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意乎

出天花，于他是一份沉痛彻骨的记忆。短暂的爱情如昙花闪现，让他知道，人有时是拗不过命运的，但对于自己出天花这件事，他的自尊心不但没有打折，反而在内心筑起难以逾越的自强信念。不妥协，不迁就，天性依旧。

据顾氏家族记载，顾景舟的奶奶邵氏逝世于1934年2月15日。其时，顾景舟20虚岁。顾家的当家人走了，对全家的打击是巨大的。没有奶奶的日子里，很长的悲伤与落寞伴随着他，难以排遣。奶奶临终前，已经讲不出话，她只是以最后的力气，从枕边拿过一只她做的小水平壶，颤巍巍地放到他手里。这把壶，朱泥润亮，形态窈窕，而手法老到，制工尤精，是最具邵氏风格的力作。顾景舟知道奶奶的心思，她是要他把顾家壶风传续下去。

人，有时可以在一夜之间突然长大。奶奶不但是景舟制壶的导师，更是他人生的启蒙者。她的离去，让哀伤的顾景舟懂得，其实，奶奶并非不能长生，如果他能传承奶奶的正脉，那么她老人家就可以一直活在他的壶艺里。

毫无疑问，顾景舟此时的生活圈子尚很狭窄。蜀山“福康陶器行”徐祖纯家，却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徐祖纯通文墨，见多识广，懂陶器诸行，尤擅紫砂鉴赏。福康陶器行经营得法，生意好，人气旺，在蜀山陶业颇有声誉。徐祖纯，人称“三先生”，顾景舟很敬重他。按照同村亲戚排辈，他尊称徐祖纯的夫人邵赛宝为“姑姑”，由此，徐祖纯自然就是“姑夫”。徐祖纯的儿子徐汉棠、徐秀棠，后来成为紫砂界的知名人物，与顾景舟关系颇深。当时，他们兄弟印象里的顾景舟，就是一个文静的白面书生，便都叫他“景洲哥”。那时顾景舟最多20出头，他上蜀山南街徐家，隔夜总会请人来打个招呼：明天下午，大约何时，顾景舟专来拜访。这像是旧文人的礼数，也有自重的意味，而徐家得到消息，肯定会在预约的时间等候他到来。即使不在饭点上，徐祖纯的夫人也会准备一些应时茶食点心，如自制的面饼、面疙瘩之类招待他。顾景舟初来徐家时，总是把自己刚做下的茶壶让徐祖纯点评。徐祖纯历练紫砂江湖，阅壶堪称无数，三言两语，就会对顾壶做出一个中肯评价，让顾景舟心服口服。一次，顾景舟送来一把新制的“牛盖洋桶壶”坯，徐祖纯见了，惊呆半晌，一番意外欣喜，迅即溢于言表。此前蜀山窑场，说到“洋桶壶”，皆称储铭壶第一。在徐祖纯看来，顾景舟所制“洋桶壶”，有储壶底子，但整个壶体英气逼人，隽秀、挺拔、脱俗，骨格清奇，完全是对储壶的一种颠覆与超越。

“洋桶壶”的前世，一直可以上溯到明代，古称“四系罐”，顾名思义，乃是一种肩部有四系，用绳子拴起来的粗陶茶器。晚清时，根据“四系罐”脱胎而来的“牛盖洋桶壶”开始出现，所谓牛盖，是壶盖上左右两端有似牛鼻的两个大孔。坊间认为，此款系世人效仿美国洋铁桶的时髦式样，故称“洋桶壶”。亦有方家持有异议，认为此壶与美国洋铁桶并不挨边，确切的说法应是“桶样”，只因拗口，便将文字倒过来变成样桶，却又与清末民初时出现的美国洋铁桶暗合。于是，约定俗成的“洋桶壶”便在民间扎根了。旧时江南乡村，但凡有些身份或略有家资的，都爱去街上的茶馆吃壶茶，“洋桶壶”两端，安有两根轻巧的黄铜鋬，金亮的色泽象征富贵，又便于携带，壶客将其拎在手里，既方便，亦气派，是旧时江南宜兴一带男人的时尚。壶，就是茶客的身份，壶客们对饮茶之器的在乎与攀比，甚至比衣着穿戴还更讲究。常常在茶馆，一壶茶吃着，茶客们就会对各自的壶品头论足，有时气氛闲雅，有时却剑拔弩张，江南旧俗称其为“斗壶”。

