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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许多江南的家族以务农起家，之后转向经商，累积了可观的财富，便鼓励子弟进学，往仕途方向发展，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浦东）的陆氏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陆深的父亲陆平继承了家族的贸易生意，长年远游经商，而陆深的兄长陆沔便扛起家计，主持家中的农牧产业。陆家将科举的希望都放在了陆深身上，因此陆深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其文章与书法在乡里颇有名气。
弘治十四年（1501年），陆深应乡试，其中策论出了一道时事题：“宗室日繁，而禄入不继。”陆深以“恩义”立说，认为皇家若无力泽被后世，则应当以义断恩，果决地裁省经费，过分的恩泽对宗室不是好事。此论点获得主考官的激赏，陆深被评定为解元（乡试第一）。陆深所在的考区为南直隶应天府（今南京），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亦是江南英才汇聚之处，能够考取第一，实属不易。
弘治十五年（1502年），陆深入京参加会试，结交了几位年纪相仿的朋友，包括名列“吴中四才子”的徐祯卿，此后两人经常互相切磋诗文；另一位好友名为严嵩，此人在嘉靖晚期担任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联手把持朝政，权倾一时。不过当时三人皆榜上无名，严嵩遂与陆深相约下次再来。三年后，三人俱高中进士，且皆列名二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殿试结束后，还会进行一项考核——在三百余名进士中拔擢约三十位文采出众之人，任命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储训为朝廷未来的重臣。馆选庶吉士的工作，一般由内阁大学士主持，但孝宗对其中两位进士特别感兴趣，派了宦官去打探，一位是陆深，另一位是徐祯卿。宦官向孝宗回报，徐祯卿相貌不好看，所以孝宗只钦点了陆深为庶吉士。
明代中期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要成为内阁大学士，必须先经过翰林院培养。换言之，在翰林院任职，且学问极好的陆深，仕途理应平步青云，但他性格刚直，不愿与宦官刘瑾沆瀣一气，因而遭外放至南京担任闲差。刘瑾伏诛后，陆深才有机会回到京师（今北京）任职，先后担任国子监司业、祭酒，并充任经筵讲官。
嘉靖八年（1529年）三月，陆深为世宗讲《孟子》时，讲纲被大学士桂萼擅改，陆深非常不悦。其实大学士本就有权审定讲纲，因为经筵是隆重的场合，适合讲古圣先贤的美事，不宜宣讲过于激烈或不吉利的内容。世宗认为桂萼并没有错，陆深却坚持己见，上疏主张讲官应当阐述自己对经典的见解，不可沦为阁臣之口，否则官员有事不敢言，皇帝就容易遭到蒙蔽。世宗读了陆深的奏疏，批评他险诈，以不敬为由，将其谪贬至福建担任延平府同知。
《孟子》虽为儒家经典，但涉及“以民为贵”的思想，讲学若有不慎，犹恐触怒皇帝，讲官大多不敢畅言。可是陆深选读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汤”讲述的是商朝建立前夕，本为厨师的伊尹利用烹调的机会接近君主商汤，后来成为重臣。这并没有宣扬“民贵君轻”的内容，为何世宗会批评陆深险诈呢？
原来世宗继位皇帝的过程，并不是常见的“父死子继”，而是采取“兄终弟及”制。孝宗传位给武宗，武宗没有子嗣，内阁大学士遂挑选了武宗的堂弟入继大统，因此衍生了一个问题：继位的世宗该认谁作父？多数官员认为世宗继承了帝位，就应该称孝宗为嗣父；少数官员则主张继统不继嗣，世宗的生父不变，只需认孝宗为伯父。桂萼属于后者，称了世宗心意，升迁的速度极快。显然，世宗认为陆深是借讲学一事暗指皇统问题，所以斥责他不敬。
这场风波被称为“大礼议”，世宗在登基后的前几年，屡屡因此与朝臣产生矛盾。规模最大的谏诤行动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两百余名官员集体于左顺门外伏跪、哭号，世宗命司礼监太监劝离，但群臣不理会劝阻，反而愈哭愈大声。世宗一怒之下，将他们逮捕治罪，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处以杖刑，有十六位官员被打死。自此以后，就很少有官员敢再上谏议论该问题了。
正德十六年（1521年），陆深因父亲逝世，回到家乡服丧，同时养病，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才被召回京师。君臣抵牾最为激烈的时候，陆深虽不在朝堂，但必定对左顺门案有所耳闻，尤其是翰林院的同僚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陆深遂利用经筵的机会借题发挥。
