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事件的奠基与历史的展开

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历史（Geschichte），而不是事件，但是，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从一开始就区别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使用的“历史”概念。马克思并没有将历史看成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在时间中的展开，而是将历史放在现实世界的地面上。不过，没有了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这样的动力，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如何将自己展现为历史？因为这种先验性或超越性的动力，历史的展开只能转向自身，转向内在的实在性，但费尔巴哈只能通过主体的感性直观来把握现实与实在。这样，现实中的事物，包括现实中的社会关系都被费尔巴哈直观为一种静态的存在物，无法让它们在时间中展开。换句话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这绝不是用历史概念来替代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那么简单。换言之，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准备在一种主体对世界的感性或静观中去感受世界的静谧和真实，而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出发，让具体世界中的事物，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展开，成为历史。但是，相对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很少使用“实践”概念。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的展开中十分重要，但是，过于夸大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势必让历史唯物主义重蹈青年黑格尔派的覆辙。这样，现实事物的历史展开实际上并不纯粹是主观向度的展开，即仅仅将现实世界看成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马克思也深刻地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某种不受主观性控制的物质性的力量：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 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³²⁾

在这段引文中，马克思已经明确表明了，历史在现实世界中的展开并不纯粹是某种主观力量造成的，这种主观力量（包括人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具体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的制约。不过，这种客观向度的变革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和匀质的历史发展，马克思看到，在历史发展中实际上有“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而这种“革命动荡”在一定时期会强大到“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为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位置。而历史的展开不是一种平缓而均匀的线性发生，历史的进程总是为某些现实的不可逆转的事件所打破，最为关键的是，这种事件的发生并不像一道闪电，转瞬即逝，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道痕迹。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革命动荡”并不是闪电，而是会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这意味着，在“革命动荡”，即事件的基础上，旧的世界的根基和架构被彻底打破，为即将来临的世界奠定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某种绝对精神或历史规律的展开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下，历史总是不断地被事件打破，它的规则和结构每一次都需要在历史事件之后重建。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马克思的事件观念之前，我们还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使用了“事件”（Ereignis）一词。这个词出现在《费尔巴哈》一章的开篇，马克思的原文是：“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 ⁽³³⁾

这里的“事件”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不是作为哲学的专用词语被提出来的，马克思在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事件”一词的使用，更多是遵循德语中的日常用法。不过，后来的海德格尔，尤其是在他晚年的《哲学论稿》中，从存在论的高度对“事件”一词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一旦存在（Seyn）真相的奠基者居于其下（Untergang）而奠基，那么诸存在物便稳如磐石。存在本身需要如此。它需要居于其下的奠基的东西，此外，无论存在物在何处显现，它都已经居有了这些居于其下奠基的东西，并将它们指派给自己。这就是存在本身的本现（Wesung），我们称之为事件（Ereignis）。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尺度来衡量存在与其所占据的此在之间不断变换的丰富的关系，也无法计算出事件发生的全貌。 ⁽³⁴⁾

尽管海德格尔关于事件的解释佶屈聱牙，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理解这样几个要点：

（1）事件是一种“居于其下”（Untergang）的东西。Untergang本义是下沉、沉没。但是如果在这段话里，将Untergang直译为沉没，就会感觉十分怪异。不过，我们结合海德格尔前面的一段文字来解读，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有时候，那些受到深渊（Abgrund）庇护的此在的火焰必然将深渊的奠基者化为灰烬，这样，对于人们来说，此在才成为可能，诸多存在物的稳定性才得到恢复，在大地与世界冲突中所敞开的国度才能让存在物本身得到恢复。” ⁽³⁵⁾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在事件的奠基之前，大地是一片深渊，在这片深渊之上，没有任何存在物可以驻足，任何东西都无法被言说。换句话说，为了让言说成为可能，让存在物得以稳定，就必须让某物落下或沉没，充当一个基础。这个落下的某物为此在、为人类敞开了一个国度，而只有在这个国度中，存在物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言说才可能发生。所以，总有什么东西“居于其下”，对世界进行奠基，也只有在这种奠基的基础上，我们的言说和此在才成为可能。

