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萨尔河畔的樱桃树

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隐喻来表明他与费尔巴哈的区别。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

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²⁴⁾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年的费尔巴哈漫步在勃鲁克堡（Bruckberg）南部的伊萨尔河畔。自从他在1830年撰写了带有斯宾诺莎主义色彩的《论死与不朽》（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之后，他就被剥夺了纽伦堡大学的教职，只好搬到勃鲁克堡。他妻子的家族在那座巴伐利亚的小镇上有一家瓷器厂，让他暂时可以衣食无忧，潜心写作，来完成他未竟的批判事业。正是在这个小镇上，他完成了惊世骇俗的《基督教的本质》——一本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人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激进的人本主义立场，对基督教的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精神化的宗教神学。随后，他又撰写了《未来哲学原理》，从而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一种自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他力图将哲学的基础建立在现实和实在的概念基础上，从人的感性直观出发，去批判唯心主义的隐形的神学。在这个方面，费尔巴哈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正如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²⁵⁾ 的确，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似乎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一下子从天国拉回到大地上，也只有与大地相关联的感性直观才能让我们通向最真实的事物和世界，正如伊萨尔河畔的那些樱桃树，我们不必认为它们是形而上学的自我意识的表象。这种主张一下子让费尔巴哈站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面，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等人相信：“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原理界定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它就是对反对一切先验性力量的人类自由的肯定。” ⁽²⁶⁾ 费尔巴哈看到了樱桃树，他知道这里的樱桃树并不是什么无限的自我意识，也不是什么对人类自由的肯定；樱桃树就是以感性的方式与主体发生着关系，而正是在这种感性直观中，我们确定了樱桃树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费尔巴哈十分坚定地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就是一种新的神学，一种将最直接的感性神秘化的体现。于是，在《未来哲学原理》中，他才十分明确地指出：

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 ⁽²⁷⁾

显而易见，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贡献就在于从感性的角度重新确立了真正的知识和哲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这个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 ⁽²⁸⁾ 。费尔巴哈散步时在伊萨尔河畔看到的樱桃树成为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最有力的回击。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知识和科学，并不是建立在那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的词语之上，而是建立在伊萨尔河畔这些活生生的樱桃树上的。在费尔巴哈看来，正是对这些樱桃树的感性直观，构筑了主体和世界的关联，人在这种感性直观中获得了最现实、最真实的知识。

然而，费尔巴哈建立感性唯物主义的地方，也正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之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看到了这种感性唯物主义的问题之所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²⁹⁾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将感性当作一种抽象，从而没有从活生生的感性的人的实践角度去思考事物。也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强调了感性，但是他的感性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感性，并不是具体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的感性。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用一种抽象感性概念替换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已，并没有真正让知识和哲学降到最现实的地面上。这样，感知到伊萨尔河畔的樱桃树的并不是一种被称为“感性直观”的东西。这种所谓感性直观实际上离不开在河边散步的留着大胡子、戴着礼帽的德国人的目光。只有这个德国人盯着河畔的樱桃树时，圣布鲁诺的自我意识的魔咒才能被打破，世界才能回归到真正的现实中来。