顾景舟的“洋桶壶”，一出世，便显现其筋骨遒劲的不凡气度，贵有浓郁的文人意味，如西风独立，一扫早前奢靡、软沓的壶风。激动中的徐祖纯以他一贯老成持重的目光，越过顾景舟的“洋桶壶”，对着面前的年轻人，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出手不凡，必成大器。

徐祖纯决意为顾景舟的出道尽力。当时，一个默默无闻的壶手要出名，不但要有实力的窑户老板举荐，还要在几家主要茶馆得到诸家认可，有人肯掏出真金白银来买壶，方算成功。徐祖纯不动声色，开始一步一步实施他的“包装”方略。

旧时江南茶馆，是当地有身份男人的活动场所。凌晨三四点钟，茶馆即开张，茶客进门，必有热毛巾伺候；至于茶水，老茶客不必问喝红茶还是绿茶，座位与茶具都是固定的。城里乡下每天的新闻资讯，大抵从这里发布，其场景，颇如今天电视台的“新闻直播间”。等候在新闻之后的，还有茶客们津津乐道的娱乐版，评弹、说书、小热昏（一种流行江南的说唱形式），这些当时的“前卫”脱口秀，都是茶馆里固定的主打节目。

一日，徐祖纯在茶馆的众目睽睽之下，郑重地让顾景舟的“洋桶壶”登场了。

迅即，一些资深茶客见到顾壶，便发出一阵由衷赞叹。有人把储版“洋桶壶”与顾版“洋桶壶”放在一起比较，觉得储壶老到沉雄，顾壶清隽挺秀；气度上，储壶江湖味重一些，而顾壶则端正文雅，颇具超拔的文人气息。综合起来，喜爱顾壶的茶客，几乎是一边倒。眼力准，下手快，且有实力的藏家，马上提出一个实际的问题，顾壶值多少米？

民国江南，白米一直是城乡最坚挺的民间代币，时逢战乱，流行的纸币常常一落千丈，而白米才是活命的根本。通常，人们谈论一件贵重东西，不说值多少钱，而称值几担米。

关于顾景舟“洋桶壶”的价格，徐祖纯报的，就是五斗米的一口价。这个价格，轻轻地就越过了储腊根，在当时的蜀山窑场，也已相当不低。

“五斗米？”有人觉得偏高了，毕竟，顾景舟还是个新手。

“呵呵，嫌高的这位先生，不买可别后悔哦！”

如此，徐祖纯的老到精明，给顾景舟的“洋桶壶”问世，创造了一个旗开得胜的局面。

可是，真要让人心甘情愿掏钱买壶，也没那么容易。

有个民间版本，来自活到102岁高龄的陶瓷实业家、收藏家华荫堂。他99岁时回忆道，当时顾景舟刚出道，壶固然是好，价格也不低，但毕竟名气还小，愿意自掏腰包买壶的人，并不很多。徐祖纯在竭力挺他不假，可是，也要有人接招。有一天，华荫堂在蜀山桥头见到顾景舟，背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是4把茶壶，分别是两把“洋桶壶”，两把“掇子壶”。华荫堂问，出手了吗？顾景舟摇摇头。华荫堂看了看壶的品相，连声称好。说，跟我来吧。华荫堂把顾景舟领到自己家中，写了一张条子，说，这几把壶，我拿下了，每把5斗米。你拿好这张条子，去蜀山的任何一家米店，都会给你兑付。

