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是记录说话的,有详略的不同。时代愈古,记录愈简,这并非古人说话比今人简略,乃是当时记者记得简。记录得简或繁,是受书写工具的限制。如商代的人写字刻在龟甲牛骨上,非常费力而费时。周人用的是篆书,也是弯弯曲曲的,写起来不方便。秦时因为官狱和戍役,索性把难写的篆书改作隶书。但隶书方方正正的,一笔是一笔的,有波磔,还不够简单,于是有草书。那时候蒙恬军中发明鹿毛笔,写字便敏捷了。后汉蔡伦造纸,比以前所用的竹简缣帛又好写又经济,又便于折叠携带。用毛笔写字在纸上,遂维持了几乎二千年的应用。
我们叙述以上的历史,在说明古人记录的话之所以简略。简略虽简略,除对于虚字的省略以外,它对于当时说话的语序,还是保留着的。大约是汉朝人,他们去古未远,而对于古有向慕之情,于是有模拟古人文章的风尚。从此文言白话渐渐划出了一道鸿沟。同时,上流士大夫很受书本的影响,说话文绉绉的,这一种说话名之为“书语”。《隋书·荣毗传》说文帝起初与他的老朋友荣建绪商量一块儿享受富贵,荣不肯,后来荣去朝见文帝,文帝问他:“后悔吗?”他回答说:“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是个不读书的,说:“我虽不解语书,亦知此言为不逊。”又《隋书·李密传》述李密和宇文化及对战时,说了一套话,化及听了不懂,等半天才开口说“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语书耶?”
书语和白话不同的地方,不外乎“字汇”和“语法”。书语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所以它和说话所用的字眼不同;书语既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所以它和说话的语序不同。推溯书语,大约和孔子所谓雅言差不多,《论语·述而》篇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是引诗书的,那么雅言的对面是但道家常的俚俗鄙言。雅言是士大夫说的,俚俗鄙言是流俗的村夫走卒说的。自古以来,读书的人总是士大夫,所以士大夫既然在文章上求其典雅,又在说话上求其不俗。于是文言书语遂为士大夫专用的了。
近二十年的提倡白话文,当然想解脱掉死了的雅言,重新回复到坦白直率的白话。我以为中国的白话文,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古代,文言白话根本不分,但因书写工具的限制,用字简略,省去虚字。第二期当文言白话既分之后,无意间又出现了记录的白话,可有三类:一是宋学者解说道理的语录,二是以说书者的口气所写的演义评话,三是写出来给人阅读的章回小说。第三期是有意的白话文,也分三类。一是初解放时受“书语”影响的白话文,二是受“欧语”影响的白话文,三是受“译语”影响的白话文。
“欧语”影响,是说语言文字的欧化。也可以分字汇和语法两种。用外国语的字汇(翻译名字),在南北朝以后,已经有了。这种外来字汇之应用,并无妨于中国原有的语法。语法的欧化,则是根本采用欧语的语序、变化等等。中国语和欧语不相同,除非我们觉得以中国语为语序的白话文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欧化的理由。在中国旧小说中,已有不少例证证明白话文很能传情达意。这种传情达意的力量,虽在今日的人事之下,依然存在的。用白话文叙述科学的论文,容许有些困难,但我们还不曾尽量地试写过。每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乃是习惯累积而成的,它对于表现其本国本族的思想与情感,应该更适合更妥贴的。中国语法的简单,没有“时”“数”“性”“人称”等变化,正是中国语进步的优点。这已渐渐为人所公认了。
翻译欧语的书籍,常常不知哪样翻法才对。有用直译的,有用意译的,有似乎意译而语法又似乎欧语的。又因为译者对于原文的了解,往往不充分,所以其所译者形成一种既非白话又非欧化语的杂体。此之为“译语”。读者受其影响,模仿它而写为貌似白话文,而实际是不伦不类的。这种白话文,在一般专读翻译书的中学生们中间最为流行。
白话文而用书语,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一个读书人和乡下人谈话的隔阂,就是书语的隔阂。其中也是分两部分的,一是字汇,一是语法,而白话文中的书语影响,以字汇居多。
白话文中带书语,它和文言文完全不同。文言文以书语为字汇,以书语的文法为文法。白话文中所掺入的书语,往往只是字汇,而此白话文仍然遵守白话文的语法。书语在白话文中,如果有活用的好处,那是因为书语在句中,富有联想和经济的作用。
所谓书语,也是相对的。一因知识程度有高下,读书人的谈吐比乡下人多一点书语。二因地域方言的不同,某一方言地域多保存一点古语,这些古语在别一方言地域不存在,而只能见之于古书上,于是认作书语。三因时代先后,古书某一语到现代语言中或已不存在,或存在而易以别的字,如古语的“夫”今作“罢”之类。由此说来,所谓不带“书语”的白话是很难界说的。勉强地说,它是不带死了的“书语”(现在士大夫也不说在口中,一切方言地域都不通行的),不夹杂纯粹的偏僻的方言,而保存一般的俚俗鄙语。
由以上所述,我们得到一点结论:在今日书写工具和印刷术都很进步,我们可能较详审地记录说话。也因为如此,我们得以从容斟酌所写的是否合乎说话。在写白话时,最要避免的是欧语和译语的恶影响。书语在白话文中,只是一种特殊的字汇,它一点也不影响语法。我们应当以中国语的语序为白话文的文法,合乎语法便是合乎文法。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昆明桃园
(原载于1941年2月《国文月刊》第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