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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独自驾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的老人，至今八十四天过去，还是一无所获。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跟着他。可四十天没逮到鱼，男孩的父母便告诉儿子，这老头儿准是终于“倒了血霉”——意思就是“倒霉透顶”——于是男孩奉父母之命上了另一条船，在那儿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三条好鱼。男孩见老人每天都驾着空船归来，心里很是难受，总要下岸去帮他搬卷起的钓索，或是鱼钩、鱼叉，还有缠着帆的桅杆。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

老人消瘦而憔悴，颈后布满深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出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很深的勒痕。但是这些疤中没有一块是新伤。它们像无鱼可捕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如海水一般蓝，显得明朗而不认输。

“圣地亚哥，”他们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和你一起出海了。我们赚了点钱。”

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别，”老人说，“你上了一条好运船。跟他们待着去。”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接着有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逮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父亲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从他。”

“我明白，”老人说，“理该如此。”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但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男孩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捕鱼的家当带回去。”

“何乐而不为呢？”老人说，“毕竟那儿都是渔夫嘛。”

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动气。一些有点岁数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也没流露出来，只是客客气气地聊起海流，谈到他们把钓索送到海下多深的地方，还有一贯的好天气和见闻。当天得手的渔夫们都已回来，把剖开的大马林鱼整片地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头各由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去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那些逮到鲨鱼的已经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工厂把鲨鱼吊在滑索车上，除去肝脏，割了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条状，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的腥气便隔着海湾传过来；但今天只闻得到淡淡一缕，因为风向转北，后来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阳光明媚，十分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说。

“嗯。”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绪飘回数年之前。

“要我去弄点儿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必了。去打棒球吧。我还划得动船，罗赫略会负责撒网。”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打鱼，我也想多少给你搭把手。”

“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喽。”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了船，但没算好收线时间，它差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送了小命。还有印象吗？”

“我记得鱼尾砰砰地乱拍，打断了船上的座板，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狠狠推向船头，那里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到你用力棒打那条鱼，那声音就像砍倒了一棵树，而我浑身上下散发着甜丝丝的血腥味。”

“你是真记得这件事儿，还是因为我不久前刚跟你提过？”

“从我们第一次结伴出海时起，每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那双饱经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怜爱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的亲儿子，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荡，”他说，“可你有自己的父母，又上了一艘好船。”

“我去弄些沙丁鱼给你，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诱饵呢。”

“今天我还有些剩下的。都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上了。”

“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

“两条。”男孩说。

“那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偷呢，”男孩说，“不过这些是买的。”

“多谢。”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到了这般谦卑的地步。可他知道自己此刻正是如此，也明白这并不丢脸，也无损真正的自尊。

“看这洋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去哪儿？”男孩问。

“去远方，等转风了再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得想办法让船主人也开得远些，”男孩说，“这样，如果你真捕到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愿开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鲯鳅。”

“他眼神这么差？”

“简直是个瞎子。”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这玩意才伤眼睛哪。”

“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力不还挺好的。”

“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

“那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我有不少窍门。”

“我们把捕鱼家当拿回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可以拿了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用的工具。老人扛上桅杆，男孩端着木箱，木箱里头放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还有鱼钩和带杆鱼叉。盛鱼饵的匣子则藏在小船的船艄下面，那儿还有根棍子，用来收拾拖到船边的大鱼。没人会来偷老人的家当，不过把帆和粗钓索带回去比较好，毕竟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顺走他的东西，但他认为，留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在船上实属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沿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墙放下，男孩把木箱和其他工具搁在桅杆旁边。桅杆跟这单间窝棚差不多一样长。窝棚用大王棕的坚韧棕皮做成，内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泥地上还留着一处用木炭做饭的地方。在用纤维结实的棕皮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铜版的圣母图。这都是老人亡妻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他妻子的着色照，但被他取下了，因为他一看见照片便觉得自己太过孤单，照片如今在屋角搁板上那件洗干净的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男孩问。

“有锅鱼煮黄米饭。来点吗？”

“不了。我回家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行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什么渔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都要“演”一遍。也没什么鱼煮黄米饭，这点男孩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目，”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了鳍尾还净重四百多公斤的鱼？”

“我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你就坐在门口晒晒太阳，怎么样？”

“好啊。我有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