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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这个称呼在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是陌生的，我是直到上了学在课本上才知道奶奶还有另外一个叫法，叫祖母。她活着时我叫她奶奶，但是她死去了，似乎叫祖母显得更妥帖和敬重。就像是一个人从小被人猫蛋、狗蛋的叫着，直到老去了，但是他的墓碑上却刻上了“王建设”三个字，透露着威严和庄重，也算是村庄给予这个人最后一次的体面。所以，就让我用祖母来称呼她吧。
她姓郑名不祥，生于1921年，卒于1996年。记得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早晨，万籁俱寂，黑暗正欲隐去，破晓的晨光慢慢唤醒沉睡的生灵，就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晨，她却吐出了在这尘世的最后一口浊气，驾鹤西去。在凄婉的哀乐声中，我跪在她的灵堂前，想，有那么一天，我要写一写她的故事。那年我15岁，而她75岁。
不知道别人是从几岁开始记事的，我似乎是两岁，模模糊糊记得是弟弟出生的那一天，我在路上和堂姐玩，有一个婶婶走过来说快回去吧，你妈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我在堂姐的陪伴下，跌跌撞撞到家，看到她戴着一顶白帽子端着一碗汤向妈妈住的窑洞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今晚你和奶奶睡。”这个场景在我的印象里很多年，我曾经求证于爸爸，爸爸不相信，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也许吧，但是，我对于她的印象，真的是从她戴着一顶白帽子喜气洋洋的那天开始的。
她似乎特别悠闲，每天提着一个玉米叶编制成的草墩，坐在我们家的大院场边上，身边围着一圈的孙子孙女。那时我们还住在那个叫吴天沟的地方，半山腰的住所，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就是坐在场边能看到一村子的生活场景，谁家今天婆媳吵架了，来客人了，都一览在她眼皮底下。那时感觉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干活，不用写作业，不用挨老师的批评，只管坐在那儿吹吹风晒晒太阳，观观别人的生活。老师让用“如果……就……就……”造句，我写成“如果我是奶奶，就不用干活，就不用写作业了。”被老师打了一个叉，说你奶奶是地主啊！
她不是地主，出身贫农，嫁到了更为贫穷的婆家。结婚后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祖父就因病去世，留给她六个孩子和一个破烂的家。那时，她最小的孩子我的爸爸才五岁，孤儿寡母的日子在缺衣少穿的年代，肯定是不好过的。
北风呼啸的晚上，一老一少蜷缩在温暖的土坑上，听着外面游荡的寒风，一声紧一声地敲打在窗棂、门框上的声音。她感叹着现在日子的好，说再不用顶着风冒着雨出门了，然后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曾经的艰难，怎样踮着一双“三寸金莲”，每晚12点摸黑出门，然后从早胜翻一条沟过去，走到20公里外的正宁宫河街道。一路上没有行人，有的只是乌漆麻黑的夜，还有一些突兀地站在路边的树，它们顶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她。远处有狗和狼的叫声。
那时野兽很多，狼常常窜进村子里叼走小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消息，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也许就是她不愿意让大伯陪她去的原因，那时大伯已经十五岁了，祖父去世以后，实际上大伯已经和她一起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但是，在她的眼里，大伯还只是个孩子，在一头野兽面前，他脆弱得不堪一击。当然，还有一点，我感觉她虽然目不识丁，却很有智慧，她懂得那个“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的道理的”。她和大伯是这个家里的劳动力，如果她倒下了，大伯是可以顶上去的，而如果他们一起出行，路遇不测，那么这个家谁管？