米店拿到华荫堂的条子，二话不说，当即兑付。并且，很快将消息传开。连华荫堂这样的大窑户，也如此器重顾景舟，此人真了不起。

闻讯而来的人们，记住了一个有些瘦弱的背影。

现在，顾景舟从蜀山小街上走过去，已经有足够多的目光，在关注他了。

就是在闹哄哄的茶馆里，每天新鲜的各式资讯、话题中，会有一个关于顾景舟的条目。因为，茶连接着壶，而壶，是这里男人的一项身份。

用什么壶吃茶，这是个问题。为什么用顾景舟的壶吃茶，这是个新鲜的问题。

顾景舟何方神圣？何以击败储洋桶？茶客们最后热议的话题集中到一句话，谁是顾景舟？或许他生来就是个隐士，或许他根本就是一个名手的化名。

毫无疑问，徐祖纯的福康陶器店正在为顾景舟的茶壶悄悄登场提供着最有力的平台。面对着众多新老客户，徐祖纯预言，五斗米的价格，对于顾景舟的壶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鼓励顾景舟多做些。就茶壶而言，一定的量，代表着一定的质，多产才能扬名。蜀山窑场每日的茶壶吞吐量成百上千，这里面，能有几把壶是你顾景舟的？

三先生一片好心，但顾景舟有自己的想法。一开始，他所制茶壶数量就不高。出手，他是快的，但多做则不大肯。更多的时候，他似乎闲着，旁人并不知道，他在琢磨制壶之道，也是在养蓄清逸之气。蜀山茶馆，无疑是当地信息中心，父亲顾炳荣在这里出入，听到许多人对儿子茶壶的好评，兴奋于他，自然异于常人。五斗米一把壶的不菲价格，更让他心里像喝了蜜一样高兴。无论从哪一头考虑，他当然也希望儿子做得多些，更多些。

可是，多做必滥。顾景舟说。

20岁的年轻人，有一种难得的与生俱来的沉稳与冷静。旁人看来，几乎匪夷所思。家里的窘境，景舟知道，但他更清楚，如果贪多而滥作，他便会沦为那大路行货茶壶制造者队伍中无足轻重的一员。

有一次，顾景舟到蜀山茶馆找一位熟人，刚进茶馆，就听到一群茶客在谈论顾景舟的茶壶。其中，一位资深的老茶客拿着一把顾景舟的“洋桶壶”正在点评，顾景舟站在一旁，耳听其详。老茶客列举顾壶几大不足，说得有鼻子有眼。顾景舟直听得耳根发热，背心冒汗。平心而论，老茶客虽然言语偏激了些，但其评壶观点却不无道理，顾景舟猛然觉得，自己的壶艺功夫还很浅，待改进的地方确实很多。一股热血上涌，他几步上前，从老茶客手中拿过茶壶，奋力一摔，那壶顿时在地上变成碎片。

一个看似冒失且荒唐的举动，不仅让那老茶客，也让整个茶馆里的人吓了一跳，迅即哄成一片。

“哪里来的蟊贼？岂能如此无礼！”茶馆老板上前喝道。

顾景舟不慌不忙行了个礼，说：“我就是顾景舟，先生您刚才的话是对的。过几日，还是这个时辰，我会赔一把新壶给您。”

约定好日期后，顾景舟扬长而去。

几日后一早，顾景舟提着一把新出窑的“洋桶壶”，走进茶馆，交给已经守候在那里的老茶客，打拱离去。

果然，新壶让人眼前一亮。“顾景舟掼壶”的故事，一连几天，成为茶馆的头条新闻。

“现在，你们知道顾景舟是什么人了吧。”

徐祖纯知道了这件事，很是得意。

一件通俗的壶样，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意境来，改进版的顾氏“洋桶壶”，无疑更具饱满挺括的神气。后人曾经这样描述顾景舟早期的“洋桶壶”：