（2）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落下，居于其下成为基础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存在的本现（Wesung），海德格尔将这个本现称为“事件”。这个本现并不是本质（Wesen），海德格尔在这里使用的动名词形式，表明本现是一个不断发生并成为基础的过程。换句话说，对世界进行奠基的，不是某种观念性的本质，也不是等待着我们去追问的真理，而是一种在现象世界中不断发生的本现。这个本现不断地发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里体验和追问的在根本上就是本现的进一步发生（这个问题也隐藏在主导性问题之下），即本现的敞开。” ⁽³⁶⁾

（3）由于事件的沉没或居于其下成为基础，事件或存在的本现并不在我们的追问之中，用更为通俗的说法来说，事件因为居于其下而奠基，成为所有存在物和此在的尺度，也成为言说所有事物的可能性的基础。在这里，事件或存在本现的奠基，实际上类似于斯多葛学派的“可说之物”（lekton），有了这个可说之物，其他事物和存在物才能为它所度量，为我们所感知或言说。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本现让对事物的言说和判断、感知和领会成为可能，但是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这个沉没的居于其下的奠基物本身。它充当了尺度，但是它本身却无法被言说，正如一个尺子无法去测量自身一样。事件的发生，并不在我们言说的尺度范围之中，它的发生是非认识、非语言的，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可说之物永远不会在语言之前或之后被给定：它与语言同时兴起，然而，它却不能还原为语言。” ⁽³⁷⁾ 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任何尺度来衡量”事件，由于事件的奠基所产生的（或者说事件占据的）复杂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计算出事件的全貌。

简言之，事件就是各种不确定因素汇聚，并产生特定的奠基性后果。事件不是可以用概念或观念来形容的事物，我们不能将事件还原为争夺美女海伦的战斗，也不能将其还原为一次家族斗争引起的血战。事件本身的特点是奠定了我们所居留的世界的格局，但我们不能用现有的词语和概念去形容它。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二月革命的事件时强调指出：“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之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³⁸⁾ 显然，马克思也意识到，真正对事件的理解，并不在于用某种既有的概念和观念去形容它，因为一旦将事件的发生，还原为某种过去的辞藻，就意味着这种辞藻会掩盖事件的真实内容。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19世纪的革命和事件的价值正是在于，它作为一种本现为世界奠基，通过这种新的奠基，让一切旧的辞藻都被事件埋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的道理。然后，在事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许多新的内容涌现而出，这种19世纪的革命在事件的奠基中，呈现出内容的丰富性，这些丰富的内容已经不能用旧的辞藻去描述。而在此前，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那些经常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实际上不过是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的贫乏。而在1848年的欧洲，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革命的怒火已经燃遍了大半个欧洲，旧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基督教士还是资产阶级新贵）已经在这种事件的烈火面前哑然失语，他们只能用最残酷的手段去镇压不断从事件的裂缝中涌现的新内容。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展开，即马克思所说的“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的确，事件的奠基产生了新的内容，也必须产生新的辞藻。因为事件本身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在事件之外，无论旧的统治阶级如何用绝妙的辞藻（无论是“绝对精神”“唯一者”“自我意识”还是“意向性”这样华丽的词语）来消化事件，都只能证明他们仍然在事件之外。必须发明新的词句，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明的“无产阶级”，就是新的词语。在1848年革命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身体和斗争证明了自己的在场，也让自己呈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让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海德格尔才十分明确地指出：“唯有我们直接跳过了‘历史的言说’，历史才能生成为历史。” ⁽³⁹⁾ XR7kIKsJBuVkwnNIENmwuCZ8u6u5t52c5Vb4H+e/eIo2RKo5bXlO79p+GIonZh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