总之，每次出行都是她一个人，手里拉着一根棍子，一个火把，顶着黑夜从宫河买回来一只猪娃，或者两只，再冒着晨雾回来。等她回来时，队长家的女人才会睁着一双惺忪的眼睛打着呵欠倒尿盆。她将猪娃赶在窑洞里面的一个地窖里，宝贝似的藏起来，然后等待早生有集时再偷偷赶出去卖掉，赚回来的差价就是娘几个的救命钱，买火柴，从私贩手里偷买一点口粮。当然这个买猪的和卖猪的活动都是在黑夜里偷偷进行的，因为被人抓住了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这些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缺了“顶梁柱”，外人的欺凌。当队长的二大爷和我们是邻居，也是家门父子，连“五服”都没出，但是派给她的活都是男劳力干的活，常常是别人敲锣打鼓回家了，她还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工地上完成自己的任务。家里走的路被他扎断了，娘几个每天爬着梯子上上下下。很多年后，二大爷来家里串门，想尝一尝她桌子上的奶粉，她把持着袋子硬是不给说“奶粉都一个味，有啥尝的？”父亲留二大爷吃饭，她老大的不乐意。父亲怨她，过去的事了，还老抓着不放，有多大意思。“你爸当时小，不知道她娘受的苦难，别人拉十车土我拉十五车，天天如此。人啊，坏起来真的没法说。”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对我说。
三叔是医生，有人来请他看病。据说当年三叔要去学医时，就是这个人死活不给开介绍信，还说“他家的儿子能学成医，路上医生多的能绊死人。”在她的再三坚持下，介绍信才要了过来，三叔的医生才当成了。她叮嘱三叔：“给他好好看，让他看看，我儿子也成人了，他今个求到我门下了。”
苦难的岁月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阴影，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祥和的，热情的。80年代乡下，要饭的还比较多，只要她碰到了，就会拉进屋让喝水、吃饭。还说“娃们没经过饿肚子的日子，那罪真不是人受的。”
她曾经对一盅黄豆念念不忘，那是六零年最困难的时候，大奶的儿子晚上饿得哇哇叫睡不着，大奶敲开了她的门，她从少得可怜的缸里舀出来一盅黄豆递给她。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盅黄豆。我对此很不解，问“人家饿你不给个馒头，给一盅黄豆干什么？”她说：“嘿，毛头小子掂不来公斤称，就是那一盅黄豆，也是我晚上饿得喝几次水都不舍得吃，留下来给孩子们救命的。”我鼓动她大奶再来时要要。
“让她还你一桶。”
“只借了一盅，哪能让人家还一桶？”
“那让她还你一盅。”“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在乎那一盅黄豆？”说完她自己也笑了。
“我儿子18岁就当队长了。”她说的是大伯，祖父去世时大伯14岁，那时已经算半个劳动力了，大伯生得高大，力气好，据说在生产队劳动没几年就当上了队长，这是一件让她引以为傲的事情。大伯先是当队长后来招工当了工人，二叔和父亲他们几个也都春笋拔尖似的长成了劳动力，那些曾经给她使过绊子的人都没有胆了，她的日子相对地平稳了下来。
但是，也就在此时，我大姑的婚姻却因为家庭暴力亮起了红灯。我那前姑父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个浪子，他将自己祖上留下的丰厚家业赌博挥霍一空，逼着自己的母亲带着弟弟改了嫁，然后把我大姑吊在地坑院的崖畔上打。70年代，离婚还是一件遭人唾弃的事情，大家都劝大姑忍忍算了，她却不依“难道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就不顾女儿的死活了吗。”村上的支书因为害怕那个浪子的淫威，不敢开介绍信。她从村上告到乡上，然后从乡上告到县上，要来了介绍信，带着大姑跳出了“火炕”，脱离了苦海。
“人是三节草，总有一节好。”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日子也到了活得最好的那一节了吧。那时，大伯已退休回家，二伯、三伯，还有我家，我们都毗邻而居。大姑也改嫁到了邻村，姑父虽然是个农民，但为人忠厚善良，待大姑和几个孩子都不错。分家时她秉承了农村人的习惯，跟了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但是不管谁家来了客人，那天的中午饭她总是作为特邀“嘉宾”参加的。七个孙子七个孙女是她引以为傲的事情。“王母娘娘才有七仙女呢，我一个凡人，也有七仙女，她谁个不羡慕我。”她满脸得意。“14个孩子哪一个不是在你奶奶的膝盖头上长大的。”爸爸这样说，但这些艰辛她却从来没提起过。
大伯曾经带她去北京旅游过，坐了飞机，看了毛主席纪念堂。“飞机28个座，我坐第6排第2个座。”八几年的乡下，从村东头数到西头，去过北京、坐过飞机的没几个人，这些都是别人羡慕她的理由，别人夸她“有福气”，她嘴上谦虚着，但是从脸上，我却看到了“心满意足”四个字。
她用“老太婆算账法”，算数算得特别快，她的记忆力也很不错。上一年级的弟弟趴在她旁边做数学题，做一个问一个，做完了还给我显摆：“奶奶算数学题，算得又快又好，从来不会出错。”家里的孩子，出生年月日她都记得牢牢的，一天都差不了。家里卖杏子，小贩拨拉算盘，她却已经报出了钱数，小贩说“老人家头脑清楚得很啊，您没做生意，做生意肯定是个好料。”她不以为然，说“晕头晕脑的女人才好命，像我这种女人克夫，要不然老汉咋那么早走了？”也许，在她的潜意识里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她喜欢打一种牌，我们方言叫“掀花子”。冬日的周末、节假日，早上起来她就早早烧好坑，吃过饭，一大帮孙子、孙女围在坑头，面前都放着数好的玉米豆，赢了输了都是玉米豆，“红娃子、黑娃子、一副驴”的叫声和笑声响彻了整个小院。在她的带动下，除过我和弟弟，其他的堂姐、堂哥们都是“掀花子”的好手，就连我那刚结婚不久的姐夫们来走亲戚，也都喜欢住一晚，和她掀掀花子。她不会在乎孙子孙女们的学习，那都是娘老子管的事，与她何干。她不厌其烦地想教会我和弟弟“掀花子”，堂姐说奶奶想收你做“关门弟子”。最后看我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对“掀花子”提不起兴趣，才作罢。