顾景舟的“洋桶壶”，造型上要求身筒直而满，不能有“瘦”的感觉。要做到这点，第一，拍打身筒时，泥料要硬和烂（即干湿度）刚好适合，泥条被拍打时处在“醒”的状态，整片泥条都很活，一气呵成，身筒才不会“侧”（就是一种凹瘪不圆整的缺陷现象）；第二，使用篦只这种工具时，首先对造型要求必须理解透彻——篦只要与造型匹配，才能使简单的直身筒有饱满挺括的神气。颈部厚薄，高矮适当，壶肩部凹线舒展圆润，形成端正雅致的气质，壶嘴与直身筒相配，从壶嘴的根部到壶嘴的出水处，线条和角度要贴紧身筒，却又能舒展出去，有力度。在倒茶时，出水线条漂亮，壶嘴不蜒水滴，这就要求搓壶嘴、琢壶嘴时，有精确的造型感。壶盖，是“牛鼻子”盖。盖上的“牛鼻孔”大小适中，椭圆孔边缘两根线条从盖顶到盖边，自然消失衔接，线条和盖子上的“牛鼻孔”，都处理得圆润而不失挺括。（高英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

牛，在江南民俗的概念里，是农家致富的根本，是一种力量和兴旺的象征。“牛盖洋桶壶”，则有抽象的比喻意义。你拎着一把壶，仿佛牵着一头牛，来的是牛劲，吹的不是牛皮，人家在夸你时，什么形容词都顶不上“真牛”二字。

一把在民间看来最为普通的“洋桶壶”，经顾景舟之手，变得清新脱俗而古风犹存，融文士气质与精良工艺于一体，既是实用茶具，又可供案头清玩。

以“洋桶壶”为标志，顾景舟在蜀山窑场迅即获得一席之地。

徐祖纯常常下乡收壶坯，顺便了解壶手们的行状处境。顾景舟得知后，便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将自己壶艺新作悉数拿出，请三先生点评，徐祖纯对紫砂茶器的见解，让他非常钦佩。而徐祖纯看顾景舟，则亦欣喜大于常人。天分与神工，是老天爷给的吧，但一份虔诚的专注、勤奋，也是一般壶手所不具备的啊。

关于顾景舟成名的年龄，至今存在不同声音。很久以来，紫砂界对顾景舟成名年龄的表述，一直定格在20岁出头。其依据，大约跟当年一炮打响的“洋桶壶”有关。但顾景舟后来的徒弟之一潘持平认为，与顾景舟后来的声望相比，20岁左右的他，尚不算真正成名，而只能说是崭露头角。因为，能代表他真正实力的作品尚未出现。无论如何，出师顺利的顾景舟脑子并不发热，因为现实生活是严峻的，连年饥荒，即便是江南这样的天下粮仓，也难免饥民遍地。虽然由于徐祖纯力荐，他的“洋桶壶”价，正由五斗米向一担米（即10斗，150斤）挺进，但是，连年歉收，许多人吃糠咽菜也填不饱肚子，而吃茶则刮油水，为食不果腹者所弃。据《宜兴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夏至之日起，宜兴地区连续40余日干旱，宜城西氿湖底干涸，几可推车行人。全县大部分稻田暴晒龟裂，禾苗枯萎，灾民超过10万人。这样的年景，捧着一把紫砂壶悠哉游哉的人，无疑是大大减少了。

这样的年景下，举步维艰的顾家如何缴纳主人的田租，又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顾景舟“多做必滥”的观点，正遭受着严峻挑战。事实是，即便你的茶壶真的可以卖到五斗米一把，但出得起五斗米买壶的人，却在一天天锐减。当饥荒像蝗虫一样扑面飞来，糊口几乎变成了日常的全部内容。有一天，顾炳荣从茶馆回来，以很久未见的兴奋表情告诉家里人一个消息：上海铁画轩跟他订了一批2角钱一把的小水平壶，货到付款，绝不拖延。