或许是因为“伊尹负鼎”的隐喻仅提醒皇帝注意别有心机的官员，并未挑动到最为敏感的“大礼议”之争，所以陆深没有被严厉处分。他很快就从同知（辅佐知府的官职）转任提学官（主持地方教育的官职），接着又高升参政（辅佐布政使的官职），最后当到了布政使（地方的民政长官）。因政绩出色，陆深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再度受到起用，先后担任光禄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等职，并扈驾南巡，至湖北视察显陵（世宗生父母陵墓）。在京任职四年后，六十三岁的陆深光荣地退休返乡。
陆深育有子女十余人，多因病早夭，只有一子一女长大成人。其子名为陆楫，自幼聪颖伶俐，读书过目不忘。陆深非常渴望陆楫能追随他的步伐，通过科举入仕，以维持家运。因此他提供各种资源帮助陆楫，经常将搜集到的书籍、试卷寄回家乡，并亲自挑选名师指导陆楫课业。但陆楫的文运不佳，陆深怀疑是家乡的文风不盛所致，所以用了一个巧妙的方式帮助陆楫。
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立皇太子，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可用“恩荫”的方式，让一名家族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陆深选择让已有生员功名的陆楫入监。他认为陆楫有了北京的学籍，乡试从竞争程度较高的应天考场换至顺天考场，应当能获取佳绩，对家族也是一件好事。可惜陆楫始终未取得更高的功名，陆氏家族自陆深后，直至明朝覆灭也没有再出过一个进士，只有旁系的陆起龙考中举人，其余不过生员而已。
明代国祚二百七十六年，产生了近两万五千名进士，陆深作为其中一员，相较于同榜的严嵩，其影响力可谓微不足道。但陆氏家族的故事正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缩影，许多江南的士大夫家族，本来以务农为主，当土地开发饱和、人口压力增大、收益难以维持家计时，便寻找新的出路，纷纷投入商业贸易，致富后鞭策子弟读书，期盼取得功名，以官僚身份的特权维持家声不坠。
然而举业（为参加科举而准备的学业）谈何容易？要参加科举，必须先接受官学教育与考核，许多读书人连最基础的童试（官学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朝廷为此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捐纳制度，既可缓解财政压力，又可满足读书人的入学心愿，有不少人都是捐钱进入国子监后，才考中科举的。即使如此，像陆深这样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的学生也宛如凤毛麟角。乡试录取的比例大约为三十取一，在陆深所处的时代，每次约取中一千两百人，他们还得与历年落第的举人一同竞争，最后只有三百余人能够成为进士。
陆楫虽然少习家学，展现了读书的天分，却无法达到父亲的期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考试除了实力以外，运气也是十分重要的。陆深乡试大发异论，正好与主考官的想法相符，所以被评为第一名。而陆楫亦是一位不落窠臼的人，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奢侈可以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倘若陆楫以如此标新立异的方式作文，大概不容易获得主考官的青睐吧！如何窥探出题旨趣，写出一篇令考官赞赏的文章，也是考生要面对的难题。
说到了运气，它可不仅是指考运，更包含了人生际遇。徐祯卿是有名望的才子，已经高中进士，却因相貌不佳，与庶吉士失之交臂；陆深的考运固然不错，但官运可就坎坷多了，先后经历宦官刘瑾乱政与“大礼议”余波，从清贵的翰林官谪迁至边区，所幸绝处逢生，在迟暮之年又回任翰林院。反观严嵩，虽无才略，却很会迎合皇帝，因此入阁成为首辅，长期把持朝政。可见在官场上，如何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以及和宦官集团共处，是京官不可不学的求生之道。
以上由陆氏家族的故事，概略地介绍了明代读书人从求学、应举、任官至退休的历程，其中提到捐纳、国子监、恩荫、庶吉士、内阁首辅等词语，读者可能一知半解，但不必担心，后文会有详细的解释。明代读书人为了中式（科举考中）想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以及在中式以后任官的酸甜苦辣，便是本书将要阐述的内容。
最后要向每一位协助本书的贵人表达由衷的谢意。暨南国际大学图书馆浩如烟海的馆藏，让我有机会寓目不少明代笔记史料，而唐立宗教授更赐示《馆阁旧事》《两闱类记》《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待轩先生遗集》等珍贵材料，使我在举业的趣闻上能有较多着墨。至于制度史方面，大多是奠基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包括吴宣德教授翔实的进士资料统计数据、伍跃教授的捐纳制度研究、汪维真教授的解额制度研究、林丽月教授的国子监生研究、滨岛敦俊教授的士大夫家族研究，以及邱仲麟教授关于试职、京官朝参、乡饮酒礼的研究，深受启发，不胜感激。
陈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