她抽烟，但是她自个不会抽，只有家里来了人散烟时别人给她一根她才抽。有一次三叔散烟，没给她，她生了气，从那时候戒了烟。“我自个养大的娃还知道刻薄他妈了。”她晚上睡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好久不理三叔。
她似乎有点偏心，最喜欢二叔，原因是二叔家孩子多，日子过得有点艰难。有一次二叔进她屋子拿东西，她拿着一瓶打开的橘子罐头硬要让二叔尝一口，二叔再也不愿意尝，将罐头狠狠放在了桌子上。“死倔，跟他死去的爹一个样。”她在背后骂。她最喜欢二叔家的大儿子我大哥，那是她在得了几个孙女以后才得的大孙子，“亲孙子真金子嘛。”每到寒暑假放假，大哥一回家，她就会赶我走：“你去你妈屋里住，你大哥回来了。”
那时候，人们走亲戚拿得最多的就是罐头和点心，这些东西她从来不会吃一口，等孩子们到齐拆开了让大家尝。偶尔会留一两瓶给我和弟弟吃独食。过年给孩子们压岁钱，别人都两毛，只有我和弟弟五毛，完了还叮嘱我们别让说出去。家里做了肉和好吃点的饭，她吃几口就不吃了，“娃们吃了长身体，我吃了长骨头还是长肉。”
她爱看戏，似乎哪一个村唱戏都有亲戚来接了他去。《窦娥冤》《穆桂英挂帅》《王宝钏十八年守寒窑》等等这些戏折子从小我就“烂熟于心”了，因为她有事没事就会讲给你听，想不记住都难。
每一年她都会去小姑家长住一段时间，因为小姑父在外地工作，小姑就打着需要她做伴的借口接她去尽尽孝心。当时我们村里的电线让一个小毛贼给剪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视看。每次从姑姑家回来好长时间，她总是感叹晚上太黑，不适应。
她老去好像是在一瞬间，前季父母在地里干活，放工回家她还能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到后季竟然慢慢拄上了棍杖，再到最后就是上厕所小便有了血。她怨小姑，说在她家时，小姑嫌晚上黑，让她在院子花园里上厕所，冲犯了土地爷。于是，她拉着弟弟在院子里四处烧纸，并捎信让姑姑在她家院子里也烧烧。
80年代的乡下，人们的医学知识贫乏，谁都不会想到，一个生了七个孩子（一个夭折）又没坐过一天月子的女人，妇科出问题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她快去世时躺在床上，爸爸问她还想吃点什么？她说“啥都不想吃，就想吃点西瓜。”那时地里的西瓜芽才探头探脑顶破地皮，连一朵花都没开，更别说长西瓜了。
她对一双皮鞋念念不忘，原因是过年时在兰州工作的堂哥回家，告诉她再回来时给她买一双尖头皮鞋。她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脚只有15厘米左右，她的鞋子都是姑姑们做的，那时的市场上还没有她能穿的皮鞋，堂哥也只是为了逗她开心信口开河来了一句，说完也就把这件事情忘到“爪哇岛”去了，但是她却上了心，说还没穿上娃买的鞋子呢。
那时我上初中，在学校寄宿，周末走时爸爸让到她床前再看看她，她说：“这娃心静，你要好好帮帮，咱女门里还没出过耍笔杆子的。”供帮其实就是支持的意思。
再回来就是阴阳相隔了，唢呐吹起来了，白纸升起来了，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取代了床上的她，所有的亲人们都来了。她生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送她的最后一程家人们也尽量让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为此，小姑父还包了几场电影。她已经有了重孙，在农村算是喜丧了。
如今，她已经走了有二十余年了，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的老屋已颓废不堪，甚至于整个村庄，因为地形偏僻也已被遗弃，村民们七零八落迁移而去，只留下一些古坟隐没在郁郁葱葱的树丛里。她的坟坐落在台庄，那是我们家的自留地，也是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坐在我家的院场边，她无数次地张望那里干活的她的孩子，还有地里的庄稼。那里同样埋着我早早撒手人寰的祖父，他们活着时并没有相伴多年，死后却长眠相伴永生永世。
她的一生，就像老家院落里的一棵树，祖父走了，一棵树的一半根系停止了工作，她只能尽己所能，将自己这一半的根系牢牢地抓住泥土，以便能够吸取更多的养分，供养给她的枝枝杈叉，让他们枝繁叶茂。等有一天她的使命完成了，她也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也许生命对于她来说就是走路，走不动了，自然就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