这是一个救命的订单。做不做呢？顾景舟无言。当然要做。别人想做，还没有机会呢。在全家人要活下去这件大事面前，顾景舟的清高简直不堪一击。

铁画轩跟顾家是世交。早先，老板戴国宝在世时，还给顾家介绍过南洋生意、暹罗生意。他收壶坯，还有一个规矩，在一般的商品壶上，壶手的图章是不让出现的。经他验收后的壶坯，会被送到附近的潜洛村再做装饰，打上铁画轩的印记。潜洛，也是当地壶村，是紫砂名手蒋彦亭的老家，其侄女蒋蓉，是与顾景舟同时代的紫砂翘楚。戴国宝在此专设作坊，由其亲戚李相荣负责，免除了中间环节，直接从艺人手中收坯，村上有龙窑，烧成方便。从这里出去的茶壶落款，有时是“戴氏”，有时则风雅一些，诸如“玉道人”“玉屏”之类。

可惜，戴国宝1926年便去世，他留下的家业，由夫人杨德宜女士打理。这个早年裹足的女人，秉承亡夫的务实作风，干练泼辣，与宜兴制陶诸家，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想象那很深的夜里，清冷无边，顾家还在忙碌。文人气，暂时咽回肚里吧，即便是商品壶，顾景舟也做得很投入，每壶必求精美、好用。一灯如豆，直到鸡啼。当时铁画轩的管家李鸿钧曾去顾家拜访，见到顾景舟做的壶，一惊。再看看，心下着实赞叹，一把2角钱的水平壶，居然也可以做到品相端庄、精巧玲珑，让人爱不释手。后来，顾家的壶底，打一枚专用的“自怡轩”印章。据顾景舟后来的徒弟潘持平考证，这枚印章，其实是铁画轩提供的，李鸿钧是个识宝的人，他觉得，顾家的壶，如此价廉物美，打“戴氏”之类的章子，有点委屈了。“自怡轩”名号起码不俗，顾家的人，特别是顾景舟，能够接受。对于铁画轩来说，好像开发了一个新品种。用“自怡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顾家的壶，和那些价格相似，品相却差出很多的大路行货，彻底区分了开来。

许多年后，一个偶然机会，顾景舟见到当年盖有“自怡轩”印章的茶壶，如遇故人，不免感慨良多。饥馑岁月里，那些聊以养家糊口的商品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从来不给顾家丢脸。相反，逝去的岁月，衬映着顾氏茶器骨子里的某种灵光。

22岁那年，命运又不动声色地给了顾景舟一次沉重打击。

对于今天的人们，天花已经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但在近一个世纪前的江南乡村，出天花，则是很多人难以逃避的一个劫数。所谓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症状为先发高热﹐全身起红色丘疹﹐继而变成疱疹﹐最后成脓疱。10天左右结痂﹐痂脱后留有疤痕﹐俗称“麻子”。英国史学家纪考莱把天花称为“死神的忠实帮凶”，他写道：“鼠疫或者其他疫病的死亡率固然很高，但是它的发生却是有限的。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在我们这里只不过发生了一两次。然而天花却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我们中间，长期的恐怖使无病的人们苦恼不堪，即使有某些病人幸免于死，但在他们的脸上却永远留下了丑陋的痘痕。”

据顾景舟家人回忆，顾景舟小时候接种过天花疫苗。按理，他完全可以躲过此劫，但病魔还是不可思议地降临了。

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顾景舟此时爱上了当地的一位姑娘，姑娘姓任，是陶刻艺人任淦庭的女儿。此女修身细腰，肤色白净，且粗通文墨，人和善，笑起来很甜，为顾景舟所倾心。但是，她突然染上了天花。旁人猜测，顾景舟或许与她有过亲密接触，故亦未能幸免。