不过，将抽象的感性直观还原为活生生的感性的人的实践，并不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实际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完成的。在前文引述的文章中，马克思也谈到了樱桃树，那些长在巴伐利亚州的樱桃树。马克思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活生生的感性的人，去感知伊萨尔河畔的樱桃树，是否就能够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费尔巴哈早出生几个世纪，他同样在勃鲁克堡的伊萨尔河畔散步，在那里，他将看不到任何的樱桃树，那时的伊萨尔河畔可能只有一片杂乱的草地，没有那些排列整齐、长满红色果实的樱桃树。换言之，如果从纯粹的自然的角度来说（“自然”概念也是费尔巴哈使用的一个主要概念），伊萨尔河畔根本没有樱桃树；甚至可以说，从自然生长规律来说，或许整个巴伐利亚州都没有樱桃树。而在伊萨尔河畔散步的费尔巴哈能够看到，或者说能感性直观到樱桃树的存在的理由是，樱桃树“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这个表达，它的德语原文是einer bestimmten Gesellschaft in einer bestimmten Zeit，其中的bestimmten的意思是“在内容上得到了界定”（inhaltlich festgelegt），这意味着，bestimmten并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在被界定的范围和内容上才具有效果。因此，费尔巴哈的樱桃树，实际上被界定了时间和空间，空间就是勃鲁克堡的伊萨尔河畔，而时间是一个更有趣的设定。换言之，曾经存在着一个时间，在那里，在伊萨尔河畔，没有樱桃树；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有史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萨尔河畔都没有樱桃树。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只能感受樱桃树在某一时刻的存在，但无法贯穿整个历史，将樱桃树看成普遍的历史现象。

后来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在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的表达ti en einai（是其所曾是）进行研究时，发现亚里士多德用了一个过去式en来说明事物的本质。对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使用一个过去式来表达代表本体论的界定“是其所曾是”，阿甘本给出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从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上的是或存在来界定实存着的事物的。这样，古希腊语的表达ti en einai代表着存在本身就具有一个内在的时间结构，即我们总是在当下的理解中，将一个“过去”和“当下”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只有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感知并谈论某个事物才能成为可能，用阿甘本的话说，“言说特定存在物的不可能性（除非对它进行命名）就会产生时间，并将存在物吸纳到时间当中” ⁽³⁰⁾ 。阿甘本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言说樱桃树，那么一定存在着一个可以言说樱桃树的特定时间。在这个特定时间之前，我们无法感知和言说樱桃树；只有某个时间段之后，樱桃树才能被我们感知和言说。这里产生了两个结果：

（1）由于言说特定事物产生了一个“过去”（不能感知和言说特定事物的时间）和“当下”（可以感知和言说特定事物的时间），于是，对樱桃树的言说展现为一段历史，单一的对樱桃树的感知展现为过去和当下的区别。在这个区别中，我们可以瞥见马克思将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轮廓。简言之，在费尔巴哈那里，樱桃树仅仅是作为一个事物成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它是任由感性直观剖析的静态事物；而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樱桃树不再是枯燥的、单调的感性对象，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构建，它将伊萨尔河畔没有樱桃树和有樱桃树的时间变成了历史，即过去与当下的对照。

（2）樱桃树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过去与当下的历史区别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樱桃树的出现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设定，而是一种现实的事件。也就是说，一定是巴伐利亚地区发生了什么，樱桃树才能出现在勃鲁克堡的伊萨尔河畔。存在着一个奠基性的事件，让费尔巴哈甚至巴伐利亚州的所有人都能在伊萨尔河畔感受到樱桃树的存在。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不是感性直观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个事件就是随着巴伐利亚州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有了食用樱桃的需求，樱桃树才从其他地区被移植到静谧的伊萨尔河畔，才能出现在费尔巴哈面前，为他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这样一来，樱桃树的问题不再是感性直观的僵死的事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在某个历史事件之后，樱桃树才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人们所感知，所认识，所言说。同样，马克思用这种历史的维度来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粗陋：“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 ⁽³¹⁾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事件中形成的，马克思通过事件（罗马的庄园、100年前的脚踏纺车、曼彻斯特的工厂）来彰显出历史发展的现实性和物质性，也只有在事件中，事物才展现出它与社会的具体关系，才成为我们感知和认识的对象。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势必包含着一个“事件”（Ereignis）的维度，也正是在“事件”之中，某个确定的感性直观的对象才能展现为历史的事实；也只有在对象性的“事件”中，才能展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维。 pvaV7rS7m/oCkmGl4ri9SYTbvNX58l1yJ1eVLMS7LJQGeBW1ugDM4XXHuZfghZj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