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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事件？今天为什么要谈事件？事件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近五十年来的哲学发展。在20世纪末，哲学研究实际上发生了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已经众所周知，从晚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开始，语言不再是枯燥的语义学分析，而是通过语言来塑造的社会关系和行为体系。这样，语言学转向的本质是语用学转向，或者说主体间性转向。因为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不同的主体之间达成某种一致或产生某种行为模式，已经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门显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标志性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不过语言学转向或主体间性转向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无疑夸大了语用学和主体间性的沟通的地位，从而用复数的语言交往的主体取代了笛卡尔的孤独沉思的主体，但是他们的思考仍然建立在主体相对于客观世界的优先地位之上。这样，他们无论如何强调“交往”，如何关注“以言行事”，实际上都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窠臼。
那么，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转向，这就是晚期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的思想，甚至最新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思想中隐含的“事件转向”。事件是一个建基性的事件，在事件中，并不是主体的沟通和交往奠定了此后的社会秩序。而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以及后来的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在某个不可逆转的事件中，在世存在的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关联于世界中各种存在物，人在世界中成为事件之后的架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或沟通交往的主体间性）从主观反面建构了世界秩序。世界是在事件之中产生的，这样，哲学的事件转向实际上将我们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重新拉回到唯物主义的根基上来。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真正最早从事件发生来思考唯物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中叶，当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角度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时，马克思却隐晦地将一个事件性维度灌注到唯物主义之中，从而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拉开了距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我们需要回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看看马克思是如何通过事件来超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的。