五十石（等于五千升）谷物为束脩聘请塾师，约定每误读一个字就扣谷一升，一年结算下来竟全部扣光了，不禁令人莞尔，这大概是瞧不起塾师之人所编撰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