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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年届不惑的朱元璋（1328─1398）在应天（今南京）登基，大明王朝迎来第一个春天。连日的阴霾，在登基大典这天一扫而空，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朱元璋的肩上，当他行告祭礼仪的时候，晴朗的天空看不见一朵乌云，观礼的人们都露出愉快的面容。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此时王朝尚未一统，元顺帝（1320─1370）的势力盘踞大都（今北京）；四方仍不时传来水灾、旱灾的消息；许多人民流离失所，未能回到家乡耕垦，又或者返乡后，发现原来的田地已被占据，为此朱元璋下令：“因为躲避兵乱而离开家乡的人民，若田产已被有力之家耕垦，官府应给予附近的荒田让原本的田主耕种。至于其他的荒田，也应允给人民耕作，并免除他们三年徭役（每年的义务性劳役）。”
因天灾导致无法缴纳税粮的农民，朱元璋不但免除了他们的税，还向他们借贷米粮。官员若是隐匿灾情，或是怠慢救荒进度，被朱元璋知道了，无不处以重刑。出身贫困的朱元璋，想起从前目睹百姓饥寒交迫、几欲求死的惨况，心中总充满无限悲痛。所以，他的思绪比许多读书人更清晰，他要求官员别像迂腐的儒者那样高谈阔论，当务之急是开辟耕地、减轻赋税与徭役，使民休养生息、户口增长。
朱元璋一方面安顿百姓，一方面也急着招揽人才。他征求天下贤才到京师（今南京），安排他们担任地方官，又听说有些学问渊博、才德兼具的高人对新政权心存顾虑而隐居山林，朱元璋特地请官员前去访查，邀请他们出仕。其实这些人是没有选择的，倘若拒绝朱元璋的好意，就是犯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刑法，要被杀头、抄没家产。江西有位名为夏伯启的儒士，不愿意出仕，竟将自己的手指剁掉，朱元璋对此很不高兴，便找借口将他给杀了。另一位名为杨维桢的老儒，是元代的进士，当明代官员找到他时，他哀求道：“哪有行将就木的老妇，又要梳妆出嫁的呢？”当时杨维桢已经七十多岁了，仍被召集去编修礼乐制度。
朱元璋又派大将军徐达（1332─1385）赴济宁（今山东济宁），务必要将孔子五十五代嫡长孙孔克坚（1316─1370）请出来做官。孔克坚称病不出，让儿子孔希学代替，朱元璋怀疑生病是推托之词，又传了敕谕：“天命所在，凡人不应违背。听说你身体不适，是真的吗？若没有疾病而装病，是不可以的，你再思量一下吧！”孔克坚只好跟着徐达回京城。不久，朱元璋在谨身殿召见孔克坚，对他说：
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官。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
《太祖实录》这段典雅的记载，是经过史官润饰的文字，孔克坚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将原话记了下来，当时的对话，颇为生动。原来朱元璋召见他时，先是问道：“老秀才，近前来您多少年纪也？”孔克坚回答：“五十三岁。”朱元璋又说道：
我看您是个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当，您常常写书与您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您家里不读书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您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
朱元璋不强求孔克坚当官，只要他读书立榜样，又赐给他一栋宅、一匹马，每个月给米二十石，约相当于四品官的薪俸。
孔克坚深受感动，后来在谢恩的奏疏中提到要将皇帝讲的话详细写成文章，表彰于后世。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命官员传话：“道与他，少吃酒，多读书。”于是，这几段带有凤阳方言特征的口谕全被孔克坚抄下来，刻在山东孔府的石碑上，朱元璋务实豪爽的个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广求天下之才，朱元璋又在洪武二年（1369年）命工部增筑国子监（原名国子学）的学舍，他说：“朕在困顿疲惫的时候，仍首先想到设立太学，招聘儒者来教育学生。现在已经聚集众多学者，校舍变得拥挤，不足以生活。所以令工部增修，必定要盖得明亮宽敞，使讲习、休息都有足够的空间，期盼培养出通达事理的人才。”
同年，朱元璋又下令各地方政府设立学校，延揽儒者讲授圣人之道。除了使百姓革除前朝蒙古人的风俗，恢复旧有的礼制，此举也与设立国子监的目的相同，皆是建立培训人才的机构。一如历代的统治者，朱元璋告诉天下臣民：“农业是衣食的根源；学业是求得学问的渠道。”他要求官员善尽督导之职，使百姓勤奋于农业、学生不要怠惰于学业，当百姓丰衣足食、通晓道理后，国家也就步入正轨了。
国子监位于京师，是中央成立的学校，等级属于最高级，而各地方的学校，则依照明代的三级行政制度，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其学力均属同一等级。《明史·选举志》写道，科举必定经由学校，而从学校起家可不一定经由科举。学校有两种，第一种是国子监；第二种是府、州、县学。府、州、县学的学生进入国子监，就可以得官，没有进入者不能得官。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考科举的人一定是通过地方学校考试的生员（俗称“秀才”），不过生员要当官则不一定经由科举，进入国子监后，也有机会被授予官职。