任淦庭其时已是有名的陶刻艺人。而顾景舟，虽然小有名气，但一般人还看不出他日后的造化。况且，抟壶的艺人，实际地位并不高。按当时惯例，抟壶者被俗称“做茶壶佬”，而在壶上刻字者，则称“刻字先生”。据说，任淦庭当时对顾景舟并不看好。旁观者猜测，这是因为顾家太穷。稀奇的是，任姑娘虽然脸上添了几颗浅浅的麻子，但并不影响她往昔的风韵。不过，由于父母不允，她日后的夫君，并不是顾景舟。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最终还是缘分的力量。擦肩而过，是天下太多恋人的命运，顾景舟与任姑娘，也未能幸免。

当时，顾景舟连续多天高烧，浑身长满疱疹，人几乎虚脱，不省人事。全家人吓坏了。江南乡村里，出天花几乎是一个人成年前接受上天检验的必然劫难。命大的人，上天自会眷顾。而早慧的孩子容易早夭，也是民间一道恶毒的符咒。渐渐地，顾炳荣有了放弃的意思，含泪给顾景舟准备后事了，但妻子魏氏坚决不允。早先，奶奶在世时，但凡顾景舟生病，她会连续几天跪在院子里，向着上天祈祷。魏氏相信，奶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她最心爱的孙子的。

有一天，守在床头的魏氏突然惊叫起来，家人和邻居迅速围拢，以为顾景舟不行了。而真实的情况是，顾景舟突然睁开眼睛，以微弱的力气叫了一声“妈妈”。

顾景舟自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就像被埋到地下的一股土腥味。”

终于从病床上站起来的顾景舟，一度心境悲凉，这是难免的。他是个有着唯美倾向的人，俗世社会，人的貌相十分要紧。原先的一位白面书生，风度与仪表皆让人称道，但由于脸上出现了一些瘢痕，便变得有些沧桑老成。但是，如果细细端详，绝无颓废潦倒之态。

之后，别人在背后会怎么看他、议论他，顾景舟是知道的。内心的创伤，只能靠自己慢慢疗治。他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若是别人，遭受了这场意外的天花，身心必被重创。

此时他大概已经知道，同样出了天花的任姑娘，过后不久，已许配给了一名营长。坊间对此的解读是，顾家人多田少，日常生计尚捉襟见肘，而任淦庭夫妇当时烟瘾不小，家庭开支颇大。把女儿许配给有固定收入且体面的人家，是天下父母的本心。按这样的情形理解，顾景舟当时遭受的打击是双重的。任姑娘赠予他的，除了天花，似再无别的了。这是一份终身沉痛的印记，在当时，其痛彻的深度，可想而知。

后来，已成为营长太太的任姑娘，曾经约顾景舟见面，被顾景舟拒绝了。既已为人妻，何必再相逢？但有一次，顾景舟在蜀山南街，与任姑娘不期而遇，这次见面，既是偶然，也是巧合。

任姑娘说，对不起了，景舟哥。

看那眼角眉梢，一段恨，一段愁，一段无奈。

顾景舟说，不要说了，一切皆是天意。

任姑娘告诉他，由于夫君的队伍即日开赴江西，她当然只能随军前往。自此背井离乡，未知何时是归期。

哦！顾景舟叹口气，说，知道了，多保重吧！

那个苗条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蜀山南街的小巷深处。

任姑娘后来命运如何，当是后话。顾景舟对命运这样一种东西，大体上是认同的。世界上有缘无分的事，他能看开。对于自己出天花这件事，他的自尊心不但没有打折，反而在内心筑起难以逾越的自强信念。不妥协，不迁就，天性依旧。

嫁鸡随鸡，任姑娘跟着营长夫君去江西了。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在原来的轨道上，循序前行。熟悉他的人发现，大凡说到婚姻之类，他的口气是坚定的，没有满意的，宁可单身。凡此种种，塑造着他愈加清高孤傲的性格，也必然给他日后的婚姻增加相当的难度。 857+OkHWJkf7zxyfl4RTTXzpVgJKxd7DdhV7/KEb8DMhKepKtDvAsTf647lKA3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