事实上，“科举必定经由学校”这句话不尽正确，《明史》是许多学者合力编写的，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之处。《明史·选举志》后面又说道，读书人没有进入官学者，称为“童生”。到了举行乡试的年份，偶尔收一两名资质特别好的，通过官学三场考试，就可以与生员一起入场考乡试，称为“充场儒士”。这就是没有经过学校就直接参加科举的情况，但毕竟不是主流，人数也相对较少。
入仕为官最主流的渠道就是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该制度后，近八百年来知识分子与王朝被紧密地维系在一起，通过层层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得以参与政府的运作。当学校制度确立后，朱元璋随即在洪武三年（1370年）开科取士，诏书略载：
朕现在一统天下了，才与老百姓共享太平日子。担心官员任用不当，会对百姓有害，但愿有贤人君子来为民服务。从今年八月开始，特别设立科举，以招纳胸怀才能、持守正道的人士。谋求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博古通今，文采和品质皆好、名声与实学相符之人。其入选的，朕将亲自测验他，观察他的学识，评定他的名次，任用他为官。有才学出众的人，便大力擢升，使全部官员都经由科举选用，非科举之人，不能为官。那些不务正业、急于求取名利之人，自然会改正他们的行为。
洪武三年八月初九开始举办乡试，三天考一场，共考三场，预计在全国各地录取五百一十人，但若某地的人才特别多，则可不拘泥额数，多录取几位。考中的士子，翌年赴京师参加会试，廷试（或称殿试）则由朱元璋亲自测验，最后录取了一百二十人。较为特别的是，有三名高丽（今朝鲜半岛）人来应考，不过只有一位名为金涛的考生中式，授山东东昌府安丘县丞。但由于不通华语，三人皆请求返回高丽，于是朱元璋给予他们丰厚的路费，遣派船只载送回高丽。
科举制度原定三年一举，然而天下初定，官多缺员，迫切需要人才，因此从洪武三年开科后，接下来连续两年也都有乡试，但不举办会试，中式的举人直接到京师等候任官。直至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告诉中书省（明初最高行政机构，统领六部）的官员：
朕设立科举，是要求得天下贤才，谋取通晓经书、品行端正、文采与品质都好的人士来任用，现在官员所选取的多是缺乏经验的少年。观察他们的文辞，感觉有些能够有所作为，但到了任用的时候，能把所学付诸实践的人却非常少。朕是真心要招纳贤才，却换得不切实际的文藻，这不是朕求取贤才的本意。现在各地的科举应当暂停，另外再吩咐官员推荐贤才，务必以有德行的人士优先，文采则是其次。或许可以使天下的学者知道方向，使读书人回归到学习的基本精神。
科举暂停之后，朱元璋又将求取人才的方向改回“荐举”，这回他要求“德行第一，文采其次”，锁定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顺努力、通晓儒学、德高望重的人，把他们征集到京师，按年纪给予官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授官对象大多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士，人数达三千七百多名。至于前几年考中的年轻举人们，都被送入国子监接受再教育了。
科举制度暂停近十年后，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令礼部办理重开科举事宜，要各地方学校准备，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八月举办乡试。规则与第一次相同，皆为三天考一科，共考三科，往后每三年一举，考试的年份称为“大比”。中举的士子可获得路费补助，翌年二月赴礼部参加会试，会试的科目与乡试一样，会试中者，三月再参加廷试。
明代读书人任官有许多途径，明初急需人才，故朱元璋多次命官员“荐举”人才。自科举制度稳定实施后，举人、进士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没有获取更高功名的生员，也能经由礼部选拔成为国子监生，谋得一官半职，称之为“举贡”。此外，还有一种称为“吏员”（又称“杂流”）的任官途径，是考核各级机构中的胥吏，将其升为官员。
科举、荐举、举贡、吏员是任官的四种途径，明代初期四种任官途径都被同样重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却只重视进士出身，既不流行荐举，举贡所授的官职也是属于较为低阶的。至于胥吏的地位就更加低下了，其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就被朱元璋批评心术已坏，不许应科举。
成化年间，甚至有吏员经过考核等待任用，但过了十二三年都没有被授职。如此看来，想要当官最妥当的方法就是考科举了，接下来将告诉大家该如何考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